因为参与注解《正红旗下》,促我把文本认真地读了好几遍。读着它,似乎是在一个多世纪前老北京的胡同里漫步,走进了充满特色和情趣的旗人的世界,品味着老舍那独有的语言魅力。这种阅读体验让我醉迷,也让我思索。

显然,面前的这八万字只是一部鸿篇巨制的序曲,按字数算恐怕还不到全书的十分之一。《正红旗下》的时间跨度起于1899年,结尾大约应在1912年左右,因为辛亥革命(1911)一来,八旗制度就到头儿了。这其间一共十三年。写八年抗战的《四世同堂》是一百万字,《正红旗下》估计不会少于这个数儿。这不仅是因为比起来它的时间跨度多着五年,更因为它必将涉及好几个大事件:变法维新、义和团、八国联军、辛亥革命。这是个史诗的构架,它虽然是以“我”为线索却不是自传体小说的写法,它的视角是全知全能的,视野非常开阔,涉及的范围很广。读过这现存的前11节,不能不让我们对全书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及民族学价值有很高的期待,因而,对它的戛然而止自然会非常遗憾。“千古遗恨”,这不仅是冰心先生的也是大家共同的感慨。

那么,为什么老舍怀着巨大的热情写了这么精彩的开篇却又停笔了呢?

一般的说法是:它动笔在1961年底,因为当时三年大灾刚过,意识形态领域有了点儿宽松,文艺界是小阳春。可是没过多久,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又大讲阶级斗争,警告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风声又紧。随后,共产党又提出“大写十三年”,写旧时代的东西更不合时宜了,老舍只好停笔。

但是我又想,如果没有形势突变这个原因,老舍就一定能把它写完吗?

停笔的原因恐怕还不这么简单。我想,至少有四个坎儿老舍过不去。

一、危险的主题。

老舍是个社会责任感极强的人,他写《正红旗下》绝不仅要描述京城旗人的生存方式、习俗和心理,更要对这个民族的历史进行反思,而这个反思又必然有现实的针对性。虽然老舍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对极“左”路线有过屈从和轻信,但在内心并没有失去自由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本色。这些年,他亲历了一系列荒唐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和饿死三千多万人的三年大跃进,他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在大饥馑的日子,老舍自己的孩子也有浮肿的,他不能不揪心。更揪心的是耳闻目睹更大范围的灾难。全国的事他是无能为力的,在北京市他想自己还能说上话,向市政府建议给市民发麻酱票就是他的一个主意。多年来,有三部长篇他准备要写,此时所以选择写《正红旗下》,对民族大灾难的感受和思索恐怕是主要原因,因为满清这个曾经带着虎虎生气入关的民族,由于特权和专制走向衰败直到灭亡的历史,对今天是有借鉴作用的。

如果仅仅是要画一幅老满族的风景画和风俗画,即便阶级斗争的风声再紧,他也没有必要过分紧张。然而因为老舍始终是个自觉地“为时而著”的作家,他写满族的同时总要与现实比对,越比对就越自觉,也就越为这自觉担忧。正因为有这个创作自觉,心里有“鬼”,所以一旦“小说反党”“大写十三年”这些极“左”的威胁从上边压下来,尽管还没指向他,他也立刻明白不能再写下去,不然,抓住他的主题,说他影射当朝,随时可以置他于死地。

二、义和团他没法儿写。

义和团是书里的一个重要内容。山东王掌柜的儿子十成是山东的义和团,二哥福海这个主要的正面人物将来也会是义和团,而且是骨干。如果照实情写,众多的八旗官兵和不少王公贵族也参加了义和团。然而,义和团实际上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破坏性极大的邪教组织。它的发起虽然有正义与合理的一面,但它更有愚昧、极端、盲动和破坏的一面,而且愈演愈烈。陈独秀就曾说过它是“全社会种种邪说的结晶”(《克林德碑》)。它最初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号,后来被西太后利用来“保清灭洋”,成为了一次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

今天看来,可以说它就是西太后操纵的一次红卫兵运动。义和团和红卫兵有太多相像的地方。一样的迷信,一样的狂热,一样的敌视文化,一样的疯狂破坏,一样的祸国殃民,一样是被当权者利用。“文革”中湖南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就打出“60年代义和团”的旗号。当时,毛泽东为了表示支持红卫兵,就曾特意指示戚本禹在其执笔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中加强对义和团中的“红灯照”的正面评述(见阎长贵:《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怎样发动的》《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可见,把义和团和红卫兵作比较绝不是仅凭想象或好恶作出的简单的类比。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灾难。他们在盲目排外的反洋教活动中滥杀了很多无辜的外国人和中国的普通百姓,一般估计不下十几万人。不仅洋人要杀,信教的“二毛子”要杀,与教会无关的“三毛子”直到“十毛子”都杀。身上有支铅笔,有张洋纸,穿了双洋袜,都惹来杀身之祸。有一家人仅被搜出一根洋火,全家八口一个不留。同文馆是国家翻译局,那里的人学的是洋话,当然要杀。他们烧教堂,烧药房,烧制币厂,在前门外引起连片大火,昼夜火光冲天。……义和团滥杀无辜毁灭文化的暴行给老北京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老舍的心里其实有两个义和团。1960年他写话剧《神拳》完全是按照官方口径,依据当时发表的传说来写的,对义和团全盘肯定,热情歌颂。但对义和团坏的一面他并不是不知道。从小他就能听到北京市民的讲述,他也接触到不少有关的文字记载。据罗常培回忆,30年代老舍就想拿“拳匪乱后”(注意:是“匪”,是“乱”)的北平作背景写一部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罗常培还替他请了北京的父老讲当年拳匪作乱的情形,并且替他搜集义和团的材料(见罗常培:《我与老舍》)。

在构思《正红旗下》的过程中,两个义和团(官方宣传的和实际存在的)必在老舍脑子里打架。若是照官方观点写,当局会赞许,但历史失真,无法经受历史的检验,肯定是败笔。若照实写,与官方农民运动“好得很”的观点相悖,就不是小问题。

三、该怎么写教会?

历史上,西方的教会在中国曾经做过不少坏事,也做过很多好事。老舍当年受洗入教正是因为对教会有好感才想通过教会为民众做更多的好事。他英国之行也是由于得到了教会的推荐和资助。教会的正负两面他不会不清楚。但在已写出的《正红旗下》里边,作为教会和教徒的代表牛牧师和多老大完全是小丑式的漫画人物。如果是短篇或小戏,抓住对象的某一特征写是可以的,但在史诗性长篇当中如果这样写就有失公允。可是极“左”路线是不能违反的,老舍历史上又入过教,在当时是历史污点,所以更不能说教会的好话。这也是老舍解不开的矛盾。

四、对人物评价按什么标准?

是阶级标准还是道德标准?老舍实际上是按后者。这就很麻烦。特别是像定大爷这样的人物,极难处理,他却又是书里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定禄定大爷,原型即刘寿绵刘大叔,他是一个满清的官宦世家,大财主,却又是有正义感、爱国、为穷苦百姓散尽家财的大善人、宗月大师。1940年老舍曾满怀感恩之情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宗月大师》,纪念这位送他这个穷孩子走进学校,引导他向善的大善人。在那个年代这么写自然没什么问题,到了六十年代,如果还要这么写下去,至少是阶级立场问题,也许还会严重到难以想象。然而,若要把这位财主、老舍的恩人写成刘文彩、黄世仁,老舍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干的。这个坎儿他能过得去吗?

《正红旗下》是老舍酝酿多年准备用他的心用他的生命创作的属于他自己的传世之作,瞻望前面的路,等着他的是三个结果:

一、按官方观点写下去,必是败笔。
二、按艺术家的良心写,可能是“大毒草”,后果不堪设想。
三、戛然而止,把精彩的迷人的这段序曲藏在箱子里,等待也许有一天世道有个大变化,“在那个世界里,我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老舍:《梦想的文艺》,载《抗战文艺》第9卷5、6期,1944年12月),那时候,我再把它拿出来,痛痛快快地写完。如果,天不遂人愿,就这样吧,让它留下永远的遗憾。

这也许倒是最好的选择。

可惜,老舍没能活到他梦想的那一天,使我们今天只能赞叹这美丽的遗憾。

《随笔》总第185期 2009年第6期

B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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