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毕业,我得到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被保送上四中高中。我平时学习就很好,并没注意我那成绩可以得“金质奖章”。

四中的校风和育才中学有些差别,就像陈元总结的那样:以天下为己任。

到四中报到时,学校指定我做班里临时负责人,开学后就当上班团支部书记。孔丹和李三友也都是所在班的团支部书记。到了高二,我们认为,应该踏踏实实学习,学习好了,将来在工作中才能为国家做出贡献。我提出不当团支书,要求换换人,于是团支书就换了别人。后来搞“四清”,有一天,几个同学来找我说,你还得当团支部书记。随后就跟小政变似的,突然召开支部会,大家又都选我当团支部书记。我们几个又都回来了,由我们控制局面。

一九六五年,四中、六中和八中闹学潮--提出学校搞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这几个学校的学生都是串着的,闻风而动。北京市的中学本来不搞“四清”,学生闹起来直接给中央写信,为控制局面,北京市派来了工作组。他们怎么写的信,开始并没跟我们打招呼,我们是后来被卷进去的。

当时的主流思想,一是阶级斗争,一是“反修防修”。这两条给我们的影响很深,而学校的“四清”,正是把这两条结合起来了。当时挑头闹事的主要是高三的一些高干子弟,他们认为学校里有阶级斗争,有的老师出身不好,重点栽培出身不好的学生,而革命子弟被排斥,再就是鼓励走白专道路。他们由此认为,学校应该搞“四清”,搞阶级斗争。

我一开始不大接受这种观点,并不认为教育制度有什么大问题--我们都在努力学知识,学好了建设祖国;老师还是挺胜任的,再说出身不好的毕竟跟“地富反坏右”不同。但后来我也参与了。领头的是比我们高一届的学生。他们用一个不怎么求上进的干部子弟为例证:先是这同学是老革命的后代,而学校排斥他,不发展他入团;再就是有些学生开玩笑摸他头,嘲笑他,这反映出阶级情绪,是对干部子弟的仇恨。接着另一个班团支部书记召集开会,跨支部发展他入了团。我们都觉得那个团支书没条条框框,主持正义,是真正的英雄。在这一思潮影响下,我还写了篇作文,评论搞笑的哑剧“抢椅子”。剧情是有人刚往椅子上坐,另一人把椅子蹬掉,他就坐空了--互相拆台。在作文中,我指出这是在宣扬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四清”中,这篇作文被认为是有阶级斗争意识的好文章。

学潮越闹越大,很多高干子弟都参与了。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认为可能是中央有人借此整他,表现得很强硬,也很谨慎。他让万里、张文松牵头,最初把工作组放到学校外面,分别找人谈话,就像进了敌占区似的。后来工作组进了学校,软硬兼施。到我们班的工作组长孙岩,是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的夫人,延安老干部。她完全以前辈的口气跟我谈话,说你们这些孩子的父母我都认识,你怎么样?听说你刚开始不太主张在学校搞阶级斗争?这是对的嘛。她还表扬我说,这里就你政策把握得好。

后来万里在中南海训话,他嘲讽、调侃,语气严厉,底气也足,训得我们没脾气,只能静悄悄听。他说,你们老说红二分比白五分好,我看还是白五分好。后来,闹学潮的领头学生也挨整了。邱承光当时是主要的学生领袖之一,他很聪明,学习成绩出色。“四清”结束时,邱承光不断写检讨,总也过不了关。尽管高考的准备时间很短,却考得很好。

学潮结束后,在中学生中开始发展党员,孔丹和后来当过卫生部副部长的佘靖是一九六五年入党的,他们是北京中学第一批学生党员。我于一九六六年二月入党,与李三友同一批。马凯比我们高一届,本来要留苏,因生病没去成留校当老师,也是最早的学生党员。党员学生晚上也要留下来,跟党员老师一起开支部会,学习文件,跟老师的待遇差不多。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之前,学校基本上还是接班人教育--祖国进入了建设时期,就跟苏联小说《水泥》描写的那样,要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接班人的概念就是要建设祖国。中国的工业、技术还很落后,我们父辈是职业革命家,现在国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搞好建设。即便到了讲阶级斗争的阶段,我们的思想依旧。所谓“红二分比白五分好”只是个极端说法。我们那时候有个明显倾向:重视数理化,不重视政治课程。我的外文字典被翻得破旧不堪,可政治教科书却像新的一样。虽然我也能把政治考好,但知道那没什么用处。我们的目标都是清华工科,包括前几届学生也如此。从主观上讲,我们没有当职业革命家的念头,那不是时代给我们的使命。

那时候是有机会出国留学的,从我们上一届起,国家就开始派留学生,都是学外语。选的都是政治上可靠的,像我们这些人,如果想去很容易。可我们都不愿去,认为那不是主流,主流是学科学技术,只有学不好理工科的才去学文科,出去的并非最优秀。

这里所说的接班人,是个大概念,指的是我们第二代要接国家这个班,和毛主席说的党的领袖接班人是两个概念。少先队员每天唱的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就是泛指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文革前毛主席对教育路线所做的批判,对我们影响很深。文革开始学生的造反,就是把毛主席对教育路线的批评和阶级斗争的论述结合在一起,作为行动的思想基础。包括批判校领导,“破四旧”等等。就算我们这些人有分寸,基本上没参与“破四旧”,对校领导也没那么极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卷入了,虽然并不赞同某些方式。

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的社论,火药味十足。运动一开始,我们就感到问题很严重,彭、罗、陆、杨被点了名,又不断冒出知名文人。而江青在北大的亮相讲话和急转直下的形势,则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北大已闹起来了。江青出席北大的大会,赶上下雨,人家给她送雨伞,她说,我们没那么娇气,不要雨伞。还说,赞同我们的站到这边来,不赞同的就滚开。讲话的语调、会场的气氛,就像在进行战前动员。由江青出面,调子这么高,用词如此激烈,让我想到,中国的政局是否出现变数?或者说是毛主席有什么大想法、大动作了?

文革一开始,在中学主要批判校领导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派工作组,刚派下来没几天,毛主席回到北京,说工作组派错了,又宣布撤回。七月底,在北京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上,毛主席接见我们。当时,刘少奇检讨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邓小平坐在那里讲话,他第一句就说:“和大家平等,坐着讲。”毛主席突然走进会场,在主席台转了两圈就走了,也许是全场鼓掌雷动,没法说话。没几天,毛主席走出中南海,在府右街对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都在传递强烈的信息。那时社会上已开始乱起来,但尚未大乱。联想到党内斗争,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边”是什么意思?可谁也没有意识到文革是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顶多认为这些领导跟不上形势。

“北京四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是校领导垮台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等是副主任,委员包括各年级的代表。

傅洋、傅亮也在四中,我跟他们兄弟俩不太熟,彭真出事了,我们对他们一视同仁。后来我们“串联”去上海,傅洋还来加入我们的行列。不久,我们的父母也都先后出事了,当年没有几个干部是漏网的。看报纸就能看出名堂,谁上了天安门就说明还在台上,没有名字的就是下台了。

海淀区的中学成立红卫兵后,有很长时间,四中还没有红卫兵组织。可能是接受“四清”的教训,我们几个“校文革”的人不赞同成立红卫兵,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团结广大群众,更不主张武斗。那时候武斗的概念,还不是群众之间的打仗,而是打校长老师、打“地富反坏右”。

有一次,一帮学生搞突然袭击,把杨滨校长等拉去游街,戴高帽子。孔丹正召集我们开会,听到消息我们立刻冲了出去,拉起手拦着,不让搞过激行动。那帮学生就向校长和老师泼墨水,我们几个都被泼上了。随后,由孔丹主持开大会,他试图把秩序扭转过来,引用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说服学生:你们认为校领导有严重问题,可以把他入另册嘛,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批判他们。

杨滨是个老革命,我们一路保护,但也要有策略。我特别叮嘱看管杨滨的同学说,杨滨还有好多事没交代呢,不能让她自杀,也不能让她受罪,你们负责看住。那两个孩子尽力执行了。后来杨滨一直念叨这件事,直到临终还说,孔丹、秦晓、赵胜利保护了我。文革中四中的老师、校领导基本上都没挨过打,更没有自杀或被打死的,后来杨滨的儿子宋心鲁把这称为“四中现象”。

四中红卫兵组织是怎么成立的?是高一的学生刘辉宣,他算是比较激烈的,在会上叫板说,各校都成立了红卫兵,你们在革命大潮中相形见绌了。他提出要成立红卫兵。后来红卫兵中流行的那首“老子英雄儿好汉”也是他编的(文革后他以礼平的笔名写了《晚霞消失的时候》,对文革和红卫兵运动做了深刻反思,用真、善、美来认识科学、宗教和艺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顺势而为,我们成立了四中红卫兵组织,头头儿也是选出来的,记不清具体是谁,可能也是孔丹和我们几个。

文革开始时,四中只有“老红卫兵”一派,首领也都来自“校文革”。这一点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这些人都在学校当干部,受到传统教育的影响,有理性与秩序的意识,无法接受失控的混乱状态。

“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我们头天晚上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集结待命,第二天清晨在金水桥前维持秩序。上天安门是临时通知的,我们都没这个准备。后来有些不是首领的也上去了,队伍里不少人有意见,就乱了。孔丹上了天安门,我没上去,在金水桥前维护秩序。总理特别细心,他大概有所闻,就带着雍文涛(北京市市委副书记)等下来接见我们,说我代表主席来感谢你们,还和我们一起合影。总理在中间,我们簇拥在两边。金水桥一长溜人马,总理分段跟我们照相。后来我到新华社要到这张照片。

“八三一”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刚走下天安门,有个外地学生试图拦专车。红卫兵们认为卫戍区不负责,威胁到毛主席的安全,当场打了那学生。四中有个红卫兵,原是八一学校的。他上课经常犯迷糊,老师叫他起来回答问题,他顶撞老师说,你讲的是什么呀?我都听不懂,反倒把老师弄哭了。那天和卫戍区的争执中,他扇了黄作珍(北京卫戍区政委)一个耳光,把黄吓坏了,可他却成了“英雄”。

“九一六”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我上了天安门。上天安门时,廖汉生跟我们讲,不要争着跟主席握手,影响主席身体。那天有两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一,毛主席走过来时,举着手看着我们。我们离得很近,见到毛主席很激动,高声欢呼,但秩序尚好。不过让我惊讶的是,毛主席的目光中流露出不快的神情,凭我的直觉,其中包含忧虑、烦躁,甚至是厌恶。他就这样看着我们。面对这疯狂的场面,他恐怕也感到担忧了。这一印象非常深刻,我事后跟很多人都说过这感觉。

其二,就是毛主席跟刘少奇长谈。当时,我们站在汉白玉栏杆上,下边主席台上站了一排人,最中间就是毛主席和刘少奇。两人长谈主要是毛讲刘听。毛主席讲话时还打手势,好像是一场认真的谈话,似乎完全不顾及这种场合所特有的气氛。回想起来很奇怪,毛主席在和刘少奇掰的时候,怎么还会谈了那么长时间?到底说了些什么?

“西纠”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成立的。“西纠”成立的背景是:“八一八”主席接见之后,红卫兵热情高涨。北京二中发了一个“破四旧”的《通告》,中学生纷纷走出校园向社会冲击。第二天,《红旗》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林杰的《红卫兵是天兵天将》的煽动文章,让红卫兵更加狂热了。文化大革命也开始从一场政治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我们一方面受到很大鼓舞,一方面也对由此造成的社会混乱感到担忧。在我们的控制下,四中的红卫兵基本上没有走上街头搞“破四旧”。重要的是建立规则,控制局势。借鉴当年周总理领导上海工人起义时成立的工人纠察队,我们也想成立一个红卫兵纠察队。

“西纠”是在我家对面的“九三学社”开的成立会,我也去了。“九三学社”那时候已关闭。“成立宣言”几乎把西城所有的中学都写了进去。四中、六中、八中是发起学校。“西纠”总部最早就设在“九三学社”。从“西纠”总部走几步就到我们家了。经常是一大帮人,一窝蜂似的来到我们家。我母亲陕北人,特别热情,不管是谁都招待,来了就一起吃。后来“西纠”总部搬到别处,可住下两个“连”的人马,分别由四中和师大女附中组成。“西纠”的司令是孔丹,陈小鲁是副司令,董良翮是不是副司令,我记不清了。我是宣传部长,王向荣是作战部长,赵胜利是后勤部长。

宣传部主要任务是从政策上规范红卫兵的行为。前后发了近十号《通令》,还根据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时三湾改编整顿的经验,发了一个红卫兵整风的文件。作战部的作用,就是哪里需要维持秩序就去哪儿,比如地质部、北京车站,作战部专门组织人马去维持秩序,控制过激的局面。在地质部,“西纠”队员与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对峙了很久,使地质部免受冲击,同时保护了国家机密档案。

就像一位西方哲人所说的“没有秩序的自由比专制更可怕”。“西纠”的出现在社会上立刻得到拥护,也具有某种权威性。很多人让我们去解决问题。比如,西单商场卖《毛选》,革命小将说《毛选》不能卖,只能送。新华书店说,这是国家财产,怎么能送啊?把情况反映给我们。于是“西纠”发布了第一号《通令》,明文规定《毛选》可以卖。再有很多人的家被抄了,找到我们去解决。我们不主张抄家这种方式,专门发了一道相关的《通令》。还有,一些街道委员会、派出所,告诉红卫兵哪些人是“地富反坏右”分子,并鼓动红卫兵把他们赶回原籍。这些人被带到北京火车站,而原籍所在地不肯接受,北京也不接受他们再迁回,这么来回折腾。加上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北京火车站一片混乱。于是陈小鲁带着“西纠”队员到北京火车站去处理。

关于《通令》的内容,是我们共同讨论确定的,其中制止武斗、制止乱抄家的《通令》比较重要。当时,李三友的父亲(原北京公安局副局长)已出事了,我和孔丹都知道他的文笔很好,还是让他起草。“西纠”的《通令》大部分是李三友写的,我大概只写了两个。六中办了个《红卫兵报》,我们想收编它,谈判的过程很难缠,不过最后还是被我们收了过来,成为“西纠”的机关报。报纸都是找一帮人骑着自行车出去卖的。

“西纠”没有组织过抄家、打人。打人的事是怎么来的呢?在“西纠”成立前,社会上有流氓打了红卫兵,然后北京市召开了声讨大会,公安部门介入了,把这几个流氓五花大绑押到台前。会场气氛激烈,有人动了手,情绪一下就煽起来了,这一直接信号是,他们打红卫兵是阶级敌人反扑,红卫兵就可以打他们。那时街头的流氓根本不知道红卫兵的气势有多大,还以为地盘是他们的。后来据说毛主席批评了这次大会。

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孔丹说:你们红卫兵不能这么打人,把刘诗昆的胳膊都打断了,人家是弹钢琴的嘛,你们怎么这么过分?孔丹跟他说,我们成立纠察队了。叶帅说,好啊,我支持你们。有什么事,你们找我。这事据说是许明(孔丹的母亲,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报告给周总理了。周总理说,这事不能找叶帅,应该是我做的事。于是,“西纠”的住房、汽车、司机、厨师和相关费用,都是由国务院供给的。

“西纠”仅存在了两三个月。据我了解,“西纠”从来没有参加过中央上层的政治活动。要说跟中央挂钩,也就是周总理帮我们做了些安排。后来陈伯达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做红卫兵群众组织的领导。于是我们就集体辞职,参加“大串联”去了。我们走后,“西纠”总部的几个留守人员,并非我们正式委派的。有一次,陈伯达带人到“西纠”总部来。听说他挨个儿问他们的父母是谁,有人比较冲,本来就对“中央文革”一肚子气,吊儿郎当一边玩钥匙链,一边和陈伯达说话。戚本禹、关锋就说他不尊重陈伯达,双方戗戗了起来。陈伯达后来提出要看“西纠”刑讯室,“西纠”根本没这种地方。六中打人,我们是事后才知道的,为此两边戗戗得更厉害了。此后他们给“西纠”定性为反动组织。这样一来,曾支持过“西纠”的雍文涛、周荣鑫(时任国务院秘书长)、许明等都因此受到牵连和迫害。其实他们就是要整周总理。当时江青说,揪出“西纠”的后台会让你们吓一大跳。

报纸上点名“西纠”是反动组织,除了孔丹因“西纠”而被捕,并没有动“西纠”其他人。我串联回来,和徐晓东坐摩托车参加周总理在场的活动,摩托车手还是总理派给“西纠”的。会上,我们把“西纠”《通令》等材料递到总理手里,写了个条子说:“总理,怎么把我们打成反动组织了呀?你不是支持我们的吗?”总理结束讲话时声明:刚才有人给我递来关于“西纠”的材料,“西纠”的东西我从来没看过。他予以了否认。我们都觉得出于政治上考虑,保护周总理,就没再说什么。后来才知道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当初成立“西纠”,并非为了对抗文化大革命,而是为了整顿红卫兵内部的秩序,强调政策的重要性。面对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失控现象,我们深感忧虑。我们读过毛主席的《湖南农民动考察报告》,知道革命运动兴起,必定会伴随着混乱现象,认为可以通过组织、纪律去控制。“西纠”在这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不管是在红卫兵内部,还是在群众中,说话办事都挺管用的。“西纠”毕竟是四五十所学校认同的组织。而“中央文革”认为“西纠”有周总理的背景,是对着文革来的,最终把我们搞垮了。

陈伯达讲话后,“西纠”领导层集体辞职,于是我们一起出去串联。第一站大连,我们很受重视,市委书记、市长亲自跟我们谈话,希望了解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大连到了上海,就乱了。十月份开中央工作会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在上海听到中央开会的消息,知道中央出了大事,就从上海匆匆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已感到,毛主席打倒刘、邓的意图已很清楚了,不过我们还是基本上认同毛主席。当然不是简单地认同,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这一拨,在打倒刘、邓的过程中也都被冲击、被打倒了。很难想象我们的父母是坏人,但只能坚信毛主席,不可能去挑战他。那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内心纠葛:毛主席把文化大革命搞成这样,打倒所有的老干部,让江青抛头露面。我本人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打倒走资派”打心里有所抵触,但并没有转化成自觉意识。如今不再是什么“地富反坏右”、“破四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是打倒“党内走资派”。

我们第一次出去串联,没有明确目的,也没有煽风点火,只是为了走马观花。第二次我和孔丹一起去串联,那次去是为了调查、了解“中央文革”的问题。我们先去广州,一路上有两件事印象很深:一是广州八一学校的某些干部子弟开始堕落。由于被冷落被打压,变得十分消极,他们从楼上往下摔自行车,吃喝玩乐。二是四川、湖南等地,一些工人组织被打成保守派,出现工人与工人之间武斗的现象,这是我们思想上不能接受的。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是基本群众,我们党依靠的对象怎么形成一派保守、一派造反的对抗局面?

我们对这种状态很担忧,就跟九九说,九九就跟选宁说,选宁向叶帅反映了这些情况。叶帅说,你们能不能搞个材料来?我们就写了个调查材料。后来我们被四中“军宣队”隔离审查,主要就因为这件事,说我们几个是去搜集“中央文革”的材料。当然,也把我们到地质部去保何长工的事,以及后来跟北航“八一纵队”的苏晓前、赖锐锐、孙茜玲在一起开的会,全部记录在案。“八一纵队”因反“中央文革”也被打成反动组织。

我父亲被打倒得比较早,而且定性很严重。当时科学院有个叫王锡鹏的造反派,他夺了院党组的权,科学院党组把他的做法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来戚本禹插手,给他平了反。院党组开始时还能维持,因为张劲夫在科学家和群众中威望很高。后来院党组就控制不住了,造反派们开始冲院领导办公所在地。张劲夫连待的地方都没了,就在我们家里召集了一次党组会。我妈妈把窗帘都拉上了。其实,那次党组会并没做出什么决议,大家只是交换信息。而这次党组会就成了秘密的黑会。“中央文革”企图从周总理手中夺科学院的权,总理见很难保住张劲夫,可又要掌握控制权,于是采取主动,比他们更左,直接宣布了“张劲夫反党集团”,包括党组成员:张(劲夫)、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郁(文)等。随后,周总理又派刘西尧到科学院担任他的联络员,把科学院实际控制起来。他和“中央文革”也是寸土必争。科学院还有那么多科学家,国家还有那些大项目,乱起来可不得了。反党集团的罪名可比“走资派”厉害多了,不过,这个反党集团成员都未被抓,只是隔离审查。

宣布我爸爸是反党集团成员后,先抄家,再扫地出门。搬家时,我正在外地“串联”,是家里几个孩子和同学用平板车搬的。分给我们一个大杂院中三间小房,男的住一间,女的住一间,我父母住一间,我母亲睡在柜子上。就这样一直落魄了好多年。我姐姐和陈昊苏谈恋爱,张茜(陈毅夫人)说要到我们家看看。其实她为了表示主动,不摆架子,还在我们家吃了饭。有一次,我和我爸爸搭王震的车回家,王震说,我到你们家去看看。我爸爸说,我们家破破烂烂的。他说,就是要看破破烂烂。我爸爸被“解放”后,任科学院革委会后勤组组长。周总理知道我爸爸出来了,有次开会还专门问,秦力生呢?我爸爸站了起来。总理说,你为什么坐到后头?你要坐到前头来,你这个老干部现在要承担起责任嘛。对周总理的用心良苦,我爸爸心知肚明。

一九六六年底,我琢磨,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是什么?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关于资产阶级路线的定义,就是“依靠少数人去反对多数人”的路线。我说,“中央文革”不就是这样干的吗?不就是在依靠少数人反对多数人吗?于是我得出结论:“中央文革”在推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刘少奇推行的资产阶级路线是一回事。

我把这个观点告诉清华附中的卜大华、张小宾等人。我没有参加“联动”成立大会,但开小会时,包括宫小吉起草宣言,我跟他们酝酿过,他们也接受这个观点。于是这个观点就成了“联动”宣言中的一句话:团结起来,反对“中央文革”推行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年冬天,在北京展览馆开过一次大会。“老红卫兵”已被排挤,但还未退出舞台,也不甘心成为非主流,就开始折腾,包括“联动”在内。那次大会上,我、王向荣、戴小明上台讲了话,我提到“中央文革”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台下陷入疯狂状态,掌声雷鸣,众人狂呼: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那时“老红卫兵”中还没有直接对着毛主席叫板的。大家对毛依靠江青到处折腾,把社会搞乱、整人这一套是不理解的。但无论如何,大家对他还抱有崇敬和幻想。

一九六七年上半年,孔丹被放了出来,我们开始理性地调查文化大革命,调查“中央文革小组”。我们认为中国是让“中央文革”搞糟了,毛也有责任,但没想太深,也未直接质疑毛。后来我们办了个小报《解放全人类》,主要是想清理红卫兵的思想、红卫兵运动,为此还到外地调查。第一篇社论由孔丹主笔,标题是“从解放红五类到解放全人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体现出理性的反思。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解放全人类》大概出了三期。

当时,“四三派”成了运动的主流,我们成了非主流。只要上面来什么运动,我们就挨整、写检查。现在一些当年的“四三派”的人写回忆录,讲的多是文革前和文革初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他们所受到的歧视和压制,但对他们在夺权后,紧跟“中央文革”,表现出更激进的思想,对“老红卫兵”的打压却闭口不谈。他们长期深受阶级斗争思想、制度的迫害,但一旦翻过来搞的还是阶级斗争那一套,到现在都不觉悟不反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根源及影响还缺乏更深刻、更理性的认识。过去我们在四中威信一直都很高,心里看不起那些“四三派”,也不买他们的账,他们也拿我们没有办法。有一次,我和孔丹去校广播室,宣传我们的观点。正好是副校长在广播室念他的检讨,我们俩冲进去抢过麦克风就讲,由孔丹主讲,但很快就被他们掐断了。我们当时就是认为“四三派”怎么能当权呢?“中央文革小组”怎么能领导呢?后来学校“军宣队”搜集了很多材料,认为我们反文革、反“中央文革小组”、反江青,把我们抓了起来。

抓孔丹挺有戏剧性。那天他正在李三友家的大杂院里与三友下围棋。领头的就是现在一个号称经济学家的“四三派”小头头儿,他长得瘦瘦的,像只螳螂。他本来冲李三友来的,没想到孔丹也在,一下愣住了。他第一反应就是两手一前一后举起来,大叫一声:大家不要动!活脱脱一个舞台亮相动作。孔丹问他,怎么了?他说,抓你们来了。孔丹说,是吗?就你们?抓我们来了?孔丹后来老学他这个亮相姿势。

抓我的时候,我正在家。我们住的是大杂院,院套院。前院的听到有人正打听秦晓,见架势不对,就跑过来对我说,有人抓你来了,快跑吧。我说,跑什么跑,不跑。紧接着进来一帮人,有学生、有老师,还带着居委会的人,进来就宣布“军宣队”拘留我的决定,还搜走了我写的文章草稿。他们说,凭这几张草稿,就可以认定你的观点是反动的。我当时以为会有戴镣长街行的感觉,豪气顿生。出门一看,没车。我心想怎么没车呀?只好走路,走了好远才上无轨电车。我对他们说,我可没带钱,你们买票吧。真窝囊!一点都没显出英雄气概。

李三友是高唱着《红灯记》中“临行喝妈一碗酒”进来的,一听我就知道他到了。那次一共抓了四个:三友、我、孔丹,还有刘辉宣。我们被关在学校。第二天,我们提出来要锻炼身体,先是跑步,一个人带头,其他人跟在后面,跑到中途就互相串供。关我的那小屋对面是厕所,我在屋里坐着,孔丹上完厕所,用手指指,孔丹走后,我上厕所,取走他留的纸条。孔丹还给我送西瓜,在西瓜里放个条子。串供后把什么都推得一干二净,就跟共产党搞地下工作似的,死活不认账。他们在我妹妹的笔记本里找到一首反“中央文革”的诗,是京工附中李丹刚写的。我就利用他们让我回家取东西的机会,跟我妹妹说,你就说“串联”时一个陌生人给你的,你抄下来,那诗也看不懂。我们反正一问三不知。大概关了两个多月,就不了了之了。可还是不许我们离开学校,说你们都是党员,等到运动后期处理吧。

我们被放出来不久,学校开始分配工作。第一批是当兵,第二批当工人,工厂在偏远的青海西宁、乐都。我们根本不敢奢望。第三批是北大荒,我们还真跑到东北农垦兵团驻北京办事处去,要求报名去北大荒。人家后来答复,我们了解过你们的情况,你们是危险人物,是要受控制的。北大荒属于边境地区,万一有点闪失,你们不就跑过去了?我们负不起责任,你们还是回去吧。最后,我明白了学校的意图:你们几个甭想走,得好好整你们。

一九六八年十月,去内蒙古插队的师大女附中刘进回京买文具和生活用品。她告诉我们,内蒙古老乡有多么热情,草原有多么美丽浪漫。我们在北京被整得灰头土脸,再说总要寻求新的生活吧。记得小时候,我哥哥弄来个烧饼夹羊肉,因为是凉的,吃得我差点吐了,此后我就再也不吃羊肉了。有一次,家里骗了我,包羊肉饺子,却告诉我是猪肉馅的,被我吃了出来,就发火不吃饭了。以后我们家包饺子,都是两种肉馅。可要去内蒙古就非要吃羊肉不可,这关过不去,在内蒙古根本无法生存。我一咬牙,到西单商场饺子铺吃了顿羊肉饺子。一下吃了两盘,感觉还行,就决心走了。从此跟羊肉结下不解之缘。

离开北京倒并没有什么思想波折与浪漫情怀。尽管如此,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还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过去的革命家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再说解放后农村也搞过“四清”运动。要了解中国的社会,先要了解中国农民的情况。

我们扛起背包就走了。坐火车、坐卡车辗转两三天才到达内蒙古阿巴嘎旗。一到那里,就有一种解脱感。我和三友、冯江华、路书奇、狄阜平五个都是四中的,彼此熟悉,经历相仿,而且还都是世交。另有一拨儿女生,是师大女附中的。知青办说我们不是正规途径来的,没有介绍信,不肯分配。我们在旗里泡了一个多月,住在男女混住的大车店。有时早晨醒来,一个老太太就睡在我旁边!

我们每天都跑到知青办,帮他们刻蜡版,边干活边聊天。知青办的人觉得我们这拨儿人少见,要文化有文化,要思想有思想,再说我和三友还是学生党员。他们被感动了,正好赶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终于被分配了下去。我插队的具体地点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额尔乌登大队,属边境二线。

(选自《暴风雨的记忆》,北岛、曹一凡、维一/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3月)

By editor

发表评论

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