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来到徐水，走访了几十位六旬以上的老人，翻阅了不少黄脆的报刊，试图来重新认识那匪夷所思的年代，和那个年代中曾经迷惘的自己。
一、大跃进起跑点
徐水位于太行东麓，西部浅山丘陵，象山横卧，釜山倒扣。东部为山前倾斜平原，分布着许多蝶形洼地，漕、瀑、萍三条河贯穿全境，源短流急，宣泄不畅，常常沥水汇归，河堤漫溢。1954至1957四年连续洪涝，遭灾面积873亩，减产1.7亿斤。民谚曰：大洼地，大洼地，湿了如浆，干了如炕，地多草多粮食少，一年四季吃不饱，冬天穿个破棉袄。全县31万人，79万亩耕地，亩产不足200斤。
1956年10月，中央发布《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粮、棉每年以百分之八九的速度递增。1957年又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的通知》，徐水人们改变生存条件的需求，正与政治气候相吻合。整风反右运动，232人定为右派分子，132人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株连家庭子女194人，其威慑力又成为大搞水利建设的助推力。一向争强好胜、好大喜功的县委书记张国忠，有了可乘之机和用武之地，摩拳擦掌，号召“苦战三个月，改变全县自然面貌”，“把地上水全部蓄起来，自流泉全部挖出来”。派出200名得力干部深入乡村督战。
第一个战役是史各庄水库，12000名农民自带干粮，义务劳动。白天人山人海，夜间灯火通明，奋战九天完成了一个中型水库。
初战告捷，壮大了张国忠的胃口，一场声势浩大的治水工程在徐水全面铺开，郎五庄、大庄、聚宝盆等几个水库同时上马，30万人冒着严寒，苦战一冬一春，修起228座水库，沿河“葡萄串”，平原“满天星”。张国忠踌躇满志地向社会宣布：“徐水县历史上第一次消灭了水灾和旱灾，使全县的自然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洪涝灾害，从现在起，徐水人民不再害怕了！”
张国忠懂得抓纲挈领，把许多问题归纳到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这个总要求上解决。趁热打铁，大搞深翻土地、养猪积肥。全县75000人的深翻大军向冻土层展开进攻。入夜，田野里灯笼一片，人们高举铁锤、铁镐，一寸寸啃着坚硬的冻土，铁镐一个接着一个断了，人们的手裂开血口，12点过了，才靠在窝棚里迷糊一会，第二天星星还在头顶，他们又挥舞着镐头，揭开了又一个战斗日程。老太太抱着孩子来到地里，母亲喂了奶，一手把孩子交给老人，一手拿起工具，又匆匆地加入那战斗的行列。冰冻的土地，有的达到一尺多厚，镐头刨不动。一边干，一边喊着口号，“变冬天为春天，思想不冻地不冻”，仅十天工夫，全县揭开了13万亩冻土层。
养猪积肥也不能落后。“南张丰村的老弱残兵们，在一个冬夜里，把全村300个厕所全部挖出，还挖了厕所下面的三尺深土。沙口乡在‘为了丰收，献出热炕头’的口号下，拆完了全村的旧炕。大寺各庄25名妇女（包括6位50多岁的老大娘）积肥8000车。畜力不足，人拉车，说要像志愿军打仗那样和自然作战。”
县委提出养猪大跃进，每人一猪。派出160名干部到山东、黑龙江等6省购进优良仔猪和母猪，全县存栏由1957年的37000口，增加到320000口，全县建起养猪场1700个。
发觉运动初期，人们并非完全是被驱赶上阵的，选择服从制度的农民，除了胁迫以外还有些自愿，形式主义中还有一点真实，去掉水分还有闪光的东西。
二、一跃再跃
1958年2月，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来到徐水，听了张国忠汇报，又进行了两天实地考察。3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也来到徐水，进行调查。两份报告一前一后报送毛主席。3月21日毛主席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付讨论，徐水的经验普遍推广。”
起初基层干部出身的张国忠也许并无太大奢望，争强好胜而已。突如其来的荣誉和掌声使他头脑发热，进而膨胀，成了政治明星，就想升得更高更亮。1958年3月生产目标还是亩产500斤，8月就决定在全县开展“百亩千斤队、每亩千斤粮、万亩双千斤”的高额丰产运动。提出口号“共战一百天，冲破迷信关”，县、社干部搞丰产田、样板田，红薯最高120万斤，棉花（皮棉）3000斤，大白菜10万斤。扬言要创造1棵白菜300－400斤、一个北瓜200斤、一块红薯200斤的奇迹。
高产的方法之一是密植，县委电话会上指令，每亩栽薯秧15万棵。全县种红薯10万亩，地不够，一是毁掉玉米种红薯。二是立体种植，平地堆土堆，地表面积就增加两三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采写、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沸腾的徐水》报道：“（技术员）曹红藻告诉我们，这亩地共下了75万棵秧，只要每棵长半斤红薯，就是120万斤。亩产12万斤的麦子实验田，采用‘碧玛’优良品种，每亩下种1000斤，每棵只要求长80粒小麦，合起来就是12万斤。”
1958年8月，钢铁元帅在徐水升帐，火车站南侧建起千亩钢铁厂，4000农民一跃而成为钢铁工人。《徐水日报》上说：“全县50万人投入这一运动，出现家家建炉、人人炼钢的热潮。”11月4日《徐水报》报道：21万大军，在“依靠小土群，炼钢又炼人，大干六七天，产铁七千吨”口号下，连放日产700吨、800吨两个大卫星。
文教战线也不甘落后，“敢想敢干，誓把大学办”，7月29日一哄而起，成立101所大学，包括徐水农业大学、徐水水产大学、徐水林业大学、徐水五七大学等。人民公社各办大学一所。学生6880名，大都是初中和民办初中学生，教师就地取材，没有课本。
那时还不懂得科学发展观，人们改变一穷二白的激情被带到乌托邦，人被异化，吹牛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三、趋之若鹜
《人民日报》等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使一向默默无闻的徐水“一夜成名天下知”，四面八方的人物争先恐后赶来参观。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主席视察徐水。《随笔》2009年1期《高产卫星那一年》已有记载，本文不再重复。
8月6日刘少奇主席派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来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他把书送给一些人。9月10日又亲临徐水，看得很仔细，两天看了遂城人民公社谢坊幼儿园、徐水安新联合炼铁厂、徐水大学、徐水钢铁厂、商庄人民公社、细菌肥料厂等许多单位，还到大寺各庄丰产试验田里参加劳动，深翻土地。对徐水人民急切盼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给予了很大的鼓舞和赞扬。对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做了不同程度的纠正。
之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李先念、薄一波、邓子恢，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书记处书记谭震林、谭政、刘澜涛、胡乔木，共和国元帅刘伯承、贺龙、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彭真、粟裕、杨成武先后来到徐水参观。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参观了两天，纷纷写诗赞颂，黄炎培写了《红徐水》，李济深写了《参观徐水人民公社感怀》，沈钧儒写了《徐水参观有感》。
还有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区3560个单位95738人，印度、印尼等49个国家大使、代办、外交官850人，《真理报》、《人道报》、《团结报》、《新德意志报》等7家世界著名媒体，苏联、罗马尼亚、波兰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大使、代办等28人，先后闻讯赶来参观，徐水县委不得不紧急报告省委，要求控制和拉开时间。
当时所有的参观者，对徐水大跃进深信不疑。老作家叶圣陶《满江红?颂徐水》这样写道：浩荡东风，已然把西风压倒。观徐水，红花开遍，顿显新貌。敢想敢为真解放，务虚务实双环套。问何由公社一时成，根基好。丰产至，频捷报。熔炉起，供钢料。有全民组织，红专学校，众水全教归利用，诸山尽探深藏宝。进大同不用几多年，推先导。
中国人穷怕了，饿怕了，最容易轻信天堂的神话，盲目的乐观使智者也被蒙蔽了眼睛，失去起码的思辨能力。个人与社会融为一体，可能不是出于一己私利，而是狂热地信仰一个完美的理想。
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主席视察的当天晚上，大寺各庄农业社改称人民公社，当晚宣布全村树木归公，房屋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第二天，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作《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报告：“现在高级社改为公社，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把人民的生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包括在内，就像一个小国家一样。”“大车、牲口全要归公，粮食很多，有新房，有胶皮、机器，哪是个人的。存款还算自己的，生活用品是自己的，这就叫共产。共产行不行？（台下：行！）越共越好，一共就高了。”
第三天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来到徐水，搞共产主义。河北省委成立徐水县向共产主义过渡规划小组，中央单位70人，省、地、县50人。
8月18日，徐水县宣布全部公社化，570个农业社合并成16个人民公社。22日出台《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1959年全县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人均收入1500元。社社有汽车，队队有胶轮，户户有自行车。
8月25日，县委公布《关于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的草案》，统一实行7级工资制，平均工资10元，最高18元，最低6元。
9月20日又出台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10月9日出台了《修正草案》。把集体工商业全部改为国营，工人干部取消工资，社员取消按劳取酬，一律实行“15包”，除了管好一双筷子一只碗，其他一律不用管。
吃饭不花钱，伙食标准：农民整半劳力、大中学生每人每月5元，小学生4元，老人4.5元，幼儿园3.5元，托儿所3元。工人分两等，按劳动强度和技术，一等12元，二等8元。干部也分两等，县委委员、教授、工程师、主治医师每月15元，其余12元。
服装及用品，男女整半劳力，每人每年发布24尺，棉花1.5斤，鞋3双，袜子2双，毛巾1条，肥皂2块，草帽1顶。其余依次减少，到托儿所娃娃是布8尺，棉花1.5斤，肥皂1块，小毛巾1条。干部、工人都是布24尺，棉花1.5斤，鞋3双，毛巾2条，帽子1顶，肥皂2块，牙膏2盒。
津贴：农民按劳动态度，技术高低，劳动强度分二等，一等每月1元，二等每月2元，大中学生5角，老人3角，儿童1角。工人分四等，1元、2元、4元、8元。干部分四级，县委委员、教授、讲师、主治医师、剧团主演8元，科、局级5元，一般干部、教师、商业人员3元，练习生、服务员、炊事员2元。
文化福利：全民公费医疗，10天发澡票1张，20天理发票1张，每月电影票1张。
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受处分者津贴一律2元，受开除、劳动教养、监督劳动者一律不发。
10月25日徐水县召开工农庆功会，张国忠作《全党全民紧急动员起来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尽快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斗争》动员报告，高喊：“我们一年来的成绩是巨大的，我们徐水在全国、全世界上已经出名了，在全国全世界争第一。”11月7日又出台了《中共徐水县委关于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加速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纲要（草案）》，制定了长达10万字的“远景规划”，提出1961年—1967年“工农业生产全部实现机械化，农村全部电气化，并在生产领域中开始利用原子能”。“缩短劳动时间，每人每天有3小时的自由时间，到1965年普及高等教育。”
然而牛皮总有吹破的时候。徐水1958年9月15日宣布成立人民总公社，全县人、财、物统一管理，全部供给，到11月底，为全县人民共用去550万元。12月又筹款90万元。按供给制方案，每人应发毛巾2条，全县应发144万条，只发了72万条，其余全部落空。以“吃饭不要钱”闻名于世的徐水供给制，终因负担过重而不得不宣告停止。
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理想和梦想的荒谬，是难以想象的闹剧。然而当时大家都充当过角色，哪怕是跑龙套。我自己二十岁时就写过不少“假、大、空”的诗歌，现在翻出来就脸红，不能只解嘲为幼稚，生性愚钝，才容易盲从。
五、如此军事化
原以为徐水大跃进是一场群众运动，大轰大嗡，行政命令与农民自愿相结合。这次采访并非如此，是精神裹胁与政治迫害相结合。
1958年7月1日电话会，张国忠说：“劳动大协作不仅是生产形式的重大革命，也是农村生活方式的革命。共产主义劳动大协作的基本要求是：行动军事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田间管理工厂化。”9月12日，全县正式实行军事化，县为民兵师，下设17个跃进兵团。村为营，营下为连，共1409个连，基干民兵5100人。中央、省及保定军分区发了10000多支枪，总参调来几辆坦克，贺龙元帅还赠了一只军号。外宾和领导要视察的单位民兵人人配枪，枪支随身带，劳武大结合。
从兴修水利时，张国忠为代表的领导们就认为，时间紧任务大，不能走群众路线，靠行政命令办事，在工作总结中说：“每个高潮之前抓住对立面，进行群众大辩论。”“做什么辩什么，小事小辩论，大事大辩论。”“不论哪级干部，不论职位高低，只要干劲不足，思想保守，就把问题暴露于群众面前，组织大辩论。”为了政令畅通，不惜拿县长试刀，说他右倾保守，对亩产千斤缺乏信心，不认真执行县委决议，就组织全县电话会，辩论了一个通宵。
大辩论也走了样，由动口而变成动手，要辩论谁，就把他由大家围在中间，像摇煤球一样推来搡去，直摇到头蒙眼黑，口吐白沫，磕头认错为止。从6月15日到20日6天中，全县24个乡共举行田间辩论会175次。
县委还提出，用“刮大风”的手段轰开生产局面，将对大跃进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落后群众送劳动教养。6月18日县政府发布公告，对“不务正业”、不服从分配等六种人进行劳动教养，并把批准权限下放到包片县委委员和乡党委。一位县领导说：“我县建立了三个劳教农场，每场需要1000多人，赶快逮捕，往农场送。哪个乡完不成任务，劳改党委书记。”遂城乡召开了万人大会，当场逮捕思想右倾、生产不积极的农业社干部49人，送往各庄农场劳改。张国忠总结出“捕人”能刺激人们生产积极性的谬论，发动全县积极推广。8月后，掀起两次逮人高潮，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12个公社统计，劳改集训人员最多达7295人，其中基本群众4715人（内有党员308人，团员25人），地富子弟和一般顽伪人员496人，五类分子2384人。仅商庄公社就有18个劳改点，对“劳动不积极”、“说话生硬”、“走得慢”、“干活慢”的人也集中劳改。有的村成立“拾人队”，挨门挨户地搜人。
据北下关老人们回忆，公社化房屋“共产”，可以随意调配，像部队换防，先在本村调换，北街调到南街，然后村与村调，今天是甲村人，明天就是乙村人，乘机挖掘农民藏匿的粮食。8月后更来邪的，为了保证参观首长和外宾的安全，实行“净村”，将五类分子和“危险分子”迁移到偏远乡村。那年中秋节晚上，突然袭击，把全村400户中的100户，迁移至14里以外的商平庄。民兵押送，说走就走，只能带衣服、被褥。长长的队伍默默出发，头上冷冷的月光，两边是刺刀的寒光，大人不得交头接耳，小孩不能哭闹。不识字的农民说，这是对待俘虏，有文化的人说，百姓成了“白俄”，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就是这样对待富农的。遂城公社有小村义和庄，几十户人家，地主富农成分居多，整个村迁到西部丘陵的大王店。
徐水大跃进是以牺牲人权为代价的，社会承受着莫大的痛苦。迷信与权力结合，权力就成为制度。受迫害的人也迫害别人，大家都不知道“以人为本”。
六、神话的破灭
徐水的神话与毛泽东的宏图合拍，所以他开始是赞赏的。但是徐水的有些做法，使他失望。10月17日在天津召开徐水、安国、定县、唐县第一书记座谈会，毛泽东听了张国忠的汇报后，针对供给制问题说：“徐水是全县人民所有制，不是6亿人民的所有制，6亿人民的所有制，要国务院发工资。徐水实行的全民所有制，还是自己发工资。”会后省长刘子厚率70人工作组进驻徐水。省委书记处会议，指出了徐水在作风、政策、领导上的一些问题。随后毛主席严肃指出：“对分配不要搞平均主义，不要讲假话，不要压服，要去掉封建残余。”11月郑州会议上，更尖锐地批判徐水是“独立王国”，“急急忙忙往前闯”，“以后不要宣传徐水了”。
肥皂泡的张力毕竟熬不过时间的耐力，徐水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终于露馅了。1958年风调雨顺，“插根筷子都发芽”。但是丰产没有丰收，为炼钢让路，收红薯用犁耕，烂在地里不少。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两个月就吃空粮库，人均口粮只有四五两，社员以树叶、野菜、山药蔓、玉米核充饥。1959年1月16日，保定地委在《关于浮肿病防治情况向省委的报告》中说：“浮肿病人在我区逐年增多，发病地区以徐水、涿县为主。”刚刚还是“先进典型”的徐水县盲目外流32208人，顾及脸面，在漕河、徐水、固城设了三个劝阻站，派干部到一些城市做遣返工作。
情况逐渐恶化，张国忠等人已经回天无力。1960年3月29日，老头河公社26个村发生社员吃苍耳稞中毒事件，550人中毒，4人死亡。10月县灭病办公室根据实际情况，向地委汇报浮肿病人1200多名，张国忠知道后，大发雷霆，大批办公室，并追问各公社党委书记，某公社汇报83个浮肿病人，追逼到只剩下3人，并让办公室把浮肿病改为其他病才肯罢休。1960年全县浮肿病实际2447人，死亡329人。1961年灾难达到高峰，全县死亡1642人。
至此，徐水轰轰烈烈的“大共产”，陷入惨不忍睹的大饥荒。“大跃进”跌入“大滑坡”。1960年全县粮食总产9214.5万公斤，比1957年的12415.5万公斤，减少3201万公斤。财政收入减少1862.3万元，大牲口减少5951头，猪由1957年的15000口减少为7826口，损失大车1130辆、小农具53件。本来贫弱的徐水元气大伤。
196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由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抽调大批干部和高校师生，到农村整风整社，我所在的固安县与徐水仅一县之隔，所以很想知道徐水的结果。进驻徐水的工作团首先宣布停止张国忠和几名县委领导成员的工作。如果说1958年徐水“大跃进”是出闹剧，张国忠则是这出样板戏的头号人物。人物的命运与性格有着必然的关系。他的工作特点是“整天冥思苦想，琢磨新花样，新点子”，他的干部政策，一是年轻好看没麻子，二是所谓能干，经常在大会喧嚷：“老干部是绊脚石，没好的，是无功受禄。”七个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平均年龄不到30岁，平均党龄6年。挂职作家康濯说，《人民日报》向我约稿，写一篇发一篇。我写的数字低，见报时数字变得高了，这是报社给张国忠打电话往高里加的。我说亩产几万斤，能达到吗？他说：是达不到。我说那你为什么这么喊？他说：这么喊就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不喊几万斤连600斤也搞不到。我说，你得实事求是啊！他说：那不行，那样就泄气了，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他不知玩把戏就是玩火。
毛主席视察过的大寺各庄，有个共产主义新农村，7栋三四层红砖楼，300多个居室，人称“一夜高楼”。当年边拆边建，资金、原料不够，有的楼板是用苇子秫秸扎成，外面刷了一层石灰，建起来就是危楼，给参观人看的。20年前我来徐水，还看过它的尊容。这次来已经荡然无存了。我有些惋惜，应该像汶川地震一样，保存一部分遗迹，留给后人参观、思考。因为1958年徐水“大跃进”，也是一场人类的灾难。
如何对待这段荒唐的历史和个人的责任，对我这一代人是很大的伦理难题，是否反思和反思的程度，意味着多大程度上回归人性。把青年时的激情转化为深刻的反思，才能将亲历的人性灾难转变成一种更高的意义。
（本文参考《徐水县志》、《徐水大事记》）
《随笔》总第188期 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