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一定要去探望他。我欠他一个天大的人情。
那是“文革”“清理阶级队伍”，“大联合”的时候。学校两大派红卫兵“回校闹革命”，“斗批改”，“军宣队”进驻学校，爆发了新一轮暴力与恐吓与利诱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我实在忍受不了肉体的和精神的折磨，以及无日无夜，高音喇叭突然响起，那指名道姓勒令报到的恐怖，决定自我了断，留下一点差可自我哀矜的清白。
幸，还是不幸呢？设计与实施三种手段，居然大难不死。三十多个小时后的深夜，我被从郊野子牙河边寻获，在颠簸的土路上，在三轮车中，我苏醒了过来，昏昏沉沉，断续听到要送进医院。医院的大堂摆满了临时病床，挤满了人。呼救、呻吟、呵责、嘈杂一片；白大褂飘忽于人影憧憧之中，救死扶伤的圣殿，至今在我的记忆里找不到一个贴切的词来呈现当时的情景。我被打了吊针。针头插上就没人再来理会了。我惊恐地盯着就要滴干的药瓶。我知道一旦空气进入血管就会危及生命。这时候，我不想死了。我渴望有护士来拔掉针头或换一瓶药水了。我请求守护我的同事呼喊护士。我的这一企求，日后也成了我“怕死”，是“假”自杀，真“顽抗”的罪证。
不记得在医院待了多少天，不记得怎样回到学校了。被激怒的“革命小将”将要有的报复我是预先估计了的。——十几年前“肃反”的时候，在我的大学母校北师大参加过一次肃杀的大会，会标是声讨、控诉一个教授“自绝于人民”。真是惭愧，那时居然不懂“自绝于人民”的奥秘。听了大会发言，心里暗暗叹服汉语的奥秘和伟力。因此，这次我才实施了志在必得的多种方法。——我被禁闭在教室走廊一头隔出的“杂物间”里。就是他在门前守护了几天，劝阻前来问罪的红卫兵。
他出身清白，根正苗红，敦厚正派，敬业爱生，没人要对他说三道四，也没人敢对他说三道四。
一九七六年三月，我“借调”到北京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七月唐山大地震，我多次回到原单位第二机修厂，也是原先的学校。他是怎样防震的，毫无记忆。第二年我正式调到北京。“清理第三种人”的时候，学校来“外调”，要我指控：谁谁对我施暴？怎样施暴？一群“奉旨革命”的未成年或刚成年的中专学生，打你几顿，时过境迁，说什么好呢！——该清理的不是他们。——我什么也没说。——倒是问起他，和别的两三个怀着慈悲心的同事。后来听说他调到大港一个中学去了。我一直怀念着。
进入新世纪以后，怀念越来越强烈了。我知道不是新世纪给我什么新东西，而是我老了。偶得闲静，我常常回忆起许多人，许多事，许多地方，眷念不已，悬想丛生，有一股到那儿去探看的冲动。我着手打听他的下落。2008年特地回天津参加建校五十周年校庆，希望他也返校，得一小聚。他，没有来。我逢人就打听他的地址，谁也不知道。我敬重与铭感的董保德也没有来。我临时打电话强把他请来了。在呼朋唤友的乱哄哄场面中，他爱人见了我们，立即对他说：中午你请王老师吃饭啊。
中午叨光吃请的时候，同席六七个人缅怀已经故去的同事，竟然走了十多个了。最近一位就是董校长。这个“文革”中被打断两根肋骨——一说没有，但当时他在“牛棚”，我是“牛棚”的“工头”，他被打送进医院，传回“牛棚”是如此说法的；而且管理“牛棚”的红卫兵小将命令我安排他轻劳动，从此就固定在木工房做帮手了。我一直感念他，是听说刚刚开始贴我的“大字报”的时候，他向干部打过招呼：你们斗王某人别太狠了，将来还要用他云云。特别是我敬佩的刘东升老师也走了。仁者不寿，令人扼腕。席间又谈到故去同事们的子女，只有他们小时候的故事，没有他们新近的消息。人生就是这样：不知道怎样走到一起来了，又不知道怎样走散了：即使他们留下了哲嗣，也和他们的父执云散四方，了无音信了。我心里想起鲁迅多次引用的庄子的话，有一次还翻译了出来的，说是：“庄子曾经说过：‘干下去的（曾经积水的）车辙里的鲋鱼，彼此用唾沫相湿，用湿气相嘘，’——然而他又说，‘倒不如在江湖里，大家互相忘却的好。’可悲的是我们不能互相忘却。”（《我要骗人》）
事后我才听说：“你去天津，人家说不想见你。”原来如此！这令我回想当时的情景，似有所悟。这也令我无比惭愧。我熟悉鲁迅说的：“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可我并没有真正懂得。更不能应用自如。这时候我才体味到，人类是群居的动物，彼此间存在的却是普遍的隔膜。你想见他，他并不想见你。你怀念他，他却嫌弃你。你爱她，她不爱你；她爱你，你又不爱她。古之圣贤也早就教导过：“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那是战争经。知彼，是为了战胜他/她。人类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亲密无间？
又一年过去了。春节前，好人保德突然打电话告诉我：他回老家去了。只有他的电话。
我当夜给他打电话：
喂，喂，听得见吗？
听到了。你是谁？
是马振龙先生家吗？
我是马振龙。
振龙兄！我是王得后呀。（我们从来没有称兄道弟过。这种旧式称谓我也不喜欢，这是把人纳入家族制度中的玩意儿。“亲不亲一家人”呀，“血浓于水”呀，它似乎可以凝聚人，但只是一小部分，却拒绝了全人类：说到底，它是彻底排他性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现代版。改革开放以前，那时都称老师。严肃的场合就有选择性地称同志。现在的新时尚，日常称同志会是笑话，称什么呢？什么都很不习惯；或不以为然。）
您好吗？
还好。有点老年病。
告诉我您家的地址好吗？能收到邮件吗？我要寄几本书给您。
我们村就在县城边上。原来叫县，现在叫市。可以收到邮件。您写马赛收吧，他是我孙子。
就这样我们恢复了联系。第二天就用特快专递寄出两本旧作；都是学语文、教语文的，看书聊以代替诉说别后情况而已。用特快专递，固然是图快，但更重要的是希图比较的保险一些。“挂刷”不仅仅是慢腾腾的，更糟糕的还丢三落四，我已经饱受其苦了。有时特快专递也不行：也慢，也丢，因为他常常不“专递”给收件人，尽管邮单上有收件人的电话，而且印着醒目的提示“（非常重要）”！邮递系统真的不知道怎么夸它了。自从“收件”和“投递”分家，我不仅没有领受他的效率，却领受到更多的苦楚。这，当局和用户心里都明白，至少我就投诉过多次，还是在会议上。我曾被当过邮局的“社会监督员”，两次年会上，我都带上收据当面陈诉，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你有什么办法呢？我曾经用“挂刷”给广州的朋友投寄一本书，几经查询，三个月后，通知说那“挂刷”的书还保存在邮局！当收件人得到我的电话去取的时候，居然还开口要收取“保管费”。说什么好呢？
春节电话拜年的时候，我和他相约，等春暖花开不太冷了，我去看他。
二
六月九号，我登上了去看望他的火车。车行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路过文安，不禁想起“文革”中到文安支农的情景。我还对同座的一对年轻情侣讲：那时来拉耧，几个人一道，从这一头拉到那一头，休息一会，再拉回来，就吃中饭了。真是广袤的华北平原啊……
下了火车，我给家里打了个报平安的电话，出站慢了，待我走到出站口，一个健壮的老汉正堵在出站口边，背对着出站的旅客，和验票员谈话。我走过出站口的围栏，伸手接过车票，回头一看，竟然是他。
你怎么还是来接站了？不是说好别来吗！
人地生疏，你不认路。
我问得到的。
你变了。走在路上，我认不出你了。刚才就是问服务员，还有出站口没有。怎么下车的都走光了，还不见你！他说就这一个出站口。
我后头还有几个人呀。
他们走下边了。地上没看见人。
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你可是老样子。只是头发白了，胡子也白了。走在路上我能认出你来。我心里想：你的方方正正的脸型，原木样朴素，清风似作派，我永远忘不了。
他穿一件汗背心。这可是“文革”的“遗迹”。“文革”前一个教员是决不会在大庭广众面前穿背心的。他完全是一个老农的样子了。壮实的身材，黝黑的皮肤，额头深刻的横纹。我握着他粗壮的胳膊，说，你怎么穿背心呀?
我怕热。
你看：我还穿夹背心，我怕冷。
他在人群中找孙子，说开车来了。我说，我得先买回程票。他说，你可不能一天就走。我说，不。住三天，我星期天回。当知道不预售票，当天的票，要等到开车前才卖，我有点着急。我改变计划，说，我得提前一天，留个机动时间，万一当天没有车票，就回不去了。我周一还有事。他同意了。
三
真像他说的，他们村就在火车站旁边。小面包转两个弯，十来分钟就到家了。
这是一个有七间北房、三间东房的四合院。进门是一个总有七八米的门洞，几个妇女在门洞里整理冬青枝，用来做插穗。
中饭他拿出老白干、葡萄酒、啤酒和雪碧，问我喝什么。我说，我只喝啤酒，冰镇的。他夫人从冰箱里拿出两瓶啤酒来。他说，我买了一箱，尽管喝。而他是不喝酒的，说陪我喝一点。嫂子上桌了，我们就开吃，开聊。两天中海阔天空谈今说故，毫无顾虑，漫无边际，“不亦乐乎”！
我这时才知道他有两个儿子、一个闺女。老二和闺女都在大港工作。身边是老大和老大的儿子，去年得了重孙子。我说，按传统说法，你可是“四世同堂”了。再来个“五世其昌”吧。他不吭气。
我问他这个四合院有多大？够一亩不？他掐指算了算，连房子一亩多。院里有一大片园子，其中有七畦种着苗木，还有几畦种着蔬菜，茄子、辣子、豆角，多达八九种，其中一种叫“根打菜”的，还特地做了一盘，要我尝新。我确从来没有吃过。根打菜清脆，爽口；但没有特别的滋味和香气。可惜还没有结辣椒，不然我可以吃上亲眼所见的“绿色辣椒”了，破破城里“辣子不辣，黄瓜不香”的霉头。
他告诉我：他们村是沙土地，适合扦插。调整产业结构，就成了苗木繁育专业村。我想起进村的路口，立着一个牌楼，上书“某某苗木中心”。进村不远的地方是一个不小的广场，也是一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村口马路两边正盖连排的两层小楼。说是全省一百一十一个新民居试点之一。每栋十三万多。他要我明年他迁入新居的时候，再去他那儿住几天。说独门独户，毫无干扰，也尝尝“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味道。
我俩历数教研组的同事，谁还健在，谁已经作古，谁是下落不明。心里涌起“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的伤感。他说：“文革”学《毛选》，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心里就明白了。他于是跟我讲抗日时期岗楼的情形，土地改革的情形，活埋人的往事，都是闻所未闻。原来村南一百多米就是公路，牛车道穿越公路处就是岗楼。他钻过地道，进过两个岗楼。岗楼里都是皇协军。鬼子根本不敢住在岗楼里。他们不信任皇协军。连城里的司令部都是两个，一个是日本司令部，一个是皇协军司令部。河北中部地势低，地下水位高，不能往深处挖。所以地道狭窄，低矮，只能膝盖着地，两手撑着爬行。主要是青年男女藏身的地方。他说：“我想给后人留下三句真言，一曰岗楼里没有日本兵；二曰地道不是作战设施;三曰爬行，不能直立。”我劝他写下来，他既有能力，又有阅历，不写，历史真相就湮没了。他沉默不语。
他还说到村里的土改，也是我闻所未闻的。是的，经历过这些，就知道“不是请客吃饭”的真谛了。
我想看看全村。他领我行走，走了一小部分，我走不动了。也不愿再走。道路毫无规划，宽窄不一，方向不一，颇显凌乱。院落是兴旺与凋敝并存：有的高墙深院，彩绘大门，有的已经是空巢，院子里长着荒草。心里浸入一种莫名的感触，兴趣顿失。他说这是历史留下的。
不过，新时代的标志是多见门前门里停着的轿车。他告诉我全村有几十辆了。他家是小面包，算是差的。
但是没见农机具，没见牲口，连一只鸡也不见，只看到几只狗。他家院子里就用铁链拴着一只硕大的土狗。它那不倦的护院的吼声至今令我心有余悸，一九五八年我领着学生在青海草原修筑公路的时候，一次路过牧民帐篷群，曾经与挣脱铁链奔袭我的一条藏獒搏斗，至今手掌上留着伤疤，“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曾经“被”恐惧的人，即使获得免除恐惧的自由，也还会留下难以抚平的心理创伤吧。但那四合院，振龙兄和嫂子待我的淳朴、体贴与随和，却是我度过的温馨舒畅的日子。又一次铭感，又一次难忘。
四
我坚持要住在市里，他坚决不让。说到了家，哪有不住在家里的。我一进门就看出来他腾出了自己的卧室，床上放着新被单。直到傍晚，我说了个他不好不迁就的理由，才说服他。他叫来马赛的表哥，开车送我们到牛得草大酒店。我住下后，他坐了一会儿，喝了一杯茶，因为他侄子要去幼儿园接女儿，一起回家了。这是一座不错的酒店。有室内游泳馆，有网吧，有洗浴中心。服务一呼即到，迅速得很，比北京四星级酒店认真多了。我默默感谢他的安排。
这是一座老城不旧、新城崭新的市政府所在地。这个所谓的“市”是“市管市”。如今的行政区划市呀区呀的，一如它的“局”和部委的“局”的官阶名称，老百姓是莫名其妙的。不久前报载一个小科长贪污数亿，可正式的官名是“煤炭管理局局长”！鲁迅也想不到吧：汉字这“文字国”，汉人的“爱面子”，经过“辉煌六十年”的发展，也成为形象工程，处处可见，登峰造极了。倘若有朝一日像今天的追究“三俗”即“低俗、庸俗、媚俗”起来，部长先生也会发出“三问”的；可惜的是：当局者迷，并不醒悟这正是领导的恶果。
第二天我在终点站乘九十九路公交车，从西向东横穿市区，并向南到达始发站，全程半个小时。新城是四车道马路，没见几辆车，真是一路畅通，好不痛快。老城不老，街道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格式，可以错车的马路。熙熙攘攘，相当热闹。南北来不及观光了。
老城的终端是新城的起点。交界处是一个中心广场。广场有若干级台阶与环形马路区隔，中心是一个时兴的地标性城市雕塑，是一只照例夸张的蜜桃。从中心广场向西，是长江西路，笔直地通往城厢的一个村庄。马路两边排列着新建的几个政府大楼。土地局、税务局、环保局等。但并不比其间还保留着的“镇政府”大楼高，也并不大多少，毫无暴发户的奢华做派，这是很难得的了。靠西也有两所中学。打出的广告式横标是招徕学生。还有外地大学来招生的广告，那是在一家酒店。火车站就在长江西路尽头的北边不远。
新城马路的设计，从中心广场开始，像“丰收”的“丰”字。有两条还是三条南北辐射出去，看来是四通八达的。
公交车没有车站，也就没有站牌；是招手即停，随时上下，和北京十几年前的小巴一样。出租车有计价器，但又可以砍价。奇怪的是，我从大酒店去火车站，第一次砍价是十元人民币，第二次打表却显示十四元。第三次，我什么也没说就上车了，到站的哥要了十元。“入乡随俗”，也颇茫然。
十字路口有红绿灯，但没见交通警察。
毕竟是三级城市吧，房价是两千多一点一平方米；但我不知道当地工资水平，难以估计房价是高，还是低。物价的高低，是以劳动收入的购买力比例来计算的，并不能简单地以纸币多少来计算。在这里咬紧牙关，诚实劳动，二十年也许可能买个三居室，做到“居者有其屋”吧？希望还是有的。不过不能有意外。国家的意外，家庭的意外。
中心广场附近多的是宾馆和饭馆，以及小吃摊。新城少见商店。北边不远，据说是工业区，我也看见几家新盖的工厂。它将怎样地科学发展呢？
五
火车站是一座新建的二层小楼。据说原先规划是四百人，扩大为八百人。但候车厅的座椅，不到五十个。两天来往所见，颇多奇怪的特色。
一是车站的设计，出站口和入站口竟然合二为一。虽然说人少，但进的进，出的出，挤来搡去，太热闹了。如果真有所发展，不要说“八百人”，就是“四百人”，怎能不人为制造“拥堵”呢？这种简单的问题，设计师想不到？
二是我所见停靠的车次，没有一趟是正点的。真令我唏嘘不已。是我走背字，还是火车背呢？遥想“文革”后期，那样“文攻武卫”，几成“内战”，乱成一锅粥，一经“整顿”，也迅速提高了“正点率”。如今号称“盛世”，进入高速列车、“和谐号”的时代，怎么会这样呢？虽说不遵守时间是我同胞的痼疾，提高素质也高唱了三十年了，“辉煌六十年”后，连最讲究“时间”的火车也乱了套了，能不令人匪夷所思？不是有人早就警示过了吗：“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时间就是性命”是天经地义。启功老师还写了这样一首《踏莎行》：“造化无凭，人生易晓，请君试看钟和表。每天八万六千余，不停不退针尖秒。已去难追，未来难找。留他不住跟他跑。百年一样有仍无，谁能不自针尖老！”火车不“正点”，每天空耗了多少千百万乘客买不回来的光阴，浪费了多少人力资源，付出了多少社会成本啊。这是政府行为啊。“浪费就是犯罪。”有谁相信过？有谁认真过？只有老百姓在无可奈何地忍受着。
三是不但不预售车票，其实是可以不买票。上车去补票。所以本地人优哉游哉！初来乍到如我，真是虚惊而又虚惊了。更奇怪的是，进得站后，我发现，火车上实际是很空的。我买了站票，怕站着到北京吃不消，补了一张卧铺，谁知道居然空空如也，一整车厢，就我和另外一个补票的。
车站门口的广场正在扩展，修建，看施工的模样，是颇可观的小花园的样子。如果明年我去祝贺他乔迁之喜，像他说的享受享受“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况味，可以预料，那时的车站正面，一定很像样子的了。幸福指数比北京高了。
六
没有想到，回北京的路上又闹了一场虚惊，不胜恐慌之至。
十二号清晨，为保险起见，决定赶七点多的火车，早早就起床，办理退房，赶到车站。站前广场正在施工，出租车进不去，只好远远下车步行。正深一脚浅一脚择路而行，见远远一个老汉笑容可掬向我走来，口里嚷嚷什么，我以为是一位善良的老农告诉我怎么走的，老眼昏花了。走近几步，才认出原来是振龙兄。
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不送吗？
你来看我，又不在家里住，怎么也得送送吧。
你又不知道我坐哪趟车！昨晚没睡好吧？几点到的？
刚到。这是最早一趟车，估计你会坐这一趟。
候车室已经有十几个人了。我到售票口排队，是第一个。他笑我：不用排。这才几个人！我说，这样保险。他站到我前面，说，这张票得我买。只有三十多块钱，我也就不争了。等我的票一拿到，售票员说今天只有一张票，“啪”的一声，把售票口关了。我很庆幸，也自得，他茫然苦笑。我对他说，怎么样！车票的事说不清。首善都这样，何况深州。
环顾候车室，赶车的人们并不着急，或站或坐，谈笑自若，我很佩服他们的淡定。不料安检开始，大家都把行李往安检机上放，人随行李都进站了。
到了站台，车站服务员领着大家往前走，要求排成一队。我说，我有票，是八车厢，该站哪儿？跟着走，排队站好。车来了再找。排队的人七嘴八舌调侃他，他却笑嘻嘻，说，上车前要排队，有检查。
谁检查呀？
摄像头。
在哪儿？
那，你看。就是那东西。
大家四处张望，没人找到“那东西”。
站好，站好。火车进站了，还没停稳，队伍就作鸟兽散，各各奔向车厢。我找到八车厢，和振龙兄告别。找到位子，放好手提包，落座，一颗心总算安定了。打手机给家里报告行程。
车上广播，餐车有早点：面条和稀饭。到餐车，十块钱一份，交了钱。早点一份一份端上来了，我突然发现假牙没戴，忘记在宾馆了。顿时大为恐慌。生怕宾馆服务员清理房间，不小心把漱口杯的水倒掉时连假牙也倒掉了。换一副假牙要花几千元不说，等两三个月就够呛。立马告诉家里我要返回深州，别等得着急。立马给宾馆前台打电话，请他们问问假牙是否还在。告诉他们我的手机号。回话说还在，他们保管着，我谢了又谢。很感到幸运，很感到认真服务的温馨。我问餐车服务员火车还有多久到下一站，说十几分钟。我立即拔腿就走；他喊住我，主动退给我十元钱。我深情地看了他一眼。不在钱，在他的诚信。
车停了。我直奔售票厅。人很少。我问回深州的票有没有。我买了一张。松了一口气。看票，这里是肃宁。再一看票，要十点五十五分才来车。还要等两个多小时。回到深州，赶下午一点多回北京的车就吹了。
站前广场有几辆出租车。我问：深州去不去？去。多少钱？你说吧。心想我哪里知道。重复问了一句，还是要我说。我看车上有计价器，知道和深州一样，这玩意儿不管事。我又问：要走多久到深州？他正琢磨，旁边几个的哥七嘴八舌答话了。有说要一百二的；有说要一百五的。有说走一个半小时的；有说一个半不定能到的。这时一位非出租车旁边的中年人说：一个小时准到。一百块。有人顶他：这赚不到钱。他说，凑合吧。我知道这是“黑车”。但师傅人颇老实的样子，车也不赖，是中档车，还挺干净。心想冒次险吧。没辙了。忐忑着上了他的车。
车一开，师傅就说他们是新手，公司是才开办的，没走过这趟道。有一条原先走的老路，正修路，卡车不能走，小车还行。走这趟道一小时就到了。师傅很健谈。路上没什么车，路况也好。我们一路聊开了。师傅告诉我出租车公司是怎么开起来的，老板怎样。不走这条路，就要绕五六十里，得一个半小时还不准能到。走这趟老路，就五六里不好走，走出去就快到深州了。一百块还能赚一点。我不敢说他是“黑车”，说：你不是公司的呀。他的回答令我大开眼界:“我是私营！”多聪明的劳动者啊。我开出租八年了。他们不到三个月。……
那条老路是原先的通道，现在在它旁边正修建一条快车道。工地上运送石料的大卡车来来往往把路面压坏了。坑坑洼洼，颠颠簸簸，尘土飞扬。我说：修好一条路，压坏一条路。是赔，还是赚呢？他笑了。我说：新路修好了，这条路还修复吗？他说：谁知道头头怎么想？几个县打架吧。
我告诉他我住的大酒店，在中心广场西边，长江西路上。他说，那就走这边过去吧。当我看见中心广场上空的大蜜桃，心里完全轻松了。他几次说酒店离火车站不远，他顺道送我过去。我很感动。
车一停稳，我就奔向总服务台。服务员拿出装在一个小塑料袋里的假牙给我。我接手就戴上，连声道谢。看看表，差几分十点。好准时到达啊。我回到车边，付给师傅一百五十元。师傅说太多了。我说，谢谢您啊。您回去跑空。有的哥不是说一百二也不赚钱嘛。您拿着吧。我顺道送您到火车站吧。不了。还早。一点的火车。我先吃点东西。
一点多，我登上6440次回北京西站的火车。在车上补了一张卧铺票。整个车厢才两个人。一路上，我看着车旁飞快退去的华北平原，不是原先熟悉的一望无际的金黄的麦子，是水泥建筑，是树，是葵花把它分割开来了。三天来压在心上的问题，如波涛翻滚：苗木能吃吗？纸币能吃吗？我又联想起：据说80后和90后缺三千万新娘。据说西南边陲，和越南交界的地方，进口的越南新娘就很多了。我不知道，农业当局怎样保证十八亿亩耕地？我也不知道，民政当局，怎样保证男女正常的婚配？
【附记】本文承蒙老友马振龙先生审阅，既改正实事，修正了个别观点，又润色了文字，谨致谢忱。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一日星期日
二〇一〇年九月五日星期日修订
《随笔》总第191期 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