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七五件爆发后,新疆当局立即切断民间的互联网和电话通讯。至今新疆当局仍不肯完全开放乌鲁木齐市的通信,其用意何在?很值得推敲、揣摩。七五事件发生至今,新疆当局拿不出事件全过程和重要情节的说明,包括暴力活动是如何策划、组织的,是否有开枪?谁开了枪?多少人死伤于枪击?等等。在今天的《海内海外名家谈》节目中,我们邀请了前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谈他对此事的看法,下面有请孙文广教授。

我是山东大学前教授,我叫孙文广。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希望之声的海内、海外名家谈栏目谈谈我的一些观点。今天我谈的主要题目就是对新疆七五事件的一些看法。

对新疆七五事件,报纸上注销来以后,我主要是从国内的电视还有一些报纸上看到一些消息。那么当时我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看来我感到必须把它写出来,所以就写了四份评论:一评、二评、三评、四评,分别在海外的一些网站上发表出来。但是发表很困难,有的地方只发表了三评、四评,一评、二评它没有看到。那么我按照这个评论的顺序来谈谈我的一些观点。

我觉得新疆的七五暴力事件,从现在我看到的信息,当然有一些事实还弄不清楚,但是我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新疆当局,它应该为这个“七五”事件承担责任,或者我认为主要的责任在于他们。

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要不要写?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跟我讲,你最好是不要写这个题目,因为这个太敏感了,弄得不好的话就可能惹一些麻烦。你已经两次坐牢了嘛,而且不断的受到打压,被传唤、被抄家,计算机被抄走了。在今年的清明,因为出去悼念英烈,又被打断四根肋骨,你何苦要写这种文章呢?

但是我自己心里总有一种压抑不下的冲动,觉得这么大的一个事件,而且当局这么多的问题,不讲好象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就有点一吐为快的想法。

那么从哪里写起呢?有的问题虽然有些看法,但是还没有很确凿的事实,因为做为我们这样一个一般的民众的话,他能接触到的信息是很有限的。那么后来我就分析当时从大陆的电视上看到的一些信息,有些领导人明确地讲,他们已经切断了新疆乌鲁木齐对外的通讯。我觉得这不对,因为多年以来我很关心中国宪法的修改,也写了很多文章。那我就立刻想到中国现行宪法的第四十条,它规定要保证公民的通讯自由权利。既然要通讯自由,你把一个乌鲁木齐市,有将近三百万人口的一个城市的互联网和手机短信都把它切断,因为这是他们当官的自己讲的啦。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违反宪法的。我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写一点文章,这个我觉得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我就写了一评,题目就叫做《当局切断通信是违宪》,就是违反宪法。

那我就把大体意思写出来,就是说你不管发生甚么事情,公民的通信自由权利你不能够剥夺。将近三百万人口的城市,它的民众要向外发表他的观点,或者联络,需要通信;他们要获得外界的信息,也需要通信的方式。你现在把它切断了,这是违背宪法的,应该查究。那么这个责任在政府。

现在没有发生战争,即使发生战争,是不是就能够剥夺公民的通信权利都是要商讨的问题,何况现在不是战争年代。那么当时政府的讲话里就表示要切断通信是为了避免参加暴乱的人,他们说的“敌对势力”,要利用通信来串联,来协调行动。

那我想按照中国一贯的说法,这个敌对分子是少数,多数都是要主张稳定的。按照他们的观点,多数人都是拥护党的领导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你为甚么把多数人的通信全给剥夺了?不对呀是吧?你为了少数人的行动而剥夺绝大多数居民的通信自由,这是不对的,我觉得这个是站不住脚。那么我就写了评论,就是一评,题目就叫《当局切断通信是违宪的》。

后来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济南市的国保就打电话来要找我谈话。我说你谈话的话要约定时间,我现在没有时间。那么他就找了学校的公安处给我打电话,说去谈谈。后来我去了,去了以后呢他们就跟我说:你怎么写这个文章在海外发表呢?我说我是有这个观点,你说我这个观点哪里错了?我就把这个文章的内容说了一下,他说不出甚么来,他说你可以在国内发表啊,可以给领导上反映啊。我说国内能发表我的文章吗?根本不可能啊,所以我只好到国外去发表,他说你可以向上级反映。

回来以后我想,他让我向领导反映,我向哪一个领导反映呢?象新疆这么大的事情,死了那么多的人,官方现在说是一百多了,那么实际上死的人估计比这个数字还要多,伤的也有大概一千多人。这么大的事情,找谁呢?后来我想我就给胡锦涛主席写信。所以我就写了一封给胡锦涛主席的信。写完信以后我就发了个特快专递。

一评是在七月九号写的,七月十号他们来找我谈话,七月十一号我就用特快专递给胡锦涛写去了一封信。这封信主要的内容一个是把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一评七五事件的内容跟他讲了;另外一个就建议他要追究干部的责任。

在信里我就提出来了,现在大陆的媒体都把这次事件的主要责任归结到国外的势力的挑动或者是煽动。我觉得这个讲法至少是不全面的。我的意见就是这个事件主要的责任还在国内、还在当局。因为当地的干部作为公安来讲,他应该早就知道群众的示威要发生。而且新疆的第一书记王乐泉曾经对香港的一个记者讲过,说海外有些甚么活动或者要挑起甚么事端,我们事先就知道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既然是这样他就知道这一天有人要游行,那么他采取了甚么对策了呢?他应该制止这个暴力呀,提前来制止呀。那么这个暴力事件在哪发生的,是甚么人搞的打砸抢,搞的暴力,是不是有开枪?应该说清楚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追查当地干部的责任。

十一号寄出去以后我就等啦,因为我用特快专递寄的嘛,寄出去以后很多天都没有回音,在这封信里我还再三讲,收到了以后要尽快回复我。那既然没有回音,那么我就继续写了,就是三评新疆七五事件,题目就叫《必须开放新疆通信》。

为甚么写这封信呢?因为我第一封信是批评了切断通信这个事情,因为切断通信是违背宪法的。但是直到十八号,新疆的主席白克力他答记者问的时候说:这次事件发生以后,为了稳控当地的局面,对互联网实行了管制,他还说这是世界各国都会采取的措施。他还表示随着局势的稳定,对互联网的管制会逐渐解除。在这里他第一个是认为切断通信是正当的措施,世界各国都会有的;第二他说明将会逐渐地解除,那就是说到十八号通信的切断还没有解除。所以我就对他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第一个他说世界各国会都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就是出现一些突发性的事件以后会切断通信。这个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就是这白克力主席他能不能举出一些事例来说明哪一些国家是有这样的制度,有这样一些规定吗?

象美国,在九一一遭到恐怖袭击的时候,当时的美国并没有切断纽约的通信。发生恐怖事件,居民要联系,要告诉家人,还有告诉朋友,要大家知道现场的事件呀,那怎么能切断通信呢?我觉得他讲的是有违真实。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必须开放新疆通信》。因为他过了两个星期还没开放嘛,要他开放。而且对他的说法进行了批评和驳斥,提出了开放通信的必要性,这是三评新疆七五事件,题目叫《必须开放新疆通信》。

过了几天我又看到有一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的个《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它说干部不能干扰阻碍问责调查,凡是有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的,都要从严问责、从重问责。那我觉得这个规定不错。

另外我有一个想法,这个问责的规定是七月十二号,就是在七五事件之后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公布的。我想,公布这个问责规定,就是对干部要问责,干部有没有失职,有没有隐瞒真相。我觉得能提出这个问题,在新疆事件之后的第七天能提出这样一个规定公诸于众,这个可能会有些背景,也就是在共产党的内部,中共内部有人要问责,新疆干部有没有失职,有没有隐瞒真相。

那么我又联系到事件发生之后,在新疆马上就切断通信,这里边很可能有的干部他掩盖在新疆暴发的暴力事件的一些真相。你为甚么要切断通信呢?那么通信不管是手机也好,互联网也好,它就有可能把当地真实的情况传播出来,你切断以后它就很难了嘛。所以现在我们现在从网上很少能看到新疆事件的照片。那么我觉得问责的规定应该说明他们内部是有分歧的,有的人是希望掩盖真相。所以我就写了第四篇评论文章。题目就叫《喜见问责规定》。

总结我写这几篇文章的主体思想有这样几个:新疆在五月七号暴发了一个群体性的事件,那么这个事件的起因最初的一个行动就是有人上街游行、示威,为了广东省韶关的一个事件。那么这种示威游行,应该讲它是民意的一个正确的表达,它是表达民意的。以后出现了暴力事件,这个暴力事件现在公布的信息还不全面,给我们看到的只是打坏的一些汽车,一些受伤的民众,到底是谁打的?

另外还有开枪事件。这个开枪事件现在的报导就是已经打死了十二个人,是官方的报导。还有一个孕妇被流弹打死。而这个也很奇怪呀,流弹打死了一个孕妇,那么你实弹打死的甚么人呢?是谁开的枪呢?在甚么情况下开的枪呢?这些事情都应该查清楚。要问责的话就要问责这些方面,你当局是谁下令开的枪?开枪打死了多少人?那么受伤的,被子弹打伤的到底有多少?这些要公布出来,这是起血案嘛,死了很多人。

另外一件事情大陆的媒体也报导过,就是在七五事件的当天,在游行的过程当中,有些地方突然冲出一些人来,这些人拿着木头棍子到处乱打。而这些人的凶器是甚么呢,是有一个卡车送来的,规格都完全一样的一些木棍。那么这些卡车是谁派来的?而且这些木棍都是整齐一致。这就完全是预谋了,那么你这个事情可以查呀,汽车有号码,到底是谁派的?是海外敌对势力运来的木棍呢?还是在新疆内部有一些人?这些人怎么有这么大的势力运这些木棍来?当然也是有怀疑的,这些背后的策划者到底是谁?这个要弄清楚。

所以我觉得作为新疆事件,现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弄清事情的真相。开枪打死多少人?有人专门制造了打人的,或者说进行破坏的工具,就是木棍,用汽车运到现场,是谁运过来的?象这些事情要不搞清的话,就很难说这次暴力事件就是开始游行的那些人制造的。

也就是说我认为现在新疆的七五事件,要真正把它幕后策划者找出来,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只有畅通信息管道,互联网,民众的通信都应该开放,大家要把看到的、想到的意见都表达出来。因为有三百万人口的乌鲁木齐市,大家的意见、大家的看法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说抓了一些人,或者判了一些人就把这个事情压下去,这是不对的。通过调查,通过深入的去询问一些人士,才有可能把事情弄清楚。

现在海外的记者去了一些,但是不多。比如说七月十八号新疆主席白克力接见海外记者,他们报导的就是三家,一个是路透社,还有另外两个。新闻发布会在座的,就是五、六个人,甚至不超过十个,那就是当局划定了一个很小的圈。这是不对的,你应该更广泛一些。象国外的美联社啦、法新社啦,大的通讯社都应该让他们来人嘛。还一些大报,象《纽约时报》、象台湾的《联合报》、《自由时报》、《苹果日报》都应该让他们来呀。就是开放海外媒体的采访,而且是独立、自由的采访。

另外一方面呢就国内一些媒体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还有其它的一些报纸,都应该允许来采访、来报导。都要独立地采访、独立地调查,这样才能够把真相弄清楚,应该还给民众一个知情权。

大家要知道真相,要知道这个过程,特别是要知道当局针对这次事件他们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哪些措施是违法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你切断通信长达两个星期,这是违宪的、违法的,应该立刻停止,让大家讲话嘛,让大家知情嘛。你把通信切断了,怎么讲话,怎么知情呢?

所以我觉得国内产生这么大的事情,除了当地很关心这个事,外边的人,不在新疆的一些知识分子,应该理直气壮的来表示自己的看法,谈谈自己的意见。现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是有很多看法的,有很多见识。但是因为多年的打压,他们怕弄的不好就惹火烧身,或者是惹来麻烦。我觉得这种担心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是作为国家的一个大事,作为新疆民众的一个大事,死了这么多人,受伤的都是将近两千人,那么这么一个大的事件,我们应该表示自己的态度,表示自己的看法,要据我们自己的能力来了解,来分析一些情况。只有大家都能够关心,评论这个事,这个事件就有可能更快地得到一个合情合理的结论。

另外我觉得不管是胡锦涛或者是温家宝,他们满可以做一些对人民有利,能够推进政治改革的作为。我想任何一个人在台上都是一段时间,在这一段时间要尽量地来为民众、为国家、为社会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千万不要留下一些骂名。过去中共的一些高层领导人,只管自己个人的或者小团体的利益,做事情不考虑在历史上会留下甚么评价,他们认为自己就可以一手遮天。实际上反过头来看呢,他们所制造的错案、假案、冤案、血案,是会记录在历史上的,会遗臭万年的。我想这是当前中国高层应该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我在写这几封信的时候所考虑到的一些意见。

这就是我写的四份评论的一些思考,好,谢谢大家。

(2009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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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大纪元、博讯、大参考、大家园、新唐人)

(《逆风33年——1977后的专政与宪政》,孙文广/著,香港夏菲尔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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