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的噩耗,当天下午便由上海的程巢父先生告诉我了。当即打电话到北京李家,却没人接听。第二天联系上亢美,才知道他们那时还在医院里,于是在电话里把我作的一副挽联念给她听了,也不知道她记没记下,追悼会上挂没挂出来。联云:

记者文章真有格
书生意气本无伦

做记者写新闻是李普的职业,从二十出头做到在新华社离休,整整干了五六十年。按理说,当“喉舌”当定了的他,应该习惯于“用一个声音讲话”了。可是他偏不,他“有格”,能够坚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捍卫自己思想的自由,写出自己想写的文章,发出自己内心的呼喊。

李普能做到“文章真有格”,原因就在于他一直保持了自己的“书生意气”。这在同侪中是无与伦比的。书生即古之“士”,“士心曰志”。俗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书生只要能坚守内心的自由,坚持独立的意志,培养浩然的正气,他就是坚不可摧的。另一方面,书生意气也会在待人接物上表现出来。李普待人之真诚,接物之感情洋溢,三十年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和李普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已经记不得了。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末云“八月十八晨三时,半夜醒来,不复成寐,乃写此信”,年份应该在一九八一年。信中建议我将“走向世界”的人和事写成一书,交给新华出版社出版。知道我有些畏难,极力鼓动道:“我作为一个读者,确实很希望更多地知道些东西。你写这些文章,看了不少书,查了不少资料,不多写点出来介绍给读者,不是也很可惜吗?再花一点工夫,也未必太费事吧?”

李普比我年长一十三岁。我四九年开始学当新闻记者,还没有学成就“开缺”了。他的“记龄”早我十年,这时已是新华总社的副社长,除了是湖南同乡外,与我并无半点“关系”,仅仅看了几本《走向世界丛书》,就在凌晨三点爬起来给我写信,这种管闲事的热情,在抗战前入党的老干部身上,并不多见。

八三年我的书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到北京开会时,我拿了本新书到李普家去送给他,并对书稿没给新华出版社表示歉意。这些几句话就说完了,李普、沈容夫妇却热情地留下我扯谈,并留吃中饭。沈容说,“我专门为你做宁夏来的发菜,这可是我的拿手菜,难得吃到的哟!”那时亢美还是个小姑娘,正好在家。老太太显得比小姑娘还活跃。她进厨房忙乎一气,又来客厅听我和李普乱谈一气。我们从湘乡烘糕、永丰辣酱(李普是湘乡永丰人)谈到曾国藩,谈到平江不肖生,最后谈到了平江人李锐。李普说:“我这位同乡(曾国藩)和你这位同乡(李锐),都是值得认认真真写一写的啊!”

从北京回长沙后不久,我就发病了,在马王堆疗养院住了八个月。李普作为人大常委到湖南时,特地来马王堆看我,教给我用手指梳头之法,说是有通经活络之效。我于气功向来不怎么相信,他觉察到了我的不热心,于是再三叮嘱:“要以曾国藩为戒啊,太拼命,是会要短命的呢!”他那位同乡只活了六十一岁,确实是短命,但也只有像打开南京那样才叫拼命,写点小文章,讲点风凉话,是无须拼命,也确实不曾拼命的。

又过了几年,大约在八六、八七年间,李普和沈容再来长沙,又枉顾寒舍了一回,这一回就更有意思了。当时我住在一条名叫惜字公庄的小巷子里,汽车开不进,家里又没装电话。适逢下雨,敲门进屋时,他俩的头发和衣服都打湿了。正好是星期天,妻和孩子们都不在家。坐下以后,沈容要喝水,我一拿热水瓶是空的,忙到厨房去烧水,却不会打开液化气,只好请他俩自己动手。为此三个人都笑了,沈容是又发现了一个不会做家务的书呆子的开心的笑, 李普是理解和宽容的笑,我则是无可奈何的苦笑。

九三年我离休后,一度计划用一两年时间,到北京去寻读一点书,这得先找个不必花钱的住处,自己开伙。李普得知后,一连给我写了好几封信。七月十七日信云:“你一人来也好,贤伉俪一起来也好,均所欢迎。每天跑图书馆,天天打的支出太大,上下公共汽车也要有人照顾才好。住毫无问题,想住多久住多久。”十月十一日信云:“吃饭不用你操心,沈容特别要我说清这一点。她说,如果你一个人来,三人吃饭跟现在我和她两人吃饭一样做,并不多费事;如贤伉俪同来,则沈容与尊夫人一同做饭。总而言之一句话,热烈欢迎。何时来,住多久,悉听尊便。吃饭毫无问题,绝不要你操心。”

此时李普家已迁居新华总社院内,有公交车直达北海图书馆,十分方便。他家住八楼一大套,另有一个单间,但不能另行开伙。他们越是说“吃饭毫无问题”,我倒是越不敢去住了,因为长住那里却每天三顿都去外面吃,会显得矫情,不这样吧,又怎能让两位年过七旬的“副部级”天天给我做饭呢?踌躇久之,仍然下不了去叨扰的决心。延至九四年年初又一次发病,愈后身体大不如前,还想做点事情的心也冷了,北京也就不去了。

这里写的尽是一些琐屑,不涉及党国大事,也不涉及学问文章。但从这些琐屑中正可以看出李普这个人的性情和色彩,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即之也温”,愿意跟他做朋友的原因。

零四年年底沈容去世,李普所受的打击是巨大的。在为沈容的离去而难过时,我也为李普承受住了打击没有趴下而欣慰。在读过作为讣文寄下的《红色记忆》和书前贴条以后,我十分敬仰单纯而热情的沈容,也十分忻慕李普能有这样一位伴侣。

零七年年初,我也和李普一样,成了鳏夫。收到哀启后李普寄来一页纸,题为《哭吧,哭吧--致叔河》,下面写到沈容去世时,他“想哭竟哭不出来,……现在,朱纯走了,我不说望你节哀之类的话,而要说,你哭吧,哭吧!你想怎样就怎样,能怎样就怎样吧!这一辈子只有这一回了!”。读到这里,我禁不住又流起泪来。

中国古时最重伦常,本来人性也是最能够从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伦常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朋友”在五伦中居末,我以为却最为根本。比如说夫妇吧,李普沈容可算是理想的一对,就因为他们既是夫妇,同时又是最好的朋友,我和朱纯也差不多。父子如大仲马、小仲马,兄弟如苏轼、苏辙,亦莫不如此。君臣一伦,在共和国中好像是废掉了,其实依然存在着,毛泽东称张闻天为“明君”即是证据。那么有没有理想的君臣呢?如果有的话,我想也应该首先是朋友吧。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能以手足腹心相待,则去朋友不远矣。如果像刘邦朱元璋那样“视臣如草芥”,一批批地整死,不仅毫无朋友之情,也绝不讲朋友之义,那就只会得到“则臣视君如寇仇”的结果了。这番话我跟李普说过,他也深以为然。

我觉得,李普在对沈容、对朋友上表现的至情至性,正是他待人接物和整个人生态度之一侧面,是他“书生意气本无伦”之一证明。承蒙他不弃,视我为朋友,在送他远行、和他永别时,我愿特别指出这一点。特撰此小文为奠,祝他一路走好。(二千零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随笔》总第192期 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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