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的噩耗，当天下午便由上海的程巢父先生告诉我了。当即打电话到北京李家，却没人接听。第二天联系上亢美，才知道他们那时还在医院里，于是在电话里把我作的一副挽联念给她听了，也不知道她记没记下，追悼会上挂没挂出来。联云：
记者文章真有格
书生意气本无伦
做记者写新闻是李普的职业，从二十出头做到在新华社离休，整整干了五六十年。按理说，当“喉舌”当定了的他，应该习惯于“用一个声音讲话”了。可是他偏不，他“有格”，能够坚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捍卫自己思想的自由，写出自己想写的文章，发出自己内心的呼喊。
李普能做到“文章真有格”，原因就在于他一直保持了自己的“书生意气”。这在同侪中是无与伦比的。书生即古之“士”，“士心曰志”。俗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书生只要能坚守内心的自由，坚持独立的意志，培养浩然的正气，他就是坚不可摧的。另一方面，书生意气也会在待人接物上表现出来。李普待人之真诚，接物之感情洋溢，三十年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和李普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已经记不得了。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末云“八月十八晨三时，半夜醒来，不复成寐，乃写此信”，年份应该在一九八一年。信中建议我将“走向世界”的人和事写成一书，交给新华出版社出版。知道我有些畏难，极力鼓动道：“我作为一个读者，确实很希望更多地知道些东西。你写这些文章，看了不少书，查了不少资料，不多写点出来介绍给读者，不是也很可惜吗？再花一点工夫，也未必太费事吧？”
李普比我年长一十三岁。我四九年开始学当新闻记者，还没有学成就“开缺”了。他的“记龄”早我十年，这时已是新华总社的副社长，除了是湖南同乡外，与我并无半点“关系”，仅仅看了几本《走向世界丛书》，就在凌晨三点爬起来给我写信，这种管闲事的热情，在抗战前入党的老干部身上，并不多见。
八三年我的书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到北京开会时，我拿了本新书到李普家去送给他，并对书稿没给新华出版社表示歉意。这些几句话就说完了，李普、沈容夫妇却热情地留下我扯谈，并留吃中饭。沈容说，“我专门为你做宁夏来的发菜，这可是我的拿手菜，难得吃到的哟！”那时亢美还是个小姑娘，正好在家。老太太显得比小姑娘还活跃。她进厨房忙乎一气，又来客厅听我和李普乱谈一气。我们从湘乡烘糕、永丰辣酱（李普是湘乡永丰人）谈到曾国藩，谈到平江不肖生，最后谈到了平江人李锐。李普说：“我这位同乡（曾国藩）和你这位同乡（李锐），都是值得认认真真写一写的啊！”
从北京回长沙后不久，我就发病了，在马王堆疗养院住了八个月。李普作为人大常委到湖南时，特地来马王堆看我，教给我用手指梳头之法，说是有通经活络之效。我于气功向来不怎么相信，他觉察到了我的不热心，于是再三叮嘱：“要以曾国藩为戒啊，太拼命，是会要短命的呢！”他那位同乡只活了六十一岁，确实是短命，但也只有像打开南京那样才叫拼命，写点小文章，讲点风凉话，是无须拼命，也确实不曾拼命的。
又过了几年，大约在八六、八七年间，李普和沈容再来长沙，又枉顾寒舍了一回，这一回就更有意思了。当时我住在一条名叫惜字公庄的小巷子里，汽车开不进，家里又没装电话。适逢下雨，敲门进屋时，他俩的头发和衣服都打湿了。正好是星期天，妻和孩子们都不在家。坐下以后，沈容要喝水，我一拿热水瓶是空的，忙到厨房去烧水，却不会打开液化气，只好请他俩自己动手。为此三个人都笑了，沈容是又发现了一个不会做家务的书呆子的开心的笑， 李普是理解和宽容的笑，我则是无可奈何的苦笑。
九三年我离休后，一度计划用一两年时间，到北京去寻读一点书，这得先找个不必花钱的住处，自己开伙。李普得知后，一连给我写了好几封信。七月十七日信云：“你一人来也好，贤伉俪一起来也好，均所欢迎。每天跑图书馆，天天打的支出太大，上下公共汽车也要有人照顾才好。住毫无问题，想住多久住多久。”十月十一日信云：“吃饭不用你操心，沈容特别要我说清这一点。她说，如果你一个人来，三人吃饭跟现在我和她两人吃饭一样做，并不多费事；如贤伉俪同来，则沈容与尊夫人一同做饭。总而言之一句话，热烈欢迎。何时来，住多久，悉听尊便。吃饭毫无问题，绝不要你操心。”
此时李普家已迁居新华总社院内，有公交车直达北海图书馆，十分方便。他家住八楼一大套，另有一个单间，但不能另行开伙。他们越是说“吃饭毫无问题”，我倒是越不敢去住了，因为长住那里却每天三顿都去外面吃，会显得矫情，不这样吧，又怎能让两位年过七旬的“副部级”天天给我做饭呢？踌躇久之，仍然下不了去叨扰的决心。延至九四年年初又一次发病，愈后身体大不如前，还想做点事情的心也冷了，北京也就不去了。
这里写的尽是一些琐屑，不涉及党国大事，也不涉及学问文章。但从这些琐屑中正可以看出李普这个人的性情和色彩，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即之也温”，愿意跟他做朋友的原因。
零四年年底沈容去世，李普所受的打击是巨大的。在为沈容的离去而难过时，我也为李普承受住了打击没有趴下而欣慰。在读过作为讣文寄下的《红色记忆》和书前贴条以后，我十分敬仰单纯而热情的沈容，也十分忻慕李普能有这样一位伴侣。
零七年年初，我也和李普一样，成了鳏夫。收到哀启后李普寄来一页纸，题为《哭吧，哭吧－－致叔河》，下面写到沈容去世时，他“想哭竟哭不出来，……现在，朱纯走了，我不说望你节哀之类的话，而要说，你哭吧，哭吧！你想怎样就怎样，能怎样就怎样吧！这一辈子只有这一回了！”。读到这里，我禁不住又流起泪来。
中国古时最重伦常，本来人性也是最能够从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伦常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朋友”在五伦中居末，我以为却最为根本。比如说夫妇吧，李普沈容可算是理想的一对，就因为他们既是夫妇，同时又是最好的朋友，我和朱纯也差不多。父子如大仲马、小仲马，兄弟如苏轼、苏辙，亦莫不如此。君臣一伦，在共和国中好像是废掉了，其实依然存在着，毛泽东称张闻天为“明君”即是证据。那么有没有理想的君臣呢?如果有的话，我想也应该首先是朋友吧。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能以手足腹心相待，则去朋友不远矣。如果像刘邦朱元璋那样“视臣如草芥”，一批批地整死，不仅毫无朋友之情，也绝不讲朋友之义，那就只会得到“则臣视君如寇仇”的结果了。这番话我跟李普说过，他也深以为然。
我觉得，李普在对沈容、对朋友上表现的至情至性，正是他待人接物和整个人生态度之一侧面，是他“书生意气本无伦”之一证明。承蒙他不弃，视我为朋友，在送他远行、和他永别时，我愿特别指出这一点。特撰此小文为奠，祝他一路走好。（二千零十年十一月十八日）
《随笔》总第192期 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