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海外看中国?这不仅涉及观点的公允与否,而且隐含着海外人士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说,这不仅是个社会学或政治学的题目,而且不失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读过刘宾雁先生发表在《北京之春》九五年十一月号上的《否定文革维护现状》一文,感慨良深,不得不一吐为快,所言不当,还请刘先生和读者诸君多多包涵才是。

《否定文革维护现状》的主旨,是把王蒙、陈建功、李辉三人的对话录《精神家园何妨共建》(发表在《读书》杂志九五年六、七、八期),和李泽厚、刘再复两人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的中国》,拿来相提并论,指责它们否定文革、维护现状。

我以为,这有失公允。

道理简单。因为这两篇对话的“语境”不同,作者的生存条件不同。李泽厚、刘再复是在海外的言论自由的环境中,发表赤裸裸拍邓小平马屁的言论,其心可诛。而王蒙、陈建功、李辉则是在国内的政治高压下对话,其心可悯。这种生存环境的根本差异,决定了它们两造貌似的言论,实在具有不同的所指。和李泽厚、刘再复同样身在自由环境的刘宾雁先生,会不会由于享受自由的时间太久,而忘记了国内恶劣生存条件,进而对国内知识份子们的言行举止过于苛求了?

在美国,完全否定“理想主义”当然是堕落的表现,因为这里是一个可以允许有各种各样的理想自由表达的社会,一个人什么理想也不要,显然与禽兽无异。但是在中国,官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只准有一种思想:“钦定的语录”,或是毛语录,或是邓语录,将来可能还有江语录等等。除此之外,你可以不要理想,但不能有别的理想,否则就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了,而是“现行反革命”,是“反革命宣传煽动”、是“企图颠覆政府”。所以在中国,一个有良心的自由知识份子,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理想,有时甚至以反理想主义者、反道德主义者自居。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刘先生不该视而不见,也不该老是拿五十年代右派、六十年代的遇罗克、张志新等人的光辉事迹来指控当代中青年们。五十年代的右派怎么样了,整整二十年苦役。遇罗克、张志新怎么样了,更惨。我们在海外的前辈们,总不能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劲地鼓舞国内的青年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所以,来点王朔式的玩世不恭,削弱削弱统治中国的唯一理想主义——马列主义毛邓思想,也不失为一条可行道路。

有人向我谈起王朔的小说和编剧,说那是一种近年来甚风行的“痞子文学”典型,颇为迎合当代都市青年的脾胃,这表明,一场精神瘟疫已经在中国大地上蔓延了!……这些作品的“流氓特色”浓厚,它的主人公是恶棍、无赖、痞子,大有鱼肉良民、踏平社会之势,而编剧与导演在描写时,“批判的力度却不够”。不过看完之后我倒以为:这些既非探索片又非娱乐片的新潮社会片,却是着力刻划了一些本性上不乏善良的人,一些在感情上孤独无援但又不甘寂寞、在共产党极权社会的逆境中挣扎抗争的人。他们的命运也许是新颖的,他们的素描也许是当代中国城市青年特有的那种充满混杂感的迷茫肖像;但是,他们的性格却是深植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所以,这些“善良的流氓”终于化成正果的命运,多么酷似于人们熟悉的孙悟空!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姿态横空出世,好一番壮烈的折腾,经历了“反抗——失败——再反抗——再失败”,直到走向毁灭或比毁灭更彻底的正果。就这样,电影的主题也就昭然若揭了:孙悟空式的大闹天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秩序终将战胜一切挑战者。毛泽东“金猴奋起千钧棒”的神话,终于被孙悟空最后也得去西天取经,以赎回自己犯下的滔天大罪等系列事实所粉碎。这就是王朔笔下的流氓恶棍。

例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描写了一个“流氓犯罪份子”和女大学生间的爱情故事。情节倒不复杂:那家伙以性诈骗为爱好,结果却不期然地爱上了。男主角张明对女主角吴迪,开始时是只有性而没有爱,后来却有了爱而不再有“性”了。最后,这“开放的邓小平时代的悲剧”不仅毁了那男子的“事业”,摧毁了他的精气神,还使之成了窝囊废。为什么说这是“开放的悲剧”?我这么考虑:这些跃跃欲试的新潮青年,在思想意识上开放得很,但在心态习惯上却还是传统的、拘谨的。因此,假开放带来的冲击性后果,自然是他(她)们承受不起的。吴迪正是在这种内(心态习惯)外(思想意识)撕裂的痛苦中死去的。很大程度上,这证实我们当代青年文化的一个缩影。它写出当代生活中确已萌动的那种——感情与理想和事业间的分离以致冲突、决裂,而非大团圆式的和谐如一。没有什么比一个女大学生与一个流氓厮混、睡觉,更能说明这个“当代青年的价值取向”了。这当然是反叛,而大凡反叛,总是“决没有好下场”的,所以吴迪只能死去,而那个引诱她犯罪的始作俑者却倒活了下来,并获得了悔改的机会和荣耀。这就是共产党统治下芸芸众生的荒唐与真实。

这恐怕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惶惑的反映。张明这个形象,在“罪人”之外还有“复仇者”的意味:他们专门“宰”那些来中国寻花问柳的“老外”。他的行为因此不乏传统价值中“游侠”的色彩,因而并不使人从心底厌恶;因此,这个新潮子弟,就这样为传统秩序打了抱不平。所以,他的犯罪也就得到了文化意义上的谅解;他的叛逆远不及吴迪那么深刻。复杂的文化冲突的场景,展示开来了。这也许没有多少电影技巧的玄虚甚至没有“探索的手段”。但其中许多画面却是难以把它剜出来丢掉的。

如果说吴迪之死是个悲剧,王朔的作品又如何宣扬了反理想主义的流氓意识!其实,他的主人公最后都以不同的方式,向正统秩序表现出某种无可奈何。我们有理由对那些来自道德角度的批评家说,这些作品是符合动物保护主义的道德的:它告诫,挑战者没有好下场;而合作又令人厌恶,所以最好玩世不恭。

更年轻的读者,从中获得的当然不是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而是一种自我保护。诚然,这种自我保护是没有理想、缺乏道德的,但我以为,这只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没有理想、缺乏道德,而不是基于自由选择的没有理想、缺乏道德。不信你看,那位王朔式的流氓张明,并不是共产党的说教与思想斗争,而是共产党的严厉打击导致他身心机能衰退,使他重新归依了伟大的党:这里的反讽意味还不明显吗?这使我想起《金瓶梅》。卫道士(颇类似于《巴黎圣母院》中的“黑衣人”)说它是“淫书”;其实,它又何尝不是用“色欲伤身”的故事,表达了对于明朝那个蒙古化的黑暗政权绝望!东厂和锦衣卫的同志们,是允许你纵欲、无理想、道德败坏,而不允许你做忠臣、甚至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的读书人。不信?看看东林党人,再看看五七年的右派们。西门庆的死,是社会有生力量堕落和歼灭的故事。《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也达到了类似的“色空”的效果。在这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对话,展示了灵魂面对世纪末纷乱的动摇和绝望。

我们在批判他们的表现形态的时候,是不是理解了他们的生存处境?从孙悟空、《金瓶梅》到《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仿佛透视出了民族习惯中可以改变的成份和不可以改变的成份。

一九六七年文革高潮,李光耀对理查德·尼克松说,“毛泽东是在中国这块万花板上作画。大雨一来,毛泽东的图画就会被冲洗殆尽,留下来的那个,还是中国。”

妙哉斯语!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刘先生,是否应该先去温习中国现状、并进而求解中国人的灵魂?因为那才是谈论中国问题的前提,一味指责是没有帮助的。

随着共产主义试验在中国陷入困境,“三信(信仰、信任、信心)危机”就像清朝末年三纲五常的崩溃,带来了社会良心的麻痹症。这就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进行改革,力图挽回落日。改革虽然是极其缓慢的、维护现状的进度,但毕竟带来了社会的渐变。随着改革的深入,“上面的领导”已经越来越解决不了问题了,而传统的家族关系和帮会组织又不复存在,于是,平民只能求助于“朋友”尤其是具有官方背景的,以合法的方式广泛发展私人关系网,来解决自己的难题。其社会后果自然是使原先已经受损的政府威望和社会机制进一步毁坏,达到不受信任的地步。

研究这种历史转变的过程,极为有趣。下面,本文仅就一个和刘宾雁先生有关的实例,来剖析,来展示这种演变。

刘先生一九七九年八月写成并发表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披露了一个当时震动全国的“贪污大案”:黑龙江省宾县燃料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王守信(女)

利用精心结成的“朋友关系网”,以腐蚀、瓦解党和政府之极权结构的方式,总之,是以无理想、不道德的方式,积累了一个拥有四十五万人民币的私人金库,从而使得那时还怀有共产主义正统思想的前右派刘宾雁先生,感到痛心疾首。无疑,四十五万人民币,在当时的中国大陆,这是一个相当破天荒的数字。但经过十年的“改革”再回头看,这笔钱的数目已经微不足道。所以人们说,六四屠杀事件之前的改革第一波是要造成“万元户”,而一九九二年发起的改革第二波却是要造成“亿元户”。而这类资金的性质也不再是什么“赃款”,而是“私人资本”。因为,在这十多年间,中国社会已经完全变质了。正因为如此,研究王守信的“作案方法”,可以对中国的“产权改革”,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明,何况,中国的作家们是很少有机会可以发表这种调查报告的。

表面上看,王守信本人犯案当时已经不是平民;但是,她用以解决生活难题(和平民一样困难的“卖煤”)的手段,却完全是平民化的:找关系送礼(出了差错就叫做“腐蚀干部”)—→得到了好处后利益均沾(紧张的物资和难得的机会)—→扩大关系网络—→进一步获得紧张物资和难得机会—→进一步扩大关系网。只因她官卑位贱,不能支配党和政府的极权机构,所以只能用平民的方式来进行渗透。另一个要点,也是使得记者刘宾雁相当反感的,是王守信的平民出身和她的(在那个时代的共识看来)过于大胆的平民作风。和目前发表的《否定文革维护现状》形成鲜明的对照的,那时尚在国内红火,也许身不由己、言不由衷的刘宾雁,极力谴责王守信的文革造反派背景,并对她在文革时代参与推翻党的极权机构,改革时代又腐蚀党的极权机构,表示了同样的愤慨。同样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凭藉平民造反,王守信甚至不可能入党,永远不能脱离卑微的平民阶层。

这位以平民出身和平民作风行事的下层官吏,为了以平民的方式打入极权结构,除了行贿无路可走。为了行贿,她投资开办了副食品生产基地,那时,中国大陆的副食品供应相当紧张,王守信正是运用这些稀有金属做成的钥匙,打开了极权结构的堡垒。用今天的标准看,可以说她是一个相当勤勉、尽职尽责的“私人企业家”。她每天提早上班,推迟下班,吃苦在别人前面,享受在别人后面,严格按照她自己的“经济规律”办事,不按极权结构规定的纪律办事。在《奇异的交换》一节里,刘先生所揭露的事实再次展示:七十年代的王守信,正是九十年代千千万万的时兴改革家的先行者;王守信的贪赃枉法,恰恰使她成为邓小平第二波改革的象征性人物。她断然拒绝为不能盈利的单位提供燃料,除非他们付得起高价;她赊销甚至赠送物资给那些能够为她提供特权和利润的衙门;这与当前三资企业的行为方式多么相似!

那时的中国,实行地区间的贸易封锁,禁止农副产品输往其它地区,但王守信却通过行贿的“润滑油”打开了这把锈得牢牢的死锁,在她所需要的范围内,实现了地区间的物资流通。这不正好是八十年代“二道贩子”们的行为方式吗?!她所推行的这些“奇异的交换”(刘宾雁敏锐地并正确地称之为“权力交换”),只是在严格地依附极权结构的计划经济的头脑看来,才是非法;如果按照“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官倒眼光,那是完全正常的,甚至应该得到表扬。

她的所作所为,带有邓小平式的“大胆闯精神”,突破禁区,因而不受政策和法律保护。但就本文的意义而言,这不仅关系到社会经济改革政策的演变,也关系到“理想主义”难题的根本转变:人们从相信党、依靠党,转变为相信自己、依靠自己;而依靠自己的具体方法,就是不择手段地结成无道德的私人关系网……在王守信失败的地方,重新站起来并实现了“体制改革”的,正是现今在中国掌权的人们!而像正统的共产党人如一九七九年的刘宾雁,则企图推行理想主义的人性变革,以回避腐化堕落的体制改革。这当然美好,但在共产党一党独裁下,可能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党的领导人鼓励了甚至带领了这种发展(人民称他们为“官倒”),以便像“王守信的保护者们”那样,使政治权力有效地交换、转化为经济利益,从而突破计划经济的清教性质。刘宾雁义愤填膺地谴责说:“每一次这种交换,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线,都不能不或者直接给社会主义公有财产造成损害,或者使党纪国法失灵,往往又是二者兼而有之,而这最终就必定要伤害社会主义制度,使党的领导徒有虚名,而在这种反覆不已的交换中,党政干部本身也就逐渐退化为吞噬人民脂膏和蚕食社会主义制度的蛀虫,党和群众的关系也随着恶化了。”(《刘宾雁报告文学选》第147到206页,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但在今天,谁都看得很清楚了,刘宾雁所谴责的,实际上正是王守信案件发生以来的“改革过程”。而刘宾雁个人的悲剧恰恰是,他虽然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份子被开除出党,但其感情却如作品所示,地地道道属于无产阶级的左派。

当我们批判文革或是赞扬文革时,最好不要忘记:始终有两种文革同时存在:一种是毛泽东的文革、党同伐异背信弃义阴谋阳谋的文革,一种是被压迫者的文革、反抗党的官僚机器奴役人民的文革。而刘宾雁《否定文革维护现状》中的赞扬文革、《人妖之间》中的批判文革,显然就是在同名而异实地混谈两种文革。否则我们便不能理解,刘先生自己对文革的评价,何以如此南辕北辙。

这种“不逻辑”的特点,写报告文学或许是个优点,情景交融;但做理论总结,却是致命的。而刘先生在《否定文革维护现状》的结尾处,援引美国奥克拉荷马爆炸案和东京地铁毒气案,来论证没有理想的可怕后果,明显属于这种“不逻辑”之一。因为美、日恐怖份子们不是没有理想,而是理想过火。以他们的可怕行为,来论证王蒙、王朔倡导的无理想主义的缺德论,倒是更合适的。

由此可见,在海外的中国知识份子,如果忘记中国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在那里苦苦挣扎的人们,从而不能以同情心来设身处地研究中国的现状,一味反对,为反对而反对,将会导致多么剧烈的偏激。这种偏激将进一步导致我们远离中国,远离我们谈论的对象,而日益陷入自己的梦想,反误以为那才是真实。

(《北京之春》1995年12月号)

By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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