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钟叔河告诉我,他写了篇纪念老戴的文章。我问他是哪个老戴,他说戴文葆,我才知道他去世了,而且已经三年多。我自交出《书屋》之后就没和他再有联系,也曾想过给他写信,但想想,何必呢,他的年纪那么大了,身体又不好,想做的事也很多,看了还要写回信,不是给他添麻烦吗?自然也就作罢了。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百度百科有他的介绍:“戴文葆(1922—2008),曾用名戴文宝,笔名慕松、郁进、丁闻葆。江苏阜宁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著名编辑家、出版家、著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首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人民出版社司局级离休干部、资深编审。”从介绍中,我知道了他在一九四二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地下工作。一九四六年还在《大公报》做过国际版的主编、社评委员、副编辑主任,后来以“金庸”的笔名闻名于世的查良镛当时是他的翻译助手。介绍中还说他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又遭遇不幸,而这些都是我先前一点不了解的。

我和他相识是在编《书屋》,从开始到结束,一直,间常,有联系,有时是通信,有时是电话,他是出版界老前辈,他对《书屋》很关心,我找到了几封信:

周实同志:
收到您的来函及贺卡,非常高兴。
《书屋》酝酿很久,一出刊就引人注目!现在办期刊很不容易,显而易见,您组织了作者,并把握住局机关刊物的性格与要求,可说在同类刊物中佼佼的了。凡是读到这份刊物的人,都说很有品位,所以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美术馆东路38号)要我请你们先试寄每期五份来吸引读者,以后再考虑增添。
我工作太忙,但常有些感想,工作上也有需要,匆匆忙忙写点东西,能在您刊物上发表,欢喜之至!我青年时在上海报社工作,天天有得写,有新闻,有刺激,有地方发表,就想写。出版社太沉静了,有些感想,想想也就算了!见到你们刊物,有品位,有时就想在上面写点什么了--这是好动笔的人的实感。不过,太忙,考虑不周,以后类似情况,要请你们把关掌握,不要因为相熟,就一定要用。
目前上面掌握很紧,对一些文字想得很多很远,常常出乎我们当事人意想之外,一时不易理解。所以编刊物务必多审阅,有所见时,几个同志磋商一下再决定。尤其是,少脱离书发议论,议论应该有的,不过不要离书过远。像萧乾先生谈话,他是名家,上面理解还可以,一般作者就不容易了。你们刊物还没有出格的文章,尺寸掌握得不错。省里办这样的刊物不寻常,领导有眼光,有气派,因而更要好好耕耘这块园地。我们是同行,又蒙关照,有什么看法会提请考虑的。
祝您健康,工作顺利!
戴文葆拜上
一九九七年元月五日

周实同志:
十四日来示奉悉。所论甚是,历史的原因形成的若干心态和一些措置,不是短时间内即可转变的。出版界,尤其是期刊方面,默默中提倡一些人文精神和理性思考,逐渐能起到一些潜移默化作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活动中,期刊总起领先、启发作用,不能忽视其影响所及。办好期刊,当然工作十分辛苦,但也很有意义,值得献身。珍惜《书屋》这片园地,而且刊物的性格已渐形成。学术上的表现,是刊物性格的外化,也是吸引读者的魅力……您刊已开辟了局面,希望忍苦迈进。不赘,即颂新春康泰!
戴文葆拜上
(一九九七年)元月廿一日
你们日常事繁,请勿回信。

这是《书屋》创刊后头两年的两封信,可惜我没有存信的习惯,很多都没有保留。一九九九年,我去京办事(忘了什么事),抽空去看他,总算见了面,关于这次见面的情形,他也有信记了下来,我这里也实录如下:

实兄:
似飞将军,从天而降。吸一颗烟,饮半杯茶,寒暄片刻,酒饭不扰。送君离去,于心难安!
临世纪末,逢三九年,节日纷至,快何如之。
我辈业贱,为人侧目。嘴宜闭,保康健。眼观四方,耳听八面。文章细读,原珠握紧。扩版能不带枷,漫步入新世纪。
南方乔木高,可望不可即。善写能编周公,似朱读懂令飞。
不尽欲言,敬祝俪安!爱护屋基!
东夷宋人戏笔
一九九九年五月六日上午

此信用的是原珠笔,所以他说“原珠握紧”。“扩版”是说《书屋》由双月刊办成了月刊。“似朱读懂令飞”中的“朱”是指朱正,而“令飞”则是指鲁迅的孙子周令飞了。“东夷宋人”是他自指,个中滋味,知者皆知,就不需我多说了。

二○○○年的九月,我出了本诗集寄给他,他很快就回了信,这信后来发表在广西的《出版广角》上,落款则由他一贯的“戴文葆拜上”改成了“文葆拜上”:

周实兄:
大作《剪影》诗集,收到好久了,谢谢!
为什么没有立即写信申谢呢?我在读,稍许安静下来,就拿出来展读。虽然我早无诗情,仍然十分喜欢读诗,白话诗当然包括在内。我少年时代就爱读一些诗,白话诗么,当年最喜欢闻一多先生们的“豆腐干诗”。抗日战争发生后,离乡流浪、求学,就写过这个形式的诗;到进了大学门,一路上所见,和入学后读了社会分析的人文科学书,诗情便被替代完了,不过仍十分爱读诗。七十年代后期,大约因为动乱久久未平息,诗情又涌起过一阵,不久因种种事牵着,回到讨厌的事实中去思考与处理了。迄今从没有一句诗能写下来,可见思路趋于凝固,是年龄束缚了我么?我很欢喜您写的《日子》第六节:
只要谈起人生/我们总想起痛苦/当然有时也想起幸福/就像天上时常下雨/同时又会显出太阳/太阳和雨交往的日子/就是我们对人生的理解
啊!是这么理解的,说到我的心上,进入了心扉。我七七年底由上海又回到北京,前后搬了六次了,不能说是搬家,只是换了住处。以前每次都拎起行李就走,“义无反顾”(这四个字常见被人在文章中用错),可说毫不考虑地向前。这次却至今未安下心来,并不仅仅是由于受书所累(我已清除四大平车杂书,又请友人孩子来选去一大批书)。我还在淘汰清除我买的书,虽然仍欢喜那些书,却又毫不留情地丢弃它们。抛弃大批书,心情还不宁静。因而,我十分不满自己,十六七岁时,我就能在烽火流离中控制自己,不管阴晴圆缺,迈步前行。您这一首诗被我看做一个总结了,我从没有失去什么,就像那悲壮的“国际歌”所说,我本来一无所有,从母亲腹中出来,就是赤条条的,清清白白的,“入世”(多少人在歌颂这两个字啊!好什么呢?)反而被许多人、事、物拖累,现在不断丢弃、不断丢弃,仍不安宁。为什么呢?读了您的这首诗,等于听了教言,还仍不安静。我小时受过基督教的训示,几十年受各种宗教的训育和熏陶。圣贤能弘道,像我这凡夫俗子果真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么?伊甸园是不奢望进入了。密尔顿是我钦敬的诗人,我不知他重见上帝没有,他为教派争取过“出版自由”,写过书的。失乐园、得乐园也好,得失都无所谓了。密尔顿又怎样呢?
哇!予恨不得学于大哲学家也,尊敬的伟大导师卡尔?马克思,他老人家私淑的黑格尔,不是说过什么“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么!
周实兄,我越写越乱了,主要本是感谢您赠予大作,从中读到我欢喜的诗,怎么写下这许多不切题的字句呢!请原谅。
不写了!祝笔健,祝全家好!
戴文葆拜上
二○○○年十月十五日

再后来,我就离开《书屋》了,离开《书屋》时,他也来了信:

周实兄,亲爱的朋友:
在您刚刚把《书屋》在全国树立了很好的声誉的时候,却让您到新的工作场地去再次立业建功,这是对您的工作的及时评价,不必等将来的期刊史再来议论。湖南近百十年是全国先进的省份,出人才,出创作,大时代来临总是议论风生。当年名震省内外的《湘江评论》至今还有人在研究、赞颂,大约在压迫下只出了五期吧(末后的一期还未来得及发行呢)。《书屋》已经印行了五年多了吧,而且作者中有全国的精英、先进,济济一刊,投稿者还源源而来,甚至还有海外人士,这都是明显的特色,至于编稿思虑也可说独树一笔了。
您是很辛苦的主编,虽然比“五四”时期刊物多两位协助,现在的编印发的要求也非单兵作战年代可比了。在我们这种具有强力传统又在转型期间跃动着的大地上,《书屋》我记得好像存在发扬五年多,而不是一阵烟似的飘去,个性显明,内容异常丰富,我想,主编必定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了吧?我是一个读者,衷心祝贺您!虽不能现在就用“青史留名”这种老话来赞扬,至少可以说是七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思想解放现象,若断若续中的奇葩。如果以后读者要问: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会想到阁下和阁下引来的济济一堂的作者,在许多读者自己的书屋中蓬荜生辉啊!在先进的湖南省,也是出版界的光荣!
祝您在新岗位上再建新屋,看可能有的建材和场地行事,劳碌惯了的人是不会闲散束手的。有了新址后,便中赐告。无需惜别,您会再努力干的。
祝您健康,吉祥!
读者戴文葆拜上
(二○○一年)六月二十日

回头再看这些信,我的眼眶是湿的。

看这最后一封信(但愿今后还能找到)至今也有十年了。

这些信,还那样,还是当时写的那样,但现在看和当时看,感觉真的不一样。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随笔》总第195期 2011年第4期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