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钟叔河告诉我，他写了篇纪念老戴的文章。我问他是哪个老戴，他说戴文葆，我才知道他去世了，而且已经三年多。我自交出《书屋》之后就没和他再有联系，也曾想过给他写信，但想想，何必呢，他的年纪那么大了，身体又不好，想做的事也很多，看了还要写回信，不是给他添麻烦吗？自然也就作罢了。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百度百科有他的介绍：“戴文葆（1922—2008），曾用名戴文宝，笔名慕松、郁进、丁闻葆。江苏阜宁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著名编辑家、出版家、著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首届‘韬奋出版奖’获得者，人民出版社司局级离休干部、资深编审。”从介绍中，我知道了他在一九四二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地下工作。一九四六年还在《大公报》做过国际版的主编、社评委员、副编辑主任，后来以“金庸”的笔名闻名于世的查良镛当时是他的翻译助手。介绍中还说他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又遭遇不幸，而这些都是我先前一点不了解的。
我和他相识是在编《书屋》，从开始到结束，一直，间常，有联系，有时是通信，有时是电话，他是出版界老前辈，他对《书屋》很关心，我找到了几封信：
周实同志：
收到您的来函及贺卡，非常高兴。
《书屋》酝酿很久，一出刊就引人注目！现在办期刊很不容易，显而易见，您组织了作者，并把握住局机关刊物的性格与要求，可说在同类刊物中佼佼的了。凡是读到这份刊物的人，都说很有品位，所以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美术馆东路38号）要我请你们先试寄每期五份来吸引读者，以后再考虑增添。
我工作太忙，但常有些感想，工作上也有需要，匆匆忙忙写点东西，能在您刊物上发表，欢喜之至！我青年时在上海报社工作，天天有得写，有新闻，有刺激，有地方发表，就想写。出版社太沉静了，有些感想，想想也就算了！见到你们刊物，有品位，有时就想在上面写点什么了－－这是好动笔的人的实感。不过，太忙，考虑不周，以后类似情况，要请你们把关掌握，不要因为相熟，就一定要用。
目前上面掌握很紧，对一些文字想得很多很远，常常出乎我们当事人意想之外，一时不易理解。所以编刊物务必多审阅，有所见时，几个同志磋商一下再决定。尤其是，少脱离书发议论，议论应该有的，不过不要离书过远。像萧乾先生谈话，他是名家，上面理解还可以，一般作者就不容易了。你们刊物还没有出格的文章，尺寸掌握得不错。省里办这样的刊物不寻常，领导有眼光，有气派，因而更要好好耕耘这块园地。我们是同行，又蒙关照，有什么看法会提请考虑的。
祝您健康，工作顺利！
戴文葆拜上
一九九七年元月五日
周实同志：
十四日来示奉悉。所论甚是，历史的原因形成的若干心态和一些措置，不是短时间内即可转变的。出版界，尤其是期刊方面，默默中提倡一些人文精神和理性思考，逐渐能起到一些潜移默化作用。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活动中，期刊总起领先、启发作用，不能忽视其影响所及。办好期刊，当然工作十分辛苦，但也很有意义，值得献身。珍惜《书屋》这片园地，而且刊物的性格已渐形成。学术上的表现，是刊物性格的外化，也是吸引读者的魅力……您刊已开辟了局面，希望忍苦迈进。不赘，即颂新春康泰！
戴文葆拜上
（一九九七年）元月廿一日
你们日常事繁，请勿回信。
这是《书屋》创刊后头两年的两封信，可惜我没有存信的习惯，很多都没有保留。一九九九年，我去京办事（忘了什么事），抽空去看他，总算见了面，关于这次见面的情形，他也有信记了下来，我这里也实录如下：
实兄：
似飞将军，从天而降。吸一颗烟，饮半杯茶，寒暄片刻，酒饭不扰。送君离去，于心难安！
临世纪末，逢三九年，节日纷至，快何如之。
我辈业贱，为人侧目。嘴宜闭，保康健。眼观四方，耳听八面。文章细读，原珠握紧。扩版能不带枷，漫步入新世纪。
南方乔木高，可望不可即。善写能编周公，似朱读懂令飞。
不尽欲言，敬祝俪安！爱护屋基！
东夷宋人戏笔
一九九九年五月六日上午
此信用的是原珠笔，所以他说“原珠握紧”。“扩版”是说《书屋》由双月刊办成了月刊。“似朱读懂令飞”中的“朱”是指朱正，而“令飞”则是指鲁迅的孙子周令飞了。“东夷宋人”是他自指，个中滋味，知者皆知，就不需我多说了。
二○○○年的九月，我出了本诗集寄给他，他很快就回了信，这信后来发表在广西的《出版广角》上，落款则由他一贯的“戴文葆拜上”改成了“文葆拜上”：
周实兄：
大作《剪影》诗集，收到好久了，谢谢！
为什么没有立即写信申谢呢？我在读，稍许安静下来，就拿出来展读。虽然我早无诗情，仍然十分喜欢读诗，白话诗当然包括在内。我少年时代就爱读一些诗，白话诗么，当年最喜欢闻一多先生们的“豆腐干诗”。抗日战争发生后，离乡流浪、求学，就写过这个形式的诗；到进了大学门，一路上所见，和入学后读了社会分析的人文科学书，诗情便被替代完了，不过仍十分爱读诗。七十年代后期，大约因为动乱久久未平息，诗情又涌起过一阵，不久因种种事牵着，回到讨厌的事实中去思考与处理了。迄今从没有一句诗能写下来，可见思路趋于凝固，是年龄束缚了我么？我很欢喜您写的《日子》第六节：
只要谈起人生/我们总想起痛苦/当然有时也想起幸福/就像天上时常下雨/同时又会显出太阳/太阳和雨交往的日子/就是我们对人生的理解
啊！是这么理解的，说到我的心上，进入了心扉。我七七年底由上海又回到北京，前后搬了六次了，不能说是搬家，只是换了住处。以前每次都拎起行李就走，“义无反顾”（这四个字常见被人在文章中用错），可说毫不考虑地向前。这次却至今未安下心来，并不仅仅是由于受书所累（我已清除四大平车杂书，又请友人孩子来选去一大批书）。我还在淘汰清除我买的书，虽然仍欢喜那些书，却又毫不留情地丢弃它们。抛弃大批书，心情还不宁静。因而，我十分不满自己，十六七岁时，我就能在烽火流离中控制自己，不管阴晴圆缺，迈步前行。您这一首诗被我看做一个总结了，我从没有失去什么，就像那悲壮的“国际歌”所说，我本来一无所有，从母亲腹中出来，就是赤条条的，清清白白的，“入世”（多少人在歌颂这两个字啊！好什么呢？）反而被许多人、事、物拖累，现在不断丢弃、不断丢弃，仍不安宁。为什么呢？读了您的这首诗，等于听了教言，还仍不安静。我小时受过基督教的训示，几十年受各种宗教的训育和熏陶。圣贤能弘道，像我这凡夫俗子果真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么?伊甸园是不奢望进入了。密尔顿是我钦敬的诗人，我不知他重见上帝没有，他为教派争取过“出版自由”，写过书的。失乐园、得乐园也好，得失都无所谓了。密尔顿又怎样呢？
哇！予恨不得学于大哲学家也，尊敬的伟大导师卡尔？马克思，他老人家私淑的黑格尔，不是说过什么“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么！
周实兄，我越写越乱了，主要本是感谢您赠予大作，从中读到我欢喜的诗，怎么写下这许多不切题的字句呢！请原谅。
不写了！祝笔健，祝全家好！
戴文葆拜上
二○○○年十月十五日
再后来，我就离开《书屋》了，离开《书屋》时，他也来了信：
周实兄，亲爱的朋友：
在您刚刚把《书屋》在全国树立了很好的声誉的时候，却让您到新的工作场地去再次立业建功，这是对您的工作的及时评价，不必等将来的期刊史再来议论。湖南近百十年是全国先进的省份，出人才，出创作，大时代来临总是议论风生。当年名震省内外的《湘江评论》至今还有人在研究、赞颂，大约在压迫下只出了五期吧（末后的一期还未来得及发行呢）。《书屋》已经印行了五年多了吧，而且作者中有全国的精英、先进，济济一刊，投稿者还源源而来，甚至还有海外人士，这都是明显的特色，至于编稿思虑也可说独树一笔了。
您是很辛苦的主编，虽然比“五四”时期刊物多两位协助，现在的编印发的要求也非单兵作战年代可比了。在我们这种具有强力传统又在转型期间跃动着的大地上，《书屋》我记得好像存在发扬五年多，而不是一阵烟似的飘去，个性显明，内容异常丰富，我想，主编必定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了吧？我是一个读者，衷心祝贺您！虽不能现在就用“青史留名”这种老话来赞扬，至少可以说是七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思想解放现象，若断若续中的奇葩。如果以后读者要问：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会想到阁下和阁下引来的济济一堂的作者，在许多读者自己的书屋中蓬荜生辉啊！在先进的湖南省，也是出版界的光荣！
祝您在新岗位上再建新屋，看可能有的建材和场地行事，劳碌惯了的人是不会闲散束手的。有了新址后，便中赐告。无需惜别，您会再努力干的。
祝您健康，吉祥！
读者戴文葆拜上
（二○○一年）六月二十日
回头再看这些信，我的眼眶是湿的。
看这最后一封信（但愿今后还能找到）至今也有十年了。
这些信，还那样，还是当时写的那样，但现在看和当时看，感觉真的不一样。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随笔》总第195期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