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柏林(Isaiah Berlin)与鄂兰(Hannah Arendt),这两位堪称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哲人,都说不上是“流亡者”。柏林十岁时就举家从俄国移居英国,长年的英伦生活让他即便自我认同犹太人,来到以色列却尤其不觉得犹太人,晚年他曾经诙谐说自己已经太老,学不了希伯来语,因此没打算回以色列定居,犹太人的原生身份几乎不对柏林造成任何困扰,他说自己既不因此骄傲,也不因此羞愧,“作一个犹太人就像有手有脚一样”。二战期间在犹太人族群最困顿的时候,辗转在苏联与美国从事外交工作的柏林并没有感受到切身的压迫,他坦承他确实为此感到些许羞愧。

柏林(Isaiah Berlin)。图片来源:翻摄自维基百科

这种自得状态难免让人想起鄂兰对于欧陆“特例”犹太人的批评。功成名就,成为易卜生讽刺的“社会栋梁”,能让犹太人产生可以豁免于主流社会潜规则,也是可以在异地安稳成家立业的幻想,历史的教训是“特例犹太人”无视其他同胞苦难的机会主义很快就会自嚐苦果,纳粹的崛起不过再次证明确实如此。当然,相比于欧陆,柏林确实可以说英国的犹太人是特例中的特例,英国毕竟不同于欧陆。

不过即便如此,对特例犹太人的不适以及难民经验,也都没有让鄂兰产生任何对于原生身份的激情。对她来说,身为犹太人,跟身为女人一样,都是人生而无法争辩的事实,是外在所加诸的此身,却非此身之我,而鄂兰从来都没有想过表现“除了我以外什么样的人”,这点倒是与柏林颇有共识。

鄂兰(Hannah Arendt)。图片来源:美联社/达志影像

新贵与贱民

对鄂兰来说,犹太身份的政治寓意更多在于现代民族共同体理念的挫败,犹太人能被随意褫夺公民身份的处境,从来都不是个别犹太人族群的命运,“当欧洲最弱势者被驱逐,被破坏,欧洲人民的斯文也就跟着扫地解体”。20世纪初的犹太人是民族国家的政治秩序在欧洲所创造出来,在一个又一个的难民营与集中营间扔来丢去的“新品种的人”,但是,犹太人成为欧洲最弱势者毕竟只是历史偶然。

跟柏林无论在以色列还是在英国的无入不自得相比,鄂兰完全是另一种极端,无论是在纳粹德国还是新大陆,鄂兰都没有表现出任何身在家园的自适感,艾希曼事件更表明了她对以色列的疏离。鄂兰曾经说她的归属是德语,是德国思想,但同时强调德语却“不是德意志人的语言”,是“没有归属的语言”。鄂兰对于一切“祖国”泛化情感都坚决抗拒,如果没有故国情怀,永世身处流亡中,可能就很难说上是一般意义上的“流亡者”。

尽管在新大陆过上了安稳且颇孚声望的生活,鄂兰对于自由民主美国的态度始终非常微妙,鄂兰在这段时期的作品不时流露出对于美国末人社会的些许鄙夷,黑人抗争只为了让小孩跟白人上一样的学校,学生占领讲台只是为了声援响应其他运动,从鄂兰过去的“欧洲经验”看来,这些诉求既幸福又微小。

鄂兰与美国战后的民权运动非常疏离。在小石城事件,鄂兰把争取平等教育权利的黑人父母,当成只是想在既有社会规范中争取好处的社会新贵(parvenu),欧洲的特例犹太人确实努力迎合主流社会以期成为“新贵”,但显然民权运动的诉求不是。“贱民”(pariah)因为身处多重边缘地位,从而可能带来某种“新人”想像,鄂兰这个信念,从早年所写的瓦哈根(Rahel Varnhagen)传记,至身死都不渝,在鄂兰看来,有意识的贱民,具有一种敏锐,敏锐体会到他人难处的能力:

“这种敏感是对于每个人尊严,一种病态的夸大,是一种特权阶层从无法感受的激情。就是这种强烈的共情能力,造就了贱民的慈悲心。在一个建立在特权、因出身获得的骄傲以及由头衔所赋予的自大之上的社会中,在理智将人的尊严当作道德的基础很久之前,贱民就已经凭直觉发现了人广泛的尊严。”

很少人不为如此修辞动容,但事实证明平权运动的推进,需要的不只是贱民的自我信念。况且,“处于边缘而感受压迫”并不一定带来进步的后果。如果鄂兰不是不听医生劝戒菸,能再多活几年的话,她就会看到美国社会中靠着“减税、堕胎与拥枪”三位一体,白人“新贱民”的诞生,他们也跟鄂兰理想的“有意识的贱民”一样,都质疑民权运动的成就可能会消灭贱民骄傲的自我认同。

柏林的“犹太人问题”解方

对于“犹太人问题”,柏林则有一个简单的解方,那就是让犹太人建国,“让犹太人能够像一个民族那样,像其他民族一样生活”,全球所有犹太人就能自由选择回归“故国”,或者像他这样他乡日久亦故乡。鄂兰笔下汲汲营营名利的特例犹太人,归根究柢是身为异乡人的犹太人“不能和当地人一样不加分析地看待世界,不能过平常人的日子,经历平常人都会有的苦难,享受平常人的一般快乐。不能自然而然适应当地社会生活,从而必须时刻反覆审度时势”。

柏林相信犹太人的建国渴望非常正当,某种程度上不需要诉诸犹太人的千年苦难,欧洲文明所继承的启蒙理念就足以证成;他也不认为犹太建国存在更崇高的历史使命,犹太人更需要的是可以选择更世俗的生活方式,“有些人不想用自己的一生哀悼六百万犹太死难者”,年轻一辈“想要摆脱先辈的神经衰弱”,不想“一再重提过去的苦难”。这样的世俗犹太国,“也许创造不出非常精緻的文化艺术,创造不出惊世骇俗或趣味盎然的文化型态,但是他与同伴活下来了,而且很开心,成为一个民族,这就足够了”。

已经完全可以想像鄂兰如果读到柏林这些文字时的鄙夷。

鄂兰青年时期曾经短暂投身犹太复国运动,但在她眼中,以色列的建国不啻是让巴勒斯坦人重蹈犹太人在欧洲的难民命运,犹太人之为犹太人的远因既然是民族主义中“民族对国家的征服”,从而让人、公民与民族成员身份再也无法切割,去其一则无其他,那么,重建一个犹太人的“主权国家”,不过在他地复制犹太人的流亡命运。

跟柏林一样,鄂兰也认为犹太复国运动始于理念上的热忱,但相较于柏林对于两代犹太建国运动领导人相继在理念的坚持,与现实巧妙周旋的讚赏,鄂兰从来都无法妥协,她批评这些领导人“根本没有想过与其他受到压迫,虽然历史境遇有别却本质上一样的民族联合起来”,而是一开始就“将自己出卖给那些掌权者”,与“我们这个时代最邪恶的力量妥协”,利用(主要是大英)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以遂他们所谓的建国梦想。

柏林则对于犹太建国运动的两代领导人都给予高度评价,尽管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浪漫主义,以及他“理想与目的过于简单,愿景清晰而强烈”的政治性格,让柏林不由得想起史达林与希特勒;柏林更在出身中欧的魏茨曼(Chaim Weizmann)身上,嗅到了自己同类的味道,魏茨曼就像“他这一代”的中产阶级犹太人一样,“温和地忠诚于传统生活方式但不愚忠”,“既非狂热者也非改革家,而是普普通通的人”,建国单纯只是厌倦了犹太人的劣势地位,更重要的是,不像赫茨尔,魏茨曼从来都“不去过分考虑终极目标或基本原则”,从不“困扰于未来的政府会是什么或必定要是什么”这类建国基本教义问题。在柏林眼中,魏茨曼一直都是实用政治家的典范。

此身流亡,此心常在

对于鄂兰所谓的“特例犹太人”,柏林并非全无意识。他在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英国唯一一位犹太裔首相)以及马克思身上,都看到因为过于执着犹太人身份而衍生的心病。这个心病让迪斯雷利与马克思各自幻想出一个完美的族群,并自视为代言人,迪斯雷利过于浮夸地彰显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并将之视为大英伟大贵族的现代化身,而马克思则“认同一个理想化的无产阶级”,是“完美人类社会的继承者”。

对柏林来说,同化本地社会甚至汲汲营营名利从来都不是什么特例犹太人,他与鄂兰真正的异议实际上反映了两人对于理念力量的不同评价。马克思与迪斯雷利的天生贵族与无产阶级,在柏林看来都是将民族理念浪漫化的两种极端形式,而在鄂兰看来,迪斯雷利在英国社会崛起,成为“权势奇才”固然有其个人理念因素,但终究是资产阶级地位的变化、种族主义论述崛起以及帝国主义竞争格局种种物质性情势交叠而成的结果。

柏林一贯深信理念的力量,他的杂文集也以此为名,他不厌其烦反覆强调海涅“是康德造就了罗伯斯比”的警语;尽管不能说鄂兰完全无视理念的力量,但鄂兰所见证的是“现时代”(the modern age)政治理念的斩获,最后全部被引导到极权主义的方向:社会契约被扭曲成层级共同体的建构,康德式的至高道德律令被艾希曼演绎成“供居家小老百姓用的康德”,人天赋不可剥夺的权利最终演变成与公民身份之间无以调解,从而打造出难民的政治难题,在曾经被视为解放契机的左翼思想中,马克思对劳动“力”的阐述与或许可能被简化的,作为法则的历史概念,更简直是一场灾难。

理念的力量是如何被转化成全面人身宰制的体制的?鄂兰将此视为不需要质问的现实,柏林认定鄂兰对理念缺乏基本的尊重,这是他厉色批评鄂兰“没有进行论证”,“没有迹象显示她有严肃的哲学与史学思考”,写的东西全是“乱七八糟的形而上学大杂烩,句与句之间甚至没有逻辑上的关连,也没有合乎理性或可以想像的联系”的主因。柏林与鄂兰看待“理念的力量”的根本歧异在对待义大利启蒙文人维柯(Giambattista Vico)的不同评价上最深刻地展现。

柏林不是流亡者,但他的自我认同中却存在强烈的外人意识,这是欧克夏(Michael Oakeshott)的轻慢让他特别受伤的主因。柏林知名的“狐狸与刺蝟”之辨,本质上其实不是一与多的思想气质之争,而是身份认同与危机之解,表述他这样一只长于犹太与俄罗斯传统的狐狸,在面对欧洲时的自信。柏林评论托尔斯泰“生性为狐,却自信能为刺蝟”,堪称他的自况,俄罗斯文人赫岑(Alexander Herzen)是柏林心中的楷模,柏林曾自述“正是赫岑让我爱上社会思想史与政治思想史。这是我研究思想史的真正开端”,而赫岑同样是一位深具外人意识的知识分子,赫岑一篇批评左批有些文人兴趣广泛却不专精,右贬有些文人自命专家其实坐井观天的随笔,柏林情有独锺,不乏是双重否定式的自我认同:我既非浅薄涉猎,也不卖弄枯燥学识,虽生性为狐,但能为刺蝟.

无论如何,尽管鄂兰心中没有祖国,但她的流亡经验与贱民的自我认同,都让她对于任何现代国家建制抱持无比的警惕,这让她不可能拥抱任何“强国梦”;柏林显然没有任何贱民意识,他更希望所有的人,所有的民族,包括犹太人,都能平凡活下去,异乡人不需要背负忧患意识,也不需要惴惴不安于其实不存在的压迫。

对于此身的流亡,鄂兰与柏林显然不会有共识;但与值得守护的文明常在的此心,却都展现了同样的哲人气度。

(思想坦克2022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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