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份，上海市作家协会举办了作家吴强百年诞辰纪念会。我写了一篇发言稿，原是想谈谈长篇小说《红日》对我的影响，但仔细一想，我最初接触的《红日》不是长篇小说，而是汤晓丹导演的电影，在“文革”时期当作批判电影来放映的。于是，我在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我最初知道吴强的名字和《红日》这部作品，不是在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而是在那个耻辱年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大约十四五岁的时候，有一个时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上海突然流行所谓的放映‘批判电影’，虽然名为‘内部放映’、‘供批判用’，因为放映的都是1949年以后拍摄的最优秀的电影，由此就引起了轰动。被指定的几家电影院门口都挤满了换票子、等退票的人。我在那个时期有幸看了许多电影，记忆中就有《武训传》、《清宫秘史》、《早春二月》、《林家铺子》、《舞台姐妹》、《不夜城》、《阿诗玛》、《北国江南》、《逆风千里》、《革命家庭》、《兵临城下》、《怒潮》、《燎原》以及《红日》等等，这些电影深深迷住了我，它们是现成的教科书，集中展示了中国当代作家之优秀、导演之才华、演员之魅力。在那个荒谬的时代，它们用荒谬的形式，向我这个无知少年启蒙了中国文学和电影艺术，使我慢慢地知道了，当代中国文坛不是一片荒芜地，而是有这么多光芒四射的名字，其中就有作家吴强，导演汤晓丹，演员舒适、张伐、董霖、康泰、杨在葆等等，由此认识了《红日》的价值。”
这段话虽说是为了纪念《红日》而起，但盘旋在我心头已经有了好几年的时间。在十年前我写纪念作家柯灵的文章时也起了类似的念头，关于电影《不夜城》，我也是在“文革”中看批判电影才知道的，因而记住了柯灵的名字。“文革”本来是以毁灭文化为宗旨的，它扫荡了一切有价值的文学瑰宝，粪土当年万户侯。但有意思的是，我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人，是在那个没有课堂教育的年代里接受教育，在毁灭文化的环境里接受文化，一切都来自稀奇古怪的逆向途径。看批判电影就是其中的一条途径，“文革”中许多文化传统都是在被批判的逆流里传播开来的。
我在“文革”开始那年不过十二岁，之前文艺界已经被一次次政治运动整肃得百花凋零，没有太多的精神营养资源。我的父母都是新文艺的爱好者，但当时家庭经济条件很一般，很少有文化生活方面的消费开支，我父亲每次回上海探亲，必定会买了流行的戏票，与母亲一起去看。看戏回来意犹未尽，绘声绘色地渲染戏剧内容和表演的精彩之处，弄得我们全家虽然没有看过却像是一饱眼福似的。母亲也知道家里的经济条件所限，但她还是尽可能地想方设法，让我们接受一些文艺熏陶。母亲在一个局级机关里工作，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话总机接线员，当时电视机还是稀罕之物，机关会议室里有一台，母亲每看到晚上电视里播放好的电影节目和戏剧节目，就打电话回来，通知外祖父带领我们过去看。记忆中好像都是临时决定的，外祖父去传呼电话房接了电话回来，全家雀跃，于是外祖母匆忙准备晚饭，外祖父眼巴巴等着我们放学回家，全家匆匆吃了几口饭，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从虹口走路、乘电车、再走路，穿越几条马路，就到了南京路慈淑大楼母亲的单位。外祖父总是拖着我的手，我再牵着妹妹的手，后面还有外祖母，有时候还跟着舅舅，像是一字长蛇阵，绿灯一闪，外祖父就要大声吆喝：快快，抢红灯啊！意思是要抢在红灯闪亮前过了马路。多年以后我上大学读叶绍钧的小说《潘先生在难中》，读到潘先生带着全家牵手逃难的情景时，眼前还会漂浮外祖父穿着长衫指挥全家抢着过马路的身影。
就这样我在“文革”前从电视机里似懂非懂地看过不少传统戏曲和话剧，京剧看得最多，滑稽戏其次，再往后就是电影了。外祖父不喜欢看绍兴戏和其他地方戏曲，但因为外祖母是宁波人，凡有甬剧的时候也总是去看的，因此我记得在电视里看过大型传统甬剧《半把剪刀》、《田螺姑娘》和现代甬剧《姜喜喜》。那时候小学里也会安排学生集体去看一些电影，但大多数电影对于小学生来说未必能看得明白，唯一看得懂的就是打仗的场面，所以在男生的语言里，一部电影“好不好”的意思就是“打不打”，打仗激烈的才是好电影，故事内容并不关心。在我的记忆里，对“文革”前电影的印象大都是“文革”中看批判电影以后才有的，或者是在“文革”结束后重播时看了才有印象。不过有两部电影，“文革”后没有重播也不大有人提起，倒是在我童年时代看过而且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部是淮剧拍成的电影《女审》，另一部是根据山东地方戏改编的《孙安动本》，都是我母亲陪我去看的，借助母亲的边看边讲解，我至今还留下了清楚的印象。
《女审》是淮剧名演员筱文艳主演，是传统戏曲秦香莲的翻案戏。秦香莲在剧中不再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受气包角色，而是成为一个武艺高强、功勋彪炳的女将军，最后凯旋回朝，亲手杀了驸马陈世美，用不着清官包公来代劳；《孙安动本》则是地地道道的清官戏，有点像周信芳主演的《海瑞上疏》，孙安为了上书弹劾当朝奸相，竟把一家性命全搭上了，抬了棺材绑了妻女上朝奏本。《女审》宣扬女权和复仇，还算赶得上时代潮流，而《孙安动本》宣扬清官刚正不阿，“文革”中肯定会受到批判，但有没有被公开放映我已经毫无印象。我对这两部电影之所以记得那样清楚，因为是母亲带我去电影院的缘故，其他与小朋友集体组织去看的电影，我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关于“文革”中的回忆总是充满悖论。“文革”是从批判文艺黑线开刀的，江青由此找到了篡夺高层权力的突破口。在“文革”前夕，电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北国江南》等已经受到公开批判。“文革”一爆发，几乎所有的电影都被封存审查，电影院里只能反复放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到了1967年3月，为了扳倒刘少奇，电影问题又一次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1948年拍摄的香港电影《清宫秘史》，在50年代初被毛泽东指责为“卖国主义”电影，而据说，刘少奇称赞过它是“爱国主义”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由此带出了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的公开批判，而这两个称呼是专用于刘少奇的，刘少奇从此就被官方公开批判了。到了那年5月，借着纪念毛泽东的《讲话》发表25周年，官方重新公布了毛泽东在1950—1960年代期间陆续发出的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批示，这次是集中在一起重新发布，像集束手榴弹一样，公开了中共党内思想领域的长期争论和路线斗争。这五个批示里就有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我想，大约是为了配合党内的重大斗争，才从上到下公开放映这批“批判电影”，起先是局限于《清宫秘史》、《武训传》等少数几部（还包括刘少奇王光美访问印尼、缅甸等纪录片），以后就一发而不可收，大约列入了几十部1950年代以后拍摄的电影，作为“毒草电影”公开放映批判了。
但我说的“几十部”是不可靠的印象。当时上海电影界具体放映了多少部“批判电影”，似乎没有人做过统计，同时，北京和其他大城市里是否也公开放映过类似的“批判电影”，也没有资料提供（注：我在网上查到胡庄子写的《文革造反派电影“大批判”资料述略》（2010年12月29日，《记忆》第65期）一文，提供了有关资料：据统计，江青在1966年5月发表的《关于电影问题的看法》中说，她在军队系统看了68部电影，只有7部是好的，其余影片都有问题，“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有的宣传错误路线，有的为反革命分子翻案，有的丑化军队老干部，有的写男女关系、爱情，有的写中间人物”等等，被点名批判的有五十四部之多。后来各地造反派的宣传品里公布的毒草电影的数量越来越多。）。我只是在凭自己所看过的，或者所听过的批判电影而言。“文革”中被批判过的电影和在“文革”中公开放映的“批判电影”是两回事，但是到底为什么选了这批电影放映而不是另一批电影，标准是什么？似乎没有人作过交代。1967年是“文革”中最混乱的年头，文艺界被风扫残云似的扫了一遍，只留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但就在那样的时候，各家电影院里突然放映这么一大批的“批判电影”，能给上海市民枯燥乏味的日常生活带来何等的欣喜！不过，我说的各家电影院大约也是有限制的，我经常去看电影的是延安中路上的沪光电影院和西藏中路上的和平电影院，其他还有什么电影院在放映，我就不清楚了。当然不是公开卖票，票子大约是按照各家单位有组织地发下来的，但我想，连我母亲这样一个普通机关的电话接线员（也不是什么造反队）都能够拿到票子，可见也不是太紧俏的东西。不过这一来电影院门口热闹起来，换票子、倒卖票子、卖高价的“打桩模子”（当时称呼“黄牛”）到处都是，这些人常常手里捏着一把票子，向路人兜售，与后来立在马路上倒卖香烟、外汇券和走私手表差不多。
民间日常生活与高层激烈的路线斗争永远是隔膜的，官方公开播放这一类批判电影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不得而知，但是老百姓却在刚刚经历一场恐怖的灾难不久，又在电影里欣赏到他们喜欢的演员的精湛表演。我还清楚记得，当《清宫秘史》放映的时候，我母亲、舅舅、外祖父和我都分别去观看，回家来津津有味地回味着周旋的金嗓子（饰珍妃），又说舒适（饰光绪）如何风流倜傥，他们对影片中演员一个一个品头论足，好像在谈论他们熟悉的朋友一样。至于这个电影为什么是大毒草，为什么批判，没有人去关心。我当时看了电影后，最深的印象是一场义和团暴动的镜头，光膀子的大师兄带领一群人鬼不分的乌合之众，口里念着“天灵灵地灵灵……”杀向东交民巷，让我想起红卫兵运动的狂躁和混乱，我对于群众暴力的恶劣印象，大约是从这部电影联想到街头的武斗，在心底里扎下了根子。
看了电影《武训转》又是别一番滋味。《武训传》的主角是赵丹扮演，从武训的青年时代一直演到老人，不仅时间跨度大难度也大，而且扮演的角色没法让人喜欢。一个人高马大的山东汉子，整天在街上乞讨，还装疯卖傻，头上梳着一根小辫子，手里拿着拨浪鼓，唱着顺口溜，还攒了钱去办义学，给穷苦人子弟免费读书，别人不愿意读书，他就长跪不起。影片里武训念着一句乞讨词：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鼓励大家来虐待他殴打他，然后掏钱给他。这样的形象，在流行狂热革命造反的年代里拿出来放映很难博得同情。赵丹在“文革”前被上海影迷视为第一影帝，政治地位也越来越高，他原来擅长主演都市的流浪汉小人物，从《十字街头》到《乌鸦与麻雀》，真是活灵活现，堪称东方卓别林。但是到了五六十年代，他的银幕形象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是演古今历史上英雄人物，如林则徐、李时珍、聂耳、许云峰等等，仿佛是角色象征了他地位的重要性。而拍摄于1950年前后的《武训转》正是他的角色从小人物向大人物转换的中介，武训既是一个乞丐（流浪汉小人物），又是一个历史上的名人，要在卑贱人身上演出伟大人物的性格，这是一个要求很高的标杆。很多年以后，我在奥斯卡获奖影片《甘地传》里主角的扮演者身上突然发现了这种圣徒般的素质，平凡中见伟大，让人感动不已。赵丹当时没有能表现出这一点。武训的形象是朝丑角化倾斜，很难引起观众的感动。我这么说当然不是赞同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的政治批判，但是《武训传》不好看，也是当时很多看了电影的观众的直接反应。但是对于赵丹，人们依然喜欢，“文革”一开始红卫兵揪斗牛鬼蛇神的风暴乍起，坊间就流传了很多关于赵丹机智抵抗拒批斗会的传言，这回能在一部老电影里看到赵丹的形象，还是很满足的，于是议论也特别多。我对赵丹的第一个印象来自《武训传》，当时的感受就是他演得很吃力，有点勉为其难的样子。影片里的其他老演员－－如张翼、吴茵、周伯勋、黄宗英等等，也都是在这部影片中初次见面、获得第一印象的。到了“文革”结束后，赵丹高调复出，观众对他寄予了很大期望，他自己也抱着要大干一番的姿态，那时媒体不断传出赵丹一会儿演周恩来，一会儿演闻一多、鲁迅等角色的新闻，演的都是大人物和英雄，只是总不见落实，让影迷很失望。过了不久，赵丹死了，留下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遗言，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看来他晚年的处境并没有想象的顺利。我当时想，一个大艺术家扮演的角色，未必就一定是出将入相的大人物，如果赵丹当时主动演一些小人物，也许人们就能够顺利看到他晚年的精湛表演了。
就是这样，随着一部一部“批判电影”的放映，在我的眼前渐渐展露出一个与粗暴的现实世界完全对立的、澄明而丰富的电影艺术世界，也渐渐地接触到现代文学的信息，如《早春二月》的作者是柔石、《林家铺子》的作者是茅盾、《不夜城》作者是柯灵，等等，一个个神秘的名字开始印入我的脑际。通过电影我对文学产生极大的兴趣，开始去寻找这类文学作品去阅读，开始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所蕴含的丰富的艺术力量，自觉地成为一个文学的爱好者。
当时也偶然会放映一些不批判的电影，比如毛泽东没完没了地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时疯狂场面的镜头，不过更让人有兴趣的是在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前后突然公映了前苏联的两个片子:《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风靡一时，大约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少没有被吸引过，据说有的人如醉如痴地反复看了十来遍，为的是影片里有一组几分钟的《天鹅湖》芭蕾的镜头，让人神往。我那时感兴趣的是电影里出现了苏联领袖的镜头，列宁讲话时神经质地来回晃动，两个大拇指插在西装背心的肩袖里，又潇洒又滑稽，很容易模仿。而斯大林的形象则要拘束得多，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不苟言笑，总是莫名其妙地默默站在列宁的身后，有点像当时林彪总是站在毛的身后。还有捷尔任斯基的凶狠眼睛，斯维尔德洛夫的夹鼻眼镜，都让无知少年感到兴奋。影片里还有反面人物，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哈林被演成参与谋杀列宁的坏蛋，列宁被刺后，他还假惺惺地摊着两手说：小人暴动真可怕！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没有露面，但有一次在战争中搞破坏，斯大林果断地写了一个指示：我们不理睬他。这些细节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栩栩如生。不过后来，这些红色经典都出了问题，当历史真相大白，人们知道了布哈林是如何被斯大林残酷镇压，托洛茨基又是如何被暗杀在墨西哥，而斯大林又是如何迫害布尔什维克的一批元老，自己窃取了苏维埃的最高领导权……当这些历史奇案一件一件被揭露，当我读了布哈林遗孀写的《血泪难忘》以及有关托洛茨基的革命传记以后，再回想起当年看电影时的莫名兴奋，不仅觉得受骗上当，而且真实地感到了吃过几只死苍蝇，十几年以后还想呕吐的生理反应。
《随笔》总第196期 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