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有心的朋友读了我写的《看批判电影去》一文，来问：你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这个“去”字用得多余。我说并不多余，因为加了这个“去”字，才强调了我当时住在上海东部杨浦区的地理位置。当时杨浦区是工业区，电影院里有没有放映过批判电影我不知道，我所去的电影院都是在市中心区，因为我母亲的工作单位在市中心，看电影的场所都在就近的沪光、和平或者大光明等电影院，上世纪60年代的市内交通没有现在这样方便，杨浦区在市民心目中已经属于近郊地区，我们孩子时代偶尔去一次市中心，告诉别人的时候会说：“昨天我去上海了。”言下之意，我们居住的地方是在上海市区以外。我们去市中心区，只有一辆公交车从控江路直达海宁路终点站（大约半个小时的路程），然后再换市中心的各种车辆，在我的少年时代的印象里，大约是到了海宁路才有了市中心的感觉。那时海宁路在四川北路与吴淞路之间有四家剧场和电影院，其中胜利电影院、国际电影院、解放剧场等都是很著名的剧院，我住在虹口、杨浦的时代，凡看戏和电影，或者家长们说要去“市里”逛逛，多半也是到那一块地区，就像农村赶集市一样。所以我说，看批判电影是要“去”的，有一种动态在里面。
那么，何以“去”呢？像我这样十四五岁的孩子，只要不是与家长一起出行，不管是单独而行还是与几个小伙伴结伴而行，都有意不乘坐公交车，用双脚走的。那时去一次市中心，也不花什么钱购物，最多就是花八分钱在淮海中路长春食品商店（当时改店名为红旗食品商店）喝一杯酸梅汤，或者沿路买一根雪糕就很满足了。而这八分钱，往往就是靠两只脚走路省出来的。那时公共汽车以五分钱为单位计算车票，无轨电车是四分、七分钱计算，从我住的杨浦区出发，乘61路公交车是一角钱的车费，再换乘18、17、13、21等无轨电车通往市中心，大约是七分钱，加起来来回车费三角四分，或者还会多些，这笔钱对当时我们孩子来说是一笔巨款，不可能再有零用的开销，要零花就只能从车资上节省下来。再说，正因为去市中心的不易，偶尔有了机会就一定要“逛”的，所谓逛街无非是走走看看，如果都坐在车上挤来挤去，那等于什么也没有见着，失去了去市中心“兜马路”的意义。后来我读我导师贾植芳先生的日记《解冻时节》，1970年代末师母还在山西农村居住，先生独居在复旦宿舍，每逢休息日外出为师母村里的老乡购物，总是步行到海宁路四川北路，来回行走也觉得很正常，在那个时代的人们除了省钱以外，长途步行是一个很正常的生活习惯。
其实我的走路经历比看批判电影还要早些，不过也是从搬到杨浦区开始的。我的小学在另一个东部的地区叫虹口区，搬到杨浦后每天上学要换两辆公交车，还要步行一段十来分钟的路，来回车资大约是两角钱。我一般很少用足这两角钱的车资，至少是改乘一辆车，另一辆的车资省下来，往往也是买冷饮（当时棒冰是四分钱一根，雪糕是八分钱一根）吃掉的，但走路的乐趣却是用钱也买不来的，尤其是每天早上我起得很早，天空才有曙色我就悠悠出发，那个时候马路上车辆不多，行人更少，我走过大连路上绿荫覆盖的两个著名公园，以及两个公园之间有一片农田，空气非常的好。在和平公园附近还有一个跳伞训练场地，我每天路过那儿时，总有运动员背着降落伞从高塔上徐徐飘落，让人心旷神怡。这种早起晨行的习惯我一直坚持到读大学，在复旦读书的时候我家已经搬到淮海中路了。我经常回家住，第二天一早去学校，六点出发，搭乘六点半在西藏中路淮海路口停靠的一班18路公共汽车直达虹口公园，接下来我就步行走到复旦，大约是三刻钟的时间，那时大柏树一带马路边也是庄稼地，边走路边默诵古诗或者外语，这种感觉至今难以忘却。
居住杨浦的时代，真正步行到市中心去的机会并不多。那时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约束的环境下，十几岁的孩子浑身都是憋不住的精力无处发泄，一有机会就在外面乱跑，感受那油锅般沸腾的时代风气。但是在家里总也有家长阻止，尤其是外祖父在家的时候，是坚决不让我随便外出一步的，怕的就是时代风气把我“带坏”。“他们不会长的。”这是外祖父的口头禅。抗战时期上海沦陷，听说他也是这么一句口头禅，所以他坚持不出去做任何事，宁可让我母亲外出做童工来养家，熬着最艰苦的日子，终于等到抗战胜利，他清清白白地走在马路上。但是我毕竟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哪有这么世故的毅力可恃，何况我身上还有父亲遗传给我的热血，外面的世界还是对我有巨大的诱惑力。除了看批判电影以外，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活动，就是去看过一场公审大会。那种感觉与看电影是截然相反的，至今想起来还有一种令人呕吐的感觉。公审大会的制度，我没有去专门查阅过资料，大约是从“土改”时期，或者还要更早些，可以追溯到苏维埃打土豪分田地时期遗留下来的制度（如果要追溯历史，古代封建王朝的法场斩首犯人应是其源头，鲁迅在小说里描写过的这种场面）。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惩处犯罪，而是为了在社会上发生威慑作用。“文革”前的太平岁月已经废除了这种野蛮形式，但是在“文革”中又重新流行开来。1966年红卫兵运动兴起，开始在社会上兴妖作怪，把批斗对象戴高帽游街，敲铜锣自报罪行，学的全是电影里农民运动斗地主的镜头。后来游斗的层次渐渐提高了，最高级别的是市长曹荻秋被游街批斗。一头银发的曹荻秋被押上修电线的红色高架车顶上游街，脸色通红双目紧闭，头抬得高高不敢往下看。这么残忍的做法，无非是让一个市长在全市市民面前出丑。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写到“文革”中批斗会，说它就像但丁《神曲》里描写的地狱，有上刀山下油锅的恐怖感觉，这是真实的感觉，被巴金说了出来。我想曹荻秋被高高地押在车上游街示众时的心理，一定有身陷地狱万劫不复之感。曹荻秋是1967年1月“夺权风暴”中全国首当其冲的高级官员，当时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唆使下抓住他历史上曾经被捕的问题，欲把他置以死命，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一个参加革命四十年的市长的清白作证。曹荻秋不久就被关进监狱，后来他的“叛徒”问题查无实据又放了出来，但头上的“叛徒”帽子并没有解决，终于含冤死在“四人帮”集团被粉碎的前夕。
我从小生长在上海，曹荻秋是我第一位面对面见到过的上海市长。我还住在虹口区时，住家对面是一所有点名气的小学（我在那里曾经读过一年书），有一次他陪同外宾参观这所小学，他穿了雪白笔挺的衬衣，风度翩翩;第二次见到他，就是他在高架车上被游斗的时候，我是走在淮海路上，无意撞见这震撼心灵的一幕。记得那一次回家我把白天看到的情景告诉家人时，我母亲，一个并不那么关心国家大事的普通市民，黯然流下了眼泪，嘴里轻轻地说:罪过罪过，真是无法无天了。
比公开游斗更进一步的就是公审大会了。那个时代公检法机构已经被“砸烂”，连公安局长也被抛出去揪斗，满街都贴着把他名字打了叉叉的大标语。那时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一伙已经控制了“市革委”，夺了上海市的领导大权，大约是为了维持他们夺权以后的社会秩序，不断用公审大会的形式来制造威慑力，强化他们权力的合法性，他们使用的工具，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古代小说里经常有一句话：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说的就是权力与暴行的关系。后来我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当列宁说到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时，我不用思考就明白了其中道理。所谓国家、政权等概念，其本质的意义就是与暴力、镇压、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文革”时代的“公审大会”，充分体现了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国家暴力。“公审大会”与现在意义的法庭审判完全是两回事，整个过程就是一场公开的批斗会。开场主持人先要声势夺人地大喝一声：把某某押上来！接下来开始批判、控诉其所谓的“罪行”，标语口号声震屋宇，高音喇叭天摇地动，身处其境就如在杀气腾腾的屠宰场，接着就是宣判罪犯的死刑或者徒刑，最后又是公开游斗，执行枪决或者收监。一切都是公开的凶神恶煞，不仅有公审大会，有时还要电视转播，把整个上海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有一个事件，虽然不是我亲眼所见，但直接与我家庭有关，似乎值得一说。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陆洪恩，我父亲年轻时代的好朋友，我母亲也认识他，大约是1968年4月的一次公审大会上突然出现了陆洪恩的名字，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枪决。我母亲好像是单位里组织看了电视转播，但她回家什么也没有说。过了几年，父亲回家探亲时，我听父母亲说话时说起了这个名字。母亲轻声地告诉父亲：这么神气的人，在电视里出现时，头发胡子全白了，神志也不清了，胸口还挂了牌子，真是可怜。他们说话时神情恍惚，如惊弓之鸟，我就留了心。后来才从几年前的过期《解放日报》上看到了这个报道，据报道“十万无产阶级革命派”参加了公审大会。“文革”以后我继续留心有关这个名字的消息，才弄清楚陆洪恩是在“四清”运动时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患精神分裂症，本来已经得到控制，但“文革”爆发后，他又一次发病，大约是犯了政治忌讳。一种说法是他公开为赫鲁晓夫辩护，还有一种说法是撕了领袖画像，如果是后者，当然就是死罪了。一个患了精神病的音乐家，就这样在十万人疯狂高呼口号中被枪毙了。
后来我进了中学，有个同学的父亲在公检法工作，有一次他拿来几张公审大会的票子，邀我们一起去看。如果外祖父在家的话也许不会允许我参加这种场面，但那时他与外祖母好像是去了北京我小舅舅那里，我的生活完全没有了束缚，对于生活在极其枯燥环境下的少年人，连这种残酷场面竟也会成为一种消耗精力的游戏。于是我们就结伴出发，照例也是两脚走路。那时公审大会都安排在陕西南路的文化广场，那个广场的前身是法租界里的跑狗场，在“文革”中发生过一次大火灾，烧死了十几个救火者。火灾以后没有认真建造，一直是用简陋的棚子搭成的大会场，可以容纳数万人，规模较大的政治活动经常放在那里举行。那一次的公审大会，对象是应功九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应功九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身份是国民党地下“上海市长”，还有一个女犯人邓某，身份是国民党地下组织的什么特派员之类，名字排在应功九前面，罪行似乎比应功九还要大一些。在我模糊的印象中他们好像是一对夫妇，还有一大批人都押到台上受审，最后判决为当场枪毙。我第一次看到被宣判为国民党特务、身份又是“市长”什么的人，他们被押在台上神态都非常镇静，最后被押赴刑场时脚步也从容得很。这件事在我脑海里久久没有褪色。记得当年还把这件事认真记在日记里，现在再要找那本日记也找不到了，印象中的感受既不是愤怒也没有激动，倒是有一丝惊讶，依依稀稀地觉得看到了另外的一种类型的人。三十多年过去，我在整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系史时无意中发现，应功九竟是复旦大学的教授，上海沦陷时期，复旦大学迁校到重庆，老校长李登辉留守上海，在赫德路（今常德路）创办了复旦沪校（后改名为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担任中文系主任的正是应功九先生。关于这个人的资料甚少，网上传来传去流传两部著作，一部是正中书局出版的《建国教科书初级中学本国史》，另一部与人合撰的《翠岫庵诗》，应该是一部旧体诗集。我没有去购买这两部书，也有点怀疑是不是同一个应功九。最近又出现一个博客，在网上公布其外祖父和外祖母的书法作品，其外祖父正是应功九，写的是唐人绝句集，吕曼云（外祖母）写的是古代小故事，都是儿童的读物，书法极为漂亮。我相信这个才是担任过复旦中文系主任的应功九先生，至于他怎么会在“文革”中被戴上这么一个稀奇古怪的身份公审枪毙的，至今似乎也没有什么地方有过交待。我曾经在网络上查到过上海市公安大事记里有应功九案件的记载，但也是语焉不详，现在连那个网页也似乎打不开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有些心理是值得反省的。一般来说，人总是对于自己相近的人才有深切感觉。当我们隔壁邻居老方一家遭难（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女婿因偷渡罪被判刑，肯定也经过这样的公审大会，只是我们没有亲眼见到），我心里对这一家人抱有强烈同情，至今不能释怀；当父母亲的朋友陆洪恩被枪决遭大难时，父母亲的伤心程度我是决不能体会到的，我对陆洪恩案件的关心只是出于一种探究真相的驱使；曹荻秋市长仅仅是因为我孩提时代曾经见到过一次，有了印象，我对他的遭难一直耿耿于怀，胜过对其他落难高官的感情；而对于像应功九这样一个被身份为国民党地下“上海市长”的“特务”，我起先不过有一点点惊讶而已，直到有一天，发现他担任过复旦中文系主任时，一下子觉得我与他的距离拉近了，因为我毕竟见证了这个人的生命的最后一刻。
其实，对于我们这群身处上海边缘地区的少年来说，并没有真正关心过审判的是什么人，不过是借了一个理由可以“到上海去”游玩而已。从杨浦区走到文化广场是不短的路程，我们虽然年轻力壮还是走得筋疲力尽。记得那一次公审大会的回来路上几个少年边走边说话，不知不觉走到了环形的人民路和中华路，绕来绕去走了一两个小时，才发现自己还是走在原地。我们自己吓唬自己说，大约是应功九的鬼魂跟上我们了。
《随笔》总第197期 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