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往事已成为我晚年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有些回忆是很沉重的,因为在回忆的图像上常常沾染着斑斑血迹。

毕业于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的许政扬先生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师,他给我们上课时才31岁。许先生博学多才,思想深邃,治学严谨,受到学生们的交口称赞。但出人意料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竟莫名其妙地被列入中文系的“反党集团”中,遭到批斗。9月7日,他突然投河自杀,年仅41岁。许先生的离奇死亡在南开大学曾引起不小的震动。

一位一向不太过问政治更不懂政治的古代文学教员,如何成了“反党集团”成员?41岁的年龄,为何要投水自杀?一个个谜团纠缠着我,作为许先生的一名学生,我试图解开它。

一介书生

1956年,那是我们入学的第二年,许先生为我们上古代文学课,主讲元曲。他面容清秀,衣着朴素,不苟言笑。讲起课来声音不大,但却一板一眼。语言干净利索,从不拖泥带水。板书是传统竖写,一笔一画,犹如镌刻,瘦削坚挺,颇具风骨。当课讲到激动处,只见他在讲台上踱来踱去,旁若无人,完全进入了作品的情景与角色,显然是全身心地投入了。似乎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字斟句酌的,他的每一个结论,都是有根有据的。毫不夸张地说,把他的讲课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好文章。可以感到,他的讲课是经过充分准备的。许先生对讲课认真在系里是出了名的。他常常备课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

许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家的理论有极大的热情。讲课中,他能运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俄国民主主义思想家、文学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理论,对作品的思想与人物作出入情入理又不落流俗的阐释;涉及到一些复杂的社会与情感现象,他能由表及里作深度分析,最后抵达事物的规律与本质,一语破的。如他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的观点,评价《西厢记》中的爱情婚姻关系,给我们带来特别的新鲜感和震撼力。他把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征服了。这么年轻的教师,竟有这么高的理论修养和学术水平,使我们对他产生某种崇拜。后来才知道,许先生在燕大期间不仅精通英、法、日语,解放后他又自学了俄语。马、恩、别、车、杜的一些论述,他是通过俄文学习的,是真正融会贯通了的。所以理论与作家作品才结合得那么自然贴切,让人听后有顿开茅塞之感,收到触类旁通之效。

在解放之初,有些人为追求时髦,在论文和讲课中常常牵强附会地引用一些名人语录,乱贴政治和理论标签,这种现象十分普遍。而许先生能真正地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解释文学现象,当时是少见的,具有超前的性质。

从燕京大学到南开大学,许先生41年短暂的一生“落落寡合”而只与书相伴,静心读书,沉潜治学,才华过人。在燕京大学与许先生住一间宿舍的同窗学侣、后来的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称许为“书生”,许师母称他为“书痴”。

为了给《东京梦华录》作一部详密切实的笺注本,他阅遍了宋元两代的载籍,作出了数以万计的卡片资料。周汝昌先生回忆说:当他凡遇疑难去求助于许时,“他对宋代的一切是那样地‘如数家珍’,令人心折”。“最似细琐而难考的事,去问他,他也竟能对答如流。”周先生感叹,政扬先生“乃是难得多见的极其宝贵的人才”。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著名中国现代文学学者李何林先生被派到南开大学中文系任系主任。不久,李何林先生将“极其宝贵的人才”许政扬先生引进中文系成为中文系教学、科研的骨干。

许先生的治学风格以严谨著称,他对弟子的要求则近于严苛。他给当时自己的助教(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宁宗一开列进修书目,不仅要求他一页一页认真地读,而且注文也要读,并要写出心得。他听宁宗一的课,不但从讲授内容上予以指导,连读错、写错的字也一一指出,并要求在下次上课时,公开向学生认错,一一纠正。宁宗一说,许师这种作风“对我的学术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许先生发表论文数量不多,但都写得很精,如《评新出〈水浒〉的注释》《论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哨遍)》《向盘与红顶子--读〈老残游记〉》等。他强调从文本出发,精读细考,而不对问题作大而化之的空论。他常常是从细微处切入,从词语释义入手,阐发的都是有关时代背景、社会人生、作品思想的重大问题,故每发一篇都能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当时的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先生在给许先生的一封亲笔信中,对他的研究成果称赞不已。他说:“你的论文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揭橥作品的真实的社会思想底蕴,所以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正确途径。”

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校注出版冯梦龙编选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他们将《古今小说一刻》(即《喻世明言》)的校注这一重要工作委托给了许先生。许先生广求善本,考订源流,细心校勘,匡正谬误,出色完成了任务。对于这部校注本,出版社社长和编辑室主任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它是众多古典小说校注本中功力最深也是最严谨的一部”。后来这个本子未作任何改动又重印多次,成为人文社许多定本书中之一种。

年仅30岁的许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刚刚起步,就以他独特的研究途径和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让学术界为之注目和惊叹,这里有着他的文脉、学脉的背景。

许先生是浙江海宁人。从海宁走出过像王国维、徐志摩等大师和大家,他们学贯中西的修养和独立不群的个性,都对许有潜移默化的熏陶。幼年时母亲教他背诵的千首古诗词,打下了他喜爱文学的根基。许先生的上世许 选评的《六朝文 》,他一直把它放在手边,作为经典选本参阅,从中可理出他的诗书传统的血脉。在燕大中文系研究院,他师从大学者孙楷第(周汝昌和许政扬是孙先生的两个得意门生),学得了治学的门径与方法,从此走上了坚实的学术研究之路。

1957年元旦,我们几位崇拜他的学生特意结伴到许先生家里给他拜年。先生家里窗明几净,让人感到格外的整饬与清爽。他没有太多的话,只是微笑着拿糖果招待我们,又使我们感到亲切与温暖。这一印象,定格于我的生命之中。

“白旗”倒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斗争”一刻都没有停息过。批《清宫秘史》,批“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批《武训传》,批俞平伯与胡适,批胡风,批“右派”……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人,没有过一天安生的日子。

历史进入1958年。

1957年反右斗争,南开大学中文系师生有许多人被打成了“右派”。一向只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许先生,在各种讨论会、学习会、征求意见会上一言不发,所以运动中躲过了一劫。1958年又抓“漏网右派”和“拔白旗”,惊魂未定的知识分子再次遭殃。

所谓“拔白旗”,实际上是借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与学术思想对知识分子再来一次整肃。中文系批判对象首当其冲是系主任李何林先生,紧随其后的是他引进的“两匹好马”:一位是教古代汉语的马汉麟先生,一位是教古典文学的许政扬先生。他们都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们的课程作为样板让全系教师观摩。对于把他们俩作为批判重点,李何林先生愤懑难平:“我什么时候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谁学问大,谁教学效果好,谁就是白旗,谁就要被批被拔?”

全系批判会气势很大。会场设在图书馆的阅览大厅,会场四周张挂和贴满了批判、讽刺李、马、许的大字报和漫画。批判会上的发言更是火药味浓烈。过去的运动挨整的是别人,而这次运动却整到了自己的头上。许先生平生第一次遭遇这种场面,显然思想准备不足,陷入惊恐之中。他坐在扶手椅上记录着大会上的批判发言。开始时,他的手有些抖动,渐渐地,他写字的手不动了。当一位教师揭发“许政扬的论文有剽窃之嫌”时,他突然晕倒在座椅上,脸色苍白,不省人事。记录的笔和纸掉落在地上。顿时全场为之骚动。许先生近边的几位教师、学生连忙将许先生架出场外。许先生经稍事休息后,恢复了知觉,人们搀扶着他慢慢走回家。

后经多方查证,那位本是许先生的大学同学的教师发言,纯属子虚乌有;然而,在大庭广众之下那短短的发言,却对许先生的尊严与人格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他并不为自己辩诬,一切的委屈与所有的眼泪,他都往自己肚里咽。他的沉默不语中郁结着多少的心灵刺痛啊!

“拔白旗”之后,许政扬先生的肝病日趋严重,大部分时间卧床休养,正常的教学与科研活动都停止了。他唯一坚持的是读书。他自己设计,请人做了一张小炕桌和一个能斜放书本的小托架,这样就可以半坐半躺在床上看书了。他沉迷于自己垒筑的文史小天地里,不仅避开了污秽的尘世,而且是排遣自己烦恼与苦闷的最佳选择。

然而这时有一个任务他又不能不接。华粹深先生有一个研究生,需要开一门《元曲语释》课,请他帮忙。华先生与许先生乃忘年之交,情同手足,许先生不好推辞,就应允了下来。这位研究生对于许师在重病之中仍接收他为关门弟子十分感动。他在日后回忆这段特殊的求学经历时说:许先生“当时他正患严重的肝病,卧床已有数载。给我讲课时,也只能坐卧在床上,望着他那浮肿的脸庞,我真不知道他能坚持多久”。课程从1962年4月一直进行到8月,虽因其病情变化,时有间断,但只要略有好转,他都极力把课补上。有时为赶进度,他接连两天上课。“为我的启蒙,许先生是倾注了心血的”。这就是在中文系广为流传的“许政扬卧床授业”的佳话。

1961年、1962年,全国正值饥荒蔓延的困难时期,病中的许先生的生活更为艰难。系主任李何林先生经常携带着营养品去看望他。为解许先生的生活之忧,李先生还主动为他申请了60元的补助金,但他却婉言谢绝了。他的人生信条是:有困难自己解决,不给系里添麻烦。知识分子的清高中又彰显出传统士人的节操。

葬身小河

八年后风暴又起。

1966年5月,由毛泽东亲自策划与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随着《五一六通知》的发表而正式拉开了大幕。

对于这场“革命”,与现实生活已隔绝了八年、正在疗养院养病的许政扬先生,一时晕头转向,茫然不知所措。系里通知他立即从疗养院回来参加运动。他带病回来了。他看到大中路上、教学楼内外贴满了大字报,什么“反党集团”“反党联盟”“黑帮分子”“反动权威”……对于这些闻所未闻的爆炸性黑幕材料以及杀气腾腾的语言,他感到陌生而又恐怖。他按规定准时到系里参加学习。由于体力不支,他带着一只马扎,走一段,坐下来歇一会儿,然后起身再走。学习会上,他呆呆地坐着,一言不发。当时他的确无话可讲,他的确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表达适合运动需要的话。

大难终于临头。中文系揭发出两个“反党集团”,一个是以系主任李何林为首的“老反党集团”,一个是以几位年轻教师为骨干的“小反党集团”。“老反党集团”中多是一些中老年教师,头目是系主任李何林。1959年,他曾写过一篇《十年来文艺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后来被当作“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靶子,在全国展开过批判。而搞“修正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党,这就是当时的逻辑。许政扬是李何林引荐来的,又是一面只专不红的“白旗”,所以自然成了“老反党集团”的一员。本是一个纯粹的书生、学者,既无历史问题,也无复杂的社会关系,却被挂上了“反革命分子”的身份牌。据说他有一大“罪状”:他同一位教师在私下闲谈中,曾对在教学与科研中生搬硬套马列语录,乱贴标签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表示过不满,于是就上纲上线,说他“敌视和反对马列主义”,因此被打入“牛鬼蛇神”一族,强迫参加惩罚性劳动。劳动是在教学楼旁的空地上拔草。八月骄阳似火,拔草人个个汗流浃背。身患重病的许先生不能长时间弯腰和下蹲,拔草时他几乎是趴在地上。实在受不了时,就在地上坐一会儿。这时,又有监督劳动的红卫兵训斥道:“不许偷懒!快拔!快拔!”于是他又强撑着继续拔,一边拔,一边自言自语:“这草拔一根就会少一根。”不曾想,这一句话竟成为他数日后投河自尽的谶语。

从8月23日开始,许先生的大女儿所在的南开大学附中红卫兵到许先生家抄家。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们叫喊着破门而入,见什么毁什么。许先生及家属被“勒令”站在那里,不许“乱说乱动”。有仕女和花草图案的茶壶、瓷瓶,被狠狠地摔在地上,完全粉碎了。许先生珍藏的上千册图书和资料被搬走,从此下落不明。他在燕京大学、燕大中文系研究院以及南开大学中文系近20年间积累下来的两万多张卡片,被从卡片盒中胡乱地倒在地上,任意践踏。那一张张卡片,都是许先生从大量书籍和搜集来的各种资料中一字一句抄写制作而成的。一年四季,黄卷青灯,多少不眠之夜,多少心血汗水,现在却化为一堆堆垃圾!许先生在一旁看着,心都碎了!红卫兵临走时,还搞了一场恶作剧,他们将睡觉的棕床掀翻,再把水浇在被褥上,然后笑着,闹着,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这样的抄家先后进行了五次。每抄一次,都是一次侮辱,一次劫掠,一次身心的摧残。家已不像个家。图书、资料、卡片这些许先生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也不复存在了,这对他是致命一击。他越来越虚弱,越来越难以承受了。他终日迷迷糊糊,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他对现实世界和自我的生命已完全失去了感觉。

1966年9月7日。白天,许先生到系里接受批判,参加劳动,已相当疲惫。晚上,又加班学习,学文件、写检查。学习结束后,他没有回家。已经夜深了,家人还不见他回来,就一次次外出寻找,未见他的踪影,担心他出事了,但又不敢去报案。第二天早上,有人在许先生居住的北村五楼旁的小河里,发现了一具漂浮的尸体,经确认,许先生是投河自杀了。

这条不足百米的小河,水不深,两岸有柳树。春天,柳枝轻扬,夏天,柳叶蔽日。许先生居住的北村五楼紧靠小河,有时许先生和他的家人在这里散步,孩子们在这里玩耍。12年前他被作为“极其宝贵的人才”在这里安家时,他绝不会想到这里竟是他的最后归宿地!

那天晚上,没有月光,道路昏暗。许先生一个人从系里学习回来,走到小河边,究竟他看到了什么,他想到些什么,都无从知晓;但有一点是确实的:这个使他失去尊严、失去书、失去家的世界,不再值得他留恋。于是他决绝地向小河中跳去……小河接纳了他。河水是那样清凉而温存。小河掀起一阵波澜,然后恢复了平静。小河在暗暗悲泣。

杜勃罗留波夫在评《大雷雨》中的卡德林娜这一形象的意义时说:“最强烈的抗议最后总是从最衰弱的而且最能忍耐的人的胸中迸发出来的。”卡德林娜的毁灭使我们看到了“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连这么优秀,这么“能忍耐”的许先生都不能生存下去了。许先生的死,是对反人类反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抗议”,是对冲破“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的呼唤。

才41岁的年龄,生命正待勃发,却突然终结。许先生本想根据自己多年搜集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编写一本《宋人小说戏曲语释》,并在此基础上,再系统整理和撰写中国小说史和戏曲史。如果他的愿望得以实现,对于中国文学史无疑是一个具有开创性的成果。然而现在一切都付之流水了!一朵尚未绽放的花,在黑风恶雨的蹂躏下提前凋谢了!

许先生死后,被当时的有关部门定性为“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尸体立即火化。当家属赶到火葬场索要骨灰时,经办人说:骨灰已处理,不能保留。1978年,许先生平反昭雪,骨灰要重新安放,但因没有骨灰,只好在骨灰盒中放一本他校注的《古今小说》,以作纪念。

许先生死了,但仍不放过他。在由当权者组织的各种会上,批判他“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天应该知道,地应该知道,小河应该知道,究竟谁是真正“死有余辜”。

许先生的死使家属受到牵连。他的两个女儿背上“黑五类子女”的恶名,有如在每个非洲黑奴的脸上火烫了烙印,处处受到歧视。他们走在路上,有的小孩儿叫骂着“狗崽子”向她们扔石头,她们只好溜着墙根儿走,不敢见人。她们无论走到哪里,填写各种表格,都必须注明:其父是“反革命分子,‘文革’中畏罪自杀”,否则,按隐瞒不报论处。1969年底,当局利用“战备疏散”之机,让各类“分子”下放农村。当时许先生的爱人患美尼尔氏症,稍遇刺激就天旋地转,不能自持,她的小女儿刚刚上小学,生活还不能自理。对她们不仅不予照顾,反而将她们统统转了农村户口,发配到远离天津200多里的穷乡僻壤。

粉碎“四人帮”后,中文系党组织对许政扬先生被无辜打成“反革命分子”有个“结论”,请夫人朱桂仙老师去签字。当时的党组织负责人对她说:许的自杀,是当时的形势造成的,他自己对“文化大革命”也理解不够,所以他的死与中文系无关。朱老师听后非常愤怒,她拒绝在“结论”上签字。后来有关部门再也没有去找她,当然更没有为许先生召开过平反会。从此,许先生的问题不了了之。许先生在九泉之下能安息吗?

许先生离开我们已近半个世纪了。多年以来,一些当年曾参与“文革”的迫害,后来仍有权有势的人物,千方百计要人们忘记“文革”,想方设法要淡化对于“文革”的批判与控诉;有些受迫害的当事者及其家属,由于伤痛太深,或由于对政治的恐惧,不愿旧事重提;而更多的在“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对于“文革”已浑然不知,什么“走资派”“四人帮”“扫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连一些文科研究生也不知其然和所以然。中国患了严重的“失忆症”。所以著名作家巴金提出要建“文革博物馆”,著名学者余英时提出要“挽救记忆”,特别是要挽救在中国历史上所仅见的关于“文革”的记忆。如不对本民族的历史进行郑重的而不是敷衍的、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真正有耻辱感、疼痛感的反思,不荡涤至今未完全清除的个人迷信、蔑视法律、崇尚暴力、毁灭文化、仇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等“文革”的遗毒,所谓民族复兴只能是一句漂亮的空话!

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为此,我写了《小河呜咽》,以表达我对敬爱的老师许政扬先生的无法忘却的纪念。

《随笔》总第211期 2014年第2期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