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于莫斯科召开的20次党代表大会上做了总结报告，题目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就是后来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因为“报告”的出笼，苏联的文学和电影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爱伦堡在1954年，斯大林去世以后写的《解冻》重新被人重视，这暗示着一个新的文学/艺术时期的开始，就像“文革”结束以后，卢新华的《伤痕》一样。他们小说的标题，直接成为那个时期作品类型的代名词。
于是，在“解冻”的气候下，苏联出现了大量不同于斯大林时期意识形态的电影，包括我们熟悉的《第四十一个》（丘赫莱依，1956）、《静静的顿河》（格拉西莫夫，1958）、《一个人的遭遇》（邦达尔丘克，1959）、《伊凡的童年》（塔尔可夫斯基，1959），然后格拉西莫夫又拍摄了道德三部曲:《人与兽》（1962）、《记者》（1965）、《湖畔》（1970）。苏联影片就此重新为电影定义，他们开始排除阶级性对人物关系的设置，试图表达人性复杂的价值意义。于是很快，《人与兽》进入中国。那时候，我的母亲朱微明正在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任职俄文翻译。一天，她接到任务，去上海锦江饭店的小礼堂为《人与兽》做同声翻译。对于母亲来说，这变得那么重要，因为长期以来父亲的“反革命”身份让她在厂里抬不起头。虽然她只是接受一个翻译任务，可是这任务的安排，已经寓意着另外一层意义，就是组织对她的重视。因为谁都知道，在这样的小礼堂放映，一般都是上面有重要人物要来，是他们在点名看片。这是属于内部放映，非同一般。
今天看来，真实的状况里，并不一定赋予它那么多“被重视”的意义。可是当母亲长期被人歧视，在翻译了70多部苏联影片以后，几乎很难在演职人员的名单里看见自己的名字时的那份屈辱，时时提醒着她的“历史污点”，就是没有与反革命丈夫划清界限，依然保持着婚姻关系。在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社会，她必须为自己找到合理的生存定位。所以，下意识里，她会用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来掩饰现实。一个职业性的工作安排，会让她变得快乐，我们小孩也会因此感受到家庭气氛的变化。那终日朝北没有阳光的小屋，突然有了生气，母亲开始在那里翻箱倒柜，我站在边上也饶有兴趣地看着。她把压箱底的深蓝色全毛哔叽的列宁装拿出来了，当衣服套在她身上时，浓郁的樟脑丸味道扑鼻而来，它替代了香水味。也许，他们那一代人，早就忘记了香水的意义。她穿着这身衣服，不像一个知识分子，更像党的干部。但是，她是真的快乐，于是，那双小羊皮的靴子，也被擦得锃亮。一贯严肃的母亲，这一天却对我们笑容可掬，大概是因为这身打扮，让她感觉有点不好意思，或许她由衷地有一份骄傲和快乐。总之，她对着我们孩子在微笑。
那时候，我一放学就在外面玩，一直等到天黑才回家。因为我不喜欢我们的家，家里有一种无声的压抑，黑黑的屋子，破旧的家具，那些从单位租赁来的桌子板凳，犄角上都会被打上一个小铁皮，小铁皮上写着家具的编码号。屋顶上吊着一个40瓦的灯泡，有时白天都开着灯，电线会在空中晃晃悠悠，把别人的阴影投在自己的身上。回家就要趴在那里做功课。父亲在劳改，母亲是不坐班的，所以她整日在家背对着我们，趴在她的小桌前不停地翻译；那时候她似乎有永远都翻不完的东西，因为她正偷偷地翻译着苏联小说，挣外快贴补家用。为了不让单位里的人知道，她改用了一个笔名，叫方煜，意思是“微明”，这是父亲给她起的名字；所以在家里，我们是不能随意发出声音影响母亲工作的。一个被社会鄙视和唾弃的童年，不知道被人尊重是什么感觉，低人一等变得很正常。只是，母亲要去给重要的人物做同声翻译，这些事情也会让我们有一种“被抬举”的感觉。那天，我早早地回家了。母亲依然背对着我们坐着，在那里翻译，可是，从她的背上都能读到快乐，因为她没有脱下那件全毛哔叽的列宁装。妈妈问我：今天怎么那么早就放学了啊。
我问妈妈：你的同声翻译译得好吗？
她假装平淡地回答我：还行。他们都听懂了，就是我老是把野兽，念成“也”兽，开始他们不大懂什么意思，后来就知道了。因为我是南方人，普通话不好。
电影讲的是什么啊？
讲啊，讲的是，老虎狮子都是有兽性的；但是兔子的胆小、懦弱，也是一种兽性。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人性。
人性是什么？
人性就是有思想的，和动物不同，会想事情；是有道德和良心的标准。
好深刻啊！于是就是从这似懂非懂的一刻开始，我对格拉西莫夫充满了崇拜。后来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学校放《人与兽〉，我特别激动地到处跟同学说，这是我妈妈翻译的。那时候我已经不年轻了，可是童年的记忆、虚荣，一直渗透在血液里，似乎这些虚荣的意识，可以颠覆我被歧视的感觉。我早早拿着小马扎到食堂里（我们的内参片都在食堂里放映）。一出来的演职员表上，我没有看见妈妈的名字，后来看片子就老觉得不踏实。影片结束，全场都在鼓掌，而我还是在滚动的字幕栏里寻找母亲的名字，最终没有看见。灯亮，一个同学走向我：没看见你妈妈的名字啊。我说：他们就没有翻译这一栏。同学又说：配音演员、配音导演的名字都在上面。
这种被人拆穿的现实，让我无地自容。《人与兽》的故事早就忘记了，似乎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片名却刻在我心里。我只能在灯光渐渐亮起来的食堂里，掩饰着自己羞辱的表情。后来，从母亲那里知道为什么没有她名字的缘故。但是那时，这些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这才明白，母亲从来不跟我们说实话，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她的工作状态，只知道她工作努力，颇有成绩。实际上她一直瞒着我们她被人侮辱和被损害的一面，这里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自尊心需要安抚，还有她自身的矛盾，她年轻时追随革命，那理想主义的信仰，却在有一天毫无准备的时候，被现实撕扯得四分五裂，她战战兢兢地生活，为了抚养还未成年的五个孩子，更多的时候，她是要为自己无法解释的生活目标努力。
但是，我们的记忆是屏蔽的，我们想不明白这些事情，宁可不去想它。那纯洁得毫无瑕疵的主义，怎么会把她的身份沦为阶下囚？那时候，她总是口口声声跟我们说：相信组织！她有事，就会向组织汇报，为了党的事业，她随时准备放弃个人的一切。但是，事实上她又不是这么单纯，她始终没有跟父亲离婚，也很真诚又很有分寸地改变自己的人格。她说着报纸上的套话，不断教育我们；同时又不断地嘱咐我们，必须学会一门技术，千万不要问政治，自己要有独立生存的能力。
“人与兽”的故事，变得如此的遥远，可是，回忆往事的时候，却让我意识到兔子的兽性，是被集权塑造而成的。即使她/他并不希望具有这样的兽性，可是她又有多少勇气和胆量去完成自己的人性?她连思想都不敢具备，甚至只是默默地将思想保留在自己脑子里，她也不敢。她后来跟我说，总有那些监督的眼睛，贴满她的全身。“文革”结束，父亲平反，母亲老了，长久不敢去思考的脑子生锈了，她还是好几次试图翻译俄罗斯小说，可是她自己都发现，她的文字已经失去了原先的光彩。那些屈辱的岁月，不真不假地做人，最终磨蚀了她的才华和思想。
在读苏联电影史的时候，却会产生很多的疑问，像这个出生在1906年的格拉西莫夫导演，他几乎经历了完整的斯大林时期，他是从戴着面具，扮演苏联忠诚公民的角色开始的。1948年成功拍摄了《青年近卫军》，纯粹的斯大林精神作品，这里让我们看见的是真诚和忠贞不渝，你会相信，这一定是发自导演内心的作品，否则即使这样主旋律的电影，怎么依然打动我们？
可是十年之后，他却同样真诚、深刻地拍摄/完成了长达三小时的《静静的顿河》。他是如何在内心保持着自己的一份思考？即使在斯大林（1938-1941）的大恐怖时代，他活下来了。他做过告密的事情吗?他被陷害过吗？因为从1935到1941年，他的拍片履历是空白的。他是怎样面对当时每天的日常生活？那时候，他的良心是否被折磨或者充满恐怖?他又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了老年？他自编自导的《湖畔》里那个长得胖胖的、一点都不好看的女孩，那是否是他自己的化身？影片描述了一个乡村姑娘爱情的迷茫。她长得很不漂亮，脸上甚至还有着雀斑，但她让周边所有的男人都为之着迷。她善良，真诚，聪明，善解人意；导演拖着我们这些观众，一起进入他的认知，深深地爱上了女孩，爱得很迷茫很犹豫。最后是女孩离开了村子。那是1970年，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年代，虽然政治上是残酷的，可是，你还是会闻到村子里人与人之间的气息，那些真情之间的难分难解的痛苦。在社会主义农庄的体制下，女孩爱上了有妇之夫，她不想让自己陷入其中，断然地选择离开村子。在她要离开的时刻，她走向图书馆，把书还了，那个年轻的管理员很沮丧，他问她：真的就这么走了。女孩回避了管理员的目光，她看着窗外说：我会回来的，等我坚强一点的时候，我还会回来的。
于是，我们看见那无尽的盘山公路上，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载着女孩走了。不知道她走向哪里，更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影片结束。这是一部黑白片，上下两集，导演不紧不慢地描述着那个时期村子里的细节。细腻的光影、讲究的构图、精致的摄影……看得我泪流满面。这让我想到，波兰导演波兰斯基说的:我愿意伊芙琳（他导演的美国影片《唐人街》里的女主）在最后死去，因为我认为，在这部表现腐败与不公的影片中，我们不需要充当伸张正义的人。我认为，必须让好人失败，让观众在走出影院时仍然因不公而感到失望。我还记得在《鼠与人》（刘易斯·迈尔斯通，1939）的结尾，我是如何痛哭流涕，记得影片留给我多么根深蒂固的回忆。倘若影片结局圆满，倘若伦尼未被杀死，我就不会哭，而且无疑会在几天之后忘记这部影片……当时我十四五岁，我已经明白了这一点。我对好莱坞一些成年人竟不懂得这项原则而惊讶不已！
于是，格拉西莫夫多留给我的，也是根深蒂固的记忆，或许那个女孩的迷茫，正是他自己对良心、道德的迷茫。多想知道他是怎么走过来的。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经历，有时会像一面镜子，照清我自己看不见的地方。《人与兽》讲的是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可是和它有关联的东西，却也有着根深蒂固的记忆。
2015/2/18于西雅图
《随笔》总第219期 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