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73年7月初，我到九龙农圃道六号新亚研究所参加入学考试。记得所有考生必考的科目为中文、英文、中国通史，而我自己选考科目则为中国文学史、中国韵文和中国哲学，每科考三小时，结果足足考了三整天的笔试。由于英文考得惨不忍睹，以为铁定是平生第一次的滑铁卢，于是在放榜的那一天便没去看榜。又过了好些时候，忽然接到新亚研究所的电话，问我为何没去注册？原来我不仅考取了，而且每月还可领到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当时的诈骗电话远不及今日之猖獗，而我却仍不免将信将疑。来到研究所张贴的黄榜一看，立刻便在文学组的正取生中找到自己的名字。记得黄榜的签发者正是当时新亚书院的院长余英时先生。依照吾国的国粹，学生当然得向校长执弟子之礼。于是，在毕业后的好几年，我还自以为是余先生的学生。一直到后来在新加坡工作，余先生送了我一幅字，题款上称我为“志成兄”，我才大吃一惊，知道过去是高攀了，从此便以晚学自居，不敢再自称门生。此是后话。
研究所的迎新会就在圆亭中举行。新入学的同学在所长唐君毅先生的引领之下，集体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礼。当时批孔运动正在内地如火如荼地展开，而我又一直在彻底反传统的氛围中长大，故虽跟着众人行礼如仪，但并不十分心甘情愿。在介绍新生时，研究所的注册主任赵致华先生把我领到唐先生面前说：“这就是翟志成，徐复观先生在国文试卷上批了个一百分的考生。”我向唐先生深深鞠躬，唐先生厚重而温暖的大手紧紧握着我的手。他问我读过些什么书，今后打算从事什么样的研究，以及为何要离开内地与来港后如何生活……和我说话时他一直面带微笑，笑得那样的慈祥、那样的诚挚，让人感到他的关怀和爱护都是从心底流出，非因世故，也与客套无关。一股如沐春风的暖意，浓浓郁郁地从胸腔中化染开来，遍及四体百骸。这种感受，在我过去漫长的求学生涯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研究所当时实行英国的导师制，研究生并不必须在课堂上课，但都得在一位导师的指导下撰写硕士论文，于是拜师便成了新生的头等大事。我是靠中国韵文考入研究所的，诗、词、歌、赋各种文体也都能写一点点，就是不会拍曲；听赵致华先生说，新亚书院的高级讲师汪经昌先生是中国戏曲大师吴梅的亲传弟子，空有一肚皮的绝学，可惜在香港无人可传，于是便有了拜汪先生为师的念头。当时新亚书院刚由农圃道搬入了沙田中文大学校本部，但研究所仍留在农圃道旧址，路途虽有点远，但为了拜师也只好将就。
我在约好的时间来到了汪先生的研究室，一开始彼此还颇为投契，尤其是他知道我既会写旧体和新体诗还会倚声填词。但谈到后来就僵住了。汪先生问：“东坡《念奴娇》词，有‘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句，其正确句读应为‘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何以故？”我答道：“坡公才大，非格律所能束缚者。”汪先生怫然曰：“事情岂有如此简单！”我鞠躬而退，由于心中不服，从此亦不复拜谒请益。一直到了学期中，汪先生还不忘在课堂上问：“翟志成为什么还不来上课？他不是要找我当导师吗？”
从沙田归来，我便对赵致华先生说，要改拜徐复观先生为导师。按规矩我是应当先去登门拜谒的，但徐先生当时住在九龙的美孚新村，他生怕我人生路不熟找不到他的居处，便把拜谒的地点改约在研究所。看着老先生在三伏天挤公车 出的一身汗水，以及爬了四层楼的呼呼气喘，心中不禁感动莫名。拜师之后，我每星期至少要到徐先生府上请益一次。徐先生一身兼通文史哲，无论我问什么问题他都能指导。他除了对我的学业巨细靡遗事事关心之外，在生活上更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大概知道我一人在外，经常有一顿没一顿地过日子吧，徐先生在每次谈完学问之后，总要留我吃饭，而师母总会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不停地把菜夹往我的碗里，让我一顿饭往往饱上好几天。他担心我的哈燕社奖学金不够日常的开销，便写信请唐先生减免了我全部的学杂费，后来又替我多争取了一份中山奖学金。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修唐先生在研究所开的“哲学概论”？我说唐先生的课是为非本科生开的，为了迁就学生的程度，讲得太浅了，我上完了第一堂课后，便没有再去听。徐先生狠狠地责骂了我一顿，命我日后必须老老实实地去听完唐先生的每一堂课，而不准再有任何的借口和理由。我从来没见过徐先生如此地生气，当时真有点被吓到了，再不敢再告诉他，其实我还上过某先生讲授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是在听完第一堂课后便再没继续下去。……
徐先生眼界甚高，现代学人的著述，能入其法眼的并不多，能被他摆在书架上的就更属凤毛麟角。有一次，我在他家大门的电梯旁看到一大堆被丢弃的新书，翻开一看，原来都是作者送给徐先生的，书扉上还写有“敬请不吝斧删”之类的客气话。我发现许多精装的新书售价都很昂贵，白白扔掉实在有点可惜，于是便随手捡回了几本。进门后还未坐定，徐先生发现我把他扔掉的书又捡了回来，便骂：“没出息！老师扔掉的破烂你捡回来做什么?”吓得我立刻把书都扔回原处。
徐先生是个推倒一世智勇的狂者，他不仅经常开口臧否人物，而且还能一言中的，入木三分。比如某某人真“笨”、某某人真“懒”、某某人“支离”、某某人“琐碎”、某某人“买椟还珠”……谈到严耕望先生，他说：“严归田从来不说没有根据的话，这一点我不如他。”他十分称许牟宗三先生的演讲，认为只要把牟先生的演说直接记录下来，便是一篇可以发表的好文章，而唐先生和他自己都没有这种本领。因为徐先生、唐先生、牟先生都是熊十力先生的亲传弟子，在海外鼎足而三，成为新儒学第二代的三大宗师，又都同时在新亚研究所任教，我便请徐先生各用两个字标示他们三人的治学特色。徐先生认真想了好一会儿说：“唐先生博大、牟先生精深，而我自己则较为平实。”
徐先生、唐先生和牟先生是我这一辈子见过最聪明的三个人。但徐先生一有空就在抄写资料，这又是最花时间和最费力气的笨功夫。有一次我实在憋不住了，表示抄资料自有我们这些学生或助理可以代劳，老师又何必自苦如是？徐先生正色说：凡是重要的原始材料，不仅要一读再读，而其重点还必须抄写一次。只有经过抄写，才能深化对材料的理解；只有经过抄写，材料中的似是而非自相矛盾和各种漏洞与破绽才会一一朗现；也只有经过抄写，自己与原作者才有可能展开真正平等的内在对话；而自己心中的躁动浮嚣之气，也只有经过抄写才能逐渐抚平。苏东坡读书虽过目成诵但所抄的书也最多，可见愈是聪明的人便愈需要抄书……
以往我自恃记忆力特好，读书上课从不记笔记，写文章时凭记忆随手翻书，往往一索即得，心中常不免自鸣得意。听了徐先生的一席话，我才知道最聪明的头脑，必须辅以最刻苦的笨功夫，才能无往而不利。从此之后，我也学会了抄书，愈抄愈有味道，愈抄愈有心得，而且花费在抄书的时间愈多，文章就不仅写得更好，而且还写得更快。我在念完研究所第一年，便撰成了硕士论文的初稿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三篇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后来以《中共文艺政策研究论文集》成书出版，徐先生还特地为此书写了一个序言。有了徐先生的赐序，此书出版后曾在港、台学界和文艺界引起过相当的关注。作为徐先生晚年的亲传弟子，我在他身上学到的本事，当然远不止抄书这一招。但仅仅是抄书这一招，便足够让我终生受用不尽了。
新亚研究所分为文学、史学和哲学三组，在1973年之前每年每组招收硕士研究生两个，至多不过三个，本来就有些人丁单薄。自新亚书院搬入沙田中文大学后，新亚中学一时还来不及开办，整个农圃道校园便只剩下研究所的十多个研究生，更显得人孤势单。研究所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必须靠在校外教书为生，而我由于没有被港府认可的教书资格，又领取了两份奖学金，故唐先生白天来研究所上班时，偌大的校园往往便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读书。牟宗三先生的家就在靠背垄道，离研究所仅数十步之遥，也习惯于每天到研究所走动走动。唐先生和牟先生来到研究所，大都会来到我的研究室，和我聊上几句。由于天天见面，我和唐、牟二先生便渐渐熟络起来。我自幼便读过不少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对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和阶级分析法的运用更是熟极而流，一心以为绝对真理在手，世间上任何学说，都不足以挡我雷霆一击。向唐先生问学之后，我才发现他对马、恩、列、斯著作的掌握，比我更为精熟。我只知道马、恩、列、斯著作的强项与长处，他除了熟知强项与长处之外，更洞悉其中的弱点和短处。眼看着他把我赖以立足的阶级分析法、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首先一一建立起来，然后一一指出其中的破绽和漏洞，再一一加以摧破，我虽竭尽全力申辩和反驳，但几个回合之后，却只有弃甲曳兵败下阵来。由于唐先生允许我毫无顾忌地为捍卫自己的观点畅所欲言，我是屈于理而非屈于势，故虽辩输了也口服心服。不过，一旦知道了自己引以为自豪的阶级、唯物、辩证这三板斧，原来是不堪一击的假武功，心中的失落和沮丧，那就别提了。
我当时常在报纸杂志上涂鸦。谁知道那些不像样子的文章，唐先生居然找来一一读过，并常和我讨论其中的优劣长短，以及他认为在思想倾向上值得警惕的地方。唐先生可能误以为我颇有些自己的想法，适合念哲学，便一步一步地引导我读他的书。我当时还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新儒家所宗奉的天道人性纯粹至善流行通贯的那一套大论述，不仅毫无会心，而且还认为荒谬绝伦。正因如此，唐先生对自己的《哲学概论》评价最低，但我读后的所得却最多；至于唐先生其他的传世力作，我才读了几页便丢下，丢下找回来再读最后还是丢下，就如水之漫过玻璃板，水退之后一滴也不能浸入。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对唐先生坦白，他的书我根本就读不进去，更读不下去！我恐怕一辈子也不可能接受他的哲学。出乎我意料，唐先生虽颇为难过，但并没有斥责我。他认为我能如实地向老师说出自己的感受，本身就代表着一份诚挚和敬意，只要我把这份对老师的诚挚和敬意持之以恒，扩而充之，日复一日，总有一天我能读完他的书并理解他书中的真意。唐先生在眼神中流露出同情与悲悯，以及对我的期望和信任，是我一辈子不能忘却的。此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断断续续点点滴滴地一遍又一遍在阅读唐先生的著作。每当我实在读不下去打算彻底放弃的时候，我眼前总会浮现出唐先生的眼神。于是，我又捡起了被扔掉的书本。这种灵魂深处的拉锯战，在进退反复之间，真可谓一步一血印，一鞭一道痕。大约过了十年之久，有一天一觉睡醒，我忽然觉得我终于读懂了唐先生所有的书，我有许多读书心得急需与唐先生分享，我想告诉唐先生，我在什么地方完全赞同他的义理，但在某些地方暂时仍有所保留……但唐先生此时已长眠在台北的观音山，我许许多多的话，也只有在他的墓前慢慢诉说了。
唐先生每天手不释卷，无书不读。有一次一边吃饭，一边读书，竟把竹筷夹到墨盒中，弄得满嘴墨汁淋漓，而唐先生居然浑然未觉。相较而言，牟先生吃得有些挑剔。他拒吃隔天的剩菜，如果师母仍把剩菜端出来的话，牟先生便会离席光顾外面的饭店。牟先生也只读与自己研究相关的典籍，书读得不算多但却读得极精熟极深入。更多的时候，牟先生在咀嚼和反思自己曾读过的经典，一如老牛在反刍嚼过的食料。几乎每天傍晚，我都会看到牟先生背负着双手，围绕着圆亭的花圃不停地踱步。这时我泰半会陪着牟先生走上一段路。如果牟先生兴致够高的话，有时也会来到我的研究室和我下盘中国象棋。只见他一边架起当头炮狂轰猛炸，一边跃马出车猛打猛冲。由于他一心只图杀个痛快，不久便陷入对方设计的圈套中，最后只得推盘认栽。牟先生和我下棋几乎从未赢过，但他却从不把输赢胜负放在心中。他下棋纯粹是为了让紧绷的思想得到短暂的休息和舒张，所以才会杀得兴高采烈，输了也一样愉快轻松。
我几乎每天都有亲炙牟先生的机会，而牟先生却极少和我谈学问。除了有一次，轮到我在新亚研究所每月例行的学术研讨会上作学术报告，孙国栋先生质疑我撰写学术论文的文字太过漂亮，唐先生说：“文字漂亮是优点而非缺点，太史公的文字也很漂亮。”牟先生也称赞我的报告“写得极好”。唐、牟二先生的话，让我暗暗高兴了好一阵子。牟先生和我聊得最多的，还是有关中共的各种话题。我在中共治下生活了近二十年，对当时极权政治的祸害有着最真切的体知；而牟先生长期在哲学和理论的高度上痛批极权政治与唯物论，和我谈话或可添加他这一方面的感性知识。牟先生对“靠拢”学人毫不掩饰的鄙夷和入骨憎恶，是我在师长辈中从未见过的。中文大学有一教授中国近代史的名家，来港前曾与牟先生在台湾师范大学有同事之谊，来港后也被礼聘为新亚研究所的导师，后来不知何故加入了“靠拢”学人的行列，牟先生一提起他就火冒三丈。有一次，唐先生代表研究所在乐宫楼宴请全体导师，牟先生却偏在聚餐的时候来研究所找我下棋。我问他何故不赴会？只听他破口大骂：“某某某这个混账王八蛋，他居然也被邀请到乐宫楼！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去，我就不去！我怎能和这种没有人格的人同席？……”骂着骂着，牟先生愈骂愈气，忍不住把唐先生也捎带上了：“说起来唐先生也真有点乡愿，这种毫无气节的反复小人，怎么还不把他从导师中除名?难道不怕他教坏学生？”
1975年我在新亚研究所毕业后，便到了美国西部的柏克莱加州大学攻读史学博士，入学后也都分别给徐、唐、牟三先生修书，报告自己生活和学习的情况。徐先生和唐先生很快都回了信，而牟先生却没有回信。我当时竟没想到，牟先生也有可能根本就没有接到我的来信，为了照顾自己可怜复可笑的自尊心，我从此也就不敢再修书打扰。于是，我虽然分别藏有徐先生和唐先生的数十封答书，但来自牟先生的信，却一封也没有。1987年我第一次从新加坡回广州探亲，路过香港时顺道也到新亚研究所走了一遭。圆亭的风景虽依旧如昨，但却和农圃道六号大多数的校舍一样改隶了新亚中学，早已不属于研究所。徐先生和唐先生亦已仙逝多年，再也不能在圆亭作学术演讲了；我和牟先生不通音问算来也已有十二年之久，不知牟先生是否还像十多年前一样，每天傍晚仍在圆亭的花径上不停踱步？不知他是否还会记得我？到了研究所的大厅，恰好看见牟先生正和某同学在下棋。牟先生抬头看了我一眼，便说：“翟志成你回来了？”我在离开新加坡之前，便先向东亚哲学研究所的同事冯耀明兄打听过：牟先生最爱吃浸会书院附近一家潮州餐馆的鸡鲍翅。如今牟先生居然能一眼便把我认出来，让我大为感动。我乘机说今晚想请老师和师母便饭，请千万赏光。牟先生的眼睛并没有离开棋盘，只说了一声“好”。我在旁侍立了好一会，牟先生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抬起头对我说：“不要请不该请的人来作陪！”我唯唯而退，立刻到研究所的办公室找赵致华先生商量，拟好了一份陪客的名单，请牟先生过目。牟先生口中说：“某某人不学无术，某某人语言无味，请来作甚？”于是大笔一挥，把其中两位先生的名字勾掉了。当晚的鸡鲍翅很好，潮州卤水鹅和蒜香的味道也不错，席上还有一大坛女儿红，牟先生谈兴正浓，只记得他提起某公自鸣得意的《中国哲学史》，不禁嗤之以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已够不成样子了，他的书居然还远不如冯友兰！”
1990年我转到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工作。又过了一阵子，牟先生也从新亚研究所退休，举家搬到台北定居。由于我不久前曾写过一篇批评太老师熊十力先生言行不一的论文，深怕牟先生责怪，一时间也就不敢登门拜谒。再加上近史所的某同事刚听完牟先生的一场演讲，回来后颇怪我不该在他的面前称许牟先生，害得他因慕名听讲而无辜受辱。原来牟先生在开讲之前便先把台大、“中研院”、留洋和历史学家都痛骂了一通，而敝同事恰好“四毒”俱全，也难怪其心中十分不爽。我除了不是台大毕业之外，“四毒”之中也有三毒上身，更兼还冒犯过太老师，一想到牟先生骂人之厉害，便更加裹足不前。以后每逢新年节庆，我都有拜谒的冲动，但却总不能战胜心中的畏惧和顾忌。一直到了牟先生大归之日，我才匆匆赶往殡仪馆见老师最后一面。牟先生安静地躺在棺柩之中，四周摆满鲜花，当然已不会再责骂我了；而我却悲从中来，泪不可抑，如果时光真能倒流，我宁愿在牟先生生前就来拜见，宁愿让他狠狠地责骂，而不必如今日天人永隔，在心中永远留下无可挽回的愧疚与遗憾。
文章版权归《随笔》总第220期 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