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难友杨崇道兄的这一本回忆录，倍觉亲切。我和他先同样是1955年肃反运动的对象，折腾了一年；又同样因为对肃反运动提出质疑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由此开始了二十二年政治贱民的厄运。他的这本书唤起了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我有时甚至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当年的生活中去了。
杨崇道兄的父亲杨德进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1947年由美国费城基督教神召会总会授予牧师职称，在南京地区从事布道行医和教会的慈善工作。这可不得了！1955年杨崇道在军委总军械部任中尉助理员的时候，就因此成了肃反运动的对象。他这本回忆录就从肃反运动写起。
书中写了他在肃反运动中受到的折磨和自己的心情：
我原来住的是单人间，当晚令我搬到双人间和共产党员电影放映员住一起。后来和李永助理员住一屋，他是专职看守我的，我上厕所他紧跟着，厕所门不准关，我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包括拉屎撒尿）。
为了过关，我把做过的梦也向组织上交代，还是通不过。我开始埋怨自己为什么没有“重大”问题？要是有几个“重大”问题让组织上高兴我也能得到“宽大”该有多好啊！
当年我自己岂不也是这样想的吗。
他这样折腾一年之后，“1957年5月在召开全军军械先进工作者会议前夕，总军械部直属政治处王冲主任找我谈话，宣布部党委给我作的‘肃反运动结论’：‘杨崇道历史清白’”。
整风运动开始，他就提出肃反运动把他搞错了应该向他赔礼道歉的问题。在政治部举办的帮助党整风鸣放会上，他听到政工干部刘水上尉助理员说的“上级给我们总军械部下达的指标是百分之十七”这个数字，他想：“怪不得部里几十个局处，处处有‘重点’，堂堂的军委保密机关竟要打出百分之十七的‘反革命’，怀疑了一大片，‘重点’整了好几十，到头来都不是反革命。”他越想越窝火，就连夜写了一张大字报：《从狗屎里提取维他命－－评我部肃反运动百分比》。
当我看到这里说的上级给总军械部下达肃反运动指标“百分之十七”这个数字的时候，我真大吃一惊了！对于1955年的那一场肃反运动，我作过一点研究。这一场肃反运动的审查面有多大呢？就我看到过的材料说，最早，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给各地党委的指示》稿件的时候，在第一条讲到“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种机关中，和厂矿学校中，其所有人员，包括起义人员、留用人员在内，绝大多数是好人”中的“绝大多数”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百分之九十几”；在讲到“但同时，这些机关厂矿学校中，也都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在全体人员中是绝对少数”的地方，毛泽东在“绝对少数”后面加括号写了“占百分之几，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于是，这个“百分之五左右”就成为钦定的控制指标。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即“七一指示”），就根据这个钦定的控制指标作出规定：“这些人员中，也有百分之几（大约百分之五左右）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又重申了“七一指示”中“大约百分之五左右”的规定。中央文件一直是这样说的，我也一直“不假思索”这样引用。所以杨兄这本书里说的肃反运动指标“百分之十七”，就令我吃惊了。不是说百分之五吗，怎么有这么高的百分比呀？细想一下，这个百分之十七的说法恐怕有一点根据，而实际上并没有执行百分之五那个控制指标。
为什么这样说呢？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胡乔木撰写的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中提出：“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的成绩”有一项是“在肃反运动中，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这就是说，给一百三十多万名肃反对象写出了并非反革命分子的定案材料，也就是说，肃反运动肃错了的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再加上社论所说的肃对了的八万一千多人，列入斗争面的当在一百四十万人以上。这就是当年肃反运动的规模。如果是按照百分之五左右来确定斗争对象的话，那么只有在开展肃反运动的单位总人数达到二千八百万，才有可能打出一百四十万肃反对象来。而那时各级知识分子不过五百万，脱产干部大约六七百万（这两项数字不能简单地相加，因为有很大一部分互相重叠），再加上军队，再加上高等学校学生（这也是要开展肃反运动的），把这些项目加起来，怎么也加不出二千八百万来。如果总人数少于二千八百万，那么控制数字必须大于百分之五，才有可能打出一百四十万肃反对象的。如果是百分之十七呢，那么开展肃反运动的单位总人数只要有八百万左右就够打出一百四十万肃反对象来了。这个控制数字一时找不到文献的根据。只好存疑了。
根据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第二条规定，只要有“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一项就应该划为右派分子；杨崇道不但攻击了肃反运动，他还破坏中苏友谊。具体内容就是指这样一件事：
1954年底，我部向苏联订购防化军用品，货到大连，封部长派我去验收，经我鉴定：防毒衣橡胶严重老化，完全失去防毒功能。货运到丰台仓库后，我下令封存听候处理。随后，我向部长书面报告，说明防毒衣老化失效，建议做退货处理。封副部长当面问我：“能不能不退货而做部队训练用？”我回答封部长：“这样我方经济损失太大了。”封部长立即表态，要我向外交部写个报告：请外交部同苏联交涉退货或作其他处理。
我写好给外交部的报告并呈交封副部长办公室，之后没有下文，也没人找过我，我也再没机会追问这件事。
到了反右派斗争时候，这件事又翻了出来，说是触犯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第四条：“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从这一例可以知道：当年在中苏关系中主张维护中国利益的，就得划为右派分子。杨崇道有了这两条，当然就成了一名右派分子。1958年4月，他就同军委机关一百来位军内右派，被遣送去北大荒监督劳动去了。
北大荒生活条件的艰苦，这里只摘录一段为例：
北大荒的五月中旬开始有雨，第一场大雨是夜里光临的，我们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每天干12小时的重体力活都很累，夜里睡觉都很沉，我们是睡在梦中被冰冷的雨水浇醒的。整个房屋到处都漏，人人都起来防雨接漏，我把军用雨衣搭在蚊帐上面又躺下睡了。我睡得很熟，不知啥时候蚊帐和雨衣兜着的雨水同时掉压我身上，所兜的雨水全都泼洒在我的被褥上，一点儿也没浪费，被褥全湿透，我虽只穿条裤衩也成了落汤鸡，我从铺下脸盆里摸出待洗的脏衣服套在身上顶着雨衣坐在铺沿边，打着喷嚏迷迷糊糊等天亮。满屋人无一漏网，都挨雨水浇了，只是湿度不同而已，大多是裹着棉被顶着油布等防雨物件，冻得缩成一团坐在铺上或蹲在床铺边蒙头睡觉，是不是能睡着，只有天知道。
这些右派分子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大多数都是持一种十分合作的态度。他们愿意通过最艰苦的劳动，“摘掉帽子，回到人民的行列里来”。就有人说：“为了这，只要还有一口气、一滴血，我都要拼出来。”他们创作了一首《北大荒劳动之歌》（焦勇夫作词，陈地谱曲）：
完达山下，兴凯湖畔，我们聚集在这里用双手开发北大荒。镰刀、斧头是我们的武器，田野、山林是我们的战场。
不怕它天寒地冻，不怕那蚊虫虎狼，我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领导我们的是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共产党。
右派们不只是高唱颂歌，杨崇道、徐少白他们串联了十多个人，每天晚饭后加班，到堤坝上再干两小时，向党的生日“七一”献礼。
紧接着反右派斗争而来的是大跃进，大跃进对农业、畜牧业的巨大破坏造成了遍及全国的大饥荒。饥饿就成了对右派分子的附加惩罚。书中说：
1960年的大饥饿不光是北大荒，也不光是右派，是人为的全国性的特大灾难！右派的亲属在北京也不同程度闹起饥荒，都吃不饱，再也没有能力寄代乳粉寄粮票支援亲人右派了。右派就靠一天六两粮食支撑生命，靠六两产生的卡路里拼命干活，遵纪守法不作任何犯规事，所以，饥饿首先“关照”右派们！右派们都饿浮肿发“胖了”。走路打晃放屁掉渣了，生死间一步之遥。
右派饿死是1960年春开始的。书中记下了作者直接知道的这些饿死的难友，他们是：
张建淼：侨委干部，归国华侨，30岁。
汪之淼：29岁，归国华侨。
任耀章：防空军高级干校中尉助理员，31岁。
赵杞：交通部17级科员，34岁。
王广谋：总军械部弹药专家，39岁，是杨崇道一个单位、一同来北大荒的。
罗相成：31岁，高教部19级科员。
王九成：商业部的干部。
为了千方百计塞饱肚子，书中讲了一个总参测绘局的参谋李廉青的故事。他的测量技术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用得上，所以，他经常从右派队抽调出来单独执行任务。这样他就能够利用单独活动的机会解决肚皮问题。他用仿造的饭票去打饭；他看见路边地里的大萝卜，拔出来，用袖子蹭一下萝卜上的泥巴就吃起来；他去偷人家不肯卖给他的馒头；他在一家小饭馆里用价值人民币二百元的瑞士英奈格手表换回小半袋油炸豆腐渣丸子，一气吃完。肚子吃撑了，还把嗓子划破了，痛不可忍，跑到医院打了一针青霉素。
书中写道：后来中央追问东北农垦总局，总局又追问850农场：为什么云山畜牧场右派饿死这么多？农场党委下令把云山畜牧场党委书记撤职，降职一级到宝东种子站任党支部书记。书中说了他们是怎样应付上级的追问的：
云山畜牧场干部科魏干事到右派队来找我，要我把死去右派的死亡报告一个一个地都写出来，死亡原因不能写饿死，凡是饿死的都写上“心力衰竭”。我一共写了三十三份死亡报告，其中二十五人是饿死的，报告上都写成“心力衰竭”。因为写报告人落款是杨崇道，所以我问魏干事为啥不能写饿死的，魏干事说这是上面要求这样写的。我再也没敢往下问。
书中还写了一个科学家的故事。郑克杰也是总参军械部划出的右派分子，和杨崇道一同被送到北大荒。九死一生，最后他父亲设法把他安排在浙江省邮电研究所工作。在这里他写出了“物理数学”方面的重量级学术论文。七十年代初，先寄中国科学院，被退回，只好寄到国外，很快在瑞士国际物理学术专刊上发表。八十年代，“国际物理会议”在北京召开，他被邀请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和杨振宁同排就座。之后的“全国数学会议”在徐州召开，钱伟长教授点名邀请郑克杰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会议，从此，郑克杰在世界物理数学领域名声大振。令人痛惜的是，他2002年4月因肝癌晚期去世，终年69岁。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像有机分析化学专家陈耀祖、数学家张景中、地质学家谢学锦他们，在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时候，并不为公众所知，他们的科研成果都是右派改正之后才发表出来的，后来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了。从他们的事例，从郑克杰的事例，人们可以看到这一场反右派斗争给中国的智力资源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啊。
我还以为这本书写出了人的复杂性，没有用那种简单的两分法。在一同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中间，也有“窝里斗”：“右派内部不是铁板一块，也是千奇百怪尔虞我诈啥事都有。这场‘窝里斗’不是自上而下，而是右派自己发动的。”至于单位里那些反右派的人呢，作者讲了他自己的一次遭遇：
离开北京前夕，操作处理我右派问题的直属政治处王冲主任把我叫到他家请我吃了一顿他夫人邱涛给包的饺子。邱涛是北京123一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她对我很热情。夫妻俩翻箱倒柜找出一套新的军棉衣、一件军大衣和一双团以上干部配发的军用皮靴放在我面前说：“北大荒天气冷，这些都能用得上。”这种慈母般的心肠，使我很受感动。还说：“到北大荒以后，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来信，我们会尽心尽力地帮助你的。”换个角度再看王冲，他是个好人；他收缴我日记时的那副凶相，可能是职务的表现，不会是王冲这个人的本意。
就是到了北大荒以后，在劳动改造当中，由一些转业军官管着，他也从他们那一副阶级斗争的面孔下看见了同情心：
其实，转业军官中的知识分子心里是同情右派的，只是在公开场合不得不戴上阶级斗争的面具而已。这是从小云山军工们（一个班编制的转业军官）和我在一起近一年时间劳动生活中，他们对我的友善态度得出的结论。
我以为这样就反映得更深刻也更真实，真实地反映出了一般人的心态，虽然不能不扮演职务所分配的角色，不过心里还是有自己的是非观念的，有对不幸者的同情心的。中国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作者命我作序，我很高兴写了以上这些读后感。我愿意竭诚向读者推荐这一本好书。这本书写的虽然只是一个人的经历，其实是这一个时代的一份翔实的证词。我深信后世史家必定可以在这里找到他需要的史料。
《随笔》 总第220期 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