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回家的路
一天，一位朋友的孩子，一个在读的中学生对我说，她最恨的是上学，最怕的是考试。一到考试的日子就连着做噩梦，吓得她一身一身地出冷汗。不是梦见考卷上没有字，就是怎么也看不清考卷上的题目。四周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却感觉到所有的人都趴在桌子上，在那里“唰唰”地不停地写着；这时候，她又偏偏忍不住想上厕所，她真是恨透了自己。紧紧地抓着考卷想把它撕了，但是猛地感觉到，有人站在她的背后，是老师站在那里，一双眼睛在慢慢地爬上她的脊背，然后，一声不响地在那里冷冷地窥视着她。那对眼睛像是长在一条蛇的背上，一会儿穿过了她的身体，从她胸前爬了出来。眼睛趴在桌子上，直直地逼视着她。她吓坏了，感觉到小便已经滴在裤子上了，终于惊叫起来。这时，她被自己的恐惧惊醒了……她喘着粗气，张开眼睛，看着黑夜中的家。
她问我：“彭小莲阿姨，你最恨的是什么？你最怕的是什么？”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因为我说什么她都不会明白的。仅仅是一代人的差别，仅仅三十年不到的间隔，他们已经完全没有能力理解我们的仇恨和害怕了，他们甚至对于我们所经历的生活都没有任何想象力。但是，对于恐惧，我有着更深的体会。如果要问我，最恨的是什么？我都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我恨的事情太多了，于是要说我最恨的是什么，我真的说不出来。但是，我知道，我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在童年和青年时代的时候填表格。这份恐惧远远超出这个中学生的噩梦，只要一看见“家庭出身”这一栏，我就会浑身发冷，不是在夜里，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我觉得自己是赤裸裸地走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噩梦之中。等我不得不把这一格小空栏填满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把自己彻底地撕裂开，是我把自己这个形象扔进了众人的目光之下，所有的眼睛都可以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任意践踏、唾弃。在那里，我甚至没有一块碎布片可以遮拦自己。因为我父亲是彭柏山－－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是胡风分子、现行反革命。
人们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在经历过那段日子之后，我却想说：“反革命”家里的孩子早觉悟。
在那个年头，还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没有人明确地告诉我们该怎样做人。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我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家里说的，出去不能说；真实的事情，只能放在心里想想，绝对不能说出来；带文字的东西，最好不要保留，特别是书信，看了要烧；搞任何政治运动，不管是什么样的灾难落在我们头上，开口的时候，一定要拥护；不管什么组织，我们这种出身的人都不要加入；心里想的，一定不能落在纸上；报纸上说的事情都不要去相信，但是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说报纸上所说的一切。
就这样，我们生存下来了。
我们家有五个孩子，我排行老五，最小。大姐姐彭小钧，一九六五年大学毕业，因为出身不好，分配到南京钢铁厂炼钢车间，做炉前工。哥哥彭晓岑，因为转移爸爸写的长篇小说《战争与人民》，一九六八年春天，在大学里被打成反动学生，然后被抓了进去；出来以后，于一九六九年被送去甘肃天水县劳动。二姐彭小兰六六届高中生。她是最幸运的，什么倒霉的事情都没有发生在她那里，只是到一九六八年夏天，被分到上海远郊奉贤县“五四”农场。三姐彭小梅，一九六八年的春天（那时候，她才十五岁，一个在上初中的孩子）被作为反动学生批斗，同年秋天到云南插队。一九六九年四月，我被分配到江西插队。这时，父亲已经死了。母亲关在隔离室有一年多，我们几乎没有她的任何音信。我们的家，就在这样的状态下，没有任何告别，没有任何抗议，没有任何声音地涣散掉了。
看着我们这样破碎的家庭，就像看着一张伤痕累累的老脸，上面不仅布满了皱纹，而且有着深深的疤痕。这些疤痕将整张脸撕得支离破碎，已经认不出它本来的面目。脸上的目光显得凄厉无神，嘴角丑陋地挂在边上，表情是固定不变的，最可恶的是，那张脸已经不会展现出笑容。就像是《巴黎圣母院》小说里，那个钟楼上的丑八怪，不堪入目。
现在我走在自己的脸上，开始把那些伤疤一点一点地重新撕裂，看着黑色的鲜血在那里慢慢地滴落，没有眼泪，没有感叹，甚至没有抱怨。在父亲死的那个时刻，我就越来越意识到“认命”这两个字对于我们这些人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还想活下去，如果我们不想为难自己，我们就该早早地学会认命。
可是更多的时候，只要一想到父母，想到他们的一生，我的心里却会涌出无限的惆怅，无限的愤怒，而这一份不该是我这样年纪还会产生的激动，却依然存留在我的情绪之中。怎么可以、可以让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被侮辱被损害地走完了他们的生命？我无法再征得他们的同意，只跟大姐小钧说：“我想写写爸爸妈妈的事情。”
小钧在长途电话里回答我说：“写吧，有很多事情要写。还有，写写小舅舅，他就是因为爸爸的原因，在部队里被送上军事法庭，被打成了右派……”
对，还有小舅舅。那么我的大伯和二伯呢？
太多太多了，何止是我们家的这些亲戚，还有爸爸妈妈的朋友和熟人……我不得不肆无忌惮地揭开了他们的生活，就像在阅读宣判死刑的公告。当我把这一张公告和着我父亲、母亲真实的面目一起贴出来的时候，不管它是多么残酷，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它，也不管它还有多少价值，但是，我对自己说，我毕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至少我在慢慢地学会说真话。
（2）母亲的形象
我的母亲朱微明，这个名字对于她来说，几乎成了多余的。人们在称呼她的时候，总是习惯地管她叫“彭柏山的臭老婆”。
那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底的时候。还可以说是秋末的季节，可是，想到它的时候，我总记得那一天很冷很冷。早上天没有亮，妈妈走进我们的屋子，跟我和小梅说：“今天在电影局开我的批斗大会。”
我们都还睡在被窝里，我裹着被子坐了起来。没有等我开口，妈妈又说：“我没有做任何坏事，你们不要害怕。毛主席说的，‘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那时候，母亲一直在跟我们说这句语录。现在回想起来，语录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这句话被所有的中国人都说过亿万次了，我们早就忘记了语录本身真实的涵义。妈妈说这话，也未见得有什么思考。但是她在给自己打气。谁都不知道，在批斗会之后，生活里又将发生什么事情。
满街的大字报，满街的毛主席语录，满街的毛主席肖像。连书店、文具店甚至是布店和食品店的橱窗里，陈设的都是毛主席的巨幅肖像，还有他的语录。食品店的柜台里常常是空空的，有的时候也在那里出售毛主席著作和语录，到处能听见高音喇叭在叫喊着革命口号。下午的时候，我和小梅跑到电影局去了。我们俩是高高兴兴跑去的。我不知道我们是真的那么头脑简单，还是我们都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反正，我们是很快乐地跑去了。那时候，电影局在最热闹的淮海路上，电影局旁边的电影广告牌上，糊着大字报和巨幅大标语，其中有一条是“把胡风反革命分子彭柏山的臭老婆朱微明揪出来示众”。墨迹还没有干，好几个字都被淌下来的墨汁拖得长长的。
我和小梅都看见了标语，我们俩不再笑了，但也没有说什么，并不像人们描写到“文革”时，总是那么痛苦的样子。真的，一点都不痛苦，我们先是在街上奔跑，看小分队演出，又和着红卫兵游行队伍到处乱窜。后来我们又挤在人群中张望，朝电影局里面张望。那天批斗的还有瞿白音、白杨、张骏祥、沈浮，好些个名人。电影局的门口涌了很多很多的人，水泄不通。现在都没有人会相信，有那么多人跑来看热闹。试问一下有谁是来干革命的？大家跑来是来看“大明星”白杨，看名人张骏祥他们的。人头涌动，没有人大声说话，但是都往电影局的门口挤。那扇门是木制的，紧紧地关闭着。偶然之间，我听见有人在问：“看见白杨了吗？”“没有，没有。”“哎，谁是彭柏山啊？”听到这一句的时候，我甚至有一份失落，怎么人们并不认识爸爸。他出事太早了，在五十年代就出事了，那会儿还不像“文革”，没有那么多人关心政治。有人在边上解释：“最早的上海宣传部长。他是胡风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言人。”“他的臭老婆是干什么的？”“不知道。”
父亲不是上海最早的宣传部长，第一任宣传部部长是夏衍。一九五二年，爸爸从二十四军副政委的位置调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部长由复旦大学陈望道兼职，但是他不到任，由爸爸管理所有的事情，他是常务副部长。可是在上一辈人们的记忆中，在父亲朋友的记忆中，都误以为他是华东文化部长。一九五三年，当夏衍调往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时候，爸爸调任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一九五三年，当夏衔调往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时候，父亲接任夏衍的职务，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
爸爸离开部队的时候，二十四军军长兼政委的皮定均，爸爸最亲密的朋友、战友，当时不在部队，上北京开会去了。当他回来听说爸爸已经接受了调令时，拍着桌子说：“这个柏山真是糊涂，他怎么可以去这种地方。他一个书生，哪里搞得过他们啊！”
在我懂事的时候，就开始听见妈妈这么说。而每一次听她说的时候，总能感觉到她刻骨铭心、痛心疾首的样子。直到最后的时刻，直到四十年过去以后，直到妈妈病危在床上的时候，她还在说：“要是皮司令在那里就好了，他是不会放你父亲走的。你父亲要是不离开部队，皮司令是一定会保他过关的，他就不会卷进去……”说着说着，她会蜷起已经变形的手，在那里拍打着床沿。“你父亲这个人，就是让皮司令说透了，他就是个书生，哪里会搞什么政治啊。我看是他自己不好，他还是想到地方上去。想去搞什么文化艺术。不去，就好了……不去，他就不会被他们弄死，我们这个家，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走错这一步，爸爸永远不愿意再去回忆。他只是说：“我和老皮是一起从死亡线上走过来的。只有他，是真正为我好。一辈子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也是我最后的安慰。”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皮司令这样好的人，一个真正的军人，也在“文革”中去世了。
不论他们再说什么，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只有一件事，我觉得妈妈说对了。她总是这样跟我们孩子说：“政治是很可怕的，也是最肮脏的。你们一定要学个本事生存，不要搞政治。我就是一直不要当官，这才救了我，也救了我们这个家。”
解放后，妈妈几乎一直在上海译制片厂任俄文翻译，没有任何官职。她翻译了七十多部苏联电影。但是更多的时候，在影片结束，在“译制人员”的字幕栏上，是看不见母亲的名字的，她是被划入另册的翻译。那一天她被拉到电影局，实在是去“陪斗”的，她已经算不上什么人物了，仅仅是一个反革命家属。我和小梅没有挤进电影局，那时木门只打开了一半，只看见一辆封闭的卡车开来，刚刚够卡车开进电影局，紧接着木门就把所有看热闹的人都拦在淮海路上。
我和小梅一直等到天黑，人群早早地散了，但是没有看见妈妈他们出来，更没有看见任何卡车开出来。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屋子里空空的，妈妈也不在。坐在黑暗中，我问小梅：“你说会出事吗？”“不知道呀。不会吧。”我们对出事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感觉，但是黑暗的黄昏，总让人感受到一种不安，一种恍惚。我们在那里胡说着，猜测着，实在是不敢有太多的思考。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哥哥晓岑跑到电影局去的，突然在晚上七点多钟，晓岑扶着妈妈走进了家门。
我跑去开灯，晓岑说：“不要开大灯，开那盏小台灯就可以了。”
黑暗中，我一回头，看见一个头已经被打得肿胀起来的母亲，她的眼镜被打碎了，红肿的眼皮耷拉在那里，掩盖着瞳孔开始放大的眼球，她的面目显得十分狰狞。她一路走，一路歪歪斜斜地在那里探路。眼球像是要从眼眶里滚落下来。晓岑搀扶着她也没有用，这好像不再是她的家了，她什么都看不清楚。
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非常不懂事地问道：“妈妈，你会死掉吗？”这时，小梅也在那里哭。妈妈好不容易躺倒在床上，几乎是奄奄一息的人了，她什么都没有回答我们。
晓岑很不高兴地对我们说：“不要在这里哭，要哭到隔壁房间去哭。听了烦人不烦人啊。”
从电影局出来的时候，晓岑试着把妈妈送到淮海医院，但是，医院坚决不接受她这样身份的病人，坚决拒绝给她这样的人治疗。因为她是反革命。我突然想到，我们大楼里住了一个医生，我对妈妈说：“我到四号去，让邝医生来看看你，好吗？”
妈妈无力地点了点头。（写到这里，我只觉得还是要附带地提一下邝医生，虽然我对她并不了解，甚至连她的名字都说不全。我只知道，她一生没有结婚，是那种旧社会大户人家出来的女子，为人客客气气，总是和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穿着很讲究，但是又落落大方，显得既朴素又有派头。在我的记忆里，她个子不高，长得很漂亮。我好像都没有和她说过什么话。那时候我太小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怎么够得上跟她说话呢。她是上海瑞金医院的内科主任医生，她能有什么话要跟我这样的毛孩子说？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她也被批斗了。因为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回家以后，在自己的血管里注射了一针空气针，自杀身亡。去世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
我跑去敲她门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她在门上挂上了链条，开了半扇门，探出半个脸在门后看着我。她不认识我。
我说：“我是楼上21号的，我妈妈被打伤了。你能不能来看看？”说这话的时候，我很紧张。我不知道怎么把一个“打”字表达出来，但是，不说是不行的。她看着我，很平静地说：“你先上去，我等一会儿上来。”话音刚落，她就迅速地将门合上了。我回家后和妈妈一起在那里等待着邝医生，等了一刻钟，她没有来。我问妈妈：“她会不来吗？”妈妈又一次无力地点了点头，我又开始哭起来。在那个时候，和我们这些人家沾上关系，实在是灾难。晓岑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这时候，他也在一边默默地哭了。突然，听见有人敲门，小梅急忙跑去开门，没有想到邝医生来了。她拿了一个小手电筒走了上来，一进门看见妈妈的样子，已经明白了一切。她什么都没有问，我们也什么都没有向她解释。晓岑要我给邝医生倒水，但是邝医生没有答理我们，她翻开了妈妈的眼皮，用手电筒在那里照了照，然后说道：“左眼底大面积出血，一定要去医院，要把血止住。不然眼睛会瞎的。”然后，邝医生捧着妈妈的脑袋，轻轻地在那里翻动着，查看着。晓岑告诉邝医生：“妈妈的右手疼。”邝医生又很小心地抬起妈妈的手臂，妈妈痛苦地皱起了眉头，邝医生一点一点在手臂上摸着：“这里最疼，是吗？”妈妈点了点头。邝医生回头跟晓岑说：“右手腕骨折。你们家有木板吗？我先给她固定一下，今晚无论如何要去医院。她明显脑震荡。如果脑子内部还继续出血的话，要出人命的。”木板拿来了，但是妈妈身上穿的棉毛衣已经把打肿的身体紧紧地箍着，脱不下来。邝医生用剪刀剪开了妈妈的衣袖，然后给妈妈的手臂上了夹板。
母亲的手表壳也被打裂了。后来，妈妈告诉我们，她是被拉到后台，造反派站在边上看着，一个女的（当我分到上影厂工作的时候，这个女的就在厂长办公室对面的打字间工作，看见她的时候，我也和大家一起管她叫老刘，我不知道就是她）跑了上来，一把揪住妈妈，接着剥掉了妈妈身上的棉衣和毛衣。在冬天，就让她穿着贴身的棉毛裤和棉毛衣站在一群男人的面前。然后举起宽宽的军用皮带，狠狠地朝她身上抽去。妈妈居然还会跟她争个理，妈妈说：“你是共产党员，你怎么可以打人？”老刘大声地说道：“告诉你，我打的是阶级敌人，我这就是阶级报复。”说着，她重新举起皮带，那上面的大铜扣子，直直地朝妈妈的头上砸去，划过脸颊往下落，一下又一下，一直打到妈妈昏了过去。妈妈跟我们说：“她要报复我什么？我从来没有跟她一起工作过。”那时候的人，用现在的逻辑去想，是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与其说是在干革命，不如说是在演戏。真真假假之中，谁都说不清，这戏是演给谁看的。
当邝医生给妈妈检查后，晓岑决定将妈妈立刻送到上海译制片厂（妈妈当时所在的工作单位）医务室治疗。我们叫了一辆三轮车，我和妈妈坐在一起。晓岑骑着自行车紧紧地跟在后面，一起赶到了当时还在梵皇渡路上的上海译制片厂。
送进医务室的时候，查婉澄医生还在那里，她将妈妈放在屏风后面，立刻给她打了止血针。我坐在靠门的地方，看见造反派头头戴学庐、吴经纬带着好几个人走了进来。医务室很小，只觉得挤得满满的。查医生拉上了白布帘子，将妈妈和他们隔离开来。记不得他们说了些什么，只看见他们团团地围住了查医生，不停地在讲话。
一直到最后，戴学庐不耐烦了，他问查医生：“你的意见是什么？”
查医生说：“我是一个医生，一个医生诊断的报告是，至少要给朱微明一个月的卧床休息。”
戴学庐又问道：“这就是你的阶级立场？为一个反革命做的决定？”
查医生回答得很简单：“我说过了，我是一个医生，我做的是医疗诊断。”
查医生的个子很小，她似乎消失在造反派的包围之中。医务室沉默下来，人头济济，却看不见查医生的身影。医务室里听不见声音。大家都在等待，等待什么谁都说不清楚，时间像静止了一样。每一声呼吸似乎都让人听见了喘息和心跳的声音。我害怕极了，几乎要大声地叫喊出来，但是我不敢。当戴学庐再一次质问查医生的时候，他的声音竟像一颗炸弹似地炸出了响声。我躲在角落里吓得哭出了声音。没有人理睬我。
戴学庐这样说道：“你敢给她开病假吗？”
查医生说：“我没有权利给她开病假，但是，我会写下我的诊断和医疗建议。”
“什么建议？”
“一个月的卧床休息。如果她继续出血不止，是要造成死亡的。”
戴学庐他们依然站在那里，依然什么都不说，依然咄咄逼人地看着查医生。查医生在众人的逼视下，停顿了一会儿，她开始动作，她的每一个动作，每一点声响，都让这小小的医务室充满了战争的气氛。我看着查医生从抽屉里拿出了巴掌大小的病历卡，我想那是多么恐怖的时刻啊，有多少人能跨越这片沉默，又有多少人敢面对这样的注视？这几乎是拿着自己的性命在为一个反革命说话。查医生低头在写着，那蘸水笔似乎老是漏水，查医生不停地在墨水瓶的瓶口上舔笔。很短的几句诊断，似乎写了很长的时间，任何一次舔笔的停顿，都将决定母亲的命运。所有的人都在等待。
查医生终于写下了她原来就打算写的东西。
在黑暗的年代，在那么恐怖的瞬间，谁还敢想象，生活中竟还有像邝医生和查医生这些有良心、有人道的医生。母亲得到了抢救，也得到了一个月卧床休息的病假。
母亲活下来了。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我收到纽约大学电影研究院的录取通知书，同时还收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给我的两万美元的奖学金。拿着它们，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跟母亲说。这时候的她，已经病得很重，类风湿关节炎使她行动困难，常常在疼痛的时候叫喊着：“活着，真是折磨人啊，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没有劝她，但是听她叫喊的时候，有一份犯罪感，我怎么可以在这样的时候，跑到美国去呢？但是，最让我说不出口的是，申请去美国，是我和母亲吵架吵出来的结果。哥哥姐姐都结婚了，只留下我和母亲住在一起。朋友来看我，还没有来得及敲我家门的时候，只听见我和母亲一个比一个嗓门大地在那里叫喊着。母亲说：“你就是存心要气死我，这样，你就快乐满意了。”这不纯粹是胡说吗？我愤怒地回答她：“是你存心要气死我！”
朋友说：“你算个什么东西？气死了你又怎么样？你们家老太太是多好的一个人，有学问，又坚强又正派。这么好的母亲，你跟她吵什么？将来你会后悔的。”
还没有等到将来，在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时，我就后悔了。
但是，我没有一点恶意，却又无法控制自己，实在是我和母亲的个性差异太大，或者说我们两个人太相像，我们都太独立了。两个绝对独立的女人，生活在同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战争”爆发了。
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也跟母亲说：“你就不要管我的事情，相信我会好好工作、好好学习的。”从小就没有人管我，我在散漫中长大，在肆无忌惮中学会读书。读小学时，母亲常常在农村搞“四清”，放了学，不在外面玩到天黑，我是绝对不回家的。“文革”中，母亲被关起来了，然后，我到江西插队，在那里待了九年。一九七八年夏天，我从江西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以后，寒暑假很少回家，我已经不习惯和别人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和母亲的性格完全相反，她的生活有规律，有原则，她非常坚强。而我则是散漫，感情用事，性格脆弱。母亲喜欢早起早睡，而我是白天睡觉，晚上看书，用母亲的话说，到了晚上我就成了“活神仙”。母亲热情帮助任何有求于她的人，别人对我从小的评语就是不合群。总之，除了喜欢读书，我和她什么都是相反的。
母亲常常感慨地说：“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女儿。”
夜里，我又在那里看书了，母亲说：“祖宗啊，把灯关了好吧？”
“以后家里的电费，由我来出就是了。”
“不是电费问题，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啊。”母亲突然大声地说道，“你有本事跟我争什么电费，你怎么没有本事，让上影厂给你分房子？”
“你怎么没有本事，让电影局给你分房子？你这样的局级干部，至少也得有两房一厅。哪里有像我们家的，就住这么一个二十八平米的小间？”
“我住这么一小间就够了。你有本事，让上影厂给你分房子。”
“我就是没有这个本事，你不能杀了我吧？”
“啊哟，大导演要在我的草屋里住下去，也不要廉耻，就变得谦虚起来了啊。你不是拿了金鸡奖吗？你的片子不是又到国外得奖了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你怎么会没有本事呢？你太客气了。”
这是很难得的一次，在我们大吵之后，在母亲怪声怪气的冷嘲热讽之后，我们两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我喜欢我的母亲，她真是一点功名心都没有，她对我拿的那些奖也从来不放在心上，她甚至搞不清楚那都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正是她的这一份淡泊，使她在经历了那么残酷的生活以后，依然心态平和地活下来了。我知道，她说的是真心话，她是心平气和地在这一间小屋里生活着。她没有任何物质上的追求。她总是说：“只要有一本好书，什么日子都能对付了。”
但是，我却下定了决心，要离开这间小屋。
我终于跟母亲说：“我要到纽约读书去了。你一个人，怎么办啊？”
母亲看着我，说：“好好去，不要挂念我。我老了，没有多少年好活了。你有机会出去读书，见世面，这都是我和你父亲渴望了一辈子的事情。你能去，你父亲在九泉之下都会笑出声音来的。”
“妈，我去了以后，等你身体好一点，就接你出去玩玩。”
“不要想这些事，这都是花钱的事情。不要把精力用在挣钱上。你年纪也不轻了，读书不容易，好好读书是最重要的，不然跑那么老远为了什么？我和你父亲，一辈子就是喜欢读书。多好的机会，要珍惜。去吧，到了那里，就把这里的一切都忘记了……这里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这是在我离开家最后的时刻，母亲跟我说的话。这些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到纽约的最初几个星期，我常常坐在窗户前，看着嘈杂的街道，脑子里一片空白。喇叭声、警车的呼叫声有增无减，响亮而且刺耳。甚至连交通的红绿灯都让人看了感到一份焦灼。
心里的那份情绪，那份思念，一直放不下去。老是想到母亲说的话，可我怎么也忘不掉在中国经历的一切。一直到我认识了我最好的朋友海诺德，我终于可以向一个人，慢慢地、一点一滴地叙说我的这份牵挂，这份记忆犹新的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妈妈说，“这里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怎么可能呢？当我离开中国越来越远的时候，那份思念却越来越深，所有的记忆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海诺德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德国人后裔，他听我的故事，就开始跟二次大战中的德国作比较，他似乎比一般的美国人更能够理解我们当时的情景。他说：“在德国，二战的时候也是这样。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亲人，你的邻居就把你出卖了。”但是到后来，当他听到越来越多的故事以后，他开始迷糊起来，他说他开始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二战是希特勒要杀人，杀犹太人，是因为他要消灭另外一个民族，他是在两个民族中间制造仇恨和矛盾，他要建立日耳曼民族。可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会自己人杀自己人呢？”
也许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已经麻木了。当海诺德向我提问的时候，我吓了一跳。真的，让我好好再想一想这个问题，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3）父亲出事了
应该说，在和平时期长大的一代，对恐惧是一无所知的。
但我们不是……
从解放以后，政治运动就开始了，一个接着一个，从来没有间断过。它一点一点渗透进爸爸妈妈的生活里，渗透进他们的朋友中间，最后渗透进我们的亲属中。中国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点都不错，我父母的朋友没有一个逃过这些劫难。
我生下来的时候，住在武康路100弄里。那时候，潘汉年住在我们对马路。爸爸妈妈一直对潘汉年充满了敬重。有一天，妈妈抱着一岁多的我在弄堂里走。突然，看见了潘汉年的夫人董慧，她跟妈妈说：“微明同志，你怎么又生了这么个漂亮女儿啊。”妈妈说：“你抱去吧，我送给你了。”董慧吃惊地说：“你当真吗？”妈妈突然不说话了，她没有想到董慧那么认真。过了几天，董慧又打电话来问了。妈妈说，让她把这件事情和爸爸商量一下。爸爸听了以后直叹气，然后说：“给老潘家养，一定会养出一个有教养的孩子。”这之后，爸爸没有再说什么。妈妈认为爸爸是默许了，就跟董慧说：“柏山同意了。你看什么时候，来领孩子吧。反正我们家孩子也多。”
一个月后，董慧才到我们家来，她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小皮箱，里面装满了给我买的新衣服。董慧跟妈妈说：“孩子，我们不带回去了。老潘最近很忙，在写一些东西，这事等一些日子再说吧。”妈妈后来跟我们说，其实爸爸在市委里面，已经有感觉了，上面在查老潘历史上的事情。爸爸的嘴很紧，什么都没有向妈妈透露，但是讲到老潘的时候，他忍不住在那里叹气。妈妈坚决不肯收董慧买给我的新衣服，那么贵又那么多。但是董慧是那种非常贤惠的女人，她有教养又客气，到最后别人总是无法拒绝她的那一份真情。
晓岑说，那时候的人，像爸爸那样的人，真的不势利。他记得有一次，他和爸爸坐了小车出去，刚到复兴西路口的时候，看见潘汉年的背影，一个人在街上靠着大墙踌躇地走着。爸爸赶紧让司机停车，招呼他上车。爸爸说：“老潘，平时那么讲究的一个人，现在都变了。”爸爸要带潘汉年一起回家。老潘不肯，爸爸坚决要他上车。在车子上，潘汉年什么都没有说，爸爸也没有问他。就在下车的时候，爸爸握着他的手，千言万语，只说出一句话：“老潘，多保重啊！”潘汉年紧紧地抓着爸爸的手，同样说了一句：“你也多保重了。”
潘汉年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是一片真情，而没有其他的含义。爸爸也不会意识到这句话还会有更多的话外音。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紧接着灾难就降临到父亲头上了。
更早一些是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爸爸去潘汉年家下棋。夏衍有事到上海，也去看望他。在那里，夏衍看见了爸爸，他一时高兴说：“胡风前些时候给主席上书了‘三十万言书’，和主席讨论文艺方针。书中还说你好呢。”
爸爸听了以后，笑了笑，没有搭话。
可是，今天当我们再去回想父亲的沉默时，就会从这蛛丝马迹里一点一点重新理解当时的氛围。那次以后，王元化叔叔见到爸爸时，可以看出他心情很不好。爸爸跟元化叔叔说：“老胡太天真了。”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直到一九九九年才公开出版，当时谁都不知道书里说了些什么。元化叔叔只认为，跟主席谈谈文艺方针有什么关系。现在，他会摇着头跟我说：“我比你爸爸年轻十岁，这些事情我都比他幼稚得多。”在东拉西扯一番以后，爸爸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跟元化叔叔说话，突然冒出一句没有前因后果的句子：“是皇帝，说了就是真理！怎么能去跟他讨论呢。”
爸爸的朋友，包括妈妈都喜欢说：“你父亲书生气十足。”
可我从爸爸朋友的谈吐和回忆中，越来越感觉到，父亲在政治上一点都没有书生气，一点都不天真，他的悲剧甚至在于，他太明白了。他的灾难也在于，他善良，正直。他不愿意在权力和名利场上，用出卖朋友来保持自己的位置，他不愿意玷污自己的灵魂求得生存，他也不愿意为了政治权力，弄脏自己的双手。那他怎么可能在政治运动中生存下来？
“是啊，绝对不可能。我们都不会这一套。”元化叔叔是这样跟我说的。
记得还是一九五二年，胡风伯伯一家还住在上海的时候，他们家离开我们武康路的家不远。有一次周扬到上海，他跟爸爸说，三十年代在上海互相之间闹了一些矛盾和误会，现在希望能和老胡见见面，大家和解一下。爸爸听了很感动，打了电话给胡风，请他一起到我们家来吃饭，妈妈特地在家里炖了一只老母鸡，希望他和周扬聊聊，多一份理解。
爸爸在电话里向胡风解释说：“我觉得周扬这次是有诚意的，你来吧。三十年代的那些事情，他不一定做得了主，其实你知道，是……是……他……的意思……”
很多话是不用说得太明白的，大家都会听懂的。但是，爸爸和周扬等了很久，一直到大家把饭都吃完了，胡风也没有来。
元化叔叔感慨地说：“我也相信周扬是有诚意的。听说胡风后来还把这些事情写到了‘万言书’上，他实在是为你父亲好，结果是帮了倒忙。”
“他，写了什么？”
“他大概的意思是说你父亲太天真，相信了周扬的挑拨，把矛头直接指向上面，也就是指的主席吧……”
总之，在听说胡风递交了“万言书”以后，爸爸已经感觉到一个很不好的预兆，但到底会出多大的事，爸爸是一点预感都没有的。
一直到一九五五年四月，聂绀弩伯伯到上海的时候，专程跑来看望爸爸，然后，非常慎重地跟爸爸说：“听说党要整你了，你行动要多加小心啊！”
在妈妈留给我们孩子的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柏山书生气十足，坦然地笑着说：‘没什么，有错误自己认识，深刻检讨就是了。’”
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还在说爸爸书生气十足。是她习惯于用这样的词语来解释表面的现象，还是妈妈要回避最真实的内涵？没有，爸爸一点都不幼稚，他从来对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认识得比谁都深刻。如果说，爸爸跟聂绀弩伯伯说了那样的话，也是因为他不得不这么说。就在爸爸听到聂绀弩伯伯的转告以后，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胡风伯伯写给他的全部信件拿了出来，那是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年，以及一九四九年爸爸在报上看到了胡风回到北平的消息以后，和他重新开始通的信。整整六十多封。那些在战争年代的书信，一直鞍前马后地跟随着他，像生命一样和他维系在一起的书信，爸爸把它们全部烧掉了。
即使是这样，对于运动的残酷，任何人都是缺乏想象力的，因为这是解放后，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第一次大规模对知识分子展开的政治运动。爸爸更不会想到自己会被划到反革命的行列中去。他烧毁那些书信，最初的动机只是想保护胡风伯伯。因为是胡风在三十年代带领爸爸步入文坛，也是胡风把爸爸的作品和人一起推荐给鲁迅先生，使爸爸成为鲁迅先生的学生；不，不光是这些可以说清楚的实际利益。是在这些最表面的实际利益后面，爸爸和胡风的那一份真情，从孤岛时期，抗战时期，三年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到解放后，他们之间互相的理解，信赖，支持和感情，胡风的友谊已经成为爸爸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爸爸不能看着胡风伯伯受伤害……用妈妈的话说：“胡风是一个多真实的人啊，他什么时候会阿谀奉承，说假话？他给你父亲的信上，一定对文艺界那些极左和专制的事情提出了批评……”不能让胡风受伤害，这是爸爸最终的信念。现在从公安部里，拿到的只有爸爸写给胡风的信了，短短的几行，依然能看见父亲对胡风的感情。
“从报上知道你已回到了北平，极为欣慰。的确，人在战斗中，是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可是在战后还能获得时间给同志写信，那心情实在是一种新的感觉……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如火如荼的前线生活，像我这样常年在火线上来去的人，既未死，也没有带过花，能够活下来，那是一个意外……”
爸爸把胡风伯伯写的信拿了出来，一封一封重新再看了一遍。然后，在自己的书房里，搁了一个脸盆，将它们慢慢地点燃了。他安安静静，坐在那里烧着，他什么话都没有跟妈妈说。那六十多封信被点燃了，火苗爬过纸张，缩卷起来，白纸变成了黑色的，最后化成一片惨白的灰烬。这时，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在向共同命运了大半辈子的朋友诀别。
在妈妈的回忆文章里写道：
一九五五年初春，全市肃反委员会五人小组组长石西民去北京出席全国肃反会议。会后，毛泽东召见石西民。石说，上海没有胡风分子，毛泽东很不高兴，紧接着说道：“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
于是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九日，间隔聂绀弩伯伯由上海返回北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妈妈说，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有人敲我们家的门。爸爸和妈妈都醒了，他们都没有说话，爸爸一定预感到了什么，那时候胡风已经被逮捕了。但是，妈妈全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家的老保姆起床，还是踢蹋着鞋皮跑去的。
可是，当她把门打开的时候，竟然吓傻了，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根本不敢多问，敞开着大门掉头就向爸爸妈妈的卧室跑去。她一边跑一边喊叫起来：“彭部长，出事啦……”她猛地推开了爸爸妈妈的卧室门：“警察，警察，门口站的全部都是警察，在我们家门口……”
爸爸坐了起来，这时警察已经站在卧室门口了。客厅里站满了警察。在警察的监督下，爸爸穿好了衣服，押着走出了卧室。妈妈一看我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突然，想到了一块金子。
一听见这个细节，我忍不住问道：“妈妈，我们家怎么会有金子的？”
“唉，这就是你父亲，人太好了……连你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家是吃供给金的，上哪里去搞来这个金子？如果警察发现了，你父亲不就又多出一条罪状了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父亲的老师，彭馥渠老师的女婿藏在我们家的。他女婿被划成地主，从湖南逃了出来。不就成逃亡地主了吗？是你父亲救了他。”
“爸爸为什么要救一个逃亡地主？”
“他有什么土地，算什么地主啊？”
“爸爸不怕被杀头？”
“你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这就是你父亲……”
反正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妈妈跟到客厅的时候，看见爸爸站在屋子的中央，警察已经给他戴上了手铐，其他的警察拿出了扫描器在屋子里检测，满满一屋子的人，却静得出奇。妈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跟自己说：“不要慌，也不能慌。”她深深地在呼吸着，然后她觉得平静一点的时候，走向一个显然是领头的警察，她站在那里跟他说：“给我点时间，让我把床铺整理一下。”警察答应了。
母亲赶快关上卧室的门，打开自己的小皮箱，她很清楚那根小金条放在哪里，她连皮箱的盖子都没有打开，只是把手伸了进去，迅速地摸到了那根七钱重的小金条，紧紧地将它捏在手里。然后，她回过身捋了捋床单和被子，让它们显得稍微整齐一点。她再一次吸了口气，打开了卧室的门，跟警察说：“你们可以进来了。”
爸爸被逼到客厅的墙边，两个警察看守着他。
妈妈不愿意让孩子们看见父亲被捕的形象……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也在慢慢地理解母亲，对她更增加了一份敬重。她的一生，因为父亲的问题，被侮辱，被欺凌，被损害，但是她把这一切都吞咽下去，甚至没有对我们流露出对父亲的怨气。无论自己已经被折磨成什么形象，她却努力为我们保留一个完整的、有尊严的父亲的形象。
她不愿意让孩子们看见父亲被捕受屈辱的样子，她把孩子都叫了起来，手里抱着我，再领着另外三个孩子绕过客厅，绕过卧室，从过道里穿过厕所，走进保姆的房间。当时小钧在学校住读。一进保姆的屋子，她立刻将门关上。同时，她把老保姆拉到一边，拉住她的手，把那根小金条死死地压在老保姆的手心里。
妈妈关照她说：“这是我母亲存在我这里为她买棺材的金子，我不能把母亲的棺材钱弄掉了。你为我暂时保管一下。”
保姆点了点头，握紧了拳头，接下了那根小金条。
孩子们都挤在保姆的房间里。妈妈说，我那时候才不到两岁，一点点大，什么都不懂。放到保姆床上的时候，就睡着了。但是，哥哥姐姐已经是大孩子了，他们吓得什么都不敢问，也不敢说，紧张地倾听着。
在搜查了一遍以后，警察没有发现胡风的书信。于是，所有的警察都回到了客厅。
现在，大家都知道，胡风信件在“胡风事件”中占了绝对重要的作用，他们就是用这些书信来判刑、判罪的。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主动交出的与胡风的通信，成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同时还有一篇《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在编者按语里，特别强调地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地揭发胡风的材料。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当时，谁都不知道这个编者按语是毛泽东写的。运动终于从这些信件中打开了“缺口”。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梅志阿姨在《胡风传》上还提到这些事情。她说：“想不到舒芜竟会这样报复，像这样地把来信断章摘句，加上歪曲原意的注释和结论，不但将罪责全盘推给了胡风，而且可以挑起群众的愤怒与批判。因此按语严厉地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雷霆万钧之势，绝对不可等闲视之！
领头的警察逼问父亲：“把胡风写给你的反革命信件全部交出来！”
爸爸冷静地说：“没有，一封都没有。”
“你把它们转移到哪里去了？”
“我没有保存信件的习惯。”
“你畏罪销毁反革命罪证。”
“我光明磊落！在部队养成的习惯，轻装行进。复信以后，就将来信毁了。”
我们的家被彻底查抄了，保姆坐在自己的床沿边上，慢慢地纳鞋底，她把那根小金条纳进了鞋底里面。没有人发现这些“佐证”。于是，在一场大灾难中，爸爸避免了一点小灾难。警察将爸爸全部的日记，读书笔记，亲友的照片，小说底稿以及在战争年代和母亲的通信，满满地装进一个大箱子，连同父亲通通被带走了。
当时，父亲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任职最高的。父亲被捕了，它再一次“证明”，“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有纲领，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已经把自己的内线安插到党内来了”。就在父亲被抓走以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又升级了，它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这是一九五五年的暮春。
（待续）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