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青灰色的上海

一九三三年,在爸爸的生活中是新的起点,当时,他觉得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常常在黑暗中长叹一句:“生活啊……”后来,这几乎成了爸爸的口头语。当他难以表达自己的感情时,总是这样感叹着。爸爸没有工作,陷入了极度贫困的状态,湖南的老家则是一个更加贫困的后盾。他感到惭愧,从一无所有的一个乡下孩子变成大都市里的大学生,可是怎么又回到了一无所有的地步?更让他感到难以启齿的是怎么面对自己的父母。当初,太老师就跟他说过:“你们家那么贫困,你应该想办法帮助家里的父母……”现在,不要说是家里了,就连自己都顾及不上。爸爸住在上海的小亭子间里,都快有两个月没有付房租了。常常在下午一二点钟的时候,买几个大饼,再花两个铜板买上一大勺酱油,然后就蘸着酱油把大饼吃了。这也算是把一天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很多的时候,爸爸是在饥饿中度过的。

用妈妈的话说,父亲是个有事业心的人。在我看来,爸爸是个“诗人”,是个梦。我怎么都不能想象,在那么生死存亡的时刻,他居然不去找一份工作,随便什么样的工作,先做起来再说嘛。不,他没有去工作。我问过妈妈,爸爸为什么不去找个工作来养活自己?她回答我说:“哪里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但是,我也问过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大家都不同意母亲的说法,怎么不可能?他们都说,你父亲毕竟是个上过大学的人。在那个年头,说是这人上过大学,谁都会朝他多看上一眼的,怎么会找不到一份工作呢?不,爸爸没有工作。他趴在桌子上,饿着肚子在写小说。爸爸认识了大作家胡风。

一天,胡风跑到了那个小亭子间去看望爸爸。他个子很大,走在那笔直的小楼梯上,简直无法把腿攀上狭窄的楼梯。那小楼实在容纳不了胡风。推开亭子间门的时候,爸爸正在啃那又冷又硬的大饼,桌子上还摊着他的稿子。一抬头,看见是胡风站在门口,爸爸羞愧得不知如何是好,大饼已经来不及藏起来了,那一点点酱油在爸爸紧张的时候,又全部泼翻在桌子上。胡风走进小屋,因为屋顶从窗口那里就开始往下倾斜,胡风只得躬着背在门口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了。看见爸爸这样贫困,他说:“我一点都不知道你生活得这么艰苦。这个你先拿去用,我会帮你想想办法的。”说着,胡风拿出两块钱放在爸爸桌上的稿子边上。

离开爸爸的住处以后,胡风向鲁迅做了汇报。鲁迅嘱咐胡风,以后每个月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工作款项里提取几块钱给爸爸,作为爸爸的生活费。然后,鲁迅请“左联”十位青年作家吃饭,爸爸也被列在这“十位”之中。就这样,爸爸成了鲁迅的学生。这是他一生的骄傲,一生的自豪——成为鲁迅的学生。他突然觉得在冥冥之中,命运对他是这样的宽厚,居然能成为鲁迅的学生!鲁迅,在他们那个年代,他的名字是和上帝一起并列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中国新文化的发起人。

于是,这更加坚定了爸爸的追求:写小说,做文学家。爸爸再也不徘徊了,他一心一意伏案写他的小说,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会很慎重地在尽量不打搅的情况下,去请教鲁迅先生。接着,爸爸完成了他的中篇小说《崖边》。爸爸先拿给周扬看,他看完以后说道:“字,写得不错。”接着就把小说还给了爸爸。现在想来,周扬这样的评语一定使爸爸很沮丧。似乎就平平淡淡地把什么都否定了。爸爸赶快又拿着小说去给胡风看,胡风是个非常外向和直率的人,他大声地说道:“这是你写的第一篇?写得真是不错!”胡风热情地将他拿给鲁迅,还说:“这是一篇真实反映苏区斗争和生活的。上海没有作家写过,以前虽有人也想写,那都是凭空虚构的,不像柏山有扎扎实实的人物和细节。”鲁迅看了爸爸的小说,同意胡风的意见,就亲自将作品推荐给杂志《作品》,很快文章被杂志登在头条发表了。可见,大家都觉得这是一篇好小说。这篇小说被称为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较早反映苏区人民斗争生活的写实篇章之一”。作家茅盾看到发表的文章之后写了书评,他写道:

“柏山好像是一个新人,但是他的文章实在写得不错。他的文字简练准确,写了一件严肃不过的事情。”

接着其他的书评都接踵而来,圈子里的人羡慕地议论着,爸爸成为鲁迅的学生。

一片阳光撒进了爸爸的生活,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就这样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当时,大家觉得爸爸是个有前途的年轻作家。就是在那个小小的亭子间,就是在那张木桌子上,他一口气写了《皮背心》、《忏逆》、《夜渡》、《枪》。今天,我重新翻开爸爸作品的时候,清楚地在字里行间里,看见了爸爸对鲁迅的崇拜和追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好事。爸爸的文风深深地受鲁迅的影响,他的描写、刻画都很朴素,没有华丽的形容词,没有可有可无的句子。在他平淡的描述后面却燃烧着他的感情,他对生活、对人生、对理想执著的热爱和追求。

“胡风分子”贾植芳叔叔跟我说过一个笑话,他操着一口山西话,大声地说:“没有住过上海的亭子间,怎么可能成为艺术家。三十年代的时候,我和黄永玉都住在亭子间里,开荤的日子就是吃碗阳春面,上面漂着几滴猪油花。那会儿,唉,黄永玉穿的西装裤子上哪里去烫啊,还不就是折出一条线,压在枕头底下,睡觉的时候把它压一压。到关键的时刻,才舍得拿出来穿啊。我说,这就叫亭子间艺术家。你看看,你父亲不也是从亭子间里走出来的吗?上海的亭子间,可了不起呐!出了多少人啊!”

这么说的话,我该把爸爸的《皮背心》叫做亭子间艺术品了。

故事讲的是一个叫长发的农民,他祖祖辈辈给地主做长工,家里极度地贫困。他多么渴望有一天,不再是这么没有指望地干下去啊。然后,他也能像地主一样,穿上大皮袍子,躺在床上抽大烟。后来,红军来了,打了土豪,分了田地。长发依然惦记着地主的皮袍子。但是,地主家的东西不能归他一个人啊,于是大家拿出来平分。这个大袍子最后就分发给他们四个雇工,再让他们每一个出一点钱就算可以了。他们把袍子请裁缝改成了五件皮背心,一件给了裁缝,算是工钱,其余的他们四个人分了。开始,他们一起穿着皮背心到街上走,并排成一行,很是招摇,人们投来羡慕的眼光,他们也觉得非常过瘾。久而久之,人们开始笑话他们。其中的两个就不大好意思这样走一趟了,可是长发不理睬人家说的,还邀人家跟他走,人家就不干了。于是,大热天,他独自穿着皮背心走在小镇子上,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地说,“看,这就不是个穿皮货的命。”长发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也觉得这样被人议论很不舒服。但是,他最后总结出别人议论的原因,是因为嫉妒,他还是比别人了不起!没有想到的是,地主又打回来了,要长发交还皮背心,这真是晴天霹雳。长发和其他的雇工商量的结果,坚决不还。不还的理由,他们是人,他们是花钱买来的。他们应该穿!后来又怕地主不听他们那一套,就决定说皮背心掉了。地主的儿子果然不理他,带着兵去长发那里把他家给砸了,把他所有的东西拿走了,临走又把他痛打了一顿。

只在小说结尾的时候,爸爸平静地写道:

“他于是像打昏的一只鸡,懵然的瘫倒在床角下,当他醒悟转来,屋子好像新搬进来的,什么都没有,有的就只有他周身的酸痛。他从地上慢慢地挣起来,像八十的老妇人一样,拖着沉重的脚步,踱进牛栏门前,牛栏里也是空的,空的……

“长发终于是明白,这儿没有他立脚的地方。在第二天还没有天亮的刹那,他朝着向天空画着起伏的曲线的朦胧的高山那一方走去了。”

我喜欢爸爸的文字,淡淡的;我喜欢爸爸的视角,是唯一出自于他自己的眼光;我喜欢他的口气,带着一份幽默。他写出来的农民是我熟悉的,因为我在农村生活过九年;但是,爸爸笔下的农民又是我不了解的,因为是在那样的年代。第一次看到爸爸的小说,是在我成年以后,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已经忘记了农民的真实面目,在我们后来的作品中,农民去参加革命的时候,总是抱着一个伟大的、“解放全人类”的理想。爸爸不是这样看的,长发是为了一件皮背心上山的。多真实。实在忍不住要哈哈大笑。笑完之后,又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是什么,是什么?让我想想,再想一想。总之我笑不出来了,爸爸自己就是从他们中间走出来的,他小心翼翼地在撕裂自己的心去表现他们那些带着泥土味、带着中国农民特有的狡猾和狭隘。爸爸太了解他们了,这里流动的也是他的血液。在完成长发的时候,他面对的是自己,他在完成他自己。在那个狭窄的亭子间里,他趴在桌上,饿着肚子在向自己证实着什么。

妈妈说,一九三三年,杂志上都在刊登和转载爸爸的小说,人们好奇地关注着他每一篇新作品,看着这个新人在变化,在发展。刹那间,爸爸站在自己宽阔的大道上。

一九三四年的五月,在“左联”共产党支部的批准下,重新接受彭柏山回到共产党组织。

这一段我写了又写,改了又改。可是我无法走回父亲当时那份真实的感情中去,我的心里充满了惆怅和痛心,最后只能在纸面上留下这一行句子。我从来就没有问过妈妈,爸爸当时是怎样感受的,而爸爸更没有和我们任何一个孩子提起重新入党的动机。没有。尽管他看见了湘鄂西那里的斗争,他看见那么多的人被自己人杀死了,爸爸还是回到了共产党里面。再看看爸爸的行动,就知道当时的他,是带着一份多么深的感激,多么强烈的激动回去的。他甚至放下了他的文学,放下了笔,放下了他的小说,接受了党支部的新任务——领导工人运动。

(11)你们为什么加入共产党

我不知道能不能向妈妈提这么一个问题,你们……话还没有出口,看一眼母亲,就发现她已经不想再跟我说什么了,她觉得她说了那么多,说了这么久,如果我还不能理解的话,那我们之间就是没有语言可以交流了。但是,我还是说不明白,因为我自己还是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我又怎么可能从字里行间蒙混过去?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敢再问了,甚至不敢再问一问爸爸妈妈周围的朋友。似乎这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从来就是不该问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又情不自禁地问自己:“他们为什么加入共产党?”看来,我要再这么问下去就成了恶意的,甚至是反动的。热爱党,加入共产党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愿望。那如果看见了党内这么残酷的斗争,他们还是没有任何疑问吗?尤其是父亲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两年后,他为什么重新要求回到党内?下一代的人会不会觉得父亲实在是愚蠢的?不知道,真的说不清楚,人们会是怎么样来理解我的父亲。只是我自己却永远没有办法来回答父亲的行动。

我曾经试图去理解父亲,看来这一个界线,是怎么都越不过去了。我明知道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却在暗自思忖的时候,会感觉到父亲的选择是愚蠢的。在母亲面前,在所有的人们面前,我却不忍心这么去批评父亲。我没有开口,甚至也不给母亲任何暗示,我们在这一份悔恨之中生活得太久了。她会察觉到我的情绪,会愤怒地跟我说:“你就不能学得头脑简单一些,少给我惹麻烦?”

为什么这就是惹麻烦?

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和母亲常常是相对无言。她讨厌我话多,她总是对我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到我今天这个年龄,已经不会被这些话打动时,我还是会相信母亲,她是一个聪明人,她这么说一定是有她的道理的。

实际上,说到政治,我比她感受到更深的一种担惊受怕,因为我还没有真正被卷进去。似乎我正站在悬崖的边上,只要往那里瞟上一眼,这种恐惧就会慢慢地渗透进我的血液,渐渐地在身体四周蔓延,人像漂浮起来一样,没有根,没有依靠,身体开始发软。最后是一份惧怕把心包裹起来了。一种无法表述的感觉,慌慌张张。至今,我还不知道那谜底在哪里。多想问一问爸爸,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如果,今天我以一个成年人的形象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会跟我谈论这么严肃的问题吗?爸爸……一个遥远的称呼,我竟然没有和他谈论过任何一个严肃的话题,他就被抓走了。只有爸爸的朋友,元化叔叔,他似乎比任何人都了解爸爸,连妈妈都会说:“你去问问元化叔叔嘛,你爸爸跟他谈得比较多。”尽管他也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一员……但是,他活过来了。他还在写书,还在思考,还在怀疑在人们看来并不是问题的问题。

“文革”中,他没有死。这就是胜利,只要活下来了,就是胜利!

朋友会问我,他们怎么会成为好朋友的?他们怎么会认识的?妈妈也说,是啊,你父亲最好的朋友几乎都是部队的老战友,似乎只有元化叔叔是一个例外。他是上海地下党的。认识他,也是解放以后的事情了,那时他是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新文艺出版社”的副社长兼总编辑。爸爸管辖宣传部门的事情,于是,出版社就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没有想到上下级的关系,却让他们变成了朋友。

“元化叔叔,你当初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的?”我想这么开始提问。但是,话到嘴边的时候,我还是不敢问。犹豫之下,我说:“你能谈谈你的过去吗?”

元化叔叔说:“谈谈过去?这话,说起来就长了。我和你爸爸真是不一样,他出身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我不像你爸爸,他的政治意识要强烈得多,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家庭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基督教家庭……”

于是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不,你父亲倒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想得比较多,我至今都会想到他跟我说的话……他参加这个党……我说不清,要复杂得多。

“我比你父亲小十岁。我父亲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就在清华园里教书。我是生在武昌的,我十个月的时候,母亲把我带到了清华园。我们就住在南院,那个生活是无忧无虑的,我们的童年跟你们是很不一样的,那是非常的平静,就像很多人在小说里描写的,环境也很优美,但是,我那时候很小,还很不懂事。当时清华是一个很高的学府,在所有的大学中,各方面的设备、教员的工资、请的教授,都是最好的一个学校。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讲他们在国学院做研究生的生活,他们没有那种很庸俗的和很低级的谈话,大家见面就是说你看了什么书,我看了什么东西。没有看过的,就复述给你听,看过了,两个人就在那里讨论。就是这种,很理想化的生活。在清华就是这样一种生活。

“我们周围的气氛完全和校外的不一样。我都记得小时候,到了周末,家里会带我们去郊外野餐,像你们在美国电影上看见的那样。那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稀奇。我们在草地上铺上一块桌布,我母亲总是把一切都准备得好好的,我们还自己做点甜酒酿,好吃极了。

“那时候,我的两个姐姐都是在香山英国人办的笃志学校读书。姐姐每一次回来就向我们描述,生活是多么可怕。成天穿着黑乎乎的裙子,一直到脖子这里都被扣子勒得死死的。管她们的人,就像狄更斯小说里描写的嬷嬷那样,一双眼睛从来没有对她们笑过。晚上睡觉她们都得脱得光光的,再套一个袍子那样的衣服,完全是英国教会式的教育。

“有时,我母亲一回头,发现姐姐出现在家门口,生气极了。说是:‘啊哟,见鬼了。你怎么又逃学回来了。’姐姐就说:‘我不要在那里住,我害怕。就是弟弟在家打我,我也愿意回家住。’你看,我小时候有多淘气,常常打姐姐。我现在都七十多的人了,姐姐都八十了,还会说到这些事情。

“童年真的快乐得很。可是到大革命以后,国民党派来了罗家伦,头一个在大学实行军事管理的就是他。像我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接受这一套?他们在美国接受的是民主教育。我父亲辞职带着我们全家离开了清华园。

“爸爸去东北教书,我们一家就住到北京城里。进城以后,生活就不一样了。我看不见那些诗意化的生活了。我开始接触一些我从来不知道的现实。当时家里还有钱,我们住在很漂亮的赵元任搬走以后的西观音甲72号的一栋洋房里。可是,就在我们家对面,就有一家受日本人奴化的朝鲜人开的白面馆。我们都管它叫‘高丽棒子’,去的都是一些很穷的人,特别多的就是拉人力车的,还有那些干苦力活的。用那种长长的烟枪在那里抽白面。

“到了冬天,北京很冷啊,我看见他们焦黄的脸被风吹得都是皱纹,他们裹着袄子,低着头就往烟馆里跑。有时候,早上去上学,就看见有人冻死在烟馆的门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些朝鲜人也很坏,他们给日本人欺负,可是又来欺负我们中国人。正赶上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件,国民党政府把东北三省让给了日本人。那时候有多少人从东北逃亡到北京啊。

“我记得,我还在上小学,九月十九日那天,我去上学,老师和同学都低着头,像是有一个很大的丧事,我们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老师告诉我们,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灾难,成千成万的东北人被日本人打死了。同学中间有人开始哭泣,老师让大家自愿地走到她的讲桌前来拿黑纱。我们都走上去了。大家把黑纱绑在自己的手臂上,为死难的中国人哀悼。回到家里,我母亲看见我就哭了,她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你父亲在东北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你戴个黑纱,给政府看见了,以为是大人教的。这不是给你父亲找麻烦吗?’我摘下黑纱,母亲又哭了,她说:‘我们中国人被日本人杀了……’

“很快,我的父亲从东北逃回来了,留在北京工作。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讲,我为什么会有反帝国主义的意识。这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是非常正义的,虽然他们并没有参加革命,参加任何左派组织,但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良心和独立思考来判断事物的。记得,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的时候,上海纺织工人在日本人开的工厂举行罢工,结果走到英国人的租界的时候,英国警察开枪打死十几个工人。我父亲愤怒极了,他拉了一头小毛驴就到香山的教会学校去了。那时候,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天上下着大雨,我母亲就说:‘你等一下吧,等雨停了,等天晴了再去把孩子接回来。’我父亲脾气非常耿直,他说:‘我不能再让她们在那里呆下去。英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我的孩子怎么还能受他们的教育?’

“就这样,他和我姐姐骑上小毛驴,冒着大雨,走了整整一天,到深夜才把她们从教会学校接回家。对了,那时候,我们家里绝对不准吃香蕉的。因为我父亲说,那是从日本进口的。我们家一直是禁用日货。

“我们家住在东单,出胡同不远就是日本人的练兵场。他们真是可恶之极。平时不练兵,到刮风下雨的日子,就在那里大喊大叫。后来更可怕了,干脆跑到大街上来练打靶。我们一下学,看见他们举着枪在街头上开枪。吓得我们跑啊,跑啊。可怕极了。到后来那就什么都不管了,连坦克都在北京大街上开来开去。所以,我从小对日本人充满了深刻的仇恨。这也不是什么共产党给我们的宣传,是我自己的童年,我自己看见和经历的。

“当时就有人写诗描写国民党的官员,‘赵四风流朱五狂,蝴蝶翩翩舞端庄,将军日日酣歌舞,昨夜兵车破沈阳。’读这些诗句时,我们悲愤极了,我们恨透了当时那些军人,那几个掌权的。所以我父亲从小给我们灌输的就是这些。那些特务头子在北京横行霸道,大家都知道。我们虽然很小,也不问政治,但是这些都是太公开的事情了。在北京的国民党特务,都是无恶不作。我们的家庭是根本不问政治的,可是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有自己的良心。政府把东北的三个省让给了日本人,却规定我们不准讲抗日。谈到抗日就是反政府,这让我们怎么认识这个政府?

“七·七事变抗战爆发,不久二十九军从北京撤退。我们在家里的后院开始挖坑,把一个大水缸埋到地里。然后把家里觉得贵重的书放在里面,盖上了厚厚的油布,又把它们用土埋上。我们知道要逃难了。那时候,我十七岁,已经很懂事了。

“就在鬼子就要进城的那天夜晚,我们坐上黄包车。外面下着大雨,油布把车给挡住了。我透过油布的缝隙,看见一盏黄黄的小灯吊在车轮子上,一抹清光撒在柏油路上。想到我深爱的北京就要不再属于中国人的时候,真是凄凉得很。当时,我们连眼镜都不能戴,不要说带什么书和纸。因为只要日本人说你是知识分子,就随时可以把你拉出去杀了。我当时身上偷偷地带着一张自己画的鲁迅的肖像。你看,我们那一代人是多么崇拜他。所以,我开始对你父亲就很尊重,其中也有一个原因是,我知道他是鲁迅的学生。然后,我们一家到了火车站,那又是另一幅景象。人们在那里乱成了一团,因为那是最后一班去天津的火车。都在拼命往上挤,我们终于上了车。本来开到天津的路只有两个小时,却走了一天一夜。在车上,我看见一个大学生在和日本学生吵架。我们家的人都害怕得要命,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的时候,妈妈推着那个大学生说:‘你赶快走,赶快走。日本人就会来杀你的。’这个大学生就在中途跳车跑了。

“到了天津站,一会儿就有一队日本兵捧着一个骨灰盒,上面用一块雪白的布包着。他们捧着它‘跨跨跨’地走过,大家就立刻给他们让路。他们满脸怒气,可怕得很。我妈妈看得吓坏了。最坏的是,在走出车站的路上,就这么一点点宽的路,两旁站着日本兵,手上拿着枪都上了刺刀。我们这些中国人就全都低着头,像是给送到屠宰场去的羔羊一样,向前方走去。每隔这么一小段路,在日本兵后面就有一个凳子,上面站了一个汉奸特务。只要他向什么人一指,两个带枪的日本兵就走上前,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出,就把那个人带走了。那种静默,让我们吓得气都透不过来。那段路长极了,我觉得我总算走过去了,没有被日本人抓去。你说我们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会不抗日?

“那时候,个人能有多少力量?除了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当时不是执政党,可是它一直在那里号召大家抗日,组织力量和日本人打。到了后来,共产党取得了平型关大捷,我们怎么能不相信它?抗战前国民党奉行不抵抗主义,国难当头的时候,一个正义的中国人、知识分子谁会去相信国民党?……你想想一个人在童年的时候,亲身感受到人与人的不平等,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如果他是一个有血性的人,他会怎么想?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会参加共产党呢,如果都是住在清华园就绝对不可能。”

日子还在那里过着,不紧不慢。不论爸爸妈妈还是元化叔叔,在我的现实生活里,常常变得很生疏。于是我也必须不紧不慢地寻找他们的过去。

(12)妈妈也加入了革命队伍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本人的炸弹扔到了上海。

国民党地方部队出来抵抗,打得很激烈,双方都伤亡惨重。但是,日本人还是把上海占领了。伤兵向江南运送,妈妈的学校不再上课,开始帮助政府做抢救伤兵的工作。她从镇江回到了无锡,那里家家户户把自己的被子、床单,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捐献出来。大户人家腾出地方让伤员住下。上海的文艺团体在大街上搭起了舞台,一遍又一遍地演着《放下你的鞭子》。落幕的时候,舞台上,戏中卖艺的老人,正举起了鞭子要打他的女儿,因为女儿失去了声音,无法演唱,无法再卖艺挣钱了。女儿用沙哑的嗓子,躲在一边偷偷地哭泣,父亲猛地举起了鞭子朝女儿打去。刹那间,有人冲上前,抓住了老艺人高举鞭子的手臂,大喊着:“放下你的鞭子,我们中国人应该去打日本人。”大幕就在这个瞬间落了下来,观众都被激动了,人们呼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不做亡国奴!

大一点的孩子,成天跟在演剧队的后面,到处看他们演戏……城市里弥漫着压抑却是非常兴奋的骚动。妈妈和她的同学陈日蒙时时刻刻都在谈论着国家的命运。妈妈说:“我们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们一定要行动了,国家不能亡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不然,我们怎么向中国的子子孙孙交代?”

如果说,我一直在跟母亲吵架。听她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突然间,心里会闪过一个愿望,多么希望和母亲一起分担整个命运。我说不出为什么,特别想哭。不是为了母亲,而是为了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为什么一代一代的人,都要经历这样艰难的时刻?甚至连她们的民族意识,都让我感到一份深深的内疚,不是怕死,不是的,是想到不能改变的命运,想到不能让母亲生前得到快乐,不能为她分担这份艰难,是因为内疚而哭泣。

陈日蒙说:“我们读了那么多书,是为了什么?我们就是要寻找到一条光明大道。我们一起上延安去,去寻找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是真心在救中国,在为大多数人谋求利益。”(陈日蒙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女儿,她比妈妈激进得多。她常常介绍一些苏联小说让妈妈看。)高尔基的《母亲》把妈妈点燃了。用妈妈的话说:“我在书里看见了自己的童年,我完全被小说征服了。我确实感到,只有干革命才是我的出路。你外婆说的穷秀才寒窗十年的故事,刹那间变得愚不可及,我觉得必须像陈日蒙那样,走出自己的旧生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城失守,日本人占领了中国当时的首都。

妈妈跟着陈日蒙,又联合了另外十三个人,一起出发上延安了。他们第一站在徐州落脚,街头是萧条和凄凉的,店铺都关门了。城里的居民逃走的逃走,迁移的迁移,留下了空空落落的街道,留下了灰蒙蒙的城市。妈妈他们在城边上的教堂里住下。八个男生在大堂的左边摊开了地铺,七个女生就睡在右边。可是,顿时人们又出现了,夜里,他们趴在门缝上往里张望,说现在的青年男女在搞“共产主义,就是共男共女”。陈日蒙一看不对,立刻抽出自己的床单挂在男女中间。然后,陈日蒙挤到妈妈的被窝里。

第二天,他们吃了一点稀饭,就上街头张贴抗日的标语,拿着话筒宣讲抗日的道理。可是,清冷冷的街道,依然是清冷冷的一片。没有人出来听他们的宣传。大家都很悲观,觉得国家要亡了,光是说有什么用呢?突然,传来了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像变魔术似的,人们又出现在街头,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人们互相依偎着,笑着说着。国民党的部队打掉了日本人一个师。所有的报纸和电台都发出了声音,整个城市喧嚣起来。全城的人都出动了,那些逃离城市的人也搬回来了。徐州市政府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当地的部队都参加了。街上张灯结彩,浩浩荡荡的队伍在街上走着,老百姓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耍着龙头舞。妈妈是属兔子的,也给自己做了一个乐呵呵的大兔子帽子戴上。大家都很激动,连报纸也开始预测,说是形势很快就会改变,只要国民党出来抗日,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把日本人打回老家去。

欢乐却像是最坏的预示。紧接着,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的报纸刊登了日本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徐州城的消息。徐州重新回到了慌乱的岁月和时代。

徐州是国民党的大本营,政府下令,所有居民必须迅速撤离。妈妈、陈日蒙和其他的十三个人决定跟大部队突围,然后上延安。刹那间,公路上涌满了部队,并列着一排又一排,五六排的部队把道路都堵住了。黑压压的人头在涌动,只听见脚步声在紧赶慢赶地走着。远处,日本人的炮声不停地传来,这更加催促大家加快步子。各军团的部队都是在马不停蹄地走啊。一天要走一百四十里,白天走晚上还在走,连水和粮食都没有,人完全精疲力竭了。妈妈已经睏得睁不开眼睛,于是陈日蒙扶着妈妈,让她一边走一边睡一会儿。然后,妈妈扶着陈日蒙,让她闭上眼睛也走着睡上一会儿。最后,连这样都支撑不下去。妈妈就往自己的眼睛上抹万金油,逼着自己睁开眼睛跟着部队走。先是向北,到了山东省,这时接到国民党的命令,为了保存实力,部队要向南撤退。大部队改道行走,妈妈跟着的二十二军团是归邓锡侯政训处管辖,小部队向东撤退。

有人在那里喊叫:“鬼子来啦,鬼子来啦!”

队伍顿时骚动起来,谁都没有看见鬼子,可是这喊声却从队伍的四面八方传来传去,大家你挤我撞的,找地方躲藏。公路上的队伍全乱了。妈妈经过一个小村庄,他们朝村子里的土围子奔跑过去。村里的老百姓看见他们,就说:“跟我们来。”然后指给妈妈他们看,“往东走到头,就是我们造的抗日抵抗墙道,你们可以躲到那里去。只走十里路左右。你们还有时间,来得及。快,快走!”

于是,妈妈他们掉头就朝老百姓指的方向拼命地走。刚走出不久,只看见田野的四周扬起一片尘土,在朦胧中隐隐约约看见了一个浩浩荡荡的马队,由远而来。这时候,大家猛地站定了,屏着呼吸,谁都不敢说话。大家都被眼前的事实吓住了。妈妈连气都透不过来,“鬼子真的来了?”他们都感到极度的恐慌,周围已经看不见任何人影了。怎么办啊!

陈日蒙也在喘息,她像是领导一样,冷静地说:“不会是日本人,他们刚占领中国没有多久,哪里搞到这么多马?”这样大家才镇静下来。妈妈环顾了自己的队伍,一起出发的十五个人,现在都跑散了,只剩下九个。陈日蒙正式清点人数以后,问大家:“现在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回老家,要么就是继续突围上延安。”妈妈第一个激动地回答:“我是一定要上延安的!”其余的人也都跟着说:“是啊。”“出来了,怎么还会改变主意?”“回去也没有出路啊。”

“那好,我们走!”陈日蒙说道。

然后,就是她带领着大家朝马队方向走去。他们看见了马队的旗帜,那是东北国民党部队马占山的骑兵团。马队前面当官的看见妈妈他们几个年轻学生就停下来,翻身下马朝他们走来。

又是陈日蒙第一个走上前跟当官的说话:“我们是镇江师范的学生,我代表大家请求你们带领我们突围离开这里。我们要上前方去抗战。”

当官的看了看陈日蒙这个年轻的女学生,笑了,很客气地说:“很有志气!好,你们在这里等一会儿,让我先去汇报一下。”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说:“我们决定接受你们三个女的和两个受了轻伤的男的。另外四个,让他们跟随步兵连突围,我们的马不够了。”说完,后面就有人牵来了五匹马。妈妈骑上了一匹温顺的灰马。他们这些城里的学生,看见马都在那里傻呵呵地笑了起来。教官说:“不要高兴得太早。摔下来的时候就要哭鼻子了。”

接着,他们上马接受训练。教官跟在他们后面,不断地说:“马飞奔的时候,必须死死地勒住缰绳,什么也不能想。不管发生了什么,绝不能松手!不然就会被马摔死的。”

骑兵队来了一个熟练的骑手领路,他们跟着部队跑了七天七夜。每天黄昏的时候停下来吃饭,然后让马休息。妈妈总是告诉我:“那些马多听话啊,我们在吃饭,它们就在边上溜达散步。当一声号令下达时,马立刻就自动地站队。啊哟,站得好整齐啊,它们真是听话。”

但当它们奔跑的时候,却是凶猛极了。妈妈就是勒住缰绳不撒手。几天下来,妈妈的屁股坐烂了。在过蒙城的时候,经常是下山上山,颠得妈妈抱着大灰马的脖子,一路走一路淌眼泪。妈妈不好意思,把脸埋在马鬃里不让人看见。她说,她不想哭,可是疼得她忍不住流眼泪。这时候,他们已经跑出了鬼子的包围圈,田野里也可以看见老百姓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种地,一片田园诗的景象。他们已经进入河南地带。马队停留下来,当官的和妈妈他们商量,希望他们和部队一起走,因为部队接到了去东北打塞远的命令,他们这些学生可以在骑兵队里做文化工作。

妈妈坚决地说,她哪里都不去。她就是要去延安,去找共产党,去打日本人。

老百姓杀了猪款待骑兵队,妈妈却一口都吃不进去。她倒头在草垛子上狠狠地睡了一天一夜。醒来的时候,妈妈他们一起向骑兵队告别,这队学生又重新上路了。

他们走到了兴阳县,那里已经有铁路了。他们直奔车站而去。可是,到了那里才明白,哪里还有什么火车站,哪里还有什么火车时刻表这类东西。根本就没有人管了,坐火车也不用花钱。有本事就挤上去,看见火车就往上扒。谁都不知道车往哪里开。黑压压的人群,谁都管不了谁,就是在那挤来挤去,让人透不过气来。妈妈总是紧紧地跟着陈日蒙,其他的人都散了。抗战胜利以后,妈妈才听说,那一次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叫刘海燕的,他终于挤上了火车,他是唯一一个到了延安的。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妈妈和陈日蒙上去的一辆火车,一直往前开,不知开向哪里。

当她们俩像一群难民被挤下车的时候,才知道是到了汉口。

妈妈身无分文,仅有的一点钱借给了一个女同学,陈日蒙说:“不管它了,我请你一个客。”怎么也不会想到,陈日蒙请妈妈去洗澡。真是说不出口,妈妈竟然从来没有进过浴室洗澡,也从来没有和别人一起洗澡的经验。妈妈脸涨得通红,羞答答地看见人家在那里脱衣服,脱得光溜溜的。每一个房间里两个澡盆,两个女人合用一个澡房。进了自己的房间,妈妈站在那里直发傻,那里用的是自来水,一个热水龙头,另一个是冷的。怎么用啊。

陈日蒙哈哈大笑:“我算是请对了,让你开了一个大荤。”

没有想到,大荤开完,陈日蒙非常幸运地赶上了最后一班去九江的大轮船,先走了。

天呐,站在汉口的街头,妈妈真是一筹莫展,身无分文怎么活下去呢。妈妈居然还有那份闲心,走进了“生活书店”去逛逛。突然,她遇见了师范的同学戈扬,她也刚从徐州突围出来。劫后相逢,感触太丰富了。走出书店,站在街头就说了大半天。戈扬说:“这些事,我一辈子也忘怀不了,特地写了一篇文章,《生活周刊》这期就发了,还给了我十五元稿费呢……”

后来她又说了什么,妈妈都没有听见,只记得她拿到了十五元的稿费。妈妈一路走着一路想她所经历的事情。于是,回到小旅馆,立刻借了一本《生活周刊》看戈扬的文章。这时候,她发现她所经历的比戈扬要复杂、惊险得多,戈扬能写,她为什么不能写呢?妈妈太羡慕那个稿费了。

中饭以后,妈妈坐在窗口的小凳子上,在椅子上铺开了一张旧纸,用铅笔写了起来。一闭上眼睛,她就看见过去的那一个月的日日夜夜,所有的事儿都涌上心头。不到黄昏就写好了,有五千多字。第二天,她誊抄了一遍就直奔《大公报》而去。一进门,妈妈就说:“我是来投稿的。”看门人连看都没有朝妈妈看一眼,只是朝二楼指了指。每天这样跑来的人太多了。

不一会儿,一个穿长布衫的男人走来,他打量了一下妈妈,问道:“你投什么稿子啊?”

妈妈说:“贵报刊出《徐州突围》征文启事,我就是来投这个的。”然后她还很不自量力地加了一句,好像人家一定会用她的稿子,“应征文章嘛,本来是不要稿费的。只是我在突围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丢失了。如果你们采用了我的文章,我要求发稿费。”

穿长布衫的男人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看了稿子再说这些事情了。”

第二天,妈妈又跑到报社去了。一进门,听差的就把那位穿长布衫的先生叫了出来。

他态度和蔼地说:“你的稿子我们用了。”

妈妈急不可待地问道:“多少稿费?”

“二十元。”

“什么时候可以来取啊?”

“你只要看见你的文章刊出,就可以来取

妈妈刚转身要走,又回头客气地问道:“请问,您尊姓大名?”

“我叫王芸生。”

妈妈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停顿了一会儿,才激动地说:“久仰大名啊!”

真的,在那个年代,不仅人人皆知《大公报》,更是人人皆知这个总编辑的影响。隔日,妈妈文章一字没改地刊登在《大公报》头版,以大号铅字发排。当妈妈兴冲冲地拿着钱走出报社的时候,紧紧地握住这二十元。这真是一笔巨款啊。(当时,四块钱就能买一百五十斤大米)。这是妈妈第一次用自己的笔挣来的“巨款”,不光是这些,妈妈是在日本人的包围圈中杀了出来,这稿费对于她就意味着更多的东西。

文章的发表,最初仅仅是为了谋生,却竟然成了妈妈生命中的一个转折,没有想到,她的后半生,一直从事记者的事业。

一九三八年汉口沦陷,妈妈乘小船逃离到九江。妈妈还在寻找关系,可是这个时候,抗日的组织开始转入地下,没有人知道怎么和延安取得联系,地方上的办事处让妈妈参加国民党。妈妈坚定地说:“不,我是要去延安的。”

妈妈依然徘徊在街头,走投无路。她决定给王芸生先生写信,希望他接受妈妈参加《大公报》的工作。信发出去以后,妈妈天天在那里等待。越等越没有好消息,不是这里失守,就是那里失守。一个月后,还是没有王芸生先生的消息。妈妈依然在想办法与延安方面取得联系,当她打听到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便赶紧跑去。到了那里才发现机构已经撤离。站在旧址面前,她还敢跟自己说:“绝不困死在九江。”

正在四面楚歌的时刻,王芸生先生从重庆寄来一封短信。信上说:“你的信是从汉口转来的。因为汉口失守,报社已经迁移重庆。你假如有志于新闻事业,到重庆来找我。王芸生。”

妈妈激动得在那里发抖,她想象着她未来的事业和工作,她要写很多关于抗日的文章,她要用她的笔唤起中国人的抗日精神,她还要用这支笔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于是,她卷起自己随身仅有的一床薄被子,一本《高尔基论文学》和巴尔扎克英文版的《高老头》上路了。

交通已经全部断绝,甚至找不到一张地图,就凭着大概的方向,朝南走去。妈妈头上还戴着国民党军队的帽子,穿着国民党的军装,手臂上是他们军队的臂章,背着自己的铺盖卷在公路上行走,累了就在沿路的小铺子里吃点东西,夜里就在路边随便什么地方睡一觉。就这样,她一个人走了七天七夜,走到南昌。又从南昌走到株洲,到了株洲才乘上了长途汽车,抵达长沙。妈妈心里充满了阳光,她什么都不怕。她相信她自己会从这片沙漠里走出去的。妈妈说的“相信”两个字,同别人说的不一样。这是妈妈的灵魂,她一直这样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是她的性格,而她命运也就在这之中被决定了。

到了长沙,这个全国闻名的文化城,竟然在一夜之间被国民党自己用一把大火烧了。满街的废墟,四处讨饭的穷人。在倒塌的屋檐下,散发出一阵一阵臭味。妈妈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丑闻,国民党不抵抗,用毁灭来抵制日本人的侵略。她从来没有像这一刻,那么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是那么沉重和痛心。似乎,就是在那一刻,更加坚定了她跟随共产党的决心,有一天,她一定要去延安。她没有在长沙过夜,乘车赶到了宜昌。在那里搭上船,抵达重庆。

王芸生先生吸收妈妈参加《大公报》工作,任重庆市记者。报社在堆东西的屋子里清出一个角落,妈妈就在那里住下了。她裹着报社发给她的一件灰色的军大衣,就坐在范长江记者对面的桌子上。不是采访就是写稿,捱过了整整一个冬天。

生活和她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重庆听不见枪弹声,闻不到火药味。有时,那缺了字的霓虹灯依然在一些大饭店门前闪烁,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进进出出,谈论着几乎和抗战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地方的小报上,依然登一些女演员的小道消息。著名女演员某某,不合法怀孕,偷偷流产,乘公车的时候,鲜血从裙子里滴在车上……这些都让妈妈不能忍受,那时她二十三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华,怎么能在这样的气氛里生活?怎么能看这样的新闻?

她的理想,她的奋斗目标都不存在了。黄昏,大街上传来温馨的笑声,她看见爆竹跃上天空。那声音,她听不见了,她能想起的是陈日蒙的眼光,她现在在哪里?她也许正面对着日本人的刺刀,她也许在为妈妈失望。可是这一切也在忘却,她们突围的日子,她们争吵的声音,还有陈日蒙坚定的革命目标,都看不见了。完了,都完了,连同同学的友谊都在消逝,都记不清楚了。那她还能写什么?写那么多又是为了什么?她不是从自己的文字上走向死亡吗?

一天早上,妈妈走到王芸生先生的桌前说:“我决定离开重庆,我还是要去延安。”

王先生惊讶地望着她,疑惑地问道:“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待遇不好?我可以给你涨到五十银元的工资。”

妈妈摇了摇头:“不是钱的问题。我受不了重庆的气氛,大家把我们的国难忘记了。”话没有说完,一份委屈,一份感伤涌上心头,她几乎要哭出来了。

王先生说:“这是大后方,不是前线……”但是,他也说不下去了。

几天以后,妈妈等到了飞往桂林的飞机。重新卷起她的小包裹上路了。王芸生先生亲自送妈妈到机场,临行的路上,他还在说:“你如果后悔,任何时候,我欢迎你回到我们《大公报》。你是一个好记者,我喜欢你的个性和你的文笔。”

妈妈低下头,不好意思地笑了。但是,她知道,她不会再回来了。

“你不当记者真是可惜了。”

“王先生,我还记得你给我写的信,你说我假如有志于新闻事业的话,就到重庆来找你。我会履行我对你说的话的,我会坚持我的理想和事业的。”

就这样妈妈离开了重庆。拿着王先生的介绍信和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办事处的负责人说:“你不去延安,去皖南新四军行吗?那里更需要人!都是在抗日,都是打日本人!”妈妈答应了。

一九三九年六月妈妈抵达皖南,任新四军《前锋报》总编辑,同年加入共产党。

(待续)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