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那一天
我错了，我想起来了。母亲确实有过真正非常非常快乐的时刻。快乐得让我不能打断她的话题，我让她一直往下说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她说，她作为特邀记者正要出发去徐州苏中地区参加那里的高干会议，商量新的对日作战计划。突然，她在发报机里收到一条电讯：日本天皇无条件向中国投降。她不说话，两眼发直地看着那几个小字。消息已经出来，人们都围了上来。屋子是死一般的宁静，母亲冲出了屋子，她奔跑在山间的小路上，她在哭泣，又放开了喉咙大声地笑。她笑得那么灿烂，几乎不敢让人相信，像孩子的笑声，一路撒在山路上。她直奔军部。赶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妈妈说她看见金黄金黄的阳光弥漫在广场上，她依然是泪流满面。广场上坐满了军人，他们肩背行李，黑压压的一片，默默地等待宣传演出的开始。舞台是用老百姓家的木桌子搭起来的，四周用汽灯扎成一圈，用来照明。她说，那时候根据地没有电灯，更不要说麦克风了。她冲到舞台前，激动得还在那里发抖，她说不出话。军部的人都认识她，知道她带什么消息来了，推着她往舞台上走。
大会主持人喊叫着：“朱微明同志，有一个重要消息向大家宣布。”
舞台下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军人们很不高兴，因为妈妈打断了演出的开始。她管不了那么多了，拉开了嗓子死劲地叫喊：“日本天皇无条件向我们中国投降了！”
舞台下，依然是静悄悄的。那一片静默让她害怕，她说错了什么？她都要发疯了。重新喊道：“日本天皇无条件……”
她还没有说完，底下发出惊天动地的喊声：“战争结束了！”不知道谁在叫喊，这一声喊叫把天空撕裂了，人们激动得说不出话，军人们大声地嚎哭起来。她说，她从来没有看见男人这样哭过，她说，那都是一个个结实的军人啊！接着，人们互相拥抱，有人被抛到天上去了，背包也扔了上去。
我说：“妈妈，这不像中国人的习惯，是你在电影里看来的吧？”
她得意地微笑着：“电影里怎么会有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
立刻有人在喊：“再念一遍，再念一遍。”真的，这个幸福太伟大了，人们没有准备去接受它。人们不敢相信，打了八年的战争，突然就在这一瞬间结束了？她说，当她重新向人们宣布这个消息时，人群的喊叫声，欢呼声却早就淹没了一切。那份愿望，仅仅是一种表达，表达自己无法承受的幸福……所有的军人站立在广场上，高唱起“新四军”军歌。听见歌声的时候，她，她混杂在人群中，混杂在歌声中，失声大哭起来。这让她想起了四年前，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听见的这同一首歌曲……她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会这么骄傲地，大声地唱着这首歌曲……日本天皇无条件向我们中国人投降了！
在会场后面准备会议的司令员叶飞把警卫员叫进屋子：“外面在吵什么？”“日本人投降啦！”“这怎么可能呢？”“是朱微明从报社带来的消息。”叶飞司令还是不相信，他说：“赶快把朱微明叫来。”
当他看了电文，停顿了很久，努力想说什么，可是嘴在那里翕动着，最后只憋出一句话：“今晚对日作战部署会议宣布取消！”
（17）同甘共苦的日子
即使在战争年代，爸爸还在跟妈妈谈《安娜·卡列尼娜》，但是到头，生活总是艰苦的。更多的时候，是在这份艰苦里，还要多上一份干涩。岁月就像一条狭窄的河流，十分潮湿，十分拖泥带水，不是那么干净。我们就跟在后面，低着头走着，穷人到处都是。是谁的错误呢？我们家一个接一个地生下了一大堆的孩子。
一九四二年秋天，小钧诞生了。爸爸妈妈都要打仗，是外婆到苏北把小钧带回无锡老家去抚养的。
一九四三年秋天，晓岑又出世了。外婆没有能力扶养两个孩子，于是把他放在警卫员挑的箩筐里，跟随爸爸的作战部队一起行军。
一九四七年除夕，小兰也来到了人间。
小兰出生的时候，部队从山东出发，参加“孟良崮战役”。
天，下着大雪。妈妈挺着一个大肚子跟着部队在雪地里行军。除夕的晚上，她再也坚持不住了，突然倒在雪地上打滚。太疼了，疼得难以忍受。卫生员抱起在那里挣扎的母亲就往老乡家里跑。可是，老乡就是不让他们进门：“我们是见死，不见生。这是村子的习惯，不能让你们破了。不然，村子要遭难的。”
卫生员说：“我给你们跪下了。下这么大的雪，不能啊……”
爸爸的警卫员又赶来了，特地转告爸爸的指示：“彭师长说了，要严格遵守部队要求，不能破坏当地的风俗习惯。”
警卫员扶着母亲，卫生员又跑去找村长：“不能见死不救啊。人都不行了。”
村长决定让他老婆煮一碗米饭，在上面放了一张红纸头，讨个吉利。然后，端着这碗饭去敲老乡家的门，老乡一定要收留一个讨饭的。接着卫生连长再跟着村长，把“游戏”又做了一遍。老乡赶快把自己家门外放柴禾的小屋清理干净，接妈妈进去生产。
小兰出世的时候，漫天大雪。人们铲出一条路，由卫生员背着妈妈进去生产。接生员（是解放后济南军区炮兵司令员颜伏的夫人，陈真阿姨）抱着小兰从齐膝盖的雪中爬出来。妈妈说：“我们走得好艰难啊。小兰又胖，哭声也大，哭得整个村子都听得见。好在那是除夕夜，大雪兆丰年，好年头啊。老乡看见是个胖娃娃就觉得讨了个吉利。大家都高兴得很呢。”
妈妈和小兰躺在担架上，跟随部队出发了。担架的边上系了一条绳子，上面挂着小兰的尿布片。妈妈说，这尿布片就像万国旗似的，花花绿绿，破破烂烂，在风雪中不断地飞舞着。满了月子以后，按部队的规定，妈妈不能再睡担架。但是，她在日本人监狱里患的关节炎发作了。不要说走路，站起来都很困难。妈妈终于提出把她和小兰留在后方，等她身体恢复后，再去找部队。但是，师部没有接受妈妈的请求。就在爸爸警卫员的搀扶下，妈妈跟随部队，一步一步走过了这漫漫大雪的路程。
有了这些孩子，生活越来越困难，妈妈说起这些的时候，对父亲总会带上一点怨气。
爸爸不是这么感受的。夜里宿营，当篝火烧起来的时候，他的话题，常常是胜利以后的话题。“你们大家想干什么？”有人说，想进学校读书；有的说，还是留在部队里。爸爸说：“我希望，我能重新再搞我的创作，写我的小说。”他给自己描绘了一幅美丽的前景。“用文字编织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图画。让孩子们长大起来，看看他们父辈是怎么样战斗过来的。”
当年父亲的朋友、老上级，“联抗”司令员黄逸峰回忆起那些岁月，会笑着指着爸爸说：“他这个人有趣得很。”
那时候，刘培善军长不喜欢麻子。新兵一来，他就让大家站队，凡是麻子的就站出来。他说，麻子不能在正规军里当兵，影响军容。
黄逸峰司令说：“有一次我去看你父亲，坐在那里吃饭。一抬头，发现他的警卫员是个麻子。朝左一看，通讯员也是一个麻子；再向右望去，啊哟，他的挑夫又是一个麻子。我们大家都哈哈大笑，说道：‘老彭啊，你怎么就专爱收罗麻子呢。’”
爸爸说：“那让他们上哪里去呢？”
一九四九年部队接到命令，“打过长江去，占领南京总统府，统一全中国。”爸爸的部队正驻扎在徐州，接到任务－－为主力部队占领南京扫清道路。于是，他们炮兵部队到了长江口最窄的地方建立阵地。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下午五点钟，他们向对岸的紫沙洲炮击。爸爸跟妈妈说：“这个日子特别容易记住。因为二十二年前的阴历四月二十一日，正是‘马日事变’。那时候，国民党开始公开屠杀共产党。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二十二年后正好阴阳交会的同一天，共产党竟然要推翻这个政权了。”
对岸的国民党部队没有做充分的准备，他们只修了二十二个地堡。爸爸这里，是整整一个军的炮兵开来了。在一个小时的炮击以后，他们摧毁了对方二十个地堡。军长王必成到前线检查工作，步兵团长报告战绩。本来是预定八点钟开船，因为西边的一路没有内河通出长江。要用八百条木船拖出一条堤岸，建出一条水上交通。这样，不得不拖延了一个小时。爸爸说：“我当时想，我们部队首先打过去，恐怕要成问题了。但是，战场上的纪律是，服从命令，谁都不可以说这个话。我，还是要督促部队力求迅速准备船只。”这个动作做得很秘密，对岸的国民党部队一点准备都没有。到了晚上九点一刻，是全军正式开船的时候，部队和当地老百姓将早就安排好的船只都拿出来了。在炮兵部队的掩护下，一只一只的船并列载着突击部队向江对岸开去的同时，另外用船只连接在一起，再在江面上搭出一条“船路”。突击部队过江以后，后面的正规军就从“船路”上冲过去。
九点二十五分，东西炮群如同焰火似的全线开炮了。这是国民党部队打过来的红色燃烧弹和共产党的炮击，像一把一把闪亮的火炬，把天空点燃了。江岸看去成了一片红海。就是在这一片火海之中，爸爸指挥的步兵以十五分钟的速度向对岸登陆。观察所里的人在叫着：“登陆了，登陆了！”
爸爸在他的纪实小说《渡江一夕》的结尾写道：
王军长站在江北岸边观察对岸的动静。听到对岸经过一阵激烈的枪声之后，团的报话机发出战报：俘虏二百多。于是，他催促我说：
“走吧，我们到那边去，好了解情况。”
于是我们就上船了。
船行至江中，遇见第一批去的船回来了，我们问：“前面怎么样？”
“同志们都安全过去了。”一个船工很兴奋地回答。
另一个船工也兴奋地说：“毛主席真是活神仙，选到今天过江，一点风也没有。”
这时江面上真是风平浪静，不禁使我感到我们这次伟大的人民进军，将永远跟着人民的世纪流传于千古了。
登上岸，我们到师的指挥所了解情况，东面紫沙洲的敌人大部已解决，剩下两点已被我军包围。王军长立即说：
“这两点不要去攻，用少数部队包围，立即渡过夹江。”
于是王军长和几个师的负责同志，随即到夹江边上去布置渡小夹江。那时，月亮已经上升。我看见堤旁许多战士正在挖工事，于是轻声地问道：“你们还没有走吗？”
“对岸还有敌人。我们正在布置火力。”一个扛重机枪的战士回答。
“怎么军长跑到我们前面来了。”另一个认识王军长的战士在背后悄悄地说。
当时我想，如果是白天，我们恐怕要受敌人的火力威胁；可是晚上就方便得多了。我们散步似的走进附近的村庄。在那里，某团长止对营长下达任务。这时我们走进一座瓦房里，这屋子变成了我们军、师、团、营的共同的指挥所。王军长了解了一下这个渡口只有四条小船，只能坐两个排，但他坚决地说：
“不管怎样，争取拂晓前渡过夹江。”
接着，便用无线电联络西面的部队。他们报告也到了夹江边，就是没有船，不得过去。当时王军长很严厉地说：
“现在天快亮了，你们难道还让敌人逃走吗？”
“我们立即行动。”对方的指挥员回答。
“你们等这边枪响就开始。”王军长又说。
拂晓。在强烈的炮火掩护下，这边两个排坐上四条小渔船，在浓密的火网下，渡过夹江，强占了敌人的阵地，西面的部队，泅水渡过夹江。东西夹击，压缩敌人向后溃退，胜利的愉悦从我们心底发出来，我说：
“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接着，我们也坐着小渔船渡过夹江。有两个骑兵通讯员迎面过来。他们看到我们跑路，立即说：
“首长，敌人全线溃退，你们跑路还追得上吗？把马骑上吧！”
一九四九年，爸爸的部队开往上海郊区松江县。爸爸被任命为三野二十四军副政委。
于是，我和王军长骑上马，随着队伍向敌人追击前进……
战争在电影里，在书里，甚至在爸爸的笔下永远都是辉煌的，解放军是战无不胜的。但是，回想爸爸跟我们说的话，却是不同的。他说：“国民党的部队完全是美式的最新装置，他们的武器都是最新式的。每一次战斗下来，我们伤亡很大……”那还是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见爸爸依然会拿着他警卫员的照片长久地看着……我甚至还记得，那是一种老式的照片，狭长条子，像一张书签似的。照片已经褪成棕色了，一个憨厚的农村小伙子穿着军装，两手垂放在边上，直挺挺地站立着……
他说：“就是为了掩护我，他直直地在我面前倒下了。我们当时上前沿阵地检查战备，还不是正式的战斗，遇上了国民党的散兵部队，他们向我们开枪。警卫员一下挡在我前面，就倒下了。他跟着我睡在一间小屋里，整整三年。死的时候，才二十三岁啊……”
阵地检查归来，爸爸吃不下饭，在指挥部里来来回回地走着。警卫员牺牲了，留在他身上的子弹，同样会转入父亲的身体。子弹已经在伤口的边缘露出来了。他努力想从自己身上将它取出，结果碰到的是自己的心脏，难以忍受的疼痛。一刹那，一个小小的铁制品，就把一个生命夺走了……江渭清鄙夷地议论父亲：“书生带兵，看不得死人。”
父亲沉默着，在日记里为警卫员写了一首小诗。
除夕 致Ｗ君
在乡下，除夕的晚上：
火炉里燃着通红的柴火，
灶神前点着明亮的油灯，
小孩们穿起花花绿绿的衣裳。
整年忧郁的母亲，
那时也释下生活愁苦的重担，
强笑着地对我说：
“孩子，祝你明年幸运！”
人间的树木，
一年一年地冒着风雨长成，
我也和树木一样，
自己养育着自己的生命。
但是屋外布满着：
飞机、大炮与敌人。
屋子里没有着新衣的孩子们，
屋子里更没有强颜欢笑的母亲。
我的心，如同一口深深的枯井，
欢乐与悲愁，在其中，
都不能激起一点回声。
Ｗ君走在我的前面……
最后我对自己说：
这是不能去计算的啊！
为了下一代，我们将这样走下去。
解放军成功地占领了南京总统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爸爸的部队开往上海郊区松江县。那时候他和皮定均同在一个部队，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皮定均被任命为军长兼政委，爸爸是副政委。
（18）战争结束了
战争真正地结束了，这也是爸爸妈妈盼望久远的事情了。妈妈说，她一定要完成她的夙愿－－上大学。那时候她已经三十六岁了，她还是要上大学。爸爸在这些事情上，总是尊重妈妈自己的愿望。她考取了上海俄专（上海外语学院的前身）。小钧和晓岑被送到南京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干部子弟小学住读，爸爸带着小兰住在松江二十四军军部，妈妈怀着小梅去上海读书。
她说：“我一进学校才想到，我这辈子还会有这样好的日子啊。人家都说我放着官太太不做。他们懂什么，还会有比读书更快乐的事情吗？那时候的人想的都和现在不一样，张茜听说我读书去了，赶快也来了。那时候，陈毅是上海市市长，张茜还缺什么？但是我们都是不要做官太太的人。新四军的时候，我们俩就在一起整整住了两年，怎么会想到，有一天一起来上大学了，真高兴啊。”
妈妈就是那样一个要做“有本事的人”。毕业以后，她选择了一个具体的职业，到上海译制片厂做翻译。在爸爸出事以后，她一直感慨地跟我们说：“我要是做了什么官太太，哼，你看着吧……你父亲一倒霉，落井下石的人就能看我们家的笑话了。”
小钧也说，刚解放的那时候，是家里最快乐的日子。记得最清楚了，五一年的冬天，她还在南京上干部子弟小学的时候，天很冷很冷。她躲在被子里念书，突然同学跟她说，下面有人找你。她连头都没有梳就下楼了，糊里糊涂地往外跑，到了那里顿时傻眼了。是皮定均叔叔站在那里，他说：“傻丫头，怎么那么邋里邋遢的。拿去，给你买的钢笔。”小钧让爸爸给她买钢笔，没想到皮叔叔上南京开会，亲自给她买了送来了。她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
其实在那些日子里，不光是小钧激动得说不出话，就是爸爸妈妈也有过快乐的日子。在父亲留下的字里行间里，我们终于读到了它们。
与微明结褵十载有感
十年戎马跋山行 雾里青春梦里生
巉崖攀援人不绝 层峰上下路非平
随身剑戢锋尤及 遍地笙歌意白深
此去应无孤独者 共看明月写真情
一九五○年八月十五日 于江山西楼
那时候，爸爸他们三野二十四军军部正驻扎在上海郊区松江县城的小镇上。
我们习惯把老一代叫“土八路”，可是驻扎在松江小县城的军队里，响起的不是腰鼓声，那些穿着军装的“土包子”们拉着小提琴，演奏着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今天对于我来说，这更像是一个天方夜谭，那么遥远的神话故事，让我的想象力消失殆尽。可是我又实实在在从二○○四年第十一期《大江南北》的杂志上看见了这些回忆。很想找作者再好好问他一些关于爸爸在二十四军的故事。只是，这似乎像在湿漉漉的柴火上烧东西，想到的总是那些满目疮痍，有着历史战争创伤的痕迹，我想象不出他们还能有哪些着实快乐过的具体的情景。
吕韧敏先生的文章说：
“我们打过长江，打到南京，打到上海，打出了八面威风，腰鼓也被打得‘伤痕累累’，实在需要‘更新换代’了。老团长沈刻丁为买腰鼓造了预算。写报告，报彭副政委审批。买腰鼓花不了几个钱，谁都以为不会有问题。”
没有想到的是，爸爸跟他们说：“你们的腰鼓从老区打到新区，从农村打到城市，作为一种民族民间的群众性艺术，当然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但是作为舞台艺术，你们现在就应该看到它的历史使命已经不会很长了，不必再买新的……”
用现在的人话说，叫“大跌眼镜”。我真的不知道，父亲是这么在做军人的。结果他重新做了预算，经皮定均军长批准，花了巨资买了装备完整的交响乐队所需要的全部乐器，其中还包括手风琴和钢琴。后来，在“三反”运动中，总后勤部派了一个处长带队的工作组，下来核查各军部得到的一笔数额不小的款项的去处，结果发现各军部大多将钱用于干部们的“福利”，只有二十四军用这笔钱给军部和师部文工团买了乐器，还给全军的连队装备了二胡、笛子、锣鼓等文娱活动的器材和篮球。
用吕先生的话说：“彭副政委不仅仅是关心我们乐队‘硬件’的建设，更关心‘软件’的配备。他千方百计为我们请老师。留美博士、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首席指挥赵志华先生就是他为我们乐队特请的老师。他每月一次坐火车从上海到松江来军部给大家上课。”
后来，当吕先生和赵老师在上海重逢的时候，赵老师只提及弟子，对请他为大家指教的彭柏山始终只字未提。那是一九五九年的日子，父亲的名字必然是一种灾难的暗示。
但是，有了那么好的基础，“二十四军文工团乐队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人人都精通业务，演奏员不仅识简谱更识五线谱，拿到谱子就能演奏。记得一九五六年，在天津举办华北地区军文工团业务集训的时候，按照当时提出的‘时代精神、民族风格、部队气魄’这三点对乐队训练（包括配器和中西乐队的混合使用）的总要求，集中了包括二十四军乐队在内的五个军文工团的乐队进行集训评比，二十四军文工团乐队名列榜首，得到了著名的战友歌舞团首任团长、指挥、作曲家、歌唱家张非同志的高度评价和热情嘉勉……这不能不感谢彭柏山同志当年对我们的指导、关怀和严格要求！”
这是在二十四军阳光下的日子里，绚丽、美好和着交响乐的乐曲，把生活点燃了。我们多想追赶在这些灿烂的日子后面，开始唱一首那个时代的歌曲，让心也跟着一起跳跃一次，一个知识分子军人在那里带兵，还有皮军长在那里助威……可是，洒下阳光的同时，也伴随着阴影的出现。
突然，有一天跑来了一个土得要命的农民，说着一口湖南话，结结巴巴地跟警卫战士说，他是爸爸的手足兄弟，要进去见爸爸。战士不相信：“彭政委的兄弟刚从湖南来过，我们不认识你。”那人就是不走，把自己随身带来的小包垫在屁股底下，坐在军部的门口。战士把他赶到远处，他又一点一点挪过来，坐在军部大门的对面。战士只好去通报。爸爸一听说是湖南老家来人了，就说：“让他进来。”
爸爸开门的时候，愣住了：“你怎么来了？怎么事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
这个人慌慌张张地将门合上，愣是一头给爸爸跪了下来。爸爸扶他起来，他就是不起来。他说：“你不答应我，就让我死在这里。也决不能死在‘彭家祠’啊。”
爸爸知道一定出了大事。他同样感到一种恐惧，但是他让这农民先冷静下来，把事情说清楚。他是爸爸童年的恩师彭馥渠老师的女婿。彭馥渠只生了一个女儿，所以是招女婿，然后让他改姓彭。爸爸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是他履行义务的时候了。他还记得在彭先生的葬礼上，他跟师娘说的话：“师娘，你们家没有儿子，任何时候都把我当你们自己家的儿子使唤吧。我们本是一家人。我会用我所有的一切，甚至我的生命来报答你们的。”
女婿解开自己的衣服，把夹层里的补丁撕了，从那里拿出一封信。那是师娘写给爸爸的。信上说，湖南老家开始“肃清地主反革命运动”，彭馥渠先生将生前教书得来的钱都购置了土地。这次“肃反”，他们家被划成地主。其他村的地主，已经有被拉出去杀头的。他们家因为是招女婿，他就成了当家人，也被划成了地主，目前还没有找到他头上。但是，怕很快要杀他了。师娘在信里哀求爸爸，救救彭家的人吧。
爸爸看完信，问女婿：“你是逃出来的？”
女婿恐慌地看着爸爸，微微地点了点头。
爸爸不说话，谁都知道这个时刻为这样一个人做任何一点事情，是要拿自己的地位、生命和全部的前途押上去做赌注的。不光是女婿的生命，爸爸自己呢？爸爸做不了决定，他让这个农民先去洗个澡，也要给爸爸一点时间考虑一下。来得太突然，也太恐惧了。洗了澡，爸爸带他出去，添置了几件新衣服，然后带他去吃饭。
女婿什么话都不说，也不吃东西，就是两眼直直地盯着爸爸。爸爸说：“先吃了饭，我会告诉你下一步怎么做的。”
爸爸交给女婿两封信，一封是写给妈妈的；另一封是写给他的老战友黄逸峰的。爸爸跟他说：“你不能在军部过夜，现在就走。马上去上海找微明，她在那里会告诉你怎么办的。”
当下，女婿拿着信从松江直奔上海。
妈妈看了爸爸的信，知道事情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带着女婿去找爸爸的老战友，同时把爸爸写给他的信交给他。爸爸妈妈都说女婿是湖南来的远方亲戚，老家闹饥荒，没的吃了。拜托老战友为他在外地找一份工作。老战友一看是爸爸委托的事情，就非常热情地帮助他。立刻给自己当年的警卫员写信，警卫员已经是江苏镇江厂子里的领导了，老战友托他给女婿安排一个工作，因为对于爸爸的信任，没有过多地打听女婿的背景。妈妈是千谢万谢爸爸的老战友，然后赶紧带着女婿告辞了。
他们走出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但是，女婿急着去了镇江。他害怕得厉害，觉得在大城市里容易出事，他连话都说不清。妈妈没有办法，就送他去上海北站搭乘火车。
临上车前，他一把握紧了妈妈的手。
妈妈说：“你这是干什么？”因为她感觉到，女婿把什么东西压在她的手心里。
女婿压低了声音说：“千万不要看，那是一根金条。”
妈妈脸都变了，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有规定，私人收藏黄金是犯法的。更何况……“你不要把这个东西给我，我们怎么是要收你钱的人呢？这黄金你赶快去处理掉，不然是要出大事的。”
女婿说：“不是给你们的。这是我们彭家最后的财产，七钱金子。全部的家当都给政府拿去了，这是师娘让我偷偷带出来，委托你们代为保管。”
妈妈说，她是又害怕又不敢拒绝。因为是爸爸恩师家里的事情，她必须把什么都承担下来，但是她还是害怕啊。她终于把女婿送上了火车。他在镇江找到了一份工作，安顿了下来。女婿通过我们家，半年给湖南寄一次钱，但是，他从来没有给湖南老家去过一封信。师娘和她的女儿带着三个外孙、外孙女一起生活。她们知道女婿好好地活着，还有一份工作，都放心了。直到师娘死了，她的女儿就带上自己三个孩子去镇江找丈夫。这都已经是一九五六、五七年以后的事情了。杀地主的风头也过去了，后来上面又说当初杀地主的做法，是有点过激、过‘左’了。所以再没有人来追究彭馥渠家的事情。彭馥渠的下一代，就在镇江安家落户了。
师娘死的时候，爸爸没有去送葬。因为他自己出事了。这一块金子，就差一点在爸爸被捕的时候，被发现，被招惹出祸事。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女婿来了一次上海，妈妈赶紧让他把这块七钱重的小金条拿走。妈妈从来没有向爸爸抱怨过这些事情。但是妈妈跟我们说，她非常不喜欢女婿这个人，不是因为彭馥渠先生，她才不会管这些可怕的事情，你父亲是把自己的命都抵上去了。
总之，战争是结束了。但是运动开始了，一个接着一个……
（19）父亲出事以后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九日的凌晨，父亲被抓走了。对于我们下一代，已经再也没有人记得这个日子，我也是查看了妈妈留给我们的记录，才确定了这个日子。但是，对于母亲，就是这一个早晨，把她后来四十年的生活全部毁灭了。刹那间，她变得苍老起来，脸颊也有点浮肿，眼睛开始往下低垂，以至于在马路上，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她都习惯不再抬起她的眼睛，不再朝任何人看去。这一天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标志，早晨对于我们家来说，没有什么新鲜的记忆，它只意味着，是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天边晨曦出现的时候，大家都开始要想想，怎样去面对它。
爸爸被抓进去了。但是王一平叔叔看了我第一版发表的书以后，指正我说：“你父亲没有被抓到上海的提篮桥监狱，他是关在特别的地方。当然，确实是被抓起来，关了进去。”
显然我只会用一种常人的理解去解释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些监狱的铁门，啷当的铁镣，这些充满戏剧化的描写。但是，它们并不存在于父亲的经历中。从一开始，他就不是履行一个普通犯人的程序走进了监狱，他是走进了另外一种黑暗之中，虽然它同样隶属于共产党专政机构的管辖。于是在自己追求的理想面前，他被彻底打败了，完全被否定。这一份阴郁，这一份毁灭，也许比明确的铁栅栏更让他无法解释和接受。
那些岁月对于我，是全然陌生的。等到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爸爸依然在监狱里。那时候，我已经三岁多了。我们家从原来的大房子里面搬出来，住在常熟路上。老保姆常常抱着我在弄堂口，在黄昏渐渐转暗的时候，站在那里，站在风里，等妈妈回家。那时候，街上还开着“当当”车，听着那铃声响过以后，我们就朝街对面的45路车站望去，老阿姨会说：“下来自己走走吧，婆婆累了。”可是，我死死地拽着她的脖子，就是不下来。那时候，我已经懂得害怕，害怕夜晚，害怕独自一人。我也会害怕，有一天，我要失去老阿姨，失去妈妈，但是，我并不知道，我正在失去爸爸。
半个世纪过去，“当当”车的轨道也拆掉了，但是，45路车站依然停留在老地方。
一九五五年春天，市委成立了“反胡风运动”的领导小组，组长是上海市委书记处副书记陈丕显，王一平叔叔是小组成员之一，他当时任职为上海的组织部部长，由他负责父亲的专案。王一平叔叔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天了，石西民从北京回来，当夜他们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因为毛泽东亲自在北京接见了石西民，并且问他，上海的反胡风运动进行得怎么样了。石西民如实汇报了上海的情况，还说：“一切都正在进行调查之中……”毛泽东非常不高兴，说上海太斯文了，“上海不是有一个彭柏山吗？”于是会上就为是否逮捕父亲的问题发生了争论，王一平叔叔坚持说，在审查爸爸的过程中，没有发现他和胡风有任何反革命行为。他强调指出：“不能仅凭报纸上的一点材料，就贸然采取行动。彭柏山在三十年代，他和胡风是一起在鲁迅领导之下工作的。抗战中期，和胡风中断了九年的来往，甚至没有任何书信传递。一直到解放以后，才来往比较密切。但是在这个阶段他和胡风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是有分歧的，并且对一些文艺观点也是有争议的。这显然都是属于正常的讨论范围。”
王一平叔叔还是坚持认为，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爸爸和胡风有什么反革命或其他非法组织的活动。会议开到深夜，多数人居于两可之间，只有王一平部长坚决不同意逮捕父亲。陈丕显说，为了防止父亲自杀，最后还是决定逮捕父亲。
（王一平叔叔同时指正我在本书第一版上说的，“在市委常委会上，组织部长王一平、统战部长陈同生、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三个部长举手反对逮捕父亲。”他说，那时候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民主形式。我说：“我是听妈妈告诉我的。”王一平叔叔说：“是的，那时很多事情都记不清楚了。但是他知道，那时候陈同生和陈其五确实在下面向领导表示了他们的反对意见，结果当然是遭到了批评。”）
领导上认为王一平部长是“右倾”。但是，王一平部长说：“是不是右倾，我说不清，以后再看吧。但是限时限刻要我把彭柏山搞成什么分子，我没有办法。初步审查的情况，我已起草了一份报告稿，连同有关材料都在这里。请市委另请人去搞吧。”说完，他就将材料推至会议桌子中间。这以后，市委就不再让王一平接手处理父亲的案子，他也被调离了组织部。案子由组织部副部长接管。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公安局的警察到了监狱，出示了逮捕证，要爸爸在上面签字。
父亲拒绝在逮捕证上签字，他说：“我不是反革命。一九四三年春天陈毅军长上延安开会，华中分局饶漱石临时接管工作，他命令我和黄逸峰率领部队向泰州国民党李长江部队做假投降，待机起义。我和黄逸峰认真研究以后，坚决反对。我们的这支队伍是非常坚强的，宁可战死沙场。这以后的三年游击战，我们的部队在敌、伪、顽三面夹击中坚持战斗，我们都坚持下来了。保存了部队，保存了根据地。我是反革命，为什么不乘机带着部队投降呢？你们可以请示粟裕司令，只要他批准枪毙我，立即执行，死而无怨！”
爸爸拒捕。
这是一个形式。就是这样一个形式，我想父亲也体现了他自己的人格。妈妈和爸爸一样天真，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会提高了嗓门，一再地重复着：“不信，你们可以上南京军区档案馆查嘛！都有记载的，你父亲就是不肯假投降！”
信不信都不重要了，现在形势需要的是另外一种解释。没有父亲的签字，照样可以行动，于是是日，父亲被正式逮捕。
“文革”以后，一直到我从美国回来，我才敢直直地问元化叔叔：“你为什么会在五五年抓进去以后，患心因性精神病的？”
这些事情，现在都说不清楚了，那时候是五十年代，还没有人经历过这么大的政治运动。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连一点准备也没有。那时候，像元化叔叔那样的人，对党的感情，几乎就是一个基督教徒对于上帝的感情，毫无怀疑，坚定地热爱！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就在一夜之间，被卷入了一次集体逮捕的状态，没有选择，没有申辩，没有思考的余地，什么都被剥夺了。你必须无止境地重复一句：我有罪！
可是，罪在哪里？谁也不能为自己添加一些莫须有的罪行。但是，你不为自己编织那些罪行，别人将对你进行惩罚。元化叔叔说，每天吃完晚饭以后，人就开始抽搐。头开始剧烈地疼痛。这成了一个规律，一定是吃了饭以后。对了，就是吃下这碗饭以后，人就开始抽搐。不能控制地抽搐，到了夜晚不能好好地睡觉，那疼痛带来的是一阵一阵的心慌，黑夜马上就要降临了，可是头却像被铁夹子给箍紧了，一点一点往里钻，疼得难以忍受。这时，头顶上的灯打开了，刺眼的照度，直直地逼视着他。身后是看守在那里打牌，不知是存心的，还是头太疼了，他们在那里猛地一拍桌子，在那里猛地一声叫喊，让人胆战心惊。还是在那里吃饭，还是在吃完饭以后，人开始抽搐，头开始剧烈地疼痛……现在，想起来已经晚了，甚至也不敢再往深处多想一点。那时候，怎么会没有想到，哪一天晚上不要吃那个饭，看看人还是不是抽搐？没有，那时候怎么会朝那么恶劣的方面去思考呢？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会在饭里放下一些什么……没有，就是没有这么去想，于是每到吃饭的时候，就把这一碗饭这么吃下去了，于是，每一次吃饭之后，人就开始抽搐……最后越来越厉害，甚至能感觉到那里的肌肉在被一点一点地撕开，疼得难以入睡。彻夜彻夜地失眠，那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日子。元化叔叔最后说，他也在里面自杀过。他用头撞墙，但是自杀未遂。后来嘴也歪了，眼睛也呆滞了。
当时，父亲和元化叔叔都关押在淮海中路的新康花园的房子里，他们是前后两栋房子。就在审查不久以后，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爸爸听到元化叔叔关押的楼里，传来叫喊的声音。他竖起耳朵在那里判断，在那里紧张地谛听着。当他知道这是元化叔叔的叫喊，并且听说是他发病以后的状况时，他向已经不再担任组织部长的王一平汇报，他恳请王一平能够帮助元化叔叔。爸爸说，问题可以继续审查，但是有病还是要给人治疗的。于是他们接受了爸爸的提议，给予元化叔叔以治疗。一直到隔离结束后，元化叔叔被家里人带到华东医院，请束宗华和夏镇夷医生诊断，结论为心因性精神病。
妈妈说，在隔离室的时候，那些人看见元化叔叔生病，高兴坏了，说是看王元化会说出些什么。他再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思维了，看他怎么把所有的阴谋都交代出来，还有那些纲领、计划、漏网的胡风分子等等。总之，终于可以从一个病人这里打开缺口了，他们真是满怀着希望－－一个精神病人会在发病的时候，把什么都交代出来的。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元化叔叔在发病的时候，大声地叫喊着：“我没有罪，没有罪！”他说，他从来就没有干过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害于社会主义的事情。没有！他和他认识的朋友们，一个都没有干过。他们是这么忠实于党，忠实于这个国家，这是他生活的信念，他从来就没有违背自己的信念干过任何事情。他把所有的诬告都推翻了。
那时候，母亲的形象对于我是模糊的，她一直一直在哭。在她下班以后，常常带我去黄逸峰伯伯家里。在那个年代，只有他敢于接待妈妈，跟妈妈说真话，告诉妈妈该怎么活下去。他原来是爸爸的上级，“联抗”的司令员。他们家离我们很近，就隔着几栋大楼。我跟在妈妈的身后，跑啊，跑啊，就跑去了。妈妈在里面讲话，我坐在客厅里和他们家的大孩子玩。可是，更多的时候，我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爸爸被捕以后，最艰巨的是妈妈必须写书面的揭发材料。去理解一个人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是去仇恨一个自己的亲人，却似乎是很难做到的。怎么能在一夜之间，她就必须说自己的丈夫是坏人？但是领导教导她说：“你是共产党员，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把彭柏山的反革命罪行揭深批透……”妈妈完全懵了，每次在接受教育之后，就像喝醉了酒似的往家走。
是因为实在走投无路，妈妈踏上了去黄逸峰伯伯家的路。她一边哭一边说：“我怎么揭发啊，除了自杀，无路可走。”
“你为什么要自杀？”
“想不通，也受不了。这不是人过的日子啊。我不能昧着良心说柏山是反革命，我们结婚十几年了，我要是发现他是反革命，我还会跟他过下去吗？我确实揭发不了……”
“你的处境可以理解。可是你不能死，柏山的问题正在审查，不管他有没有问题，你都不能死。你们有五个孩子，你要对孩子负责。”
“可是我不揭发，我怎么向他们交账？”
“柏山和胡风见面的时候，你也一起去的吗？”
“每次都去了，当时警卫员陈大悦也一起去的。”
“他们谈话，你在旁边吗？”
“在旁边。谈的都是家常话。”
“你认真想想，把他们的谈话详细写出来交上去，不就可以了吗？而且警卫员也可以作旁证嘛！”
“好，这些我可以写。”
“你写，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事实，也不要弄虚作假。”
“那是一定的。”
最后黄逸峰伯伯还会叮嘱妈妈说：“你要实事求是地写。一定不要夸大事实！……”
每次等妈妈从里屋出来的时候，我跟着她上厕所。坐在马桶上，看见她又在水池前面哭泣。我还老是要问她：“妈妈，你为什么老是哭啊？”妈妈就像做游戏似的，回答我：“妈妈的眼睛不好。”妈妈哭完以后，就在那里洗脸，她会洗了一遍又一遍，这样，似乎可以把眼睛的红肿洗掉，可是末了，眼睛还是通红通红的，哭得连脸颊都肿了。有时，她会打开人家水池前的小壁橱，在那里拿出一点粉，往自己的脸上扑一扑。这样，那浮肿起来的脸颊，不再显得那么光亮光亮。
小兰说，有一天她下课回家，只看见妈妈的床单上全是血，妈妈睡在上面。老保姆拿着一床小被子，垫在妈妈的身体底下，可是血还是不住地往外流。妈妈说，那时候，啊，真想离开这个世界，没有一点留恋。走了，不就是走了吗？只要还活着，就得装出很多样子，装得很快乐，可是，怎么装也装不好。看着母亲的面孔，小兰害怕了，她实在是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害怕妈妈会死去。她在那里大哭起来，这时候，妈妈努力对孩子微笑着，笑着笑着，自己也哭了。妈妈，大血崩了一次，最后还是在老阿姨的搀扶下，送到医院抢救，活下来了。
这之后，是爸爸在监狱出事了。他不是像元化叔叔那样走向极端的兴奋，而是走向极端的抑郁。他从来都没有向我们描述过他在监狱里经历的事情，对于他监狱经历的了解，是我自己的记忆。但是，妈妈跟我说：“你父亲这个人是很脆弱的，他在监狱里，又试图自杀……”这时候，我已经长大了，已经经历了“文革”，听妈妈说到这些，我开始对于“坚强”有了自己的认识。我不以为，坚强是什么了不起的品质。整个生命，如果对于父亲没有更多的意义的时候，坚强又能说明什么？死在哪里都没有任何区别。也许，死在自己沉默的真理里，还能找到一丝安慰。在外面不会再有希望，整个世界就没有真理。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答案都是一样的。
妈妈说，开始的时候爸爸还敢于跟他们争吵，他大声地说：
“解放战争还只是几年前的事情，历历在目。我在粟裕将军的指挥下，和皮司令一起打下淮海战役，打过长江。转眼这枪口怎么就已经转向我了。”在这最后的叫喊里面，可以听出有多少忿怒，冤枉……可是，再下去，这些声音却越来越低沉，最后进入一片沉默。他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他渐渐地明白了，谁也救不了他。谁也不能说话，即使是粟裕，在这个时刻，也必须保持沉默。
当年在国民党监狱里的时候，胡风代鲁迅先生给爸爸写信，靠着那几张明信片，他捱过了拷打，捱过了漫长的黑暗；如今，胡风被捕了，父亲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员，如果鲁迅先生还活着的话，这又会是一幕什么样的景象呢？后来，爸爸和他的警卫员被抓进了日本人的宪兵队监狱，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说：“让我们看一看自己的天空吧。”那现在呢？天空再也不属于他们这些人了，他该归属于哪种人呢？生命在黑夜里消失，在晃动着残光的幻景里变得模糊不清，在以后等待着的生活中，一切依然会是残酷的。夜里，爸爸躲在被窝里，一直在那里蠕动着，一直动着。看守不断地在向里边观察，不明白父亲在干什么。他还是在那里动着……突然，看守乘他翻身过去，背对着监视的小窗口的时候，猛地开门冲进了监狱，掀开爸爸的被子，一把抓住他的手。只看见他把自己的衬衣撕碎了，撕成一条一条，把它们编结成绳子，结扎在一起。他似乎是下了决心，想清楚了……为了防止父亲自杀，看守搬进屋子和他同住。
一抹苍凉的微笑，重新回到人间。
妈妈回忆说：“在你父亲自杀之前，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你叫小孩子都忘记我吧，你也忘记我吧。’……”母亲突然不说话了，“我们不要再谈了好吗？我怎么是个傻瓜，怎么一点没有想到，人都会有这一天，不再渴望活下去了……”
爸爸知道连死都不能选择的时候，他必须面对自己的生。爸爸向监狱提出，希望和王一平部长谈一次话。监狱答应了，王一平部长亲自到监狱去看望爸爸，他什么都说不出，只希望王部长能为他照顾一下这个家。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在他这样的环境里，活下去是比死更加痛苦，更加艰难，更加残酷。这需要更大的勇气去支撑。他跟王部长讲，多想看一眼自己最小的两个孩子。他推着自己往现实中走，他一定要逼迫自己看一眼这冷酷的生活，看一眼还没有长大的孩子，他必须给自己背上沉重的十字架，他必须为自己活下去找到理由……这一次，不是在监狱和大家一起搞什么绝食斗争，争取“读书读报的自由”了。轰轰烈烈的岁月已经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在他身后追赶着他的死神。他要用一切办法让自己再做一次选择，要么接受死亡，要么逃离死亡－－活下去。他是在和自己作斗争。
市委答应了爸爸的要求。
于是，妈妈带我和小梅先去常熟路上的“美伦”照相馆。我戴上了一顶兔子帽，两只兔子耳朵竖得高高的，我显得比真实的形象大多了。小梅在幼儿园里摔断了腿，用垫子捂着，坐在边上，我俩合影拍了一张照片。等照片冲出来的时候，老保姆和妈妈带着我们两个人，去探监。走到门口的时候，老保姆放下我，让我跑进探望室。她想让气氛显得快乐一点，她想让爸爸看看，我已经长大了，已经会跑了。可是，我站在那里没有动，紧紧地拉着老保姆的手，看着那一间长长的屋子，屋子的中间是一个大的会议桌子，爸爸已经和看守在那里坐好，等待着我们。但是，那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同样也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妈妈说，我坐在爸爸的桌子对面，小梅自始至终没有说话，她从来不爱说话。我趴在桌子前，居然跟爸爸，跟我不认识的爸爸说：“你好好的，早点回来吧，我们都在等你。”说完以后，大家都笑了。大概是我太小，没有人想到我会说出这么一句完整的句子，连看守都笑了。妈妈说，从来都没有人教我，怎么已经这么会说话了。临走的时候，妈妈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为父亲留下其他任何东西，只把那张两寸的黑白照片，我和小梅的合影交给了父亲。
一抹苍凉的微笑，重新回到人间。
晚上回家，妈妈就去晓岑的屋子，到那里不是去跟晓岑说话。她是去向一个警察汇报自己的行动。
那时候，公安局派了一个警察住在我们家，监督妈妈的行动。如今想到这些往事，我和小钧、小梅都会哈哈大笑。五十年代，人们似乎还不知道政治有多么复杂，在这混乱之中，政治游戏也会给我们的家庭添加一些人情和笑话。于是在黑暗的日子里，我们比别人更早地理解了黑色幽默，这为我们带来了欢乐。虽然这个欢乐来得那么晚，但是我们不再记得当时的痛苦，不再记得那间压抑的小屋，因为有了这个小警察，让我们这个没有生气的家变得滑稽起来。
那时候，小警察还很年轻，刚刚二十岁出头，就在晓岑的屋子里，搭了一个行军床和晓岑同住。小警察白天到公安局上班，晚上回来监视我们。他很寂寞，特别是在放假的日子里，他都不能外出，必须和我们一家挤在那几间小屋里。可是，家里没有人跟他说话，谁都不敢和他说话啊。除了我们的老保姆。因为她是劳动人民，出身贫下中农。在小警察的生活里，老保姆变得像母亲似的。
她慢慢地跟他聊家常，关心关心他的个人生活，有时也顺便把他的脏衣服洗了。那时候，他从乡下出来有两年多了，情绪很不好，一直找不到对象，也没有人可以商量。乡下老家总是来信催他快把婚事定了，因为他也不小了。在乡下，他这个年纪的男人都已经抱儿子了。可是乡下姑娘，他是再也看不上了；老保姆很关心他，为他介绍了好几个女孩子。可城里人，唉，人家眼界也高……一直到最后，老保姆带来了邻居家的小保姆，那个女孩子梳着一根好长好长的大辫子，一直拖到腰上。小警察一看见她，脸就红了，小保姆也腼腆得说不出话。老阿姨高兴地跟我们说：“成了，成了。这一次是一定成了。”大家在那份紧张和无聊之中，开始真心地为小警察高兴，毕竟是一件好事，给我们家那么黯淡的生活带来了色彩。老保姆也觉得自己成人之美，做了件积德的好事情。
小警察开始急着结婚，他不要在我们家再住下去了，连约会的地方都没有。女孩子来的时候，还要老保姆出面，把我们这些孩子从厨房里赶出去，给他俩腾个地方。厨房的门“砰”地在我们身后合上了。我们挤成一团，在走廊里和老保姆一起笑啊，笑得快乐极了。
小警察突然发现，他原来是天天在加班加点地工作。于是，他变得焦虑不安，实在是烦透烦透。他给领导打报告说，至今也没有发现朱微明的反革命言行。他请求组织上另外来人接替他的工作。那个年代，和“文革”还不一样。人，似乎还有点良心，还敢于说一些真话。反正就这样，小警察在我们家住了一年多，最后带着一份感激离开了。这以后，就再也没有任何警察搬进来住了。
（待续）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