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站立的灵魂
总以为写完了《他们的岁月》，就该从阴影里走出来了；原以为书出版了，就会把往事忘却；更多的时候，会以为读者的赞许认可，会与我一起分担对历史的思考。可是，一切的一切都不可能因为一本书而改变。十年过去了，我依然不敢回头想，不敢重新翻看书页，似乎那潘多拉魔盒里的妖怪随时在等待着我。直到昨天，华东师大出版社通知我，他们愿意再版《他们的岁月》的时候，希望我再能增添一些什么，是什么呢？我偷偷地掀开了书页的一角，一眼看见的是父亲和厦大学生的合影，那时候他只有五十二岁，可是消瘦的脸庞，让人觉得他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夜里我和朋友坐在一起打扑克，光线很暗，我辨别不出是什么时辰，突然看见窗下有人在叫喊：“老李，来抓人了！”似乎是对我身边的人在叫喊，可是身边坐的是上海人艺的美工老朱叔叔啊，怎么叫他老李？我看了一眼老朱，奇怪的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转眼他就不见了。四周的人还在出牌，没有发出声音，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放下纸牌朝门口走去，房间里多了一些陌生人，他们都看着我不说话，我打算走边门出去，可是边门锁着。我蜷缩起来，为了不让人看见我，我把手放到胸口，可以抱住自己的身体，把体积缩小，不再被人注意，特别是不被那几个多出来的陌生人注意，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但是，我觉得胸口疼痛得难以忍受，低头一看，才发现手臂上长满了整整齐齐的两排牙齿，它们蠕动着，上下啮啃着我的胸口，猩红的肉沾满了鲜血，赤裸裸地展露在那里，我完全被吓住了。深夜，我睁大了眼睛，四周依然是那么黑暗，现实的黑暗和噩梦搅和在一起，我无路可逃。
黑夜里，让我想起了在七九年我去厦大的日子；后来是在○九年的春天，在香港看见了刘再复老师，他是父亲在厦大的学生。看着我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你看真快，都快五十年了，各种真理都是相对的，只有一个是绝对的，人生太短，时间不够用啊。”我不说话，我怎么常常是感觉到，人生真长啊，怎么过也过不完？和刘老师相视而坐时，没等我提问，他就开始讲述了。对于我们来说，这个谈话显得很自然，这里没有任何功利的需要，这里没有值得掩饰的后悔，作为学生，他没有在父亲倒霉的时候落井下石，所以回忆变成最真诚的。他不对我说“你父亲”，而是一口一个彭老师彭老师。
“彭老师对我的一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人生中能和彭老师相逢也是重要的事情。真的，我一直说我的青年时代，读高中大学，是真正的青年时代。中学、大学时候，有两个非常深刻的记忆，一个是中学图书馆，那时候我就读的是国光中学，可能是一个华侨中学，李光前办的，可能也是我们福建省最好的图书馆。我很用功，感动了图书馆的老师，于是假期里他都把钥匙交给我；那个时候，整个人就是沉醉在书里。西方经典，雨果、莎士比亚就是我年轻时候、记忆最好的时候读的，所以后来上大学的时候，郑朝宗老师考西洋文学史，二百人只有两人得了缘分，我就是一个。他很奇怪，在我的考卷上题了诗，意思是说，你怎么会考得这么好。
“到了厦门大学，我碰到了两个非常好的老师，一个是彭柏山老师，一个是郑朝宗老师，他和钱钟书是好朋友，在清华剑桥就是好友，钱钟书的研究生第一批就是他带出来的，那时候他西洋文学非常熟悉，造诣很深；但是彭柏山老师对我影响非常大，不光是知识的，就是我常常说的，彭老师，真有幸碰到彭柏山老师，真的人生有幸啊！人家说三生有幸，真这样啊，一个做人、一个做文，两项对我都帮助非常大，有些人可能不很明白，怎么说呢？先说做文，那时候厦门大学没有写作课，过去大学里都看文学史，搞研究。这个彭柏山老师就说要开写作课，他来之前就已经传说了，彭老师要来，而且那时候我们二十几岁的学生，我们知道彭柏山老师是谁，知道他被打成胡风分子，我们知道他过去是将领，解放福建的时候他就是副政委，所以当时我们就很崇拜他，而且我们知道他是左翼作家。
“鲁迅先生还表扬过他，提过他，所以那时候我们非常感兴趣，特别是我，觉得非常高兴，一来之后，还没教课的时候就很想见他，后来到系里来，还做过全系的演讲课，我们去听，特别崇拜他。那个高兴啊。那么后来他说，让他教写作，可是彭老师他有个性，我们二百个，他只教二十个，他选二十个，我们同学有的记错了，说只选了十个，我说记错了，肯定是二十个，因为我是课代表。我那时候是团支部书记，兼任课代表，我写作还是比较好的，挑选了二十个，而且让我当课代表，所以我就有机会了。
“他选了二十个，亲自选的，可能先看作文，他非常认真！当然报名的很多了，那么第一次作文，我们战战兢兢很认真的，不是出题作文，哪怕平时写好的东西，自己觉得满意的交给他都可以。我第一次印象非常深，我交了一个五六千字的文章，我期待着彭老师的表扬。没有想到，他说：‘你们二十个的作文我看了，我很不满意，有的不能及格。’他还说：‘你的作文还可以，但是只能给你源分，对你已经很宽了。’他说的这段话，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说你们写文章，这个涉及文学观念，你的这个文章就光讲自我，没有讲社会，没有讲时代背景。我刚开始不服气，我说，文学，不是很个人么，为什么一定要写社会时代呢？他说，‘你这个个人是要与社会和时代的内涵发生关系的啊。太纯粹的个人情感，让读者看什么？’所以他建议我以后注意观察这个社会和时代。最让我感动的是他说：‘你看，我看了你的作文给你做的修改。’哇，吓我一跳，十几张稿纸，给我改得密密麻麻的，中间很多眉批，批评得很尖锐。比如，这句话太罗嗦，这句话根本就不通。有的时候，这段完全可以删掉，给我删掉了好几段。当时告诉我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你知道托尔斯泰说过的一句话么？他说天才就是会删掉没有用的东西。’后来这句话刻骨铭心了，彭老师告诉我的，写文章的废话，没有用的话，一定删除！所以当时非常严厉，他一次一次给我改作文，真正让我懂得了写作。尽管我以前比较骄傲，觉得自己文章写得不错，但真正是他教我怎么做文的；再一个，他告诉我，‘你一定好好读鲁迅的书，现代作家里，最精彩的，最伟大的就是鲁迅！所以要好好读’。过去我就是一般的读，从那时候，我就开始非常认真地读鲁迅的书了。而且他说鲁迅很有思想，我们最终要有思想，这都是彭老师告诉我的，鲁迅有自己的文体，还有鲁迅的精神！”
这里，我忍不住打断了他，因为我都渴望当一名父亲的学生，怎样算是鲁迅的文体？
“鲁迅的文体，一个是有自己的语言，不重复，他的语言是不可替代的；另一个对文体的解释是，文体不是形式，文体是一种情感思想融合起来的东西，所以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很特殊的艺术存在。他不认为文体就是形式，是这几个融合起来形成的独特的艺术存在。所以我觉得他当时很了不得。这是做文，还有一个是做人，整个做人，这不光我一个人，我们同学谈起彭柏山都很尊敬他，都感觉到这太奇特了，能碰到这么一个老师。很难得。他不仅有才气，他是个作家，对文学艺术也有真见解。关键的是他有正气、傲气，这个东西，用我们评论说就是有骨气。在那个时代的氛围下，个个都小心谨慎，谁敢讲自己的心里话？可是他呢，当时的处境还那么不容易。系里面领导警告我们的，说他和胡风是如何如何的关系，等于对他，就是说要划清界限！可是这个情况下，他根本不在乎这个东西，照样很高傲地做人。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站在他面前，彭老师这个人，你立刻会感受到他的傲气。
“他很厉害，他对社会对人生对写作，都有自己的看法，不像有的作家根本不行。他有的时候批评起来是很尖锐的，他说很多作家倒退了，有的作家根本不行，有的根本不该创作。他很厉害，我当时感到，无论谈什么东西，跟他谈起来，都不同，所以那个时候，我办《鼓浪》那个杂志，我当主编了，第一期我就让彭老师写个东西，他就写了一首诗，《高傲的战马》。我的印象很深啊。我感到非常可惜丢掉了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原稿，我现在没在手里，没有保存好。实际上这个‘高傲的战马’写的是他自己。他到厦大，俯首甘为孺子牛，变成老牛，在这耕耘，为这些学生；他讲了一个大角色的转变，从战马到老牛的转变。我们那时候几个同学看了都很感动，但是，不能发表！我们系里向上面请示，还是说不能发表。我气得要命。没办法。在那种社会氛围里，你能怎么办？我后来写文章就说，一个为我们打下江山的老将领，连在我们的黑板报上，在我们办的小刊物上发表文章都不行。
“心里面很不平，但是心里面依然很崇拜他。他有才，文武双全啊。我们系里面看到我们很有才气的一批人老跟着他，他们紧绷一根弦，怕出什么事，非常荒诞的，时代是很荒诞的时代，人的脊梁都挺不起来，这样的时代，怎么会出优秀和卓越的灵魂，出大知识分子？是悲剧的时代！我们年轻人里，都说人家彭老师是文武双全，而且他这种东西很特殊，我们说他到我们这里来是一个异数，很少见到的，很少见到这种人格的，所以我说，我在大学很幸运，跟彭老师相逢了，教了大概一年。平时因为学校宿舍，不是像其他老师，有一个单元，有家属，他等于和单身汉老师住那个楼，他只有一间房，十二平米，很小，一个小床，很小，很质朴。所以我们几个同学经常到他那里谈，找他也很方便，我们每次去，他都很高兴。后来我出国了，还是非常怀念他。他写的《战争与人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我特为写了一个文章，叫做《从炼狱中升华的灵魂》，《读书》杂志发表的，那是我的一个感受。本来经历过战争熔炉考验，没有想到战争结束后，又经过了这个新的炼狱，从炼狱里升华，我说他就是高傲。他真的瞧不起很多作家，不管是境界还是文字，他都很不满意，那时候我们都不大能完全理解，以为他太骄傲，但是现在看来，才发觉他是对的！中国很多作家都太平庸。后来我对我自己说，我至少有点，每次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彭柏山这个名字。也是他的名字进入了我的灵魂，让我想到这个东西，就是要让‘灵魂都站立起来’！有些原则的事情，我绝对不可以随波逐流，不可以这样做。像彭柏山老师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他的灵魂都没有跪下，所以我绝对不可以的！回顾我走的路，这点我是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我丢掉了很多东西，桂冠、荣誉、世俗的角色，但是我一点不在乎，因为我留下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人的尊严，人的骄傲。
“这个东西我相信，彭老师对我是有影响的！他，一个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解放军里的将领，但是我觉得他身上有点贵族气，他长得皮肤挺白的，个子不是很高，可他走路，都直直的，胸部是挺着的，这个形象，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中国不是缺少文化知识，是缺少文化情怀！就是蔡元培讲的文化情怀，缺少知识分子的骄傲、思想者的骄傲、思想者的尊严。彭老师正是有这个东西，越想越宝贵。随着时间拉开的距离，越想越宝贵！
“后来我从聂绀弩那里又进一步认识到这点。”
记得，我也记起来了。七九年母亲去北京的时候，把刘老师带去见了聂绀弩伯伯，那时候，聂伯伯刚出狱不久。
“你说怎么这么巧，人生有很多偶然的巧合，后来我和聂绀弩成为忘年交，所以，聂老先生的悼词是我写的。聂绀弩最后去世的时候，把监狱里写的东西都给了我，还有九箱子线装书。他给我写过四首诗送给我；其中，还给我在书上题字，对我可以说是肯定的表彰，我很感动，他说我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文如其形，思为真，思为善，思为美，思为文人形’。他这样表彰我，文人形就是真善美，你看他和彭老师，过去是战友、文友，他们三个人，聂绀弩、柏山、黄源这三人的照片，是很经典的照片了，他当时就给了我一张。聂绀弩说，‘我和柏山有点相同，我们什么都不在乎！’你看聂绀弩坐牢了，但是他不在乎，他继续他的思想，继续他的思考，继续他的写作，所以他给我的诗最后两句是－－‘彩云易散琉璃碎，唯有文章最久长’。
“就是你好好写，精神写出来，心灵写出来。聂绀弩还说，柏山和我真的一样，都不在乎，升降成败输赢都不在乎，但是要坚持自己的品行、坚持自己的写作，也就是说灵魂一直是站立的，我相信这是最宝贵的东西，也是最难得的。所以我现在很多感悟，就和这些老师的教导都有关系。我讲道德经，回归朴素的生活，这是一个层面，但另一个最难的，就是老师教导我，是你有了名声、地位之后，保持质朴的内心，正直、正义的质朴内心，这是最难的，我追求的就是这个，这恰恰是彭老师给我的教益，我觉得这才是无价之宝。
“很多书，我自己可以看，很多写作方式，我可以从其他作家的文章里去吸收；但是唯独这种精神不容易得到，所以我说我和彭老师的相逢对我的人生影响很深刻、久远，他这种精神注入我的心灵，我自己的体验是最可靠的，成为我灵魂的一部分，什么都打不掉了。这个非常好，要是我有机会，我再到厦门大学，我就要说，不要忘记这种东西，真的是，我们老师给我们的，很多年，经历了几十年，很多是无价值的，都丢掉了；但是有价值的，最美好的东西，我们看得也很清楚。
“本来，中国人说人如其文，但钱钟书的《管锥篇》里面说，文不一定全等于人，创作主体和艺术主体一定不全相等。像唐太宗，可以驰骋沙场，但是他写的东西很婉约，这是一个类型；还有一个类型，是人和文很统一的，比如彭老师，是一致的，是融为一体的，对我来说，彭老师的榜样就是人和文一致，就是聂绀弩说的‘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文如其形，思为真，思为善，思为美’。三个融合起来，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追求的境界。所以这两个是互动的。彭老师这精神，影响我的精神内涵，我的散文带有精神的力度，精神力度和人格水平是有关系的。有时想来很奇怪，在我们那个时代，还会有彭老师这样的精神，值得研究，是个例外。也许只能解释成是天性？很多有他这样经历的人，不会像他这样。我想不明白是不是他的天性造成了他的独特？没有任何的奴才气，只有骨气。”
这对我是一个提醒，真的是人以群分。这些胡风分子似乎都是这样站立着的灵魂，从胡风先生本人开始，到他们的分子，到阿垅到贾植芳路翎等等的所有分子，他们都没有低头。以至于徐放叔叔跟我说：“一九六五年在秦城放我的时候，日子我都记得，九月二十七日放的我，我最后一个。我捣乱啊，顽固。最后才放我，我就是想不出来，老死秦城了。出来还不是那样么？在不自由的地方哪里不是监狱？你说是不是？”不幸被徐放叔叔言中，一年以后，“文革”开始了。他在外面的境遇竟然比在监狱里更糟糕！啊呀，又扯远了。
刘老师依然在说：“彭老师那种不屈的精神，真难得！我们过去说，‘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常常都做不到，很难做到，但是彭老师真的做到了，很不容易。所以做文不一般就不容易，做人不一般，那就更不容易。那个年代做人，是要夹着尾巴做人呢，还是昂起头做人。我们只能有这样两个选择，彭老师告诉我们就是要昂起头，灵魂要站立起来，你做人好，文章才好，这对我写散文有终身的帮助。从做文来说，因为小说是叙说，但是写散文是直说，你不可能掩盖自己的人格，甚至写诗有时候可以是叙说，但是散文没有办法，必须把整个灵魂端出来，要直说，所以你是怎么做人的，就非常重要了。
“彭老师这样的人格精神，能够带给我们学生，就非常重要了。所以我的散文，要么就不写，要写就要有力度，没有力度，就没有思想。我现在追求学问思想文采三个统一起来。彭老师说一定要有思想，不要老是学问的姿态，也不要老是文采的姿态。思想！所以他点破的东西，要会听，听了进来以后有影响，那个时代，听到这种声音很不简单，这种声音很难得，在我内心，心存感激。
“厦大的这两个老师都去世了。郑老师也去世了，去世十年了。”
我默默地听着刘老师叙说我的父亲，还是控制不住，眼泪最后淌落下来。不是因为有人对父亲还存有这么深的感激之情，不是因为对缺席的父亲的怀念，更不是因为我个性本身的软弱；而是那么多年过去了，我竟然没有感受到父亲真正的价值，没有意识到，他是这样一个站立的灵魂，而这个灵魂又是如何被污辱与被损害的。
（23）生活中最后的寄托
一九六五年的秋天。
夜里的时候，父亲突然回家了。那天既不是假日，也不是出差，可是父亲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回来了。我光着脚就往门口跑，妈妈站在那里等待着，显然她早就知道了，但是她没有告诉我们。爸爸妈妈见面了，显得很冷静，他们互相看了看，停顿了一会儿，妈妈才问爸爸：“还好吗？”
爸爸说：“还好。”
“这么快啊。”
“是啊，连鉴定都没有做，就让我动身了。”
“东西呢？”
“没有多少东西，都托运了。”
我大叫着：“爸爸，你在家里住几天啊？”
母亲回头看着我，恶狠狠地说：“回去睡觉，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要老是在那里打听。回去。”
我怏怏地看着母亲，心里充满了仇恨。我母亲不会像小说里或者是电影里的形象，她总是那样焦虑不安，像一团火，烧得那么旺盛，马上就要蔓延开来。但是，不知在什么时候，她就被人死死地抑制在那里，那火也被扑灭了。在灰烬中，她跟我们说话，既不耐烦也不明确，除了训斥，就没有其他什么可说了。在她那里，我丧失了自信，我总是跟人家说，我的这一辈子就是生活在母亲的阴影底下，什么希望都没有，时时刻刻在看着她的脸色。爸爸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脑袋说：“崽，快去睡觉，明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王元化叔叔在六十年代的照片。他说：“我和你父亲也没有一张合影，实际上我们那时候，哪有什么情绪去拍照片啊。”
等到父亲把话说出来的时候，我又感觉到一种无法解释的委屈，什么“明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这似乎又是一种什么暗示，是什么呢？我太小了，说不清楚。甚至是今天，我都说不清楚这一份痛楚的感觉。但是，那时候，我已经会感觉到什么了。那时候我是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直到大了，我才理解到，从父亲的那一句话里，我重新嗅出了离别的气息，是对于离别的一份恐惧。对于这份恐惧，我们是太熟悉了，所以即便是那么小的年纪，我们都会体验到它。我在那里哭了起来。哭得有点突然，母亲更加生气。
“怎么你父亲一回来，就变得这么娇气，演戏给谁看啊？回去睡觉。你父亲对你怎么了啦，哭什么啊。”
那一次是爸爸突然接到中央教育部的命令：调彭柏山去郑州河南农学院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调令一到，父亲在三天之内就动身了，他只拍了电报给妈妈，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时候，我们谁都不知道。
那时候，我实在是太小了，根本不知道体谅母亲。那时候，在我们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但是，其余的人除了说“热爱”和“万岁”之外，是什么都不能说的。我们就生活在“其余”的人中间。我们好像还是非常快乐，不管是装出来的，还是真的，我们都要表现出他给了我们幸福。
到处都是穷人，到处都是贫民区，这穷困就像沾在我们身上，永远也无法去掉的泥土味。四处都是垃圾，四周都是一条条小路，我们这些发育不全的人，站在路边，看着有权有势的人和他们家的孩子，多希望能从那里得到些什么。我就这么生活着。亲眼看着我们家的人，干活，忙碌，死亡。像许多动物一样，不断地生老病死，平淡无奇。我们都是无用的人，从岁月的深处涌现出来，接连不断地有人在我们面前死去。而我们还待在那里，希望活得好一点……
第二天，我中午放学回家吃午饭的时候，父亲还在。他看了我的三篇作文，然后我听见他在对妈妈说：“孩子真的长大了，文章写得有板有眼。特别是那篇记叙文，感觉写得很好，很真实。”
吃午饭的时候，妈妈为爸爸炖了一只老母鸡，爸爸为我和小梅一人碗里放上了一只鸡腿，还为我们舀了一大瓢鸡汤，也算是对我的奖励。妈妈很不高兴地跟父亲说：“这鸡不是买给她们吃的。她们以后有的是机会吃。你自己多吃点，吃了好上路。”
这时，我变得懂事多了，我没有埋怨妈妈。我知道，我不该吃那么多，听妈妈说完以后，我自觉地把鸡腿放回到砂锅里。爸爸说：“崽，吃啊。”我说：“我不喜欢吃鸡腿。”然后喝了一大碗鸡汤，匆匆吃完饭就上学去了。记忆是那么清楚，走在上学的路上，我回头朝自己家高高的小晒台上望去，爸爸站在铁栏边上，我拼命地向他挥手，我大叫着：“再见。”爸爸没有说话，微笑着，向我做了一个手势，让我快去上学，我一直走到很远的街角，回头看去的时候，他还站立在那里。我从来都不会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看见爸爸。那次，他只在上海停留了一天半，等我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屋子里空空的，妈妈并没有去火车站送爸爸，只是急急忙忙赶去上班了，她还没有回家。那个空屋子静得很，像是一个久已被抛弃的墓穴。这个形象，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家，永远像个坟墓，没有光线，四堵死死的墙壁，悄然无声地把我们最后的一点欢乐埋葬了。
小钧常常跟我说：“我多想把爸爸待过的那个地方，河南农学院的图书馆画给你看。他们给爸爸工作的地方，小得连气都透不过来。漆黑漆黑的。是在一个楼梯的斜坡下的空隙里，就是楼梯的板子底下……楼梯是那样，那样直接顶在爸爸的头上。你肯定想象不出来。那里真是一点光线都没有，就在那样一个墙旮旯里放了一张小桌子，一张条凳。爸爸就在那里整理各种书籍，写东西。”
这里的条件比青海师范学院还要差，爸爸什么都不说了。这时候，他已五十六岁，他写信给妈妈的时候说，他再等四年就退休了，他会带着我们两个小的，一起回湖南老家去。他自己来教我们读书，就这样打发晚年吧。妈妈说：“你这个父亲，就是想入非非，跟着他跑到湖南那么个穷地方还会有什么出息，当农民去？”
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元化叔叔说：“我觉得到了晚年的时候，你父亲常常跟我说，生存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只有责任感，完全是对你们孩子。他跟我计算，他再活多少年，可以把这几个孩子都拉扯大，他们出道了，他的任务也就完了。他多少次跟我流露这种情绪。我觉得他到晚年，已经没有什么目标了，像自己还要翻身，自己将来还要做什么啦……没有了。他只是考虑对子女的一些想法。我甚至记得他到我们家，连我父亲都讲，PENG，就是英语拼音的‘彭’，怎么情绪这么不好啊。从前的时候，他不是这样的。后来你父亲常叹气，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我不知道你还有这个印象吗？”
我默许地“嗯”了一声。现在不论你们说什么，我都觉得不过分。不要说父亲了，当我听着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感觉到窒闷，已经不能承受，多想深深地叹口气。
元化叔叔说：“最后一次看见你父亲，也是他去河南农学院那一次。”
“他回上海才一天半的时间……”
“他来的，他来的。就是那一次，他来告别。他除了自己家里，就到我这里来。他也没有其他的朋友了。他来时，我记得是下午。我们就坐在那个吃饭的桌子上的。他说：‘我要到郑州去了。’我说：‘你怎么要去郑州了？’他说：‘是啊……’连他也搞不清楚什么原因。他总觉得有人在搞他。我给了他首诗。诗，我现在还保存着。这首诗是《送柏山上路》，是什么时候写给你爸爸的呢？实际上是他刚刚到青海去，回来跟我讲了。他中间不是回来过几次，我已经跟你讲了，他完全是充军发配去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这首诗，但我并没有给他。直到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把诗给他了。现在想想这事情真是非常怪的。”
真的，怎么会是一次诀别。
“是他到郑州去的那次，你给他的？”
“唉。”
“妈妈说，那次他很奇怪，她看见爸爸在烧东西，烧掉一些他自己写的东西，把你写给他的诗也烧掉了。”
“他会背啊，他把它背下来了。后来他在写给我的信里还写了我的两句诗，‘豪情都做断肠梦，岁月渐摧鬓发斑’。”
“噢，背下来了……妈妈说他特别难过，临走烧掉好多东西。”
“他已经要走了，我叫住他，我说：‘柏山，我有一首诗，我要送给你的，我一直没有给你。’他就说：‘啊，你就给我吧。’我说：‘这就写给你吧。’那时还是住在皋兰路上的时候……”
送柏山上路
边城风雪锁春寒，千里荒漠万重山。
墨翟有感哭歧路，老聃无意出函关。
豪情都做断肠梦，岁月渐摧鬓发斑。
心事茫茫谁堪诉，问君更得几时还。
这是在白天的时候，但是恐惧已经在阳光里渗透进了爸爸的生活，点点滴滴地洒落下来。爸爸已经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下都不再愿意被文字牵连，连元化叔叔这么一首小诗，他都不愿意带在身上，不要再给任何人，也不要给自己的生活添麻烦了。文字，在我们的生活中，变成一个累赘和惧怕。触摸到它的时候，就像触摸到了杀人的武器。在去河南之前，爸爸似乎想把所有的这些“武器”都扔掉。他的预感一定是坏透了，不然，他不会烧掉这些东西的。那是一九六五年的秋天，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似乎他闻到了什么气息。他已经无法预测自己的明天，他只是想完成他战争年代就念及的“写作”梦——最后一个梦想了。他要完成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人民》。
还是在一九五七年初的时候，他刚从监狱出来，就开始着手写这本书了。当时，元化叔叔是他唯一信任的朋友，于是他把写过的每一稿，甚至每一个章节都拿去让他看看，听取他的意见。似乎在一九五九年底，在临去青海之前，爸爸的第一稿完成了，他把稿子首先寄给了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他总觉得周扬是会帮助他的。但是，稿子很快就退了回来，周扬告诉爸爸，他的作品不能发表，因为离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离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太远。他写的女主人翁小资情调太重，不能正面表现我们伟大的人民战争……爸爸认真地听取了周扬的意见，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稿又一稿地改写着这部长篇小说，直到在河南农学院的时候，在小钧描述的那么糟糕的生存环境里，他还在那里修改着。已经十一年过去了，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写作，这是他第六次修改这部三十四万字的长篇小说了。
很多事情是说不明白的。元化叔叔最后跟我说：“你父亲那时候，还是有一份幻想。他总以为自己是鲁迅的学生，虽然政治上出了问题，但是他的作品是可以和他的政治问题区分开来的。他亲自参加和指挥了淮海战役，在这点，他认为，中央一定会肯定他的功绩的……”
爸爸应该说是天真的，是这样吗？他怎么会这样去思考，他怎么会把问题想得那么简单？但是奇怪的是，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我们又都觉得，爸爸也不完全是我们理解中那样幼稚的人。一天晚上，我们又说起了往事，元化叔叔说：“那时候，我才真是幼稚啊。刚从监狱里出来，还振振有辞地跟你父亲说，我要给主席写信，我要告诉主席，是有人在里面捣鬼，我们都是冤枉的。他们在欺骗主席，我们不是反革命。”
爸爸摇了摇头，说：“元化，你怎么一点不明白啊，就是他啊……”爸爸没有把话说完，仅仅是伸直了他右手的食指，在一片沉默之中，清清楚楚地朝上指了指。
元化叔叔紧张地看着爸爸。
爸爸肯定地点了点头，依然伸着那个食指：“就是他……你千万写不得啊，你写了要出大事的。”
接着是一片沉默。
此时无声胜有声。
元化叔叔对我说：“我当时真的很惊讶，不是你父亲跟我说这话，我说不定就给主席写信了。这会惹出多大的事情来啊，怎么再敢往下想？”
我默不作声看着元化叔叔。那是夜晚的时候，他跟我说完了这件事情。已经是过去四十年以后的一个夜晚，已经是可以开口跟我这样下一辈的人谈论了。但是，我还是感到一阵阵的寒气，一阵阵的惧怕。父亲被人从背后推进地狱，却什么都不敢说。只是默默地向元化叔叔伸了一下食指，仅仅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一旦被人告密，同样是可以制人于死地的。难怪连元化叔叔都会感到一阵惊恐，爸爸的思想什么时候走得那么远，什么时候学会了怀疑？夜晚，我多想冲出屋子去大喊一声，几乎是要吼叫。真的是精力过剩，没有一点控制力，我感到害怕。在这个世界，我们因为地域、时间的关系，学会了逆来顺受。但是隐隐地发现，依然是不能接受这一份虐待，这一份折磨。但是我们还是被陷害了。
从过去到现在，我都习惯在这种暗示和窥视中说话。遇上大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是最安静的时刻。日子也是这样，爸爸在河南农学院的时候，越来越不爱说话，在那里他甚至都没有交任何一个朋友。“文革”的烟火味在渐渐地弥漫开来，父亲在政治上是非常敏感的，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底的时候，他把最后一稿《战争与人民》用工整的毛笔小楷，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誊抄了一遍，然后用布包上，挂号寄到上海，让母亲为他保存。这简直像在做一次人生的诀别，连母亲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这书几乎象征着父亲的生命。她什么都没有跟我们说，只是对晓岑，家里唯一的男孩作了一点交代。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剩下的书信和一些与文字有关的东西，被造反派抄去烧毁了。
为了《战争与人民》，妈妈被上海译制片厂的造反派抓走了。
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二日，妈妈出去以后，就没有回来。已经是深夜了，还是没有得到母亲的任何消息。我和小梅、小兰都不敢猜测，也不敢到上海译制片厂去打听，实在是害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她明明是大早出门的，当时什么都没有说。不该会有什么事情吧？我们互相看着，谁也不说话，因为一开口，似乎就会把厄运带来。突然，门开了，晓岑被译制片厂的造反派押着走进了屋子。造反派站了满满一屋子，只有晓岑一个人在那里翻箱倒柜地找着什么。我们愣在那里，就那么张望着。戴学庐走来向我们宣布：“叛徒朱微明从今天开始，接受革命群众的隔离审查。她已经交代出一部分的反革命罪行，其中就有，她把反革命分子彭柏山的反党小说《战争与人民》让彭晓岑窝赃起来的罪行。我们已经发现了新问题，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叛徒。她还做过汉奸，甚至要做伪警察局长的小老婆。你们要站到革命队伍中来，揭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
黑暗中，我们站在那里，低着头。已经记不清到底还说了什么，只听见，晓岑突然说道：“我想起来了，小说放到青浦一个朋友那里了。”接着两个造反派押着晓岑走了。另外一些留下来，开始在我们家抄家，许多带文字的东西都拿走了，书橱贴上了封条，直到深夜两点才结束了抄家。可是隔日，他们又来了，一切又重新开始。家具也被拿得不剩什么，我们开着门，随便他们自由地走进走出，也没有什么条子之类的东西，爱拿什么就拿什么吧。我和小兰的同学干脆在空屋子的中间拉上一根绳子，在那里打板球。我们不完全是在那里装出一份快乐，真的是有点习惯了。这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只要人还活着，还有最后的一份希望。只是隐隐约约感到一份不安，晓岑跟他们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消息，再也没有回家。
为了这本书，元化叔叔也被牵连进去了。河南农学院的造反派冲到了上海作协，非常野蛮地要元化叔叔交代。
元化叔叔跟我说：“他们狠得不得了，在我那里胡闹。到我单位，逼着我交代。我写了一些，他做宣传部长，是我的上级。我们是怎么开始来往，怎么认识的。后来我们俩都受到处理。他们实际上就是要追究那一部稿子，然后问我：‘他是不是写了一部稿子？’我说：‘我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说过。’‘他没有给你看？’我说：‘我没有看过，他没有给我看。’后来他们拍桌子拍台子，好在他们还没有打我，凶得不得了。然后说：‘彭柏山自己都交代了，你还替他隐瞒。’我说：‘他交代了归他交代嘛，我怎么晓得他交代了什么。我不知道，他乱讲的，你也让我乱讲。我怎么知道，他也没有跟我讲。’结果，话没有说完，就把我拉到大厅里开批斗会。我记得很清楚，批斗会是戴厚英主持的，她也很凶，她说：‘王元化态度恶劣，把材料都摊给他看了，他还要在那里顶着，说是没有。你一定要给我老老实实交代清楚。’”
“元化叔叔，是不是从你那里出来，就追到我们家来了，要我们把稿子交出来？接着就把妈妈关起来了？”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估计你爸爸给他们逼得是跟他们说了，他把稿子给我看了。不然戴厚英不会说，把材料都摊给你，你还要赖，还不承认。”
没有人可以说革命是错误的，这是伟大的。每一个角色在那里都有自己的位置。然而，现在还处在黑暗中的，竟是那些有过革命理想的人。现在，他们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反革命应该归咎于什么人，应该反对什么人。对于他们上一代人来说，这大概是他们最大的恐惧，也让他们痛苦万状。
不久（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我们家在上海曹杨中学教数学的五舅舅朱祖铭又出事了，他作为现行反革命给揪了出来。我们都给拉去开他的斗争会，这才知道他的罪行是在毛主席语录上写了很多批判“语录”的东西。
五舅舅愤怒地说，是有人陷害他。可是批斗会上，哪里还有他发言的权利，他两手反绑着被人揪着头发拉上场。口号声，大声朗读的语录，还有革命歌曲，把会场搅动起来。灯光不是那么耀眼，稀稀拉拉的一些灯泡吊在大食堂的顶上。饭桌叠起来堆放在墙角旮旯里，五舅舅被反绑着双手跪在众人之前。在这半明半暗的光线中，他居然显得很冷静。
他轻轻地，却是一字一句地说道：“我是共产党党员，十几年来被评为历届上海市的优秀教师。我有夜盲症……”没有等他说完，造反派头头王道冲了上来，拉住他的头发，一个转身让他面对整个会场。
王道叫喊着：“把头抬起来，现在你看见革命群众了吗？”
“我看不见。”
“什么？你这个反革命，竟然敢把革命群众不放在眼里？”
“我有夜盲症。”
有人走上来，拿着一根粗粗的缝被子针，贴着五舅舅的眼皮，在他的眼睛前面晃来晃去，他支撑着就是不眨眼睛。突然，五舅舅发出一声喊叫。
王道说：“你装什么死！”
五舅舅说：“你们不能用针戳我的眼睛啊。我只是晚上看不见，但我不是瞎子！”
我害怕极了，低下头不敢往五舅舅那里看。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几乎要把我们一起淹没。只是我们都感到庆幸，那天晚上没有逼我们上去发言批判舅舅。
从批斗大会的现场出来以后，我们就听不到任何五舅舅的消息了。我们似乎开始习惯这种充满了恐惧的日子，习惯地听到周围的朋友家里的人，都在无声无息地消失，习惯地接受所有的厄运的到来，更习惯生活在这种没有安全感的时代。谁谁被抓走了，谁谁被关起来了，谁谁被打死了。只要还活着，剩下的一切都是能够接受的。
那时候，什么都不敢出去说。那份恐惧是难以描述的，像慢慢降临的夜幕，悄悄地走入我们的生活，默默地挨近我们，然后，我们就在黑暗中摸索，去体验，去适应。出门的时候，也会听到一些笑话。什么人从楼上跳下来自杀，却摔倒在一个行人身上。结果自杀的人没有死，却把那个行人给撞死了。试图自杀的人的脑袋还在淌血，但是他会像电影里的英雄那样说道：“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
日子还在过着，但是爸爸的小说《战争与人民》却不知到哪里去了。
（待续）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