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莲：他们的岁月（26）

（26）关于《战争与人民》

“做一个快乐的反革命”，这也只是说说而已，他们什么时候敢去快乐？元化叔叔说到爸爸的时候，只会说：“你父亲是个有脑子的人。”真的，他早早就对自己写的东西有预感了，所以他到底是把《战争与人民》寄回家了。造反派烧毁了爸爸还没有发表的十一个短篇小说。我们（包括妈妈在内）都没有看过的十一个短篇小说。只有爸爸在厦门大学时候的好朋友，应锦襄教授看了其中一些。有一篇，就是写的爸爸在传达陈毅军长的密件时，被日本人抓去的故事。题目叫“越狱”。

一直到我在北京上大学，一九七九年应锦襄阿姨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邀请，去北京编辑鲁迅全集的时候，我又看见了她。我们还会说到这些作品。她说：“我看了《越狱》，真的很感人。还有一篇显然写的是你母亲的……像你父亲历来的特点，文字简单却有自己的韵味，写得真好……”

这都已经是后话了。我知道，不论写了什么，一定是动人的。因为它被毁灭了，因为那一定是他自己最真实的情感，因为在那个年代，真情就是灾难。毁灭也带来一份回忆，这一份回忆在那么多年以后，还会让我们活着的人去思念的本身，就已经是一份境界了。这给爸爸的作品染上了悲哀的色彩。不论他写了什么，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瞬间，还有人想在人间留下一份真情的愿望，已经把我打动了。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似乎看不见金色的秋天，我沿着北京的街道走着。迎面刮来的大风，裹着尘土和灰沙向我扑来。我皱着眉头，歪着脸顶风向前走去。那时候，“文革”前的原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托人带话给妈妈，说是“彭柏山的问题，有可能平反”。听到这个消息，妈妈连夜给我写信，我似乎都能从信纸上闻到她泪水的气味，那份向往，那份激动都可以把我简陋的宿舍摧毁。我难受得直想哭，不是为了这个消息，是为了妈妈的形象，这么一点点微弱的声音就足以把母亲，把母亲一生的愿望满足，妈妈的生活目标是在什么时候改变的？于是，几乎像是去试探一样，妈妈把爸爸厚厚的《战争与人民》的手抄本挂号寄到我们学校。信上她跟我说：“你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去找周扬，问他能不能帮助出版发表你父亲的小说。”

我去了，沿着北京的街道，那街道的尽头一直通到中组部的招待所。这条大街每每在大风里，就显得那么荒凉，不见人迹。风越刮越大，几乎要把我刮跑。下了车，我拔脚就逃，顺着风往前跑去。就像有人在身后追赶我，即使是白天，我依然感觉到一种惧怕。我拿着父亲的小说，有一种见不得人的感觉，还是像要找个地方把它“窝赃”起来似的。一直到有人一把拉住了我，才从慌乱中清醒过来。中组部招待所看门的拦住我，恶狠狠地问道：“干什么的？”“找人。”“找谁？”“周扬伯伯。”“你是什么人？”“我是彭柏山的女儿。”

说完以后，我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几乎是在我这一辈子，在我整整二十六年的生命中，第一次这样大声地向人们宣称父亲的名字，宣称我是他的女儿。这对我来说，是很不自在的一份快乐，一种沦落在灾难中的快乐，我对自己感到一份忿怒。我敌意地注视着看门人，但是他根本不知道“彭柏山”是谁。他让我站在风里，往里面打电话。等他转身出来的时候，态度和悦多了。他给我指路，告诉我周扬住在哪一栋小楼里。

走到那里的时候，周扬已经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等我了。

周扬第一句话问我：“你父亲还好吗？”

我说：“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爸爸被打死在河南农学院。”

可以看出周扬惊讶的神情，他停顿了一会儿，掉过头，回避了我的目光，他说：“我，我不知道……他……已经……”

然后，我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里，周扬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可是看着眼前的他，神态稍稍显得呆滞，他望着墙壁，似乎不愿意和我把话题继续下去。也许他把我看成一个孩子，什么都不懂的孩子。我的声音是微弱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打破这么难堪的沉默。停顿了有那么一会儿，周扬又问我：“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我慎重地拿出爸爸书稿的手抄本：“这是爸爸的小说《战争与人民》，妈妈说您过去读过。”

周扬诚恳地抬头看着我，慢慢地说道：“我记不得了。”

“妈妈问您，能不能帮助爸爸把书出版了。”

“我现在没有什么权了。但是，告诉你妈妈，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话虽不多，但是，难以相信的是，我竟然被感动了，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里，虽然是那么无力，我却听见了一份内疚和一份真诚。我也开始像母亲似的，傻乎乎地燃起了希望。原来，我们这样的人是很容易被打发，也很容易被满足的。后来，我们还说了什么，都记不清了，周扬已经答应帮助出书，这足以让我把快乐传达给妈妈，我甚至能想象出她的那份神情，她会快乐得睡不着觉，她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别人面前夸奖我的能干。总之，一份可能到达彼岸的快乐。

不久，像周扬自己说的那样，他把书推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向韦君宜社长推荐了爸爸的小说。

有再多的快乐，记忆中的北京，还是灰蒙蒙的。即使在过年的时候，厚厚的爆竹的纸屑在昏黄的路灯下飘舞。一九八一年的除夕，我朝胡风伯伯家走去。像走在我自己的梦里，当一个一个人都死去以后，我竟然能沿着一条路，踏上去他们家的道路。我从来不敢想象，我甚至从来不知道，胡风这个名字，有一天也能像爸爸的名字一样，是可以张口说出来的。没有。从来没有敢这么去想象。我没有去过他们家，可是当我一脚踏进屋子的时候，我竟是走在自己遥遥的归途之中。连同他们的家具，都和我们家的一样，散发出一阵阵的霉味，墙角、板壁的缝隙中落满了灰尘。这些破家具是刚刚从公安部拿回来的。梅志阿姨接待了我，她对她的儿子老三－－张晓山说：“带小莲去看看。”

我没有太明白“去看看”什么意思，去看什么呢？我和晓山经过漆黑的过道，慢慢地推开了一扇门。“吱咯”一声，门开了。晓山脚步轻轻地走向一个非常苍老的人，那竟是胡风伯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胡风伯伯。在我的记忆中，只看见过他年轻时候的照片，一个高大骄傲的人，可是刹那间，在我面前坐着一个迟钝的老人。这，是他吗？

晓山几乎是贴着胡风伯伯的耳朵在说什么。我站在他的身后，努力听着，但是就是听不见。接着，晓山拉了拉我的衣角，让我过去。旧窗帘把窗子封得严严实实的，什么光线都泄不进来。胡风伯伯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

“胡风伯伯，您好！”

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是那么挺直着腰板坐着，两眼像瞳孔放大一样地凝视着我。他像个巨大的雕像，苍白的脸。占据了他脸部一半的是他的额头。他不说话，空气变得紧张起来。他的瞳孔开始发亮，像被火点着似的。我想说什么，又觉得自己被掐住了嗓子眼，干涩得难以开口。晓山笑着，大声地跟父亲说：“爸爸，他是彭柏山伯伯，朱微明阿姨的女儿啊！”

突然，胡风伯伯摇晃起来，那么艰难，像有千百个人在那里推动着他，他努力着要站起来，一下又一下，可是他太大太沉，最后还是跌坐在沙发里。我伸出手，不知该不该去搀扶他一下。刹那间，他拉住了我的手，毫不犹豫地紧紧地握着，我却放松下来。我触摸到他宽大的手掌，有力，坚定，更重要的是我感觉到他手上温暖的体温。像父亲一样的一份温暖，那么具体和真切。

“胡风伯伯，您好！”我又大声地叫了一遍。他似乎耳朵不大好。

他看着我，不断地摇头，他好像对我笑了笑。但是在那微笑里，那两只眼睛变得木然起来。他说：“回去告诉你妈妈，我对不起你爸爸，对不起你妈妈，我有罪，是我的罪啊……对不起你们，让你们都为我吃苦了。对不起你爸爸……”他的手松开了，眼睛变得通红通红，布满了血丝。泪水在一点一点涌了上来，他低下头，似乎想缩进那只破沙发里，他显得那么歉疚，充满了罪恶感。但是他太大太高，依旧是直挺挺地端坐在那里，但是他还在喃喃低语着，“对不起你爸爸啊……回去跟你妈妈说……”

我哽咽得连话也说不出，我多想大声地哭出来啊。仅仅是为了这一份无力的善良，仅仅是为了这一份真诚，还有这一份透明的正直……当我早就把这些品质都忘却的时候，怎么还是有人这么活着？为了这么小小的一点品质，他被监禁、被关押了整整二十四个年头。几乎和我的生命一样漫长。不是嘛，当时我来这个世界上只有二十三个月，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就开始了。

突然，胡风伯伯变得灵活起来，他一把拉过晓山，小声却非常清晰地说道：“你知道后楼梯在哪里吗？”他坚定地向我做了一个手势。“趁他们还没有来之前，你赶快，快走！”他焦急地暗示着我。“听见吗？快走！”他急了，几乎要狂叫起来，两眼拧在一起，疯狂地催促着我赶快走，有人要来抓我了。

至今我都记得那间小屋，记得那个情形。多像在我小的时候，一个夏天的日子，爸爸从厦门回来的时候。屋子是漆黑一团，厚厚的窗帘上落满补丁，爸爸也是那样端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爸爸显得那么瘦小，他根本不抬头，只是用他细长、神经质的手指在捻着沙发上的毛边。他知道我站在那里，也不理睬我。过了一会儿才说：“崽，听话，出去玩。”我没有动，用眼角死死地看着他，他的手还在那里扭动着。黑暗中，他像一张白纸，薄薄地飘在风里。半天，他跟我说：“出去玩，没有什么。你大伯伯死了。”爸爸似乎随着他的语言一起消失在那张破沙发里，那纸变形地卷缩起来，沙沙作响。“是我害的……他们把他打成坏分子……他那么老实的人，能干什么坏事啊。一直让他劳动改造……你大伯伯太老实了，没怨过我……我对不起他啊……”

多么深的噩梦，我对爸爸、对胡风伯伯也感到了一份对不起。深深地对不起，是太对不起了，生活竟然把他们折磨成这样。他们永远也走不出这个噩梦了。

妈妈说：“你都想象不到，爸爸的老家，湖南茶陵县秩堂乡彭家祠村，也掀起了反胡风运动的狂澜。”

我不敢接话，但是听到这些荒诞到极点的事情，几乎要笑起来。这些不识字的农民怎么批判胡风？他们知道胡风是怎么一个人吗？……但是运动不仅能在精神上压迫人，也能在肉体上消灭人。事情说着说着，就觉得说不下去了。我从来也不是什么看破红尘的人，我是一个农民的后代，爸爸家祖祖辈辈都是给地主当长工的雇农，安平知命的庄稼人。结果大伯伯彭开斋却为爸爸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受管制劳改。爸爸接到大伯伯死讯的时候，正是三年饥荒时期，大伯因为家里没有吃的，活活饿死了，至死还戴着“坏分子”的帽子。二伯伯彭象斋更是不由分说，爸爸的事情一出，立刻被开除党籍，撤销了乡长的职务，也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全家人受尽欺凌和侮辱。即使这样，和胡风伯伯家相比，我们家的这点经历还是不算什么。

我还有一个家，还有一个母亲，她把我们拉扯长大。他们家呢，除了公安部现在还来的这些破家具，连一片纸屑都没有残存下来。一九六六年的时候，胡风伯伯从秦城监狱解押出来不久，又和梅志阿姨被判了无期徒刑，送往劳改地。看着晓山，我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在内蒙古草原上整整呆了十二年。直到一九七七年重新开始恢复高考时，他才有了一次机会，他的成绩考得非常优秀。即使这样，上面还下了红头文件，胡风的儿子不能进京，不能学文。

晓山不是这样理解的，他对我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活得不错的，无望的不是我们这些人。”

“那还有谁会比我们活得更糟糕的？”

“我们家最近经常收到公安部转来的一些信件，有的写信人，你别说不认识，就是他信上写的那个地方，我们在地图上都查不到。不知道在哪个偏僻的角落里的一个大队会计或者是什么小镇上的干事之类的人，就因为在报纸看了我父亲的一首诗，说了一声‘好’，于是也给戴上一个‘胡风分子’的帽子。你说在那么一个地方，谁还想着去管这些人的平反问题？人，这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我木呆呆地张着嘴，脑子都空白了。

“那，那……你爸爸是怎么会发疯的？”

“你知道的，我父亲是一个很天真的人，关在里面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还以为就是他一个人的事情。所以二十四年的监狱生活就能挺过来。给他最致命的打击，是他出来以后，第一次看见了中央关于‘胡风案件’处理问题的文件，那里列出了被打成‘反革命’的，以及被逼疯、打死的人的具体数字。这样大的一个数目，竟然都是和他牵连在一起的。这是他从来没有想到，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这还不包括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小人物。突然，他崩溃了，他怎么也受不了这一份内疚，这一份犯罪感。完全受不了了。于是再一次出现了精神错乱。”

……

外面响起了“噼噼啪啪”的声音，不知是在放爆竹还是下雨。那响声像抽打在墙上的鞭子，每一下都打得那么响，听着觉得触目惊心。我多不愿意去回忆这些事情。做一个中国人是不容易的。

但是，妈妈还是在给我写信，催促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打听父亲的小说。我看见了社长韦君宜。她就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那里堆放着很多很多的稿子，显得那么凌乱，桌面上几乎没有余地能让她伏案工作。屋子很小，像一个办公室，简单又朴素。韦君宜梳着短短的头发，抬起头严厉地看着我，目光里闪烁着老干部惯有的原则。这种时刻，我就变得极其愚蠢，我身上散发出的那份无法掩饰的散漫，一定让她感到讨厌。我怏怏地低着头，吓得连问话都忘记了。她有点不耐烦地问道：“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妈妈让我问一问爸爸的小说……，您……您有什么看法。”

在生活中一用“您”字，自己都觉得非常做作，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做作会把我的紧张情绪带走，我努力在设计措词之中把握自己。她已经没有兴趣再看我一眼，开始在那里翻阅文件和稿子。

“《战争与人民》，目前我们不会考虑出版。你父亲的历史问题很严重。”

“我知道，但是魏文伯已经托人带话给妈妈了，说是，说是胡风……”

“不是胡风案子……你父亲是叛徒。”

如果说开始我还是那么懦弱的话，很快，我那种肆无忌惮、暴躁的性格就又会流露出来。他妈的，不就是要出本书吗，又来了，什么“叛徒”不“叛徒”的，人都让你们搞死了。怎么经历了十年“文革”，这些有原则的同志们，还在那里革命着。我说：“爸爸的被捕问题是有结论的，谁说他是叛徒？我们家只知道他的问题出在胡风问题上。”

“最近上海新四军的作家到北京，他们跟我说的。”

他们，他们是谁？

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很少回家。我习惯于漂泊的生活，习惯于留在自己空落落的宿舍里，废纸、书籍，任我乱摊乱扔。原以为沾有这样习惯的人，都会是宽容的，容易沟通的人，没有想到韦君宜在原则面前，一点都没有让步。冬天，我回到上海，又像在“文革”里一样，在黑夜里和母亲一起猜测着，上海哪一个新四军作家那么恨爸爸。妈妈火气也很大，她说，上海不就是几个新四军作家，茹志鹃和吴强吗？茹志鹃这个人正派得很，她不会去干这种事情。那就是吴强，可是像爸爸这样的死老虎，还值得有人去仇恨吗？

我还是想把这些琐琐碎碎的故事写下来。事隔二十年以后，再看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一份荒诞就被我们自己勾勒出来了。我跑去要求出书，可是书本身的价值已经变得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身份，是人的背景和与书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

上海的冬天，又湿又冷。可是妈妈哪里管得了这些，顶着大风就去找陈其五叔叔，那时候他的问题平反了，恢复了他上海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他早年在“燕京大学”哲学系上学时和韦君宜是同学。等到一九五六年底爸爸从监狱里出来以后，陈其五叔叔竟敢常常跑到安福路上－－我们家，看望爸爸。妈妈说：“陈部长会为你父亲说话的。”她急急忙忙跑去了。一切正像妈妈预料的那样，听了她的诉说，陈其五叔叔就说：“我马上给韦君宜写信。她会告诉我怎么回事的。”

结果，陈其五叔叔的信还没有寄出去时，宣传部却转来了韦君宜的信，他将原信拿给妈妈看。

信上说：“有一件事情，我想来想去只好问问你。即有位彭柏山同志被划成胡风分子之后，有一部小说稿，名叫《战争与人民》，现在我社。按胡风分子现在大部分已解决。彭柏山同志最后所属单位河南农学院据说也表示过他们将努力为彭柏山同志另作结论。这一点似乎并不妨碍他出书。但我社的编辑曾听说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吴强同志（也是老新四军的）说：‘胡风分子问题即使解决，他还有个历史上的叛徒问题，只怕不好办。’我们莫名其妙，问他的家属，家属说：只见过去结论上写着胡风分子问题。后来厦大及河南农学院说‘维持原结论’，也是胡风问题的原结论，别的不知还有什么。我想，你也是新四军的，又是老上海市委宣传部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究有无问题，你当会知道。想写信到你家，又不知地址，只好写到机关去。阅后请你个人给我回信，万勿声张为幸。握手！老同学韦君宜。”

最后的“请你个人给我回信”上的标记，是原信上存在的。

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家的人，仍然是充满了感激，因为陈其五叔叔看完信以后，毫不犹豫就站了出来为爸爸说话，为爸爸申辩。

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九七九年底了，元化叔叔的问题开始明朗化，他能够上北京参加文代会了。在会上他拿着爸爸的小说去找安徽省宣传部长赖少其，看能不能在安徽出版。赖少其接过书，说：“我先把它给《清明》杂志，让他们先选择几个章节，先发一部分。”

于是，《战争与人民》就在这样的状态中，第一次可以正大光明地为人所知了。

我还是要说，还是要解释，我过去一直说韦君宜是有原则的老干部，言语之中没有任何贬义。没有，真的没有。当她知道事实以后，她也批准出版爸爸的长篇小说《战争与人民》。这时候，爸爸的“胡风问题”还没有最后平反。多不容易啊，对韦君宜来说，她同样承受着压力。

书，终于出版了。陈其五叔叔特为写了“后记”。妈妈了却一个心病，就像完成了一件历史使命。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复印机之类的东西。为了出书，仅仅是为了托人，求人推荐，妈妈手抄了十份－－这三十四万字的长篇，她一字一字地抄了十份。其他的，我都不再用文字来描述了。为了这本书，家里的人都涉及进去了。可是，当今天我们回头再看一眼这本书的时候，我想起了母亲说的那一个词“痛不欲生”，即使说出来了，也无法表达我最终的感觉……

尽管元化叔叔也在为爸爸的书奔走、为他说情。但是他会一点不含糊地跟我说：“唉，你父亲干什么去写那么一本书呢，什么伟大的军事路线。这有什么价值？文学的价值，还是写人……你说，谁会去看呢？”

“但是，当初爸爸不这么写，就不可能发表。”

“你父亲就不该去写这种东西。你想想，他如果能把自己经历的一生，非常真实的，点点滴滴，详细地写下来。那留到今天，会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作品。他在湘鄂西的那段经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不好好写写这些事情？”

“这怎么可能，在那样的年代，什么人敢写真实的东西？连私下里想都不敢去想。”

“我还是那句话，那就什么都不要写嘛。”

“可是你想想，在那样的日子里，他生活中一点寄托都没有，日日夜夜趴在一个黑洞里整理书，他怎么会不想做一点什么呢，何况他那么热爱写作。”

“我们那时候，都是这样在生活的。”

“爸爸跟你不一样，你一直在上海，你有一个家。每天，你可以看见张可阿姨。爸爸是面对四堵墙壁，他跟谁说话去啊。”

“你不能理解我内心的痛苦，不是和谁说说话的事情。那是什么日子啊。”

“真实”对于我们来说，成了对死亡的暗示。有多少人在谈论真实的时候，忘记了真实是需要在一大堆污垢后面，用生命换取的？想想看，爸爸在最后的日子里，连元化叔叔的那一首小诗都不敢随身保存，他怎么还敢再写下自己真实的经历和思想？特别是湘鄂西的那一段经历。他甚至都不跟妈妈诉说……什么都说不清楚。我给小钧打长途电话，给中国明清史专家王春瑜打电话……总之我觉得是一份说不出的窝囊，我总是想找一个人说话，似乎在诉说的过程中，可以找到一份足以解释的理由。但是，没有，我始终找不到任何理由来维护父亲的作品。深夜，当我扪心自问的时候，我清醒地知道《战争与人民》无法和他早期的作品比，这是他败笔的形象，竟然为了这本书，爸爸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我还是要为爸爸解释，怎么能这么轻易地否定他这本书呢……但是还会有谁来听我的诉说，还有谁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本书的存在？

是的，没有人知道这本书了。但是元化叔叔还是在对我说：“你父亲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对毛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我就是受他的影响。那时候，大家都被大跃进三面红旗搞得脑子发热的时候，你父亲就跟我说：‘看吧，二十年以后，一定会重新评价这个运动。’当时有人能这样思考，是很不简单的。我们那时候，就在那分析和批判着。所以，如果你父亲能好好地把他自己思考的东西写下来，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写下来，那就是留给后人多么有价值的一份东西啊。”

“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你看在斯大林的暴政下，在那么残酷的时代，苏联的一些知识分子还是写出了一些东西，写出了自己的经历。那是很有价值的东西，这是为后代了解历史，不是为自己。”

我沉默了。

王春瑜在长途电话里对我说：“你不要和王先生争了……你父亲和他的生活经历是不一样的……书，是写坏了……那个年头，谁能写出好东西呢？”

这样说，我还是想起母亲用的词“痛不欲生”。天很热，窗外的垃圾筒飘来一阵一阵腐烂的臭气，屋子也变得臭烘烘的。我似乎闻到是那只大甲虫的尸体气味，卡夫卡送给我们的大甲虫……一个小公务员辛辛苦苦地干了一辈子，为了维持他的家庭。一天早晨醒来，他发现自己累得竟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全家人都要把这只虫子打出门去，他们在那里扑打着，追赶着，终于用一只大苹果打中了它的背部，狠狠地砸在上面。苹果陷进了大甲虫的背壳里，一点一点陷了下去，后来苹果开始腐烂，和肉长在一起。直到大甲虫最后死去的时候，它的背上还驮着那一只腐烂的大苹果……

苹果腐烂的过程是迅速的，可是那些煎熬的日子却是缓慢的。不管父亲被折磨成什么样子，文字和写作，在他的生命里，像是宗教一样神圣，像宗教那样让他不能轻易放弃。他还是偷偷地在那里写作，直到最后，造反派还是从他那里抄到了一些短篇小说。

一九七九年从河南农学院来了两位落实政策的人，妈妈看见他们的时候，首先问道：“彭柏山最后的稿子在哪里？”

“都被造反派烧掉了。”

……

母亲难受得说不出话，眼泪忍不住就从眼里滚落下来，看着这么坚强的女人都在哭泣，来人努力安慰着母亲说：“你还在乎那几篇小说干吗？我们那里很多人家的黄金抄掉都找不回来了。”

母亲惊讶地看着他们，这时候眼泪也干了。她几乎是愤怒地叫喊起来：“黄金算什么？彭柏山写的东西，能用黄金计算吗？”

烧毁了。毁于一旦的东西，是父亲付出生命写成的。可是，爸爸为什么要那么执著呢？多不希望那本书是在爸爸背上腐烂的大苹果。可是，他又为什么像大甲虫一样认真？如果能敷衍了事，他就会发现命运的归宿都写在那里了，谁也改变不了它。如果能活下来，他还可以写多少东西啊。但是，他不相信未来，他彻底绝望了。他就是那么认真地活了一辈子。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也许同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

我把门关上，独自坐在黑暗之中。

拿出《战争与人民》，我想把它重新看一遍。不能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写上几个字，就算是交代了。打开书的扉页的时候，我看见爸爸的照片，想起了元化叔叔对书的评价。他说：“你爸爸的《战争与人民》是一个败笔，一点意思都没有，写它干什么。”我虽然嘴上没有和他有太多的争辩，但是心里还是觉得非常的痛心。他毕竟是爸爸最好的朋友，是最早在那里阅读初稿的人。我挪动了椅子，让自己坐到阳光里。那样去读书的话，也许会感觉好一点。这些日子我一直在重新看这本书，开始的时候，觉得很沉重，确实爸爸的文字跟他早年的短篇小说，特别无法和《皮背心》、《崖边》那样的作品比较，真有点惨不忍睹的感觉，怎么变得那么幼稚？什么“依靠组织”、“整个中华人民的心都激动起来”等等，这些空泛的措词，不断地出现在文章里。

我甚至都想哭，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的？怎么越写越幼稚了？但是大姐小钧跟我说：“当初不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爸爸真是节约啊，他把用过的稿纸给我，让我在反面打草稿。那时候，我读书一点都不用功，题目做着做着就不想做了，翻过纸头就在那里看起小说来。我越看越感动，记得特别清楚的是，里面写了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最后这个人做了叛徒，我难过极了，我去问爸爸，为什么这么好的人会变成叛徒了呢？爸爸说：‘我就是想写那种复杂的人性。你根本不能想象，被抓去以后，那种刑罚有多残酷。正常的人是不可能忍受得了的。’后来，爸爸就是把自己最满意的一稿交给周扬的，他们把稿子退回来了，说爸爸的作品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不能发表。后来，你知道的，为了发表，书里那些人物和那些好的细节，都被爸爸自己删掉了。”

尽管王春瑜说，那时候有谁写得出好东西？这也不足以安慰我。因为最后留给后人的终究是这样一个作品。也许真该像元化叔叔说的那样，这样的东西，还不如不写。把他的形象都损坏了……我停下来阅读，给海诺德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多希望有一份谅解，多希望有人跟我一起承受这一份心酸。

晚上，打开电脑的时候，看见回信已经在那里了。海诺德说：“在那样的年代，在那样的时候，中国人连自由都没有，你爸爸怎么会有自由的思想？谁还敢思想？在任何专制的统治下，没有人敢面对自己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想写的话，为什么不写呢？能写出来，就是一个胜利。我们美国人的座右铭：活着的全部秘诀，就是去行动。”

我不知道他说对了没有，看了他的邮件，我的心终于安静下来。似乎找到了一种借口，于是重读小说时，居然渐渐地读进去了。还是有很多概念的措词、描写，但是我突然看见了一份心态，在字里行间，那一份坦然和安宁的心态。爸爸整个的文字是恬静的。也许，这本书本身将会有多么伟大，对他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从句子到句子之间，我读到了他的这份认识。他只是把《战争与人民》作为一个信念，一个活下去的信念，一个为自己活着的借口和理由在写，他写得非常投入，而且是真诚的。看到后面，人物也变得复杂了，越来越符合他们的身份和背景，书里的人物有他对生活的观察和理解，有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我甚至是被打动了，整个结构是严谨的，结局非常利落。看完以后，有一份说不出的感觉。（因为我知道，现在是不会再有人去看这样的作品。但是，在这一类的小说里，爸爸的东西确实写得是可以读的，不仅仅是他的文字那样干干净净，有章法。还是因为，写的是他真心相信过的事情。）于是，忍不住我又给梅志阿姨打电话，给梅志阿姨写信。后来梅志阿姨在电话里跟我说：“元化没有那样的经历，你应该知道，他很难体验到你父亲对解放区，对自己为解放战争所付出的这一份感情。”

现在想来，元化叔叔的这一份批评，包含着太多的理想愿望。他是在今天说这个话，他没有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命运犹如一个无法痊愈的伤口。他们待在那里，从一个痛苦到另一个痛苦，从一个失望转换为另一个失望，他们无法挣脱。他们，正在走向从未见过的尽头，他们自己命运的尽头。

（待续）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