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命运的尽头
一九九六年二月，我从纽约回来，上海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小时候跟妈妈和爸爸走过的淮海路成了金灿灿的街道。夜晚那些灯箱广告，可以和耀眼的纽约街头作比较。密集的法国梧桐树消失了，出租车经过那光秃秃的街面时，开开停停，我们被堵在拥挤的人流和车流之中。喇叭声不断，我感到莫名其妙的心慌，在这灿烂的灯光下我害怕，怕什么？我并不清楚，到处弥漫着陌生的气息，我迷失在自己的城市里。缩进破夹克里，抬起我穿着美国大兵皮鞋的脚，慢慢在寻找楼梯的台阶。我的大头皮鞋没有给我任何自信，一次又一次让我在那里绊倒，我紧紧地拉住满是灰尘的自行车轮子，它依然像我七年前，离开家的时候那样，用链条锁锁着，绑在楼梯的半腰间。我深深地呼吸着，努力在走进家门之前把情绪稳定下来。小楼道，依然弥漫着浓浓的油腻气味，那油腻甚至就渗透在空气中，我可以从呼吸里体会到。
我轻轻地敲着家里的小门。老阿姨穿着洗得发黄的棉毛裤从被窝里爬起来给我开门。像以往一样，她说：“是小妹妹回来了。”她看着我没有一点惊讶，而我却惊讶地打量着她。在看惯了高大的美国人以后，我从来不知道她是这么瘦小，从来不知道她的脸色这么暗淡。她哆哆嗦嗦在我的身后锁上门，嘴里发出“嘶嘶”的声音。
“阿姨，赶快回去睡呀，不要冻着了。屋子怎么那么冷。”
家，一到夜晚就安静得很，母亲睡得很早，和我走之前一个样子，甚至连鸡毛掸子都还挂在大橱的侧面。唯一的变化是桌上、箱子上，甚至旧冰箱上都盖满了旧报纸和老化的白色塑料纸。家，看上去像一个废品回收站。阿姨说：“上海的灰实在太大，没有工夫天天去擦，就用这些报纸来挡挡灰。”我该说什么，总以为这个家是很温馨的，总以为阔别七年之后，重逢会别有一番激动人心的瞬间。我在肯尼迪机场起飞的时候，都为自己的想象感动了。泪水在眼角转动，我甚至希望自己手上有一把家门的钥匙，轻轻地将它打开，让她们大吃一惊。
是的，我站在这里，站在屋子的小窗口下面，窗外的霓虹灯在不断地闪烁，我看见屋里的旧报纸、破塑料布也在变幻着颜色，像万花筒似的。家，在灯光下变得更加破败了。老阿姨穿上了棉袄，领我走到母亲睡觉的地方。她还是睡在阳台上搭出来的小房间里。白天的时候，那里可以更多地晒到太阳。老阿姨推了推母亲，她从棉被里伸出一只完全变形的手，那手像被人缠过的小脚，手指交织在一起，已经不能伸张和弯曲，骨架全部萎缩了。母亲用那样的一只手向阿姨摇了摇。
“是小妹妹回来了。”老阿姨大声地叫着。
母亲还是摇了摇手，“我不要水，不要了。”
我把手伸过去，握住了母亲的手。那手指像一根僵硬的铁钩子，挂在我的手上。她还在说：“我不要，我说了不要水吗。你们不要来烦我了。我的日子不好过，我疼啊，我的类风湿不会好了。我求求你们……”
“妈妈，是我……回来看你了。”
“走吧，不要来烦我了。这个生活没有什么意义。我没有几天能活了，让我太平一下啊。”
一九九四年春天，当我把这张照片寄回家的时候，妈妈说，她看着那一顶怪里怪气的方帽子哈哈大笑起来。可是笑着笑着，她却流下了眼泪。我知道这眼泪里包含了多少永远也说不清的心酸合她为我所感到的骄傲……
原来我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成功的形象。让她看看外婆故事里的“穷秀才，寒窗十年，终于拿到了博士学位，她很快会嫁给一个有钱人的……”我把我纽约大学MFA的毕业证书放在随身背的背包里，那是用羊皮纸做成的，拿到它的时候，就被卷得好好的，放在一个经得起挤压的硬纸板做的圆筒子里。我想告诉母亲，这是我们电影制作中最高的学位，就等于其他学业里的博士学位。即使将来我在美国找不到钱拍戏，可是我凭着它，是可以在美国任何大学找到教书的工作的。我不仅想让母亲放心，我同样想让她为我骄傲。我想好了，一进门就亮给她看……可是，她病得这么重，她没有给我这个表演的机会。
就是这样，我还是要说，跟过去比，我们家现在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为父亲召开了平反追悼会。妈妈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总是说：“那完全是因为陈国栋书记啊，没有他，这个追悼会哪里会开得这么成功。”
“成功”，什么算是“成功”？用这样的措词来形容爸爸的事情准确吗？我害怕面对这些词组，它与我的生活经验相去太远了。但是，妈妈把这一切都看得很重，虽然爸爸已经不会再知道这些事情了。活着的人所做的一切依然在为死人着想。当时，“胡风问题”已经明朗化，陈沂部长主持的上海宣传部在中央的批准下，同意给爸爸平反。但是，爸爸最后不是在上海去世的，也不是在上海宣传部任职，所以追悼会不适宜在上海进行。妈妈坚决不答应，她说：“郑州有谁认识你父亲，在那里开追悼会有什么影响？你父亲就是在上海被他们整的，凭什么把我们这群孤儿寡女塞到那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去。不行，一定要在上海给你父亲平反。”
她要去找陈国栋书记。她重新开始为父亲的平反问题奔波。在整理她的书稿时，我看见厚厚的一本笔记，封面上写着“平反难”。我已经完全丧失像母亲那般的坚强，在这本稿子面前，我犹豫了很久，竟然没有勇气把它打开。我掉过头去，是独自一人的时候，我也害怕自己的眼泪就那样无力地滚落下来。
妈妈听说陈国栋书记到上海了，便急急忙忙地找去。也许进门前，她还在给自己打气，她不知道当年的好朋友现在会以什么样的脸色对待她，但是不能管那么多了，为了父亲的平反，妈妈把自尊心放到最后，最下面。她需要他们的签字、批示。当她踏进东湖宾馆，陈书记临时的居住处的时候，陈书记哈哈大笑地说道：“你是不请自到啦。我家老沈（夫人）在北京就说了，到上海第一个要探望的就是你。”这一份亲切不只是让母亲感动，在经历了那么久冷漠的岁月以后，这人间的真情，让她感到一份委屈，她甚至要为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哭泣，但是她克制着。目前所有的一切，依然都是关于父亲的平反。当陈书记听完母亲的请求，要求在上海为父亲举行追悼会时，他简单明确地说了一句话：“那是一定的，我还在上海呢！”这以后，妈妈总是对我们说，“是陈书记给我们家，给你父亲最后的支援。他在市委的常委会上就说：‘让朱微明，孤儿寡母的跑到郑州去，确实不合适。彭柏山的问题是在上海出的，我们就应该在上海给人家解决。人家受苦受冤快整整三十年了。’”
我知道在四十年代新四军时，爸爸就和陈国栋书记结识了，后来他们成了好朋友。再后来，陈书记自己也经历了极“左”路线的迫害，他对爸爸是理解的。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由陈国栋书记主持的爸爸平反追悼会，在上海龙华火葬场隆重举行。爸爸的朋友，有幸在“文革”中活下来的朋友，王一平叔叔、元化叔叔、陈其五叔叔还有那些上海的胡风分子，都来了。但是，胡风伯伯没有来，当时他还在四川偏远的村子里“保外就医”，他还在判刑之中，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中央最后的认可。
妈妈收到了胡风伯伯的来信，他说，他在遥远的四川乡下也听说了爸爸的事情，因为是住在乡下，赶了很远的路，才能给妈妈发出这一封信，他希望能到上海参加爸爸的平反追悼会。信，写得很短，信封是那种画着很粗糙的图案的农民用的。但是，在这些破破烂烂的东西后面，凝固着多么沉重的感情啊。可是，妈妈却被这一张薄薄的信纸吓坏了。她完全是一只关在玻璃笼子里的苍蝇，可以看见外面的人在行动，但是她只能作微弱的挣扎，喘息。她已经被所有的“教导”把脑子洗得很干净了。她永远会听见那些低沉、繁复而沉闷的声音，让她作为一个党员，保持原则。她不敢向胡风伯伯发出邀请，她又感到一份歉疚。她，把胡风伯伯的信交到了上海宣传部，由组织作决定。
一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由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主持了爸爸的追悼会。右三为陈国栋书记。右四王一平伯伯。右一夏征农伯伯，右二钟民书记。
用妈妈自己的话说：我把信上缴给宣传部以后，也不敢去索回；但我还是很想让胡风来参加你父亲的追悼会，他们实在是那么好的朋友啊。可是“专案组”领导舒文说：“‘胡风事件’改正了，但胡风本人的问题，中央还未表态，不能让他来。”我哑口无言。说真的，我已被极“左”路线吓破了胆，年年岁岁我怕搞“运动”，做靶子，我那“反革命家属”的辫子随时控制在领导的手上。
不知道梅志阿姨是否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她今天看见我写下妈妈这一段经历的时候，一定会给予谅解的。在那样的年代，人已经被训练成习惯挨打的畜生的时候，谁都不知道怎么做出选择。但是，后来，后来当妈妈病重在床，在最后的日子里，她还会想起这些往事。她非常痛心地跟我说：“我真不该把胡风的信交上去。我是被整怕了。”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我在梅志阿姨写的《胡风传》上，看见这样一段描述：
上海方面为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的柏山开追悼会，梅志特地请在上海的朋友们代胡风送一个花圈，以表哀思（后来知道，当时还不允许把他送的花圈放在灵堂里。不过，这消息可没敢告诉他）。
在一九七九年底的时候，聂绀弩伯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他在病床上听说了爸爸的事情，为此写了一首诗。
挽柏山
山外青山楼外楼，人生禁得几拳头！
《崖边》写了苏区事，莫非反苏错报仇。
冯堂易老老彭难，何不当初美孔颜。
八百岁时一回马，再活八百也等闲。
一九八○年的夏天，赖少其叔叔亲自用毛笔提写了挽诗，将它悬挂在灵堂里。
悼彭柏山同志
江淮河海曾饮马，扬鞭抽剑斩恶来。
忠良为国遭横祸，清酒一杯祭灵台。
文坛宿将留遗作，繁华织锦辛勤栽。
我向浩天三祝酒，春风吹到百花开。
读着这些诗的时候，说他们还是年轻的豪杰，也许一点都不过分。在字里行间依然洋溢着英武之气。浪漫的老一代，是从血液里面决定了他们的气质，和我们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情调，没有青春感的下一代人相比，我似乎是在自己身上，闻到了那种难以描述的死寂的泥土和拜金主义混杂的气息。过去一些时间，过去那些往事，又过去一些年华，接着我们经不起新的诱惑，然后被滞留在岁月的后面。
多少年以后，皮定均叔叔的夫人张烽阿姨在给我们孩子的来信中，还会提到：读着你妈妈写的文章，眼前再次浮现出她凄苦的形象，我又一次情不自禁地老泪涌流，我的大孙子皮虎和外孙在旁边惊奇地看着我，却不敢问为什么。你妈妈的一生是非常坎坷的，是她经过不懈的努力，才为你爸爸争得了公正的待遇。不是像这样的妻子，光靠你们几个儿女是不行的……在你们家长期遭遇的不幸中，我们很歉疚地无能为力，由于距离较远，经济上也没有及时给予接济，这也是我流泪的内心原因。
追悼会上，陈国栋叔叔和妈妈握手，向她致哀。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在回信中也只当没有看见最后一段。实在是对皮叔叔和张烽阿姨的感激，落在纸面上都是难以表达的。但是，一切确实像她所说的，没有妈妈的努力，我们几个子女又怎么可能为爸爸找回一个公正的结局？
那时候，爸爸的朋友都努力在那里帮助我们。记得一九八○年的除夕，我独自留在北京电影学院空落落的宿舍里，凑着冬日寒冷的阳光在那里读书，我似乎喜欢自己的恶习，老想逃离人群，逃避所有的节日，那些欢乐对于我不光是陌生的，总觉得是虚假的。我不相信什么快乐，什么幸福。我想去寻找我自己也说不明白的东西，也许这样做，是出于我愚蠢的自信，也许是出自于我深深的自卑。偏偏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有人会打破我的“表演”。爸爸的老朋友陆定一伯伯的夫人严慰冰阿姨给我打电话来了，让我去她家吃年夜饭。那时候，他们夫妇俩刚从秦城监狱释放回来不久，在监禁了十年之后，我没有理由拒绝她的邀请。但是，我不会有什么冲动和感激，想到见面我就会和“秦城监狱”联系在一起。北方的冬天是寒冷的，但是历史的记忆同样是不温暖的。
天很冷，从朱莘庄赶到东单东总部胡同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站在客厅的过道里，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老人，突然我被堆在走廊里满满的图书迷惑住了，那简直像是一个图书仓库，黑压压的一堆，几乎要顶到天花板。人都很难从那里跨越过去。我蹲了下来，开始翻书。一口气，我找出了一大批“文革”前出版的“黄皮书”，正往下翻的时候，严阿姨走出来了。对我这个不懂规矩的孩子，竟然一点都不生气。她说：“不要翻了，我给你一本世界上最好看的书！”
妈妈率子女和元化叔叔在爸爸的骨灰盒前留影。右二为妈妈，右四为元化叔叔，后排左三为在曹杨中学教书的舅舅朱祖铭。我在外地拍戏，没有参加。实际上我已不在乎这些事情。
上一代人说好看的书，你会相信吗？我假惺惺地笑着，接过她交给我的书。突然，我发现那是爸爸一九五○年出版的《三个时代的侧影》。整整三十年了，黄黄的纸页变得脆了，扉页上保留着爸爸淡淡的工整的钢笔小字，“陆定一部长指正”。严阿姨接着又对我说：“小鬼，好好看看这本书。给你妈妈寄去，待以后再版的时候，再送给我们一本吧。”
我愣住了，妈妈多少次在那里伤心着，说这本书早已绝版，她再也找不到了。“文革”时把什么都毁了，这书，怎么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了呢？我已经找不到任何感激的措辞，也不知道怎么对陆定一伯伯和严阿姨表达内心的情感，只是恨不能立刻拿着书，把自己和书都贴满了邮票，一块邮寄回上海，再给母亲一个惊喜。严阿姨是多么心细的人。她说，这些书是前一个星期刚刚从公安部拿回来的，都还没有时间整理呢，但是她看见我父亲的小说了，所以立刻把我叫来。吃完年夜饭，我捧着书重新坐长途车回学校了。挨着不太热的暖气片，一夜把书看完，当我看见天蒙蒙发亮的时候，一点睡意都没有，真想找个人说说，这是父亲早年的作品，写得多好啊，那文字似乎能让我重新闻到父亲身上的气息。可是找谁去说呢？谁又能理解我想说的？来不及感慨了，我拿起了书，又搭上长途车进城了，我用挂号把书寄给了母亲。直到一九八四年，在胡风伯伯的推荐下，书交给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在那里重新再版。钱君陶先生给爸爸的书做了封面设计，韩和平先生为书画了插图。那时候出版一本书的数位是吓人的，一开印就是两万五千本。
一九八○年以后，中国的政治气候在改变，一点一点让我们接近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时，爸爸从湘鄂西逃回上海的那一段历史，终于也给予了一份谅解。经组织部批准，同意在爸爸的骨灰盒上加盖党旗。当时我在外地拍戏，没有赶回上海。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由当时在任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爸爸的好朋友，为父亲举行了加盖党旗的仪式。故事并不美好，但是有了一个还算说得出口的结局。更何况是元化叔叔为父亲的骨灰盒加盖了党旗，就有了一点戏剧性的色彩。
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由当时在任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爸爸的好朋友，亲自为爸爸的骨灰盒加盖了党旗。父亲的一生有了一个说得出口的结局。
父亲的骨灰盒上加盖了党旗。
豪情都做断肠梦，岁月渐摧鬓发斑，
心事茫茫谁堪诉，问君更得几时还。
母亲的坐牢问题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也跟着定案了－－维持原来结论，没有出卖同志，没有破坏组织，在敌人的监狱里表现坚强。恢复党籍，没有预备期。当这一份快乐到来的时候，真是精疲力竭。她办理了离休手续。妈妈微笑着，那笑容陷在她长满冻疮的脸上，显得很虚假。但她是真心实意地在笑，动作迟钝地在那里转悠着，在上影厂三号门的门房间里，把自己的小零碎收拾干净，转身向周围的老师傅和工人告别。日子过得真快，她在这里也呆了有两个多年头了，看门，看着上影厂的各种人物进进出出。她说了一句俄文：再见。开始大家还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明白以后，学着她的腔调，重复着，师傅缺了门牙的嘴怎么说，怎么漏风，发不出“斯”的声音，最后大伙儿都在那里哈哈大笑起来。
当时的宣传部长陈沂，安排妈妈在退休以后，负责主办上海的《文学报》，因为妈妈是老记者，有办报经验。
妈妈说：“我过去没有做官，也不管这个官有多少大小，现在就更不想做官了。让我解甲归田吧。”但是，陈沂部长又请人上门来说服妈妈。妈妈跑去看陈国栋书记，她说：“陈书记啊，让我保持个晚节，做个平民百姓吧。”
陈书记答应了妈妈的请求。
我不知道真正意义上的“解甲归田”对妈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离休之后，她开始整理父亲的作品，很快又上北京去探望父亲的老朋友们。就在一九八一年的初春，妈妈在北医三院探望了胡风伯伯。回来以后，她痛苦地跟我说：“太恐怖，太恐怖了！他们把胡先生用这么粗的绳子绑在病床上，说他是狂躁型精神病，要打人的，所以就绑起来治疗。怎么可以这样，他是病人啊，怎么能绑起来啊，他的病不是要更加严重了吗？”
回到上海以后，妈妈常和梅志阿姨通信，商量给胡风伯伯治病的问题。这时，妈妈想起当初王元化在监狱里也是这样发病的，是上海的周玉常医生给他治疗，是否让胡伯伯到上海来治疗呢？梅志阿姨觉得母亲的建议很有道理，于是她们商量该怎么办，当她们有了最后的决定，就开始两头并进。梅志阿姨在北京向文化部打了报告，希望得到上面的认可，让胡风伯伯去上海治疗；妈妈重新拄着她的拐杖，瘸着腿奔走着。她再一次去找陈国栋书记，希望他能出来说话，这样上海市政府就可以给予直接的帮助。陈书记立刻答应了妈妈的要求，让宣传部具体安排处理。当时，王元化正是上海的宣传部长，他也着手安排下去。但是，妈妈还是不放心，她又去找了她的老战友，上海医科大学的党委书记胡辛人，让他给胡风先生具体地落实医生、医院和治疗条件。胡辛人书记立刻找到了周玉常医生，并嘱咐了上海龙华精神病总院准备好专家班子，等病人一到就进行会诊，然后由周医生主持治疗。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傍晚，从北京飞来的班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妈妈和市委方面派来的人，一起在那里等候着胡风先生和梅志阿姨，以及他的女儿晓风。胡风伯伯还是病得很重，但是有梅志阿姨在身边，情况总会好一点。
晚上从医院回家，妈妈满意地跟我们说：“安排好了，都安排好了。”比她想象的还要好，医院给胡先生安排了一个单间，房间很大，胡风伯伯可以在里面散步；有沙发，也可以在里面会客，同时还在那里专门放了一台电视机，这在当时的环境里是多么奢侈的待遇啊。更晚些时候，梅志阿姨从医院回来了，她在我们家住下，晓风陪伴着父亲在医院过了第一个夜晚。以后，白天就由梅志阿姨和晓风轮流在那里陪伴，夜里则由一位有经验的老护士在那里陪住。他们解开了胡风伯伯身上捆绑的绳子，周医生经常和胡风伯伯谈心，探讨幻听幻觉的问题，让他老人家完全放松下来；同时改用日本的进口特效药，那样副作用就大大减少了。渐渐地，胡风伯伯不再觉得有人要来抓他、追捕他。人，渐渐地平静下来，慢慢又拿出了自己的诗稿开始整理。终于有一天，他可以跨出第一步，到花园里去走动了……当病情开始稳定下来的时候，那些“胡风分子”们在监禁、别离了二十五年之后，又陆陆续续从其他的城市赶来，看望他们敬爱的胡先生……
胡风伯伯从二十四年的监狱生活中活着出来了。但是他得了心因性精神病。这是他在北医三院的精神病房里与孙子的合影。他看见小孙子的时候，情绪就好多了。他特地将此照寄给了妈妈。
妈妈，继续带着对父亲的感情在那里奔走，她整理着梅志阿姨交给她的信件，那些从公安部退回来的父亲写给胡风伯伯的书信时，感慨地跟我们说：“我没有想到，你父亲跟胡风先生有这么密切的往来；更没有想到，他们的感情有这么深。现在，他要是知道胡先生被摧残成这样，他是承受不了的。”用我们的话说，母亲是在为父亲还债，或许是在为父亲还愿。
爸爸什么都不知道了，他的身体里不会再有音乐，他灵魂里也没有了文学，他更无法使生活像舞蹈那样重新起舞，整个的生命在胡风伯伯之前就消失了，他带着对胡先生的感情，死在天涯海角，死在鸦雀无声的真理之中。我多想问他，是否真理在死亡和谎言面前，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他没有回答我，我重新在困惑中，在混乱的思维中昏昏睡去；但是睡着又是谈何容易，一旦当你开始怀疑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当你受到过一些惊吓之后，在睡梦中你依然在那里质疑自己的人生。
（28）永远的缺憾
这么多年过去了，即使当我把《他们的岁月》赠送给梅志阿姨的时候，她都没有对我讲述过一件事情，没有！当二○○○年，我们请她为母亲的书《往事札记》写序言的时候，她正在生病，可是梅志阿姨却一口答应了。她只说，“给我一点点时间，因为我最近身体不好。等我好一点的时候，就会动笔写的”。实际上，稿子很快寄来了。文字还是像梅志阿姨的人那样清新、真诚。一开头写的是五○年，战争结束后不久，母亲从松江的二十四军军部，特为跑去上海市区里看望梅志阿姨，当那个美丽的梅志阿姨打开门的时候，只见母亲穿着军装，对着她庄严地行了一个军礼！真是一个意外，于是她俩快乐得在那里大笑起来。一个活活泼泼的母亲雀跃在纸面上，那时候，她们都只有三十多岁，年轻啊。可是梅志阿姨还是不满意，她说，年纪大了，脑力不济，否则会写得更好。
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八一年夏天梅志阿姨在上海照顾胡风伯伯的时候，在我们家住了一个月，最后是和母亲以吵架的形式离开的。这个事情，母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那时候我在北京读书，而梅志阿姨更是闭口不和任何人谈论这件事情。看见她的时候，还是不断地对我说，你母亲多不容易啊，最近身体好一点了吗？而母亲，挂在嘴上的，也老是那么一句话：没有梅志阿姨，胡风伯伯就不可能在监狱里活下来。梅志阿姨硬是陪着胡风伯伯把牢底坐穿了。
我们很难想象，她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十几年以后，大姐小钧从元化叔叔那里听说，她们俩争执得很厉害，最后梅志阿姨以搬离我们家向母亲表达了自己的情绪。我们子女在私底下议论着，这就是我们的母亲，做了好事最后也是不落好，而且每次还都会是她认为的一些“原则”把事情搞砸。只是，梅志阿姨的修养永远是那么好，她的沉默让我们对她充满着歉疚。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又是什么重大的“原则”需要坚持的？我们一直不知道。特别是梅志阿姨那么好的脾气，那么宽的心胸，她一般都是不会生气的。她们是怎么争吵的？想来那会是很严重的，于是这份缺憾像一块伤疤，贴在手臂的表层，看着就觉得窝囊。我打开窗户，对着阳光灿烂的世界，深深地叹了口气，生活为什么就不能像我们设想的那样简单？为什么我们这些喜欢直接表述自己想法的个性，又总是会以最简单的方式把简单的事情弄成复杂的？窗外，阳光金灿灿的，像针一样直刺我的眼睛，灼热又疼痛，多希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帮助，能像阳光的另一面去温暖我们？等我稍微适应了外界的时候，我再也看不见屋子里的东西，黑乎乎的，在你的周围是模糊的一团，体温同样是黑暗的。似乎，我们只有生活在黑暗中，只有掩饰很多的情绪和真相，生活才会因为复杂而变成简单的？那个简单是否又太虚假了？
二○○三年十一月，我去日本参加东京国际电影节，放映我的影片《假装没感觉》。去之前我找到了在东京女子大学任教的近藤龙哉教授。他从一九七○年开始就在那里研究胡风先生，一九八○年第一次到中国寻找与胡风相关的文献。一踏进他放满书籍的办公室小门，他就拿出了八七年的一份《收获》杂志，上面刊登着我的中篇小说《在我的背上……》，那是我第一次写到父亲和胡风伯伯的故事，我惊讶极了，他怎么什么都有？很快，他又拿出一张泛黄的、纸头被裁了一半的便条，问我：“这是八一年，我见到你妈妈的时候，你看这个，是不是你妈妈写的字？”我拿着字条愣住了，母亲那既秀气又有力的钢笔字，是谁都写不出来的。字条上写着上海文化局在巨鹿路的地址，写着上海外事办工作成员的人名。我浑身发冷，我几乎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近藤听说我要去见他，显然是考虑了很多，也准备了很久。
当近藤教授还是大学生的时候，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些激进的年轻人，都对左翼运动充满了憧憬。他说：“在日本，几乎是无条件相信社会主义中国，很多日本人坚信不移。”说着，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厚的日本权威性的《中日词典》，熟练、准确地翻到一页，有个词条叫“胡风主义”，上面解释为：“表面看上去是马列主义，实质上是反马列主义。”就是从这个不能解释清楚，又让近藤困惑的词条开始，近藤教授开始了他一辈子的胡风先生的学术研究，他找到胡风先生在东京的居住和学习过的所有地方，了解到他参加了日本共产党。后来，近藤甚至在东京警察局的档案里，找到了胡风当年被捕的文案记录，他还带着我，沿着警察追捕胡风先生的路线，走了一圈。同时指给我看，那些胡风和他的左翼友人们活动、交流的场所。在一片完全改观的建筑前，他讲述着，当初胡风先生是怎样教授汉语、怎样在东京半工半读的。“当时胡风和他的日本朋友泉充一起住在这里，应该就在这一带。胡风在这里用的是什么汉语教材呢？工人、农民、劳动者写的短文，在杂志上发表后，胡风就是用这些文章作为教材，教汉语的。当时，这里不叫本乡而叫金助町。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了，仅仅留下一块牌子。”后来，胡风被日本警察局驱逐出境，他和聂绀弩、周颖夫妇，一起登上回国的火车，在火车启动的时候，他们一起高喊着口号：打到日本帝国主义！
实际上，让近藤教授最伤心的是，他研究了一辈子的胡风先生，他终于有机会进入中国，八十年代初，对于一个外国人，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更不容易的事情是，他找到了胡风先生的踪迹，他正在上海治病，他在胡风小儿子晓山那里拿到了我们家的地址，一路兴奋地赶到上海，可是母亲把他拦在家门外面，没有把他带到医院，没有让他见胡风先生，连梅志阿姨都没有让他见到。母亲要他先去见“组织”，近藤跟我说：“我拿着你母亲的字条，主动去报到，到那个文化局。”这里他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于是“那个文化局”断然不让他见胡风先生。他惋惜地说，“我和胡风先生交臂而过，后来再去中国的时候，胡风先生去世了。我一直没有见到过胡风先生……”
已经不用任何解释，已经不用多问，我已经全部明白了。明白了事情的全部过程，明白了母亲的惊恐。这个突然出现的日本人，不仅仅意味着他是一个胡风问题的研究者，更多地是意味着，他会让胡风先生变成里通外国的“汉奸”，也会给我们家带来“勾结”和“私下活动与外国特务来往”的罪名。八一年，今天人们都会说八十年代是最有生气、思想最解放的年代；记忆总是发生错误。看着母亲写给近藤的字条，我才终于认识到，那个时代还是窒息的，让人充满了恐怖和惧怕。母亲最怕的是这个日本人把事情搅黄了，怕她千辛万苦帮助胡风联系到上海的治病，因为“勾结”了外国人，被赶回北京；她更加害怕的是，再有一次政治运动的时候，我们都会被这个日本人“陷害”的。
近藤没有流露出更多的情绪，但是他还是补充地说道：“我就在胡风先生身边，我走到他身边了，我却没有看见他。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
近藤的惋惜里面，有很多无奈，也还是包含了他对母亲的不满，虽然他是原谅了母亲。我多为母亲抱不平啊，她为什么要有这些善良的“原则”呢？晓山，你为什么就不能把医院的地址直接交给近藤，为什么让他来找我母亲呢？为什么这个决定让母亲来选择呢？最后还是我们家孩子对母亲的判断：“做了好事最后也是不落好。”那么多人都被伤害了。梅志阿姨回家后听说了这件事，她坚持要去找近藤先生，母亲不断地劝告她，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不断告诉她，自己历次运动中的经验；因为梅志阿姨是在劳改农场，在监狱里度过的，她不知道这些群众运动的可怕！现在首当其冲的是给胡风先生治病，什么研究，什么日本人，什么外国专家，这些都是不可靠的事情啊！梅志阿姨没有听从母亲的劝告，她在乎，在乎这个研究胡风先生的日本学者，她在乎胡风先生的理论、学术和经历，让更多的人了解；她更在乎有人将胡风走过的路记录下来，让历史为他平反。
梅志阿姨，不是那种要虚荣的人，但是在胡风先生的问题上，她也有自己的原则。她根本不搭理母亲的那套“经验”，她坐牢都不害怕，她还怕你什么政治运动？她瞒着母亲赶到近藤先生下榻的锦江饭店，母亲越来越愤怒，终于和梅志阿姨争吵起来，以至于两个人都翻了脸。
我问近藤：“你见到梅志阿姨了吗？”
近藤回答说：“没有！太可惜了，她是从晓山那里得到我的地址的，当她匆匆忙忙赶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因为见不到胡风先生，住宿是那么贵，我觉得留在上海没有意思。”
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灼热把我们烤焦了！
现在的年青一代已经不会理解这种恐惧，就连我都会感觉母亲在小题大做。但是，认真地回想起来，就明白了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不是这样的，仅仅是在这一年前的八○年夏天，上海市委还不允许胡风先生的花圈放在父亲的追悼会上，你怎么可能指望一年以后，整个环境会允许他去见一个日本人？外事活动不通过我们的“组织”，是会罪加一等的。可是，可是，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决定为什么要母亲来做呢？她伤害了那么多人，难道她自己没有被伤害？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过去，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一切，都不能够解决时，留给下一代的，就是要我们埋单。多不公平，多让人心碎。
（待续）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