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终于结束了
终于退休了。
妈妈说，她全都打算好了，回家以后就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系，从现在开始，她可以正大光明地在那里翻译小说了。她把自己的书桌收拾好，再不用为父亲的问题奔波了。她在自己的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七十七岁的生日，为自己写道：
写照
我的人生是坎坷的，
风刀霜剑，蛇蝎挡路。
我的生活是：
焦首朝朝还暮暮，
煎心日日从年年。
但我：临危不惧，临辱不惊。
像烧尽的木炭，
耗尽热能是我的义务。
生命对于她始终像是一个不祥的预言，当她开始充满希望的时候，一定是最坏的事情即将发生。当她还来不及翻译什么东西，当她还没有耗尽她的热能的时候，她的类风湿关节炎急性发作，从这以后就再也没有好过。她病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拿一块手绢的能力都丧失了。她全身的关节变形，叫喊着、疼痛难忍，她瘫痪了。
有一次她跟我说：“我备了很多安眠药，有一天，实在忍受不了这个疼痛的时候，我就把它吃了。我跟你说了，你会理解我的。不要阻拦我，活着对我已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在这里等死。”她看着我，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我粗暴地叫了起来：“不许你胡思乱想。”看着母亲，紧锁的眉头把五官扭歪了，她让我头晕目眩。怎么会不知道她依然在服役呢？可是，我们还能怎么办？都要走到那条路上去的，但是就不能说出口。在我们前面，已经有许多人走去，我跟在后面看着，觉得自己像一条影子，歪歪扭扭，驼着背，看得昏昏沉沉。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天，突然暴热起来。早晨的时候还好好的，可是到了中午阳光灼灼逼人，一直照在我们家搭出来的小阳台上。我带着美国来的朋友玛格丽特走进那里，玛格丽特好远就展开双臂，做出跟母亲拥抱的姿势。妈妈躺在床上，一边笑着一边吃力地说道：“我土得很，不会你们这种美国式的东西。”我翻译给玛格丽特听，她哈哈大笑：“那告诉我，什么是中国式的？”我们都笑了。大家坐在一起照相，老保姆悄悄地问我：“我能和她单独照一张吗？好给我乡下的女儿寄去看看。”玛格丽特还没有回答，母亲已经在那里说了：“没有问题。照吧。”当我翻译了她们俩的对话以后，玛格丽特笑得更高兴了，她学着母亲的口气和中文，大声地说道：“照吧。”
可是，就在黄昏的时候，就在我和玛格丽特逛老城隍庙的时候，她坚持要给妈妈买个礼物，我说那得问问她喜欢什么啊。我试着打电话回去，只听见小梅大叫着：“妈妈不行了，你快回来。不行了！”追到医院里，妈妈抽搐着，高烧已经到源园度猿了。医生发出了病危通知－－病毒性急性肺炎。我留在病房里，把冰袋压在她身上，她打着哆嗦，嘴唇干裂了，小便已经失禁，一阵一阵的尿臭从她下身冒出来。老阿姨试着给她擦身，刚换了裤子，又尿湿了。我打电话到南京叫小钧快回来。我害怕得厉害，天天在那里说什么死啊，生的。可是这时候，我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搅动起来了，无法抗拒地被瘟热、被浴室般的热气笼罩住。一切都是湿的，热的。在炎热之中，像喝醉了一样，像是被蛇缠住的蛤蟆，在那里扭动着，挣扎着。黎明到来之前，救护车的声音一分钟都没有停过，呼啸着，刺耳又尖利，像划过玻璃的钢刀，一下又一下地在心上刮过。似乎是挨不过黑夜了，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我冲出了病房，站在马路上给玛格丽特打电话，我说你过来，帮我来看看吧。她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卫生部长，原来就是一个内科医生。半夜里，她也冲过来了。但是急救病房随便怎么，就是不放这个美国鬼子进去，她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不断地解释。没有人理睬她。我一把抱住她，大声地嚎哭起来。
妈妈被抢救回来了，她睁开眼睛看着我们四个孩子（小兰在美国，没有赶来），疑惑了一会儿，吃力地一字一句地问我们：“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啊？”
整个夏天，我天天给她送饭，但是，她已经很虚弱，不想吃饭，因为大量服用治疗类风湿的止痛药，使她的胃大面积溃烂，不能进食。医生决定给妈妈注射血清，加强营养。可我还是不放心现在血浆的质量，万一她再得个肝炎或者其他什么通过输血感染的疾病，这不是更糟糕？骑上自行车，我急急忙忙地往医院赶，还想和医生商量一下，把这个治疗方案取消。一进病房只看见妈妈浑身发冷，全身在抽搐，我大叫着：“医生，医生不好了。”护士们听见喊声就冲了进来，一看不对，迅速地拉掉她手上输血的针头，可是妈妈已经不行了，整个脸呈青色，嘴唇渐渐地发黑。嘴角上流下了白沫。这时，走廊上“哐当哐当”响起来了，抢救车在往妈妈的病房推来，后面跟着主任医生。
母亲被抢救回来以后，连话都说不出。但是当她看见第四代，小钧的外孙女王雨涵的时候，人立刻变得神采奕奕，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年轻的生命。
护士已经熟练地将橡皮管子扎在妈妈的手臂上，要给她注射静脉针，注射镇静剂。但是，她的血管已经硬化了，怎么也插不进针头，护士戳戳手臂，又改着戳戳手背，都进不去。只看见母亲的五官在紧紧地收拢，发出一声声尖叫。人，抽搐得越来越厉害，于是两个护士死死地将她按在床上，还在那里找穴位给她注射。
我恐惧极了，站在铁床的架子后面：“你们快一点，快一点，她受不了了。”
医生决定将她的大腿拉开，在腹股沟大动脉这里注射。但是，妈妈有类风湿关节炎，骨头已经完全扭曲、变形。她根本不可能将大腿伸直。医生将她的腿拉直，她再也忍受不了，她疼得再也忍受不了。她在那里恳求：“死，让……我死……求求……你们。”护士长让我帮助一起将她的大腿拉住，我掉过头去，虽然在那里用力拉着，但是我不敢看。我跟着一起叫起来了。“快一点啊。”护士长亲自用三寸长的大针头，猛地扎进妈妈的大动脉里。妈妈整个人像撕裂一样，本能地扭曲着。……我要有多少次生命，才能战胜这一份死亡？人的直觉就像一支黯淡、闪烁的小蜡烛，整个一生都在阴森可怕的世界里颤抖。护士长熟练的技术，终于将这一针打进去了。当针头拔出来的时候，那么长的大针头，竟然被拧歪了。妈妈完全精疲力竭，只看见她的脸还是那么痛苦地拧在一起，人在渐渐地安静下来，可是她的呼吸依然像在抽搐。
“我……死……”她说不下去了，药性发作的时候，她的高烧上来了。40度2。人不再抽搐，但是昏迷过去了。我跟医生说：“满足她的愿望，就让她安乐死吧。这样的治疗，谁都承受不了的。”
医生说：“中国没有安乐死的法律。这次的血清可能有问题，下次不用了。”
“可是，这样活着比死更痛苦。”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法律。”
是的，你们没有办法。可是面对自己的生死，我们居然无法选择。
世界又封闭起来，人生没有尽头。疼痛还没有结束，人们又要奏起乐来，去寻找更多的悲伤。全部的恐怖就是，还要活下去。我依然天天给妈妈去送饭，虽然她还是几乎什么都不吃。但是，她又一次被抢救回来了。她用轻微的声音说道：“小莲，我让你这么辛苦；还有小梅，那么热的天，在给我做饭。我心里难过得很，我老是打搅你们……”我看见她哽咽着，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眼泪在眼眶里转动着。
“你胡说什么啊。你什么时候打搅过我们？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还债来了。”
妈妈笑了，我努力跟着她一块儿笑。回家的路上，我的“老坦克”又出事了，不是漏气，就是链子又脱了。骑着骑着，就非走下来找地方修车、补胎。等在烈日底下，太阳暴晒着，一点遮挡都没有，我会感觉心里有了一份踏实。我想跻身于这热烘烘乱糟糟的人群里。哪怕是身边追来一群讨饭的，我像没有看见一样，既不赶走他们，也不会施舍一分钱。我糊里糊涂，说不清自己在想什么。一回家，就是死死地捧着电脑，在互联网上半天不肯下来。最后，还是给海诺德发邮件了，这时候我才明白，我害怕……几分钟以后，我看见他的邮件出现了。
他说：“每当听到你母亲的坏消息的时候，我觉得竟是那么沉重，虽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但每一次，我都会想起一个古罗马诗人说的话：‘当死神拽着我的耳朵的时候，他跟我说，顽强地活下去。’勇敢地面对死神，你才会更加珍惜今天的生命。你不该哭泣，你只有把时间当成一份礼物，在最后的日子里和你母亲一起享受这一份礼物，你才会觉得她有多么美好啊。”
十月的一天，她觉得自己好一点了，然后慢慢地跟我说：“一定把爸爸的全集出了。我死的时候，身边要留一个子女，把我的腿拉直了。把我的眼睛和嘴都闭上，丧事要从简，不要通知什么人来开追悼会。都老了，都要走的。记着，把我的骨灰撒到太湖里……”她很平静，就像在说别人的事情，就像跟我安排家务似的。但是，在这最后的一刻，她首先想到的，还是爸爸。她都没有跟我提到她自己的书，自己的文章。我努力想象着，这是一份礼物，一份珍贵的馈赠，赠送给我们全家的厚礼，可是她烫得让我不敢接手。回家的路上我大哭起来，已经顾不上什么形象了，如果这是一份最难得的礼物，我怎么载着她驮回家去？元化叔叔来看望妈妈，她还在说：“谢谢你，元化同志，你为我们家，为柏山做的事情……”
“微明同志，我们之间还说什么谢谢呢？柏山的书，他的全集，我会努力为他找地方出的。你安心养病吧。”
到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夜晚，我去医院看她，医生说她好多了，睡得很平实，家属可以放心回去。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手在那里发抖，心跳得很不规律。总是觉得有什么不安似的，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会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干脆在小过道里把四个方凳拼在一起，睡在这里看看吧。手还是在发抖，我甚至看见自己盖的被子都随着发抖的手，在上上下下地动着，忍不住一次一次爬起来，跑到妈妈的床边看看。心电图的指示很正常，点滴也没有问题。可我还是睡不着，凌晨2点11分的时候又跑去看了。只见她的眼睛微微张着，我说：“妈妈，你怎么还没有睡啊，你要什么？”她像没有听见，就那么翻了一下白眼，我一脚踩空，差点撞翻了身边的心电图机器，我光着脚丫往外跑，撕心裂肺地叫喊着：“医生……医生……”
抢救车的大轱辘“哐当哐当”又在大理石地上响起来了，医生、护士都赶来了。回头望去，心电图的指针从280、240、220、160、120、95……“刷”地一下指向零。一根平平的直线停留在仪器上。“妈妈……”再也没有回答了……医生给她打了两针强心针，直线依然不动，医生准备注射第三针的时候，我说：“不要打了，让她睡吧……”我说不下去，真是一个字都说不出口，眼泪把力气全部消耗尽了，我整个人在那里发抖。当然，我最终还是把这几个字结结巴巴说完了。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妈妈去世。梅志阿姨发来的唁电。“惊闻微明老友仙逝，十分哀痛，她得和蔼笑容和坚强性格，我将永难忘怀。愿她的灵魂安息。”
王一平叔叔参加了妈妈的追悼会，他对我说：“像你妈妈一样坚强起来。”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凌晨，停尸间的车推来的时候，小梅和晓岑已经赶到了。工人和晓岑把妈妈抬了上去。我弯下腰，用美国式的方式，紧紧地拥抱着妈妈。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还能感受到她身上的体温，可是刹那间，她竟成为一个回忆，成为一个梦，成为一个永远永远过去的故事……那个跟着大脚母亲上当铺的女孩子；那个充满了理想渴望上延安的女学生；还有大声叫喊着“我抗日无罪”的新四军战地记者；这些漂亮的形象还在眼前转动的时候，她却开始为爸爸、为我们五个孩子驮上了十字架；最后是那个被打得眼底出血的母亲，那个满脸红肿，生满冻疮的离休老干部在门房间里用俄文向大家说了一声“再见”……怎么就在那里说“再见”了呢？我还是能感觉到她身上的体温……停尸间到了。没有想到它离病房这么近，才一个转弯就到了。工人熟练地拉开了一格抽屉，让我们在后面抬起担架，“刷”地一下就把妈妈推了进去。工人关上了格子门，摘下牌子跟我说：“明天大早，拿着这个来办理死亡证书。”
爸爸、妈妈……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岁月，终于就这样结束了。
1998年8月16日 一稿于上海
1999年6月20日 二稿于纽约
1999年12月13日 三稿于上海
2005年6月18日 四稿于圣地亚哥
2010年7月16日 五稿于上海
（30）增订本后记
十年过去了，《他们的岁月》又一次增订再版，对于我依然是那么重要，不仅是创作上的一个支持，更重要的是，它继续帮助我走完这个艰难、漫长的思考。当初写《他们的岁月》的冲动，是为了认识自己的父母，去理解他们的人生，也是在努力为弥合我们曾经有过的隔阂和误解；可是写着写着，我却再一次进入“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噩梦中。原以为完成了这本书，就可以结束这伴随我一生的噩梦，殊不知在完成了这本书以后，我有了更多的疑惑和无奈，于是我重新上路，拿着《他们的岁月》作为敲门砖，开始采访那些依然活着的“胡风分子”的叔叔、阿姨们。
对于我，最大的疑惑就是舒芜，他曾经和胡风先生有过那么密切的合作和交往，他们曾经是那么亲密的朋友，怎么会反目的，他的行为逻辑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写者，他的思考是怎么转弯的？真的像他在《五四回归》里说得那么简单？他为什么要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出去？等等，等等的一切……
我想，我已经是下一代人了，特别事隔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是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份思考，特别是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之后。于是，通过牛汉叔叔（他是“胡风分子”中，唯一和舒芜还有往来的人），提出希望对舒芜进行采访的要求，舒芜答应了。父亲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对我的行为非常质疑，他们问我，你这样的态度，何满子先生能原谅吗？我说，我为什么需要他的原谅？我不过是想正视一段历史，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我更愿意是一个没有“是非”的边缘人，我想把历史和盘托出，不给任何行为答案，我也不想站在任何人的一边。赴京之前，我去看望了何满子先生，并告诉他我出行的目的，何满子先生平静地说：“好啊，我倒很想听听他的声音，看他能说点什么。”
可是等我赶到北京的时候，等牛汉叔叔给舒芜打电话去约定时间的时候，舒芜拒绝了，他在电话里说：“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啊，我就觉得除了那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没有这个必要。”我在电话机旁听见了回答，我站立在那里发怵，他所指的“那个”又是什么呢？后来舒芜的好朋友，朱正先生说：“我跟他（舒芜）说，你写文章就写文章吗，你拿个信出来干什么？他说：‘你不知道，我从广西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找我谈话，说你调来以后你愿意做什么工作？我听了这个问题觉得很奇怪，你冯雪峰不是知道么，我一直是搞理论的。你问我这个问题，大概就是把理论这一块给排除了，不让我接触，才问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说，我到古典文学编辑室去吧，于是去了古典文学编辑室。所以批判胡风开始以后，他们让我写文章，我想从理论上写呢你们也不欢迎我讲，那我就把他给我的信里流露出来的情绪写个文章吧。过了一段时间呢，那个编辑就来了（《人民日报》记者叶遥），说这个文章我们要发，我们要核对一下，我就借给她了。谁知道，她把这个信就拿到林默涵那里去了！’他说：‘我又不知道了。’所以有些批判文章说他是主动交信，他说不是那么回事。”
只是在北大教授王丽丽的研究中，却有另外一种解读，她说：“胡风先生在给绿原先生的信中，大概是五二年左右的信中，他其实非常痛苦，大家都知道他对文艺特别有责任感，看着文艺领域像他说的‘往灰色时期发展’，但是他却没有资格去阻止和改进。他说，他就好像看着瘟疫流行，而没有资格动用药品，因为他还没有考取医生执照。跟这个相反的，非常有意味的是，舒芜进京之前对别人说：‘北京拿他没有办法，这次让我去做主刀大夫。’我觉得这种说法是非常有意味的。”
在经历了这些采访之后，又有很多人批评我，说：“都是那么一个老人了，过去就过去了，为什么你老是要在那里纠缠不清？做人，为什么就不能有一份宽容？”
我想，我不是不宽容，实际上任何事情都是会过去的，即使你不宽容，一切也都将成为往事。关键在于，当你面对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他面前有一份敬畏，要把历史的真实面貌留给下一代。宽容是必须的，但是宽容是有前提的，任何一次宽容，都像是在上帝面前，你是要下跪在神父的小窗口前忏悔，你需要对着神圣的上帝有一份反思，你更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对自己的良心有一份诚实的叩问。只有在这些基础之上，才会有宽容出现。无原则的宽容，是对罪恶的庇护，是欺骗的延续，更是一次对历史的亵渎。何满子先生觉得最恶劣的是，因为有了舒芜的行为，“以前还没有，顶多我检查我自己，理论上批判你而已。拿隐私、私信出来检举的，还没有。他第一个，他创造！”确实，舒芜是否主动交信，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胡风先生给他的私人信件中，他利用“情绪写文章”，然后断章取义，将它们上纲上线，设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最终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于是，这一招成为后来历届政治运动的范本，“揭发”这个词组，也就成为运动中的关键词。舒芜文章的措词和叙述方法，逐渐形成了后来运动中的语境。
这才是最可怕的，儿女揭发父母，亲友反目为仇，朋友互相陷害，人性被阶级性替代，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着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可能。刹那间，人情和信任在消失，亲情和帮助在丧失，我们离开地狱还有多远？
我喘着粗气从惊恐中挣扎出来，二○一○年六月我跑到广东海丰县参加丘东平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会，正是从丘东平的作品中，我真正理解了胡风先生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他的作品就是这个“精神”的体现，他的作品非常有个性，他的文字和叙述，也区别于当时的“抗战文学”，但是他的人物却在抗战最前沿，他本人就是在一九四一年的战斗中牺牲的。鲁迅先生把丘东平的作品，放在三十年代作家的前三名。聂绀弩伯伯说，“看了东平的小说，我们还写什么小说啊！”他又把东平称为“中国的妥斯托耶夫斯基”。父亲说，那时候黄源把丘东平的遗作《茅山下》交给他保存，他觉得简直是交给他一颗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责任太重大了。他上前线，都不敢把稿子放在司令部，而是背在自己的身上；行军的时候，衣服、生活用品都扔掉了，可是稿子还是紧紧地贴在身上。丘东平的稿子上是沾满了自己的鲜血，那稿子还存有我父亲的体温。一个作品，却联系了那么多人的命运和情感，一直到文章发表了，父亲如释重负，于是那颗炸弹在战场上发挥了效率，它轰然炸裂的时候，谁都会被震动的。
可是一九五○年三月十四日周扬在文艺创作会上说：“丘东平作为战士牺牲是值得尊重的，但是他是胡风小宗派里的人，所以作为作家，死了就死了。”当我读到这段冷漠的文字时，我想起七九年秋天，我看见的周扬，那个跟我说：“我现在没有什么权了……”他显得有点疲惫，但也显得是个非常善良的老人，我很难把这个形象和这些话语联系在一起。我看见了权力对人的腐蚀，看见了权力对人性的异化，我更加感受到一种，在权力之下，人心、文学都丧失它原有的价值。其实当初正是周扬发现了丘东平，把他的作品推荐给鲁迅先生，可是不久丘东平就不能接受周扬的霸道，他把稿子投给胡风先生创办的《七月》，甚至在战争中，他都与胡风先生有着密切的通信往来。
二十多年后，已经没有人再记得这个天才的年轻作家，这个死难烈士。这时，漏网“胡风分子”聂绀弩伯伯竟然在一九六四年，从北大荒劳改返京之后，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千里迢迢跑到广东省海丰县，一个非常偏远且闭塞落后，连公路都没有通车的乡村，看望丘东平八十多岁的老母亲。那时候丘东平的妻子在五○年斗地主的运动中，被作为地主婆批斗（因为当年作为烈士亲属，农会分给她两亩地，她和老母亲都种不了这个地，雇佣了一个长工），批斗之后，她受不了这个委屈自杀身亡。聂伯伯拿出一百元钱交在老人手里，然后轻轻地跟她说：“以后有什么事情，就直接给刘少奇、陈毅写信，东平过去做过他们的秘书。”谁也不会想到，两年后，刘少奇和陈毅都被逮捕了。
我就是这样渐渐地走入这个“圈子”，渐渐地在了解这些人和事，渐渐地明白文学在他们的生命中是多么神圣，而情感又曾经是多么刻骨铭心地留在他们的友谊之中！也是渐渐地认识到，政治运动是如何在摧残着我们的文化，摧残着我们的人性，摧残着我们的良心！
实际上，这些胡风分子互相都不大认识，他们只是作为作者和编者与胡风先生之间，有着个人的往来。对于我父亲，除了胡风先生，几乎就没有和他们中间大多数的人有过任何私人交往。一直到运动结束，这些“分子”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大家想见见面，说我这个冤枉，到底是和什么人“集团”在一起了？要受那么大的折磨！没有想到这一见，真把他们纠结成一个“集团”，他们大有相见恨晚的遗憾。这以后，他们自觉地互相交往，通信、拜访、郊游，总之全国各地的“分子”们像一家人似的互相帮衬着，既艰难又快乐地走完了他们的余生。
在这些“分子”中最让我难忘的是阿垅先生，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在“八·一三”淞沪战役中负伤，转入地下后，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阿垅是“七月”派的代表诗人、理论家。当他被关押了十年后，才被提审判刑。宣判的当天，法院四周如临大敌，站满了警察。因为隔夜在找阿垅先生谈话的时候，他依然不服从判决，坚决不在判决书上签字。但是，在法庭上，当他看见年轻的作家林希也被卷入胡案时，他决定承担全部责任。
林希跟我回忆地说道，当他作为证人出庭的时候，“我进去之后就站在旁边，这时阿垅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我也看了他一眼。我们两个人的目光交错，这一下对我的震撼太大了。啊呀，我违心地做这个，这个他妈的不是人的证，我又看见了我所最尊重的前辈，我的感情简直没法控制。这时候法官提出，‘林希面对法官！’我就冷静下来，说我和阿垅是怎么认识的，他对我说了哪些话，使我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所有的证词都是按照官方审定说的。然后休庭十几分钟，一会儿宣判，我们就进去坐在边上。阿垅重新出庭，阿垅确确实实是挺着胸膛，抬着头阔步走到他的位置上。法庭宣判这个那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阿垅你有什么说的？’我可以一字不差地给你重复阿垅的话：‘我放弃上诉，一切责任在我，与任何人无关。’完了。那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永远不会消退的人格力量！”
宣判结束后的第四个月，阿垅先生在监狱里给审判员写了一封信，在信上，他说：“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所发布的‘材料’，不仅实质上是不真实的，而且恰好混淆了、颠倒了是非黑白。一方面歪曲对方，迫害对方，一方面则欺骗和愚弄了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我认为这个‘案件’，肯定是一个错误。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行崩溃了。这显然是政治迫害，政治欺骗，别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我也多次表白：我可以被压碎，但是绝不可能被压服。”
信，是最后从公安部的档案室里退回给阿垅家属的，信纸的抬头上，标写着档案馆的登记号码。那已经是这个世纪的事情了，阿垅先生已经在监狱里患癌症，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去世。当我从阿垅先生的儿子陈沛的手上，看见这张用铅字打印出来、泛黄的信纸时，我看见的是一个站立的灵魂，是用鲜血写下的最后诗句。我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的眼泪往下淌，我觉得在阿垅先生面前，我的眼泪太轻，太微不足道，也太廉价了，以至于它淌落下来，会是对阿垅先生的亵渎。
阿垅先生不相信眼泪！
只有在贾植芳叔叔面前，我敢大胆地追问他，因为他是最随和的一位老人。我要贾叔叔亲口告诉我，他跟胡风先生交了这样一个朋友，他后悔吗？贾叔叔连思考都没有，接着我的提问就说：“从不后悔！”我再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朋友，作为一个大教授，你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
“不会比这个更好。‘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都打倒了，老革命都打倒了，周扬四条汉子也进了监狱。我说毛泽东，五五年把我们抓进去了，六六年我们差不多都出来了，把四条汉子抓进去。‘文化大革命’以后，把四条汉子放出来了，把四人帮又抓进去，监狱大家轮流坐。我们是劳改第一期毕业，是老资格了。你说，我怎么会感到幻灭？人生就是游戏，我说我中学念书的时候，是美国教会学校，只想回家Marry（结婚），就是想回家娶个媳妇。这个时候，人就很容易感到幻灭，这叫虚无。后悔没有后悔……小莲，我大学也没有念完，我在日本上大学，我在高中念了三个月就被开除了，我只有初中文凭。我那个不安分，我在一·二九运动被抓进去，但我不是党员，我和他们没有关系，我当初就是要争取民主自由，反对封建统治、封建法西斯。到抗战的时候，在流亡，我在日本是流亡学生，我流亡到日本的时候，受日本警察监视。后来，回来参加抗战，在国民党那里当个编辑。后来逃难，内战的时候，我又给国民党抓进去。终于解放了，你都看见了……”
是的，都看见了，后来的日子里，我是他们生活、学习的见证人。现在，胡风分子们都一个一个在去世，我带着自己敬畏的心情，补充了更多的细节完成《他们的岁月》的再版。我想说的，也是我现在渐渐地明白的，就是：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一群特殊的文人，因为他们没有奴气，他们的灵魂是站立着的。
彭小莲
2010年7月6日 于上海
（完）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