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的母亲梁今永（一）
（一）烧相片
这张母亲梁今永十八岁时拍摄的老照片，明眼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有人在这张照片上动了手脚。照片的四个边被人用剪刀剪裁的歪七扭八。我，就是那个持剪刀损坏这张照片的人。
那是五十年前文革初期发生的事情。
一九六六年文革血腥的“红八月”里的一个漆黑夜晚，我独自一人藏身在青岛龙江路32号老宅小阁楼的一间小屋内，心中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谋划。几天来在街道主任张秀贤的带领下，来抄家的人群一天比一天暴烈凶残，对父母的批判，也一天比一天高调恶毒。父母被指控的“罪恶“，都是发生在我出生之前，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遥远时代。年仅十四岁的我天真地想，若是我把相册本里的老照片统统烧掉，这些意欲把父母上纲上线往死里整的街道干部，也许就找不到父母在民国时期所犯的“罪证”了。
老宅楼上小阁楼里有一个冬天取暖用的小炉子，我用火柴在炉子里点起火，然后坐在炉边，打开相册，从第一页起，把贴在上面的老照片一张张地撕下来扔进炉子里。这些老照片在火焰中痛苦地扭曲着，发出嗞嗞的呻吟。我看着相纸逐渐变红、变黑、化成烟灰、穿过烟囱、在窗外随风飘散而去。我的动作机械、快速、单调：一只手从相册页里撕下照片，另一只手把照片扔进火炉，我并没有太注意这些老照片里的内容。但不知怎得，我越烧动作越慢，越烧心里越舍不得，一丝罪恶感侵袭心头: 我在烧掉一个连接父母过去历史的记忆桥梁。我开始一边烧一边看起这些老照片来。相片册里父亲与他的家人的照片不多，大部分都是母亲与她娘家人的照片，因为母亲出生在一个大家族，照片上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来的舅舅、姨姨与他们的亲人。
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不同于其它照片所用的普通薄相纸，这张照片是洗印在一种国内少见的高质量厚相纸上的。照片中的母亲左方站立着一对西装革履的美国夫妻，右边是一个身穿白色长袍，头发蓬松，相貌有点古怪的中国男子。我的最初反应是：母亲与美国人一起拍照，烧！这可是一个与帝国主义分子同流合污的有力“罪证”呀。在这张照片的下方，有一行英文字，显示这张照片是在香港的一家照相馆拍摄的。
正当我要把这张照片扔进火炉里去的那一瞬间，我的目光突然被照片上的母亲吸引住了。照片上的她，是一个婷婷玉立、纯美自然的少女，她身穿一件合体的高领旗袍，披着一件白色的毛衣，使得她那原本就苗条玲珑的身材显得更加妩媚俏丽。最令我这个十四岁男孩着迷的，是从她的面部表情折射出的高雅文静气质，这种高贵的气质，我从没有在我认识的同时代女孩中见到过。我突然有个大胆的冲动，想把母亲年轻时的这张照片保留下来。我找来一把剪刀，沿着母亲身体轮廓的外线条，歪歪曲曲地把她单独地剪下来。至于照片里的那一对穿着西服的美国夫妻，以及穿白色长袍的中国男子，我顺手把他们扔进火炉里化为灰烬。
多年之后，母亲见到了这张被我损坏的老照片，她没有责备我，她拿起笔在残缺的照片左边从上至下写了几个字：十八岁在香港为宋尚节博士翻话留影。我大吃一惊，后悔莫及，原来被我剪掉的那一个身穿白色长袍的男子，是宋尚节博士！母亲告诉我，这张照片是1933年在香港一家照相馆拍摄的。那年她十八岁，为宋尚节博士的一场布道会做翻译。听母亲这么一讲，我知道自己闯了个大祸，把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照片给损坏了。（注释1）
（二）京城里寻人寻墓
一九七三年，父亲常子华在青岛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母亲决定带着父亲去北京治病，因为京城有三个姐姐在那儿工作。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母亲告诉我，这次去北京除了为父亲治疗癌症，她还想寻找两个旧友的亲属。她说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她就与这两个旧友的亲人们失去了联系。我听后觉得母亲的想法太离谱，偌大的一个北京城，到哪儿去寻找失联二十五年之久的旧友的亲属呢？母亲所说的这两个旧友之一，就是宋尚节博士。从母亲渴望寻找宋博士亲人的强烈意愿中，我猜测这个宋博士一定是母亲心目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母亲神通广大，我至今也不晓得她是用什么办法，在人海茫茫的京城找到了她失联二十五年的友人亲属。一九七四年我从潍坊去北京探望母亲，她欣喜地对我说：“走，我带你去见宋师母！”我们从四姐和平里的家乘车来到东城区王府井附近的一个四合院，在那儿母亲见到了阔别二十五年的宋师母。那时宋师母与她的第二个女儿宋天真一家住在一起。母亲让我称她为天真姐姐，自此我就多了一个姐姐。
那年的秋天，有一天母亲对我说：“这个周末咱们与天真姐一起去香山遊玩看红叶。” 周末母亲一清早起床后便忙着准备便当食物，她说我们要在香山吃野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遊香山。与我们同行的，还有曾经是王明道教会的王洪义夫妇与他们的女儿王冰洁。
一九七四年的香山没有什么遊人，因为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内极左势力正在号召举国上下进行“批林批孔”运动，北京市民没有雅兴跑到郊外来欣赏风景。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我被如火如荼漫山遍野的红叶所震撼。然而母亲似乎对眼下壮观的景象一点也不感兴趣，她在山坡上找了一个地方把带来的毯子铺下，让我与同行的其他人坐下休息，她与天真姐便离开了人群，消失在一片丛林中。
原来母亲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此行的目的不是来香山看红叶，而是旧地重游，来为宋尚节博士扫墓。天真姐姐告诉我，她父亲墓碑上刻的金字，是母亲在1944年夏天执意捐赠的。这些昂贵的涂金后来被盗贼用刀子刮去卖钱了。墓碑的正面祼露出原有的刻字：“耶稣的仆人宋尚节安息之所，1901年9月27日生，1944年8月18日睡。”墓碑的左边还刻了：“是了我必快来阿门”，右边刻了“主阿！愿你快来”。
（三）校花悔改归主
母亲梁今永，生于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四月初十日丑时。她在家里排行十一，是第八个女孩子。她的母亲叫吴受恩，是她的父亲的第二个夫人。她的父亲梁善川好善乐施，在青岛的广东同乡会中深孚众望，于一九一九年被推选为广东同乡会的董事与俱乐部正经理。位于老青岛双山西北的孙家顶子的广东公墓，就是我的外公梁善川在三十年代捐款集资买了十五亩地建造的。母亲的祖父梁泽威，是十九世纪后叶在烟台做百货生意的广东富商。用现在的话来说，母亲是个“富三代”。
外公梁善川很重视子女教育，他把母亲送去民国时期青岛最好的学校之一，文德女子中学读书（现为青岛第八中学）。因为人长得漂亮，母亲成了文德女中的校花。她个性活泼，喜爱跳舞，有一次她舞性大发，竟然跳到教室的桌子上为同学们即兴表演起舞蹈来。她的前卫行为，在文德女中这个传统保守的教会学校里引发了一时的骚动。
这个举止前卫、打扮时髦的校花，在她十六岁时做了一个令全校师生与家人惊讶的快定，她决志信奉基督教了。有关母亲悔改认罪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情景，宋尚节博士在他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青岛文德女校，有梁今永小姊妹，过去好打扮、跳舞。在今年三月四日与学校七个女生悔改后，带领四十多个同学归主。有一个最反对基督教的女生名叫张钢，梦见一个白衣天使叫她信主，还给她一本书。醒后果然有一本书在她床边，书名是《中级少年团复活节号》（1931年4一6月第二卷），其中有宋汝慈教士写的信息。梁小姊妹将这本书拿给我看，有十几个人为此也信主了。梁要请我去她们女校传福音，我说：“这事必须征得教务主任的同意。”经梁等几人的恳求，得到教务主任的同意，我们到校两次。在第二次会上，我提出”谁先谦卑相信，神自会向你显现。”梁今永站起流泪告诉同学：要知道“谦受益，满招损”。她交给我一封信，可以说是用泪写的，请我们代祷，求神使全校师生都能归主。文德教务长甚至要多留我们一个礼拜向学校学生证道。收到八十封信，有一人要自杀，这次不仅蒙恩而且写信，希望有机会跟我们一起布道。会后，许多弟兄姊妹有爱人灵魂的心，两人一队地赴西岭到八百家去布道。”（注释2）
两个星期之后，宋尚节博士一行去了青岛的郊区即墨县布道。三十年代的即墨是个很贫穷的农村，前来听宋尚节讲道的人大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苦农民。十六岁的母亲也追随宋博士来到这个偏远的地方。宋博士在日记中是这样记录的：“一九三一年，六月三日 ……青岛十六岁的梁今永小姊妹亦来即墨。她要求我讲道前给她作见证的机会，她述说神如何垂听了她的祷告，领了许多人归主，教务主任允许学生聚会，反对学生认罪的教员悔改。她讲毕，我请全体会众为文德女校师生祷告。”（注释3）
一个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布道家，一个刚信主年仅十六岁的女孩，自此成为主内的忘年之交。他们之间在主内的友谊持续了十三年，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宋尚节博士安息主怀。
（四）与宋尚节博士同工
宋尚节博士是福建人，讲了一口蹩脚的家乡兴化腔国语，在他走遍中国各地布道时，经常需要有人为他翻译。可有时在讲台上的翻译人没有完全听懂他浓厚的福建话，翻译时词不达意，影响了他传递信息的连贯性与含义。人无完人，这时完全沉浸在讲道中的宋尚节博士，一急之下，竟然会把可怜的翻译人推下台去。
宋尚节博士很喜欢母亲为他做翻译，因为母亲虽然是广东人，却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又能心领神会地听懂他的福建兴化口音。母亲活着的时候没有告诉我她跟随宋尚节博士在中国各地布道的踪迹，但从天真姐整理出版她的父亲日记《失而复得的日记》一书中，我读到宋尚节博士在一九三六年写下的一段涉及母亲与他同工的段落：“五月十一日到达汕头，教会有人满之患，可惜领袖不知如何牧养栽培。继到香港，青岛梁今永姊妹将陪同去中山、台山、佛山传道。劝梁姊妹独身事主，因为庄稼多，工人少。”（注释4）
这是一次艰难的布道旅途。这三个地方的教会牧师们不欢迎这位在台上手舞足蹈、大声疾呼人们悔改认罪的传道人。当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宋尚节博士与母亲梁今永到达中山县时，县城里虽然有五、六个教堂，但竟然无一肯借堂。不得已，他们只得到距离县城十里之外的东镇细鳌溪村的一个只能容纳二、三百人的小教堂去布道。五月二十一日他们达到台山时，当地的教会领袖大肆攻击宋博士：“别听疯子胡言乱语”，千万百计地阻止教会的教友来听宋博士的讲道。五月二十八日他们乘船达到佛山时，无人前来码头接他们。他们晚上睡在蚊子猖獗的破屋里。白天讲道时，屋子外面甚至有人在叮叮咚咚地打铁。
前景看来很不理想，这次到广东“三山”的布道似乎注定要失败。然而，当宋尚节博士走上中山县郊外的小教堂讲台开口祷告讲道时，奇迹发生了。听众看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奇特画面：一个身穿蓝布长袍、不修边幅、相貌古怪的中年男性讲道人，在台上一面讲，一面跳，从台的一头跑到另一头。他以粗哑的嗓音，大声疾呼人们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站在讲道人身旁的是一个二十一岁的美女翻译，她身穿一件黑色的高领旗袍，优雅大方。她的声音甜美动听、抑扬顿挫，准确无误地把讲道人的信息翻译成广东话。
平时习惯于对台上的讲道人不屑一顾、大声谈笑喧哗的人们开始安静下来。人们对在台上的这两个看上去年龄、长相、服装、个人风格截然不同的讲道人与翻译人感到好奇。他们开始认真倾听，教堂的空气开始融化，圣灵降临到他们的心里，人们看到自己的污秽、罪恶、心里的黑暗。许多人认罪、悔改。在宋尚节的日记里，他是这样描述的：“……许多人经过彻底认罪，被圣灵充满。有说出方言，或被喜乐的灵充满。全体都愿作活水江河，祷告极其恳切，无法禁止。这次中山有三百余人蒙恩。”（注释5）相同的复兴也发生在接下来在台山与佛山的布道。台山有六百多人蒙恩，佛山有三百余人归向主。
（五）闪电结婚
成功地结束了在广东“三山”的布道之后，母亲随宋尚节博士的布道团去了广州、香港。她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从香港取道返回青岛。这也许是母亲最后一次为宋尚节博士的布道做翻译，因为母亲七月回到青岛后，就有两个广东同乡郭亦为、周子西前来河北路九号梁家提亲，父亲仅见了二十一岁的母亲一面，惊为天人，爱上了母亲，非她不娶。
对这突入其来的求婚，母亲有些不知所措，因为外公本来计划送她去美国的Wesleyan University 威斯里安女子大学读书。但母亲最终选择了结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母亲与父亲结婚了。婚礼是由一位美国牧师司克慈在青岛的灵恩堂教会主持证婚的，有一千多贵宾参加了这场隆重的婚礼。
母亲结婚的那天，宋尚节博士正在缅甸仰光布道。可以想像，当宋尚节博士听到母亲闪电式结婚的消息会多失望，他多么希望他寄予厚望的这个梁今永小姊妹可以接受他的建议去独身事奉上帝呀。显然上帝为母亲安排了另外一条事奉的道路。新婚后的母亲，立即投入了帮助父亲兴建青岛广饶路“神的教会”的事工。这是后话了。
尽管母亲在她的后半生遭受了许多患难：五十年代她被关进监狱、六、七十年代家被抄、扫地出门，但她在患难中从未放弃她的信仰。她没有辜负宋尚节博士对她的期望，在一生中带领了许多人信主。我的内子就是在她年轻时因母亲向她传福音而蒙恩得救的。
注释1： 宋尚节 1901－1944， 福建莆田人， 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教会复兴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奋兴布道家。
注释2： 宋天真编，《失而复得的日记》，页115
注释3： 同上， 页116-117
注释4： 同上， 页275
注释5： 同上， 页277
第七章 我的母亲梁今永（二）
（一）一篇感人的评论
二月二十八号，我的哥哥常以诺在微信中转给我看一段文字，那是一位青岛朋友读了我的一篇回忆母亲梁今永的文章之后写的评论：
“以诺大哥好！你弟弟约瑟的文章我拜读啦！这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是心灵深处的声音。所以我感动感慨。
字里行间你妈妈慈善可爱的身影不断地出现在我面前，我去过你家几次，她老人家已经是坐在轮椅上了，但她的气场确实很大。我是跟我妈去的，一见到她就有一种敬慕之情涌上。她招呼着我，那亲切感发散出来是那么温暖！我甚至不觉得她是个有病的阿姨，而是一位资深学者。她平淡无奇的面容里，好像能包容一切，轻声细语中好像能体谅一切。她和我妈友好愉快地交流着，我只是听客，气流却在我全身穿透。我当时想，一个老牌共产党员，与一位忠实的教徒如此情投意合地交谈，真不可思议。
我知道你妈是那么大度……文革抄家的东西，诸多没有还回来，她不去计较不去争说；整治她的人，她也不去记恨不去指责……她的心量之大，不是一般女性所具有的。你们有一位这样的妈妈多么幸福多么自豪啊！尽管也跟着她受过这样那样的磨难困苦，可她应对祸灾的坦然自若坚贞不渝，她那内心的强大能不影响你们吗？能不传承给你们吗？你们兄弟姐妹今日的成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文中看得出，她的教友以及儿女们，在她们的身传言教熏陶下，也都是处处散发着友爱……。爱，是你妈妈一生的追求，她把爱给予你们也给予她所能给予的人，她的人生是放着光芒的一生！感谢你把此文发给我，感谢你弟弟病重中还笔耕不辍……虽然我与你的弟弟没有见过面，但我们是同年生人，我们有幸在文字上会面。他值得我学习和敬重！”
我的心被这位青岛读者的感人评论所触碰，特别是当我读到他（她）描述三十多年前去龙江路32号别墅见到我身患重病的母亲的场景时，我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同时也不禁起了好奇心，这个读者是谁呢？他（她）的 那位“老牌共产党员”母亲又是谁呢？我的母亲于八十年代中期身患重病时，我正在太平洋彼岸的南加州打拼事业与建立自己的小家庭，没有分身之术回青岛在她的病榻前尽孝心服侍她，这成为我终生的遗憾。而这位不知姓名的读者与其母亲却在我的母亲重病期间多次探望她，与母亲“情投意合地交谈”，我心里对他们油然而生感激之情，但他们究竟是何方人士呢？
（二）她是历史的见证人
我的强烈好奇心促使我向哥哥常以诺询问：“这评论是谁写的呢？“
“你还记得于所长吗？” 哥哥回复我说。
“当然记得于所长啦。”我当即回答他。
“这个评论是于所长的女儿达平写的。”
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个写得如此深情的评论，竟然出自于于所长的家人之手。哥哥常以诺说的这位于所长，曾经是江苏路派出所辖区范围内的一个“大人物”，她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江苏路派出所的所长，她代表着共产党在社区里至高无上的权利，她是我们社区秩序的守护者。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具体执行者，于所长的职责之一是密切监视“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分子。由于我的母亲梁今永刚好在于所长1956年上任江苏路派出所所长的一年前从李村监狱刑满释放，还没有恢复公民权，于是母亲便成为于所长监管的专政对象。
记忆中的于所长手下还有一位曹姓女警官。这位曹警官经常来到龙江路32号别墅走访母亲。每次她来时，母亲都会把她请到客厅关上门单独密谈，甚至我的父亲常子华也从不参与其中。虽然那时候我年纪小不知道母亲与曹警官每次见面都在谈些什么，但我的第六感告诉我，她们一定是在谈一些重要的事情。
我长大之后，才晓得当年曹警官经常来到龙江路32号与母亲在客厅里单独交谈，是在执行于所长交给她的任务：对母亲的政治思想改造与行为进行监控与评估，以决定何时可以恢复母亲的公民权。换句话说，于所长与曹警官掌握着母亲政治生命的生杀大权。
于所长担任江苏路派出所所长的那六年（1956一1962），是我从4岁到10岁的儿童年代。虽然那时我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子，但对于所长的印象极为深刻，以至于当哥哥提及她时，脑子里立即浮现出在记忆深处储藏了五十多年的她的形象：一个身材不高，穿着整齐警服的女警官。她脸上的表情总是很严肃，我从来没有看到她微笑过。她走路时腰板挺得笔直，威严的形象让我有些害怕她。每当我在龙江路上遇到她，怯生生地低声向她问候“于所长好”时，她只是微微点一下头，昂首挺胸地继续走她的路，从没有停步下来与我打过招呼。
电话那头哥哥常以诺听到我还记得于所长后，便告诉我，于所长还健在，她已经九十二岁了。我突发奇想，对哥哥说：“你可以让于所长的女儿达平采访她，请于所长回忆一下当年她对妈妈的印象吗？“
“我去试试看，但你别抱太大希望。“哥哥回答我说。
其实我对自己贸然提出的这个要求根本就没有报什么希望。一个曾经在我们居民区代表至高无上的法律与权力的派出所所长，怎么会降低身份去搭理一个当年她“监控对象”子女的诉求呢？再说，于所长与我从没有过任何交往，她可能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尽管心里没报什么希望，我却无法抑制住内心滋生的強烈欲望。我暗暗希望奇迹会发生，于所长会同意我的请求，向她的女儿达平敞开心扉，把她与母亲在五十年代不为人知的那些交往与互动回忆出来。我之所以有这个异想天开的念头，是因为与母亲同时代的老一辈人大都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在想，如果于所长，一个与母亲属于完全不同阶级身份的人，一个当年亲自去龙江路32号别墅监控母亲、代表政法机关向母亲宣布恢复她公民权的人，可以从她个人角度亲口讲述出她在那个非常年代对母亲的第一手印象，那将会是一个多么珍贵的历史见证呀。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仅一天之后，3月1日，哥哥常以诺就转发给我于所长的女儿达平的回复：
“以诺大哥，你客气了，有啥可麻烦的。老人们的友谊，我们做为晚辈的应该给他们大述特述。上一辈为我们下一辈留下了诸多的优秀品质，我们在他们身边仅能体会到有限的那些。大量的是他们在社会层面的工作、活动、事件，以及和朋友之间的交往中体现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太多啦，这一点，我也深有感触。我会抓紧时间好好和父母刨根问底的，挖些老人之间往来的……鲜活资料……好在我父母目前还都头脑清醒，语言表达能力正常。只是这几天我忙与战友之间聚会，家中小外孙女还缠在身边……下周开始行动，请稍稍等待一下吧。一一达平”
读了达平女士的信息，我欣喜若狂，仿佛自己中了乐透彩票大奖似的。哥哥常以诺看到我如此兴奋，便向我解释道，于所长和她的女儿达平也是我的热心读者。由于于所长年纪大了，眼睛现在看不太清楚字，女儿达平经常把我在网上发表的文章读给于所长听。她对我写的文章很感兴趣，特别是我在《青岛是个海》回忆录里写下的那些陈年往事，勾起她许多回忆。哥哥还说，于所长曾经请他教过她的一个孙儿绘画。她还经常请哥哥去她家吃饭，所以哥哥与于所长的一家人很熟。
这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这是我第一次得知，于所长一家与我的家人之间这些年来还有联系互动，特别是当我了解到于所长与她的女儿喜欢读我写的文章，我感到诚恐诚惶，受宠若惊。
接下来的十天 ，我每天都翘首以待，期盼着收到于所长的女儿采访报告。在这期间，我翻开了不久前一位热衷青岛近代史的网友向我提供的他收集的三份江苏路派出所《专政对象》档案。这三份解密的档案是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内的不同时期备案的，我看到母亲梁今永的名字均出现在这三份专政对象的档案里。在这些看上去仍然散发着阴森诡异气息的档案资料里，母亲被归类为“不戴帽的刑释反革命“的专政对象。所谓的“不戴帽”，即恢复公民权的刑满释放反革命分子。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于所长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恩人，尽管这个恩人在我小时候与我在马路上擦身而过时，从未正视过我，也从未与我讲过一句话。假如于所长在五十年代母亲监查期间没有为她摘下“反革命分子“这顶帽子，那么母亲在这三份秘密档案里就会被划为“戴帽刑释反革命分子“，这注定会导致我的童年在一个恶劣环境中渡过，根本不可能与父母在宁静优雅的龙江路32号别墅生活了十四年，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966年为止。
达平女士没有食言，她于三月九日采访了她的母亲于所长。
（三）于所长的回忆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和梁今永仅有两面之识。（注释1）
1956年7月，组织任命我为江苏路派出所副所长。转过年来，所里管路段的曹警官大姐向我提出，能否和她一起去监控对象梁今永家走访一下。我称曹警官为大姐，是因为她年龄大我几岁，另外她是三十年代末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曹警官的文化程度不高，但人很善良，由此我极为尊重和尽力帮助她。曹介绍了一下梁今永的情况，从监狱出来后，一直在家里不出门，人很老实，有文化，有教养的，信基督教。
我知道曹姐是想借我副所长身份去做梁的工作更显得重视，另外曹姐还私下对我说，你比我会说话。其实我会说话也是练出来的。解放前我当过儿童团长、青妇队长，调到区里又到各村做过群众工作。解放了，进青岛就在八大关的正阳关路派出所、湛山大路派出所工作，还被公安局委派出去参加改造妓女工作一段时间。这都是需要和人打交道做思想工作。
我与曹警官去了位于青岛龙江路32号的梁今永家，一见此人，感觉她是一个挺有气质的女人，且长得很漂亮，有大家闺秀的范。
我们寒暄之后，我就得开讲啊，怎么讲呢？琢磨了一下，就从交代政策法规为主来讲吧。我对她说：“梁女士，你的家庭情况和个人情况，政府和我们派出所都了解，你一定放心。你有文化有知识有教养，对国家的法律法规也都学习得比较深刻（其实是指在监狱里，但委婉地让她听出有这意思就行），相信你会在今后的人生中，接受以前的教训，更好的做一个守法守规的好人。我和曹警官都是农村穷人家里出身的女人，从小没有上几天学，是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学习了点文化知识。你比我们强多了，从小就上学堂，受了多年的正规教育，只要听政府的话，老老实实做人，过上一段时间，政府考察期里你表现好，我们会研究给你申请解除考察的。请配合好我们这段时间的考察工作。”
我们交谈时，基本是我们讲，梁女士只是温文尔雅地点头，或者说：“是的，好的。”
最后我交代：“今后你若是有什么问题与情况，请及时直接和曹警官联系，她是你的直接负责人，她是老革命老同志，是我的老大姐，她会对你认真负责的。”
离开梁今永家时，她一边送我们到大门口，一边非常有分寸地说：“谢谢警官，谢谢警官”。
我们出了她家院之后，我才如释重负地对曹姐说：“我完成任务了，怎么觉得说得太打官腔了吧！” 曹警官却说：“你挺能抓人心呀，说人家有文化有知识比咱们强，她心里一定会挺舒服的。“
过了有一年多的光景吧，我又不得不再去见一次梁今永。这次是单独去的，而且是没有让江苏路派出所里的任何人知道。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们派出所和江苏路办事处是一个党总支，我被党内选为总支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办事处培养的两个女性工作积极分子，一个是一手办起了街道幼儿园，并把幼儿园办成区里市里的典范的孙佩行园长，一个是把街道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的主任端木利华，两个人最大的特点是对工作有极大的热情，并因为有文化有知识有能力，在她们的带领下，群众工作的积极性很高涨。因是组织的培养对象，我就要多接触她们，深入到她们的工作中去。一来二去，和她们已经很熟悉啦。
有一天，孙佩行园长让我去她幼儿园，我去了。她关上办公室门，悄悄地对我说：”我和梁今永是好友，说起你来，她说认识你，对你印象挺好，认为你是个好人。我告诉她，是你一直很鼓励支持我工作。她说想帮助培养一下你的孩子，知不知道你的孩子怎样，如果可以让孩子到她家跟着学习钢琴。你家儿子正好在我幼儿园，我想，先领到她家让她看看孩子学琴行不行，然后再告诉你。孩子领去，先让孩子看听弹琴，又和孩子交谈了几句，她说这孩子没有问题，让她来学吧。我一想，这可是件大事，得告诉你一声。“我当时一听就急了！这事要传出去可得惹出大麻烦啊！我当场表态：打住！
孙佩行园长很是惊讶。可能是我当时的态度太突然太严肃，吓着人家啦。我转变了态度，和她耐心交谈了起来，解释了我们党内的纪律非常严格……她慢慢地也理解了。她说要去告诉梁今永。我说我自己亲自去说说，别让人家误会。只是要求她一定不要把这事传出去，这事只能在咱们三人之间知道。孙佩行答应了。
第二次去梁今永家是我单独一人，进家后家里好像有她丈夫和孩子们，但大家礼貌客气之后都退出客厅，让我们密谈，他们家挺有规矩。
我直接了当地把来意说了。说她的一片良苦用心我心领了，因为我是党的人，我得真心真意地听党的话。我是解放前入党的，向党宣誓，随时做好牺牲生命准备跟党走。现在建立新中国了，党不需要我们去牺牲生命了，只需要我们严格要求自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沾群众一点一滴，我怎能沾你这么大的便宜呢？请理解我，理解我们党的纪律党的严格。不则，党就领导不好国家政府和人民……弄不好我就会被党处分或开除。你知书达礼，心地善良，请多多理解我这样做这样处理。不是因为你，也不是我不想好好培养孩子，我们工农出身知道知识才能的重要性，但我是党员是干部，只能服从组织领导，遵守组织纪律……
梁今永是个明白人，看我诚恳又严肃，很坦然地对我说：”我明白，我理解，你做得对，你们党做得对。” 她再没有多说什么。我最后叮嘱她：“这件事，只有你我和孙园长之间知道，其他任何人也不要告诉，行吧？“ 她点头答应啦！
这件事真的就这么消无声息地过去了。真是谢天谢地啊！我们三个人都是保密高手，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知道了，可能会搅出事故来，那样，我们仨都得遭受一次大洗礼。
我和梁今永五十年代见了两面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来往。
谁会想到，我晚年和梁今永成了好朋友！
到了八十年代中叶，我已经退休在家。有位老同志来家串门，聊起当年的人和事，说起梁今永文革期间又遭遇过不幸……他知道的比较清楚，和我讲得很详细，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想，文革时期让很多人都遭受不该遭受的苦难，特别是有历史问题的人，更是难以逃脱。能度过那段时光还健在的人，也都是好样的。这位老同志还告诉我，梁今永和他唠叨有机会想见见我。这正和我意，我也想见见她。就这样，在那位老同志的联络下，我们见面啦，……是我去她家登门拜访的。
时隔近三十年后我们俩再见面，真奇了，……我们俩交谈的闸门都情不自禁地打开了，开闸以后，把憋在心里的没有倒出来的当年心里话，都一股脑地泻出来了。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渐渐成了密友。
我们敞开心扉谈自己的一生经历，谈家庭历史，谈儿女情长。我讲怎样从一个农村海岛小渔村贫困农民家庭走向革命道路，她很愿意听。她说她羡慕我的凤凤火火的人生。我呢，也很欣赏她那个大企业家爸爸给她创造了学习机会，以及她为教会教友做出的无私奉献。
我们感慨人生，感叹人生。当年是政治形势所迫，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和资本家等有产阶级有私人来往，这是党员的铁律。而今改革开放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弦已经取消啦，人和人之间都可以平等友好相处平等友好往来，再也不用划分阶级成分啦！我们俩的来来往往轻松多了。
我发现梁今永中午吃饭很凑合，因基本是她一人在家，经常不想动火做饭，只吃块巧克力充饥。我就劝她还是做饭菜吃为好，让小女婿帮助做饭吧，她坚决不肯。由此，我家里包饺子，蒸包子，做玉米面饼子，就给她带过去，她很愿意吃。她说老吃我的饭，想找点宝贝（指首饰之类）回报我，我明白地告诉她，不可以，我们是君子之交，重礼就丢失友谊了。她想了想说，好吧。她有时给我几块巧克力，说这东西可以吧，我也就拿着了。不过，我多次劝她，少吃巧克力，少吃糖。因为我丈夫七十年代末得了糖尿病，医生叮嘱不让他吃糖了，也警告我，老年人少吃糖。她没有听我的，结果得了糖尿病。她得糖尿病和不正规饮食有极大关系。
有一天，梁今永突然问我怎样评价她，我想了想说：“你是我少见的有德有才有貌的优秀女人。”
她不好意思地说：“评价太高了吧！”
我说：“这可是我的心里话。”
这样的评价她确实高兴，不久给我两张照片留念。一张围着围巾的少女照，一张她和儿子常以诺在栈桥的合影照。
晚年的梁今永也很孤独，白天一人在家，弹琴、看书、读圣经。她的儿女我基本都见过，只没有见过小儿子。大儿子常恩惠回家探亲，我去她家碰见，她让人家叫我阿姨，我阻止了，人家比我小个十岁八岁的，哪好这样啊。大女儿常以斯与二女儿常路斯当年在北京，她们因母亲的关系，多次接触，和她很亲近。在山东省对外贸易学校当教员的三女儿常安斯我见的次数最多，她经常回家照顾母亲。无巧不成书，够有意思的是，常安斯和当年管控她母亲的曹警官的儿子王建柱同校当教员，成了同事。
梁今永和我的友谊很真诚，她每天祷告上帝都把我全家人带上，她说请上帝保佑好友人的一家人。我说：“我们共产党人，不信教，信共产主义。” 她说：”这和你们信不信没有关系，这是我对主的请求，我对你的诚心，不需要你接受。”
有一天我刚到她家，她就迫不及待地问我：“我可以去你家里看看吗？” 我说：”这有啥不可以的，我家大门为你随时敞开着。” 她说：“你丈夫会同意吗？” 我回答说：”没有任何问题，你现在去我就领你去。”她听了高兴的像个孩子似的，连连说道：“太好啦太好啦！这个问题缠绕了长时间了，今天是下了狠心开的口。”
后来她真的自己找到我栖霞路的家，我丈夫也热情地接待了她。事后，她和我交谈经常提起：“你们是共产党掌权人，能和我这个曾经管制对象，资产阶级家庭的人交往，又让我到你们家里去，我知足啦！我交你这朋友太值啦！”
我听到她说这话心里并不好受，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不经意中确实伤害了诸多人心，这些受过伤害的心的伤痛很难抚平。
在梁今永弥留之际，我去她住的青医附院病房看望她时，她已经难以用语言表达了，但她的面容却很平静，看不出痛苦，我明白她是因为心里有……主。她一生生活富裕优越和艰难困苦时，都认为是……主的安排。她不追求金钱财富，她家文革被抄家丢失的不少财物和首饰其实是可以和当地政府申诉追回的，有些她明知是被个别人居为有己，她也说是主的安排。她心中的主无比强大，让她有一颗慈爱、大度、凡事谢恩从不计较利益之心。
我默默地看着想着，真的难以承受她的现状，所以在那里只待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身边有个孙子辈的年轻人在陪床，把我礼貌地送出病房。我没走出医院，眼泪就哗哗地流出来了。我知道，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啦！最让我心里无法接受的是，她一句离别话也没有留给我！至今想起来，心还是很疼很疼！
达平 记录于2019年3月9日夜
（四）“现代微小说”
三月十日，当达平女士整理前一天她对母亲的采访记录时，在太平洋彼岸的我却被送进了南加州的希望之城癌症研究中心医院的急诊室。在接受了长达十年各种最先进的抗癌药物治疗之后，我体内唯一保存下来的右肾终于败下阵来，这些药物严重地损害了我的肾功能，使我身体的各个系统受到损伤，诸如高血压、心力衰竭、恶心、呕吐、浮肿等一大堆病症把我折磨的痛苦不堪。急诊室的医生为我做了紧急抢救之后，便把我转到普通病房。
那天夜里，我是在病房的床上读到达平女士采访她母亲于所长的文字记录的。尽管事先做好了思想准备，但这篇访谈记录里的内容仍然令我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读完之后我泪崩了。这时刚好有一位年轻貌美的护士来查病房，当她看到我老泪纵横的样子，误以为我是被病痛折腾得疼不欲生而哭泣。我不好意思地赶紧把泪水抹去，向她解释，我是因为读了一篇催人泪下的采访报道而被感动流泪。
我感觉自己仿佛读到一篇类似《悲惨世界》的“现代微小说”。在这个微小说里，母亲与雨果笔下的刑满释放犯冉阿让Jean Valjean 都被判了五年徒刑（冉阿让后来因企图逃狱被加判14年）。他们俩“犯罪”的动机也很相似，都是为了帮助别人：冉阿让是为了帮助饥饿的外甥们而偷了一块面包；母亲是在教会帮助一个自称想回四川老家的陌生年轻人而捐献给他路费三十元，但当时她並不知道此人是青岛海军学校的学生，因此被判为“瓦解解放军战士”的罪名。他们俩出狱后的政治待遇也十分相似：冉阿让刑满释放后持”黄色身份证“，那是一个带有前科案底的假释证明。这导致他讨生活处处碰壁，只因为有罪之身。而母亲出狱后，在长达二十三年的时间里，她被列为“黑五类分子“，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直到1978年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发动的“真理标准“大辨论而导致的一系列平反政治运动为止。
于所长与雨果小说里的警官沙威Javert都代表着法律、社会秩序与“公义”。警官沙威忠于自己的职责，他把法律与秩序视为神圣的最高准则，一次次穷追不舍地跟踪追捕冉阿让。而于所长出身于共产党的革命老根据地，山东胶东乳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她从小参加革命，1949年进青岛后，她被分到八大关的正阳关路派出所、湛山大路派出所工作。我的母亲在1951年被捕入狱之前，与父亲正住在于所长辖区内的嘉峪关路六号别墅。父亲是1953年听命于青岛市政府的要求从八大关搬迁到龙江路32的，三年之后，于所长则被任命为管辖包括龙江路32在内地区的江苏路派出所所长。冥冥之中，命运似乎总是把于所长与我的父母联系在一起。
在母亲与于所长相识长达近四十年期间，她们俩各自始终恪守心中的信仰，以及对于真理和道德的信念。这可以从于所长私下对女儿达平的一段自白中体现出来，她说：“我们是党的人，为党和国家和人民做事，我们愿意默默无声地去做，真的拼命去干去做。解放前是抱着牺牲精神干，解放后是抱着牺牲自己的利益干。我们在岗位上时真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这一代老党员，对党最忠诚。“
而晚年的母亲梁今永，每天都在为于所长的全家代祷，当于所长对母亲说：“我们共产党人，不信教，信共产主义。” 母亲对她讲了一句令人惊叹不已的话：“这和你们信不信没有关系，这是我对主的请求，我对你的诚心，不需要你接受。”
尽管于所长已经是一位九十二岁高龄的老人，但她在访谈中展现出超人的记忆力，这使得这篇访谈记录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在她的访谈中，她除了详细叙述了她与母亲在五十年代的交往之外，她还细数了我的大哥常恩惠、大姐常以斯、二姐常路斯、三姐常安斯、二哥常以诺。唯一遗憾的是，她把我这个常家的小儿子给忘记了。我想这也许是因为我与哥哥常以诺的年龄只差两岁，在五十年代每次我在马路上遇到她向她问候“于所长好！“时，她可能误把我当成哥哥了。
在雨果的小说结局，冉阿让与警官沙威这两个主人公没有机会达成最后的和解。警官沙威最后意识到法律程序并不道德，他的内心冲突使他无所适从，最后投河自尽了。然而，达平女士的”现代微小说”的结局全然不同：两个持完全不同信仰，处于对立阶级的主人公，挣脱了多年束缚在她们身上阶级斗争的精神枷锁，在她们的晚年相互敞开心扉，联手写下了这段不为人知的真挚友谊。
注释1. 在我的记忆中，于所长还去过我家一次， 那是为了向母亲正式宣布回复她的公民权， 即摘去她的反革命份子的帽子。
（待续）
转自《海外文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