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
那时总有这样的时候——挨时间。因为内向，不爱交际，就有很多很多的闲空。学校的作业远没有现在这么多，如果有人玩的话，日子应该是过得非常欢乐的。但我不行，我总是那么落寞，同大部分小孩玩不到一块。要是有书看当然就好了。有的时候连一本书都没有，时间就变成了纯粹的“挨”。
我坐在走廊尽头的水泥阶梯上，我想等我的好友出现。但是她病了，她妈妈带她上医务所打针去了。我知道她不会马上回来，但还是抱着希望坐在那里，用一块石膏在水泥地上画图，写字。我怕错过了她。走廊外面，孩子们在玩牌，还有一对在跳皮筋。我呢，我在“挨”，我无聊至极。如果他们当中的一个叫我过去的话，我一定会去，即使玩得不那么畅快淋漓，也比现在要好。可是他们没有叫我，我也并不巴望他们叫我，我只盼我的好友快回来。我挨了半个多小时，我希望发生的事没有任何迹象。于是失望地回家，找出图画本，用透明纸蒙那些画。因为手性差，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总是全神贯注的。我蒙了一张“波西米亚女人”，不知不觉又挨到了下午洗澡的时间了。于是去灶屋烧了水，用桶提着，到后院去洗澡。洗完澡，换上干爽的衣，将脏衣服洗了，便发现两个好友都回来了。打牌吗？好，打牌，打牌！我又买了副新扑克呢！于是苦闷无聊烟消云散，趁着晚饭前去玩一通！
我的闲暇就由这两样组成，“挨”和玩。玩是兴奋的，其乐无穷，但触动的东西是表面的。而在“挨”之中，人就触摸到了时间和存在。我印象中的“挨”总是发生在白晃晃的夏天的下午，窗外是阳光，树阴，室内很阴凉，地板上蹲着一只猫儿。望出去，便看见谷皮树上的红果隔一会掉两只下来，那也许是鸟儿弄的。地被晒枯了，发出“喳、喳”的声音。记忆中的我瘦瘦的，穿着绸衫，有点像幽灵，在那窗前晃过来晃过去的。凌乱的桌上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一只小闹钟。我不看钟，我心里另外有一面钟。有时呆的时间长了，我就去擦下地板。拖把上的水在地板上很快就蒸干了，地板显出木纹，升腾起好闻的气味。一会儿，邻居们在走廊上叽叽喳喳地说起话来，大约是下班了，这意味着父母要回家了。于是我的“挨”告一段落，我汇入到日常生活的嘈杂中去——做我愿做和不愿做的事。
我早年生命中这种“无欲”的时间段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它是不是导致我写作的最早的原因？我常想这个问题。
写作是什么呢？写作不就是脑海空空，摒除了表层的欲望，让深层的本质崭露吗？童年或青少年时那种一段一段的“挨”，可能正是一种写作前的准备，预习吧。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过这种“挨”，他就很难写出我这种实验小说。一个终日忙忙碌碌，暴露在众人眼中的人，一个脑子里塞满了事务的人，他的本质是很难崭露的。当然，如果那人年轻，才华横溢，也许可以做到，比如三十岁的卡夫卡。但那对他的健康是具有杀伤力的，所以他才一直盼望退职回家写作，并由于写作导致了早死。而目前我所过的半封闭的家庭生活，正是我追求了一生的理想的写作生活。我并非不同外界接触，只是我需要越来越多的时间来“挨”，只有这样，我的潜意识才会变得超常的活跃。也许我每天只写五百字，但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来“挨”，来锻炼身体。这样，我写出的五百字就都是真东西，它们确确实实是从最深的地方冒出来的，而不是硬写出来的，有经验的读者一看就会知道。
我想，即使不是艺术家，如果他想过一种高品质的生活，他就应当在一天里头有段时间处于“挨”的状态。这样的人，必定会慢慢变得不俗。
深
凡是我的读者都知道，我的小说是属于深奥难懂的那一类，如果要将这种文风追溯到童年时代去的话，我便会记起我儿时生活中那些朦胧的，充满了莫名情绪的挨时间的片断，还有无时无刻不在的虚构故事，充当主人公的冲动。在一块如此贫瘠的土地上，在所有的务实几乎都成为泡影的时代，我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务虚的寻求之路。起源的具体时间是很难断定的，也许从有生命的那一天这种倾向就存在了。我的小小身躯的最里面有一块虚空，它的不确定的扩张表现为我外在性格的暴烈。对于少年时代的我来说，有个东西是不能碰的，这就是个人的尊严。但那是一个最不要尊严的时代，所以我就总是暴烈地发作。在这种发作的不断作用之下，内在的虚空便渐渐成形了。没有人看出我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青年时代在底层劳动，结婚，生子，抚养小孩，找工作……也许，我本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什么理由不呢？我的意思是说，普通人，他也是可以保留他内在的那块虚空，并使之成形的。那是他的尊严得以成立的根基。如果这个人在意识到了被称之为自我的那块虚空的存在之后，还能自觉地对其加以研究、叩问和开拓，这个人就有可能是个艺术家。
由于天生的敏感气质，我一直是有朦胧的自我意识的，这体现在我的害羞，我同伙伴同外界的格格不入，我的不由自主的孤独的冥思上面。长年累月，这种东西一直在不知不觉地发展着，她竭力要在我的内部凝聚成形。在外人看来，也许我只不过过着平淡的生活，我的生活中也缺少冒险，缺少奇迹。而实际上，在我内面，在那个黑暗的地方，我是经历过情感的惊涛骇浪的。这类颠覆性的冲击在开始也许连处在表层的我自己都不曾清晰地意识到过，但却深深地触及到了我的自我，一次次地对那块虚空进行形式上的塑造。
有两个刻骨的记忆都与死亡相关。外婆临死的那几天一直发高烧说胡话。有一天，我在她面前时她要我做一件什么事，我没做好，她就气愤地骂了我。我怀恨在心，晚上同她睡在被窝里，我睡另一头。我越想越气，就踢了她一脚。我听到外婆在说：“你还踢我啊！”那苍老的声音让我既迷惑又惶恐，一直到今天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还没经历过死，我不知道死是什么，当然更料不到被我踢过的外婆会死。然而两三天之后她就真的死了，再也回不来了。我没有为她的死哭过，我眼里头没有泪，然而我永远记得，临死前的外婆被任性记仇的我踢过一脚。我是一个不知好歹，做事不记后果的莽撞的小姑娘，小时被外婆溺爱，所以一点都不知道为别人着想。
第二件事同大弟的死相关。我同两个弟弟在家里总是闹别扭，他们一同我闹翻，我就不理他们了。于是“分家”，共同收集的糖纸或冰棒棍子全分开，各收各的。大弟死之前我同他们两个就正处于这样一个冷战期。如果有事情了，我只同小弟说话，不同大弟说——既因为心里对他们有气，又因为自己不好意思。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同他和好，他就独自一人走了——一种深不可测的永别，一件想都没法去想清的事。绵绵无尽的悔恨伴随了我的一生。我无数地在梦中改写历史。我说：“你回来了啊？这些年，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不相信！”弟说：“其实啊，我是到那边工作。现在回来还需要上户口吗？我想回来念书呢。”“没有问题啊。你出去得太久了。”几乎每一次都是这类似的、无声的对话。四十年过去了，我还在改写这段无法挽回的历史。对话是那么的生动，鲜明，虽然我隐约知道我是在梦中，我还是几乎就要相信改写已经成功了！我盼望自己不要醒来。
这两件事便是我的死亡体验，我在梦里执着于它们，它们的意象永远那么鲜明。白天里，我透过窗户凝视窗外那一片阳光，然后返身回到书桌旁，记下那些几乎是来自祖先的回忆。通过这种不懈的劳动，我终于看出了，我内面那个不断扩张的王国是一个矛盾的王国。一方面，我知道铁板钉钉似的历史无法改写，另一方面，出于活的冲动我仍然要将改写的行动进行到底。
掌纹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女孩子里面流传着一种说法，从自己掌心的纹路，可以看出今后的生活——找到什么样的爱人，会有几个小孩，会从事何种工作，事业上的成就有多大等等。那个年代，看手相是被禁止的，这种说法显然是看手相的一种变体。我是那种皮肤特别嫩，掌心的纹路既复杂又隐晦的类型。上课的时候，我在课桌下面盯着自己的手心发呆。按同学的说法，我会活得很长，并且会有六个小孩，那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凭我的经验，是怎么也想象不出的。我，我们，在那个年代对于自己的前途都想得很少很少，因为没有给予我们自由想像的翅膀，而那种“从此刻做起”的现实可能性更是不存在，我们每个人都是懵懵懂懂的。然而我还是固执地天天看着手心。
由于本性，也由于所受的家庭教育，我一点都不迷信。我之所以对手心的纹路感兴趣，只是因为某种说不清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如同我在梦中在那些蛛网般的小路上徘徊一样。出口是很难找到的，或者根本就没有。有些焦急，有些迷惘，更多的是好奇。哪一条道通到哪里，在哪里交叉，哪里又是死胡同……“第一个小孩是儿子！”同学叫了起来。儿子？我马上想到家里的哥哥和弟弟。儿子很好嘛。但我并不能从这上头想像出什么来。
整个青少年时代，我像其他人一样没有设想过自己的前途，也没有任何预测。然而梦中的迷路和辨认是怎么回事呢？在一个亭子里头，我对弟弟说：“这里先前来过的，你看这屋顶上的花纹就知道了。”那上头是一些苍老的白鹤，飞成一个圆圈，圈子中央有古怪的图案——我们无法破译的图案。有人在亭子外面叫我们，可是雨雾遮蔽着，无法看见那人的身影……“你看，来过吧？要不怎么会有人叫我们呢？”可是雨下个不停，那人总不现身。
梦里的路没有地域的限制，我走到哪里，就将迷雾中的未来王国带到哪里。“文革”中，我同小友一道爬车到了广州。由于两天两夜没睡，我一到主人家就伏在她家桌子上进入了梦乡。然后我就站起来梦游了。我要找我的那个柜子，那里头有我很久很久以前藏着的一本图书，好像后来藏丢了。我从餐厅游到厨房，厨房里有一大堆柴，我感觉柴堆下面有东西，就将那些柴一块块都搬开。我要找我那本图书，我一定是将它寄放在未来的世界里了。小友和她的亲戚都站在旁边观看，觉得既吃惊又好玩。“好了，好了……”她俩推了推我。好了吗？我立刻清醒了，我觉得刚才我在梦里已经找到了它。于是很高兴地拿了毛巾去洗脸。
人无法看穿掌心的纹路，正如人无法看穿命运的安排。但人可以做，起先自发地做，然后半自觉地做，在做的当中去破解命运之谜。然而认识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人在认识中辨别出一个又一个的美的图案，那是他的生命之痕，轻盈、灵动，犹如水母的梦！一切真正拥有过的，都不会丢失；一切应有的，终将产生。不断行动的人，他在宇宙间划出的痕的图案都是最最美丽的，因为他的行动实现着、也改变着他的命运，并将命运变成了真正的自由。
空房间
我们在城里住的房子是原来的老办公室改的，两层，没有单元，只有走廊两边一间一间的房间。沿着宽大的木楼梯上去，到了楼上，一阵荒凉的气息扑面而来。起先楼上住了三家人家，即我的朋友一家，还有另外两家。这样，楼上就有五六个空房间。夜里上楼去，总是胆战心惊的，因为走廊里又没有灯，我又害怕那些空房间。万一门突然打开，窜出鬼或“特务”来，将我抓了去可不得了！我听到自己的脚步踩在木地板上“咚！咚！咚！”地响，我要赶快走到门缝里透亮的那一块地方，那个房间是芦儿家里住的，再过去两家，就是我朋友了。好了，到了朋友家了。我们一般不敲门，直接就去开门。耀眼的光线又把我吓了一大跳，灯光下面的母女三个人看起来像青面獠牙的鬼！幸亏她们说话了，这才恢复了人形。我回身关门时又打量了一下走廊尽头那三间没住人的房间的门，可是当我的目光扫向那里时，只有一团深深的黑暗。
楼上走廊尽头的那三间空房间是最为暧昧的。一般的时候总是房门紧闭，没有住人。但有一回我上楼去，居然看见其中的一间房门敞开了，一个戴旧呢帽的老头朝外探了探头，又缩进去了。我站在朋友家的门口打量那个房间的里面，看到木地板上有很多行李包。我不敢久看，怕房里的人见怪。我想，终于有人来住了，这样我上楼来也就没有那么怕了。我有点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我问朋友的母亲，搬来的老头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那母亲干脆地回答，板着脸。那回答令我恐惧，我知道自己问错了，因为世上有很多事是不能问的。果然，过了没多久，那老头就不见了，房门又被锁上，好像从来就没住过人似的。后来呢，又住过一对新疆来的夫妇，但也只住了两三天就不见了。
由于是走道末尾的三间空房，又由于紧挨朋友的家，我对它们的印象就特别深。每次夜里去到那里都是屏住气，就是白天，也不敢多在那门口停留。那些门是深灰色的，油漆剥落，看上去闭得紧紧的，但又好像随时会打开。有一天，门边那扇朝外的窗子被吹开了，雨水飘进来，地板上湾起了一湾水，还从门缝流到屋里去了。隔了一天，就有人将窗子关紧了，于是空气又滞住了——一种烂木头和灰尘的混合的味道。“那里头的地板都沤坏了，要找人来修。”是朋友的母亲，她悄悄地站在了我后面，她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里头像猫眼一样发光。我同她一道走进她家时，听到隔壁有“啪啪”的声音，像是一只大鸟撞到了墙上——巨大的鸟。我问我的朋友她听到了没有，她用力摇着头，说：“那是窗外晒的被单没有收进来。”
我总梦到那三间空房。在梦中，房门是敞开的，房里的桌上点着油灯。有时是一个，有时是两个人在房里清东西。那些行李包真多，大大小小的摆了一地，他（他们）在摸着黑清理。房间不知为什么那么长，大约有十一二米，当头只有一只很小很窄的窗户，外面很黑，里面也黑，小小的油灯只能照亮一点点地方。我在更黑的走廊里徘徊了一会儿，终于鼓起勇气进了另一间房。这一间房里地上也摆着行李，一个很瘦的女孩在就着油灯翻画册，她那赤裸的双腿盘在椅子里头，头发湿漉漉的披散着。“我是这里的老住户啊。”她嘶哑着嗓子说。我闻到她的头发有淡水鱼的腥味，她长得有点像新疆人。“你看看地上这些包就知道了。”她又说。可是我一低头眼就花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包变得影影绰绰。我很害怕，赶快找了借口摸索着离开。
空房子，既吸引着我，又充满了不祥之兆。它们在我的梦中萦绕不去。
最害怕的事
我最怕别人放爆竹。如果是在我没注意的情况之下鸣响了一大串的爆竹，那还可以忍受。但如果有一个人正在点燃爆竹的引线，却又还没响起来，我就会吓得魂飞魄丧，捂了耳朵就跑，跑得越远越好。小的时候是这样，一直到今天也没多大改变。只不过现在自制力强些了而已。现在春节人们仍然放爆竹，所以好久以来我在春节都不上街了。还有一种更大的“爆竹”就是爆米花的机器。那时没有多少副食品，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推着爆米花的机器来了。小孩们围着看，为了好玩，也为了闻那香气。炉火熊熊，铁罐子随着风箱转动，而我，一看到这个场面就心惊肉跳，连忙回家。即使在家中，为了那无法预测的一声巨响，我也是忐忑不安的。我恨发明爆米花机器的人，有什么好吃的啊，搞得人心惶惶！如果街边有人在爆米花，我就狂奔到街道的另一侧去，像有人在后面追杀一样。最大的“爆竹”是夏天的雷电。江南的雨季，雷电是很吓人的，像要将房子都劈开一样。一道雪亮的闪电之后雷就来了，在等待的那两秒钟里头我总是屏住呼吸，似乎血管里的血都凝住了。那种天气当然不敢到外头去走。万一哪一回迫不得已到了外面，闪电一起来，就吓得全身如筛糠！有一回，我连雨伞都丢了，打得一身透湿。
其实最可怕的不是那一声响本身，而是期待中的想像。也许对于我，爆炸就相当于死亡，在那个东西欲来未来之际，我的想像就进入了疯狂状态。这种生理反应从儿时一直延续到今天，治是治不好的了。对于死亡的超出常人的恐惧是我与生俱来的。从小我就恐惧“死”，而且越来越恐惧。我怕看亲人的尸体，远远超出怕听爆竹声。
我的大弟是陷在工人挖河沙挖出的洞里淹死的，那一天，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周围的空气似乎是现出了黄黄的颜色，所有的景物都变成了旧照片。走廊里人来人往的，什么人在低声讲话。弟弟的尸体穿戴好了，来到了大门口，家里人都出去看他。我不敢去，我迈不动脚步，再说也没人注意我，我就呆在家里了。世间停滞了，景物无比虚幻。然而死了弟弟的夏天仍然是夏天，只不过是有点发黄的夏天，树枝还是轻轻地在摇摆，小鸟仍然在啄食红果。我没法理解这种事，我感到彻底的无助，因为一切都要独自承担。听母亲说，弟弟的鼻孔里有血，是呛死的。多少年都过去了，在梦里，我仍然拒绝接受这个事实，仍然要反驳，找出他还活着的种种理由。那不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负罪感，也不光是因为害怕，可能起作用的还有倔强的，不肯认同死亡的生命力吧。
有我的作品里头，是没有消极、颓废和死亡的位置的。我自认为我的作品是生命之歌。由于与生俱来的极度的恐惧，我才选择了这种死亡演习的写作。我的每篇作品里头都有死神，也有那些决不放弃，决不低头的怪人或奇异的小动物，他们身上凝聚着千年不死的东西。这两方面的争斗一直在花样翻新。我不要听那爆竹的一声巨响，我也不要看亲人的残骸，即使听到了，看到了，我也要将它们排除出我的记忆。我决不让它们来主宰我的生活。时间一长，不要看不要听的东西便被对象化了，以越来越狰狞的面貌出现。所以我的每一篇小说都是危机四伏，它们那催命的鼓点越敲越紧，但表演的，不是死神的战胜，而是生的希望和生的光荣。
我的眼前有一个捂着双耳飞奔的长腿的小姑娘，她的步伐那么急促而野性。那个时候，她一点也没有料到她会要将这种行为艺术一直扮演到死，她只是出于强烈的本能一次次地演出，在她后面追赶的，是她永远都不能接受的东西。
来源：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