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据有关的材料和历史纪录影片叙述，解放上海市区时，发生过剧烈的巷战和街垒工事争夺战。但我们所在的虹口(至少在我家靠近提篮桥这边)一直很安静。那天早上起来，街坊邻里都在神秘兮兮地互相转告：“解放军已经来了。”店家打开“排门板”后才发现，有当兵的睡在露天人行道上。
共产党终于来了！共产党给上海人第一个惊叹就是他们“勿敲老百姓的门，勿声勿响，勿吵老百姓困觉”，静悄悄地在露天人行道上睡了他们进入上海后的第一宿。恰好和前几天国民党溃败中的散兵游勇（特别是那些火气大的伤兵）挨门闯户强横索要形成了鲜明对比。
快得神奇的是，马上在收音机里就听到了共产党的声音，这声音使人感到了“天翻地覆”，一切都变了。有普通话广播、上海话广播，还有粤语（广东话）广播，因为解放军正继续南下，那时“解放军进行曲”的歌词最后一句是：“……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华南的原野，向祖国的边疆。”既然要“向华南的原野”，所以电台专门有粤语广播。我听到里面反复说到：“辕门街（南方音‘gai’）坊官”，反复听多了，就猜得出它说的是：“人民解放军”。共产党播音员的语调都是亢奋的，不像昨天还在说话的旧社会播音员腔调那么柔软。
大概是两三天后，正式举行了人民解放军入城式，也经过了我家弄堂口的东长治路。长长的车队都是从国民党手上繳来的大吉普（美国军用“十轮卡”），车后拖着美国大炮，车斗内整齐地站着手握美国汤姆森枪、卡宾枪的解放军，只差坦克车没有上街（大概是怕压坏马路）。上海人开了眼界：“解放军真咯勿推板！”
还第一次看到扭秧歌的、打腰鼓的，有的在马路边，有的插在队伍当中边打、边跳、边走；第一次听到那些人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打得好来，打得好来打得好！四面八方传捷报来传捷报……”、“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用毫无矫饰的“真喉咙”合唱出来的朴素、激情、欢快的歌，比起许多年来上海“无线电”里播送的“靡靡之音”完全是另外一种新鲜滋味。这些歌上海百姓怎么一下子都学会了？又是谁把他们教会的？可见在上海确有不少人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早就在准备这一天了。
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大家不但不怕当兵的，还满怀热情地欢迎他们。看来江叔叔、李孃孃他们以前说的真是不错。他们两个是小姑姑复旦大学的同学，寒暑假来我家做过家庭教师。讲课的时候对我和堂弟仲威讲过不少社会的黑暗、罪恶和不公；国民党政府是消极抗战、欺压人民、腐败透顶的坏政府；美国是和中国人民敌对的金钱帝国主义；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解放而奋斗的革命领导力量。那时我还是小学生，当时也看到和听到过一些社会上的事，渐渐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现在亲眼看到了共产党，头一个印象真是叫人高兴、振奋。
电台里除了播出解放军继续南下打胜仗的消息，还宣布了成立军管会，主任是陈毅，副主任是粟裕。他们本来是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和副司令员。这个名称很新鲜，不叫司令“官”而叫司令“员”。这符合共产党宣传的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解放区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共产党讲平等、讲民主这些话。军管会一成立就发布了一些告示，我也记不得那么多，大意是说大家要安心，工厂要恢复生产，商店还要开。并且告诫大家不要听信“蒋匪帮”特务的谣言。走到马路上我看见有的电车上张贴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红布横幅标语。这些话的意思，在报纸和电台广播里都有解释，主要就是说当老板的好好当，共产党也要保护的。看样子，共产党来了，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有一天，在《新闻报》上我看到陈毅（当时他好像还不是市长，什么时候开始当市长我不记得了）出席了“各界人士”的“座谈会”（这些在我来说都是新名词），在会上陈毅还当场吟了诗，记者对此十分赞赏钦佩。我看了也觉得共产党的这位将军有学问，而且很有人情味。而陈毅正是以前报纸上发中央社消息时常常说到的那个“流窜”来“流窜”去的“陈匪”。
又过了一些天，全上海举行了庆祝上海解放大游行。听说共产党最会组织游行，国民党在的时候就有许多次学生和工人的游行，江叔叔也对我们讲起过，前几年就有过“反饥饿、反内战”等的游行，可惜我没有亲眼看到。我只见过青红帮组织的“出会”，那也叫游行。这次庆祝解放游行非常盛大，大人不敢让我们出去太远，反正东长治路是一条大马路，他们总要来的，我们就等在弄堂口看。后来听到西边的声音响起来了，赶紧往那边跑，大概跑到了商丘路“转弯角子”国光大戏院门口，看见了。旗子、标语、口号、唱歌、铜鼓喇叭。还有扭秧歌、打腰鼓、打莲厢（一根花棍子，上面串着些像铜钱一样的东西，舞动起来并在肩、背、腿上碰击可以发出“锵锵锵”的声响），这在解放军入城那天就看到了，这天更多些，大概不到半个月好多人都学会了。扭秧歌很简单，第一次看了以后我都学会了。“解放区的天”这支歌也有许多人学会了，我听见杨妈（和我妈妈同年的女佣）有一次在逗我的弟弟（季威）玩的时候用常熟话在“唱”（可是没有调子）：“解放军哆咯（们的）天，是明早咯天！”。要命！，因为她没有读过书，不懂“明朗”，听成了“明早”。这倒不要紧，她见到了解放军而没有见过解放区，脑子里没有“解放区”这个概念，竟把“解放区的天”唱成了“解放军的天”（而不是人民的天）。好在那时候上海人还不懂什么叫“上纲上线”，没有人会想到去说她“挑拨军民关系”。
游行队伍里还有很大的“毛主席像”、“朱总司令像”。毛主席就是毛泽东，我在《中国抗日战争画史》上看到过，那时他到重庆去谈判的时候下飞机时，头上戴着一顶南洋人常戴的遮阳头盔，爸爸也有一顶这样的帽子。刚解放时，不管是在游行队伍里举的，墙上贴的或者是小册子书上画的毛主席像都是胖胖的，眯着眼睛皱着眉头笑（大概是因为太阳正面照着）的，戴一顶八角帽的那一张像。他胖得看不清下巴，加上帽子下面露出点长头发，那样子有点像个胖婆婆。朱总司令也戴着帽子，浓眉大眼，很像个农民，面容憨厚。游行里面还有些精彩的东西，那就是化妆的车。用彩色的布和纸把卡车装扮成各种样子，上面站的人也化装成工、农、兵、学、商属于“人民”的人。有一部车上不知道是哪个纺织工厂的，搭了一个很高的台子，上面站着一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年轻女工，穿着白纱衣裙，头戴花冠，那叫“和平女神”。后来听到流言说，那位女工站在高台上，游行从头到尾许多个钟头，早就“内急”了，但是身为光荣的“和平女神”，又不好意思说要下来像凡人一样如厕，就这样一直憋着，最后憋死了。这事情听起来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刚解放那时候的确有不少来历不明的谣言，也可能是有人（包括潜伏下来的国民党“匪特”或者一些心怀不满的人）故意造的谣。
那时还是有不少人心里惴惴不安，阅历多的大人想得多些，一个是不知道共产党以后会怎么样；再就是仗还在打，美国总还是支持国民党的，会不会真的反攻回来？
爸爸做事的公司是没有了，但他们几个留下的人还看守着一些东西（这都是我后来从爸爸写的“材料”上知道的），所以他有时还去“办公”，所谓“办公”，不过是原先公司里那些老职员会会面，打打桥牌。可以想象大家一时都“吃勿准”命运究竟会如何，议论的一定很多。当时有个“美国之音”电台在广播，那声音很响。听说起先电台是设在长江口外的军舰上，后来固定在菲律宾马尼拉。新闻广播节目一开始就是：“This is Manilla”。爸爸说还不能完全听共产党一面之词，但是国民党的电台（当时也可以收到）更是胡说八道，他认为只有美国之音还比较客观。
那些日子经济很困难，换了人民币（我已记不清换的时候是多少金圆券换一元人民币），物价还是在那里继续拼命涨，“美国之音”对共产党接管后能不能管好经济没有乐观的预测。军管会（和后来的人民政府）用了很大的力气来保证上海的经济稳定，从各地，特别是从东北运来大米。报纸上登的数目都是论“斤”，今天又运来了多少、多少万斤。爸爸有一天听到“美国之音”里面说美国人一次就运给国民党大米八百吨，便很有感叹：“你看，人家一运就是八百吨，哪像共产党这样讲“斤”的？”。
物价涨一时止不住，人们照样还是只相信银元。共产党想了一个克服恐慌，稳定人心的办法，就是采用一种“折实单位”。一斤上白梗（上海人喜欢吃梗稻米，当时米店价牌上梗米分上、中、下三等）、一尺龙头细布（所谓“龙头细布”实际上是解放前直到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生产的一种机制的大众化粗白布，用粗纱织的，纱的粗细不匀，所以总是疙疙瘩瘩的，没有漂白，颜色略带点黄）、一斤豆油，还有记不清是多少煤球，这四样东西按当时的市价加起来就是一个“折实单位”。职工领薪水，还有一些其它涉及政府的支付，就用折实单位算。每天报纸上都公布当天的折实单位是若干人民币。
我不知道家里当时是怎样来维持生活的，爸爸后来写的材料说，老板屈用中走的时候，留了600块美金给大约八九个人做安家费，如果是平均分，每人可以得到六七十元，虽然那时的美金的含金量比现在高得多。就按现在七百美元算吧，再省也用不到几个月。另外我想爸爸积存不多，但总有那么一点，比方说我见过的那一条“小黄鱼”，还有干妈给我的一个小元宝，后来都没有再见到了，大概是换了钱用了；自家三轮车也卖掉了。总之，那时爸爸职业没有着落，心里是惶惶然的，前途渺茫，情绪不好。我则比较相信报纸和人民电台上的话，但在回学校之前有时也会受到爸爸情绪的一些影响，心里也有点不踏实。
2.思想进步
我好像是很快就回学校了。
我在耶稣教长老会办的历史悠久的清心中学读书，校址在南市大南门外陆家浜路，上海解放时初中二年级下的学业尚未结束。我回校时班上的人还去得不多，也没有正式上课。我和一个叫洪兴邦的同学住在一个寝室里，他这个人虽然不爱叽叽喳喳多说话，但是个乐天好动的人，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那时闲着没有事，他去参加了打腰鼓活动，地点在“文德堂”后面单身老师住的小院子（见拙作《儿时“民国”》）里，我去看过，“咚叭，咚叭，咚咚咚咚叭……”。我觉得这个比起扭秧歌来动作太复杂，兴致也不大，没有去参加。
那时候有一些“进步”学生早就活跃在学校里了。所谓“进步”，就是相信和靠拢共产党。刚解放的时候许多上海人也喜欢把进步得快的人称为“前进份子”，其它地方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叫法。这个称呼如果是在一些“落后”的人口里叫出来，颇有点揶揄挖苦的意思。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有这样一些人，因为我还小，在解放前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活动和动静，不像有些大学里那样有明显的地下学生运动。后来回忆起来，曾经有高中生在寝室里唱：“山那边呀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解放以后就改成：“解放区呀好地方……”了。解放以后这些人露面，组织起活动来，于是学校石麟堂图书馆里敞开的书架上已经放了一些进步书籍，我没有事就到图书馆去看看书。那里有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的短篇小说集，还有劣质纸张刊印的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几本小册子，书皮上都有木刻版画的毛主席戴着八角“解放帽”的头像。
那时还有几十百把个解放军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操兵。好像只有一半穿着旧军装，其他的穿着乡下老百姓的衣服，不像举行入城式的那些解放军那么威武、整齐、雄壮。
我认识了初中三年级的几个“前进份子”，都是以前同年级但是不同班的，一个叫沈锦辉，脸白胖，剪的平头，他的一只眼珠有点斜，绰号“斜白”（上海话读“qia ba”）。据我所知他是清心初中生里面唯一的一个在解放前已经与参加地下活动的几个高中生有点联系的。他比我大一两岁，虽然有一点口吃但却很能说话，很活跃，有一些后来我们叫做“组织能力”的本事。一个叫顾伯衡，黑长脸，穿着朴素，性格沉稳、厚实。一个叫董志宏，白脸、略瘦，比较文静。一个叫周维勋，小矮个子，看上去是个小孩相，活跃调皮，而且 “矮子肚皮里疙瘩多”。还有一个就是爸爸的商界朋友章靖庵的儿子章北威，虽然我们有父辈这层关系，但是解放以前三个学期同级而不在一个班，所以极少接触，这以后接触才多一些。他也长得很清秀，个子比我高。那时候在清心男中这个“和尚”学校里，大家喜欢给长得秀气的同学取一个女性的绰号，章北威的绰号叫：“阿姐”。只记得以前曾有一个晚上，他穿着一件白睡袍倚墙站在寝室走廊灯光下“开夜车”读英文（要考试了），那时他班里有个调皮刁钻的同学陆惠恩见了，故意大惊小怪啧啧感叹道：“喔哟，大家来看看，阿姐真是亭亭玉立啊！”。他们几个都是解放以后比我早一些天在参加过地下活动的高中生和沈锦辉影响下成了“前进分子”。我比他们晚一些，但不是因为思想没有他们通得那么快，只是因为性格内向一些。
我兴致勃勃地参加了他们组织的许多活动。在“法国公园”（抗战后解放前曾叫“中正公园”，解放后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改称“复兴公园”的）有一个解放战争胜利战绩的展览，那里除了图片和文字说明以外，最吸引人的，是在公园林阴道两旁草坪上展出了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飞机、坦克、装甲车、加农炮、迫击炮、小钢炮和其它枪支武器。从中得知，原先弱小的解放军怎样打败了美国支持下配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于是我们更深信“蒋匪帮”的末日即将到来，全国很快就会解放了。
还去参观了共产党接管后的提篮桥监狱。那房子形状方方正正，有好几层楼，像上海一般的大仓库一样，有好几座这样的大楼房连环套接在一起，构成严严实实的提篮桥监狱。我们走上走下参观了许多牢房，看到共产党对监狱犯人不只是关押惩罚，而是采取劳动教育“改造”的办法使他们获得“新生”。他们在各种车间里劳动，而且休息时还唱歌、打腰鼓、打莲厢、扭秧歌。在那里我们还看到了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被关在一间比较宽敞的单人牢房里，但是铁栏栅也很宽，像动物园一样可供参观。她个子矮小，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了。那时她戴着眼镜独自静静地坐在那里看书，参观的时候，组织者还关照过大家，不要喧嚷，不去打搅她。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说明共产党是很温和、很人道的。
虽然在很久以后，陆续听到过完全不同的牢狱内情，我自己也见到过不少令人作呕的政治假戏、“做秀”以及听到过背着众人耳目的绝密操作，但我至今仍不认为我自己解放初亲眼看到的提篮桥监狱的情形完全是演戏。我宁可相信，在解放初期那个充满希望的年头，红色革命的理想主义在“革命队伍”不少人的头脑里尚未泯灭。 解放初组织人们去参观“模范监狱”，虽然少不了有宣传的目的，但并非全是欺骗作假。
我们又去参观了申新九厂（就是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荣毅仁父子办的申新纱厂第九厂），解放前这里工人运动很活跃。我们参观了纺纱车间，里面温度、湿度都很高，工人劳动非常辛苦。我们还去参观了著名的江南造船厂，它就在从清心中学沿陆家浜路往黄浦江方向过去不远的地方，在那里和工人开了联欢会，还有解放军参加。坐在会场里此起彼伏地喊口号，我们也学会像解放军那样齐声呼叫邀请对方唱歌，听到了许多解放区带来的新歌。记得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国际歌》。
学校还请来刘佛年教授（他是上海哪个大学的名教授，原先思想就比较进步的）在蟾芬堂阶梯教室给我们作报告，他讲的主题是社会发展史。原来，人类是从猿猴变来的，他们和猿猴不同的就是会用工具来劳动，所以说：“劳动创造了人”。最早人群生活在一起平等合作，没有剥削和被剥削，叫做“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可是后来逐渐分成了两种了人，少数人剥削和压迫多数人。先后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每一次变革都是一次进步。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一定要变化。还讲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看来这些都是科学规律，社会必定是这样发展的。这些变化又必须经过阶级斗争，把旧的统治阶级打倒才能实现。最后人类要消灭一切剥削和剥削阶级，建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就是为全人类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
刘佛年是名教授，当然讲得非常精彩。听了这些，我觉得以前活着都是糊里糊涂盲目过日子，现在才睁开眼睛看清楚了。原来我们人类世界有这样的前因后果。尽管我那时才十四岁，我一向喜欢思索各种问题，追究其中的道理。以前上海人有一句俚语：“耶稣自有道理”，这只是俏皮话。接触基督教许多年，圣经里那些东西我从来没有当真信过。现在听了据说是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的这些科学规律，看来共产党才是“自有道理”。这个科学给人类画出一幅壮丽美好的前景，并使我似乎从中悟到了人生活在世界上很有目的，很有意义。
3.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先锋队”
我刚好十四岁了，前不久“啊呜大伯”（从我家祖籍浙江德清新市镇来上海做事，住在我家多年的一位堂房叔叔）总是取笑我怎么最近说起话来像个“破毛竹筒”了。发育阶段嗓音变得特别粗，也就是说我即将进入青春时期。人到这个时候身体突然变化，心理也突然起了些变化，感觉和求知欲特别的敏锐。正好在这个时候遇到这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社会变动，那么多新鲜事，那么多新鲜话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我极其兴奋。
有一天，顾伯衡郑重其事地叫我到操场一角坐下来，他说：“我要和你谈一件事情，我们觉得你很好……”。他的话就是这样开头的，他说的：“我们”指的就是他们几个最早的“前进分子”。他对我的评价也没有用别的新名词，就说：“你很好”。本来在学校里，先生和同学一般都认为我“好”，所谓“品学兼优”，是那样的。“很好”又怎么样呢？他说现在要成立一个先进青年的组织了，这个组织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先锋队”，要团结教育周围青年紧紧跟着共产党等等，他们要我参加。
我听了，很激动的。我原来不过是个什么事也不管的小孩，现在人家在谈，要我参加一个“青年先锋队”，头一次意识到：“我是‘青年’了”。而且现在要参加一个“革命组织”，参加做大事情了，那是一种什么滋味？真是够浪漫、够神秘的！于是我当下就同意了。
过了几天就去开会。那地方就在我一年级上课的“东楼”对面叫“文德堂”的那座楼上，已经是“青年先锋队”的办公室和会议室了。大概有二十几个人，多半是高中生，初中生好像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几个。当头的叫朱永嘉，自然是高中生，他们好几个同学都是解放前就在“地下”活动起来的。还有一个叫林本仁，看上去比朱永嘉还大一点，还有记得名字的有潘鸿芳、王定一，别的高中生不记得了。他们都很会讲话，特别是朱永嘉。但是他毕竟还是个中学生，开起会来振振有词，好像肩负着国家命运，会下有时玩得得意忘形，实际上很调皮。有一次他和特别调皮的小矮子周维勋在操场上胡闹，把周的头朝下脚朝上拎起来打转，而且他那时好像已经正式当了团总支书记了。
“文化大革命”中间1969年我回家听说有一个和王洪文、徐景贤他们一起在上海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头头也叫朱永嘉，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我向弟弟季威和妹夫陈志明打听这个朱永嘉多大年纪，他们的估计和我推算清心中学那个朱永嘉当时应有的年纪大体相符，但一直没有充分根据确定，他就是我在清心中学的那个朱永嘉。直到最近（2009年初）季威专门打电话给我说很凑巧遇到他在复旦大学时的一个老同学确证全市闻名的朱永嘉早先是从清心中学出来的。
王定一个子不高，瘦瘦的，微黑，光头，他是上海南面哪个县的人，口音和浦东话接近。那年暑假我们都曾经为了搞活动，住在学校里，我和“青年先锋队”骨干之一的王定一住在庚午宿舍楼上东南角那个房间，同室还有一个一年级小弟弟，他是德清新市人，按祖籍和我同乡，而且他也姓胡，名字现在想不起来了。王定一来自农村，可能家境不大富裕（后来我才知道，在上海比起来不大富裕的中学生，有的还算地主家庭出身，但不知道王定一是不是），性格老成持重、和善，就像我们的大哥哥。
大概就是在这个暑假住校的时候，因为刚解放时物价还在飞涨，经济非常困难，“青年先锋队”的会议上讨论过组织同学生产自救。做什么好呢？有的说去卖“棒冰”（北京人叫“冰棍儿”，武汉人叫“冰棒”，广州人叫“雪条”）；有的人说去卖报纸；还有的人说可以做酱油，那时候只有地地道道的黄豆晒制的酱油，正好夏天可以做，据说有人会做。这些事研究得很认真，后来也真的安排人作了些准备。但我们这些人毕竟是一帮大都市的中学生，弄来弄去最后还是一事无成，不了了之。
4.“二.六轰炸”和困难时期
我看见打飞机大概也是这时候的事。国民党的陆军远遁之后，还可以派飞机来骚扰轰炸，给共产党制造困难。虽然很少有大批来的，但是经常有。持续的时间也不短，我记得后来几年提起那事总是叫做：“二.六轰炸”，可见高潮的时候是第二年的二月六日。那次国民党飞机炸了杨树浦发电厂，造成半个上海（包括我们住的虹口区）停电。但是我亲眼看见打飞机那次应该是头年夏天，因为我记得清清楚楚，是一天晚上在上面提到的庚午宿舍东南角那间房的窗口看见的,那么应该就是那次暑假住校的时候。刚解放的最初两三个月解放军大概很少有高射炮，曾有人幸灾乐祸地说看见解放军“土包子”试图用步枪打飞机。后来有高射炮了，那个晚上我们已经睡了，又听见警报。不久就听到飞机的声音，在我们东面方向，那声音比往常近。然后就听到炮声大作，从窗口看到许多探照灯的光柱在天空扫描。后来都聚焦到一点，听声音可知就是照着那架飞机，紧紧地跟着它。因为我们的窗子正好是朝东的，凭着光柱交叉点的移动看得一清二楚。飞机是朝东逃遁，所以在我们的视觉上好像是探照灯把飞机往低处压（越远视角越低），高射炮弹则不断在周围开花。突然东面天边一声巨大的轰鸣，火光照遍了半边天。我们虽然没有军事知识，但也想得到那是飞机被打下来了。我们跳起来欢呼，兴奋得大半夜没有睡着觉。第二天果然证实了这个消息。
因为轰炸的规模一直不算大，那时没有躲警报的，而且那么大的上海也不可能有供普通老百姓躲的防空洞。很多人家为了防止轰炸时把窗玻璃震碎，在上面贴了纸条。一般都是贴成英国国旗那样的米字形。我在家里住的时候，爸爸叫我带领几个弟妹来做这件事。我嫌米字形不好看，就设计了一种比较好看的花样，先把两根纸条贴在对角线上，然后剪四个V字形贴在四个三角区里（两个钝角的贴在上下，两个锐角的贴在左右）但是比米字形费工夫些。我家楼上楼下窗子特别多，还有些落地排门上面的雕花玻璃很大，所以我们辛苦了好几天才贴完。后来我自己回想起来，便怀疑这种贴法是否科学，因为米字形四根纸条是连在一起的整体，而我那图形五组纸条是互不相连的，不能把整块玻璃牵制在一起，震动起来可能还会四分五裂。幸好炸弹一直没有掉到过我们附近来，这一点没得到验证。
后来解放军的高射炮火力越来越强，声音听着越来越清脆，炮弹开花越来越高，猜测是装备了新武器。大概是“二六轰炸”以后不久，苏联的米格式喷气式飞机来了，中国人大概还是第一次见到喷气式飞机，因为以前还没有看到过国民党有喷气式飞机，也没有看到过美国的喷气式飞机。感到特别新鲜和希奇的是，听到声音在这个方向的时候，看见飞机已经在另一个方向了。从此以后国民党飞机好像基本上再没有来过。听说苏联飞行员住在百老汇大楼，吃得非常好。那时又有流传说苏联兵也玩女人，当时我坚信这是“匪特”的造谣。
那年上海还发了一次大水，上海的大水极少，要有就是台风带来的。所以我想应该是那年的八九月份。我那时不记得为什么是睡在爸爸妈妈房间的长沙发上。有一天风大雨大，半夜里谁发现水涨进房间来了，鞋子和一些放在地上的东西都漂在水上，很快地，水越涨越高，大家赶快搬了可以拿的东西往楼上跑。楼上的人也都醒了，楼下的水不久就涨到比床沿还高，而且有一股腥臭。后来我知道了，水主要不是暴雨下在地上积起来的，而是大风推着海水涨潮，黄浦江堤外江面高过了市内地面，水只可能从下水道和阴沟里倒灌上来，所以又脏又臭。那次家里损失很大，主要是地板泡坏了，后来也没有钱换修。本来从外观看还算很漂亮的一个白色书桌，因为表面是贴三夹板的，也泡坏了。有的衣物浸过脏水也洗不掉了。许多米被浸在水里。那时候人的观念，浪费米是最“作孽”，要遭雷打的。所以我们把米淘洗了晒干，吃了一些时的酸米。发水次日早晨大叔叔还到公司去，回来说外白渡桥附近的水已经齐胸深，他是穿着衣服走走、游游来回的。那些天大人忙，我就经常负起抱弟弟的任务。
爸爸的处境应该说就是“失业”了。由于本来底子就不厚，逐渐感到拮据。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改为走读。每天乘七路电车到十六浦，再走到学校。中午在校门口陆家浜路边摊子上吃点便宜的小吃。经常吃的是一种“中餐”，或者一种“西餐”。“中餐”是牛骨头汤下的阳春面；“西餐”是“小罗宋”（小型的俄国式梭子形硬面包），用刀子剖开，里面夹些麦芽糖浆（这是甜的吃法）或者有点像沙拉那样的红肠丁和洋山芋（北方人叫土豆）丁的混合物（这是咸的吃法）。几乎每天就是这样吃的，却也吃得津津有味。我以前虽然生活在“小康之家”，但是从小习惯朴素节俭，物质上没有什么奢求，所以无所谓。丝毫没有因此觉得“解放”了不好，而且也知道爸爸失业是因为大老板屈用中把公司卷走了，怨不得共产党。你公司不外逃，共产党还是允许它存在的。只要国家有前途，爸爸会有事做的，后来事实也是这样。我这个“青年先锋队员”已经开始做“家庭思想工作”了。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