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进京
大学入学以前在上海西区迪化路（后称乌鲁木齐路）一所什么学校集合开了一次会，由市教育当局交待布置进京有关事项、编队等。
意外的是在那里见到了我在清心中学团组织的老搭档，沈锦辉和章北威，他们也是考进北京读大学的。这两个老团员报考录取的都是组织动员的与国防有关的新学院。自从我离开清心以后，和他们三年多未曾通过音信了，年轻的时候觉得三年很长，久别重逢分外惊喜。开会间歇的时候我们走到一起，在操场上席地而坐。说了很多初中老同学的情况，谈话间章北威惊讶地笑对沈锦辉说：“哦哟侬看看胡伯威，现在变得噶（这么）老练了！”。也难怪，在清心的时候他们都是我的兄长，是他们把我“架”上团总支委这个角色，但他们当然记得我那时腼腆而稚嫩，现在当了几年“干部”，听听我说话就觉得有点老嘎嘎的了。
现在在我印象中参加那次会的没有上海中学我们班上的进京同学，反而倒有沈锦辉等清心的团干部，所以这不是全体进京学生的会议，而是被挑选承担带队的骨干会议。我被指定带领进入北大的一个学生小队，记得其中除了物理系的至少还有化学系的。
那时我们家里为了紧缩开支，楼下的大部分房子已经让给里弄居委会办的托儿所，而且婶婶也就近参加工作，当了那个托儿所的所长。爸爸妈妈搬到楼上住在大叔叔房间隔壁，原先做西式客厅用的那一间。季威稍大一些的时候，家里买了一张四周围着栏杆的小铁床给他单独睡。就放在爸爸、妈妈的大床左边，也和房间里其它家具一样刷上乳白漆。但是因为妈妈工作的那个长寿路中心小学在普陀区，离家很远，所以有一段时间妈妈带着田田和季威住在学校里，田田干脆就在那里上学，到周末三个人才回家来。后来是什么时候又搬回来住了，田田又进了我和好几个弟妹们都上过的十八区中心小学（原先叫唐山路小学）。她比我小六岁，我要进大学也就是她要进中学的时候；季威又小六岁，正好又是要上小学的时候了。所有这些变故都发生在我远在上中住校，而且忙得往往连假日也不回家的时候，所以一些具体情节和时间我都记不清了。
现在我要远离上海了，就在那间房里，大家忙着替我准备行装。北京究竟有多冷，大家心里都“吃勿准”，反正知道要穿厚些、盖厚些。于是请裁缝做了一件比较厚的衬丝棉的列宁装，我记得里子是用旧衣服上拆下来的羽纱拚起来的。这件列宁装我穿了许多年，一般的列宁装都是垫普通棉花没有见垫丝棉的，何况夹里是衬的羽纱，所以我觉得它整个外形过于柔软，缺乏这类正装应有的棱角。妈妈最担心我的慢性支气管炎，年年冬天都要咳嗽，所以给我织了一件高领的厚毛线衣和一条浅绿色粗毛线的围巾（我觉得如果颜色再深一点就好看些，但那时只能用家里现成有的毛线，好像是拆了田田早先的一件毛线短大衣），后来它们也都伴随了我好些年。除了在上中时就在用的一口不大的，一种漆皮做的箱子以外，还给了我一口比较新的大牛皮箱。婶婶送给我一床白布被单。那时一切匆匆，离家时的事我就记得这些。
那时大学新生有组织地集体包车进京，就像现在运送新兵一样，家人都到北火车站去送行。开车之前月台上挤满了学生和家长，留在我记忆中的一件事是妈妈在人群中特别注意到一位身材高挑的漂亮姑娘，而且赞赏地指给我看：“这个女小囡（解放前妈妈在上海基本上坚持说纯粹的昆明话，1951年参加工作以后，她的昆明话里面逐渐夹进了上海话的词汇）高高的，长得真不错！”。这位姑娘也是前往北大的，后来我在校园里还不时见到，现在依稀记得她好像是生物系的，而且我好像还曾经知道过她姓什么，可惜时间太长，现在都忘了。妈妈自己个子偏矮，她特别羡慕和欣赏身材高的姑娘。在为我远出上大学送行的时候格外注意到这个，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态，当时我完全没有去想过。在二十二年以后，当我写信告诉她我和惠华（我的太太）已经很好，而且不无自豪地附上惠华的一张漂亮的照片给她看看她未来的媳妇是什么样子。她在高兴之余还不忘在信里特别问我惠华的身材有多高，我告诉她惠华身高一米六二（我们这一代女的一米六二可以算高个子了），她马上又回信说：“很好”。可见她那次送走我的时候突然关注起一位高挑漂亮的女同学，很可能是有心理活动的，儿子看着长大了，又将长时间离开，于是勾起了一点心事，使她观察我周围女孩子的眼睛变“尖”了。
列车开动，和家人挥手告别、远去之后，车厢里热闹起来。大家可能都是第一次独自离家远行，特别兴奋。忙着结识新的朋友，尽管其中只有很少数是未来将同班相处的同学，大部分则不过是临时旅伴，以后在诺大校园里见面时眼熟而已。邓耀华是除了从上中一同去的邱如陵和樊启祥以外我第一个认识的未来同班同学，也许是因为他在车上话特别多，长相和性格也有些怪异，后面我有机会说到他的。其实后来在我们班上还有另外两个来自上海的，可能因为他们性格都比较内向，所以在火车上是否在我这个组我都记不得了。倒是有几个其它系的女同学和我同在一个硬座“格子”里面，一路叽叽喳喳混得较熟。其中一个化学系的性格活泼、五官轮廓俊秀，只是脸上颇多青春疙瘩。她们一直对我“组长”（或是“队长”我记不清了）长、“组长”短的，十分热情。到北京散了以后其他的都人走茶凉了，只有这个化学系的还见面打过几次招呼。
那是1953年，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还是15年以后的事，火车到下关要摆渡过江。列车渡江时人不仅要走下车厢来，还要走出车站经过下关的一条街，然后穿过一段似乎铺着废旧铁轨的路去到江边，搭乘另外的渡船过江。在下关的一瞥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那里还有轿式马车，和我小时候在昆明见到过的板车式的马车不同。我们是每个人拎着自己随身的东西排好队走的，在穿过有铁轨的那段路时，接到传话要赶快跑步跟上，大家跑得汗流浃背，甚是狼狈。
到江北浦口上车继续北上，渐渐地，一路景致和江南相比令人兴味索然。清晨经过泰安的时候有人提醒右边远处一带山峦就是泰山。五岳之首在我们想象中应该立地顶天、气势磅礴。但在火车上远看过去是灰土土的、貌不惊人的一堆，有点叫人扫兴，怪不得常言道“有眼不识泰山”了。后来我发现北方多数的山远看去都有点灰土土的，和我以前在云南、四川看到的那种远望过去就是翠绿的山大不相同。
我想那次乘的当然是慢车，记得在车上过了至少有两个早晨。车到北京时又是一个早晨，在这之前每次停车我都会醒一下，朦胧中听到“杨柳青”、“廊坊”等新鲜地名。快到北京的时候天色微明，看得见铁路边的房子逐渐密集起来，那房子都是矮矮的平顶长方匣子，顶上还长着枯黄了的草（因为那时已是深秋）。极少见到有南方中式民房顶上盖的那种青瓦，我奇怪北京人怎么“蜗居”在这样简陋难看的匣子里，后来才懂得这样适合北方寒冷气候，可以节省一些烧炕的燃料。
终于到北京站了，大家迫不及待地出站，第一眼看看我们仰慕已久的伟大首都。那时的前门车站实在很小。出了车站回首一看，那进出站门楼的建筑样式很像个普通的耶稣教堂，出口那道门也是窄窄的。再回头朝外看，不过几十步远就是内城的城墙和有名的“前门”（又叫正阳门）了。我早知道“前门”，是因为早就熟悉“大前门”牌的香烟，烟盒上就画着前门门楼。那时的前门还没有经过翻修，景象陈旧。在城墙跟前我看到了从未见过的骆驼，还有骡子和马拉的大车，同时也有无轨电车从那里经过。
来接我们去学校的车子那次没有经过天安门，直接经由西单到西直门，中途经过西四牌楼。牌楼我在昆明曾经见过，没有这么大。以上这些事物叫我有幸见识了地道的老北京城风貌。但就在不久之后它们大都永远消失了，牌楼没有了，城墙也基本上拆光了，骆驼也逐渐看不见了。
出了西直门，那里是一片泥土地广场，我难免联想到有点像是我去上海中学途中从徐家汇过了肇家浜的那片土坪广场。现在我要从北京市区经过这里去北大，这是我们后来每次进城排长队换乘32路公共汽车的地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32路前面加了一个字码变成332路，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他仍在这条路线上行驶）。再往北走就不是街道而是公路了，那时路边房屋稀少，多的是大片的庄稼地。北方人把“田”和“地”两个概念分得很清楚，前者是种水稻的；后者是种旱作物的。
2、初进燕园
车子特意从西校门（燕园的大门）进入学校，让我们一开始就能看到主要的校园景致。刚刚经过去年的全国院系调整，北大已经不是过去的旧北大，它集中了全北京原各大学理科和文科的精华，真正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做学问的大学”（文理综合大学）。校址则选在最漂亮的燕园，即燕京大学旧址。
拿现在的眼光看，它那西校门真不够大气，与伟大中国最高学府应有的气派太不相称。现在全国各地许许多多甚至包括二、三流的大学的大门已经是一个比一个气派了，只有北大的校门还纹丝不动的保留着那个老样子。
当你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以堂堂一员的身份进入这个背负着赫赫盛名的、如传说中的蓬莱般优雅而又如圣殿般庄重肃穆的校园时，会顿然产生一种豪迈的使命感。
进校以后有一个手续过程我全忘了，总之不久我们就被送到第二体育馆，它在燕园老校区的南边，这座两层大楼房（所谓“大”不是以其高，而是以其宽广而言）和老燕园内其它所有建筑一样，盖着飞檐斗拱的“大屋顶”；以粗莽的朱漆圆柱为骨架的屋墙。我们被告知这就是我们的临时住处。馆内楼上球场地板上铺满了干稻草，只留下几条走道，所有新生就在这里一长排一长排在地上打通铺睡。听说学校东北方未名湖与大操场之间的第一体育馆（比二体育馆更大些）也派了同样的用场。后来我读到与我们同时进校的诗人马嘶的回忆，那年中文系的新生就住在那里。
第二天上午没通知我们有什么事，一早我就和几个新结识的本系新同学兴致勃勃地步行去学校西北边的颐和园初游，到那里行程将近一个小时。那时路旁都是田野，而且也许是因为靠近园内的昆明湖水源，所以一路多见水田，也有荷塘芦泽。那年代颐和园已经是游人如织，但还没有到摩肩接踵的地步。门票具体的价钱我记不得了，但以那时一般学生囊中之空乏，对这点票价竟都满不在乎。而且一张门票可以把诺大颐和园彻里彻外每一个角落游遍，可我们有的是精力，缺的是时间。后来到故宫也是一样的，要想细细玩味，一个星期时间绝对不够用。那时我还没有到过杭州西子湖，对着这片人工营造的北国江南皇家御园惊叹不已。时值金秋，在饱览了昆明湖周圈的铜牛、玉带桥、长廊、石舫，登临佛香阁统观全景，还可以远眺隐蔽在绿树丛里我们的学校。后来我们夏天经常来颐和园，但主要目的是在昆明湖边由木桩栏杆围起来的游泳场游泳。
昆明湖还是划船的最佳去处，城里的北海公园也是一样。因为北京的游湖船非但是“自助餐”，交给你全权驾驭，而且船上的桨是一左一右用铰链插在船舷上，供你双桨齐挥，尽情施展。不久以后有一部国产影片大概叫“祖国的花朵”，里面那首抒发纯情的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脍炙人口。孩子们划船的背景就是碧水、绿树、红墙的北京北海公园。那歌词里的意境也只有在北京划过船的才会感受得那么亲切，因为不仅是“绿树红墙”，而且能够“荡起双桨”。据我往后许多年所知，其它地方游船的桨是拿在手上，那样的话只能单桨轻拂，像划采菱船似的，太不过瘾。于是我有幸很快就在北京练就了真正的划船技能。我们常常从佛香阁前上船，划到玉带桥钻进一个桥洞过去，再从另外一个桥洞钻出来，回到万寿山前，依次经过彩色的石舫和和一个船坞，船坞里停着慈禧太后乘坐过的一艘明轮轮船（就是我小时候在嘉陵江上见过的船舷两侧装着大桨轮的那种船）。这样就绕到万寿山后面的狭长的后湖，太阳行走的“黄道”在北方看格外的南斜，所以阴坡、阳坡的小气候差异特别明显，万寿山北坡（后坡）的树丛里，直到晚春初夏，有些沟壑里的积雪尚未化尽。我们这第一次光顾时值金秋，遍布后山的红叶映红了山后窄湖面。
那次回到学校我们还有剩余的精力巡游了西校门进门处的华表和日晷；大图书馆后面留学生宿舍附近几个巨大的石龟驮碑；再往后去的南阁、北阁；未名湖畔的石船（我发现它和颐和园昆明湖边的石舫差不多大小，不过只有光秃秃的船身而没有船楼）、水塔和临湖轩。燕园的景致和后来看到的清华园完全不同。清华园除了建筑多为西式的以外，道路、园地和草坪都平坦、宽广、开敞，一目了然的宏大壮观。燕园则地势高低有致，绿树繁茂，曲径通幽，每行数十步之后豁然又是一景。我给家里的第一封信就说，上海任何一个公园和北大校园相比都差得太远了。
但那是指的老燕园范围里的情况。院系调整以后老燕园已经容纳不下整合了的新北大，于是在原来的校园东南面又扩展了一大片，直到海淀镇边。在那里陆续修建新的学生宿舍，还建了一个形如重工业大车间那样的大饭厅。原先燕京大学的学生宿舍都在未名湖西北侧，绿荫中一顺排列着七栋外观如宫殿般华丽而厚实的二层楼房，现在都成了年轻单身教职员和部分研究生的宿舍。从西到东依次取名为德斋、才斋、均斋、备斋、体斋、健斋和全斋，这些名称取自当时提出的教育方针，即要培养“德才兼备，体魄健全”的国家栋梁之才。八个字对应七栋房，所以撇开了听起来别扭的“魄斋（破斋）”，并用“均”字代替“兼”字。
我曾经到那里去找过政治课季国平老师（这个年轻女教师在开始一段时间担任过我们班上类似思想教育辅导员的角色，所以我作为团支部书记，常和她有联系）。那宿舍房和燕园的其它建筑一样，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即外观像中国古典宫殿，而内部是钢筋水泥结构和西式现代化的设备，水汀（暖气片）、自来水脸盆、抽水马桶等一应俱全 。我特别注意到由于那房子的外墙很厚，所以在玻璃窗下面留着一尺多深的窗台，可以充当一个桌子放季先生的许多小件物品。
至于校园南面新造的宿舍房就比原有的房子简朴得多了。特别是位于大饭厅东边的一斋到十五斋，听说那是在“三反、五反”运动时期建造的，那时特别严格执行“增产节约”、“反浪费”方针，所以盖的一律是灰砖平瓦的两层小楼，每一层中间狭窄的过道两侧各有一大间，这样的大间又用不及顶的薄砖墙隔成四格，很像是火车硬卧车厢，不过每一格的两侧各有两张上下铺双层床，所以每一格可以睡八个人。从十六斋往后才是比较正规的三层集体宿舍大楼，还是灰砖墙，但都有比较单薄和朴素（缺乏色彩）的“大屋顶”，算是勉强和老燕园的建筑风格显得协调一致些。
在老燕园和新建区之间有一条低洼的泥土路（或者叫做地沟也可以）把两者隔开，有一座简陋的木桥跨过这条沟，成为当时的唯一通道。大饭厅就在桥南的西侧。很可能原先这条沟道是在校外的，随着新区的开辟被囊括到校园内来了。有趣的是至少我们到那里的第一学期，经常还有骡子和马拉的大车，还有毛驴和骆驼由这条沟道频繁穿行。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驴子刺耳的嘶鸣，这对我还是新鲜事。更新鲜的是骆驼，在此以前我还仅仅是从“Camel”牌香烟的盒子上见过这种动物的图画。硕大的骆驼其尊容不敢恭维，但它昂起长颈脖上的尖嘴小头傲然目不斜视，挺着弓形的胸脯，左右两条前腿交换地高高抬起、悠然踏下，总是那么有弹性、有节奏地缓步前迈。它们十足的绅士风度令人忍俊不禁。
大饭厅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一个极其重要而有兴趣的场所。我说过它内外都像一个大车间，朴实无华。巨大的坡顶由裸露的屋梁和桁架撑着。东面的山墙和南、北两侧一样有门。大饭厅也兼作全校的大礼堂（办公楼二楼则有一个雕梁画栋的漂亮小礼堂是原燕京大学的礼堂）西头是一个戏剧舞台，也是全校师生开大会时的讲台，台下两侧都有门通往后面的大厨房。大厅里有至少一百几十张方桌，但没有凳子。那时除了还有一个专供回民学生用的“东方红食堂”外，全校绝大多数同学都在这里吃饭。一到开饭时间，高音喇叭就响起了振奋人心的乐曲，那乐曲在一段时期内是固定的，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是“胜利进行曲”，后来又曾经是“骑兵进行曲”等等。于是每当听见这乐曲，同学们就会由巴甫洛夫发现的“条件反射”原理开始分泌唾液，进一步提高年轻人到了时候就摁捺不住的食欲，同时调动起“准备战斗”的豪情。这种豪情首先是由炊事员师傅们表演出来，如果你去得早就可以透过门窗的玻璃窥见，第一遍炸耳的电铃一响，厨房通饭厅的两扇门立即打开，大约十几个炊事员（他们大都年轻力壮，也有年纪比较大些的）用地道的北京腔吆喝着，以冲锋上阵的速度推出装着橡皮轮子的架子车，车上或是盛满面条或粥的大木桶；或是堆满米饭或馒头、包子的大簸箕。迅速地将它们分别放在饭桌之间的地上或木架上，顷刻之间一切就绪。我不由深为他们这种生龙活虎的冲天干劲所感动。第二遍电铃响起，四门大开，放吃饭的学生门进来。
现在开始了学生们的豪情表演，如果是中晚餐一般的饭菜，那就是争先恐后冲过去排队。把手上的搪瓷钵子（那时发给每个学生一大、一小两个由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赠送的白色半球状搪瓷钵）伸到炊事员的勺子下接菜。开始两三年一律吃大锅饭，两种菜一样一勺打在一个钵子里，说是“拼盘”也可。如果早餐有面条或者中晚餐有肉包子或“抓饭”，那大家就首先朝着它们蜂拥而上，因为那些东西是抢光为止。慢了一步只好吃普通米饭、馒头了。学校里做的肉包子个头大、两头尖，形如大饺子，味浓解馋。那“抓饭”更是别有风味，实际上是一种有菜、有肉还有土豆丁的咸饭，我至今没弄清是哪个少数民族传来的。那一场战斗往往是紧张激烈的，有时我好不容易挤到盛面条的桶边，但是因为天气冷，桶里冒出的蒸汽被人群围着散不开，我的眼镜片马上结满水珠，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好又端着空钵子使劲往外挤，撤离战场。
饭厅里放满了朴素的木头“八仙桌”，没有凳子（清心中学和上海中学都有凳子），大家都围着桌子站着吃饭。
若要领略一下堂堂北大莘莘学子的谦谦斯文，在这大饭厅里干脆“甭想！”（如果说还有一点的话，那就只是吃“抓饭”的时候并不真的用手抓）。校团委会书记胡启立曾在一次大会上感慨地谈及此事，批评一些“不文明”现象。他举了一个例子：物理系团总支书记李守中，此人俊男子，宽额方颐，面皮莹白而透红，风度雍容谦和。遗憾的是他从小得了小儿麻痹症，不得不成天撑着双拐走路。胡启立说李守中有一次在大饭厅盛面条的时候差点儿被人群挤得掉进面桶里去了。
第一个学期百事新鲜，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因为国家正在修建康藏公路，有两支风格、内容都很类似的歌曲每天吃饭的时候都在广播里响起。一支是：“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呀么被它挡。二呀么二郎山，哪怕你高万丈。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另外一支是：“提起那雀儿山，自古少人烟。飞鸟也难上山顶，终年雪不断。人民解放军，个个是英雄，雀儿山上扎下营。要把山打通……”。一般听着这两支歌的时候我已经吃完饭，在水龙头下面涮饭菜钵子了。每天听着这两首歌，脑子里都会浮现出可敬的解放军战士们在那种非常人能够忍受的艰险条件下奋斗的情景。不过这两首歌不仅风格、内容类似，连曲调也有点类似。有时我自己哼着哼着就“串”了，唱到前一支歌的“康藏交通被它挡呀么被它档”，下面不知不觉就接上第二支歌的“人民解放军个个是英雄”了。
北京话应该是我们国家最好听的语言。以前我总以为自己从小在电影和话剧里听到的普通话就是真正的北京话了，来到北京呆了几天才知道这点见识大谬不然。真正的北京人说起话来有格外多的韵味和独特的词汇。本地籍的教职员和同学说的北京话听起来的确是一种享受，相声演员说起来那个韵味就更是“甭提了”。但是那些校外的小贩、校内的工役以及正在盖房子的民工说的北京话就听起来就并不怎么受用。那是没有经过在宽广交际中加工提炼的土话。和许多地方的山村土语一样的粗陋，有些词句外地人未必都听得懂。我们那些时常常喜欢夸张地学起这种北京腔来调侃逗乐。
至于我，我以前一向以为自己的“国语”相当不错了。在学校里演话剧我总是挑主角，而且到北京后那些天我还刻意学习模仿纯粹的京味，自觉进步很快。谁知有一天我在南阁（气象专业的办公室和图书室都在那里）和班辅导员季老师（就是前面说的那位）谈话时，她突然问我：“你是上海人吧？”。我说：“难道你听得出来？”，她说：“怎么会听不出来呢？”。这太叫我泄气了！她本人也是南方人，普通话也不特别地道，但已在北京呆了一些年，她分辨得出来。现在回过头去听听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电影里那些上海电影明星（包括赵丹）的上海“国语”，还有山东和东北老解放区演员拍的新中国影片中的山东“国语”，真的是太蹩脚了。但是到北京以前我基本上感觉不出来，只记得在苏联影片“青年近卫军”中，年轻的“政委”丘列宁在英勇就义时对德国法西斯官兵说：“可恨的不是你们，而是你们的制度……”，那配音演员的山东口音实在太重，听着不是壮烈，而是滑稽。
此外我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也许是我个人的一个独到的发现，因为还没听说过别人有这个发现：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不是全部）北京男子说起话来都喜欢捏出女性的柔软声调。大家都知道江南的苏州话叫做“吴侬软语”，即使男人说起话来也显得柔软，但那种柔软是表现在苏州话的音韵上。北京一部分男人说话的柔软则是表现在音色上，是嗓子的使用问题，直到现在还常见这个现象。我想这不大可能是由于生理上的原因，为什么恰恰只有服这一方水土的男子的声带才是特殊的呢？那么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早先北京人喜欢学宫里的太监腔调？或者是不是天子脚下的人臣都习惯了对尊者柔声逢迎？或者是不是许多人“玩儿票”唱青衣花旦捏出来的？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反正的确有这么回事儿。
我们住的第二体育馆东面还有一块空地，属于老校园区范围内的，但已在那条走骆驼的洼路边了。那里正在建造一座新楼（后来建起来属于哲学系，所以叫“哲学楼”），我们进校的时候正在夯实地基。小时候我在抗战后方重庆曾见过盖房子打土墙，是拿木板做成模槽，把八、九成干的土填进去夯实，一层一层往上垒成墙。北方也有，而且把这叫做“干打垒”。夯土的工具是一根粗木柱，边上装了把手，两三个人喊着号子，齐力把竖着的木柱反复提起来砸下去。北京这里打地基也有用这样的夯子的，但是还有一种，像是一个大铁饼，周围有几个环，都拴着绳子。几个人站在周围，一人拽一根绳子。其中一个人领头喊号子，大家随着号子声同时把绳子猛然向上一提，那铁饼就高高跃起空中，这时大家顺势把绳子往下一拽，铁饼就结结实实砸在地上。最吸引人的是那号子声，大概因为北京人都熟悉京戏皮黄、评书、京韵大鼓，所以在这里产生的号子声调在豪壮中不乏宛啭悠扬。我一直清清楚楚把那调门儿记在心里，可惜无法把它原汁原味谱写出来。
我们刚在第二体育馆安顿下来不久，有一次传来消息，说校领导来看望我们了。于是前呼后拥地走进来一群气度不凡的中、老年人，微笑着向同学们频频挥手。有人介绍一位满面红光、弥勒佛般的圆头、体态壮实挺拔的老人，那就是马老，马寅初校长。边上一位四十开外，身躯较之马老更加魁梧些，方面阔口堂堂仪表，这是副校长兼党委书记江隆基。还有一位面皮红润、戴眼镜的矮小老人，满头银发两侧特厚，这形象使人想到一只老白猫，又有点像外国人。那是另一位副校长，党外人士汤用彤，他是一位以研究佛学见长的著名哲学家。其它人物就来不及一一认识了。
不久就在大饭厅开了一次全校大会，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什么我已记不清楚，但是有可能就是迎接新生的。因为在会上除了三位校长依次亮相讲话以外，还逐一介绍了在台上就座的其他各位校领导。教务长周培源是物理学家，那时年近五十，长脸，灰白头发，衣着朴素，眼镜框是最普通廉价的那种。说话声音闷哑，带江浙口音，整个给人以仁厚长者的印象。副教务长之一严仁赓，是他在当大会司仪，恭请和安排领导们就座，并向大家作介绍，邀请他们起来讲话。这些官样的礼套我看着颇不舒服。而且他头发朝后梳得整齐光亮，戴一付玳瑁边眼镜，穿着比较考究的呢子大衣，肚子有点凸起而又要频频躬身点头，笑时露出一口暴牙，的确有点像个电影里的旧官僚。由于我的少见多怪，他给我留下一个不大好的印象，但我一直不太了解他是做哪方面学问的。不久前诗人马嘶发表的一本回忆录《负笈燕园》提到严仁赓后来兼任马寅初的校长助理，比较了解学校的内部情况。“改革开放”后曾写文章客观澄清了一些北大反右运动前后的事情。还有一位副教务长是地理学家侯仁之，我对它的印象只是瘦小精干。后来得知他在历史地理学领域颇负盛名，尤其对古都北京前前后后、里里外外了如指掌。 还有一个也算校领导的是工会主席季羡林，东语系教授。要说穿着朴素他比周培源更有过之，就像是个老工友，而且貌不惊人，那时一直不引人注意。到了九十年代，耄耋之年的季老倒成了各种媒体上纷纷赞颂的热门人物，除了他在学术上的深厚造诣，主要是他超逸淡泊的处世态度为许多撰文者所格外推崇。这可能是出于对当前极端功利浮躁的世风的一种逆反心态。不过季老之能够高寿，成为他那一代知名学者中至今硕果仅存的少数人之一，可能与他这种品格不无关系。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