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教我们一年级普通物理的叶企孙大师
一年级以基础课为主，北大最不马虎的是基础课。第一学期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的就是叶企孙教授，上课地点在与未名湖隔着一条窄岗丘的“教室楼”。从功用意义上说，北大有许多教室楼，当时分别叫物理楼、化学楼、生物楼、文史楼、外文楼、俄文楼、地质楼和正在建造的哲学楼等。里面除了有与楼名相应的各系的办公室以外，主要是教室和实验室。只有这座楼专门命名为“教室楼”，大概是院系调整后新建的，建筑风格基本上与燕园那些老楼一致，只是简朴一些，但比那些楼还大。而且主楼的东头出去有一条上下两层的遮雨走廊连着另一座附带建筑，就像金鱼带着一条尾巴一样，后者楼上楼下各有一个大的阶梯教室。上物理课就在主楼楼下比较靠近“金鱼尾巴”的一个教室里。在说物理课之前先不妨说说那时发生在这个教室里的一件趣事，虽然不是亲眼得见，是听酆大雄说的。那个教室前面放得有一架钢琴，引起了包括酆大雄在内的几个同学的兴趣，就因为那时物理课和物理习题课都在那里上，他们可以自由进去，有一次他们心血来潮去玩钢琴。忽然来了一个身躯高大的老头，穿一身旧的灰布人民装，同样颜色的一顶帽子式样特别土气。他听见有人在玩钢琴，走进来看了一眼。刚进学校的新生胆小心虚，以为来了一个老校工，是来赶他们走，不许动钢琴的，于是赶紧溜之大吉。后来才知道这个“老校工”不是别人，正是气象专业资深老教授李宪之先生。李先生是负责气象专业的副系主任谢义炳教授在清华大学出国留学前的老师，他本人则是德国博士。据说那时获得德国博士要比英、美博士艰难得多，所以他学成回国到清华任教时引起很大轰动，第一次上讲台时连许多文科学生都来旁听看热闹，阶梯教室的窗台上都坐了人。而我们那时看到的他（当时也不过五十几岁）就是那副土头土脑的“老校工”样子。解放初知识分子“改造”之快，他这副样子是很有代表性的。
第一次上物理课，一位瘦小的年轻助教廖莹陪着六十开外穿着整齐的蓝呢子中山装的老先生走进教室向同学们介绍说这是叶企孙先生。以前我没有听说过他，这时才得知那个时候中国物理学界有“四大名旦”一说。是指当时老一辈物理学家中的佼佼者，他们就是严济慈、吴有训、叶企孙和饶毓泰。其中前两位在此前此后报章上被提到的更多一些，而叶、饶的名字在学界以外知者不多。这“四大名旦”的称号是怎么来的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清，但是近年我倒看到有些关于叶先生的专文，讲述了他不凡的来历。他除了在学术上成就卓著以外，对中国物理学教育的创建起了了不小的作用。解放初期担任了清华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临时校长，可见他早有很高的声望。我在学校里四年竟未曾知道这些，实在因为那时我还没有任何对名人的“追星”意识，除了上他的课没有去注意别的。
先生给人的印象极其平实，他不仅谈不上有口才，而且结巴得厉害。上海普通话，声音比较尖，所以口吃起来更叫人听着费劲。口吃的人往往碰到某些字眼特别容易发生障碍，物理课处处离不开因果关系，免不了要常说：“因为……”，恰好他一想说“因为”就结巴，大概改成“由于”也结巴，他就一概说成：“缘故……”这在语法上是有毛病的，把一个抽象名词当介系词用了，实在是不得已的尴尬。而且上海口音把“缘”字念成“yu”，许多同学开始时听不懂这个“鱼骨”，多听了才慢慢习惯。但他自己并不在乎，并不妨碍他眉飞色舞连说带笑。讲到他自己觉得有趣时最后拖上一个：“诶、诶、诶，嘿、嘿、嘿、嘿！”，流露出孩子般的天真。
到北大听了许多教授、讲师讲课，很少有上海中学老师那样好口才，讲得出神入化的。好在大学阶段的学习本来不必讲究教师的口才，主要在于讲者是否有真知灼见。叶先生讲的东西往往只要点到就能打开我思维之窗。我还是像在中学一样记不好笔记，因为常常是听了某一句话我就“思想开小差”，自己想开去了，脑子里早就提出了一堆问题。当场举手提问是有的，但此时我比当中学生的时候“懂事、自觉”一些了，不愿意过多的这样打断他，影响大家听课。那时一节大课分为两小节，每小节45分钟，当中有15分钟的休息。在疑问的冲击下我是很难克制自己的，几乎大多数这个时间我就赶紧大步流星抢到讲台上把叶先生缠住了。叶先生精力充沛，也很乐意应对这样的质疑和讨论，常常吸引了一些同学来围听。几十年后遇到几个同学时他们还笑谈起给他们深刻印象的这个情况，可以把我那“追根究底使劲往深里刨”的认真劲儿形容得活龙活现。
大学普通物理将中学阶段已初步了解的知识推向深层。力学部分在课堂上简略过去了，因为以后还专门有理论力学和流体力学课程。
光学里面，经典的几何光学虽然是表象的，魅力却在于其广泛的、构思巧妙的应用途径。课程到了光的本质就已踩到理论物理的深度无尽的殿堂门槛上，提出了诡谲费解的光的粒子、波动二相性问题。
热力学本身已经形成自圆其说的漂亮体系，却又发现它整个地可以由分子动力学模型统计地导出。宏观现象与微观现象之间如此微妙的沟通和统一，它由科学表述出来就像一座设计精巧，充满和谐之美的建筑。当你走进去发现它内在的结构齐整、秩序井然的时候，不觉涌起一阵惊喜，发出由衷的赞叹。当然，之所以把热力学和分子动力学放在一年级讲授，是因为它们所探究的还是人类经验世界相对表层的方面。
后来当我们朝着理论物理的方向逐步趋近的时候（虽然很遗憾的是气象专业的物理课程到了理论物理部分只是浅涉辄止），发现自然的结构和秩序的图象一层包着一层，逐层剥开时会感到一层比一层更加精彩和壮观。但却感到自己的脚越发踩不到实地，而且发现离那“终极”的地方愈来愈远了。
有些同学特别倾慕名师，在开学不久的一个假日很起劲地邀集了班上同学到叶先生家里去拜谒，我也被邀同去。叶先生住在未名湖东北方的镜春园内。燕园范围内有三个园中之园，除镜春园外还有第二体育馆西面的燕南园和西校门对面的蔚秀园。里面都是教师的住宅，全是古老式样的平房，屋外栽有花木，园内还有荷塘，环境素雅而不华丽。当时已年逾花甲的叶先生，一辈子是单身汉。照应他日常生活的就是一个“大师傅”（老厨师），这个不算太大但也不算小的住宅里就他们两个人。大师傅的手艺不错，能做出可口美食，这也许给了叶先生孤寂的生活一些补偿。那天他就做出好几样西式糕点来招待我们。有同学要求叶先生讲讲他自己的事，我记得的是他对自己的成就讲得很少，只给我们看了国外学界发给他的两个铜奖牌。讲得比较起劲的是他在欧洲的一些老师（都是那个年代的大师）的治学风格和他们对他的教益。
一所大学毕竟地大人众，从二年级开始叶先生不再教我们的课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三年前我的一、二年级同班同学秦克诚（他后来转到物理专业并当了实验员，一直留在北大工作，关于他的一段曲折历程后面还要说到）经过武汉来访，谈到叶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时候的情形。凡提起文化大革命的事大家都早已麻木了，任何达到极致的凶残、恐怖、悲惨和荒唐，回忆起来都可以消融在轻轻一声叹息中。但是这次秦克诚说到我以前未曾知道的叶先生的境况还是令我凄然。他无疑是最重量级的学术权威，而权威则百分之九十以上必当是“反动权威”。不知为什么叶先生没有得到最高人物从“国内外影响”出发的特殊眷顾（某些大权威有幸成了这样的“保护对象”）。古稀高龄受尽摧残羞辱不用说了，最惨的因为他是家里没有一个亲人的孤老，大师傅那时当然也离去了，被斗了、打了之后没有一个人来照料他。有一次秦克诚从外面回校，看见一个老叫花子坐在西校门边墙脚下，用一根麻绳系着又脏又破的棉袄，手上捧着一小包廉价蛋糕在那里啃，走近了一看，天啊！竟是我们的叶先生！！我想当时出现这一幕墙脚下狼吞虎咽的窝囊状，不是因为他精神上出了什么毛病，很可能是怕进了校门落到管教人员眼皮下他就吃不成了。在国际上负有盛名的叶企孙，解放前诚挚同情共产党的革命救国事业，曾苦心操持和派遣他的学生为解放区筹集和运送材料，制造军火。解放北京时又不畏艰险参与组织护校，继而领导重整教学。旋即功成而退，以他的深湛学术造诣，甘愿认认真真担起低年级普通物理课教学任务。于是学气象专业的我们才与他有此一段缘分。先生结果落得如此下场，岂是轻声一叹能了得？！他这样的人竟未蒙眷顾和“保护”，可见当局选择“保护对象”的原则是政治实用主义大于良心。后来还听秦克诚说，助教廖莹文革时也被搞得很惨。
2、高等数学和两位女老师
一年级的高等数学课从微积分开始，是在俄文楼一个大教室里上大课，我记得是和化学系一年级合在一起上的（我们的数学课竟和化学系放在一个档次，又使不少同学感到委屈和灰心）。讲课的是一位特别“洋气”的三十多岁的女讲师，姓张，名字忘了。烫头发、搽口红、画眉毛，穿着也洋气；说话声调也洋气，听着有点夸张。我一向对曾相处的人的来历不求甚解，那时心里以为她是留学刚回来的，否则不可能有这样的打扮和这样的腔调。后来也是长期留校的秦克诚告诉我，原来她是“洋学校”燕京大学的老班底。
助教是一个看上去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比我们班上大龄同学还小的女孩，叫刘品馨。娇小清秀，面皮白嫩，性格斯文内敛，一说话就脸红。像这样的人谁做梦也想不到，1958年我在农场劳动时收到的一份《北京大学》校刊上有一篇文章报道了她也成了个“恶毒攻击党的右派分子”。那文章里是怎么讲的？我能记得的只是说她出身不好，又在对同事和组织“交心”时说了些出格的知心话。还记得那篇文章批判她时用了不少具有毛泽东风格的骇人字眼和警句。
微积分学的创建者是英国的牛顿和法国的莱伯尼茨，它的开头－－极限概念的建立对学生个人来说是一次小的思维革命。由 “一尺之棰，日取其半，永世不竭”这样一个古人早已思而得之的，既诡谲又明白的道理，人类对事物的数量关系打开了一张“天目”。建立起一整套周密而精致的理论，并成了解决广泛的，曾经棘手的问题的锐利工具。物理课程的大部分只有在学了微积分以后才能进行，所以在这套抽象的、逻辑的体系一步步往下演绎和铺展的时候令人十分兴奋。在思维被高度激活的情况下，我常常预先已经隐约想到应该延伸出来的内容，也就是后面将要讲的东西。当时主要的参考教材是苏联教育部统一编写的理科高等数学教程，开头两卷的作者是斯米尔诺夫。苏俄科学在历史上是以德国为师，秉承了理论性强，逻辑格外缜密严谨的传统。例如这部教程里插进了不少用小字体排印的章节，一般讲课可以跳过。它对普通章节里已经演绎了的定理和推论做出更加严谨、深刻的阐述和证明，看了之后你才知道原来以为已经是严密到天衣无缝的论证，还嫌直观和粗糙，不够彻底。理论思维之精确和深化竟是“天外有天”。
3、大气物理和两位男老师
一年级本专业的专业课主要是《普通气象学》。实际上它包含了除气象学的主体部分和重头戏天气学、气候学及它们的理论基础——动力气象学（它们另立专门课程）以外，作为应用物理的其他各种大气现象机理的阐释。六十年代以后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专业，正名为《大气物理学》。课程进度与物理、数学课的进度配合得很好，基础课的知识刚好能够适时地用上。在习题课上能享受到发挥想象力，敏捷地施展理论应用技巧的乐趣。我有幸常常是第一、二个交卷的，享受提前离开教室的优待。
前后两位授课老师都是不久前在清华气象系毕业的助教，初阶段是尹宏，他还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曾是地下党员。瘦小个子，推平头，脸和衣着都是暗色的。说话时不抬头也不抬眼，声音平板低沉，整个的一个不出彩的低调人。还有后来大学二年级给我们讲授物理课的汪永铨先生，也是个党员，也有点近似这种味道。这些例子在我脑子里几乎建立了某种典型形象，是不是（至少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员在政治和纪律的严肃性规范下铸造出的尽量抹掉个人色彩的老成性格。后来副教务长张仲纯在一次大报告中对我们训讲无产阶级党性时的一席话似乎印证了我这个想法，关于这个我后面还要详细说的。毕业离开北大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尹先生的面，尽管他长时间一直还在北大工作。学术上可能因为我与他研究方向隔得远，几无所知，也没见过面。政治上则据可信的传闻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得很惨，一个重要原因好像是他和几个人曾结成一个常在一起打扑克的“裴多菲俱乐部”（当然他们自己斗胆也不敢取这么个名称，是人家给他们“上纲”的）。在那个年代这桩因果是荒唐而不奇怪的，不过我相信我在校那时的尹先生是绝对不会聚众打扑克的，后来怎么消沉至此？也许是以他那种性格在特定的政治、人事变故下的结果。
普通气象学的大部分是由赵柏林先生讲授的，他是个秀气文雅的白面书生，一口柔和的北京话。他除去上课时间以外，成天像个闺秀似的躲在南阁（气象专业办公室和图书室的所在）楼上归他用的那间书房里用功。他的斯文是出名的，不过的确在学养上是个年轻精英。那时据说得了肺结核，后来好了，他在我们离校前就提升为讲师（这样快在当时很少有）。十多年前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继已故谢义炳先生之后，北大大气科学教师中第二位院士，那时候遴选院士还比较严格。不过我想他之所以在气象学界一些呼声很高的顶级人物中占了先，其中可能有一个另外的因素起了作用：气象界众多的人集中在天气动力学领域，从事大气物理研究和教学的是少数，而他无疑是这个领域中仅在老一辈赵九章之后的先驱和佼佼者。已进入老年的他身体很好，容颜也保养得很好。1998年在青岛召开的中国气象学会理事会上见到他时，看上去他比我门这些曾是他学生的一拨人还年轻。而实际上他至少比我大五岁。“师母”郭肖容（是我们毕业离校以后结婚的，大约比他小二十来岁）穿着时髦精致，气度雍容。她从大气科学研究所转到中央气象局，成为数值预报业务技术开发方面领头人之一，“八五攻关”以来我和她打过不少交道，这个“师母”有时候反而称我“胡老师”。
4、“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杂课”趣味
不属于基础课而与气象密切相关的专业学科有普通天文学和自然地理学。需要学这些“杂课”也是我们气象专业不同于物理专业的一个方面。许多还不甘心放弃物理专业初衷的同学对这一“额外负担”就有点厌烦，但至少我学着、学着还尝到了趣味。给我们主讲天文学的是当时中国天文学界的泰斗戴文赛先生，虽然他年纪不算大。他是南京大学天文系的教授，那时穿梭于南京、北京两地担任我们的课。也许他实在忙，一部分课由他的研究生北大数学力学系的易兆华讲。上天文课的时间常常在晚上，戴教授是广东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穿着讲究，颇有洋学者风度，这在当时的北大很少见。
许多哪怕是刚从欧美回来的教授都立马换上一身蓝布或灰布人民装，尽快从身上扫除“洋气”。例如二年级时候给我们讲授流体力学课的周光炯就是刚从美国回来，在说到“2π”时，如果他习惯地脱口而出说了：“twoπ”，就会赶紧使劲摇头，把头发都甩起来了，仿佛要努力把“洋气”甩掉，改说：“哦，二π”，这情景拿北京话说：“很逗”。他刚回国，没有来得及赶上前几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但周围同事的言行足以给了他充分的影响和示范。
易兆华这个人也别有风味，他的举止神态有点像我们以前上中生物老师褚圻，飘逸不拘的名士风度。而他更加不修边幅，留得很长的头发能够乱草似地竖得起来。记不清是哪个同学有一次到他在北阁的办公室去，没有遇见他，却窥见他书桌上的一本书里夹着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天上有个半人马（星座名），地上有个易兆华。易兆华的头发像马鬃”，不知道是别人写的还是他自己写的。
虽然天文学对于气象学的实用意义只限于其中一些古老、经典的部分，用于地理测量、定时以及研究太阳辐射变化对大气环流的影响等。但我们的课程对于发展到那时的天文学可以说给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概论。在天体物理学探索中，人类无限地深化自己的物质观和宇宙观。离开了天体物理学就不可能导致理论物理学如此巨大的发展。我们身在其中的地球太局限了，在这里我们接触到的只是沧海一粟的局部空间里特殊条件下的事物。天文学凭借日益发展的观测手段越看越远，一重又一重地发现了天外之天。不仅揭示了丰富多样的星际系统结构形式，还使人相信地球以外的物质有别样的（我们未曾见过的）存在状态，甚至存在方式。由此逐渐拓展的物质观和宇宙观离我们的直观经验愈来愈远。但是当我们妄想穷究客观存在的终极奥秘时，却发现我们知道得愈多，它隐藏得愈深。例如，我前面已提到过，人类文明的童年时代以及我自己个体的童年时代已经有了似乎是先验的“时空无穷”的观念，天文学的发展经由实证的方法把它具体化了，但是实证科学永远够不到根本哲学命题的终极。那时课堂上已经提到的“宇宙大爆炸”学说不啻是给出了一个新版的《创世记》，于是我们从此应该相信宇宙在时间上有始；在空间上有边。这个目前似乎已在人们谈论中成为“常识”的学说，有它的实证依据，即观测依据。主要是观测到已经看得见的天体、星云都在以一定的速率离开我们所在的位置不断远去，而且距离我们愈远的离去的速率愈快，由此可推论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在均匀地“膨胀”着。我没有深入了解过这个学说的科学细节，但是我从来不相信“宇宙大爆炸”能给出根本性的宇宙观。充其量这个学说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看到的“现在这个样子的宇宙”是怎么来的，换一个现如今流行的词儿来说，它也许告诉我们的是，宇宙是怎么“转型”的。它没有说明“这个宇宙”之前有没有宇宙，“这个宇宙”之外有没有宇宙。科学所见永远是片断的，哲学提的问题是无穷的，但也是回答不尽的。
气象专业开的自然地理课是一门小课程，讲授的课时不多，概略地介绍了了地球结构、地质分布、地形、地貌、生物景观的情况以及这一切的形成历史、形成机理。那位老师姓甚名谁都想不起来了，是个年纪还轻的戴眼镜的广东人。他常常在讲了几句也许自己认为比较有意思的话以后，停顿下来得意地抿起嘴、眯着眼微笑，而且这个表情要凝固两三秒钟，似乎在回味欣赏自己方才话里的精妙之处。不过其中的确是有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地理演变史与生物演变史、人类史前文化演变史一样，其研究方法有另一类的趣味，简言之曰：“考古方法”。它像福尔摩斯对扑朔迷离的案件作侦察分析那样引人入胜，方法上是类同的：潜心寻觅常人不会注意到的蛛丝马迹，最大限度地运用知识和逻辑推理，编织出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动人故事来。其中往往还有空白、断裂和破绽，留着更加挥之不去的悬念。
5、北大“科学和民主”遗风兼容“新事物”
这两年在燕圆漫游于科学的胜境，其美妙感觉决不亚于未名湖畔的桃红柳绿。我自己极少想到，老师们也很少提到，讲这些和学这些是为了什么。唯有兴趣，对自然因果和奥秘追根究底的无穷乐趣。这个过程天然是自由的，也是民主的。作为学生的我们在那个时候经常受着政治教育，教师则绝大部分（除了少数刚从国外回来的）经历了“思想改造”，几乎一律穿上了蓝布的、灰布的“人民装”。但是这一切要侵入到科学思想和教学过程中去是不容易的。在这里面除了寻求真理以外什么都不理会，这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由老师潜移默化地传给学生。例如与叶企孙先生在答疑讨论时“无大无小”的自然情态，在其他老师面前也大致如此，被认为理所当然。学期主科考试以单独口试为主，在对题目的演述和答辩中，答者得到充分的自由发挥，决不拘于刻板的“标准答案”。老师考察评判的主要是对基本概念的掌握和思维能力，而且格外地鼓励独立思考。这样的教育必定养成对思想、政治的专制和愚民政策绝对的格格不入。难怪后来毛泽东以他犀利的眼光看到教育是“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拼死争夺的阵地。而北大无疑成了那阵地中一座最顽固的“资产阶级堡垒”。
当然也有一些“进驻”校园的新事物在那时与北大的学术传统和谐共处，并给校园增添了别样色彩。这不仅是党团组织和政治教育系统。例如有一个大概和我们同期进校的部队学员班，我的印象中，他们主要是学化学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分析可能是哪个军事院校学员专门到北大来学一点基础课的）。至少有一二百人，和我们一样的年轻。穿的制服不是普通解放军那种，很俏皮，上身白、下身蓝。其中女学员兵短发圆帽子，下面蓝裙子，我每次见了就会联想到“跳棋”。因为我在《儿时“民国”》一书中已经说过，我小时候在重庆就喜欢用跳棋排起队来演练兵阵玩，那圆头蓝裙子的女兵排成整齐的一排活像我那时排在桌子上的跳棋。
他（她）们纪律严明，总是集体行动。每天在宿舍、教室、饭堂之间来回都是整齐列队，精神抖擞，迈着行军步伐，大声唱着；
“进军号，洪亮地叫，
战斗在朝鲜多荣耀！
看我们红旗哗啦啦地飘，
好像是太阳在空中照，
好像是太阳在空中照。
……”。
在我们这些比较散漫的北大学生面前，他们脸上和形体的表情都显露出一种特有的自豪。我们则忍不住投去既带着好奇也带着敬意的目光。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在我不经意间他们没有再出现了，过了许多日子才忽然想起来：“咦！这些人呢？”。
这个情节如彗星般一掠而过，绝大部分师生对之毫不在意。但后来我从某个受“延安传统”熏陶的革命教员的言语以及几十年发生在北大乃至整个教育“战线”的意识形态和教育思想拉锯战中可以看出一些人头脑中一直有一张改造“资产阶级北大”的蓝图，也许那整整齐齐列队高唱威武战歌的“跳棋”连队就是有人憧憬的“抗大”式未来北大的雏形。在那里面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五七指示”）。
6、图书馆生活
晚饭后如果没有习题课或其它活动就是自习时间，主要的自习地点是图书馆的几个阅览室。全校性的阅览室有三个：第一阅览就是老燕京图书馆，在西校门内，校办公楼左手，宫殿式的二层楼房，因那里离宿舍远，晚上一般是不去的。但是里面集中了最多的藏书，我最常用的理科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参考书也都集中在那里。白天如果在那一带上课，课前课后就顺便在那里借书和自习。进门处的台子上有一座罗蒙诺索夫的玉石半身雕像，是当时在任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代表莫斯科大学向北大赠送的。那时候正当苏联莫斯科大学在列宁山建了壮丽的新校园，并和北京大学结成“姊妹”关系。那时我很喜欢的一首苏联新歌：
“穿过朝霞，太阳照在列宁山，
迎接着黎明多么欣欢。
从那峻峭高高的山岗上，
可以看见美丽的莫斯科。
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
克里姆林宫上一片曙光。
世界的希望，苏联的心脏首都。
人民的首都莫斯科！”
唱的就是站在新大学校园所在的列宁山瞭望莫斯科城的情景。说起罗蒙诺索夫我想到了学俄文，第一学期就开始的俄文课是我学得最枯燥无味的一门课。当时我国大学整个教学制度、教学大纲和基本教材都几乎全套搬用了苏联的，于是俄文当然地代替英语成了唯一的必修外文课。我们入学时已经及时培训出大批的俄文教员。其实我们那位三十来岁的女教员教得很不错，人也长得蛮漂亮。但是我仍旧对学俄文不感兴趣，就像在中学里对英文不感兴趣一样，甚至更有过之。这有三点原因：其一，我觉得俄语不如英语好听；其二：俄文字不如英文字好看，不论是印刷体和书写体，所有的字母整整齐齐一般高，平板单调，看着就想打瞌睡。我们班上的四川同学郑光说：“俄文字看上去没有英文字那么乖”（四川话“乖”有玲珑可爱的意思）；其三：词法上普遍一律地变格、变位已有部分属于多余，还有“变性”，我觉得更是没有必要地自找麻烦。那时把俄国人罗蒙诺索夫奉为科学之圣、万能博士，已经有那么点儿不太令人信服。好像还听说俄国语文也是由罗蒙诺索夫制订的，那，以我拙见，这个人就该打屁股了。
但是现在回忆起来我认为那时搬苏联的这一套至少比后来摆脱苏联以后我国自己在“继续革命”中形成的教育体制好。学期考试采用口试为主和实行五分制就是学苏联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不一定是苏联首创的方针，但我们那时提倡这个口号是沿袭苏联的。在这个口号下，客观上或多或少缓解了政治的干扰，保护了比较丰富、有色彩、有人文气味的大学生活，直到1957年夏天。
第二和第三阅览室都在学校正东方走下几级石阶，地势比较低的地方。那里有三栋房子围成U字形。南、北是两座古典大屋顶楼房相对望，南楼是生物楼；北楼是文史楼。第二阅览室就在文史楼楼上，主要是借阅文、史、哲书籍的地方。东首则是哑铃形的一座平房，两头各一个阅览厅，那就是第三阅览室。这是一个开架阅览室，书橱、书架上的文艺书籍、期刊和报纸都可自由取阅。
晚上我一般都去那里自习，经常是人满为患，去晚一点就没有位子了。所以往往一吃过晚饭就先去抢位子，或者先看看报刊，或者（天热的时候）把书包放在桌子上占好位子，出去散一圈步再回来。邱如陵在上海中学的时候就有夜盲症，到北大以后逐渐在加重。在上中高三的时候我和他还有胡运权三个人成了比较亲近的好朋友，记得在离开上中前我们三个人曾经破天荒地从学校走到黄浦江边的江堤下（这个地方靠近现在的徐浦大桥东岸），在那里开怀畅谈。我们交换了照片留念，他们两张照片一直在我的老相册上。邱如陵晚上无法自己去图书馆上自习，于是经常是我和他一同去，一同回宿舍。他是一个诚挚、温和而有坚强毅力的人，只要是走到灯光比较亮的地方就不要我搀扶，最需要搀扶的地方就是过大饭厅边上那座小木桥。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不记得是从哪里弄来一辆旧自行车带他。
南阁有一个小阅览室是气象专业的。南阁和北阁大致位于老燕园的正中，南北相望，中间有花圃，栽着几颗雪松。一式一样都是有两层斗拱飞檐的四方阁楼。同燕园其它建筑一样也都是厚实的钢筋水泥结构和西式屋内装潢。北阁是数学力学系的；南阁是气象专业的。阅览室在楼下东南角，管理南阁的工友老白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大约五十多岁了，短发已花白。他也是清华气象系的“元老派”，对本专业的学生“九爷” （旧社会有称当兵的“丘八”为“八爷”，延及学生为“九爷”，不仅因为那时学生的社会地位较高，而且还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像“丘八”那样群伙滋事，惹麻烦。称“爷”有惹不起躲得起，敬而远之之意。文化大革命期间“臭老九”一词的来源与此不无关系，有人说是按地、富、反、坏、右…排到第九，可能有点附会了）恭敬而殷勤，开口就是：“您呐、您呐”的。但他却有着强烈的“山头主义”情绪。有一次我在那里看书，有两位打扮洋气的高年级西语系女生也来这里自习。被老白走进来撞见了，毫不客气地把她们撵了出去。撵走之后还气呼呼地说：“哼！燕京的，甭想来混，没门儿！”。我才知道他干涉不仅因为那两个是外系的，而是因为西语系是燕京大学合并来的，气象专业和他自己则是“清华的”。他没想到自己“清华的”人反客为主，占了人家的“燕京的”楼阁还要撵人走，这算是哪门子事儿？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