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思想改造运动
当时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我是在一次周末回家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那一篇权威的文章《思想改造必须进行》，我看了认为“非常正确”。
学校里的思想改造对象主要是教员，记得是在1951年暑假通过集训方式进行的。那年开学以后，在学生中公布了一些情况，而且还动员同学们帮助老师继续深入改造。据说老师们通过暑期的集中“改造”都好像脱了一层皮。表现得最典型的是我们的历史老师孙运鸿，我在前面较少提到他，是特意留到这里来讲的。他年纪比较大一些，四十好几，将近五十了。面孔和身上都很瘦，不修边幅，剪平顶头，但往往留得很长。大概由于体弱，秋天早早的就穿上了厚厚的棉列宁装。不过他讲课时中气倒是很足的，一双发亮的眼睛滴溜溜转，更加强了他语言的感染力。他讲课极其精彩，引人入胜，就好像在历史事件里我们都在跟着他身历其境一样。第一个学期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讲“从猿到人”的时候弯着腰、垂着双臂学猿人的样子。正好他凹眼眶、大眼睛、高颧骨，大家课后都笑：“真是活生生的一个猿猴。”他讲得最津津有味的是古希腊和罗马史，听他描述的那真是精彩盛世，人类文明的光辉童年。特别是作为巔峰的雅典贝利克理时代和东罗马拜占庭时代，他都描绘得极其细致详尽，并发出热情赞叹。而最扣人心弦的还是他讲的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八国联军、甲午海战、戊戌维新……成败、得失、正误、功罪，每件大事他都能分析评论得头头是道，丝丝入扣。我听着心里时常感到遗憾，为什么孙先生不早生一百年，由他去当总理大臣，或者当太平军的主帅或军师，那样的话，历史的进程就大不一样了。
但听说在思想改造的时候他受到的震撼最大，开学后遇到学生的时候，他不无夸张地拉着他们的双手，捶胸顿足，表示对过去的悔恨。虽然他究竟有什么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我至今不甚了了，但那时才听说他解放前曾当过上中的初中部主任，对学生管得非常严厉，近乎法西斯式的教育。学生犯了过失的时候，他的处罚是强迫他们吃奎宁粉。这和我们那个时候看到的热情和善的孙先生完全两样了。不过后来我才知道这不能怪他，解放前的上海中学不仅各方面条件比解放后还要好些，而且对学生的管教也比解放后更严厉。
团组织开会发动同学帮助老师改造，要大家平时注意教员们的言行，特别是在上课时有没有反动或错误言论。于是我们便很注意寻找蛛丝马迹，也曾挑出过一些毛病。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地理先生“陆陆人骥”最喜欢在讲课时无边无际吹牛、插科打诨，所以最有辫子可抓。具体都找了些什么问题，我现在记不清了，只记得他有个口头禅是喜欢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汇前面加个：“所谓”。当然也包括在一句正面的话或一个庄严的词汇前加上“所谓”，这就含有贬义了。讲地理难免涉及到政治，这个问题就大了。于是有人提出他这是别有用心，这是我们第一次学会“上纲上线”。
后来学生自己也要“思想改造”了。虽然没有像教员那样大搞，但是也不允许置身事外，也要通过学习和暴露、批判自己，受到教育。于是每个人都来回忆反省，“挖出”和“亮出”自己的错误和反动思想、肮脏思想。包括政治方面的，也包括道德方面的。许多东西我听过很快都忘了，我们这些“大孩子”还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呢？
唯有一向最老实的一位C同学暴露和检讨语惊四座。他本来就口吃，比我前面说的我自己的口吃厉害得多。他也不是“结、结、结、结……”的，而是在说不出话的时候就先“咳———”地吁气，最后把要说的那个字使劲挣出来。他这次发言先是说了一些别的，例如说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十分严重，喜欢出风头，有时又表现为自卑。最后话题一转，说自己简直非常“卑鄙”、“丑恶”，这时他的口吃厉害起来了，“咳……”了一阵之后突然挣出一句：“我甚至还想白相（玩）女人！”。这时他的脸已经红得发紫，说话声音发抖。究竟想怎么样地“白相女人”，他已不好意思再讲，这个场合也不便讲了。从同学三年一直到大家退休后的今天，观其一生，他都是个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他怎么去“白相女人”呢？只能说他那时根本就不懂，我们许多人那时也和他差不了多少，就是说也不大懂。无非是对青春时期产生的性幻想有一种犯罪感。这种犯罪感也因为当时已经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加强了。
C虽然开口讷讷，却还特别喜欢说话。有时也和大家凑热闹“风趣”一下，但往往成为大家调侃打趣的对象。有时被逗急了，他昂首挺胸装出一副凛然不可犯的样子，但过不一会儿自己就憋不住笑起来了。他这次“暴露思想”之后又被抓住了“材料”，有人就并无恶意地编造了他的“桃色故事”，说听见他半夜在宣斋（女生宿舍）跟前某某女生（也是个老实得有点憨气的姑娘）房间的窗下唱情歌。虽然他在我们班上论能力和才气并不出众，但我一生里每想到上中同学几乎都会首先想到他。我不吝把许多好的形容词放在他身上，忠厚、诚实、耿直、积极、热情……。当时作为最早入团的青年团员，任何事情上他都积极带头，交给他什么任务都尽心尽力任劳任怨，虽然不指望他干得很出彩，但是你对他尽可信赖。“参干运动”他也是激情满怀打头阵，而且我们班上就他一个人把那本《祖国呼唤的回声》珍藏一生。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也被打成“右派”长期受屈受苦，未曾有一日扬眉吐气。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很难说他对当初完全“无悔”，但他对那个“火红年代”的怀旧之情肯定比我更有过之。上中毕业后他考进北京工学院，同时考进那个学校的还有曾经当过班主席和学生会干部的老团员姚康年（可以说她是我们班上的“热情之花”）。1957年他们两个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了，分别被放去工业劳动。后来C长期在天津的一个工厂里，也是结婚很晚。到年龄退休后居住岳母所在的天津郊区一个村子里，生活比较艰苦。直到后来儿女长大了在外面闯荡得有点成绩（有的曾经到俄罗斯去闯过），家境才有所好转。
他一直深情怀念上中的年月和上中的同学，自从王昀他们搞了“同学录”以后他和许多同学经常通信，把这当作晚年的精神寄托。他有个高寿的老父亲一直住在上海老家，所以经济较为宽松的时候他得以隔三差五地返沪省亲，并在津—沪途中经常弯到就近的各城市去看望在那些地方的老同学。但是武汉离这条线太远，所以我这里他从未来过。而且近年好几次我回上海的时间都和他互相错过，彼此多次在通信中对此深表遗憾。2002年底我为购房事回沪，这次总算他也同时在上海。他得知我到沪后马上打电话到我弟弟季威家里，和我预约除了在陆刚家里聚会以外还要单独相聚畅谈一次。那天在陆刚漂亮的新居里大家都谈笑风生，但我立即注意到少年时期就讷讷于言的他似乎总在那里紧张聆听而插不进口，眼睛常常注视着我。我猜想他在等候着“单独畅谈”，可惜我那次在上海要处理的事比较费时间，而我又得早些回武汉，我和他一个在浦东，一个在老“北火车站”旧址北边的共和新路，专门再聚一次有困难。我就和陆刚打了招呼，等大家散后我和他两个在他家再逗留了一个钟头。后来我又和他一同乘车到人民广场途中还继续在谈，但这次谈话似乎反被过于期望和重视而拘束了，他好像在向我这个“老支书”作全面汇报，当然我听了确实对他别后经历有了更多了解。我想下次再见面就放松了。他现在的看相很显老，但可欣慰的是他身体很好、精神很好，我想他有他高寿老父的遗传因子。
实际上那时我们有许多人对党和团组织都是赤诚的。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相继在报纸上全文发表的时候，我想首先引起的普遍反应是大家都更加钦服我们伟大领袖的深厚学养（当然据后来所知，毛泽东在陕北老区的这两篇报告是他丰富的政治军事和党内路线斗争经验的比较深入的总结。用他戎马倥偬中读到的一些哲学概念作了理论化的包装。在系统的西方哲学学养方面他比起马、恩、列、斯来差之极远，也不如中国党内陈独秀、张闻天、李达等认真读过些西方书的书生政治家。后来正式发表的这两个小册子，是由苏联当时专门选派来中国当大使的哲学家尤金院士作了大幅度修改润色，才使之更像“哲学”著作的）。
记得那时邱善昌已是团支部宣传委员，他父亲是宁波人，工商业者，即“资产阶级份子”。邱善昌毫不隐瞒地告诉我这个支部书记，说他父亲看了毛主席的两篇宏文之后感叹：“ki（宁波话“看”）将起来gi（宁波话“这个”）共产党一时头里（一下子）还打其（它）勿倒！”他的意思显然是说想不到共产党的领袖有这么大的学问，可见其根基是难以撼动的了。但是此话的“立场”何其反动，“祸心昭然”！而当时我们不少自己有了“觉悟”的同学都是这样的，家里有什么“落后反动”的言论和现象都愿意无保留地暴露给组织知道。
5、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热情
说到这里，顺便说说我那时对马列主义的学习热情。课堂政治学习对我说来还不过瘾，我自己贪婪地看了不少书。那个年代苏联有一家出版社（大概是叫“外文出版社”吧）出版了许多翻译成中文的马、恩、列、斯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其中列宁和斯大林的最多。道林纸的，装订方式和封面装帧都和我们国内的书不同，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有列宁的《做什么？》、《进一步退两步》、《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等，不用说还有《联共（布）党史》。特别引起注目的还有普列汉诺夫写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因为早就知道，虽然普列汉诺夫前期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在俄国建立共产党做过贡献，但后来成了老机会主义者。我那时想，出了这本书，大概说明他还有一点可取的地方。以我一个十五六岁少年的那点生活、社会和政治阅历，许多东西我都无法说得上真正理解，但还是囫囵吞枣地对马列主义的主要内容有了一个初步了解。还有一本我花了很多时间专门阅读的是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成为我学习做团支部工作的经典参考书。戴无框圆镜片眼镜，下巴留一撮胡须的加里宁“老头”在斯大林时代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他在苏联国内各种场合做了许多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精神、品德教育的演讲，形成这样一本厚厚的文集。
有过一些当时在理论上发生的争论更刺激了我的兴趣。在“三反”、“五反”运动过程中，最初几年的团结对象资产阶级一下子变得臭不可闻。记不清是哪一篇文章或报告里列出了资产阶级的“四八三十二”个字的“八大罪状”，当时宣传得人人都可倒背如流。又有几位权威理论家在《学习》杂志上发表了全面否定资产阶级的过激论点，后来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哲学家冯定发表了一篇文章来纠偏，还是继续肯定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实际上主要是肯定资产阶级还是有“积极和进步的一面”。可以看得出冯定的文章是得到最高当局的首肯而刊出的。
此外，大概是1952年报纸上大篇幅地发表了斯大林的最新论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其中包括斯大林审阅当时苏联社会科学工作者正在编写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稿的过程中写的几封信和评论。在此之前，我曾读过那时在中国流传较广的列昂节夫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所以对这方面问题兴趣盎然。斯大林这一组论述的基本倾向倒是“纠左”的，他批驳了编写“教科书”过程中一些理论工作者发表的左倾幼稚的观点。那些人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就是党和国家的意志决定着一切。斯大林在去世前一年发表的这些意见是把他自己长期领导下制造的极左的苏联经济实践和理论稍稍降了点温。而斯大林一出来说话便一锤定音，“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推倒重来。我到大学以后读到了已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简直完全是以斯大林那些“意见”为提纲写出来的，只是把一本薄书加些水，泡成了一本厚书。党的理论工作者完全成了领导人的传声筒和驯服工具，对这个现象那时我看着开始有点想不通，为什么一切都要听领袖一个人的，所有其他理论工作者难道都那么平庸愚蠢？
6、对物理学和自然哲学的兴趣
那时我最大的兴趣还在自然哲学方面。我说过在读初中物理的时候自己脑子里就自发产生了一套机械论的物质观和宇宙观，接触高中物理和化学的时候开始对原先的想法出现了一些疑点。我听课的时候有两个特点，其中一个人家看不出来，就是经常“思想开小差”。一旦触动了什么兴奋点或疑点，自己就想得走了神，老师的讲课再也听不见了。
另一个特点同学们都知道，就是课堂上频繁的举手提问。物理先生叫陈泰年，常熟口音很重，而且嘴巴里经常像是含着什么东西（也许是口香糖）在说话，听着有点不舒服。大家又有意见了，因为上中有一个口碑特好的物理先生叫杨逢挺，班上同学都希望他来教我们，结果他只教理科班的物理课，大家感到受了歧视，由于抱着这个成见，于是更觉得陈先生讲得不行。不过我的提问多决不是冲着他讲得不好来的（平心而论他讲得也不算差），我是不满足于中学物理对许多问题太有限的表述和解释。我的提问往往拖长了陈先生的讲课时间，就是换了杨逢挺先生也不可能为我把中学物理换成大学物理来讲的。
化学先生叫徐子威，是上中的工会主席。和孙运鸿先生一样的黑瘦脸，圆黑框眼镜后面一双睁圆的眼睛，说起话来也是中气十足。它的“普通话”字句后面喜欢加个“啦”，所以说“100度啦”的时候听起来像在叫伊斯兰国家人的名字“阿卜杜勒”。因为我对一切描述的现象、规律都喜欢去想“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当他讲过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律，然后又讲到原子结构中电子轨道的成层分布规律及其与化学键、化学价（这也涉及各元素的基本特性）的关系时，我感到特别大的兴趣，因为到这里已经接触到现象和规律背后的机理。但他初步讲的电子成层分布的2、8、8…、余数，这样的“规律”过于简单，并不能概全，于是我按此规律对照发现一些解释不通的例子，就不厌其烦地一个个把这些提出来问，力求弄个明白，实际上这些问题已超出化学而属于原子物理学了。到后来看样子他好像误认为我存心拿难题当众考他，干脆画满了一黑板的各种元素的电子分布示意图。包括我在内，大家都觉得“够了、够了”，但他却一发而不可止，一个劲的继续画，弄得我很尴尬。我想同学们都会认为：“都是你胡某人惹出来的麻烦”。
那时我才得知，即使从这种最初步的原子结构模型已经可以看到所谓一个原子的“体积”里面只有极小一部分是“实体”，而绝大部分是“空着的”，而且又得知占绝大部分质量的原子核也不是“实心”的，这就打破了我以前对物体和物质的直观体验。物理课上学到光学的时候又得知，关于光波的传播曾有过“以太”介质的猜想，但后来被否定了，提出了电磁场的概念，“场”存在于空无一物的地方而又能够作用于物体，其实回忆起初中物理读到牛顿“万有引力”的时候，已经需要承认空虚之中还有个“引力场”，也就是要承认，在两个不沾边的物体之间可以经过空无一物的那段距离来传递“力”而且是“当即作用”，不需要时间。加上当时老师只是模糊提到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关于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的理论、非欧几何的空间概念等，都离开了从来习惯的直观经验，这一切使我陷入迷惘，随即产生了一种去穷究的冲动。
于是我只要见到与此有关的不管是新书旧书都买来看，那时我能觅得到的书实在太少。有一本通俗哲学书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冯定写的《平凡的真理》。前面已经提到冯定是长期参加革命的党内学者和高级宣传干部，后来我在北大的时候他被调去当北大的哲学系主任，还有幸在办公楼礼堂听过他一次报告。1956年我写信给他，请求支持我转学自然哲学，他还给我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
他写这本《平凡的真理》的目的，是向广大干部群众通俗地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类似的书流传得更广的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但那本书过于粗浅，“通”得太“俗”了，政治味道也太浓。冯定这本书把基本哲学问题介绍得比较系统和透彻些，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还概述了古代以来哲学发展的历史经纬，各重要流派的基本观点。看了这本书，无论是其中所讲的“反面的思想”或“正面的思想”都让我大开眼界，有点像禅家或气功大师说的“开了天目”那样的感觉。这样一本通俗读物在介绍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想时都只能是寥寥数笔，而且我相信作者对那些东西的概括也不一定都十分准确，但我当时就感觉到自己对这些东西似曾相识，那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因为早在还没有碰到自然科学课程的小时候的独自遐想中，以及在开始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时候对出现的种种疑问的思索中，我的脑子里已曾经朦胧地出现过以下各种想法：
“我在，世界才在，我死了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还有什么世界呢？”（这是由梦的体验引起的主观唯心论）；
“所有一切的存在，是这样以及会这样地变化都有肯定的原因，应该这样就决不会那样。有一套绝对的原理在支配着一切，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故事预先都被原理确定了”（这是由生活中见识到无数的因果关系都相通，特别是在学习了一些普遍适用的科学定律后产生的“唯理”论和“决定”论）；
“分子和原子的概念加上牛顿力学可以把世界上的一切都解释清楚，包括复杂的生物现象，人类社会现象，解剖到底都可以还原为无数粒子遵照力学原理的运动。”（学了成熟的经典力学后产生的机械论）；
“我感觉中认识到的世界上的一切和这一切的本身是两回事，我看到一块坚硬的石头，实际上它是像一群蚊子一样的粒子团，一部分排得整整齐齐，一部分紊乱无章；我眼睛里看到的红、黄、蓝、白、黑各种动心的色彩根本不存在，只不过是从物体传到我眼睛里来的频率不同的各种波在我视网膜上引起的一种效果，假如人的眼睛结构换一种样子，感觉到的那些“色彩”一定完全不同了。”（这就是前面说了的，学到高中物理和化学时由于直观的物质观破灭而产生的“二元论”、“不可知论”）等等。
所以我很懂得那些哲学家们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凡人的“怪念头”。而且看了那本书，经过这么一点拨，我思想上更活跃起来，我想我不用去看原著也可以把他们的那些思想展开写出许多东西来。
例如这本书里讲到古代物质观时提到“不可入性”这个概念，就是说任何一个物体在一个时刻总是占据着它所在的那点空间（像海绵那样直观上就知道的内部空洞不算在内），别的物体进不去，不可能和它同时占有那个空间。但是前面已说过，学了十九世纪的物理我就已经得知，即便是直观看来非常紧密坚硬的物体，里面绝大部分空间是“真空的”，并未被“实体”所塞满。直观上的所谓“不可入”（即别的物体进不去）只不过是因为有一种“力场”在抗拒着。例如一个原子的“体积”内只有原子核和有数的一些卫星般的外电子算是“实体”，但是它通过某种力场霸占着属于它的那个空间“体积”。在一定的条件下别的粒子（例如高能射粒）还是可以侵入那里面去的。那么最后究竟什么算是“实体”？原子核（以及它里面的质子、中子）、外电子等就是最终的实体了吗？它们里面会不会还有大量空着的地方呢？这样追究下去还有真正的“实体”吗？也许结果宇宙里只有这样那样的“力”，以及和力相关的什么“波”等等。而这些东西我们本来不把它看成是物质（或物体）本身，只是物质的一种行为方式，是“虚”的东西。如果像上面说的那样，不是没有“实在”的物质了吗？当时我就是看了书中简单提到关于“不可入性”的几句话就无师自通地想出了这一大套。
后来有人瞎吹捧说“物质无限可分”是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哲学发现。这叫人笑掉了大牙，只要知道了一百年前的物理学之后，任何一个会动点脑筋的人都可以有过这个设想，但只有那些“半瓶子醋”才会不知深浅、自作聪明地把这个话说了出来。其实“无限”深下去涉及到的是物质的本质，而不是什么简单的“可分”“不可分”的问题了。如果还在那里谈“可分不可分”，恰恰犯了毛泽东自己经常鄙薄的“十足的机械论”。
这是从中学时候产生的“哲学情结”。但是我的“工作与学习（正课学习）”实在太忙了，没有更多时间去进行课外阅读。后来我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志愿依次为物理、哲学、政治经济学、航空工业。报物理和报哲学的时候我实际上向往的都是自然哲学，后来进了物理系，但“响应号召”同意被分配到它的一个应用性分支——气象专业，于是往后一辈子只有偶尔经过哲学的“窗下”时朝里面瞥一眼。但仍有许多想法在断断续续地无师自通地发展着，如果余生之年还有时间和精力，我相信我一定能写出厚厚的一本《天问》（我有能力“问”但是没有能力“答”）。
7、英文和数学
我学得最马虎的是英文。小学五年级正式上英语课，清心中学是英语很强的一所教会中学，但是我就是一直对英文没有兴趣，只要考及格就阿弥陀佛。说起来“干妈”吕亦陶早就许诺过初中毕业后要送我去美国留学，但我现在实在说不清楚，那时候平常为什么从来没有去想过自己还有这样一个“目标”，也就从来没有想到我要多下点功夫学英文。也许因为我最讨厌背英文生字（现在叫做“背单词”），所以特别头疼这件事。
在上中的时候，我应该说对于读书开始有目标感了，但那时正好“帝国主义的”英文已经变成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了，因此我也找不到“没有兴趣也得好好学”的动力。从第二学期开始，我们的英文老师是朱孝崇先生，后来还当了我们的班主任。他是一个白发比黑发多的胖老头，脸色红润，精神很好，苏北人。同样是英文老师，和洪宝林先生正好相反，他不穿西装，也不穿流行的中山装、人民装，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坚持穿长衫和棉袍。虽然当了班主任，但因为他是“党外人士”，对班里的事主动管得不多，不像程太堃先生那样连团支部的事情也要把着手辅导。那时解放初新编的英文教材也比较枯燥，我记得有毛主席在第一次新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开幕词，是由中文翻成英文的。还有苏联联小说《青年近卫军》上摘录的一节；还有从哪里摘录的一段关于苏联坦克兵葛利高里.格伏兹迪耶夫的英雄故事等，大概都是从俄文翻译来的，读着兴趣索然。
我喜欢利用英文课的时间把我的团支部工作笔记本放在课桌板下面写工作计划和开会的报告提纲。朱先生讲课中间有时点同学起来答问题，有一次点到我了，叫了两次我才听见。慌忙之中我一下愣住了，他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只记得是有关语法分析方面的。我不知当时见了什么鬼，信口用了一套哲学词汇来“论述”他提的问题（大概因为那段时间正热衷于看那些书）。这下是他愣住了，肯定是被我搞糊涂了，停了几秒钟才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坐下”。要是换了程太堃先生，她一定会不客气地把我批评一顿。
中学时期我对数学的兴趣没有对物理的兴趣那么浓，学初等几何、代数等，只要有一定的逻辑能力就比较容易。虽然也曾经兴致勃勃地去解几何难题，但那是抱着类似游戏的心情，而不像思考物理问题那样是在穷究真理。我们上中班上这些同学，特别是高中一开始就进校这一批各方面都是不错的，但是我说过大家有一个“毛病”，对老师的教学很挑剔，甚至可以说口味很有点“刁”。第一学期学平面几何的时候余元庆先生的精彩讲课把大家的胃口吊高了。第二学期女老师汪伯珏教立体几何压力就太大了。她的能力和余先生比起来的确是相形见绌，偏偏立体几何要求有特别强的空间想象力，教的人要有超越纸面（或黑板面）的描述能力，汪先生常常在这方面表现得力不从心，使不少同学越听越烦躁。在课堂上开始对老师有一些不客气的表现。汪先生四十好几了，长得矮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讲不清楚的时候着急起来的样子可怜巴巴的。但是同学们也因为对学习认真，听不懂的时候也着急。由于认真而较真，对她不肯轻易放过，出现了提问“轰炸”，甚至发展到起哄，有一次课堂上还把她急哭了。记得那一次是讲“全同”和“对称全同”的区别，她总把这概念表达不清楚。但是哭过之后的第二天，在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她忽然兴高采烈地走进我们教室来，手里拿着一双手套走到讲台前大声说：“你们昨天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我去问了余元熙（就是余元庆的弟弟，当时好像已经当了教务处副主任）先生，他告诉我这个问题很简单，对称全同就好像这两只手套，形状完全一样，但是一只正一只反，以此类推就是这样的”。多么可爱的老实人！讲课讲不清楚的时候她只觉得对不起大家，吃不下睡不好，恭恭敬敬去请教比她年轻的同事。找到答案后欢喜雀跃迫不及待地来告诉学生们，并不讳言是余先生教她的。现在想起来，真的，从解放前到解放初年，仅仅在教过我书的老师中，可以常常遇到多么好的“旧社会的”以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
最后教范氏大代数和解析几何的也是一位女老师，叫唐秀颖。她的能力和风采比汪先生就大不一样了，在教坛上是一位女中俊杰，后来和余氏兄弟以及褚圻、徐子威他们一样被公认是上中历来十大名师之一。当时三十多岁，身材略偏矮但眉清目秀。讲起课来吐字清晰，语言流利顺畅，没有重复和废话。除此以外，声音还特别洪亮，她自己说她耳朵有点“背”，不知道是长期大声说话伤害了自己的听力，还是因为自己听力不好养成大声说话的习惯。但总之她讲课的效果非常好，赢得大家的崇敬。后来她没有被调到大学去任教，在我们毕业离校后，她长时间担任上中管教学的副校长，在上海教育界声誉卓著。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