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周末旅行
倒是许多周末的时候，爸爸妈妈都要带我一同去各处“旅行”（那时不兴叫“旅游”就叫“旅行”或者叫“远足”）。其中一个地方叫北温泉，还有一个地方叫南温泉（后来我知道南温泉更远，因为小磨滩在北碚，北碚在重庆西北面，而南温泉在重庆南面）。这两个地方都有温水游泳池。因为路远，不是常去，所以爸爸没有教我学会游泳，我只记得他抱着我在池边踩水。我们在小磨滩的石板桥下也玩过水，至今还留下一张照片：爸爸穿游泳裤，戴一顶系带子的布游泳帽，我光屁股和他一起坐在河边。
北碚公园是我们去过不止一次的地方，是在一个山上。那里有动物园，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会开屏的孔雀，还有像小猪那么大的全身都长着几寸长的刺管的“刺猪”，它和后来见到的“刺猬”想必同类，但是大得多，所以单独关在一个笼子里。还有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豹子。还带我去儿童游乐园，抱我到滑梯上往下滑。我到那时为止，大概因为家里总在迁移，没有过长期固定住所，一直依偎在妈妈身边很少在外面“野”，所以胆子小。我硬是不敢滑，爸爸说：“看看别的小孩多勇敢！你难不难为情？”这件事我常常记在心里，想起来就感到“难为情”。以后我总忘不了提醒自己勇敢些，后来逐渐有进步，大的变化还在十几岁以后。
我们也去嘉陵江边玩过，那里除了江水夕照的迷人景色以外，还有两旁竖着的大转轮，当中则有一两个带大烟囱的“汽船”。汽船就是轮船，那时这两种叫法都兴。我有幸看到了实在运行着的、大轮子露在外面的船，即使在那时候这种船在世界上大概已经不多了。比方说比这早几十年沉没的泰坦尼克号都已经没有这种“明轮”了，改成靠船尾下面的螺旋桨来推动。其实本来轮船大概就是得名于有这两个大轮子吧。
还有些旅行是探亲访友。那时很有几家同样从京、沪一带逃难来的亲友散居在重庆和北碚四乡。我们去访问过“七婆婆”家。七婆婆（熊韵策）是妈妈的七姑，和妈妈同年，还略小一点，所以妈妈叫叫她“小七嬢”。战前她家也住在南京，“七公公”姓苏，也是在政府机关里做事。记得那次在他家里至少住了一个晚上，那时春寒料峭，刮了一夜大风。第二天早上风息，我们走出去，外面是一片空着的稻田（现在想来那时当是尚未下秧的早春）。走着走着我突然跌下田去，手脚张开，在湿泥巴田里留下一个“大”字形的人印子。
后来我们又到离那里有点远的一个地方去看“排戏”。听说那是一些逃难到后方的电影演员，不能拍电影了就排演话剧。乱糟糟的我什么也看不出来，只见露天围着很大的一圈长板凳，好像还有搭了竹棚的地方，只见不少人在看热闹，此外不知道他们大人看出一些别的门道来没有。那时候我不知道也不记得他们说起的这些演员的名字，很可能其中有一些我后来熟知的明星。
还访问过另一家，那是妈妈的一个同学，叫王梦蕉，除了我的“干妈”吕亦陶（她是妈妈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在南京妈妈回昆明探亲就是把我寄放在她家里的。她是四川人，抗战时却没有到后方来过）以外，王梦蕉也是妈妈最好的朋友之一。她先生是个德国军官，后来听说是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我对那次在那里的印象不深，但是留下了好几张照片，是山坡上的别墅，屋外树木葱郁，有层层石阶。那显然是冬天，大人们都穿着大衣，我穿着领口有半截拉链的厚毛线衣和毛线裤。后来我们第二次到重庆住在南山的时候，听说他们也住到南山，但是离得比较远，是山林里的独家别墅。还听说有一天晚上强盗进入他家抢劫，把德国人的一根手指砍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期我没有和他们见面的印象。很可能王梦蕉本人那时不住在那里，只有德国人独自住着，不然不可能没有来往的。抗战以后，妈妈收到王梦蕉从国外寄来的十几张小照片，都是她一个人的，真是个美人，而且穿着各种各样的时装，做着各种姿态。妈妈把它集中贴在相册的一面上，并且题字曰：“弄姿”。在后来那个时代里很自然地久断音信。“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家里突然接到王梦蕉从美国加州寄来的一封用毛笔竖写的长信。说二战以后他们先住在德国，后因当时德国经济凋敝，迁居美国，直到现在。信中大有沧桑之叹，还附有两张家庭合影。她那时年近七十了，虽然打扮得还似有风韵，但已遮掩不住被岁月销蚀的容颜了。德国人（她在信里称他Eilich，但我记得那时候爸爸妈妈叫他“司托斯腊”）则已老态龙钟。她希望有机会还能见面，但是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然不在此世（刚去世不久），再也见不着了。
妈妈的大照相簿和我的小照相簿
在小磨滩的时候，因为房间里是泥土地面，雨季潮湿，到了夏天妈妈就要把大大小小几口皮箱和一些别的东西搬到前院里打开来曝晒。她那口小皮箱里藏着不少宝贝。有象牙的和各色玉的小玩物和首饰；有晒干的熊胆和其它贵重的名药；还有一些证书等等。此外就是一大一小两本相册。小的一本里面全是我一个人的照片，从满月起，已经集了不少。大相册里面有从妈妈小时候她自己和长辈们那些装束古老的照片起，直到她年轻时在昆明、南京家居、会友、出游的大量留影。还有爸爸妈妈的两张订婚照，现在的人看了都惊奇：“那个时代怎么这样时髦！”还有妈妈戴着方帽子的大学毕业照。有一些是和我在一起照的，但大多数里面没有我。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所以总是要问她：“我在哪里呢？”其中有一张爸爸妈妈和“干妈”吕亦陶在杭州灵隐寺外一个天然的石门口坐着的合影，又是没有我。但是石门口另一边高处站着一个光头长袍的人。因为我自己有过一张光头的相片，而且头很大，再加上我认为应该有我，就指着那个“人”硬说这就是我。其实那是一尊和尚的石雕像。很奇怪，中国的雕像一般都是浪漫夸张型的，但是这一尊却很写实。如果不是它比真人略为高大一些，而且照片上的黑白色调不那么单调的话，即使我现在看了照片也会以为那是一个真和尚。在这照片上至今还留着我当时用棕色铅笔的涂鸦。我在上面涂了两处，其中一处就是在那石和尚的袍子上。也许我已经感到石像的灰度太单调，袍子上应该有点色彩。再者这也许正是出于对“我”的自怜。
妈妈的身材就是在那个时代也算是偏矮的。皮肤也不算白，单眼皮，总之没有那种张扬的、眩目的漂亮。但她的五官雅致匀称，气质雍容清纯，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天然的优雅、端庄。就在她临去世前，白发苍苍在医院，许多老少上海病友和家属都说：“这位老太太真清爽！”八十年代又翻阅到那些照片的时候，我觉得她年轻时的清纯气质很像那时荧屏上的日本演员山口百惠。五官脸盘也有些像。
背起书包上学堂
在小磨滩我开始上学了，那时还是五岁。学校在河对面，过了石板桥再往坡上走一些就是。听说那里本来是个旧庙，改成了学校。第一天去上课的时候妈妈就叫我自己走去。我那时胆子仍旧小，吵着要她同我一起去。妈妈说：“不要怕，我就站在门口一直望着你。”于是我背着妈妈给我做的一个阴丹士林布书包，走走又回头看看，就这样去了。
我从进这第一个学校起，总是对在课堂上课的情形没有留下多少印象，只记得一些特别的琐事。有一次，先生（那时不管是男老师、女老师一概都叫“先生”）指定我过两天上讲台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还是因为胆子小，听说要把我弄上台去当那么多人讲故事，回到家去和妈妈说的时候急得哭起来。妈妈鼓励我，并说：“我讲一个故事你记着”。她给我讲了一个《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讲得非常生动，里面每一个细小的情节我都一直记得清清楚楚。后来才知道就是普希金根据小时候他奶妈给他讲的故事写的那首著名的童话诗。本来我是下了决心这次一定要表现得特别勇敢的，后来不知怎么的，故事会没有举行，没有机会表现了。
我们的级任老师（现在叫班主任）是一位上海女青年，比妈妈还小些，穿着素雅得体，人非常和善、热情。妈妈有时没有事就走到学校来玩玩。有一次我们正在上音乐课，学唱一首摇篮曲：“风呀，你要轻轻的吹。鸟呀，你要轻轻的叫。我家小宝宝快要睡着了……”。妈妈站在窗外听了一会儿就学会了。她可能是有意来学的，因为她那时肚子里已经怀着我的妹妹了。有时下课碰到我们的级任老师时，她们会饶有兴致地攀谈起来，成了熟人。
先生也特别喜欢我，这是从我给她找了个大麻烦那次得见的。一天，我在上课时突然肚子疼起来了。×先生（她姓什么，我曾经在许多年里是记得的，但如今实在太久远了，真是想不起来了）发现后已经来不及了……。我自己觉得拉肚子出来那气味比平时的大便更不同。可是先生急忙牵着我往她自己家里走。她的家在学校河对面，也就是我家住的那一边的河边村子里。也是一个吊脚楼，有粗陋的木地板。她用一个木脚盆打了热水给我彻彻底底地洗干净，还把裤子也洗了。就是不记得她拿了什么裤子给我换的。后来妈妈带我到她家里去答谢，她从一个大饼干筒里拿出一些褐色的甜东西请我们吃。她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好老师，让我难过的是，现在我连她姓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第一学期完了就要考试，我考了第一名。所以从那回起我就认为考试总是应该考第一名的。同屋住的人都夸奖和祝贺我。因为我才五岁，大概是学校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妈妈给我生了个小妹妹
我的妹妹快要出生了，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我叫她“四婆婆”，妈妈叫她“四嬢”，是妈妈的四姑妈。她比妈妈大几岁，旗袍外面罩一件深色开胸毛线衣。梳着后垂的发髻。妈妈大学毕业的时候正好她和丈夫翟凤阳从美国回来，妈妈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就是翟凤阳介绍的，所以在亲戚中她和妈妈也是来往比较密切的一个。现在我想她那次来重庆无疑与她事业上的事有关，来探望我们是顺便的。也许外曾祖父（就是前面说起的“祖祖”）去世的消息妈妈已经知道了，但是四婆婆这次来带了一个口信：祖祖临终前嘱咐过，从此刻起熊家后代出生的婴儿，第一个取名一个“庭”字，第二个取名一个“田”字。我至今不明白祖祖临终专门为这个留下遗嘱有什么用意。四婆婆来之前住在昆明的“六婆婆”（妈妈的六姑妈，她和妈妈差不多大小）已生下一个女孩，遵嘱取名“庭庭”，那么妈妈产下来就应该用一个“田”字了。虽然妈妈的孩子姓胡而不姓熊，但事实表明爸爸对此没有什么异议。不多时妹妹出生了，就叫“田田”。虽然诗书之家往往倒是不喜欢给自家女儿起什么花花、草草、美呀、秀呀的“女性化”名字，但以“田田”这两个散发出泥土气的叠字而成为妹妹终身未改的大名倒也见其执着。特别是因为有人听了很容易误解为俗不堪耐的“甜甜”。
爸爸妈妈请木匠来做了一张四边有栏杆的白木（没有漆）的小床，很漂亮。是我突然手痒，拿铅笔在那栏杆上写了“胡田田”三个字，挨了妈妈的几记手心。这是一生中妈妈给我唯一的一次体罚。我大概从会写字那天起，就有到处涂鸦的坏习惯。如果我的字写得好倒也罢了，因为妈妈她自己是我第一个写字的老师，她应该为我体面的“题词”而得意。要命的是我从小就是一笔“狗屎字”，乃至一辈子都没有大长进。虽然那次挨打手心的事直到今天还记得，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一年以后依然按捺不住在田田周岁的时候拍的那张用布纹纸印的照片背后又写了“胡田田”三个字。这倒很好，因为照片和字直到今天还在，看了这三个鬼画桃符的字就可想见，更早些时我在小木床上的杰作是如何糟踏了新家具的观瞻而惹恼了妈妈的。
这当中还出了一桩国家大事，但对我来说是只一个印象深一点的小插曲。一天早晨洗脸的时候听爸爸他们在说：“汪精卫跑到南京去当汉奸了”。大概因为那时这成了一个爆炸性的热点新闻，大家听到后议论不休，所以我也由此懂得了什么叫汉奸、卖国贼。这倒好，不久以后去昆明我听到有人唱一首歌：“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我说过，昆明人说话没有后鼻音（以ng结尾的音），所以把“行”字唱成“汉”字。我听了一时弄不明白怎么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歌，说什么：“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国的小汉奸”？！
看“厉家班”，迷上了大花脸
好像第二学期没有读完，我们又要迁移了。大约在这之前不久，我的两个叔叔来了一次。一个我叫他大叔叔（胡汉武），一个叫小叔叔（胡汉忠），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他们是相继来到重庆，都在做事。这一次相处时间短促，我自己对他们没有太多印象（但后来知道这一次大叔叔来对我们的生活转变起了很大的影响），却记得爸爸带着我和他们一同出去玩过，这有他们三兄弟和我在一起的照片为证。还记得有一天爸爸去上班不在家，是大叔叔来学校抱我去逃警报。我更记得的是我们到一个什么地方去看了京戏。在这之前好像爸爸已经带我看过京戏，这一次去看的是“厉家班”演的戏。他们三兄弟都喜欢京戏，后来到上海他们还带我去看戏，几乎也把我从小带成了一个小戏迷。和我一同看戏对他们来说是麻烦的，因为还要不断地回答我的问题，告诉我，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还有，这是张飞，这是关公，那是谁谁谁。
那些戴着有绒球的帽子，穿着五彩缤纷的戏装铠甲和高底靴，背上插着四面彩旗的人舞着长刀、短刀、长矛、棍子、锤子，咚咚哐哐，咚咚哐哐对打、转圈子、跌、滚、翻“空心筋斗”，简直看得我眉飞色舞，欢喜雀跃。我特别喜欢的是大花脸，从来就对那个东西有一种妙不可言的美感。这与我早先在蹬子坎儿村里看的粗陋的乡间地方戏中，脸上乱画一气的那个我梦中的“豹子”不可同日而语。厉家班在那时风靡了重庆（这是后来听说的），当时都还是一些年轻人。主角是老生兼武生厉慧良，其它几个也叫厉慧什么、厉慧什么的。那个时候他们好像演的以武戏为主，所以我特别喜欢。如果看到老旦、青衣还有白胡子老头在那里坐着慢慢唱，我就会在凳子（记得那里看戏的地方没有椅子，只有长板凳）上靠着大人睡着了。不过我还记得有一齣戏里出来一个丑八怪的女人，说话是男人腔调，其实我就只记得“她”歪嘴做个怪相说：“我叫三西四”。还有一个漂亮又英武的女人用一只手举起一个大石墩子，把坏人吓倒了。到我成了大人的时候，又看了京戏《悦来店。能仁寺》，才知道就是那时我看的这齣戏。而那个活宝不是我听的什么“三西四”而是叫“赛西施”。
后来我知道这次大叔叔来和爸爸谈了些事，成了我们离开小磨滩的原因之一。
爸爸升了科长，却辞职不干了
有一天下午放了学，我在后院玩。看见来了一乘滑竿，在我们后院侧边的篱笆门前停了一下。那上面坐着的人也没有下来，只是大声说：“恭喜恭喜！胡汉文升科长了。”好像这时候妈妈和牟伯母她们从屋里出来和那人说了几句话。这个人看起来年龄比爸爸大，而且他坐滑竿，所以我想他一定是爸爸的上司。后来牟伯母她们就谈论起：“汉文当科长了”。在这以前我也听到过“科长”、“处长”、“部长”这些称呼，而且我一定是见过什么“长”的。因为我有个印象是这种人下巴上一定长着一把胡子，于是我就嚷着说看看爸爸回来长了胡子没有。到晚上见到爸爸后我失望了，没有，他一点胡子都没有！
爸爸还得了一个大的奖章，铜镶银的底板上面焊着一座天平秤。奖章上方还有一根链子连在一根细短的铜棍中间。可是就在这不久之后，爸爸决定辞去政府公务员职务，转而经商了，至于那个奖章则成了我的玩具。小时候，一有什么新奇东西到手，总喜欢掰着拆着玩，于是那个天平很快就被我拆得七零八落。虽然我从小喜欢琢磨“为什么”，但有些事物也只顾了好玩从来不去想，如今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才突然想起，民国司法行政部颁发的奖章上焊有一座天平秤，其用意想必是象征“司法公平”。因为前两年有一次看电视的时候见到一个与司法有关的什么场合（对不起，我这些年记性变得很不好，说不清究竟是在哪里）也出现这么一个标志。不过时隔三代人，那时候也和现在一样，因为有“中国特色”，天平秤这东西总是“不合国情”，所以用起来不灵光。
几十年来，我一直不很明白为什么爸爸恰恰要在职务提升的时候挂冠辞离呢？最近为了写这个回忆，我仔细阅读了爸爸在“运动”中写的多份交待材料，才知道了其中的缘由。
爸爸的身世
我家祖籍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祖父做绸缎买卖。爸爸七岁时一家人迁居上海，祖父仍操旧业，他并不是绸缎庄的老板，而是“跑街先生”（我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营销经理”）。他为人本分，到上海以后总共有了三男二女，生活得并不富裕。爸爸是老大，在德清时已读了几年私塾。到上海先后进育英小学和湖州旅沪公学高小。刚到高小三年级，祖父固执认为多学无用，坚持要他中途辍学，去一家织绸厂学生意，做了一年学徒。后因爸爸自己坚决要读书，终于遂愿，1921年考进上海青年会（青年会是一个基督教会）中学。到高中一年级时因为年龄偏大了，便跳级考进震旦大学预科（中学、大学都是教会学校，但是他从来不信基督教）。只读了两年半，又被迫辍学去帮忙祖父管理店务。
我听他自己说过，那时候在上海拍一部电影，叫《火烧红莲寺》，他还去跑过“龙套”（现在叫群众演员）。除了年轻时好玩，家里担子重、想挣几个钱大概也是一个原因。所以他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有读完整，但在那时的中国也够得上是知识阶层的人了。还因他自己好学，多少染上了书卷气，进政界后渐感格格不入，入商后又做不好一个商人。
年轻时他自己一直不屑于为商，于是在店里做事时便到一个“张才速记学校”学速记。这种东西现在早已失传，我在十多岁时还见过，是用一些便于书写的小蚯蚓般的符号来纪录谈话和报告。虽是微末小技，但那个时候凭这个却能走进政府衙门或有一定规模的洋行公司，在社会上就已略高于一般平头百姓以至小本经营的商贩了。靠着这个他投入了北伐军21师政治部当过宣传员、军官训练团的速记员，后来又到安徽省教育厅当速记员。不久又调到了南京，在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干了将近五年，主要还是做速记，后来调到司法行政部总务司。那时他的月薪有120元，可见在抗战前即便是“小公务员”，收入也是不错的。那时一家六口的生活主要靠他的薪水（祖父到五十几岁已被绸缎庄老板辞了），包括供弟妹们读书。
1928年爸爸跟随一些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云南籍党员到昆明去整理党务，他的任务是去办一个速记训练班。在那里呆了不到一年，这期间经人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另一件大事是认识了一位大家闺秀——我的妈妈熊在岷。他们在昆明的时候是否已一见钟情不得而知，据爸爸写的材料（那时要他交待妈妈的问题）说在昆明的时候还只是认识而已。不久妈妈到南京读书，是因为早有默契还是重逢后才发生的感情，爸爸没有说清楚，总之他们在南京成了恋人。外公得知后反对甚烈，说“上海小白脸”不可靠，加之爸爸的地位还比较低，而且外公大概已经为自己相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婿。但是妈妈的态度非常坚决。父女两人本来就“政见不合”，时有冲突，这件事不啻火上加油，于是发生了前面说到的父亲登报声明脱离父女关系的事。但几年后外公不得不接受了现实。可能后来他也知道了爸爸不但不是“上海小白脸”（这是对上海滩上那些轻浮油滑的洋场恶少的贬称），而且恰恰还是一个特别认真的、耿直严谨得有些过分的人。
也就因为这样，他在军伍和政府机关兢兢业业劳碌十几年，到那时才提升为一个代理科长（当然那时的科长很稀少，比现在汗牛充栋的处长还“值钱”得多）。从他在“解放”后不同时期写的“交代”材料里提到关于他弃政从商的事，有着版本不同的说法。一个老实人在“运动”期间政治空气的压力下，为了“过关”，在真话中又夹一点违心的话不足为奇。在解放初期刚参加华东交通部工作的时候，大概为了多强调一点自己思想进步，他说是因为自己长时间在国民党政府机关愤懑于官场的腐败，而他自己因为秉性耿直，既学不会也嫉恶官场处世那一套。感到自己呆在里面无法适应，也没有前途，所以决心离开了。到了后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写道：是由于抗战时期物价上涨，家庭负担又重，公务员薪水不敷用度，便“一心想发国难财”，于是辞职去做生意。
我想这两种说法大体上都是真假参半。他的个性方而不圆，一贯如此，这我最了解。“解放”前他在家里常有愤世嫉俗的言论，骂国民党政治的腐败，那时共产党还没有来，当然不可能是讨共产党的好，骂给共产党听的。他这种人那时在政界会有什么前途？所以第一次材料里说的基本上是真心话，但是没有说完全。到了运动挨整的时候，再说“正面的”理由，马上会招来断喝：“还在那里涂脂抹粉美化自己！”于是只得给自己扣上“为了发国难财”等等的帽子，把自己臭骂一通。但他由于不会在政界混，薪水眼看愈来愈不够养家，想多找点钱（即“发财”）过得好些这也是真话。在他辞职，我们去到昆明以后，我就听到“涨价”这个字眼频繁出现在人们言谈中。“法币”大大地贬值了。像爸爸这样在机关拿固定薪水而循规蹈矩不善于捞外快的人，升了代理科长也加不了多少钱。妹妹出生，家里又添了人口，还要给在上海的老家寄钱，难免会感到捉襟见肘。
他这个举动和大叔叔的到来也有关系，当时大叔叔在商界开始崭露头角。得知爸爸的情况也支持他弃政经商，并给了他一点本钱，介绍了几个朋友。方向是昆明，因为那里不仅有熊家的亲戚，而且那时中国东部半壁江山沦陷在日本人手里，所剩无几，“大后方”的东边基本上被封锁。昆明借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迂回通往上海、香港和国外，成了对外的门户，战时的“第二陪都”，政治、文化和商业的重镇。
（待续）
文章来源：《“儿时”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