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菁小学住读
我又正式去上学了。妈妈希望我进一所好学校。抗战期间北京的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搬到昆明合并起来叫做“西南联大”，可算是战时的最高学府，名教授云集，艰难环境下还造就出不少名震海内外的英才。联大还在当地办了一所附属小学“联大附小”，当然也是一所非比一般的小学校了。我去考二年级，结果考了以第三名录取。记得刚听到自己考第三名的时候心里觉得很懊丧，也很难为情。因为我只记得在北碚小磨滩第一次上学，期末是考的第一名，因此以为第三名是蹩脚的。不料亲戚里面都把这次我考第三名当作一个喜讯传开了，都说；“小伯威天分好”。我这才明白第三名也是不错的。原来当时有许多家长都争相送自己的孩子去考这个学校，我也记得考试那天来的人非常拥挤，楼上楼下占了不少教室，在这么多人里面排到第三名很不容易了。实际上我在北碚只读了一个多学期，上课是糊里胡涂的，都是靠原来妈妈教了些。到车家壁以后只在月秀小学混了几天，一年都是在嬉戏中度过，只是有时我喜欢拿嬢嬢、舅舅们读过的书看里面的小故事，看得兴致勃勃。战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学读本都很精致讲究。用的是厚实的铅画纸，有很精美的彩色插图，和糖果饼干一样吸引人。总之，我从小喜欢自己学、自己问、自己想，上学校总是这里一个学期，那里个把月。有时读了一年级还是一年级，有时一下跳两学期，课堂上的事情总是记不清。
但是我终于没有去读联大附小。大概因为路远，我一个人去妈妈不放心。我进了另一所也算不错的小学，就是南菁小学。这个学校的地方可能更远，以前我一直不清楚，为什么要把我送到那里去读，最近看了妈妈遗留的“历史交代”材料才知道原来这就是我们第一次到昆明时妈妈任过教的那所学校。更重要的，我是和四婆婆的两个孩子一同去住读。一个是比我大几岁的女孩，因为她是在美国出生的，所以取名叫“美”。我叫她“美嬢嬢”，解放以后可能觉得这个“美”字不大好，改名翟梅。还有就是和我同年生，月份比我大一点的“三只小猪”里的另一只，出生在葡萄牙的Toms-翟彪。他们还有一个姐姐，生在香港，叫香屏，因为没有和她一起上过学，我见得很少。学校也是在郊区一个叫岗头村的地方。是在一个小山坡上，也是借用了两所旧寺庙（永丰寺和涌泉寺）的房院。女校长看来大约四十岁，是四婆婆的朋友，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后来从妈妈写的材料中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张邦珍，就是1927年国民党派到昆明来建立组织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妈妈就是这时候在中学加入国民党的。这次我们到昆明时她除了是南菁学校的校长还是云南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就是他邀请妈妈当总干事的。这位张校长梳着光亮的、紧贴在头上的女式短发。她就是个老处女，真的有点像《绿野仙踪》里的老处女，她脸上总是摆着一副冷漠的、凛然不可犯的神情。
每个星期天下午，美嬢嬢和Toms来平政街，我们就一同走不远的路出小东门（昆明那时还有城墙）。在那里坐上光秃秃的木板马车，我也记不清走了多长时间才到干头村。美嬢嬢后来和我提起当年的事，她说那时候每一次要上学她都哭着不肯去。我不记得看见她哭过，大概她在家里哭,不好意思让我们看到。我是男孩子我没有哭，Toms也没有哭。去一次就是一个星期不回家，但是那里好玩。妈妈给我准备一个网线袋，里面装的东西除了替换的衣裤袜子以外，一般都有一包饼干，有时是面包蛋糕。玻璃瓶子里装些自家炒的菜、腐乳干。有时候还带一个小洋铁罐头装的进口炼乳，吃的时候要找一个大的铁钉子，在罐头上面靠边缘的地方敲一个洞。
我们睡的地方，也就是宿舍，是在一座简陋的搂房的楼上。就那么一个大房间大家并排睡一个大通铺，仿佛记得有二十个人左右。晚上入睡前闹翻了天，高兴起来拿起枕头打仗。到息灯的时间要睡觉了，管宿舍的先生来查房。许多人把头钻在被窝里偷偷笑。早晨天还蒙蒙亮，响起了喇叭声，是起床号:“嗦咪嗦哆，咪嗦咪哆，咪哆咪嗦，嗦嗦嗦哆”（粗体字表示低八度音）。据说这个调子和军队的起床号是一样的。逗笑的还给它配了词：“大天光亮，睡猪起床，起床看猪，猪在床上”。第一天我就没有听见，是边上一个高年级的同学（他不属猪）掀开被窝打屁股把我这个属猪的打醒的。起来要动作快，不许慢吞吞的。被子要翻过来叠，把白色被里子露在外面。还要叠得方方正正，拍出棱角来。后来我知道也是学军队里那样做的。我还记得妈妈给了我一个里面白色外面墨绿色的小搪瓷脸盆。在学校里每天清早起来是用冰冷的山泉水洗脸漱口。那个年代用来漱口的除了牙膏（当时好像只有国货三星牙膏和进口的黑人牙膏）以外还有“牙粉”，是装在玻璃瓶子里的白色粉末，瓶口有两层铁皮盖子，各有一个圆孔。转动外盖使两个洞对齐就可以把牙粉抖在牙刷上，再转动使两个洞错开，牙粉就倒不出来了。
虽然在这个学校读书的绝大部分都是家境富裕或比较富裕的孩子，但是住读的生活是很清苦的。睡的是通铺，吃饭在一张张条桌边排排坐。每人一个搪瓷碗装饭，搪瓷盘子装菜，还有一个小小的搪瓷杯喝开水。菜我不记得了，反正比家里差得太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有几个人簇拥着那个不男不女的校长来视察，她吩咐说：豆渣的营养很好，你们应该把磨豆腐留下的豆渣拿来做菜。校长平时很少在学校里出现。在公路边有她哥哥的一所平房，其中有她的一间卧室和公用的客厅，妈妈曾带我去过一次。
此外，在山坡更低处还有南菁中学部的教室、男生宿舍及校长的办公室和宿舍等，也是她管的。关于南菁中学，也许我在那里读了半年书还不知道，或者是后来忘了。直到我年近花甲的时候，才从比我大十岁的同行资深老教授章淹谈话中知道这事。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和她在工作中接触很多，有一次我去她家里闲谈时扯到早年的事，才知道她抗战时正好是在南菁中学念书。她那时年龄大，当然知道她们学校有个南菁小学。她从南菁中学毕业后就进了西南联大也就是清华大学的气象系。这样看来我在那里读小学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她至少已经中学快毕业，甚至可能已经毕业了。谈起来她也记得那个校长脾气古怪。
在那里上课的事，我实在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上课的教室是在一个后院里，房子围着天井。而寝室是在外面的一栋两层楼房，饭堂则好像是庙的前殿。校舍一侧有一个很小的操场。因为都是丘陵坡坡，所以只能开出那样小小的平地。那里有一个适合小学生的矮单杠，实际上就是两根粗陋的木桩上面插着一根磨光了的铁杠。还有一架秋千，我们开始在那里的时候是用两根很长的牛皮带吊着踏板，大概因为用旧了不结实了，后来发现换成了比皮带子粗得多的新麻绳。这是我最喜欢并留下深刻印象的两样东西。还有不知道是谁在那附近挖了一些坑，蹲得下两三个小孩，年级高一些的同学懂得那很像战壕，就带着我们一起玩打仗。下午放学后的时间是非常快乐的。
了不起的一个进步，是我在这里学会了自己用钱。每星期妈妈给我带上几元法币，肚子饿了的时候买东西吃。当时用的纸币主要就是印着国父孙中山头像的法币，还有一种竖着印的纸币叫“关金券”。关金券一元等于法币20元。此外还有几种硬币，一种是铜板，有清朝光绪年间的铜板还在流通，一面雕着一条龙，另一面是字（中间有方孔的铜钱从我记事起已不流通了）。还有一种看起来像银币的镍币，我已记不清是清朝的还是民国的，大小和铜板差不多。这些硬币每一个值法币多少我也早就忘了，但记得好像还有标明面值若干角若干分的硬币，体积比铜板小（那时当然没有用铝做的），也有面值一元的大银元，但那时作为纸币的“法币”已经大大贬值，银元和法币如何兑换我大概没有搞请过，也没有用过。
下坡到公路边，除了许多住户以外还有几家小店，还有一些摆摊子的。就是这些形成了所谓“岗头村”。我记得我常在一家小店里买一种和了糖炕出来的甜饼子，现在想起来大概不算是什么美食，可是那个时候下午玩饿了吃起来狼吞虎咽，其味无穷，所以对这样东西一直都没有忘记。还有插在一根大的稻草扎的棒上走着叫卖的糖山楂，北京人叫“糖葫芦”，昆明人叫“山菱角”（昆明话“角”读“国”），也是叫我一见到就忍不住要掏法币的。
此外记得最牢的，是公路边有个摊子，大概就是北京人所谓“卖糖人儿的”。那小贩用五颜六色的热糖粘液连浇带吹做成各种各样的玩意儿，有葫芦、老鼠、猪、手枪、鱼、雀子等等。他有一个圆盘，周边写着各样东西的名称。有一根能转动的指针。玩的人给他一份钱（记不清每一份是多少钱）就可以去拨转指针。最后针尖停在哪里，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当然也有空的。其实我只玩过一次，指针停下来的时候，只听见那小贩说；“哈哈！小家伙好运气，转到了周鱼”，但是他又告诉我他今天的糖已经不够了，也来不及了，做不成，要我明天再来拿。回学校去我就想，“周鱼”一定是一种很大很大的鱼，不然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糖那么多时间才能做呢？第二天下午我如约而去。那个时候做手艺的小贩还真朴实厚道，童叟无欺，对我这样一个一年级小学生也一点不马虎。原来他给我的是一个最难做的糖人，穿着京戏里武将穿的五彩缤纷的铠甲和帅袍；头盔上缀着绒球，还有一对雉尾；背上插着四面靠旗（当然这些名称都是我后来知道的）。据他解释，不是什么“周鱼”，是古代三国时候的一个大将叫周瑜的人。当然这都是用各种色彩的糖细工慢活地做出来的。这么复杂漂亮的东西，原来我是中了头彩。我兴高采烈的拿回学校去给大家看，博得不少羡叹。当然没有多时就破了，我不记得吃了没有。那时候还没讲究那么多科学卫生，这东西显然是含有不少色素的。现在做糖人儿的很少，但还偶尔可见。有一次我在汉口街上看到过一回，但不是彩色的，而是单一的褐色（麦芽糖的原色，可见没有放色素），东西的内容也比较单调了。
告别昆明
八年抗战正好是我的童年时期。在大后方我没有见到过兵荒马乱的情景，比起重庆来，昆明更像是恬静闲适的世外桃源。我在郊外的车家壁和干头村，没有经历过轰炸、躲警报等事情。还因为在我周围大多数都是昆明本地亲戚，不像在重庆、北碚时周围有许多背井离乡的外地逃难者，使你感染到对国仇的激愤和思乡的愁情。当然住在这个“世外桃源”里还不至于真的到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程度。有一次我走在公路上就见到一群西南联大的学生在唱抗日歌曲，不知什么时候我脑子里还记进去了一些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的片断，例如：“张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
在昆明住的后期，我已经主要住在平政街的时候，有几天突然出现了一个异常情况：天空不断传来沉重的轰鸣，列成队形的飞机一批又一批地掠过，大人们都仰起头来看。我看到他们非但不害怕，反而兴高采烈，原来那不是日本飞机。听人们说那是从印度、缅甸飞来的美国飞机。这时太平洋战争已经打了将近一年，据我后来所知道的回过头去判断，当时看到的这些飞机可能就是从美国支援中国抗战的第十四航空队，他的前身是陈纳德将军早在太平洋战争前就创建的志愿空军部队。到重庆后，我在画报上看到其中的战斗机部分被称为“陈纳德的飞虎队”，飞机的头被画成老虎头的样子，我看上去却更像是鲨鱼的头嘴。
当时我看到的一批批的飞机是运送援华物资的运输机，按陈纳德的遗孀，美国华裔共和党资深参议员陈香梅的回忆录中说是B—25。但是据我抗日战争以后在上海所知，当时活动在中国的那时最大的飞机是B—29，号称“空中堡垒”。原先是军方的带有武装的四引擎大飞机，可以作为运输机或轰炸机，战后也用作载客飞机。也许陈香梅说的对，我知道的B–29与她说的B—25各是各的。我的“干爹”（干妈吕亦陶的先生）冯友真在担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时作为记者的陈香梅在他手下工作过。那时陈香梅和陈纳德已经恋爱但还没有结婚。她的回忆录里说到这样一件事我以前不知道：有一次为了营救她的同行朋友（一个被捕的共产党女记者），去求助于冯友真，结果保出来了。冯友真之所以有那么大的面子，不只因为他是中央社的分社社长，还因为冯在抗战时期就是在屯溪特务情报机关工作，当然那时是针对日本人的。陈香梅也许不知道，冯友真就是在1948年冬乘坐“空中堡垒”失事身亡的。
抗战时这些飞机的出现鼓舞了人们的情绪，大概从别的方面来的消息也使大家已经感到形势起变化了，战局有希望了。有一天在平政街那个院子里有几个人（我的印象，爸爸那时已经去上海了，这个院子里还住着一些人），他们在兴高采烈地翻看和讨论一本书。听他们说是明朝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的《推背图》，他们发现里面的一首歌谣（但是后来我见过刘伯温的著名的预言书，包括《推背图》，那只是一些图，并无文字。那些人谈到的歌谣是朝代更早的一本书叫《烧饼歌》里面的。我见到的版本里就是把两者刊在一本书上，他们看的可能也是类似这样一个本子，所以说的是《推背图》，实际读的是《烧饼歌》）中最后两句话是：“一朝闻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雨过”。他们认定按照这首歌谣的排序正好是预言到这个年代的事，而排在前面的那些都已经由以前发生了的历史大事件应验过了。他们推敲出的结论是日本人应该在属鸡的那年垮台。我从来不信这些东西，但说也奇怪，那次是我亲眼见到亲耳听到人们在重大事件发生前几年对这首歌谣的理解和琢磨出的结论。果然在三年以后的1945年（这一年恰好是乙酉年，属鸡），怎么会这么巧？
爸爸去上海是一次历险。当时形势非常复杂，沦陷区、国民党政府军队控制区、新四军游击区等犬牙交错。爸爸去的路线我一直不大清楚，只记得后来听他说到过湖南、汉口，走的都是陆路。好在大叔叔的关系网很大，沿途一些地方有他的熟人，爸爸到这些地方找他们就可以得到帮助。据说途经乡村的时候就作农人打扮，还曾经化装成贩卖扇子的肩挑小贩，进入城市就西装革履，混迹于声色场。不断变换着保护色，以免引起特别注意。爸爸去到上海以后除了携带一家七口之外还受托携带两个青年（一位大学生、一位中学生）一同赴重庆避难。他们十来个男女老幼先是从海路经浙江舟山沈家门，而后福州。然后由陆路穿过湘南、桂林、柳州、贵阳。最后经过公路“七十二弯”的险路到达重庆。随即通知在昆明的我们母子三人去重庆实现三代同堂大家庭的团聚。
我们最后告别了昆明。许多人一别就是几十年，有的一辈子再见不到了。外公后来又到昆明南面的一个县去任县长。还把“老弟”带到那里去读书。政权更替以后当然作为官僚地主被斗，但因无大“罪恶”，没有什么“民愤”，所以没有杀，也没有劳改。晚年也像她的父亲（我的祖祖）一样潜心佛学，不久病故。若论他一生的业绩似乎乏善可陈，和他的父亲无法相比。在他为祖祖所撰的墓志结尾处自己也曾感叹：“……今余行年已近耳顺而事养有亏显扬无能……”这恐怕是实在话。继外婆则幸享耄耋之年。
在我离昆明前几个月，舅妈给及曾生了个妹妹，出生的医院就在车家壁公路对面往滇池方向走不远的地方，我还跟大人去医院看过。从医院回外公的山庄时舅妈抱着婴儿照了一张相，正好我站在她们边上阴影里，这是我在车家壁唯一的“半个”留影。我们离开昆明后舅妈又生了一个女儿就是景明（前面我说过，这本书就是在她鼓动下写的），我原先一直以为景明就是我看到生的那个，还在她面前夸口：“看着你生的”。可是后来知道错了，前面那个没有长很大就去世了，景明是后来的一个。因为离开昆明了，这些事我不知道。舅舅解放以后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很受重用，如景明所说“成了工作狂”，为昆明的市政建设做出不少贡献，但仍保持着各种兴趣和他的豪放性格。后来舅妈又生了两个男孩，可是她不到五十岁就患心脏病卧床不起，好在一家人悉心陪伴照料，直到1973年去世。从我在昆明时的印象只知道舅妈是个和善又热心的好人，后来从妈妈的叙述中了解到更多。
景明关于她母亲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回忆。舅舅八十岁以后两度中风，景明每年回来一段时间照料。父女两志趣相投感情极好。但他先前一直不愿随女儿去香港住，直到1996年才去玩了一次，回到昆明年底就去世了。
及曾（我记得他本来大名叫熊景弼，不知什么时候改成“景辉”了）学矿业，后来被分配到山西，大约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调回昆明，在一个工厂当厂长，有一个很贤惠的妻子和三个孩子。1994年我一家去昆明扫墓时，他用他当厂长坐的伏尔加小车带我们游了石林和一个小瀑布。小时候我胖他瘦，老年来他胖我瘦了。他的性格似乎历练得十分稳重谦和。他和景明两人（当然还有舅舅）为我们做了周周到到的安排。奇怪的是，我很小的时候在昆明两次总共住了三年，离开半个世纪以后去到哪里见了亲戚还能说六、七成的昆明话；他是生在昆明，二十岁左右才离开，最后又回到昆明住了十几年。但是他完全成了“北方佬”，昆明话一句不会说了。这次相逢隔的时间实在太长，在那里几天又实在太短，本来以为会有很多旧话讲，但是见了面提到过去不过寥寥数语，却怎么也找不回久远早年的感觉了。更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倒是非常现实地交谈了即将到来的退休的事，昔日的浪漫和童趣已经飞到爪哇国去了。
二嬢嬢老实，嫁也嫁了个本分人。老来也是得了心脏病。1978年秋我和爸爸去昆明时还到医院看望了她，大概以后没有多久也去世了。三嬢嬢不幸嫁了个不走正路的，贩卖鸦片。最后三嬢嬢自杀了，详情不得而知。四嬢嬢解放前接受了进步思想，在学校里就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后来跑到解放区参加革命，解放后当了干部，但她文革里也受了不小的冲击，退休后安居昆明。1994年我去昆明那次景辉（及曾）和在岳（“老弟”）陪同我去他家拜访，我们四个人一起照了相，我们是硕果仅存的车家壁庄园里的四个孩子（虽然辈分不同）。她送给我一对景泰蓝制的“竹简”，上面描着大观园那副著名的长对联。“班”舅舅只因家庭出身问题在文革中被冲击，胆子太小，也是自杀了。我有点奇怪，记得小时候他是比较调皮的。我还听到过大人嗔他脸皮厚时用了一句生动的昆明话：“城墙倒拐加三层钢板”。城墙一般还嫌不够厚，倒拐（拐角）的地方才算厚，还要加上三层钢板（那个年代认为再没有别的东西比钢板更牢固了）才坚不可摧。小时如此顽皮大了似不该那么脆弱的。
继外婆所生三女二子，自杀了两个，原因各异。小舅舅“老弟”学兽医（他跟外公在最后一个县长任上时，在那个山区里每天要走很长的山路去上学，那时昆明曾有人来信提到，山里人送给他一只小熊，喂养在家里。我想，他有兴趣去学兽医是否与此有关）。他也因家庭出身被长期放在青海。文革时曾很长时间独自一人在许多天见不到一个活人影的帐篷里放牧牛羊。最后还是设法回到了昆明。
美嬢嬢（翟梅）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后来也回了昆明。1978年我和爸爸去昆明时是她发起约了我们熟悉的一些亲戚“罗汉请观音”，聚餐叙旧。想起小时候一同上学住读的事感慨系之。她因为是在美国出生的，90年代初在美国医院的档案里找到她出生时的脚掌印，被允许入美国籍。她办了，主要是为了女儿去那里读书发展。她们住在芝加哥，可是她怎么也不喜欢“那个冷得不得了的鬼地方”，还是要在昆明住。但那边不允许她们一次到中国来的时间太长，只好每年在两地轮流住，大部分时间在昆明。她和他先生也都酷爱音乐，1994年在昆明去她家吃晚饭以后开了个卡拉OK晚会。Toms（翟彪）也是医生，长期被放在西双版纳的思茅，最后也回昆明了很遗憾我两次旅行昆明都无缘再见到他。至于他们的妈妈，即四婆婆熊韵筠，我们在昆明的时候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担任什么政界职务，只知道她办了一所“中华女子职业学校”。抗战以后她当了国大（蒋政权的国民大会）代表，去南京开会时到上海我家玩了两天。后来听舅舅说他担任过国民党昆明市党部书记，“解放”以后被送劳改，病逝。她丈夫翟凤阳一直是外交官，后来成为与国民党政府无关的联合国高级官员。“改革开放”初期曾回大陆探亲，到上海时爸爸（那时妈妈已不在）以丰盛家宴接待了他。2002年听美嬢嬢說他已于那年元月份去世，六月份将在联合国教堂为他举行追思会。恰好有一次我和美嬢嬢通电话，那天他们正准备行装又去美国住，以便到时参加仪式。
（待续）
文章来源：《“儿时”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