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后方的异乡婚嫁盛事
再有两次印象深的进城活动分别是小叔叔和大姑姑的婚礼。小叔叔已经过了三十岁生日，大姑姑也过了二十八了。他们都在黄桷垭时期找了门当户对的四川籍配偶，而且都姓杨。小叔叔娶的新婶婶（从结婚到老我们都一直叫她“新婶婶”）叫杨慧卿，出身于成都的大家族，长得颇清秀，就是额头高了一些，因此搭着几绺刘海。她是个老实人，性情也非常温和。小叔叔这个人高兴起来的时候诙谐健谈，眉飞色舞。不高兴的时候就雷霆大作，来势吓人。这两个人在一起几十年能够相安无事，是以“新婶婶”长期的忍气吞声为代价的。
大姑姑叫胡文娟，长得颇有姿色，皮肤白皙，体态修长匀称。在上海的时候在幼稚园里当过教师，弹风琴教唱歌（所以在黄桷垭的时候常常听大姑姑和小姑姑用上海话唱的：“排排坐，吃果果，幼稚园里朋友多——”）。后来听说起，大叔叔的老师，资本家杨志雄垂涎于她的貌美，常借故去幼稚园串门搭讪，企图纳之为妾。家里人虽不敢得罪于杨，但千方百计回避推却了。到重庆的时候大姑姑已是二十六、七大龄了，可能是经大叔叔的朋友介绍与四川本地杨姓大家族的公子杨锡祥结识。他曾去德国留学，当时在银行做事，五短身材，身高不超过大姑姑，但相貌也还英俊，面皮白净，蓄一撮小胡子，言谈举止（在没有喝醉的时候）斯文潇洒。他喜欢唱英文歌，我还记得名歌《鸽子》和福斯特的《老黑奴》（“Old black Joe”）都是从他口里第一次听到的。他与大姑姑相识之后常来我家。看起来两人情投意合，进展很快。
那期间，有两件趣事常常成为我们家的笑谈。有一次，杨锡祥在我家呆到下午，眼看天色将晚，他该回城里的住处去了。他磨磨蹭蹭走到楼下门廊口，站住了，嘴里还不断嘀咕着：“哎呀，要下雨了！”其实天上虽然起了云，但是还没有真要下雨的样子，他是在启发我们家留客，我不记得那次留了他没有。还有一次，他们快要结婚了，晚上在我家吃饭。做客的除了他还有刚从上海逃难来的婶婶的两个嫂子（婶婶的亲戚关系繁复，她从小是过继的，哥哥有的姓陈，有的姓沈，她自己又姓王。其中关系我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弄明白）。这次来的两个嫂子都是沈家兄弟的，一个叫“仲毅嫂”，一个叫“季良嫂”。也不知为什么，大人叫我们称前者为“阿姨”，而称后者为“舅母”。“阿姨”长得秀气，性格也随和。“舅母”矮小，貌不惊人，脾气也躁，她还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次晚宴很热闹，有酒。我们自己家里人都不会喝酒，但客人里面这位杨叔叔（后来结了婚改叫姑父）和“仲毅嫂”都很能喝。杯来盏去的，阿姨没有醉，杨叔叔喝醉了。收宴后摇摇晃晃上了楼，来到阳台后面的那间小客厅沙发上横倒了，口里不断叽哩咕噜，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我和仲威见了好玩的场面无有不赶热闹的，就赖在他跟前逗。只见他把茶杯举起来嚷着：“树叶嫂，再干一杯！”（我们家的人用上海话，“仲毅嫂”的发音近乎“song ye sao”，这个发音我也不解，因为这个“毅”字本来按上海话应读作“ni”而不是“ye”，这就无从考究了。而他一个四川人喝醉了混听混说就成了“树叶嫂”了）。这已经够令我和仲威捧腹，但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节目：他躺着“哈哈哈……”笑了一番之后，兴致越来越高，说：“来，我跳草裙舞给你们看”。拿了一个枕头（也许是沙发垫，我记不清了）顶在头上，手上举起一个装了污水的痰盂，就在客厅里转舞起来。这一下可把我们两个乐得在沙发上打滚了，笑得肚子疼了半天。“草裙舞”我是第一次从他口里闻知的。但这个人还是个好人，脾气也随和。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家庭、历史等问题劳改过相当长的时间，死得比较早，实际上抗战胜利离开重庆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
准备大姑姑的婚事是当时家里的一件大事，比小叔叔的婚事隆重。为办嫁妆，家里很忙了一些时。还专门托人从上海购置了衣料、衣服、化妆品。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段粉红色的叫做“歇克斯汀”的织锦绸缎。整体是粉红色的，但在花、叶、背底之间，深浅相宜，亮柔相衬。料质着实的华丽高贵，真是美极了。结婚那天她在婚宴上穿的就是用这段料子精裁细缝的旗袍。
说到两次婚礼，我记不清是哪一次婚礼上仲威当了小傧相，那时他的年龄正好合适。当婚礼进行曲（那时国内婚礼上用得比较多而人们比较熟悉的是瓦格纳的那一首，门德尔松那一首好像不大普及。我想原因大概是后者一开始那两个乐句气势磅礴，只有一般乐器的小乐队很难奏出效果，而前者没有这个难处，如果环境逼得因陋就简，连口琴都可以勉强对付）奏起的时候，新娘穿着雪白的纱裙由大哥（我爸爸）挽着从会场后面沿中道缓缓前行，前面是一个穿着漂亮短纱裙的小女孩（女小傧相）提着花篮一路撒花瓣开道，那时用的都是真的鲜花瓣而不是纸的或塑料的。仲威在新娘身后，穿着他的苹果绿小西装，牵着长长的白纱披的尾端，亦步亦趋。一曲奏完，新娘刚好走到早已立候在婚礼台前的新郎身边。以后的仪式程序一如现在许多电视电影里所见，小时候第一次见到觉得非常新鲜。
包括婚礼仪式在内的种种西方生活习俗，例如生日吃蛋糕，吹小蜡烛，唱“Happy birth day to you”（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们好笑，说这像是唱的：“黑伯伯在偷油”）等等，就在战时重庆也流行在一部分社会阶层中。从五十年代起绝迹了几十年，最近十年中又重新学着国外或港、台，起先一小点一小点，然后是大踏步“引进”。似乎许多内地年轻人都以为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时尚”和“前卫”。
山上过得很快乐
那时，在楼下小客厅里还经常举行快乐的家庭party。伴奏的乐器主要是冯叔叔的口琴，他的口琴吹得很好，口琴的牌子是“真善美”，是当时最好的进口名牌。跳舞伴奏少不了打节拍的打击乐器，小客厅里有一张原木桌面（“原木”是指没有上漆的）用细竹竿密密扎成一圈坚实底座的矮圆桌，不知是谁想起来把它侧倒当作一面大鼓，用一根大擀面杖敲打。还到厨房里拿来了刷锅的竹刷子，在椅子背上拍打，发出“擦擦擦”的声音。两样结合起来就奏出了响亮的“蓬擦擦，蓬擦擦……”。大人们对对起舞，妈妈的交际舞是最老到的。大姑姑、小姑姑则从上海带来了舞场上流行的一种挽手成排的集体舞，和着那时的流行歌曲。有一首是什么：“香槟沫子满场飞……”，当时我也没有听清楚，倒是最近这个歌又好像从港台“返销”回来了（像别的许多上海老歌一样）。黄桷垭的家庭party就像北碚小磨滩的游艺晚会一样，人，特别是年轻人，其实也包括老年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顽强的去找回似乎已因环境的变迁而远去了的快乐。
小姑姑遗憾的是脸貌和矮小身材，但是老天补偿给她一副金嗓子。她大概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没有辜负自己这个天赋，下功夫练过美声唱法，已有一定素养。冯叔叔也是音乐爱好者，也有很好的歌喉，他正在江苏医学院读书，学校也在北碚。周末和小姑姑一同回来，常常在一起唱歌。唱的歌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欧美经典名歌，其中有一段时间反复练得最用心，所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Ave Maria”（是舒伯特那一首，难度大，所以他们练了好多天）。还有一些耶稣教赞美诗，特别是几首圣诞歌曲，我都听得烂熟了。另外一类是近代中国歌曲，例如黄自的《天伦歌》，还有在重庆流行的一些抗日歌曲，有的不一定是左翼的。例如有一首歌词是：“暴日凭凌，破坏远东和平，连天炮火，遍地血腥……”。大姑姑甚至有时妈妈和婶婶也参加进来。但是小姑姑还唱过那时已在上海流行开的日本歌，有一首：“wa ta xi jiu lo go man diu mo si nei（我是一个满洲姑娘）……”。她们离开上海之前日本人已经控制了教育、文化，在这个国际大都市也许日本人的表现收敛一些，市民中浑浑噩噩、“商女不知亡国恨”者多有之。
冯叔叔是一个虔诚的耶稣教徒，也许是受他的影响感化而信教的先后有小姑姑和婶婶。他们常常到广益中学附近那座小礼拜堂去做礼拜，有时把我和仲威也带去了。牧师讲道很像文化大革命“讲用”《毛主席语录》。一开头总是叫大家翻开圣经某一篇（例如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哥林多全书等等）第×章，第×节。每一节不长，最多百把字。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献给他们，使一切信祂的人不致灭亡，反得永生。阿门！”。念完圣经后就从这一两句话出发，微言大义，滔滔不绝，尽情发挥。牧师的口才都是顶呱呱的，而且抑扬顿挫，极富感染力。但是我最喜欢的当然是唱诗班伴着风琴的合唱，许多也许是从巴赫、莫扎特的时代开始，历代积累下来的优美曲调，庄严、虔诚、圣洁，把人们笼罩在神圣的“天人合一”的感觉氛围中。我从小对音乐感觉敏锐，从这个时候开始在音乐课上显示了很不错的童声禀赋。进了广益附小的时候，大姑姑常喜欢叫我唱课堂上学的歌。有一次我记得我先唱了一首我自己当时最喜欢的翻译歌名叫“烈士”的美国军歌，她听了没有说什么。接着我又唱了刚学的勃拉姆兹的《摇篮曲》，她说：“唔，这个歌好听，太好了！”。可见男子汉和女人偏好不一样。
“记得当时年纪小”
还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歌名不记得了，还记得的几句歌词是：
“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吹，小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儿落多少！”。
这首我感觉有着浓郁的纯情诗意的歌曲从那时以后半个多世纪我好像再没有听到过，我以为它已经佚失了。但是也就是在两年前一个电视节目上，有孙道临和秦怡在内的几位老艺术家表演了一首小合唱，唱的就是它，很令我激动了一阵。我有一点奇怪，就是在最近几年，许多在记忆里湮没久远的东西逐一再现，存在过的好东西，其生命力比我想象的要顽强得多。这个年头“文艺”一样一样在“复兴”
最近我曾留心查找这首歌，先后在网上和一本书上找到了它的歌词，版本是一样的，但和我当时记的歌词有些出入：
“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 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儿在叫。 我们不知怎样困觉了， 梦里花落知多少?”
我相信这个版本比较正宗，文字比较“雅”。但我也相信我上面写的那个歌词没有记错，这个“正宗”版本的“花落知多少”出自脍炙人口的古诗，但那时小学已经不学文言文，小学生未必听得懂。前面那个“风在林捎”也不容易听明白，还不如“风在吹”。所以我想大概是我们的音乐先刻蜡纸印歌单的时候有意改了让我们听得懂唱得顺口的。
还有一件快乐的事，夏天，花园里的蚂蚁忙碌起来。同时屋里也常受到苍蝇的侵扰。困顿无事的时候，爸爸经常拿着一个铁纱的苍蝇拍子到处打苍蝇。打死了就放在门廊前的石阶下，他叫我（有时还有仲威）蹲在那里观察动静，说有好戏看。不多久便有一两只蚂蚁从那里经过，在苍蝇身边踟蹰一番就离去了。大约过了五分钟左右，无数蚂蚁排成的一条长线沿着途中地势起伏曲折地波动着，而这条流线的形状是“准定常”的。这样的蚁群多是褐黄色的，体积小。在队列的旁边有时出现单个的、颜色一样但个头大一些的蚂蚁，它们似乎在那里前后照应和指挥着，像是“班长”或者“排长”什么的。到了苍蝇跟前，蚂蚁们便一只只拥上去，上、下、左、右忙活起来。起先似乎在那里端详测量，彼此之间交头接耳，看来是在讨论或传话。最后终于各据各位，朝着来路的方向合力拖动起苍蝇来。那阵势很像那年头我们看过的美国电影片《小人国》中的臣民在搬动格列佛的躯体一样。它们的猎获物（或者我们供给它们的猎物）有时还有更大的，如螳螂、知了、蚯蚓等。这就比较费事一些，蚂蚁们要费不少时间去撕咬、肢解猎物，然后一块一块地搬运。这时它们出来了又回去，回去了又出来，仍旧沿着同一条路线。面对面奔着的两只蚂蚁碰头时往往稍一停顿，然后继续奔跑，仿佛在一停之间传递了一个什么口令。这一切活动忙碌而寂静无声，组织得非常好，但不知它们是如何在协调指挥的。
有时候，正当一群蚂蚁在那里作业时，从另外一个方向来了另外一支队伍，朝着同一个猎物，于是一场战争爆发了。两群蚂蚁混战成一团，一般说它们的“肤色”相同，又没有穿军装或带其他标志，但在战争中看来无疑都能分清敌我，从不会弄错的。混战中留下一具具尸体，还有伤残者，一瘸一拐地回家去。最后由胜利者搬回战利品。
还有一类体积相对庞大的黑蚂蚁，其个头比黄蚂蚁约大十倍。两种蚂蚁遭遇时也会发生战斗，这种战斗并不遵循一对一的章法。一只黄蚂蚁咬住黑蚂蚁的一条腿死死不放，于是另一只又上来，第三只又上来。黑蚂蚁虽然是“巨人”，但是看起来它们的组织性远远比不上黄蚂蚁，所以往往成了失败者和牺牲品。我可以兴致勃勃聚精会神的蹲在那里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其乐趣不亚于看一场电影。
大概在我九岁的时候，我们迷上了下棋。最先是在黄桷垭街上买了一副“海陆空军棋”，这是我离开重庆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的东西（到上海以后只见过简单得多的“陆军棋”，相比之下简单得太不过瘾了）。走这种棋像打麻将牌一样，彼此看不见对方棋子的正面。棋盘上双方的后方是陆地，中间隔着海洋，但在两侧还有长桥相通，而且是铁路线。“陆军”里面从小到大是工兵、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总司令，每一方的总司令和军长都只有一个，其他的都有一对。相碰时大的吃掉小的。但是工兵可以挖地雷而其他军官们一碰上地雷就死掉。工兵在铁路上只要没有棋子阻挡一次想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比象棋里的“车”还厉害，因为他还可以转弯，而别的棋子在铁路上每次最多只能走三步。在公路上大家都只能一次走一步。海军从小到大是驱逐舰、炮舰、巡洋舰、主力舰、潜水艇，也是大吃小，但是驱逐舰又可以专门摧毁潜水艇，而炮舰走到“岸边”可以轰击陆上的军力。到了陆军拼得所剩无几的时候主力舰可以登陆当师长用，巡洋舰登陆当团长用（那时我们已经听到过太平洋战争中有“海军陆战队”）。战争末期海战的意义已经不大（那时除了德国的V1、V2,还没有海上发射的远程导弹），因为最终目标是夺取陆上的军旗，谁夺得军旗谁就赢了。军旗可以放在最后一排两个棋位中的任何一个，这时往往就需要制造假象。不放军旗的地方放一个不大不小的棋子，永远不去动它，使对方不知道你的军旗究竟在那里。还有各种迷惑对方的方法，例如将一个排长放在某个地方也不去动它，使对方以为是地雷，等他用工兵来挖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克星。但是不宜用太“大”的棋子来伪装，因为真正的强将储藏起来不用是不合算的。其实“兵不厌诈”的名堂太多了，还可以做许多假动作来迷惑对方。但是“空中”还有两架飞机，一架是侦察机。任何棋子一落到它的航线上就可以被侦察到（把被逮住的棋子亮给对方看）。另一架是战斗机，可以轰炸航线上任何官兵或潜水艇以外的军舰（潜水艇在水底，所以不能炸毁，但是炸不掉也等于侦察出来了），它还可以击落侦察机。但空军也不是绝对自由的，每一边有两尊高射炮，它们是可以在一定范围移动的。飞机要是莽撞碰上它就完了。炮舰可以轰击陆上，反过来陆上每边有两个炮垒在固定位置上不能移动，敌方除潜水艇以外的军舰走近它就会遭到轰击，起到掩护己方弱舰和阻止登陆的作用。陆地上各方还有两个炸弹是凶险的武器，它可以像其他棋子一样走动，碰上任何棋子都是同归于尽，所以得小心保存好，专门设法用来炸军长、总司令等高级将领。其实我觉得这种军棋虽然不及那些古老经典的棋种，但其设计也还很巧妙。下起来充满了全面筹划，综合调度，“人尽其才”，设计圈套，判断对方等种种智力训练。下军旗始终要保持“军事秘密”，就是碰棋、“吃”棋的时候也不能翻开来看，所以下棋时还要请一位“公证人”坐在边上。这是麻烦，不管哪个大人最多开始一两次有兴趣来“公证”一下，找的次数多了就不耐烦了。不过那时物质条件确实太差，做棋子用的木头不知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每个棋子的色泽、木纹格不相同。时间一长我和仲威几乎把每一个棋子都能从背面认出来，成了下“明棋”，侦察机可有可无了。有时大客人来，我们缠着他来下棋，赢家自然是我们了。
象棋也在那时学会了。用的棋盘和棋子是冯叔叔从上海带来的德国拜耳药厂的广告品（也是购药的赠品）。都是用光滑精致的硬板纸做的，印刷很漂亮，每枚棋子背面印着以字母Y为交点的横竖两个BAYER组成的十字图形。走棋的时候不用把棋子拿起来，只要用食指按着在光滑的棋盘上推动。我们还在黄桷垭文具店里买了跳棋和斗兽棋，真是门门齐全了。说到跳棋，又可见那时大后方制造工艺之拙。棋分红、黄、蓝三色，几乎颗颗棋子的高矮胖瘦都有差别，颜色的深浅、木质的粗细也不尽一致。所以除了奕棋以外，我们还把棋子派了另一种用途，就是排演海战。那时正是美日之间太平洋战争处于高潮的阶段，经常听到大人们谈论战事的进展。消息来源除了我们家订阅的大公报以外，还有从市区买来的图文并茂的时事杂志。我们耳朵里也听熟了那些美国海军将领的名字，知道谁的官大，谁的官小。于是我们令那些互有区别的棋子扮演不同的角色，哪一个是麦克阿瑟，哪一个是尼米兹……。我们按照大人叙述的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发挥，在客厅的小桌子或地板上排演起战争的故事来。
山里生了病怎么办？
麻烦的事情只有生病，祖母生了几次病，医院在山上走去不方便。好在有一个医学博士住在公路边，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他是婶婶在上海的一个好朋友的先生的同学。姓周名伦，他与婶婶在上海的一个朋友的先生赵启华在德国一同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周伦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因为失恋企图卧轨自杀，结果没有死，但是失去了两条腿。好在德国的医学发达，装了假肢。看起来长的还魁梧壮实，就是走起路来显得僵硬不自然。替祖母看病都是出诊，他是坐自己的私人滑竿来的，所以浩浩荡荡带着两名滑竿夫一名看护，看护提着一个小皮箱，里面药品器械一应俱全。我家其他人看病主要也都是找他，能够走就到他那里去看门诊。婶婶在上海时就学会了打针，医生开了方子，买回针药，就在家里自己注射。针管针头消毒器械都备得有。后来好像家里的女人都学会了，再后来到上海，苹苹、田田长大了以后也都学会了，所以我们家里有自己在家打针的传统。
我在黄桷垭曾经重病一场。先是喉咙痛，记不得在哪里诊断了说是白喉（后来妈妈确切的告诉我是鼻子感染了白喉细菌），白喉在当时被看作与霍乱、伤寒、鼠疫并列的几大险恶传染病之一。妈妈着急得不得了，带着我在山里走了好几处地方去诊治，主要是因为那里很难找到唯一对症的药——白喉血清。有一天，从西边的协和医院看了，又要转到东边很远的汪山去看，我再不想去了（虽然是坐滑竿），妈妈叫我无论如何要坚持：“这个病不赶紧治是要死的！”到汪山那个医院去已经很晚了，等我们拿药的时候，早已下班了。后来几经折腾才拿到了药。那次病了好些天，不能吃干饭只能吃稀饭，每顿都用皮蛋下饭，在这以后我有好多年见了皮蛋就恶心。
妈妈在那里也害了一场大病。她从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得了胃病，那次发作得很厉害，吃什么吐什么，很长时间卧床不起。除了周伦来出诊以外，还介绍了一位叫孟德尔的德国医生来会诊。这次轮到我来服侍妈妈了，因为她不断地呕吐，就用一个大的扁圆的火腿罐头里面衬了报纸来接吐的东西。差不多吐满了，我就负责去倒掉，然后换上新的报纸。那次妈妈病得确实厉害，有一天可能看着很危险了，我看到爸爸一个人暗自到客厅沙发上坐着流泪。后来妈妈逐渐地还是好了。
在黄桷垭期间，婶婶、“新婶婶”和妈妈先后分别生了一个女孩。婶婶生的三妹叫庆庆。“新婶婶”生的四妹起先不知道该取什么名字，后来小叔叔回来取笑他们银行里有一位年轻女同事交了一个男朋友是美国军官，一天要打几次电话。每次打电话第一句就是：“哈啰，密斯脱奥斯曼！”这个话说笑了多次，忽然异想天开就把自己新生的女儿叫“奥斯曼”。后来改叫思曼，到上海以后才正式取名胡怡静。妈妈生的五妹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取名字，她是最可怜的，大概只半岁左右就得了一场肺炎。那时肺炎也是凶险的病，先请周伦来看了，又请了孟德尔来会诊。那时已经有盘尼西林（青霉素）了，只是价格非常昂贵，用了以后仍不见效。后来不知从哪里又请来一位女医生，她也姓周。三个人一起会诊。就在会诊的时候，忽然出现一个紧急情况，小五因喉咙被痰堵塞发生了窒息，脸上已开始发紫，怎么拍打捶按都没有用，已是奄奄一息。这时那位姓周的女医生不知是胸有成竹还是突发奇想，叫人先打一盆热水来替小五洗澡，同时打一盆冷水来放着。澡洗到一半时，猛然把整盆冷水朝小五身上泼去。婴孩受到这突如其来的强刺激，浑身一抽搐，竟把喉咙里的痰逼出来了。就这样，女医生以果断而富有想象力的措施把小五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后来又继续注射盘尼西林，终获痊愈。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一位中国的德国博士和一位德国的德国博士在她面前只能自叹不如。可惜小五到上海以后还不到两岁，又感染上肺炎，虽然送到最好的医院住院救治，还是没有医好，不幸早逝。
“国军”来扰
除了“病”以外，我们家还遭到一次“兵”的骚扰。有一天下午，突然有人来捶花园的门。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来势汹汹的，没有人敢去开门。不多时只见在我家高处的邻居砖砌围栏后面站着几个持枪的士兵，吼着叫我们开门，说他们的长官要在我们这里歇住。他们已经进了邻居的家却一定要来我们家住，可见整个杨家花园他们就看上了我们“附一号”。
谁家里敢让兵住进来呢？记不清是谁壮着胆子和他们答了话，说我们家里不方便，请他们到别处去。那些兵一听就火了，其中一个把步枪端起来，拉着枪拴逼我们赶快开门。正在惊惶无措的时候，当兵的后面走上来一个披着军大衣的长官，挥手叫当兵的把枪放下来，他走上前来比较斯文地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要在这里暂住一些时候。后来得知他是个营长，没想到一个小营长还有那么大的威风，而在我们玩的军棋里，“营长”实在是不值一提的角色。他的态度虽然比较缓和，但家里人当然懂得把这些人放进来会有什么后果，大人们心里不能不好好掂量。他们悄悄的商量了一下，一边与那个军官周旋着，一边冯叔叔（可能还有小姑姑）就溜出去了。在公路边上不远处有个宪兵队，宪兵就是军队的警察，专门管军纪的。大概是因为蒋介石住在附近，所以这里有个宪兵队。不多时果然来了几个头戴钢盔的宪兵，把营长请走，把几个士兵也驱走了。冯叔叔一向胆子很小，记得有一次他切西瓜不小心把手指割破了，竟吓得晕倒过去。这次去搬宪兵，倒是做得很漂亮。
妈妈的“咪叔”，年轻的新六军连长
大概就是在这件事前后，家里来过一位当“国军”军官的亲戚，那是妈妈的六叔，我们叫他六公公。但是他比妈妈还小十来岁，所以妈妈叫他“咪叔”。我们在昆明的时候他还是中学生，我记得他穿一件白衬衫，很活泼的。这次他找到我们家来，走到门廊那里的时候爸爸从房门出来，他马上立正行了一个漂亮的军礼。他变得壮实了，皮肤也晒黑了。他的军装和一般部队的军装很不一样，是美国式的军装，很潇洒。原来他在昆明参加了新六军，新六军是当时组建的一支新式部队，即所谓机械化部队。专门招收学生、知识分子参军，在缅甸接受训练，还在那里和日本人打了仗。这个军全部是美国装备，当时最新式的卡宾自动步枪、汤姆森轻机关枪、美国坦克、大吉普（十轮越野卡车）、小吉普（越野小车）、中吉普（可载十来个人的帆布蓬越野车），钢盔也是美国式的。“六公公”这时已经当了连长，可见他在缅甸的时候和日本人打过硬仗。他在我们家里住了一两天，就睡在我和仲威的房间里，因为年轻，和我们很快就搞熟了。可惜时间太短，而且他可能在外面疲倦了，很能睡，不然可以缠着他讲不少我们最喜欢听的军队里的故事。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新六军在东北打仗，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昆明家里，不知道他最后升到了什么军阶，大概新六军在东北溃败时他被俘虏了，解放后被送去劳改了相当长的时间。1978年我和爸爸去昆明住在舅舅家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也来看了我们，完全不像过去那个英俊青年了，老了，而且长相变得有点粗。可能是与世隔绝的劳改生活使他的性格变得很单纯，但很健谈，说起话来中气很足，言谈中痛悔自己“对人民犯了罪”，对共产党充满感激拥护之情，有点像末代皇帝溥仪出狱以后的情态。1978年，不管以前怎么样，那时大家感激和拥护“邓爷爷”的新路线，对国家前途产生了美好期望，所以对他的话或多或少有点同感，没有人去泼他的冷水。现在又快过去三十年了，他应该将近九十岁了，不知道这期间他结了婚没有。最近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有人在报纸上写了文章专门提起那批参加“国军”、曾在印缅受训并和日军进行过拼死战斗的热血知识青年，到内战的时候自然“站错了队”，背上了“反革命”历史问题。受到的对待远远不如战败的日军俘虏。少数苟活至今的晚境都很凄凉。但据那篇文章说，最近被采访到的几个人对过去的事都已淡然，没有什么怨言，而且我想还有像六公公一样曾经怀着深深的罪恶感，对“党的挽救”感激不尽的。“六公公”久久未有消息了，不知他还在不在？
冯叔叔
冯叔叔每次从北碚回黄桷垭的时候，都睡在我和仲威的小房间里，和我们亲密相处。
他有一肚子的故事，有圣经里的故事、莎士比亚的故事、《天方夜谭》的故事、《三国》、《水浒》、《西游记》的故事，还有其它一些故事。只要是有机会，我们是不会放过他的。就像后来我在北大读书的那几年，每次进城到前门外掌扇胡同小叔叔家里去玩的时候，三个比我小得多的堂弟妹们每每缠住我讲故事一样。在这种无拘无束的相处中，小的对大的很自然会产生出一种崇拜敬爱之情。在这几年的记忆中，冯叔叔是一个和善诚挚的基督教徒。他是学医学的，学医要学德文。常常听到他大声朗诵，其中常常读到“ja！”（相当于英文的“yes！”，所以我后来懂一点德文以后就怀疑，现代美国口语中常常用“yah”代替“yes”是不是在二战后受了德语的影响。英语“yah”和德语“ja”的发音相同）。有时候小姑姑在旁边听到他读“ja”就应一声：“嗯哼！”。因为上海话叫父亲叫“爷”而且发音和德语“ja”一样。在辈份上占“便宜”是中国人一种传统的调侃方式，走遍东西南北概无例外。
学医的要画解剖图，他有几本精致的原版医学书，上面有现成的器官剖面彩色图幅，他就照着书上用各种画笔精工临摹。因此他对一般绘画也有一定的兴趣和功底，但主要还是擅长于写实的工笔画——用硬水笔勾勒廓线，再用水彩均匀涂满，这种画法与他画解剖图是一脉相承的。另一种就是铅笔画，也是照着书本上的人、物照片或雕塑照片临摹的。事先还打格子，轻轻勾勒轮廓，然后细细涂抹，深、浅、光影力求与照片上一样。我记得其中最精彩的一张是一个外国老头的头像，现在推测几乎可以肯定那是一位德国医学大师。他作的画在一张画面上没有虚、实、工、草之分。所以他只是画工之画而不是画家之画，主要是由于所学专业的需要引起兴趣，不过在我当时看来他画得十分精美。而且有一次他还画了一张漫画，那是得知日本战犯首相东条英机倒台时画的。把东条画成一个稻草人，旁边有人用绳圈套向稻草人，正要把他扳倒。画的好不好，凭我现在一点模糊的记忆无法评判，但作为漫画，在寓意方面显然过于浅平，用表演艺术界的行话说，缺乏幽默的“包袱”。
在暑假里冯叔叔又是我和仲威的家庭教师，每天上午有一段时间带着我们学习，主要的各科都教，他还会纠正我们的普通话读音，比如说“给”字应该读“gei”而不是读“ji”，南方人多半读成后者。不过现在想，那时候他这个上海人自己的普通话不晓得都咬准了没有。过一定时候他出个题目叫我们做作文，他对我描写一次大雷雨的作文十分称赞。我写作文大概主要得益于看过一些课外读物，例如我印象最深的是爸爸给我买的一本叶绍钧（叶圣陶）写的《稻草人》，那是一个短篇童话寓言的集子。叶绍钧的文风清纯朴质，感情真挚，语言严谨而规范。这本书里的插图都是丰子恺的漫画。其中有被关在古塔里的公主和为她传信的青鸟；有耸立在街头眼见周围发生的种种悲惨故事而流泪的一位王子的石像；有拉胡琴的瞎子和他卖唱的女儿；当然还有日日夜夜站在田里替农夫驱赶害鸟的稻草人。
我在南山小学读了一年半，在应该升入四年级的时候，父母送我去投考当地最好的一所从高年级起步的小学——广益中学附小。发榜的时候得知我中了第二名。那几天，冯叔叔一直在埋头临摹外国画报上的一幅画，上面是在大海中迎着朝阳航行的一艘正面观的三桅大帆船。我起了好奇心，问他：“你画这做什么？”他说：“我要送给我的一个朋友。”完成以后，他在画面的右上角写了四个有立体效果的美术字：“前程万里”；在画面的左下角写了几行小字：“伯威学弟，投考广益，荣膺第二，可喜可贺，特作图赠，冯新为作”。画好之后裁了一块同样大小的硬纸板，把画裱在上面，又在外面包了一层玻璃纸。这位恰好比我大一轮生肖（他也属猪）的大朋友和老师，对我一直非常器重。抗战胜利后，他同我们全家一同回转上海，他的家住在大沽路。初到上海不久的时候，有一次他带我和仲威到他家去玩过。那是一间楼下的光线暗淡的屋子，那里有他的老父卧病在床（他的父母抗战时都没有离开上海）。那次去我没有别的印象，只记得他有许多抗战前就留着的唱片。他用留声机给我们放了，而且讲解了贝多芬的交响乐，让我第一次认识了这位乐圣。
他家有三弟兄，他是最小的。战后他的大哥冯大卫（他家原来就信基督教，所以取名“大卫”，后来两个弟弟就袭用一个“卫”字而且又改成“为”字）曾在爸爸的公司设在广东路普益大楼的office里当过职员。戴眼镜，穿长衫，也是文绉绉的。他二哥叫冯勤为，就在我们还住在重庆的时候从美国留学回来，只知道他是学工的。他与他哥哥和弟弟长得都不大像，体格魁梧，肤色微黑（可能是国外健康生活习惯所致）。那次好像在我家住了两天，少不得又被我和仲威缠着讲故事，还教我们唱了一支儿歌：“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脑袋，真奇怪，真奇怪”。只住了几天，我不知道后来他到哪里去了。
回到上海之后，冯叔叔与我家来往渐疏，半年多以后简直就没有再见面了。所以不知道他怎样修完他的医学，又在哪里做事。直到解放以后，1950年冬天我在上海中学高中一年级，时值“抗美援朝”，学校里掀起了报考军事干部学校的高潮。我也决定去报考，这时自然想起了我这位曾经崇敬的师友。我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地址大概是小姑姑提供的），因为这是我对自己人生途程的一个重大选择，希望得到他精神上的支持。不久他给我回了信，似乎对我的决定没有作明确肯定的表态，只是对我的爱国热情表示了赞赏，其中对我有一句突出的评语：“和你相处几年，知道你这个人从小就很深刻，不是一般的孩子。”
又过了二十几年，在我历尽坎坷刚在武汉成了家的时候，有一次小叔叔（三叔）从上海回贵阳路过武汉来探望。其间谈起，1950年他调离北京时曾暂居武汉，那时得知冯新为也在武汉，不知是协和医院还是同济医院，但没有联系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曾经一再写信到这两个医院，却都没有回音。又写信向院里问，也没有人给我回复。80年代时，我从一次省科技论文奖得主名单上看到医学类获奖者名单中有一位叫冯新为的，我又写了一封感情洋溢的信寄往同济医院，仍然是石沉大海。后来我也问了几个遇到的同济的人，还是没有打听到他的下落。但我相信那个冯新为就是他。同济医院是大单位，里面的人互相不认识也属正常。但由此可知，他后来事业上的成就并不十分突出，因此在单位里知名度不高。也许我越是在信里对他表示了崇敬和怀念，他反而越是回避见我了。他回避见我，可能还与另一件事有关。据婶婶后来告诉说，冯新为在重庆住在我家的时候，与小姑姑同在北碚上大学，同来同往接触很多，又都喜欢音乐，都信耶稣教，小姑姑渐渐地对他有了“意思”，但冯叔叔并不愿意。他们两人不相配是很显然的，这当然会叫冯叔叔很为难，所以到上海以后就逐渐疏远回避我们家了。虽然说胡家在重庆的三年对他照应不错，但这种事岂能勉强？假如他真是为此愧疚而以至于不好意思来往，甚至到今天还要回避我这个十分敬爱他也受到他器重的“小朋友”，好像大可不必。最近倒是巧得很，同济大学庆祝一百周年校庆。有家电视台做了一个专题访谈节目，访问了还健在的同济老人。其中有全国很著名的老教授，多半是建筑学方面的。转到医学方面的，屏幕上突然打出了一位“冯新为教授”，我一看就叫出：“是他！”。从二十方出头的大学生变成八十四岁的耄耋老人了，如果没有提到名字我当然认不出来，既然提到名字细看一下那不就是那么样的一张长脸盘吗？原来六十多年前从重庆回上海他就从江苏医学院转到同济大学继续学业了。这段访谈还特意安排他带着怀旧深情唱了当年同济校歌的一段，为什么没叫别人唱要叫他唱呢？显然是做节目的人从同济人那里得知他有会唱歌的特长，而这个我早就知道，我自己之善歌原因之一也是小时候受到他的影响。当然毕竟八十四岁了，听着嗓音已苍老，也有点接不上气了，但原先的功底还有痕迹。为了找寻他我已有过两三次行动，这次又有线索我也不想再折腾了，好在电视屏幕上已经见了一面。
大概是1999年，有一个晚上我也是在电视里看到一则中央有关官员和几位院士座谈的报道，其中有一位名叫冯勤为的院士发言。此人从年龄、从块头又都很像冯叔叔的二哥冯勤为。那个年代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工的，搞得好，今天成为院士大有可能。这也是我的一个悬念。但我与他只是六十几年前有过一面之交，也许他根本就不记得我这个人了。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