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常生活的变化
来到上海仍旧是大家庭住在一起，但是在重庆时很可能就是因为处于战乱时期的暂时状态，家里生活颇有“氏族共产主义”色彩。到上海时人口已有所增加，更由于活动空间扩大了，生活内容复杂化了，便多了一些“大集体小自由”。首先，祖父母吃饭开了“小灶”，老人饮食和我们有些不同，特别是他们还有翻皇历定期吃素的规矩（这在重庆不容易实现）。他们有一个煤球炉、一个煤油炉自己做饭菜。其余的人还是开大伙。最起先的情况我不清楚，小叔叔一房搬到迪斯威路另立门户以后，由妈妈和婶婶按月轮流管伙食账。有一本写毛笔字的账簿，妈妈在封面上写了“流水”两个字，两个人月底交接。佣人买菜，到晚上就到“大少奶”或“二少奶”（在重庆，佣人对家主习惯称“先生”、“太太”，上海这里的江浙佣人习惯叫“少爷”、“少奶”）房里来报账、记账。这两位“少奶奶”在这方面的性格是一样的，都是怎么报就怎么记、怎么算，从来不多问一两句。
我们这边先来的李妈（做的时间不长），和后来的杨妈（一直做到我上大学离开上海以后）、厨房里的程妈、祖父母房里后来换的“阿四”都是常熟人，婶婶房里的赵妈是绍兴人年龄大些，做针线要戴老花镜。她们都是干净利落，稳重知礼，做事灵巧主动，无须点拨的。杨妈和妈妈同年，比妈妈小一个星期，愈往后来和我们相处得愈好。妈妈的书卷气重，缺乏精明，有些事往往还靠杨妈提提醒，出出主意。后来妈妈生了弟弟（季威），杨妈把她的二女儿阿惜也召来在身边，帮着照看弟弟。后来就和苹苹、田田在一个学校上学，直到小学毕业。1957年我大学毕业之前她们已经离开我家了，仍住在上海。阿惜进了厂工作，她有个姐姐和一个解放军海军军官结了婚，后来这个女婿还当了比较大的官。她们仍旧常常到我家来看望，季威也常去他们家里玩。1976年我结婚时杨妈和阿惜来做客，送给我一件灰色涤棉衬衫（那几年时髦“铁灰色”）。1978年妈妈去世，1985年爸爸去世，杨妈和阿惜都来参加了追悼会。1987年田田早逝，杨妈已不能来，阿惜和她的丈夫一起来了。
后来厨房里的程妈走了，换来一个唐妈，是宁波人，个子高，块头大，齐颈短发搽了刨花油梳得光溜溜的。这个人干活很利索，但是嗓门大声音尖，脾气暴躁。不管和谁惹烦了都要吼叫，杨妈、赵妈等见了她都害怕，有时对妈妈、婶婶她也要吼。对我们这些小孩更不用说了，被她看见调皮或者动了她厨房什么东西，就要挨她吼一顿。不过大家都知道她是直爽人，做事也很认真，并不去计较她。上海人说：“情愿和苏州人吵架，勿要和宁波人白话”。宁波人说话的腔调本来就是那样的，何况她那样的脾气。不过我发现她内心还是脆弱的，有一次她凶的时候我记不清楚是别人狠狠顶了她几句还是祖母训了她一顿（祖母自己也不是好脾气的，见不得有人经常在她眼皮下张扬），弄得她好长时间坐在那里流眼泪。
上面说到，在重庆的时候祖父、祖母的一些老规矩只好因陋就简，回到上海就不马虎了。除了自己按时节吃素还要按时节祭祖。一年总有那么好几回，早晨就开始擦拭大大小小的几对铜的锡的蜡台，街上去买宁波人的“定胜糕”、糯米团，还有水果。排列在楼下“客堂间”供桌上。还要买几刀锡箔，拿来叠“元宝”，这个事常常要动员我们这些小孩也来参加。晚上厨房里要弄出一大桌菜，到七点多钟把一切都摆好。大圆桌周围一付付的碗、盏、盅、筷子、调羹据说都是有主的，这一付是哪位祖先的，那一付又是哪位祖先的，这些只有两个老人心里有数，别的谁也不会问。摆席的时候放筷子是有规矩的，平时开饭筷子是横着放，祭祖的时候筷子要竖着放，即筷尖对着桌心。摆好了，到时辰了，就开始在炭盆里烧锡箔。烧完锡箔就磕头，从大到小依次磕头。每逢这些晚上我心里又喜又憋，喜的是这顿晚饭吃得丰盛，憋的是这些仪式本来就费时，而且每一步还得按时辰，快不得，总要磨到八九点钟，肚子饿瘪了才许吃饭。
在上海家里怎么玩
我和仲威、苹苹、田田四个人睡在爸爸妈妈卧室后面的房间里，两张也是日本人留下的单人床。因为刚刚乘了一个月的轮船来到这里，心里对船上航行情景还有很深的印象和兴致。一清早大家都醒了，我就带着他们三个钻出被窝，只穿着刚刚在同孚路（南京西路附近一条横马路，那里集中了许多童装店）买的小人棉毛衫裤在床上排演开船的事。我掌舵盘，他们分担其他水手角色，即兴编导出路上看到的种种情形。小时候大概都喜欢模仿和自编、自导、自演戏，从在小磨滩扮家家，在黄桷垭用棋子摆战场，初到上海模仿埃洛弗林的丛林战争，以及演开船，后来演武侠和武将打斗故事（又分为自己拿着“刀枪”演和买来的纸剪的京戏人来排演），总之我编、导、演过不少东西。
前面的大天井是一个天然的游戏场。79号张家有两个儿子，哥哥张之范（小名“阿林”）比我小几个月，长得很清秀，皮肤白嫩说话声音尖细，个性有点女孩子气质，后来到学校，班里给了个外号叫“小娘×”（宁波人粗俗地称呼小姑娘的话）；弟弟张之忠（小名“阿德”）比仲威小一岁，长的粗短黝黑，性格也和他哥哥相反，是个小张飞。未入学之前兄弟俩就和我们混熟了，常常一同在大天井或屋顶大露台（就是前面说的平台，上海话叫“露台”或“晒台”）上玩。玩“官兵捉强盗”、“盘羊猫猫”（捉迷藏）、踢“永”字牌小橡皮球，打板羽球。我还在屋里翻出大概也是日本人留下的一根打棒球（垒球）的棒头，还有一个已经散了线只剩了皮的垒球。我在家里找了一些破布装在里面，尽可能塞得紧紧的，拿订棉被头的针和细麻绳重新缝起来，在大天井里打棒球。可惜我再怎么用力填塞，那个球还是太软了，打起来没有弹性飞不远，玩得没有劲，只好放弃了。
好像每到一个新地方，和“土著”的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人不说我是一个十分文静的孩子，但是在重庆黄桷垭的时候却被人叫做“小打手”（其实是别人先找上来挑衅的）。来到上海又发生同样的故事。我和仲威反正还是没有主动去惹了谁，但是83号张家（不是79号张家）几个“ya mei xio ju”（这几个拼音字母记的是上海话，意思是“野蛮小鬼”，即没教养的小赤佬）又不记得是怎么就和我们作起对来了，只记得事情是发生在“公共领土”大天井里。按实力说，他们有两三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都长得瘦猴一般。还有一个比我大两三岁，块头也大，但是他好像不是张家主人的孩子，有时还替他们家里抱小孩，所以他只站在后面“帮个人场”，并不直接参与。我记得我们相骂的多，有时摆出要打架的阵势，但最多只碰了几下，并没有大打出手。我“触霉头”在有一次被爸爸看见了，把我叫回家去狠狠骂了一顿，还说我对人家骂了脏话。他硬说他听见我骂了“妈的X”（我们祖国的一句经典的骂人话，比鲁迅说的“国骂”还要“那个”一些）。真是冤枉，其实我根本没有骂爸爸说的那句话，我骂的是刚刚从对手那里学来的这句话的“上海版”。
我们大天井的围墙外面有一片空地，我们叫它“荒场”（这个名称是比我们来得早的张家兄弟叫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片房子被炸毁了的废墟，那时还没有清除掉。我们经常到那里去“拾垃圾”，废墟堆里可以翻出许多稀奇古怪的好玩东西，有的形状有点像手枪，我见了如获至宝，实际上大概是什么零件。还有一样特别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一些大小不等的，破碎了的云母片板。这是以前从未见过的，大约有半寸厚，像千层纸一般可以撕开。撕开的单片就像硬玻璃纸，变换角度看去泛出彩虹般变幻的光泽。看着稀奇也就把它收回家当宝贝。
刚来上海那段时间，还有一样最着迷的东西就是书摊上的“小书”（故事连环画后来一般都叫“小人书”，但是那个时候上海孩子们叫它“小书”）。弄堂口、马路边许多地方都有，绝大多数画的是过去朝代打仗的故事和武侠故事。打仗的有精忠岳传、杨家将、三国故事、隋唐十八条好汉、赵匡胤等等。武侠的有胜英、黄三太、四霸天、七剑十三侠等等。都是一套好几本的，每一套封面有作画者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姓沈的我现在记不得他叫沈什么了，他画的最多。现在看来有的画人物衣着是偏向写实的，也有的照着戏台上的戏装来画，侠客（例如黄天霸）帽子上插满了绒球。我、仲威和张家兄弟都拿钱去租小书，租回来大家传着都看，这样很“合算”。
听“无线电”
到上海后，生活中还新添一样重大的东西就是听“无线电”。初来的时候祖父母房里有一台好像已经是半新旧的无线电，几乎成天开着。他们喜欢听的是苏州评弹、绍兴戏（越剧）、沪剧，这些东西我一开始时没有听习惯，不怎么喜欢。但是有一样却一下子就着了迷，那就是“滑稽”。“滑稽”就是上海的相声，同样一般是两个人对说，极少数也有独角戏，也有三个人说的。头一年有一对老年搭档叫江笑笑、鲍乐乐，应该至少等于北京相声的郭启儒那一辈了。他们说的段子属于比较老派的，内容多涉及清末民初至三十年代的生活。说话声调不温不火，略带一点上海本地土音（所谓“浦东闲话”）。大概到1947年江笑笑就去世了，年轻后辈在节目上还专门编了一段“哭江笑笑”。有好几对中青年搭档，如杨华生-张樵农、杨笑峰-袁一灵等等，还有一个叫筱快乐的唱独角戏，江笑笑过世后鲍乐乐也找了一个记不得叫什么的后生做搭档。题材多是当年现时的了。其中筱快乐以唱为主，用五花八门的调调唱一些针贬时弊的内容。例如骂“米蛀虫”（米行奸商），斥糜烂世风等，其中实在少有“滑稽”的味道（有点像现在说的“主旋律”文艺）。解放以后好像报纸上说过筱快乐是官方的“文化特务”，说他骂奸商是为了把大家的不满转移到“民族资产阶级”身上等等，说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最精彩最走红的搭档是姚慕双-周柏春-笑嘻嘻三人档。这几个才是滑稽的天才。我相信幽默、诙谐一定是有天分的，拿姚、周、笑和杨华生、杨笑峰等那些班子来比，就好像现在相声界拿马季、姜昆和侯耀文、笑林这些人来比一样。有天分没有天分完全不一样，前者表情、动作、话语随便一抖出来就叫你忍俊不禁，后者为了逗笑卖了很大的劲却叫你跟着他累死。姚、周、笑的“七十二家房客”、“调查户口”、“坐火车”、“广东上海闲话”、“骗大饼”、“开无线电”、“棺材店大拍卖”、“拉黄包车”、“新老法结婚”等等那时我都可以背得出来，从中也跟他们学了不少方言：宁波话、苏州话、绍兴话、杭州官话、浦东话、江北话、山东话等等，他们都学得像，我也跟着学得很像。在这方面苹苹（在她长大一些以后）可能比我更胜一筹，她也是一个善于在生活中发现笑料的天才，而且能学得活龙活现，学完后自己放肆大笑，极有感染力。爸爸常常啐她是个“神经病”，实际上是在赞赏她的活泼诙谐。姚慕双和周柏春实际上是两兄弟，据说还都是大学毕业的，所以他们的滑稽段子的题材、形式和思路很宽广，除了方言有时还用英文来调侃。例如当时流行的一首英文歌：“You belong to my heart……”他们唱起来把它糟践成“肚皮上一只蟹”，不知道上海话的人也许摸不着头脑，上海话这一句的发音差不多是：“du bi lang ye za ha”，和那句英文大部分谐音。
也许由于历史的原因仲威在祖父母面前最“吃得开”，两老只要烧了什么好吃的就把他叫去一起吃“小灶”，别的人休想有份。我和田田倒反正是大家庭里的“后来移民”，有自知之明，也无所谓.。苹苹对这点最有意见，忍不住在背后：“哼！……”。由于在祖父母房里呆的时间多了，听“唐白虎点秋香”、“大闹明伦堂”等等，仲威最早对苏州评弹着了迷。别的不说，每次坐在抽水马桶上就一个人在那里自说自话：“咚得咙咚，咚，咚……”用嘴巴弹，嘴巴唱，所以他坐马桶的时间最长。这又是苹苹首先发现，首先广播出来的。
过了些时候，家里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批美国RCA收音机，每个大人房间里都有一台。祖父母那里当然也换新的了。机壳是咖啡色“电木”的（“电木”是那时候普遍用来做电灯开关、灯头、插头等的一种绝缘材料），背后有一个小变压器露在机壳外面很像一块美军餐盒里的那种巧克力。打开收音机烧热起来的时候我可能是有一种幻觉，似乎还闻到一股巧克力味道。这以后就不用到祖父母哪里去听了，于是内容也多了京戏（后面专门还要说到）、话剧（爸爸妈妈最喜欢的，包括《雷雨》、《日出》、《原野》等都是在那时听的）、歌曲（初到上海时听得耳朵都起了老茧的两首歌是“美丽的香格里拉”和“三轮车上的小姐”），也有知识讲座、王庆勋（国光口琴监制人）和石人望（“石人望”口琴监制人）教口琴等。爸爸给我买了一只国光牌口琴，电话购了一本王庆勋编的练习曲，其中有“夏日泛舟”（Over the summer sea）、“风流寡妇”（Merry widow）、“可爱的家庭”（Home，sweet home）等简单曲调（例如前两者是由经典歌剧“费加罗的婚礼”里的一段咏叹调简编的，所以也都是很简单的）。我对乐器不大有耐心去下功夫，初步学到伴音之后就再没有什么进展了。听小叔叔说他在战前就跟石人望学过口琴，为了伴音效果好，石人望曾建议他开刀把嘴巴改阔些，把他吓得赶紧打退堂鼓。
“无线电”里的广告
“无线电”里每一档节目都插有广告，那时的广告一般都不像现在这样由专门的播音员播送，而是由做节目的人插在节目的间歇中说。例如说评弹的一上来报了节目后，一边“叮叮咚咚”地在调弦，一边就说起广告词来。在曲目或段子之间也见缝插针地说一则广告，哪怕是插一两句，不大影响节目本身，效果也好。不像现在电视或广播里面广告一来就是一大堆，连续轰炸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把人都烦死、恨死。记得那时听得我都能背出广告词的有鹤鸣鞋帽商店、大百万金香烟、RCA润喉止咳糖等。
我曾经上过一则广告的当。有一家公司在电台做广告销售成套玩具，说只要打电话到电台定购，就可以送货上门。这套玩具据称有三件：1、模型飞机，2、活动电影，3、精美画册。一听价格很是便宜，于是我吵着爸爸订购了一套。不久东西送来了，付钱走人之后打开一看，所谓“模型飞机”原来是一把细篾条、几张绵纸，还附有一张印得很蹩脚的带图样的说明书，叫你自己用这些材料去做“飞机”。所谓“活动电影”原来是一本一寸半长、一寸宽的小“书”，大约三十多页，每页上画着一个小小的卓别林，罗圈腿，八字脚，手里拿一把像拐棍一样收起的的雨伞，每张画按顺序略有不同。你只要捏着书背，用拇指把整叠书页抬起来，然后略为放松让它很快一页一页地弹回去。你就可以看到卓别林晃动着雨伞，撇开穿长皮鞋的八字脚，一摇一摆地向你走来。所谓“精美画册”是一本题为《女阿Q传》的连环画册。不过书的形状不是像“小人书”那样的连环画册，而像一本杂志。里面包括几个幽默小故事，主角都是“女阿Q”，她是一位卡通型的美丽都市女郎。故事内容倒也反映了上海滩都市生活万象，只是里面不乏“儿童不宜”的东西。例如有一则故事说有两个流氓阿飞买了一张电影票送给“女阿Q”，座位在他们两个的座位之间。电影开场之前他们两个已经坐在那里等着，甲说：“今天机会不可错过”；乙说：“左右开弓大吃豆腐！”。结果“女阿Q”把电影票送给一个“小瘪三”去“开洋荤”了，那“甲”和“乙”刚准备要“左右开弓”，啊？！？！？！……。还有一题为：“现身说法”的，最后一幅是大大的一张“女阿Q”的全裸背面。本来我想，三件玩具中“画册”只是个“搭头”，不料就只有这本杂志般的东西还算值两个钱。上海人的“噱头”由此可见一斑。
“娘舅”的收藏
在三个单元两排楼房中间的“中天井”还连在一起没有隔开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到79号去玩，除了张家以外还有仲威的“娘舅”陈新都家的收藏极大地吸引了我的兴趣。他有几大本邮票簿，看了他这个，以前我在重庆黄桷桠和雷德成、陈令他们一起收集的那点邮票简直不值一提了。更精彩的是他收藏的古钱币。别人根本看不出他房里的油漆地板上有一块地方是活动的，而且有“机关”，打开后里面有做得好好的一个小地柜。放着一个小箱子（我记不清是木的还是牛皮的）。他小心翼翼把箱子打开，这一下叫我们大开眼界了。以前我只见过铜板和有方孔的铜钱，他这里有从上古时代到满清、民国的各种各样的货币。最大的铜钱直径有两寸出头，最小的放在桌子上要用指甲才挑得起来。还有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那是钱的“老祖宗”。最多的有两种，一种是刀状的，一种有点像后来在物理实验室里看到的音叉，也就是早先在壹圆的法币上印着的那种东西。我们是婶婶带着才到他那里去玩的，因为他是和一个姓杨的小老婆（我们家里叫她“阿杨”，口音听得出是苏北人）住在这里，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住在原配妻子（苏州人）那里。
“干妈”吕亦陶和“干爹”冯友真
妈妈在上海没有亲戚，只有她在中央大学时最要好的一个同学也就是我的“干妈”（上海话叫“过房娘”）吕亦陶住在上海。她是四川人，比妈妈大几岁，两个人在学校里的时候就形影不离，妈妈说她俩的毕业论文都是在一起做的，后来又曾一同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在妈妈的照相簿上，干妈和她孩子的照片贴了一页，并在页底题字：“挚友亦陶”。大概在我一岁左右的时候妈妈从南京回昆明探亲扫墓，那时这样的远途旅行是件大事，需要不少时间，于是就把我寄养在吕亦陶家里。这样她就成了我的干妈，她的先生冯友真我就叫做“干爹”。抗战开始后他们没有到大后方去，冯友真做谍报工作，除上海以外听说有一个时期在屯溪（今黄山市），不知那时干妈是不是一直跟随他在一起。我们在重庆的时候妈妈做梦也常常梦到吕亦陶，有一次醒来她很伤心，说梦里看见亦陶在前面，可是怎么喊也喊不应，哭醒了。足见她们以前感情之笃。抗战后他们家住在大西路（不知道后来改叫什么路了），在前法租界上层人物的西式住宅区，一套花园洋房。那地方离我们家很远，有时我们坐自己的三轮车去，有时冯友真派他的小汽车来接送。冯友真那时任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后来我从美国华裔共和党资深参议院陈香梅（抗战时期美国援华“飞虎队”创建人陈纳德将军的妻子）的自传中得知她当时就在冯友真手下（中央社上海分社）当记者。还曾为了援救一个被关押的共产党女记者去找了冯友真，冯把她保释出来了。
这位女记者姓麦，看了陈香梅的这段记载以后，我心里起了一个疑团。1956年深秋，有两位团中央报刊系统的记者（编辑）到北大学生宿舍来找我（我后来发表两篇“右派”文章就是他们奉领导旨意来鼓动的，至少他们起了导火线作用），其中一位女的叫麦梅，是青年出版社的。按当时年龄推测，和陈香梅说的那位麦女士（陈的书里只说了她姓麦，没有说她叫什么）似相符。50年代中国女记者、女编辑还不太多，“麦”这个姓又不大普遍，所以我想此“麦”即彼“麦”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干妈开办了一个“四川商务公司”，主要经营四川传统特产（如猪鬃）的出口。她可能比爸爸还稍大一点，个子比妈妈高一点，高雅的中年打扮，脸庞和体型略显富态，但脸上骨相棱角分明，眼神里流露出智睿、精明和洒脱。她的确很能干，也很有魄力，大叔叔的一些商界朋友和她打过交道，听说事后都感叹：“在这位女士面前我们岂得不拜倒在旗袍之下？”
他们家三个孩子都是女儿。两个比我大的都在美国加州读书，只剩一个最小的在跟前，小名“宝贝”，和田田差不多大，白白胖胖，头很大。后来我进中学的时候，恰逢干妈的一位美国神父朋友来华，她告诉我们她已经和那位神父打了招呼，等我初中毕业也送我到美国去升学。
此外就是冯友真的母亲，我们叫她“阿婆”的，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大概是一次过年的时候乾妈给了我一个金元宝，比一个锅贴饺子小一点。当然是妈妈给我收藏起来了。送给田田很大一本美国彩色画册，用很厚很精致的纸印的，里面有七八个将近一英尺高的没有穿衣服（只穿内衣）的漂亮女孩，每个都有名字（Mary 、Alice等等），后面则有许多套各式各样的漂亮衣服。把这些人和衣服都剪下来，就可以随你的意给他们穿着打扮。田田还小，是我替她剪的。女孩都很漂亮，每个长相各有特点，我最喜欢那个黑短头发的Alice。
但是我当时正热衷于另外一种剪纸玩意儿，就是马路摊子上买来的会活动的京戏人物，当然也是彩色的。头、身体、和双臂分开剪下来，然后按它的方法装起来，把其中一根纸条（那纸比较硬）一扯一扯，头和手都会动。但我觉得这样活动毫无意思，动到位置不合适的时候很难看。我喜欢的是京戏人物、戏装、旗靠、刀枪本身。所以我的玩法是把它们拚接到最佳位置，用胶水粘定。制作好许多人物之后，我就来导演种种剧情。当然这时候他们原来的身份（关公、周瑜、吕布、赵云、夏侯渊、岳飞、张宪、林冲、卢俊义等等）都由我根据剧情需要随意改变了。
冯友真是个大忙人，他外出的时间多，和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间少。印象只是不胖不瘦，皮肤白皙，留着两撇浓黑的唇髭，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浅色的成套西装的内内外外都很讲究。他的轿车漂亮豪华，司机是个彪形大汉，可能兼做保镖。有一次送我们回去，车子开到南京路和静安寺路连接处的时候，有一辆三轮车横过汽车前面，司机只好急刹车。那司机立刻下车抓住三轮车夫就是狠狠“一记头塌”（这个上海话词汇的意思就是在后脑勺上搧一巴掌），我坐在车里很不安，觉得这太霸道了。
塘山路小学
1946年春季班开学，我进了塘山路小学，第一学期仲威大概没有进这个学校，大概他和苹苹、田田曾经一起在另一个学校读书。婶婶有一个侄女叫“三星”（我因为在这方面不求甚解，所以到现在为止不敢肯定是不是这两个字），她是个孤儿，曾经当过嬷嬷（天主教修女）三十多岁还没有结婚，我们叫她“三姊”。她有一个时期带着仲威、苹苹、田田一起在一个天主教会办的善道小学住读，所以我想那时她自己大概是在那里当教师。她曾经在一个假期里给我们当过家庭教师。后来又曾经由她的一位和她年龄差不多的教友代替，来上课时还带了一本书，讲的是圣经里面的故事，还附有插图（耶稣教圣经是没有插图的）。我们只当听着好玩，记得其中《旧约》部分和耶稣教差不多。两个教派的经典究竟有什么异同，我后来再没有去关心过，直到现在也不清楚。只知道耶稣教反对崇拜偶像，圣经里没有插图也与此有关。后来我进中学前后他们三个也都先后转到塘山路小学走读了。
塘山路小学在抗战前叫做工部局小学，工部局是租界外国当局的管理机构，这个学校底子比较雄厚，设备好。日本人占领的时候可能做过兵营。从我家走到高阳路，沿高阳路朝北走到第一条和东长治路平行的塘山路转弯角子上就是这个学校了，所以大约只要走十分钟。记不清楚是解放前还是解放以后改称“十八区中心小学”；后来又改称“虹口区第五中心小学”。我们几个都从这个小学毕业，后来田田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在大连路小学当了几年教师，后被调到“五中心”这个重点学校，也就是她自己的母校。在这里当上了上海市劳动模范，直到1987年因为劳累过度而得心肌病去世，年仅46岁。
张之范也和我一起进了这个学校，而且得了一个我前面说过的绰号。他的书包是一个长约一尺半的小皮箱，很漂亮的。是那个时代外国小学生流行的书包，上海有钱人家的孩子也用这样的书包。拿这种小皮箱的方式有讲究，不是像拿大箱子那样拎着，而是把手掌穿进拎环里面，手指搭在小箱盖边沿，这样拿着轻巧而不容易晃动，我觉得这样姿势也优雅。要买个小皮箱大概不便宜，正好妈妈有一个专门放她珍贵东西的用了多年的小皮箱（我在回忆小磨滩时期的时候提到过），于是就腾出来给我做书包用。和张之范那个比起来稍显大了一点，而且像放衣服的皮箱那样，盖子有点褶皱伸缩，不是地道的书包样式，但是也将就了。
学校的主楼很大，由三排互相连通的两层楼房构成一个“E”字形，另外还有一座礼堂和一些平房。教室里的“黑板”不是黑的，也不是木头的。是淡棕色的有点像马粪纸那样的压缩材料做的，直接镶嵌在墙上。“黑板”很长，它两侧的下面都有矮壁柜，也许过去是用来放学生的一些东西的。有一次一个女同学为了敲一颗钉子，找不到榔头却在壁柜里找到一个菠萝状的手榴弹（二战期间日军和美军的手榴弹都是这种形状，不像我国的手榴弹是柱状带木把的）就敲起来了。她大概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幸亏有几个大些的男同学赶快制止了。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记得那时有人说过这里住过日本兵。
至少在1946年整个一年，人们头脑里还铭刻着抗战时期的苦难，学校在礼堂里组织学生排演过回忆抗日的小节目。其中有一个小歌剧里面一首歌我一直觉得非常动情，也是后来长期没有再听到了的，我有时一个人自己想起来还哼哼。也是最近有一次在电视节目里面又听到它了，这才知道原来那时是借用了一首老的西洋曲调。
我们第一学期的级任先生叫邬普和，是个宁波人，有一双大眼睛，浓黑头发朝后梳，两旁有点拱起，所以看起来像有两个角，而正面顶上是一字平的。他总是穿棉袍长衫、布鞋。他又教国文，又教英文。国文书上有一课写了一个小故事，地点就是上海，有一家人，哥哥在抗战后成了囤积居奇的奸商，犯了法，几个警察来家抓人。正好在这时候当了空军军官的弟弟胜利荣归，见到这位年轻英武的长官，警察胆怯了。但是做弟弟的没有包庇亲人，只是教育哥哥“进去”后好好改正。邬先生把它改编成一个小话剧，由班上学生来演，他亲自导演。在选角色的时候他说演空军军官弟弟的要长得一表人材，而且要“派头很大”，上海人说的“派头大”一般是指潇洒、气派，也可能有另外一种意思，说这个人神气活现或者摆阔气，这就带点贬义。邬先生那时说的显然是前者。他的话刚一出口，坐在我后面的两个比我大一点的女生（一个瘦高而很活泼的，还有一个说北京话的，如今都不记得姓名了）在我背上一推，大声叫：“胡伯威！”
坦率地说，我小时候长得还算漂亮，以至在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先后被人取过几种女性的绰号，我最脸红这个，换了地方就对以前的绰号讳莫如深，但是新的绰号又会出来。现在老朽了，说这个更难堪，就让我自己知道吧。至于“派头大”可能与家里长辈特别是妈妈长期潜移默化的感染熏陶有关系。我进了初中以后，有一次小姑姑带我和仲威到她学校（复旦大学）去玩，和她的几个同学在校园散步的时候我走在前面，他们一个男同学对小姑姑说：“你这个侄子小小年纪走起路来倒是很有‘form’！”。那个时候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多看了些美国电影，而我多少有点演员天分，不管是说话、唱歌、动作身段，凡只要模仿起来自有那种味。不知不觉之间就能把自己所倾慕的电影明星的潇洒优雅姿态移植到自己身上来。比如刚到上海看了埃洛弗林的片子回家带着弟弟妹妹自导自演时就模仿过他的风度。后来看了不少美国西部cow boy片子就更不用说了，贾莱?古柏、约翰?韦恩等都是倾慕的偶像。他们从大腿弯后侧飞快拔手枪的动作、随意挥手开枪的动作、跃身上马的动作、在马上起伏晃悠的动作、灵巧的抛物接物的动作……，当然也包括走路的“form”，无处不显露出一股帅气。这个用不着专门去演习，只要凭你有那点灵气，耳目之所染，会自然而然溶化到自己身上来的。比方说下雨天打一顶布伞进门，你可以配合一个优雅身段随意把捏着伞柄的右手向外侧一挥，手脱开伞柄，伞在空中一飘，三个指头已经捏住了伞盖边沿，顺势轻放在地上。在这个动作之间你用不着停步就那么似不经意地走进去。如果这时候有一个感觉灵光的女孩子在里面看见了这个镜头心里会有那么一点震颤，会感觉得到进来的人气度不凡。所谓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也不一定是“站如松，坐如钟”，是随情景而异的。还有你在专注听一个有兴趣的演讲时或者自己在沉思时，以什么样的姿态用手撑着下巴和脸颊，手上怎么随意玩弄一只铅笔，通过凡此种种都能展示出美感，这都不必去听贵族学校礼仪课上那些规范教条，而且这本来就并不那么容易言传。全身是浑然一体的，整个发自于心、情和灵气。吾今老矣，况且骨瘦如柴，稍不注意时颈椎、背椎、腰椎都弯下来了，就像Foster的歌里唱的：“The head must bow and the back will have to bend”。而主要是平时精、气、神都懈散了，于是那“form”或者说“style”也就废然无存。不过那曾经渗入骨髓的东西总有痕迹可见，现在哪怕是穿着汗背心、旧短裤、塑料凉鞋（在武汉的夏天我不愿像有些人那样死要面子活受罪，就得这样），手里摇着的不是折扇而是大芭蕉扇走到哪里都还是有不少第一眼见到我的人论道这位老先生“十足的学者风度”或“典型的知识分子气质”，这不过是剩下的一点儒雅使然。但是有些场合会促使我自然而然地提起精神来，那“form”或“style”也就重现出来了。一个是在重要学术报告的讲坛上我会因为来了精神而自然显得风度翩翩，这与语言的感染力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是在指挥单位群众性合唱演出的时候，我虽没有经过任何的专业指点，也不可能事先设计动作，只有临场凭感觉发挥，而群众的赞誉也就在“风度”二字；专家的点评是“有招有势”。一直到我66岁那年的一次演出比赛，研究所的合唱指挥还找不到取代我的人选。再就是舞场上我会像有的人说的：“突然年轻了二十岁”。我没有刻意去学过各种舞步花样，更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训练班，只要音乐好，感觉就来了。有口皆碑的是身段优雅、动作舒展。缺点是我常常自己投入而疏于给舞伴以及时的暗示，在突然变换时会合不上步。最好是遇上真正的老手，不管你怎样她都能响应得天衣无缝。
话扯远了。邬先生给我们排演的这个短剧只是一次课外活动，没有拿去演出。记得还有一个刚从苏北来的年轻男教师，给六年级生排了一齣短剧，在小礼堂演出了。可能是他自己编的，演的是共产党占领统治的地方如何残暴，如何民不聊生。在拉开布幕之前，这位先生还站到台前来了一段激昂慷慨的朗诵，控诉共产党。这个人是什么背景我不知道，只是后来我想，他很可能原先是苏北什么财主家的人，当时内战期间解放军打进他家乡时，由于家里成了革命对象，他逃出来到上海当了塘山路小学的教员，所以他对共产党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待续）
来源：《青春·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