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肿病”
天气转冷，生病的人多了。医务室门口每天挤着穿棉衣的师生。他们大多患浮肿，病症是脸肿、脚肿、心虚、喘气，晚上盗汗、小便里有红血球、蛋白质。这病如治疗不及时，会转为肾炎、肝炎。年底，一个四川籍女生因患急性肝炎延误治疗时机而死。
此事激起了所有川籍同学的愤怒，他们贴了大字报：《我们呼吁一条人命的白白送去！》，大字报贴在食堂门口，校方派人拍照，且马上报告给中央教育部。
不久我也开始浮肿，心慌、头昏、发高烧，我去校门诊所看病，只见门口已排着长队，病人密密麻麻，苍白浮肿的脸上大都戴着口罩，露出一副忧郁的眼神。急诊间病床上也躺满病人。医生被许多病人围着，有的医生给病人开补助糖的药方，有的医生给病人开营养菜的证明，有的医生给病人开休学回家养病的证明，有的医生给病人开到鼓楼医院转诊的证明。师生情绪都很低落。
南京市鼓楼医院是林院的劳保医院，校医给我开了转诊单，让我去那里看病。这时鼓楼医院也挤满病人。病人中不仅有市民，还有农村来的许多患者，患的也都是浮肿病，比我们学生肿得更厉害。我看见有的病人衣衫破烂，双腿外露，腿肿得像大象的腿，有的肚子肿得很大很大。浮肿病很危险，其症状是先肿，然后退肿，到再肿时，人就要死了。
电台和报纸当年有个口径：“虽然我国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没有饿死一个人。”谁也不敢讲这病是饥饿造成的。就是饿死了，也说是体质衰弱，自然死亡。林院校医是抗美援朝复员的军官，他看着医务室外排着长队的病人，长叹道：“这种情况很像十月革命刚结束时的状态，也是没有粮食。而且比那时还严重！”我问：“那怎么办呢？”他对我说：“这病没什么药可以吃，主要是需要营养，要家里多寄钱给你，多买些东西吃。”
我的浮肿病一天比一天重，用手指在脚背上一按就是一个指印坑，走路时两腿发软，气喘心慌。我照镜子，发现脸也肿了，还有低热。为了看病，不得不硬撑着跑医院，雨天还得打一把伞顶风冒雨，很吃力。
泌尿科医师诊断我患了肾盂肾炎。我不知道这病严重程度如何，就去借医学书看，当我看到书上说这病发展到后来会因为尿中毒而死去，我既害怕又悲观。
我每天要打针。医生建议我多吃黄豆，但市场上根本就没有。
医生要求我的饮食多糖少盐高蛋白，在这非常时期，这种要求已成社会性难题，更不要说像我这个靠助学金生活的，哪有钱去买糖，买蛋白丰富的食物呢？
那年代，不要说没钱的，就是有钱也不一定能在市场上买到吃的。每次我去鼓楼，总得经过最热闹的市中心，新街口的中央商场和鼓楼地区的食品公司，橱窗里空空荡荡，几乎看不到什么食品。有的店只陈列一点高级饼，这种饼其实说不上高级，馅子只是芝麻和糖，一只饼二两不到，却卖一元钱，还要付一两全国粮票。我每月助学金只有十一元，就是全买了也只有十一只饼，还不够我一顿吃啊！
慢性病，又得不到必要的营养，我恢复得很慢。
生病的学生越来越多了，食堂决定给病人供应营养菜。医务室开证明，由食堂发卡，病人凭卡去饭厅领菜。说是营养菜，其实不过是在炒菜里多放些油，少放些盐而已。
给我烧菜的厨师五十多岁，南京人。他烟瘾极大，老是咬着烟斗。这时我仍是班上的生活委员，负责给班上同学分发香烟票，有时会剩下十来张烟票，我把这些烟票送给这个师傅，从此，他给我炒的蔬菜无论数量与含油量都高了，一碗卷心菜油光光地发亮……
我心里明白，生病前，我一向以学生利益的代表自居，任膳食委员，监督厨房防止出现漏洞。可当我生病亟需营养时，为了多吃一点油，多吃一口菜，也不顾他人了。家里没钱寄我，我只能这样求生存。
饥饿的林院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学生谈恋爱的多了。按理说，饭都吃不饱，哪有心思在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但的的确确成双成对的恋人多了。过去我一直认为，男性有责任保护女性，但我又目击许多女生把碗里的饭省给男友吃。他们互相推让，使我想起《庄子·大宗师》里“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典故。人类大概有一种爱的本能，倘若这位女性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人，当她看到他一天比一天消瘦时，就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爱心。我想，当大灾临头时，出于人类的保种意识，女性的自我牺牲精神大概要比男性更强吧，爱的力量是多么伟大啊！
学校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并没放松，每星期六晚饭后，照例在大餐厅兼大礼堂里放电影。有天晚上放的电影是《列宁在一九一八》，展现俄国十月革命时期，国家困难的情景。散场后，我们这一代人都学会了影片里瓦西里的一句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这句名言，成为60年代大学生饥荒生活中的精神寄托。
因为肚子饿，晚上我们已无心看书，一个寝室八个同学，上床后难以入睡，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全国各地的灾荒。
安徽籍同学说：“大学里毕竟还能吃到白米饭，农村里已经看不到粮食，农民在吃草根、吃观音土，还有许多人已饿死。”湖南籍同学说：“人民公社刚成立时，吃饭都不要钱呢！大家拼命地吃，浪费了很多粮食，雪白雪白的大米饭吃不完都拿去喂猪！谁能料想到眼前的这场自然灾害，来势如此之猛？”广东籍同学回忆起当年公社化运动中的种种怪事：“我们那里，有人将家乡的树砍光了，连学校里的铁门也拆掉炼钢了。”江苏籍同学说：“有人把家里的铁锅和烧饭的灶头也拆掉去炼钢了。”
于是，大家就议论“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对还是不对？对当时农村情况闻所未闻的我，听后极其惊讶。
“三面红旗”
1960年冬天，辅导员向我们宣读毛主席亲自批示下达的一个中央文件。这是一个纠“左”的文件。其大背景是：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以及土洋结合大炼钢铁的运动。8月4日，毛泽东亲自到河北省衡水地区徐水县，搞共产主义的试点。当他听到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谷子亩产两万斤、一头生猪一千斤这些天文数字时却信以为真。他还担心：“你们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吃得完？吃不完又怎么办？”
视察徐水县使毛主席下决心在全国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实现全国吃饭不要钱。他又号召全党动手，全民上阵，大炼钢铁，15年超英赶美。
他还要求每个省搞两百架飞机，每个乡两架飞机，实现交通现代化。他说全国就是一个大公社。他号召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加大炼钢铁，全国男女老幼齐动手，拆房砌土炉，砸锅煮铁水。
1958年秋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有人将粮食亩产由四百、五百、八百提高到四千、五千、八千斤。1959年初，毛主席派往各地的调研小组，带来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坏消息：浮夸风、虚假风、共产风盛行，国民经济严重失衡，部分地区已经开始闹饥荒，饿死人。可仅仅在四个月之前，毛主席到河北徐水、河南新乡、山东历城等地视察时，还亲口赞扬了小麦亩产两万斤，替农民发愁粮食太多了吃不完怎么办？如今怎么会闹饥荒饿死人呢？1959年春天，毛主席就不再提到六二年搞八千万吨到一亿吨钢铁了，不再提15年内超英赶美，而觉得应当强调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精神。毛主席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向全党发出一封《党内通信》，给全党的“大跃进”浮夸风降温，也给“三面红旗”降温。毛主席在信中指出，全党要坚持讲真话，办实事，比如去年亩产小麦三百斤，今年能增产到每亩四百斤，就很不错了。
毛主席对“三面红旗”运动后期出现的一平二调风、共产风、浮夸风与强迫命令风进行了批评，同学们都震动了，都说还是毛主席英明。
班上有个同学，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份油印本，那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意见书》，这本小册子在寝室里传开了。彭德怀在给主席信的开头，自称“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他说：“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基本建设的项目搞得过急过多，赶超英美也不符合实际，大炼钢铁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财力，浮夸风遍及全国，对粮食产量估计太高。许多人脑子发热。秋收粗糙，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因为出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提出吃饭不要钱。用政治口号代替经济原则，国民经济严重失调。”
彭总的《意见书》是在给党中央的政策提意见。大家感到彭德怀讲得很对，如果毛主席从善如流，就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同学们忧国忧民，讲到激动处，甚至掉下了眼泪。
农村来的同学谈到人民公社的困境时，并没从理论上对路线问题批判，他们不会也不敢这样说，他们比较安分，不唱反调。
尽管大家陷于饥饿状态，大多数人在小组讨论时仍说这是党和国家遇到了严重困难，应当与党共患难，社会主义经济将全面恢复，通过“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很快就可扭转局面。
与此同时，学生中也传来一些消息，说农村可以搞包产到户了，说安徽省委曾希圣主张分田到户，情况有所好转，后来还听到各地出现转机的消息。
当时对艰难时局的议论，绝大部分学生都是按宣传口径讲话的，诸如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再加上苏修逼债等等。政治课老师在课堂也是这样说的。至于是否属“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则避而不谈。
我母亲当时从上海写信给我：“现在全国困难，大家没饭吃，你只要顾好自己就好了，不要谈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讲这些是没好处的，别人都不讲，你为什么要讲？你能读到大学已蛮好了，还给你生活补助，如你还要提意见，你的一辈子就完了。”
休学
我的浮肿病一直没好，每天都有热度，整天躺在床上，医院建议我休学回家养病。养病期间，享受助学金与医药劳保，期限为一年。
1960年底，寒假来临，我回上海养病。1961年秋，我又返校复学。
在我休学回家途中，南京下关火车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到那里，就看到不少八九岁的孩子在讨饭，他们面目黝黑，瘦得皮包骨头，衣不蔽体。我在车站外，用全国粮票买了个大饼，准备在火车上吃，刚付了钱拿到大饼，谁知一个小孩冷不防从我手中抢走了大饼。他抢了就跑，可能是怕我追上他夺回大饼，他一边跑，一边用口水往大饼上一口一口地吐。我没有追他，他见我没追他，就停下来了，我走上前去对他说：“小孩子你不要跑，你吃吧，吃吧！”我问他：“你爸爸妈妈呢？”他拖着鼻涕说：“爸爸妈妈饿死了。”我问他：“这么冷的天气你怎么生活，在哪里睡觉？”他指着旁边一家饭店门口的炉灶说：“晚上就睡在饭店炉子旁烧下的煤渣边。”
回到上海，我看到家里情况也很糟糕。母亲、弟弟和三个妹妹一家五口人都在饥饿线上挣扎，个个面黄肌瘦。家里什么也没有，只买了一些山芋，准备过年吃。全市的菜场里只供应卷心菜，那时叫“光荣菜”。当时每月一人配给三两油，二十五斤粮食。
母亲看到我得了肾炎，脸部和腿部肿得很厉害，心中十分焦急，当时小妹患慢性结核性脑炎躺在床上抽搐。一个赤贫的家庭里有两个慢性病人，糊口都有困难，更不要说营养了。为了我们能多吃一口，母亲又开始饿着肚子到老虎灶上班，靠不断地喝茶充饥。
我家离十六铺很近，这时的十六铺已开放了自由市场，物价高得吓死人。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这么多人在那里投机倒把、倒买倒卖。有人在卖鸡卖鸭，一只鸡要卖到二三十元。当时一个人的月工资也不过三十几元。我在十六铺德兴酒菜馆的橱窗里看到一盘松翅黄鱼，其开价要五十多元，令绝大多数工薪阶层咂舌，一小碗走油肉要十五六元，一盘白斩鸡要四十元，一只小乳猪开出了天价，要三百元。
我站在菜馆的橱窗外久久地发呆，心想母亲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元，就是我们一家人一个月的全部开销，也买不到一只鸡。自由市场里的山芋也要五元一斤，在这种情况下，全上海的大多数人家只能靠国家按定量按官价配给的粮食活下去，家家都像开中药铺一样，在家用秤重新分配，按人分着吃。饭桌上几乎看不到一点荤菜。
冬天到了，单位里给点补助，让母亲买棉袄，但母亲宁肯自己受冻，把补助来的钱买点鱼、肉，打两斤油，给我们改善生活。
父亲“变形记”
这里，我不得不提起我的父亲。我上大学的前一年，也就是1959年5月28日，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父亲重进提篮桥监狱，此后他再也没调往外地。
1960年底近春节时，我和母亲去看望他。
上海提篮桥监狱位于苏州河北岸的黄浦江畔，在长阳路147号，始建于1901年，启用于1903年，后经陆续扩建、改建，直到1935年才形成今天的规模，曾经号称“远东第一监狱”。
大门口有两个持枪站岗的士兵，面容严肃。我心里很害怕，退后几步伸着脑袋往里面看，我看到大门里面还有大门，一层一层阴森森的。站岗的人对我们厉声说：“不是这里！到后门去。”
我们赶快转身走到后门。后门排队的人很多很多，男的，女的，年纪大的，年纪轻的，有的带着孩子，有的是老伯伯、老太太，每人手里不是拿着包就是提着篮子。
排着队的人都会发到一个号码牌，监狱里的警察按照号码牌到牢房里叫犯人，这些犯人按照家属的号码排好队。
排着队的家属转过一个弄堂来到一个大礼堂。大礼堂前放着一个很长很长的桌子，犯人要从监狱里面绕过来，才能接见。长桌上用粉笔写着号码：一号，二号，三号……犯人根据自己的号码对号站立，与来看望的家属见面。
这时，从里面出来很多警察，他们大声吆喝着，像赶鸭子似的把犯人赶出来。我看到了第一批犯人。
他们穿着清一色的黑衣服，头发都剃得精光，跌跌撞撞还没跨进大礼堂的小门口就开始东张西望，找自己的亲人。等在外面的家属一见里面的人出来，有的叫爸爸，有的叫儿子，也有叫丈夫名字的，声音喧闹而凄惨。
经过这么繁琐的程序，接见的时间却只有五分钟。隔着长台子，刚一见面，双方只是呆望着，不知说什么话。静默了片刻，有的家属哭了起来，有的犯人也哭了起来，这哭声好像是一种急性的传染病，顿时，爆发出全场的一片号啕大哭。
这样一来讲话声音听不见，有人就喊叫起来，你叫得响，我叫得比你更响，整个场面哭闹吵叫，十分嘈杂。
五分钟时间只是很短的一瞬间，没多久，哨子“嘟”的一吹，表示时间到了，警察开始赶人。这时接见犯人的大礼堂里，又掀起了一片哭声……犯人们把家属带来的东西接过来。刚刚还在痛哭的犯人，一转头就把家里带的食品从包里取出朝嘴里塞，这些人也许是饿极了，于是满堂的哭声突然刹住。
等到第二批时，父亲出来了。我们看到父亲已经瘦得脱形了。只见他慢慢地有气无力地向我们叫喊声的方向走来，他的脚步似乎在打飘，人好像风一吹就会跌倒的样子，他穿的上衣和长裤空荡荡地在干瘪如柴的躯体外晃动着。
父亲的两只眼睛，一向是炯炯有神的，可是此刻我所见到的父亲，两眼已深深地凹进面骨里去。他隔着长桌对母亲说：“要当心身体，小孩子一定要读书，要好好培养他们！”
母亲此刻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四周的哭声此起彼伏，有人当场昏倒在地。我被对面长长一排干瘦如柴，面色如鬼的犯人惊呆了。我不敢想象那又黑又深的提篮桥监狱里，到底是个什么去处？
我听不清父亲说的话，我向父亲大声叫出来的话，也被周围的大哭声覆盖了，连我自己的耳朵也听不见。我心中有千言万语要告诉父亲，我要他撑着走出牢狱，我要他活着回到家里，我要告诉父亲，自他入狱后，我们已经懂事了，我们会活下去的！可此时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忽然，我心里一亮，向父亲大声地喊道：“爸爸，你放心，你要保重，精神第一，全靠精神。”
这是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每当我们挨饿向母亲要吃的时，母亲就皱着眉头说：“没有东西吃，只有靠精神活下去！”
“靠精神活下去！”这就是我们一家的口号。
此刻，面对父亲，我只能向他高声地喊出：“要坚持，精神是第一的！”
我用双手的手掌放到双耳的边缘，在一片喧闹的哭喊声中，尽力听父亲讲话，父亲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不要惹你母亲生气，你是老大要照顾好弟妹。”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警哨又响了，五分钟的接见时间到了，一排犯人开始被推搡着回狱室。父亲也匆匆忙忙地跟在犯人的队伍里，他们个个是一步三回头，回头泪直流。
父亲忽然从帽子里拿出一张条子，他将这张条子隔着桌子向我们丢来。这个动作被警察发现了，警察把条子从桌上拾起，就冲到父亲面前，一个耳光打在父亲脸上，父亲被这一记耳光打得蹲倒在地，他一手捂着脸，一边强作笑脸对打他耳光的警察解释着什么……
父亲写的这张条子，我们没拿到，也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那一巴掌虽然打在父亲的脸上，可他当时装出的一脸笑容，像一把尖刀刺痛着我的心。
我站在那里发呆了。
我低着头陪着母亲，离开了那里。背后传来一阵又一阵的哭声，那是又一批犯人与他们的家属见面了。走出监狱，站在长阳路上，回望高楼，那里有一排排的铁窗，黑洞洞的……我不由地感到一种难言的恐惧。同样是人为什么我们一家那么艰难？我们的命运为什么如此不幸？！
当时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年后，我也因为几句“不合时宜”的议论和家庭出身问题被关进这座监狱！
1959年～1961年，父亲一直关在提篮桥监狱里。1961年冬，母亲给我来信，告诉我父亲又一次保外就医。
这时他已经六十出头了。
父亲这次回来，与1956年冬回来时完全换了一个人。
那次回来，他精神很好，挺着胸，人很高大，身体看上去还健康，而这时他已撑不住了。寒假回家，晚上脱衣睡觉时，我看见父亲两条腿像两根很细的棍子，浑身皮包骨头，他的眼睛也凹下去了，给人的感觉好像已经活不长了。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就是在大学里，在社会上，药也奇缺。因为，全国无数人都在生病。
父亲告诉我们，他的心脏病、肺气肿都加重了，药品在监狱里是没有的。
他说：“死在监狱里，毕竟对政府、对家属子女都是名声不好，所以保外就医。”
我读过卡夫卡的《变形记》，说的是小说的主人公一天早上从床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家人之间已冷酷无情。那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
我的父亲从提篮桥监狱出来后，尽管瘦得不像人，但毕竟是人，没有变成甲虫。但令人可怕的是，他的心的确遭遇了“变形”！
父亲的心理状态与第一次保外就医回来时有了天壤之别，他从一个慷慨激昂的人变成一个非常自私自利的人，几乎失去了人的理性。他虽然回到家里，但他把我们都看作外人，只顾自己的生存，连妻子、儿女都成了他算计的对象。
过去他常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可是这次回来他常说：“除我之外，皆是敌人！”
他在家，既不看书，也不看报。走在马路上，总是低着头，在地上寻找可以吃的东西。回到家里，他把口袋里捡来的东西掏出来，原来是许多香烟头，他把这些香烟头里的烟丝抽出来，再用薄纸将烟丝卷起来，然后独自坐在屋里点燃了抽。
母亲上班，我们上学时，他偷吃家里的口粮。吃了不算数，为了防止自己的偷窃行为被我们发现，他还在面粉里加水，用秤称好分给我们吃。
二妹发现父亲分给她的面粉分量不缺，但很潮湿，怀疑他加了水，就把可疑的情况告诉母亲，母亲回家一看很伤心。
不久又出现新情况，父亲原本在家负责买菜，谁知道在买菜时，又做小动作，偷偷从全家菜钱里克扣几个钱，背着我们在街上买早点吃。
每天晚上，我们饿着肚子上床，他倒蒙在被子里，嚼山芋干。
家里出了异己分子，不知他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对自己儿女太残忍了。
1962年1月寒假，我从南京回家。母亲告诉我这个情况，后来我注意观察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看上去他表面对我们很客气，但他一个人在家时，还是这样做。
我批评他说：“你这样，我们一家人更要挨饿了。”
我们同父亲的感情就这样出现裂痕。
父亲在我们逐渐懂事的年岁里，一直在外面劳动改造，由于他的问题，影响了我们的前途。我们都是靠母亲带大的，母亲为了我们兄妹五人常常受饥挨饿。如今，他回来后，在大饥荒的年代里，非但不关心我们，还偷吃仅能维持我们生命的基本口粮，我们几个子女不得不为生存对父亲的自私行为群起而攻之。
父亲把脸一板说：“怎么样？你们干什么，你们是不是也要审判我？”
听到“审判”两字，我们就不说他了，因为我们想他被打成反革命，已被审判过了，做儿女的怎么能再审判他呢，尽管不再说他，但都对他有看法。
以后我才渐渐明白，这是一种人格的扭曲，是在一种非正常非人道的物质与精神的压抑下，所产生的人格变异。
我当着面问父亲：“你上次出监，向我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父亲回答说：“‘吾日暮途穷，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
我看到家里如此困难，不愿意再增加他们的负担。寒假没结束就提前回到南京。
母亲来信告诉我，父亲天天偷吃家里的粮食，全家人忍无可忍，为了保护孩子不至于饿死，母亲采取非常“革命”的手段：
将父亲的铺盖一卷，从阁楼上甩下，把他轰出了家门。
饮食业公司安排我父亲住进复兴东路大夫坊转角上的一家老虎灶的盆汤间里。从此父亲离开了家庭，真正地走上了“自食其力”的道路。因为犯人在保外就医期间，监狱是不管生活费和医疗费的，他没有任何生活来源，只得靠捡垃圾为生。
为了活命，他开始终年累月在老城厢附近大街小巷围着几个垃圾筒转，那年他六十三岁。
此后，他靠捡垃圾为生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十二年，一直活到七十五岁。父亲去世前，曾来信告诉我，他多次打报告给政府要求摘去他的历史反革命帽子，区政府干部对他说：“你在国民党里，官做得很大，看来这顶帽子要戴到棺材里去了。”1973年4月18日夜间，他心脏病突发去世，我赶回上海曾向小东门派出所民警要他的骨灰，回答是历史反革命不留骨灰……
那年头连刘少奇的骨灰都不给，何况我等默默无名的小百姓？
（待续）
来源：《老爸青春无歌》，宁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