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蓝色的大山
十一 明天有一轮新的太阳
下班时我最喜欢点炮，喜欢那种紧张和刺激。我点炮时又快又准，在工地上，我曾创下用一支香烟点20个1.5米长的引线，然后在第一声炮响前从容跑到隐蔽地的记录。
那天轮到我站安全哨，这是大家都不愿干的活儿。下班后我离开了便道工地，将二锤扛在左肩，右手拖一杆小三角旗，懒洋洋地踏着齐膝的茅草，向西边的山口爬去。
我记得那是1963年一个秋天的下午。太阳很圆很大，象一块赤色的金币高悬在西天，将柔和的光辉洒向大地。秋风微微，挟着山野的清醇，温柔地抚摸着我的面颊和前胸。山风沁入了年青的身躯，鲜活的血液在血管中奔涌，迅速驱散了积聚在体内的疲懒。我酣畅地作了两次深呼吸，一般暖流充满全身经脉。虽然干了一整天体力活儿，但此时我身上的每块肌肉都胀得几乎要爆炸一样。
我很为自己健壮的体魄自豪。前些天，我和几个伙伴到水城县去玩。漫步在县城的大街头，我曾对在城市里自惭形秽的青年筑路工们说：“那些楼房里，不知有多少家伙想用地位和金钱来换青春和健康呢！”
我不再低头去看如锯的茅草和黑色的乱石，只顾跨着蛮横的大步直朝上冲。身后，谢瑞和在高声吆喝：“今天把那半边狗肉炖了，你早点回来哟！”我转过身，他已将五根炮钎扛在肩上，又冲我嚷了一句：“该你买酒！”“你先买了，我回来补钱。”我朝他挥了挥小红旗。上午，瑞和不停手地打了一千锤，我就输了两斤烧酒。
一条曲折的小路穿过山口，这地名叫猫猫关。绕岩而去的小路右边，是一道烟岚迷蒙的深壑，对面有一座孤高的山峰。自峰巅而下，似被愤怒的天神凌空劈过一斧，留下了一堵高约百米的三角形绝壁，寸草不生的壁面上，有褚白相间的岩纹，依稀勾勒出一幅饱经忧患阅尽世事的老人面孔，默默地注视着大千世界。
我将三角旗插进薄薄的泥土中，摘下被汗水渍得发黑的藤帽，坐在帽子上点起了一支烟。
伙伴们带着工具，顺着新开出的路基打打闹闹地远去。蓦然变得空旷而寂静的工地上，揭去了表层的泥土在阳光下发出苍黄的光彩，青黑色的岩石在默默地等待着粉身碎骨的一瞬。几个炮手正凑拢在一起点烟。
待炮手们分散后，李班长登上一块馒头石，四面望了望，吹响了哨子。
尖厉的哨音在山野里回荡。
我举起小红旗摇了摇。李班长用目光扫视了一遍，四面的安全哨都已到位。第二声哨音响了。李班长跳下石头，炮手们半蹲着身，一手拎着导火绳一手拿着香烟，就象一座座健美的雕像。第三遍哨音一起，雕像们都活了，捏烟的手一伸，掌心腾起一朵淡蓝色的烟花。然后身躯一弹，便到了第二个炮位，飞快地抓起引线，手上又撩起一朵烟花……动作之准确和敏捷，就象受过专业训练的舞蹈演员，合着音乐的节奏在舞台上表演。在矫健的跳跃起落之间，单调的工地上转眼便飘满了蓝色的花朵。
小湘在最后一个炮位前停住了，他将快熄的烟头放在嘴上使劲地叭。李班长跑过去一掌推开他，把手中的烟头伸向引线。
炮手们有条不紊地向右边巨岩下的死角跑去。
李班长在岩角边回过身来，朝没有隐蔽的我挥着拳头大骂：“躲起来，你狗日的！”
我站的地方距炮区的直线距离不足300米。
我没理他。每当轮到我站安全哨，就经常违反安全条例，我爱站在离得很近的地方观看爆破。在自己亲手造成的一阵阵雷鸣、一阵阵烟雾中，亘古如斯的山岩转眼间面目全非。这场景能使我浑身血液沸腾。我常在这种时刻手舞足蹈地引吭嚎叫。
蒙着一层蓝纱的工地上，突然腾起一团团白色的烟雾，迅速变幻成一朵朵灰白色的蘑茹。脚下的土地开始颤抖，顺着山谷滚过来一连串浑厚的隆隆声，有尖啸的碎石凌空飞过，打在身后的岩壁上叭叭作响。
我双眼注视着空中，双耳捕捉那危险的尖啸。我大幅度地左右摇摆身躯，避开象弹片一样飞来的碎石。不少年青炮工都同我一样，以生命作赌注，在平淡的生活中去寻求刺激。有人不按条例用尖钳去联接铜雷管与引线，而逞能用牙齿去咬，结果被雷管炸破了脑袋。当炸药和雷管都装进炮眼后，还有人不按条例用竹杆去将炮眼口的泥土和炸药压紧，而顺手用钢钎去捅，被炸得血肉横飞。
……82、83？是数错了还是有一炮瞎了？如真瞎了一炮，今天这安全哨可轮得冤！要待瞎炮处理完才能撤。
轰地一声，可能是李班长最后替小湘补的那一炮响了。
四面的哨位都计了数，没必要再等那条例规定的几分钟，大家拨起小红旗扑啦啦往回走。
李班长出现在工地上，漫不经心地看了看现场，然后向山坡上连滑带跑向下撤的安全哨们吼一了声：“今晚上政治学习，不准迟到。”
“今天是星期六呀！”我喊。
“现在搞‘四清’，上头规定了，从现在起，天天晚上都要开会。”李班长望着正从一块岩石上向下跳的我，毫不降低嗓门：“特别是你娃娃，指导员打过招呼了，你读书的时候就乱说乱写，还没接受教训！”
“滚你妈的蛋！”我低声骂了一句。我知道，在这筑路工的集体中，不光是李班长，连指导员都不大在乎我裆案中那个污点。那些毛头中学生的牢骚比起李班长这类产业工人平常说的怪话，真是小巫见大巫。
但我的情绪还是猛地低落下来。
自从淡远了饥饿的感觉，我开始特别珍惜晚饭后至睡觉前的几个小时。除了一参加工作便习惯了的一、三、五晚上要开会学习以外，其余的这几个晚上，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虽然这几小时也只能在转山吹牛、打牌下棋或写信这有限的范围内选择，但毕竟是凭自己的意愿去安排。如果运气好能找到一本小说，躲在蚊帐中点上香烟，就着马灯微弱的光亮读到深夜，这一天就算是幸福的了。
一想到天天晚上都得坐在铺位上，象文盲一样听李班长结结巴巴地读文件读旧报纸，然后依次发言表态谈感想。真比干活儿还难受！这环境，连装病撒谎都没地方去。8点钟一到，每个工棚都在庄严地干同一件事，工棚外是夜风呼啸黑沉沉的山野。
我掉在最后，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寂静的工地。暴烈的震荡已被山风清除，路基上静悄悄地连一缕虫鸣也没有。深山里特有的清醇空气之中，还残留着几丝硝烟和石粉的气息。新炸开的石块鱼鳞般铺满了路基，在夕阳下峥嵘地闪耀着青白色的光。
我离开新辟出的路基，下到谷底，抄小路往回走。
这是一条曲曲折折少有人行的小路，处处有茅草和灌木侵入路面。右边是一条下雨时山洪汹涌，雨停后便只剩满河床顽石的小河，左边是一个平坝，坝子中心有一个布依族寨子。小路上没一个人影，远远地能望见梅子关电站工点的工棚，泥墙草顶在夕辉中流溢出无限的温柔。
我的脚步愈来愈沉重。虽然前面有狗肉和烧酒，却再也不能使我兴奋了。前些日子那一饱万事足的追求已消失得干干净净。我早已经不再一下班便直扑伙食团，而喜欢考虑当天晚上怎么安排。但从今天起，每天晚上都被领导不容商量地安排了。
小路边有一片绿茵茵的青草地，翠绿的草尖在夕阳下闪着金属般的光亮。我随手将二锤和三角旗朝地下一扔，沮丧地坐了下去。我脱下糊满了泥浆石粉的高帮反毛牛皮鞋，一个懒腰伸得浑身骨骼喀喀欢叫，我将藤帽翻过来作为枕头，舒舒服服地仰躺在草地上。
只有在高原上才能见到的蔚蓝的天空象用水洗过一般，几片羽毛似的浮云在纯净的天空中静静地飘游。我仰躺在草地上，散漫地望着蓝天白云夕阳，耳畔有野蜂在嗡嗡地呤唱。我的眼皮沉重起来，在似睡非睡恍兮惚兮之中，我觉得自己本是这儿的一块岩石，在蓝天之下群山之中，已躺了千万年。今后，还会在这儿躺到永远。
在心境空明，已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宁静之中，我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紧张。我侧过头去。一条不足两尺长，浑身碧绿，翡翠般晶莹的小蛇立即停止了游动，在距我不到一公尺远的地方昂起了精致的头。绿草青蛇，浑然一体。我心中马上想起了“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我轻轻地伸手摸到了锤柄，坐起身来。在这样的距离内，每一个炮工都能准确地砸碎蛇头。
小青蛇好似感觉到大祸临头，它缩成一团，口中鲜红的信子在轻灵地颤动，两粒美丽的小眼睛里流露出几分惊恐。我和毒蛇对视了好一会儿。终于，小青蛇的美使我心里漾出一丝暖暖的东西。我松开二锤，用三角旗的竹杆一挑，小青蛇凌空飞进了干枯的河床。
侧过头去，我看见老人脸已蒙上了暮蔼，它默默地注视着孤独地躺在山谷中的年青人。我的目光被它吸引住了。就是这张古老的脸上那一双冷漠的眼睛，看见过武候南征的旌旗，洪武用兵的烽烟？……你现在望着我，当我从这世界上消逝以后，你还会在夕阳下默默凝视着青山荒草、茫茫大千世界中的匆匆过客？18岁的青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想道：即使是你，又能在这变化万千的时光里存在多久？我觉得老人能够回答我的问话。我耐心地等待着。
我真愿就这样躺下去，任思绪在旷野里自由翱翔。我不想回到工棚里去，但又不能不回去。
等候我的是钟摆一样单调的日子。清晨，被尖厉的哨音揪出被窝，吃饭上工开会睡觉。在蓝色的大山中间，是几百张熟悉的面孔和说了无数遍的故事。
那时代有位著名的电影明星叫庞学勤，当他来工地上走了一趟后，就感叹：“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真难以相信，在大山深处如此艰苦而单调的环境里，竟长年生活着这么多年青人。”
今天能知道明天、后天、一星期以及一月后的每个小时在干什么！年青的筑路工第一次感觉到生命的短促和珍贵。仅为吃饱肚子而活着，与猪羊何异！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这念头象一道闪电，撕裂了我头脑里浑浑噩噩的满足，发出眩目的强光。
此时残照已收，暝色昏黄。
这是一个平淡的黄昏，明天将有一轮新的太阳。
我慢吞吞地系好鞋带，将工具扛在肩上，迈着轻快的步子，向工棚走去。
自这个黄昏以后，我在那特殊的环境里，选择了唯一能够自学的科目——文学。然后，便开始了业余创作。将近年底，我的第一首记述筑路工生活的小诗在报纸上变成了铅字，还收到5元稿费。当时的5块钱，让我轰轰烈烈地请几位朋友大吃了一顿。
十二 班司令员
虽然生长在同一座城市，并一同参加那条当时叫滇黔线如今叫贵昆线的修筑，我与他是到黔西半年后调到一个队里才认识的。
那天是星期日，年青的筑路工们步行了约20公里路去赶了一次场。下午，在小摊上喝了点酒，又提着大包小袋的伙伴们都不愿走路了，就在公路上拦了一辆自己铁路上拉水泥的汽车。
巩莽儿名叫巩其贵，当时在我们这批一同入路的人中间年龄偏大，可能有26、7岁了。我记得他那天披一件兰色细帆布棉制服，左胸衣袋里引人注目地插着两支钢笔。他瘦高劲健，五官有几分清俊之气，很象个工人队伍中的小知识分子。最初，我曾奇怪他怎么会有“莽儿”这么一个绰号。因为在我们家乡，那“莽”字要作儿化音来念。“莽儿”不光是指人莽撞，还有愚蠢的意思。不过几分钟后，我便心悦诚服地赞叹给他取这绰号的家伙真有由表及里洞悉事物本质的能力。
运水泥的车是我们设置石头路障硬拦下来的。巩莽儿帮助伙伴们都爬上了货厢，他才推开石头最后翻了上去。不一会儿，工地到了，汽车非但没停，反而加大了油门狂奔。呼唤哀求甚至擂驾驶室顶均不生效，倒车镜中只见大鼻子驾驶员满脸得意之色。他想把我们这些仗着人多势众强行拦车的暴徒拉回车队去“帮助”。
左边是陡削的山岩，右边是深不见底的峡谷……王胖儿探出身去朝驾驶室猛吐口水。大鼻子目不斜视咬着牙摇起了窗玻璃。
巩莽儿火了，他推开王胖儿，将棉制服一抡，贴着前边的挡风玻璃，使棉衣象下降的幕布一样遮住了前窗。“嘎——”的一声，汽车被急刹得蹦了起来。大鼻子气急败坏地推开门钻出上身：“你们想找死？”“你虾子有胆就开呀！”巩莽儿一撑货厢板矫捷地跳了下去，冲大鼻子笑着，露出满口坚实的白牙。一脸的英雄本色。
64年春末的一个下午。豪雨如倾。我们工班26条汉子已经浑身透湿，但在郑班长的鼓励和权威下仍坚持在陡削的绝壁下抢进度。不知巩莽儿是凭了什么感觉，他突然扔下二锤将我一拉厉声高呼：“快跑，要塌方！”我握着钢钎疑惑地四处张望了一下，沉默的巨岩无半点异样。但心想早点回去换上干净衣服喝杯烧酒钻进被窝里也挺舒服。可能伙伴们都与我所思略同，只要有人带头便乐得受蒙蔽。大家都开始收捡工具。
“别管那些了，快跑，快跑！”巩莽儿挥手跺足大叫大嚷。
他紧张的脸色使我们一窝蜂开始奔逃。这一下可气坏了责任心纪律性极强的郑班长，他抓住巩莽儿双目似要喷出火来。巩莽儿却毫不在乎地一掌掀开他，还大叫：“你妈的要命就快跑！”
郑班长气得跟在巩莽儿的后面猛追。
我们在暴雨中还没跑出半公里远，巩莽儿停住了脚步，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
断岩下已腾起团团灰黑色的烟雾，无数石块象弹片一样射向空中，轰隆隆的巨响闷雷般传了过来。200多米高的巨岩崩坍了。大地在我们脚下索索发抖，几分钟后，断岩下已是乱石累累，数百米长的山谷已被塌方塞满，我们千辛万苦抢出的进度也消失了。
这时候，全班26个人包括郑班长无不呆若木鸡。若非巩莽儿这带头一跑，全班人马连骨头都捡不回一根。
3天后，巩其贵被任命为工班长。他带着全班人马就在那断岩下照了一张相。巩班长站在中间敞着工作服左手叉腰右手搂着我的肩，他一支脚蹬在石头上真可谓雄姿英发。照片上题着“踏遍关山千万重”和时间地点。
写这段文字的几天，只要一闭眼，云贵高原那蓝色的连绵不断如海浪奔涌的大山就在我眼前晃动。
巩莽儿作了班长很兴奋，说他家八辈子都没人作过官儿，现在能管20几个人就是光宗耀祖。他还严肃地说：“你们都得听我的命令，因此我就是你们的司令员。”伙计们就一致承认他是我们工班的“班司令员”。巩大哥作头儿挺受弟兄们的拥戴，苦活险活总是“班司令员”先上。
有一次处长过路，看见巩莽儿在冰天雪地里只穿一件单衣系着保险绳吊在半岩上打炮眼打得热气腾腾，忍不住下了吉普车将他大大的夸奖了一番，还给在场的伙计们每人发了支烟。事隔许久，当我们列队到处机关去听“社教”运动的报告时，那位小八路出身的处长还在礼堂门口用山西腔冲着我们队列里喊“巩莽儿。”
处长有如此印象，巩大哥他只要不出庇漏不闯祸，肯定会很早便能转干提拔，但他那宁愿送脑壳也不肯输耳朵的个性，却使他连“班司令员”的乌纱帽也没戴多久。
那天是星期日。筑路工节假日的主要活动内容就是转山。当我和巩莽儿还有王胖儿转到后山下的洛果寨时，正巧碰上阿桑家的黄牛从岩上摔下来，跌得只剩一丝游气。三言两语，我们只花5元钱便买下了这条大黄牛。
黔西的崇山峻岑中是多民族杂居。当地老乡里面除少数汉族同胞外，都保持着一种共同的习俗——非宰杀之牲畜不食。不管是摔死的病死的或是被野兽咬死的，一律挖坑埋掉。能卖上几块钱，老乡们认为是极划算的事。
当时，我们吃的菜都是从3百多公里外的安顺市买回来的。我们食堂的菜价较安顺市饭店里的菜价高出1倍有余。5块钱能买下两百多斤牛肉，那欢愉之情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兴冲冲地拔腿便往回跑。
当时我们毕竟太年青，不懂好事不露的道理。到得住地，我们大呼小叫得意忘形，逢人便夸耀5块钱买了一条牛。转眼间，就有十几个伙计兴高采烈地找绳索杠子要帮我们去搬运。谁知正在晒太阳下象棋的徐队长闻讯后，把棋盘一推，将我们3人召到面前说：“你们几个人弄一条牛来怎么吃得完？”我回答不劳领导操心，我们已有了处理方案。他眉毛一竖双眼圆瞪，教训我们心中要有集体观念，又耐心地讲了一遍一根筷子和一把筷子的故事。然后叫上一辆车和几个厨房里的家伙呼啸而去。
这一下，3条汉子便倒在铺上长吁短叹。
巩莽儿突然一个鲤鱼打挺蹦将起来：“他妈的太霸道了，连腿子也不肯分我们一条！”
他如此这般地对我和王胖儿付耳低语一番。胖儿一听之下立即兴奋起来。我毕竟在学校挨过批斗，深知其中利害，连连摇头极力阻止。胖儿听我言之有理，也吓得面如土色不断点头。“老子宁愿送个脑壳也不肯输这耳朵！”巩莽儿不管不顾地愤然而去。
我们的“班司令员”到医务室骗了一包小苏打和酵母片，找了个棕色药瓶装将进去。然后甩开长腿，抄近路一溜小跑窜到果洛寨。他佯作不知死牛已被徐队长弄走，掏出药瓶便要替阿桑医牛。他说：“我回去问过了，我们的医生讲你那牛不会死，只需将这些药灌下去，明天就能康复如初，能耕地能驮柴还会给你生牛儿。”
阿桑象大多数兄弟同胞一样，崇敬汉族医生如神如佛。他小心翼翼地捧过药瓶瞻仰了一番，然后大吼一声，跳上一匹光背的黄骠马便往工地疾奔。巩莽儿留在他家的火塘边大喝米酒。他等在那儿医牛，直等到肚子被米酒灌圆，才开心地哼着小曲踏月夜归。
此时，工地上早已被阿桑闹得如火如荼。黄牛已开膛破肚血淋淋摊在地上，阿桑揪着徐队长挥舞着药瓶，口沫横飞索赔他的活牛。徐队长脸色苍白，有口难辨。队部本不乏巧舌如簧之士，此时也无法能让阿桑听进半句。事关民族纠纷，平时怒目金刚般的保卫干事也不敢轻易动作。幸亏刘指导员胸怀雄才大略，紧急派车从50里外接来公社书记。
待解决问题礼送客人时，东方已经破晓。
早饭后，一名佩枪的保卫干事便押着巩莽儿上了一辆吉普车。破坏工农联盟、挑动民族纠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巩其贵被送到了处机关。我们都吓坏了，那年月那气候，莽兄若在内地在其它许多部门，绝对会啷当入狱。但我们那大山深处的领导们却依然保持着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再加上处长发话：“一听他巩莽儿的绰号，就不象阶级敌人。”所以第二天，他老兄便叉开双腿骑在一辆油缶车上，两臂紧抱着灌油口笑眯眯地颠回了工地。
当晚，彭队长主持大会批斗了他24分53秒，撤去巩其贵同志工班长职务，再加个警告处分。这位丢了乌纱帽的“班司令员”便在伙伴们的掌声和口哨声中频频招着手走下批斗台，两眼笑成一道缝回到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之中。
大约是在巩莽儿到贵阳去了一趟后的第二个星期。那天晚上，工棚外淅淅沥沥下着雨。我躺在铺位上，借着微弱的马灯光正在细读《红楼梦》。
突然，巩莽儿攀到上铺，一头钻进我的蚊帐，将两张信笺伸到我的鼻子下面。他压低了嗓子：“给老子念念。”他说王胖儿帮他写了封信，他觉得王胖儿写完后念信时神色有鬼。他叫我再念一遍，看那家伙是否搞了名堂。
当时我正沉醉在大观园缠绵绯恻的气氛之中，被人打搅心头不快，下意识地瞟了一眼他上衣口袋里的两支钢笔。巩莽儿立即变了脸恶狠狠道：“看个锤子！老子小时候不是不想读书，是没钱读不起书！快念，小声点。”我懒洋洋地将信笺接过手，一瞄之下简直忍俊不住。
收信人的芳名我至今没忘，但为人应有容隐之心，这里姑且称作小琴。事隔多年，我现在无法默写全文，内容却还记得清清楚楚。那面目憨厚的王胖儿在开头道罢例行问候，立马阴险恶毒地写道：巩其贵同志不是中专毕业亦非技术员，别看他胸前插着两支钢笔，实际却是个工人是文盲，连你的信都是我替他念替他回。又说他20岁就已结婚，女人是个砖匠，现在已有一个3岁的儿子并非单身汉。还说他爱打架又赌钱，这次完全是欺骗你。然后便表白自己正直诚信嫉恶如仇，向你揭发检举，望你与他划清界线，擦亮眼睛提高百倍的警惕。接着便毛遂自荐，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身高体重年龄学历政治面貌工资收入家庭成员等等等等，最后谦虚地表示希望与小琴交个朋友。
我强忍着笑念得有滋有味，巩莽儿早已嗔目切齿气冲斗牛。待我念完后，他又命我再念一遍。第二遍尚未念完，他突地抓过信笺一跃而下含怒而去。
翌日晨，王胖儿鼻青脸肿浑身是伤起不了床。自述是半夜拉屎因图空气清新没进厕所，蹲在后面岩边上方便时，石头不稳掉将下去弄成了这付模样。巩莽儿对他端水送饭关怀备至，还利用前“班司令员”的余威，要我这接班人给了王胖儿3天病假让他好好休息。
代笔之责便落到了我的头上。有胖儿前车之鉴，我不敢玩半点花样。但从未写过这种抒情散文的我真是殚精竭虑，猛吸莽大哥供应的香烟狠咬自已的笔杆，才炮制出合符主人公身份和思想感情的个性语言。
当巩莽儿收到“你的信写得真动人，我一口气读了好几遍。”的回信后，咧着嘴露出满口坚实的白牙拍得我肩膀发麻。他悄悄给我看了一张两寸的黑白照片，上面是一位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姑娘，她穿着一件列宁服，算不上俊俏也不难看，可我总觉得她那双鸽儿眼在丰满的脸蛋上显得太成熟了点儿。她是我们的同乡，在贵阳某大学经济系念二年级，巩莽儿前些天到贵阳时不知怎么结交的。
莽大哥从此对我十分满意百分信任。经他宣传，我便承担了全班伙伴的情书检查申请等一切需要精心炮制的文字工作。有段时间我曾嫌这差使繁琐太浪费时间，现在才发现无意中积聚了一笔财富。
通了几次信后，我便发现女学生常爱在信后面顺便告诉“其贵哥”一些小小的烦恼：小偷将我晾在外面的衣服偷走了，害得我星期天也不好意思上街；因为没有手表误了上课时间，辅导员又批评我，难为情死了……
每当莽大哥收到这样的信，总要指示我多花点笔墨安慰小琴妹，最后又定会付上一笔：寄上××元，速去买一套好点的衣服；这××元收到后，望速去买一块手表云云。
由于常年工作在野外又苦又累又危险，我们的收入与城里的工人相比还算高薪。但他老兄有个家需按月寄钱，便只好艰苦朴素，降低烟酒的规格及数量。打平伙时，也根据有钱出钱无钱出力的原则，多干宰杀烹洗的活儿。还差，便只有向伙伴们伸手借了。
我认定那经济丫头在烫莽大哥。不久，当他又来借钱时，我便向他痛进药石之言。他却两眼瞪着天空慢条斯理地说：“你不知道，书读得多的女娃子是、是他妈的几斯文呵！同她在一起的时候，老子心里头总是麻酥酥的。她妈的不管是走路说话，就连坐在痰盂上屙尿的姿势，都和下力的婆娘不一样。妈的，那才叫风度！”“可是，她常向你要钱……”他坦然地直视着我：“老子心甘情愿！她不是家里穷差钱用，能同我这样的人好么？”
我瞠目结舌。
每当想起巩莽儿，想起他最后的样子我便心如针锥。
1964年6月26日。
那天一大早，巩莽儿便提着旅行袋同我们告别，动身去度那两年24天的探亲假。
石蜜蜂隧道已开挖了一半，全队三班倒在洞内进行紧张施工。那天，我们上白班。接近10点钟时，莽大哥却换上工作服急匆匆地赶来了。
“伙计，我的假期从明天才开始算。”在震耳欲聋的风钻声中，他贴着我的耳朵大叫。
进城拉菜的生活车坏了，明天才能走。他为了能在家里多享一日天伦之乐，又赶回来上班了。
在洞门口吃午饭时，我们还曾笑过他的算盘打得精，说他又进洞内来混几个小时，纯粹是为了到贵阳与小琴妹多厮混一天。假若巩莽儿当日成行了，或是呆在工棚里不来混这一班，死在隧道里的很可能是我或另一个伙伴了。
下午3点半，伙伴们都撤出去了，工作面上只剩我们几个正在装炮的人。突然，3米高的顶棚上轰地掉下来一砣圆桌大小的石头，端端正正砸在正埋头装药的巩莽儿背上。
人人都知道砸成肉饼这句话，当我们七手八脚地迅速将那砣重愈两吨的石头弄开后，大家都看到了活鲜鲜的一个人被“砸成肉饼”后的惨状。现场的人都难以相信自己的双眼，那么豪爽勇猛的巩莽儿，突然就变成了地上的一摊肉泥。
在威严的大自然面前，无人不感到生命的渺小和脆弱。
我在洞门外巩莽儿的铝饭盒里发现了半份炒猪肝，已冷却的猪肝里混杂着少量包谷沙沙饭的饭粒。中午送到工地上来的只有这一道菜，上班的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巩大哥觉得一顿吃一份炒猪肝太贵了，就只吃了一半。他准备在晚饭时就光买饭不买菜，就用这剩下的半份冷猪肝对付过去。为了资助小琴，他经常这样做，一顿只吃半份菜。
巩大哥的追悼会开过后，我还收到小琴给他的来信。信中询问巩莽儿为何失约，没趁探亲假的机会到贵阳去看她。
虽然我内心对这经济丫头有看法，但还是回了一封信：
小琴同志：
巩其贵同志已于6月26日在石蜜蜂隧道内因工牺牲，后事已由其妻来工地处理完毕。特此告之。
我没有署名。她也没再来信。
在已经不再激流汹涌的长江边，我将一瓶高粮酒酹祭了莽大哥。注视着这一汪银白的江水，我想起了那蓝色的大山深处，沿线的高岗上有几十块我们亲手浇铸的混凝土墓碑。碑后的黄土堆下，躺着数十个曾经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当他们被埋葬在那异乡的荒冈上时，许多人连恋爱也没谈过……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那些墓碑还依然屹立在这变化万千的世界上么？
钢蓝色的夜空星汉璀灿。我独坐在河边的礁石上，久久地倾听那江水呜咽，感悟着岁月的流逝人生的变迁……
十三 走为上计
时间的脚步刚跨进1965年，我争取到了春节前的探亲假。全体干部职工都要休假，要想在春节期间回去探家，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当时的探亲假是每年一次，除去路途上所费的时间外，能回家团聚12天。但又有文件规定，凡在省界外工作的，只能每两年探一次亲。两年合并计算，可以在家呆24天，一天没少你的。制定这项政策的人可能没有与妻子牛郎织女，他只想为社会主义节约一趟路费和探亲者在路上所耗的工作时间，根本就没有考虑那千百万已婚的旷男怨女的情感需求——两年才允许人家团聚一次呀。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清晨，我怀揣着积攒的两三百元钱和一张“免票”，与同乡小杜在工地爬上了一辆到六枝拉原材料的大贷车。迎着凛洌的寒风，满怀出山的兴奋，在崎岖的黄土碎石公路上颠簸了几十公里。到六枝坐上长途客车，3小时后就到安顺市。然后改乘已开通的火车，当晚便到了贵阳。
我们刚入路时，曾途经贵阳。那时“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还未完全结束，整个城市一派萧条，就没觉得这省城有什么好处。在生活条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的大山深处渡过了两年，第二次走进贵阳，突然发现商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饭店内色香味俱美的菜肴，都是自1958年“大跃进”以后便从未见过的东西。心里就产生了天上人间，恍若隔世的感觉。
当时最大面额的钞票就是10元，因为票面上印着各族人民站在一起的图案，人们都称之为“大团结”。那时候，城里的一级工每月只能挣24元钱，我俩的口袋里却都装着厚厚一叠“大团结”，就很自豪。猛然进入这啥都买得到的花花世界，乍一见这么多好东西，心里就烧得慌。这两年，我们在工地上虽然早已告别了饥饿，能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但都是有量无质，粗劣无比，哪能与大城市里正经厨师做出来的美味媲美。
我俩在贵阳呆了两天，在商场买新衣新鞋，进饭店猛吃海喝，真正的乐不思蜀。
从贵州返家最近的路线是走川黔线，从贵阳乘火车到重庆。但当时铁路还未全线通车，坐火车到遵义后，只能换乘长途汽车，过娄山关，翻山越岭地到四川江津县的赶水镇，又转火车到重庆，就可以乘船直下万县市了。走这条路大慨需时5天。
我和小杜当时都刚满19岁，非但未婚，连恋爱都没谈过一次，不似那些结了婚的人，一批了探亲假便恨不得飞回去抱老婆。我们没女人可抱，不太急着回家，就想趁机在外面跑跑看看。反正章程上规定了，路途所花时间是凭车船票上的日期计算，我们的免票上所写的往返点是安顺至重庆。但所有车站的签票处都知道重庆而不知刚通火车的小城安顺在何方，只要我俩的大方向是奔重庆，他们就毫无疑问地签。钻了这个空子，我俩便上了开往广西桂林的火车。然后到武汉，北上郑州，又折向西安，再南下成都，直至重庆。
为了白天能多玩几个地方，我俩尽量选乘晚上的班车。虽然我们的资格只能享受硬座，但那年头流动人口太少，根本没什么春运高峰之说。此时已近春节，车厢里还经常是难以满员，便常常能独自占一张3人坐椅，开车后卷曲着身子也睡得挺香。偶尔逢上人多的斑次，就钻到椅子下面，头枕着施行袋，伸开四肢如睡在轻轻摇荡的波浪上一般。沿途我俩走走停停，游览名胜古迹，遍尝地方特产，好玩的地方玩上两天，不好玩的地方呆上一天半天。即使这样，也走了十几天，双脚才踏上长江边柔软的沙滩。
自从1958年以来，我记忆中的故乡一直是市井萧条，人皆菜色。所以到了云贵高原上那蓝色的大山之中后，虽然长年是在荒山野岭里开山筑路，又苦又累更谈不上什么业余文化生活，但肠胃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每天能把肚子胀得溜圆。我就把那穷山沟简直当成了天堂，对社会对领导充满感激之情。现在出了山，我才猛然发现，这两年没搞什么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社会生活运行在正常的轨道上，城市里就有了生气，街道上也有了点欣欣向荣的气象。我仿佛看到了“大跃进”以前的景象。
此时我是一个端着铁饭碗的铁路工人，收入比城里相同级别的工人高出一倍多，又是将两年的积蓄集中在20几天来花，因此我的探亲假就过得忙碌而愉快，充分享受着久违了的城市文明。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经常与故乡的朋友们在茶馆聚会，乐而不疲地找馆子去品尝阔别多年的家乡菜肴，天天晚上不是听戏便是看电影。那个时代的工人头上还有着“领导阶级”的灿烂光环，不似当今已被视为弱势群体。加上人人都知道与我相聚的时间不长，很快又会分离，便都对我待之以热情和温暖。在假期的最后几天，蛮子和他姐姐还为我介绍了一位女朋友，按当时谈对象的公式，我仅与那位清秀温顺的女孩逛过两次公园，看过一场电影。虽然我只在电影院的昏暗中拉过一次她由于劳动而并不柔软的小手，却又被她飞快地挣脱了。但这短暂的经历却让我第一次尝到了近距离与异性接触的滋味，心里常常莫名其妙的砰砰乱跳。
既然在城里不但已经能吃饱，还比工地上吃得更好，又可以听戏看电影，与亲友相聚谈心，能借阅和买到自己想看的书籍，还能与可爱的姑娘接触……那大山深处曾经使我“一饱万事足”的天堂便从心中彻底倒塌了。
人在快乐时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探亲假结束后，钱也花光了。我只能走近路，由重庆经赶水，坐上长途汽车，在雨雪交加之中凄凄惶惶地颠到遵义而至贵阳，返回了黔西北的大山之中。
自从出过一次山，我的思想就不能再保持过去那般因满足而形成的平静，我开始尝到了失眠的滋味。
傍晚下工之后，我常常一个人跑到远离工棚的山头，独自坐在冰凉的山石上，极目远眺，望不尽的是海浪一样连绵起伏荒无人烟的群山。我知道，冷寂的大山外面是五彩缤纷的城市。我痴迷而生动地想象着，此时此刻，城市里的同龄人们在干些什么？我如果生活在那一方天幕下，我又在干着什么？……但现实中的我却只有在两年后才又能出去，急匆匆地去过完那20多天文明生活，又将回到某一座大山深处，过着钟摆一样单调的日子。我将会象队里那些熟悉的的老工人一样，在麻木中慢慢衰老。
此时，“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的“四清”运动已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掀起了高潮。后来反思，这场没搞彻底的政治运动好似“文革”的预演，初衷好象是要修理那些已经开始腐败了的干部，却被一些手握实权的人悄悄“转移了大方向”，将矛头指向了广大群众。全国到处都是“工作组”，各个角落都办起了“学习班”，人人都要“洗澡、下楼”。
我们这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也并非世外桃园。
一个已经提干的同乡悄悄给我通风报信：“上面已划了线，你属于清查思想的对象，马上要派人收集你借讲故事之名，宣扬封、资、修毒素的材料。”
我一听，坏了。在我们这缺乏文娱生活的环境里，讲故事是一个人人都喜欢参与的活动。我由于过去爱读小说，肚子里装的故事就多些，因此也获得了许多工友的尊重。别说晚上经常有人缠着我，一边敬烟一边央求“吹一个，吹一个”。如果星期天我想到几十里外的什么寨子闲逛，而没人陪着一道去，这时只要我大声宣布，往返路上，我要讲一部什么什么你们从未听过的武侠小说，马上就会有几个正在洗衣服或睡懒觉的家伙跳起来踊跃陪同。
说我宣扬了封、资、修，只要一收集，肯定罪证确凿。但在运动开始之前，听的人讲的人都不知道这是犯错误呵！
当年在学校被批斗的往事马上便鲜活地浮现在眼前。我不愿再经历那样的日子。
我无法去证实那位老乡给我通报的消息是真是假。经过了几个昼夜的思考，我想到了古人的教导：“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我给在柑子园同院子长大的好友刘培润写了封信，请他发了个“父病危，速归。”的电报来。收到这电报的当天，我就去队部请了15天事假。
1965年8月，我揣着一张事假条子离开了铁路工地。
返家后，我还异想天开的给单位寄去了辞职报告。铁路上的组织不但未批，反而通知街道上的组织，要我回去接收超假的处分。当年根本没有“双向选择”一说，街道上的干部教育我：人人都是社会主义的镙丝钉，组织上将你扭在哪儿，你就得一辈子铆在那里。
我当然不会去自投罗网。由于我跑得快，对我“清思想”的罪证还没来得及收集，仅这请假不归的错误又还不足以派专人来押送回去，组织上就扣住了我的户籍和粮食关系，并通过街道上的组织，催促我回去。街道上就不安排我工作，即使我自已千辛万苦地找到一份临时工干，也有居民委员去通知用人单位，将我清退。
我在家乡当了大半年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的“黑人”，冲破了居民委员们设置的重重障碍，千方百计自寻劳动机会。我仗着体力强，又在铁路上受过正规的爆破训练，就去远郊的那些建筑工地上抬石头、当炮工，挣得钱来买高价粮吃。好在“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已经过去，日子虽然艰难，只要肯劳动，却也能吃得饱肚子。
直到第二年的4月，隧道工程处才将我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寄了回来。还付有一份“因长期超假不归，予以除名”的通知。
这回是真被开除了。
1966年5月，我又成为了四川省万县市的合法公民。
此时，文化大革命的乌云已在天际聚集得越来越浓。但除了那“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个人外，7亿国民无人能觉察到华夏大地上即将发生些什么。
（未完待续）
（《所谓草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