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音梁炎武
林彪死后，出版界略有松动，我在郎溪县城的新华书店买到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前四册，这套书还是1965年印刷出厂的，一直到1972年的春天，才准许在书店里出售。过去新华书店只有马列毛的著作，从来没有见过一本历史书。这天，我刚领到四元工资，刚够买这套书，剩下的钱买了两只馒头充饥。
这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我以后一连九年几乎每天必看的书，里面的内容我基本上可以背出来了。
我走出新华书店，在路上碰到了梁炎武，我们原来在杨村是一个小组，后来他调到陶城分场碾米厂劳改。他见我捧着《中国通史简编》，也去买了这套书。
我问他：“你对自然科学感兴趣？还是对社会科学感兴趣？”
他手里翻着书，沉吟了一下说：“我对社会科学感兴趣。社会问题不解决，自然科学也就不会用来造福人民。”他自称是一个有历史癖好的人。他原是北大原子物理系的助教，广东人，身高一米八十以上，所谓“有力如虎”者也。他的祖父与黄遵宪是好朋友。
1957年，他与北大的谭天荣一起被打成右派，20世纪60年代初，他又与北大的林昭等人一同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判了七年刑，坎坷的命运激起他对社会科学浓厚的兴趣。
1967年春，我在杨村与他同小组，后来他调到陶城分场，我很敬重他的人格和学问，为了交流读书心得，我常去他那里求教。
我去看他，他从冒着白色烟雾的厂门出来，头戴一顶蓝色的工作帽，脖子围着一条毛巾，满脸白色的粉，连戴着的眼镜上也蒙着厚厚的一层，眉毛上也像挂上了霜。他看见我很高兴，说：“你等一下，我干完就来。”
他喘着气对我说：“孔祥骅，你看看我这个搞原子物理的，现在成天在背包，这些简单劳动本来是一个文盲就可以做的。”
他陪我到他房间去，我看见他床头有许多书，有日本板昌田谈自然辩证法的书、有佛教禅宗的书和一些哲学著作。
1972年春夏之交，我去陶城分场看梁炎武，每当我对形势感到困惑时，就去找他，彼此交流对目前形势和中国今后政治走向的一些看法。
他还在公路旁的一个碾米厂劳动，我带着借来的两册《资治通鉴》残本，转借给他看。
为了避免造反派的冲击，他刑满后一直不敢回北京探亲，等了五年才算等到回家的一天。
他在给我的信中说：
祥骅先生：
阁下惠赠的茶叶收到了。此次我回北京，见到了分别已有十三年的妻子和孩子，使我久已麻木的感情又重新苏醒了过来，只是别时容易见时难，转眼又是妻离子别，悻悻然只觉得心碎而已！
人生在世，有的事情是可以改变的，有的事情是不能改变的，一个人应该也可以避免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烦恼，但做人要有自己的原则。
你借给我的《资治通鉴》，我看了觉得很好，我希望能再将唐末、汉末、宋末的那几本也借我一读，宋末的历史记载在《续资治通鉴》里，不知你能借到否？我看后一定如期奉还。
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简编》，编写得非常好，很有司马光的风格，翦伯赞和范文澜齐名，但翦伯赞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于此可见范文澜先生读书比翦伯赞先生更通达一些，这一点我们是要学习的。
汉末，天下大乱，群雄纷争，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至于那种“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精神境界，我看也只有他才能当之无愧！
然而此可与智者道而难与俗人言也！
梁炎武在这封信里提醒我读书要读通，宁静方能致远，只有读通了书才能避免一些麻烦的事，才可以明哲保身，在夹缝中求得生存。
从那以后，我就更仔细地琢磨《资治通鉴》。
我在农场的朋友是不多的，也不可能多。在那样严峻的形势下，只能是“以心会友”！曹植有诗曰：“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需多？” 这年的秋天，我又去陶城碾米厂看他。我们在一起时，才谈得深一些。尽管我们处境险恶，但我们以读书人自许，有书相伴，自有一份超然。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1977年春，我又去看望他一次，从那时起，我们的心情开朗了，所谓“孟春三月，东风解冻”，中国的大地渐渐出现生机。不久，从陶城分场传来他平反回北大的消息。此后，我一直没与他联系。
知青忘年交
20世纪70年代，皖南山区有许多知识青年在此插队落户。
我们劳改的大田与知青劳动的田相连接，知识青年在地里采茶、锄草时，会好奇地走来闲聊。看到我休息时独自一人背靠大树读书，就向其他人打听：“这人是谁？怎么老是看书？”
农场里的人说：“大学生，臭老九，孔老二，书呆子，一天到晚捧着一本书，读了书有什么用？”
但他们却主动跑到我这里来，与我聊天。
其中的三位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小冯、小齐、小蛮，他们当时在农村当民办教师。
一天我路过他们的住处，杨小齐见到我，就与我握手，叫我进去。
我一看，屋里木板的书架上有许许多多的书，这些书是我多年来想看而没看到的，有茅盾的书、巴金的书、雨果的书、诗歌，残本的《资治通鉴》、残本的《史记》《汉书》……
我大吃一惊，很兴奋，马上走到书架前开始翻阅，嘴里说着：“好书，好书。”
我与他并不熟，但这些书实在吸引我。
我说：“这些书你能不能借我看看？”
小齐不解地追问：“你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看书？是什么动力促使你还看书？”
他诚恳地给我让坐，满眼的好奇，他真的很想听听我的故事，我只好简单地把我的情况讲给他听。
我问他哪里来的这么多书，他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都是红卫兵，抄家还收来许多书。两派武斗时，芜湖地委图书馆的书被拿出来修成工事，像碉堡一样，后来武斗厉害时要烧书，我们看看可惜，就拿了一部分书到家里，过了两年，毛主席的上山下乡指示发表了，我们到农村来时就把这些书带下来了，当时要多少书有多少书，书扔在外面没人要。”
小齐很喜欢看书。他还看了很多古书，《诗》《书》《易》《礼》《春秋》他都通读过，他说看这些书不难，每天看一部分，一年到两年就能看完，我仔细地听他谈话，感到他很有思想。
月夜敲门为借书
几位知青对我很友好。我经常向他们借书，但都是偷偷摸摸地去那里，因为我是戴帽的专政对象。
农场规定，谁与知青接触，就是破坏上山下乡，可是他们老来看我，我跟他们讲：“我是戴帽子的，不能与你们接触。”但他们不顾忌这些，并对我说：“要看什么书，你就来借好了。”
劳改农场管得紧，场员不可随便离开六队，白天在地里劳动，不可以去周围农村，我要向知青借书，就只得在深夜里偷跑出去。我本是一胆小谨慎之人。但为了借书，却冒天下之大不韪！
深夜十一二点，我躺在床上，听到周围鼾声四起后，就轻轻地从床上爬起，钻出蚊帐，把蚊帐关好，取出一双鞋子穿好下地，平时穿的鞋仍在床下，我装着去小便，偷偷地走出门外，经过四下打量，发现屋子里外没什么动静。
这是个有月亮的夜晚，我出了门就往西边急跑，一口气奔进松树林子里，我听见狗在我的背后叫，以为有人发现，劳改农场每个队都有守夜人，专门看夜里是否有人逃跑。我加快脚步在坟山堆里奔跑，突然我被绊倒在地，顺势我就在地上趴下，观察东边是否有人追来，见无人追，我又翻身爬起赶路。
我急急忙忙穿过坟山堆，又过了独木桥，到了蛇颈塘生产队。
到小齐住处我轻轻敲门。进门后与小齐对坐窗下，在黑暗中攀谈起来。窗纸在抖动，发出沙沙的响声，我突然站起，警觉地察看，担心有人跟踪而来。小齐听了听窗外的声音对我说：“不要紧，是风吹的。”
我的心慢慢定下来。小齐点起煤油灯，把我引到他的书架前，我向他借《资治通鉴》《三国演义》《牛虻》及唐宋诗词，他很慷慨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还专门用报纸包好，交到我手上。
我对他说：“我是不能直接到你这儿来的，过些日子等我把书看完，我会向队部打报告去郎溪买衣物，路过你们这里时，我一定把书还给你们。”
小齐说：“别给你们的队长看到，他们会没收这些书的。”
我说：“请你绝对放心，他们就是拿刀架到我的头上，我也决不交出书来！”
于是我匆匆告别，按原来的路线赶回队里，再摸黑钻进蚊帐。
从此，我经常去知识青年家借书。一天下午收工后，其他人都在休息，我借来的书已经看完了，为了遵守我的诺言，我必须马上去还书。
我的心里着急，不知怎么的，突然胆大起来，借口有一样东西掉在田里，要找它回来，我向小组长请了假。哪知组里的王长发，怀疑我是借找东西去知青处借书，他报告队长说：“孔祥骅跑出去了，他报告东西掉了是假的，其实是到知识青年家去了。”
蔡队长一听说，就指示他们：“你们带绳子，把他捆回来。”
当我还了书朝六队走来时，正看到他们手上拿着绳子向我走来，我心里很害怕，他们恶狠狠地问我：“你老实交待到哪里去了？”
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说：“我去还书了。”
我迅速地跨进六队的地界，当他们用绳子捆我时，我突然大声一吼：“如果我在逃跑，你们可以捆我，但是我现在是站在六队的场地上，你们凭什么捆我？”
他们居然被我的吼声压倒，没敢再捆我。
蔡队长叫我去队部，他瞪着双猫头鹰般的黑眼向我嘶叫着：“站好，把头低下来！”
我连忙把头低下，这已是我多年来习惯性的动作，可是没等我把自己的脚站正，从蔡队长后面冲上来的张指导员，用他穿着的一双乌黑发亮的皮鞋朝我猛地一踢。
我差点被他踢倒，赶紧把双脚合并，站得笔直笔直。
“你到哪里去了？”
“我是去还书的。”
“还不老实，还要私跑农村，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还要去毒害知识青年？”
“我只是去还书的。”
“像你这种人，看书看得越多就越反动！到现在还在痴心妄想，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你是永无出头之日的！回去写检查！”
这是蔡队长最后的法宝，他每次对我训话后，就叫我写检查，所谓“检查”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蔡认为只要抓到我的不是，就叫我留下白纸黑字的检查，我的检查越多，就永世不得翻身。
我对写检查已无所谓了，反正是虱多不痒，债多不慌，死猪不怕烫，这类自我检查对我是一挥而就的，我是宁肯写检查，也不愿站在队部门口罚站……
我拖着被张指导员踢伤了的腿，一瘸一瘸地回去写检查了。
知识青年有时到农场六队队部打乒乓，几个干部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与孔祥骅来往，他是戴帽的反革命，而且没有改造好，不要借书给他。”知青们不理睬这些，仍然借书给我。
知青中有位小冯还给我念过普希金的诗《致西伯利亚的囚徒》来安慰我：
请坚持你高傲的忍耐，
在西伯利亚那深深的矿坑中，
你们辛酸的劳动不会徒然，
崇高的理想不会落空！
这是我在中学时代语文课上学过的诗，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普希金的诗，我听了很感动，我说：“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鼓励！”
小冯认为我被打成反革命是不公正的，这些过去的红卫兵，现在的插队青年，由于生活处境的变化，他们也从造反的狂热中冷静清醒过来，插队农村后，过着清苦劳累的生活，对于世间的一切，也渐渐看个明白，因此懂得了真诚地与人相处，像朋友一样待我，自从认识他们以后，多了一些知青朋友，我的生活似乎变得有了些盼望。
假批儒读经
1972年春天，我从上海探亲后又买了一些书带回农场。
自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文化大革命”的严峻斗争形势有所缓转。上海古籍书店又开放了，能买到一些线装书了。“文化大革命”毁掉了许多书，但是，上海古籍书店保存的古籍书还是较多的。因为要搞批孔批儒，有些古书就可以买到了。在福州路书店，御批的《资治通鉴辑览》二十元一套，木刻本的《资治通鉴》五十几元。我用三元，买了一套小本子的《纲鉴易知录》，共十二本，字比半粒米还小，但刻得清楚，有批有注，皆历代名家高论。
我买了《王安石全集》，只花了三元。
还买了杜预注的《春秋经传集解》，还是一部线装书。
此外，还有北大的《论语批注》（这是批林批孔的产物，针对《论语》里孔子的话，进行批判），我把这些书带到农场里仔细地琢磨。
我看《论语批注》时发现，批判者在批判《论语》时都在原话中间加字，把意思改变了，再进行批判，比如林彪曾讲：“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他们就说孔子的克己复礼，是复周礼，又说是搞复辟，这种理解是完全不对的。
首先，这句话，有两个来源，“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来源于《后汉书·李固传》的《与梁冀书》，李固为立嗣向梁冀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所谓立嗣就是指接班人问题。
“克己复礼”出自《论语·颜渊》和《左传·昭公十二年》。
由此可见，林彪所求与孔夫子不可相提并论。
事实上孔子的“克己复礼”是恢复西周政治家周公制定的礼乐文明制度，但也综合了三代礼乐文明的合理因素，注入了春秋时代“以人为本”的时代精神。
至于林彪的“克己复礼”则是为了设国家主席，抢班夺权，取毛主席的权力而代之。
我接触了“五四”以后一些学者批孔的集子，我的读书法是反面文章正面读，正面文章反面读，我发现钱穆、冯友兰 、郭沫若对孔子的评价是有价值的，他们对孔子的态度也是客观的，我觉得评价孔子不能与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孔子是孔子，林彪是林彪，时代不同，人物不同，不能把孔子与现代反动派联系起来，在这阶段，我又更仔细地研究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我认为范文澜对儒家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为此我写了首诗：
简明通史说千年，
开我心胸洗我眼。
可惜范公乘鹤去，
宋元明清谁续篇？
求教朱先生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讲过一句话，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有四件最好的东西，就是左史、韩文、杜诗、颜书。
左史，即左丘明的《左氏春秋》；韩文，即韩愈的文章；杜诗，即杜甫的诗歌；颜书，即颜真卿的书法。
所谓《左传》，乃春秋三传之一，从史学观点看，它是史中之经，要比《公羊传》和《谷梁传》强。
我就集中精力看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这部中国最早的编年史，字句非常古奥，但如果慢慢地看，还是能够看懂一些，怎样可以研究透呢？
1973 年7月初，我写了一封信寄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求教，中文系将信转给朱东润先生，想不到朱先生给了我一封信。这封信，蝇头小楷的字写得密密麻麻，从笔迹上一看，可以肯定是一位老教授写的，我拿到这封信如获至宝。
朱先生的信给我启发很大，他说：“《左传》这本书是儒家经典，它比《荀子》《孟子》，写得更好，更富有人情的抒写”。他将“人情味”的“味”字圈掉了，但还能看清这个字。可见朱先生是赞成儒家的，认为儒家要比法家具有人情味。当时批孔风起云涌，但他老人家能坚持真理。此后，我很仔细地精读《春秋左传》和《论语》，对儒家思想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我激动地给朱先生回了一封信：“我多少年来在农村读书（我不敢写在劳改农场），苦于无师指导，在自学的道路上走了许多弯路，您的来信使我在黑暗中找到了明灯，指引我读书的道路。”
我又向他求教如何读《二十四史》？此书是否买得到？研究先秦诸子应该从哪里入手？
不久朱先生寄来了第二封信，他在信中对我说：“我对中国文学略知一二，至于诸子则知之更少，据我所知，在这方面有研究的有武汉大学的谭戒甫、山东大学的高亨、南京大学的罗根泽，《二十四史》正在校点，估计不久就可以出齐。”
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是专门注释《春秋左氏传》的，我读这部书，一共用了三年时间，从1973年一直读到1976年。
我如饥似渴地读书求学。当我收到朱先生指点我如何读书的来信时，我是欣喜若狂的。
我在知青处找到了一本朱东润撰著的《左传》注本，我仔细地读了这本书，从1973年到1976年的三年中，我用功仔细琢磨着《左传》，我以为《左传》是“经中之史”，也是“史中之经”，我将《左传》里的典型史例与《二十四史》中与其或类似，或相近的史例进行比较，写了五六本读史笔记，这些读史笔记，我带到上海后，被母亲烧掉了。
我研究了《论语》，从批注中反推《论语》的原义，在批林批孔中，我的古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此外，我还买了《二十四史文抄》，劳动休息时我就掏出来看。
（待续）
来源：《老爸青春无歌》，宁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