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夏天开始，我刚刚从圣希理达高中毕业。我正在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我的二哥刘德诚带来了他在北平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向景云，来到我们在武昌的家里。他是想对我父亲有所求。所以从北平跑来武汉。他是来请求我的父亲把国民政府没收了他父亲的全部财产，归还给他。他的父亲是军阀肖耀南的财务处长，这个军阀曾统治过湖北省，武昌是湖北省的省会，我们家又曾经在武昌住了许多年，他的父亲，在北伐以后，逃亡北平，在北平过着一种寓公的生活。直到他几个月前去世，留下一大家子人。一个妻子，六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媳妇和她的三个女儿。没有经济来源。他的儿女都在北平不同的大学里读书，她的妻子，长期卧病在床，他的媳妇虽然担负着全家的家务，但是全在婆母的管制之下，完全没有发言权。那些孙辈们，有些上学，也有些就在家里。
我父亲当时是国民军第十军少将军法处处长。利用他的关系，要求法院重审向家的案子，并且将向家被没收了的全部财产归还给他们。所以，一夜之间，他们（向家）是从一文不名，突然变得富有起来。在他们家的案子得到好的结果之前，他（向景云）把他的时间都用来看小说，我们全家幼小的弟妹们——我的弟弟、妹妹和一个表妹——每天缠着他，要他讲故事，我有时也参加他们一起听他讲。即使是今天——六十九年以后，我仍然记得他讲的头一个故事：“在帮底海船上的叛变”。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认为他是最会讲故事的人，是最受欢迎的客人。
根据我国的老传统，哥哥的朋友应该被称为哥哥或弟弟，从此以后，我们大家都叫他“向二哥”，而并不去理解他叫什么名字。这位“向二哥”讲得一口地道的京腔。有一天他告诉我们，他也会讲湖北话，因为他的父亲曾跟随部队驻扎在武昌的某一条街道上，紧靠我们家附近。他还曾在武汉某一个有名的模范小学读过书，我立刻站起来说：“我是那个学校新制的第一班学生”。他回答说：他是那个学校旧制的最后一班的学生。这样算起来，我们就在同一个学校同学过一年。这即刻在我的记忆搜索中出现了一个尖下巴的，一双恶作剧的眼睛的坏孩子的形象。我问他：“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坏孩子……”，一点也没有想到，这个坏孩子，就是我们家现在的客人。现在，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圆脸的大孩子。我想当然现在的这个人与当时那个坏孩子毫无关系。我就告诉他，那个坏小子叫向景云，每次当我经过他的时候，他都要喊我一个坏绰号。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刚好是他管入场券，而我又刚好用完了我的全部入场券，我就向他再讨几张入场券，他要我喊他一声：“哥哥”，作为交换条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用一种很不友好的眼光，瞟了我一眼。我心想，谁愿意喊你这个讨厌的家伙做哥哥。从此以后，他每见到我一次就喊我一次他想得出的坏的名字，什么“刘德伟油炸鬼”。我就越来越恨他。当我说完这些话以后，他问我：还有一些什么坏事，你要讲出来的。我说：六年过去了，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给我留下坏印象。我问他：“你还记得他吗？”他很安然地回答说：“当然喽，他就是我。”我顿时感到非常难为情。我说：“不可能！你完全不像他。”他说：“我变了，我增加了体重。我很遗憾，我当时是那么的坏。我要你肯定，我现在不是那样坏了。”这种难为情的感觉在我心头徘徊，我自己对我自己说，他刚才那种沉默，毫无表情的面孔，已经够坏的了。更坏的是，他以后还成了我的丈夫。
1931年日本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的二哥和景云回到北平上学去了。很快。报纸上登出了我已被燕京大学录取。燕京大学是1919年被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儿子：司徒雷登博士所创办的。他生于苏州，他常常很骄傲地向别人介绍他自己说：“我土生土长在苏州，我是苏州人。”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燕京大学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父亲将他最好的衣服送去典当，为我筹措学费。我就很快地跑到汉口去找我原来的那位英国老师，（我们彼此曾因政见不同而大吵过），请求他的帮助。他说：“我实在不愿意你进燕大，那里是男女同校，很快地就会有很多男孩子追求你。我可以借给你这笔学费，但是你要允许我，你不和任何男生谈恋爱。”我说：“我不会谈恋爱的。你知道，我是要做一个职业妇女。但是，我不愿意在借钱这件事情上，有这样的附加条件。假如你非要有这个条件，我宁肯不借。我恋爱与否，任何人管不着。”我站起来就要离开他的办公室，他也站起来说：“我可以无条件地借给你这笔钱，而且以后每个学期我都将主动地将钱送到你的手上。”他边说边坐下来，写了一张支票，递到我的手上。我匆忙地回到家里，制止了我的父亲去典当他的衣物。第二个学期开学之前，另一张支票就收到了。但是他的这种慷慨和不断地书信与送礼物给我，使我闻到一种腥味。
他的年龄和我的父亲差不多，他的妻子是一位很仁慈的老太太，他的女儿非常喜欢我。他的经常的信件，使我感觉是在犯罪。我不愿意与任何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我越来越着急。
燕大很注重学生品德方面的教育，校长司徒列登他认为学生正在青春期，精神上的问题特别多，他每学期都要请德高望重懂得青年心理的人来演讲，讲如何做一个正当愉快的人。大学一年级完了。那个夏天，司徒雷登从印度请来了一位美国传教士：司达列。俊士（Staney Jones）博士。他对我们学生，作了非常好的演讲。他教育我们如何去培育一个健康的生活。而且在他每一次演说之后，欢迎我们单独的去与他讨论自己的私人的困难和问题。因此，我与他约定了时间，我向他陈述了我与那位英国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他领着我与他一起祷告，并且选择了圣经上的几段文字，叫我念出来，并且叫我自己思考，让我自己能够得到一个结论。我立刻决定，马上停止与这位英国老师之间的借贷关系。我回到汉口以后，马上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的教母：玛格瑞特。康福布朗太太。她的丈夫，我的教父，福得。布朗（Fred Brown）建议我去找圣公会圣保罗座堂去申请：贫寒大学生贷款。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帮助大学生读书的制度；第二天我就去找了孟主教（Bishop Gilman）。他完全同意了我的借贷，不仅为我支付了学费，而且还包括生活、书籍等所有的费用。我感谢上帝对我如此宽厚与恩惠。
燕京大学的建筑，是中国宫殿式建筑，外面是拱檐和壁画。里面是西方现代舒适的设备。因此，一般的市民批评它是贵族学校，是为资本家的子女们服务的。中国当时是处在官僚的腐败、人民的穷困和愚昧，外来的侵略之中。人民认为中国的青年应该学习吃苦耐劳，将来才有强国富民的本事。认为他们不应生长在暖室花房之中。
我有一天在校园里偶然地碰上校长司徒雷登（Leighton Stewart），我与他谈起民间对我校建筑的一般舆论。他也说他在建筑校舍时，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但是最后，为教育中国的青年，去懂得欣赏自己的文化，为自己的文化而骄傲。这个思想战胜了他。他认为爱国的心与人格的培养是应该经过艰苦的锻炼，不可忽略的。但是这些可以从讲学和我们对人生和对生活对工作的态度去体验出来。他又说，通过教育来维系和提高文化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建筑一个学校来完成这种教育，也是一个长期的目标。而国家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为了表现这种思想，他在行政大楼前建筑了两个有装饰性的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华表。行政大楼包括大礼堂和所有的办公室，又在未名湖畔建筑了宝塔式自来水塔。让它美丽的倒影反映在水中。女生宿舍是按照中国四合院修的；男生宿舍是建立在沿湖垂柳依依之中的。所有的年轻人，冬天可以在湖上溜冰。我们需要科学的知识与美丽接合的环境来发展我们的精神生活。燕京古式的建筑令我们学生深深的领会到我国几千年文化的伟大，更热爱我们的祖国，更崇拜她。
我们的校长司徒雷登对我说他出生在苏州，觉得自己是苏州人而感到骄傲，虽然他的国籍是美国，他们的感情是与中国的国运共喜乐也共悲愤的，人对真理的追求是没有国的界限的。
其实司徒雷登并没有校长的头衔，他的头衔是教务长。他认为，燕京大学是中国的大学，应该由中国人任校长，所以他请了一位著名教授黄子通任校长。而实际管事的，是司徒雷登这位教务长，燕大的学生也都叫司徒雷登是校长。
燕大的校风十分注重学生品德的培养，尤其是注重培养我们爱国的热诚。记得日本9.18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又垂涎着华北。中央政府没有动静，人民中出了个马占山领着他自己组成的游击队，单枪匹马，出兵抵抗。燕大女生组织起来为马占山的队伍编织草鞋、做棉袜，男生做腌菜，挑起担子带着草鞋棉袜咸菜步行去前方，慰劳战士。出发时校长司徒雷登站在行政大楼前面，致送行训词，鼓励他们这种爱国的勇敢行为。
1936年1.29运动，清华燕京学生进城游行，要求政府抗日，燕大的教授们驾着自己的汽车，左右夹着游行队伍，在北京的大街上保护和支持着学生。
一夜，当宋哲元的兵闯入清华逮捕进步学生时，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立即决定晚上不许开大门，当宋哲元的兵敲门时，校长亲自从门内告诉他们“不能开门！”并且在深夜和进步学生一同将重要文件用不透水的包装起来，埋到地下，万一这些兵硬闯入学校，使他们抓不着证据。这是参加埋藏工作的区棠亮告诉我的，她当时就是共产党员，与我是同宿舍的舍友。
人人都说康乃尔大学是美国最美丽的大学，1938年我访问过那里。它哪里能与燕京相比。燕京除了校园美以外，人与人的关系——学校职员与学生之间和工友之间——都是突出的。人人都说，燕京是一家人。这是实在的。燕京给年轻人以所有的机会，向各方面充分发展他们的才能。有美国各州包括火奴鲁鲁（夏威夷）的青年都来燕大留学。无论一个人的家庭有多远，每逢佳节是不会思亲的。因为总有一位老师，邀请他去参加这位老师的家庭宴会。
被请到教师家吃饭，你不但得着感情的温暖，还无形中得着一些做人的道理。例如有一个暑假期间我没有乘火车回武汉过暑假的路费，我每天在图书馆写书卡，二角五一张，赚度过暑假的生活费，学校的教务长梅贻宝老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弟弟接我上他家吃午饭，还请了一位男同学，梅夫人倪逢吉也是燕大的教授也待我们学生非常热情，他们饭后款待我们拿出他们在美国恋爱时的像册给我们看，我们也谈到美国离婚率之高，梅老师就说自由恋爱就给男女青年结婚前有机会共同相交，彼此认识为人的态度，了解个性，这样才会给婚姻有机会建立在志趣相投，互相对品德的尊敬上，对人生的价值观有共同的认识而不是建筑在美貌，金钱，家庭的社会地位等等上，才能婚姻永久，才能幸福。他的这些话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有一次我也被冰心请去过圣诞节，她家是三代同堂，她也讲的代沟问题，在思想上上下两代不能调和而使一家人相处难以愉快，她说中国人的“忍”字很重要。她说父母总是爱儿女的，但是思想却不能够相合，因为各自是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中成长的。所以年轻一代要深深地体会父母是爱他们的，无论思想是如何的不一样，相处之间一定要学着“忍”，不能一不高兴就怒形于色，要忍一下想一下，多为对方想一想再说话，就可以给家庭带来和睦温馨。忍字很重要，这句话也在我脑子里留下深深的印象，我体会到上老师家玩、吃饭都能受到教育。还有一次在英文系主任斯毕耳女士（Spill）家过圣诞联欢会，每个客人发了一张交谊舞的舞伴的预约条子，每张上有60次跳舞的机会，我的60次一下子都填写满了舞伴的名字，我说我没有休息了，系主任是位四十多岁的单身女士，站在一边玩笑似的拍着手说“交朋友结舞伴要多多的，谈恋爱只一个”，我认为这个也是很好的教育。
那天晚上我一直跳到四点才回宿舍，最后那个舞伴是一个美国留学生，读研究生硕士学位。燕大的男生都很懂得交女朋友的一些礼节，他们在旅游和相会中总是很照顾女生，帮我们拿重的东西，最后总是负责送女生平安回到宿舍才分手。那个美国研究生问我在几年级？我说我仅仅是一个二年级学生，他马上就批评我说“仅仅”那两个字表明你比我低许多，你错了，以你的年龄你应该是读二年级，我的年龄我应该读研究生了。仅仅二字说明你认为我高你一等，你和我在一起玩就感到一点束缚，这是错误的。我觉得他对人观察得很仔细，我笑了，说你真是一个研究生。我在燕大的男朋友比女朋友多，其中一个男朋友姓吴是研究中国古文学的，他对我妈妈说德伟看起来很有女性的美，可是跟她交上朋友以后就感到她比男性更男性。
基督教的团契——在团契里都有男女生和工友们平等地参加，这就是学校教育我们，要平等看待体力劳动者。
所有教员的宿舍都是围绕在学校四周：南边有“燕南园”，东边有“东大地”，都是很西化的建筑；西边有“魏秀园”，北边有“朗润园”，则是中国传统的古代建筑，自然的园林风格。
校园内有两个亭子在山头上。一个是雕梁画栋，其中悬挂着一口巨大的铜钟。它二十四小时每隔一刻钟都敲击一次，每小时则按照它的实际时数敲击。燕大的生活，就被这个钟声引导着。另外一个亭子的建筑风格与这个亭子相反。它的顶是茅草做的，它的四根柱子和四周之间的木头条凳，都是原始天然的。围着这个亭子的石阶，也是用很毛糙的毛石建的。我与景云时常坐在石阶上看天上的星星，站在亭子里就能看到校园美丽的风景：南边是湖光塔影，北边是垂柳依依，西边有一石船，在月圆的晚上，人们在石船边徘徊。冬季，湖面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溜冰场所。很可惜，燕大没有游泳池，我们只好到清华去借用他们的游泳池。当我们在他们校园游泳时，也依然大喊大叫，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客人。这是我们燕大的传统：快乐、自由而放纵。而清华的人都是很稳重的，在校园的东门与西门各有一个饭店。东门靠近清华，她有一个饭店叫“长三”，它的菜谱是根据爱好它的学生们的名字取的，例如，“张国荣鸡”，“刘云志排骨”等等。所以我们觉得它更亲切。西门那边是一个茅草盖的夫妻老婆店，他是地道的北方口味，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没有店名，学生就给它取了一个“普罗饭店”的名字。当时燕大是共产主义学生的大本营，他们爱这个茅草蓬饭店如同自己家里的厨房。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饭店，我们学生对它都一样亲热。我们毕业很久以后，我们的工作，工资收入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无论在其他任何地方，进过什么饭店，我们对这两个饭店依然时间地思念和怀念它们。
（待续）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