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天，我被选为中国全国基督徒联合会的代表，出席在美国纽约州波基斯镇召开的世界第二届青年代表大会。当时我并不想接受这个工作，因为我认为我已还清了欠圣公会的四年助学贷款，现在，可以去干我最想干的工作，到河北省定县，参加晏阳初的农村社会工作，开始我终生的事业——收集改编农村歌谣，以改变农民的落后思想。我告诉基督徒联合会：王应安才是他们应该选作代表的人。她是充满了创造力和爱国热情的。我所做的救亡工作都是由她领导的。那个联合会的主席就告诉我说：他们曾经考虑过她，也很欣赏她的才干，只是这次选的代表还同时要有英文口语的宣传工作能力，因此才选了你。我的教父弗瑞德。布朗知道我不想去做这个代表，就对我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都要服从抗日第一。政府的号召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现在是基督徒联合会的会员，圣公会已经同意支付你去美国来回的路费，以及在美期间的三个月的生活费。你在美国旅行宣传的一切费用自然由邀请你的团体，为你支付。现在你的责任就是要尽快地收集你用作宣传的资料。有个人名叫乔治陈，他是陈友仁（孙中山时代的第一任外交部部长）的儿子。乔治陈的皮肤是黑色的。因为他的母亲是美藉非洲人。他很有学问，明天下午，你们这些代表将要开会，你将会认识他的，他会把你所需的宣传资料交给你。至于你出国的一切手续，我会帮助你去完成的。”我说：“我没有承担这个使命的能力，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英文演讲的经验。”他就反问我：“你们中国那些在战场上作战的士兵，他们是否都有作战的经验？”我说没有。他又说：“现在国难当头，每一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能力报效国家。你读了十年英语，你应该有自信心，去担负这件工作，成功的干出成绩来。”我心里从来就恨这些外国传教士，恨这些跟着枪炮来的帝国主义分子。但在当时听他说了这些话，我几乎忘记了他是一个英国人，我觉得，他完全是一个中国人，更是一个基督徒和国际公民。
布朗先生是一位很有幽默感的人，他平时经常做鬼脸和一些淘气的动作来逗人。有一次在宴会桌上拿起一把调羹作镜子，用叉子梳他的头发，假装成一个姑娘，忸怩作态来取悦所有的人，他太滑稽了，惹得我们肚子都笑疼了。但是他这一次与我谈话是十分严肃而且真挚的。他握住我的手说：“在大会中看起来即使没有你宣传的机会，你也必须创造一个机会。全世界所有的为世界和平和民主而战斗的顶尖人物，都将在这个大会里。你对他们的宣传，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公理已经在听众的心里，你只要告诉全世界：禁运军火给日本，抵制日货，就可以点燃他们的斗志。”
我们派出国的代表一共十六个人，其中只有两个女性：杨惠敏和我。杨惠敏代表中国男女童子军。她是一个出名的女英雄，在上海战役中曾经偷过日军前方阵线，送一面国旗给被包围在四行仓库中的八百国军壮士。这八百壮士为保卫国家的仓库不撤退不投降。这面国旗第二天一早就飘扬在上海的天空，向上海的居民宣告，虽然上海大部分的土地已经沦陷，但是还有我们英勇的战士在保卫着上海北头的四大银行（中、中、交、农）的仓库。所有在上海的人，看到了这面国旗从四行仓库上升起时，都拍手欢呼。
所有的代表都是人民团体选出的，因为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的章程说明：不要政府的代表。彭乐善代表中国基督徒男女青年会，黄保罗代表中国新闻记者联合会；尹保宇博士代表反法西斯同盟；还有一个人，忘了他的名字，他代表一个有名的杂志。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不复记忆所有人的名字了。我们第一次的聚会，顺利地完成了，选举产生了我们代表团的主席。
会议结束后，有一位美藉非洲人向我走来，我知道他就是陈乔治。他的皮肤虽然黑，但是五官清秀，很英俊，是一个中国人的样子。他就从他的皮夹子中取出一包资料，他说：“刘小姐，你一定知道它们是什么？它们多半是一些短小，有趣的能启发人心的爱国故事，它们可以丰富你的演讲内容。它们可以说明我们的抗战目的，战术、战略，人民的困苦和战斗。我们坚忍的精神，最后的胜利必然是我们的。你好好地阅读它们，把它们放在你讲稿里，明天我还要带一些给你。”
他有事，匆忙地离开了我们，我没有时间问清他是属于哪一边？国？共？因为当时是国共第二次大合作。
第二天下午，他又来了。带给了我更多的资料。他说：“我们是如何用持久战来对付日本速决战。我们如何用游击战来消灭日本的阵地战。我们是如何用大块的土地来包围日本的占领区。我们用农村包围沿着交通线日本所占领的城市。他们军队很强，我们的人民更强大，我们全民皆兵，我们全兵皆农。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可以生存下去，我们必打败日本。”
为出国做准备，我去医生那里检查身体，当时我教父最担心我的是是否有沙眼。所以当我检查完以后，我就问医生，我是否有沙眼？他笑眯眯的说“你完全可以做我们美国的客人。”我带着这个消息快步地去找我的教父，当我走到圣保罗坐堂的时候，我看见他跪在那里的背影，他正在那里为我祈祷。我走到他的身边，他抬起头来，盯着我，似乎要在我的脸上找出一件他急需要的东西。我笑了，他也笑了。他心上的那块石头也掉下来了。我们一同回到他的家里，他欢欢喜喜地拿出一叠他写给我的信，他说：“这是准备给你在意大利船‘康狄孚尔狄’海船上应该读的信，每天只能读一封。你的航程是三个礼拜，就可以到达地中海上的威尼斯。所以这些信一共二十一封。”这些信都是宗教、启发性同时很有趣味的信件。
我离开武昌准备出国前，收到爸爸从前线来信，他说：“我没有一般人说的那样的家产，我只有五个活宝，那就是你们五个孩子。大儿子刘德健在前方做军医，二儿子刘德诚在云南为美国志愿空军修筑邬家坝飞机场。大女儿刘德伟，即将去美国做抗日宣传，小女儿刘德傅，正跟随湘雅医学院徒步西迁贵阳，小儿子刘笃随南开大学迁往云南昆明。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些心爱的古董古画，现在存在武昌大宅的楼上。望你设法为我将它们转移保存。”我临动身前，去求助于一位英国公司的经理，他是我家的世交。他应许将这些古玩古画保存在他们公司的仓库里。我考虑：当时英国与日本的关系还是友好的。即使日本占领武汉，也会对英商财产要“客气”一点。我就与老家人李桂林，将这些古玩古画包装好后，送往英商的仓库。当时哪里会想到，三年以后，日本会占领香港，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香港完了，英日的关系也完了，我们家那点“古玩”也完了。
在我们去美之前，我们代表团前往拜谒了陈立夫（当时的立法院院长），他对我们说：他还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他同他的一个同事发生了纠纷，当时他是在华盛顿大学读书，在一个国家公园喂养猛兽。他的那位同事是一个美国人，又高又大，但是陈立夫却又矮又小，那个美国佬经常欺侮他。他有一次终究忍无可忍，打了起来，围观的人，都同情陈立夫，为他鼓掌，并且对那位美国佬大喊：“你是以强欺弱，不感到羞耻吗？你要喜欢打架，就应该去找一个与你身材一样高大的。你现在即或是赢了，也不过是一个胆小鬼。”
他这个故事是在说明，我们的抗战是站在公理的一边。
第二位我们拜谒了的是蒋委员长。他穿一件白色夏布长衫，青布鞋，温文尔雅。看来十分慈祥，他很有礼貌地与我们每一个人握手。一点也不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一开口就骂：“娘西皮！”最后，我们都坐下了，他刚刚坐在我的身边。他用奉化的口音问我一个问题，我一点也听不懂，他重复了三次，我还是不懂。我与他双方都十分尴尬。正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他的听差报告他有电话，谢天谢地，我总算解放了。同时我们代表团的主席也就宣布，我们应该告退了。
第三位我们拜谒的是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她的客厅，非常朴素，饭厅就在客厅的一头，因为客厅里已经有客人，我们16个人就围着餐桌坐了下来，她的高挑的身材显得十分端庄，她的相貌慈祥而聪慧，非常精明能干。她穿一件灰白色的旗袍，没有戴任何首饰。她似乎是从百忙中抽空来会见我们的。她的说话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说：“你们在外国的土地上，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代表中国的。你们必须当心，最要紧的是不能吹牛，老老实实，实事实说。假若你有一次被人抓住是在说谎，你就永远完了。”这时她用了一个美而有力的手式，来加重她的语气。她给我留下了一个美而文雅的强有力的印象。
1938年的初秋，我们代表团乘火车离开武汉，绕道欧洲前往美国纽约。由于日军的轰炸。因此，只有两位朋友前来车站送行。一位是杨显东（解放后他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我们是终身的好朋友；另一位是潘家麟（解放前夕，他去了台湾），他是一位诗人。爱诗也写诗，他一见到我就不绝口地朗诵英文诗篇，无论身边有多少人，都好似旁若无人之境，跟在我身后大声地背颂他的诗。
当车抵广州，火车站刚被日本飞机炸毁，火车停在站外，旅客们只好自己背起行李，摸黑走到广州市内，去找旅馆。第二天清早，就乘船到香港。在香港，我们乘上意大利邮轮“康狄孚尔狄”号。
我一上船，就想起了，这条船就是邹韬奋当年出国时坐的那条船。他当时也是坐的二等舱，也就是我现在坐的所谓“经济舱”。这些都是他在《萍踪寄语》那本书上所记载的。当船正要离开趸船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人在趸船上大声地叫喊：“林文奎”。林文奎？这个人是郑乃涛在清华的好朋友，也是我许多年想会见而没有谋面的人。他也在这条船上吗？当船离岸时，千万条彩条飘浮空中，牵连着船上与岸上的人们的心，它表示：人别了，情还在！藕断丝连的意思。最后船越来越远，再见的声音也愈来愈暗淡了。我转过身来看见一个年青人穿着全身的白色空军制服，走进舱里去了，我想当然，他就是林文奎！
因为郑乃涛曾经与我说过，林文奎是被蒋介石选送意大利首批学习飞行的驾驶员，他是清华首批研究院的毕业生。我抬头看去，白色的云在蓝天飞驶，谁也不知它的去向。起伏不定的波澜，走向无边无际的海的前方。这里有广阔的世界和平，为什么有人要这样愚蠢，为它无权占有的东西而苦战。终有一天它会回头看，它的损失要比它占有的要多得多。历史已经再次地在这种事情上作了证，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学会这一课。
一个年轻人的笑声，就在我的舱门口把我惊醒了。就是林文奎与一位女海员在开玩笑，我们见面后，他笑着说：“我原来就知道你。乃涛对我讲了你许多遍。”我们互相握手，一同走在甲板上欣赏着滚滚无边的波涛。后来他从口袋中摸出一张船上拍的照片，“送给你”，照片中，他正站在甲板上向大海挥手欢呼。七十多年过去了，这张照片还保存在我的像册中。
一个下午，“康狄孚尔狄”正要停靠意大利一个码头之前，我在甲板上又看到了林文奎，我们都很高兴，他说许多天他都常来过这块甲板，希望能看到我，但都失望了，我心里也在偷偷地想着：“我是在另一侧的甲板上等他，也失望了！”我想我们真傻，为什么都守在错误的一边？我没敢说出这些话。我不敢鼓励他的热情。因为我正在心中与自己对他的热情挣扎。幸而在他行将下船离别前，我们两人都找错了船舷，这对我们谁都好，免得将来的麻烦，堕入不可能的情网。
船往意大利驶去，与意大利越来越近。我故意来到临岸的甲板上，当我听到他临近的脚步声时，我有意地假装睡着了。他在我的靠椅边停留了一会就离去了。我立刻站起来，凝视着他的背影在下船跳板的黑暗中消失了。我赶快追下船，步他的后尘，在深夜里追寻他的脚迹。我向左转，进入那座意大利小城的小道上。街道房屋竟然与上海的里弄非常相似：石板路，厚厚的石库门，连绵不断。全城都在沉睡中，黑暗的道路，昏沉的路灯，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我只好转回头上船去。
我们原想避免经过日本，才乘“康狄孚尔狄”远远地绕新加坡、锡兰、印度、埃塞阿比亚、经过红海，到达塞得港，经开罗，最后到达地中海，这条船最后的目的地就是威尼斯。
当我们的船还没有到新加坡之前有一名意大利代表团的团员，走来邀请我参加船上明晚举行的舞会，我把这件事，请示了我们团长，团长表示可以去，并且要我从他们身上了解他们团去过满洲国，进行过一些什么活动。这时有一位中年的华侨，他走过来对我说：“同船过渡，五百年修，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语，船明天就要到新加坡了，我们就要下船了，我可不可以与你合影，留作纪念？”，像照得很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请教过彼此的姓名。28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一定要我指出照片中与我合影的这位人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实在说不出来，这些红卫兵们就认为我与这位互不相识的人都是“国际间谍”。盘问了很长的时间。我为了避免以后还有红卫兵的盘问，我就把那个人从照片上剪掉了。今天，你们还是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到这张被剪掉一半的照片。
第二早上，我们到达了新加坡。华侨同胞们整队在岸上迎接我们。他们大呼口号：“打倒日本”、“正义是属于我们的”。“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我们被邀请上岸去开一个大会。然后乘车去城里观光。新加坡的街道，房屋都和汉口一样。尤其是中国药店的那些小抽屉和汉口的完全一样。在街上没有西方人，也没有穿当地衣服的土着人。满街都是中国人。我们的导游告诉我们。“当中国人初来时都很穷，但是我们都很勤劳刻苦，渐渐地我们都成了富商，不单单是新加坡的华人变富了，整个东南亚的华人都变富了。我们是聪明勤劳的民族，现在全世界只要有土地的地方，就有我们华人。英国人说：他们的旗帜是看不见日落的。我们中国人说：中国人在全世界的陆地上也看不见日落。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的旗子，意味着侵略与殖民，我们的人民意味着经济与文化的交流。”我听了导游的这番话以后，心里真快活。
当晚我们回到船上，但是那个意大利人并没有来邀请我去跳舞。第二天早上，我们在甲板上又见面了。他走过来向我鞠躬道歉，他说：“昨天，新加坡的中国人欢迎你们，举起右手，握紧拳头，喊着口号。据我们了解，这是共产党人的祝贺方式。我们的团，不允许我们与共产党交往的。”我看着他说：“你们如此无知，去拜会一个伪国家——满洲国的伪皇帝。又误认为举手就是共产党人的敬礼方式。你们的无知与愚蠢到了这种田地。我对你们毫无兴趣。”说完此话，我就马上走开了。
第二海港是锡南。“康狄孚尔狄”停泊在哥伦坡的岸边。那是一个安息日（星期日）的早上。我们看到许多人都朝一个方向走去，一律穿着黑色的衣服，他们是去天主教堂做礼拜。我们中国青年代表团要找一个地点吃早点。后来我们找到一家基督教男青年会的餐馆。餐桌都是沿着海岸设置的。天与海在天边混成一片，海浪拍岸。浪花吻着我的脚，就像野姑娘在吻我的脚一般。清凉的风从海上吹过来，穿过我的头发，我觉得非常舒适，我愿意一辈子都坐在那里欣赏大自然给我的享受。但是我不得不折返船上。
“康狄孚尔狄”朝向印度驶去。我们都憧憬着这个千年文化的古国。深蓝色的印度洋是非常辽阔而寂寞的。忽然间，我听见有人在喊：“岸、岸！”天边出现了一条黑线。那条黑线渐渐地变得宽了起来，我们终于抵达孟买这座印度的大城市。
我们找了一个出租车观光这个城市。司机说：他的名字叫“彼古”听起来就好像中国话说“屁股”。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争先恐后的喊他“屁股”先生。他非常快乐，以为我们都喜欢他。这个城市里英国的部分是非常漂亮的；相反，印度的那一部分却是非常穷困的：又矮、又热、又黑。印度人告诉我们说：到了晚上，铺子关了门，他们全家人就睡在那里。我们经过一个佛教的庙宇，我进去看了一眼，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大理石做的。阿弥陀佛的像，卧在那里，面目慈祥姿态安然，整个的气氛引起人们的虔诚和敬仰。一种慈祥、和平、美丽的自然包围着我，我想到中国的庙宇和那里的佛，是人们去与他讨价还价的地方。人们去祈求升官、发财、消灾免难，娶妻生子。许愿给它贴金挂匾，给他结缘的钱，而且都是乌烟瘴气的，可是孟买的庙宇，是一个崇拜和一个真正宗教的地方。
在孟买的街上有两种女人。一种是佛教的。她们穿得像天使，用很长的绸子，折叠在腰间，像裙子，另一头就盖着头与肩。另一种是伊斯兰教的妇女，就穿一件白色长衬衫，很宽大的裤子，一点也不艺术。我们都有一种很不满足的感觉回到了船上。
下一个海港，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我们要看看，意大利的军队把它炸成了什么样子。在街上满眼一个一个的大洞，意大利的吉普车，在街上像野兽一样冲来冲去，车上的士兵疯狂地又唱又叫。当地的土人无论男女都赤裸着上身，又高又大全身墨黑，黑得像煤炭一般发亮。亮晶晶一对眼睛，乌红的嘴唇。假若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之中有人抱着孩子喂奶，我们会以为都是男人，分不清谁是女性。那里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非常不愉快的。
红海很窄，有一种鱼是红色的，它们从海中跳起几乎就跳到甲板上。它们的鱼鳞在阳光中闪着红色的光。我们到了塞得港。船上的人向水中投硬币，马上就有许多土人潜入水中，用牙齿叼着硬币冲上水面，背着双臂，向我们显示他们的潜水本领与胜利。他们在岸上向船上的人微笑，鞠躬，敬礼。船上的人就拍手欢迎表示赞赏。忽然投下的硬币更多更密了，孩子们则更频繁地在水中钻进钻出，把那些投入海中的硬币，一枚一枚地都用牙齿咬着出来。当我们代表们上了岸，码头上的工人和停泊在其他船上的水手和工人们，都举手高呼：“中国万岁！打倒日本！”并举起大拇指朝上喊：“蒋介石！蒋介石！”，将大拇指朝下时喊：“日本！日本！”我们的代表们就喊：“全世界工人阶级万岁！”“世界和平与国际民主万岁！”在这种情景下，我感到公理与公平都在各民族人民的心里。
我们的最后的一个口岸，是开罗。那里我们受到同样热情的待遇。
广阔的蓝天在头上，海水安静地躺在脚下。空中充满了美丽的音乐。那是安息日早上的九点。围绕海岸的礼拜堂敲起的钟声，飞翔在安详的海上。“康狄孚尔狄”进入了地中海。乘客们下到一种用人力划动的“威尼斯平底船”上。传说：平底船上的船夫都是好歌手。他们都是长发披肩，白衣宽袖，英俊善歌。我们要求这位船夫唱歌，并答应他唱完后，由我们唱中文歌。他于是放声高歌，他那个男中音的曲调飘浮在地中海上真是异常动听。我们用“黄河颂”来回报他。
我们到了旅馆，放下行李，马上就去圣马可教堂参观。教堂前面的广场令人陶醉。地下、空中都聚满了鸽子。它们与人的关系非常融洽，随便地飞到人们的肩上，人们就一边走、一边取出食品（花生等等）放在手心，喂养它们。广场两边的人行道上，在各种彩色的伞下，摆设着咖啡茶座，管弦音乐家游行于茶座之间。沿着人行道店铺的门口，有钢琴师在那里演奏。真是一个音乐的仙境。当杨慧敏与我穿着无袖的短旗袍，露着赤裸的双臂，走到礼拜堂的门口时，看门人不让我们进去，因为我们不但没有黑纱遮脸，而且还是赤臂赤脚的。我们团里的男孩子们一拥而上，与守门人谈笑；遮住他的视线，让我们俩人弯着身子，偷偷地跑进教堂。我们发现礼拜堂里有许多人都跪在那里，鸦雀无声。每一个忏悔室里都有人在祷告。女人们都用黑纱蒙住头面。我们两人在这个虔诚的空气里显得十分地不调和。谁也不能相信，就是这个国家正在非洲进行战争。我们两人走出了礼拜堂，发觉我们那一群男孩子，仍然围在看门人身边，指手划脚，大说大笑。一群中学女学生看到我们就围了过来，问了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我忽然发现，去巴黎的火车开车的时间快到了。我们的团员们（那群男孩子们）也不见了，我们俩人找不到回旅馆的路，甚至连旅馆的名字也不记得了。真是急得要命。最后在行人中发现一位像美国人的女人，她很热心地领着我们回到了旅馆。我们一进门就发现尹保宇正在门口焦急地等候着我们两人，我们立刻拿起行李疾步走到火车站，上了正要开动的火车，我们发现，代表团中的其余的人都不在车上，他们还没有来。原来，他们都被扣押在车站上的一间玻璃房子里面。因为警察发现他们的行李中有宣传品，写有“反法西斯主义！”一个中国驻威尼斯的领事，跑到我俩的车窗前面，嘱付我们：到了巴黎，就赶快到中国大使馆找顾维钧大使，要他与意大利谈判解决被扣押人们的问题。
从威尼斯去巴黎的火车上，我看到了我在中学时读到的阿尔卑斯山，现在，山上积着雪。我喜欢法国的农村，它有五彩缤纷的农舍，田野里有鲜花，穿着漂亮的农妇们悠闲地在农舍前聊天。第二早晨八时，我们就到了巴黎。车上有一个中国人前来警告我们，法国人的习惯是相互亲吻，你们不要感觉奇怪。假如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还好些。从此杨慧敏就爬在窗上去看法国男女相互亲吻。然后大喊大叫：“看啦，两个老头也抱在一起亲吻，哈哈！哈哈哈！滑稽！滑稽！”许多正要下车的人都盯着看她，这使我们尴尬，啼笑皆非。下车后我们找到一家小旅馆放下行李，尹保宇（他是约翰哈甫金斯大学博士，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他赶快坐下来给顾维钧大使写了一封信，并亲自给他送去。后来由顾大使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被扣押的人，全部放回来了，只是我们从中国带来的所有反法西斯的宣传品仍遭扣留，没有发还给我们。我们特意不经过日本，就是怕船过日本时的检查。现在我们的宣传品却仍然落入意大利法西斯的手中。
小旅馆的房间很大，明亮凉爽。房内附设的卫生间里，只有洗浴设备，而没有马桶。这时，杨慧敏急于大便，我就赶快下楼寻找旅馆服务员。但是我的法文别人听不懂，我只好用纸写出来。她们告诉我马桶在楼梯下面。后来，我要寄信，我一直走到凯旋门，见到一个法国警察，我用法国话讲了半天，他都不明白，后来我想到法文与英文的邮局应该是差不多的，而且法文中的邮局这个词大概是属“阴”性，这样一讲，他居然明白了。马上指出前边不远处的一座绿色的房屋就是邮局。我发现，世界名城的巴黎，她的公共厕所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厕所就在人行道的中间；外面行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厕所里边人的头和脚。我也很遗憾，由于时间关系，我未能去参观它那有名的蜡像馆，但是后来我被欢迎去凡尔赛宫参加了基督教的国际会议。我刚到宫殿门口，一对日本基督徒夫妇前来欢迎我。他们表现得很有礼貌、很热情。但是我一肚子的火，我想当然地他们是一些假冒伪善者，但我仍然尽力保持着我的礼貌。会议中，我惊讶地发现，就是他们，在发言中大骂日本军阀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他们发言时的表现是真诚的，我很受感动。开始明白公理是在人们的心里。回想到中国红区的口号：“要把普通的日本人民与军国主义的政府区别开来。”
第二天，我们那些被关押的代表到了巴黎，我们就赶快乘上了美丽的“诺曼地”邮船。（她曾获得过“蓝色带板”奖的）前往纽约。船上的法国餐很有中国滋味。有一次午餐，上了一个大鱼，完全像中国的红烧鱼，味道十分好。我也特别喜欢法国的面包，色、香、味都很好。它们装在一个篾编的小篮子里，它们很美地摆在餐桌中间，里面的面包每一块都不一样，又香，又漂亮又松软。尤其是有一种，完全像中国的银丝卷。不过我们的是蒸出来的，它们是烘出来的。我很高兴，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它的烹饪文化可以与中国的并驾齐驱。
我在“诺曼地”船上的舱位在船的尾部，舱前没有遮拦，非常明亮。一间船舱里只有三个铺位，住着一位美国中年妇女，一位北欧的老太太，加上我。这位老太太带上船一篮子的“臭奶酪”，这是她精心制作的带去美国送给亲友的礼物。但是那个“臭”味令那位美国妇女实在无法忍受。所以当北欧老太太出舱，去甲板乘凉时，美国女人就把这一篮奶酪提出来放在舱口门外。当老太太回舱，发现她的宝贝礼物不见了，十分焦急地四处寻找，并且口中，叽里咕噜，“上哪儿啦？到哪儿去了？”美国女人睡在上铺上，就是不言声。最后老太太发现了她心爱的奶酪就在门外时，她就一边骂，一边把它往舱里拖。这个美国女人顿时从高处跳下来，把这一篮子臭东西使劲地往舱外拉，也是边拉边骂。一场激烈的战争开始了。彼此互骂，用了许多的脏字，连头上的筋都暴出来了。篮子也将被撕成两半。我用一本杂志盖着脸，偷偷地等待着，看最后的胜利，究竟属于谁。当她们闹得面红耳赤，汗流浃背时，我忍不住笑了。这个奶酪事件，引起我想起上海那有名的好吃但难闻的“臭豆腐乳”来。记得有一天，我在火车上打开我心爱的臭豆腐乳，准备进午餐时，一车箱的人都大叫起来：“好臭好臭！臭死了，臭死了！”吓得我赶快把它扔出窗外。在盛夏的后来的航海旅程中，我是多么地想念我的“臭豆腐乳”。所以当她们的战争期间，我同情美国女士，也同情北欧老太太。
（待续）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