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士顿是我演讲旅行的最后一站。一般，我们每到一个城市，只停留1－2天，但是，我们那个纽约的委员会总部，很有人情味的安排我在休士顿停留四天。艾恩赛。威尔斯小姐那时刚刚结婚，她随丈夫姓哈丝金，我在休士顿就住在她的新家中，她是当地女青年会的干事。
那是1929年我坐在圣希理达女中的教室里，我们的校长克拉克女士告诉我，她要给我一个“笔友”，是个美国姑娘：“她要有一个中国女孩做她的笔友”。然后校长就把这位美国姑娘的地址放在了我的桌上，她笑着说：“你可以与她写英文信，这对你的英文写作是有帮助的”我很高兴，我马上就给她写了第一封信，她就是艾恩赛。威尔斯，她当年还不过是个童子军。57年以后，我第二次来到美国我发现，我所有给她的信都是顺着日期，好好地被保存在一个盒子里，而且每一封信的内容摘要都写在一张单子上面。这57年中，有27年（1957－1984年），我们停止了书信来往，那些年是一个恐怖的年代，任何与国外的交往，都会被认定为是“国际间谍”，“里通外国”。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不敢写信。所以我们的实际交往只有30年在互通音讯。1986年我丈夫向景云被美国克罗拉多州丹佛市独立学者联合学院邀请他和我去介绍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情况。我俩借此机会，住在艾恩赛。哈丝金夫妇在休士顿的家中。她们夫妇刚刚退休，回到休士顿定居。她高兴地向所有的人介绍我是她的五十七年的通信朋友（笔友）。
1938年12月，我与艾恩赛。哈丝金在休士顿的第一次会面，是很有趣的。当我到达的前几天，当地报纸已经登满了我与艾恩赛友谊的故事，其中有许多是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当我演讲的时候，我就这样告诉听众，常常使他们大笑。当我们坐的火车进入休士顿站的时候，站上挤满了迎接的人群，我看见艾恩赛跑到车箱前面，向我介绍了她自己，我们非常快乐，互相热烈拥抱。她告诉我，人群中有一位最高的男子，他就是市长的秘书，他是代表市长前来欢迎我们的。她说这一群人（大约有几百人）都是等待你去给他们签名的。他们愿意你无论在他们的衣服上的任何部位签名都行。还有更多的人，因为进不了站，他们都在站外的广场上，等着你去签名。要按照他们的愿望签名，你明天都签不完，你不签完，你也挤不出去。她建议：我们只能沿着铁路逃走，逃到她停汽车的地方去。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逃走的时候，一个新闻记者冲过来，给我两人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第二天当地报纸就发表了。——这张珍贵的照片，我到现在也还保存着。——她首先请我去了她的父母家，那是一个大花园中的一所小屋，她的父母都是慈祥的半老的老人。她的母亲是个肥胖、愉快，心胸开朗的女人，刚从报馆与新闻记者吵了架，现在还是面红耳赤的。她说，报馆上所发表的有关她女儿与我交往的报导，不应该写艾恩赛哈丝金，正确的名字，应该写：艾恩赛。威尔斯。因为，她女儿与我第一次成为笔友的时候，就叫做艾恩赛。威尔斯。哈丝金不过是结婚以后的名字。她的十三岁的儿子，曾经对他母亲说，当着中国姑娘的面，你不可以叫我“小子”你应该叫我的名字。但是当母亲看到我与她女儿的汽车来到门口时，就把什么都忘记了，高声大叫：“小子！你的刘姐姐已经到了！这个”小子“听他母亲仍旧在喊他”小子“，吓得他赶快躲进厕所，恨不得墙上有个洞，从那里钻出去逃掉。
半个世纪以后，当我第二次重返美国，见到艾恩赛时，她的弟弟，当年的“小子”，已经是美国空军的一位将军了。我在休士顿城参加的狂欢的聚会和宴会，比哪一个城市都多，来参加大会的与会者，都是热情奔放的。当每一次演讲完毕后，主席都请全体听众起立静默，以表示对中国的支持。他们的同情是非常令人感动而受鼓励的。
圣诞节要来临了，我们的演讲旅行要在十二月中旬结束了。我们旅行演讲是在三个月内走完美国的东、南各州58个城市。这个旅行宣传教育了我，只有自尊和自立才能赢得别人的同情与帮助。所以人们常说：“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人。”真理早就在所有人们的心中，只要你组织它们，唤醒它们。世界所有的人民都热爱和平与公理。国际民主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我们必须苦干苦斗，才能实现这两个目的。
我离开了休士顿，也离开了同伴们，尹保宇博士和我们的秘书温娜小姐。我坐的火车北上是直接开向威斯康辛州麦地生城。当火车朝向北方的时候，天气是一天天的冷，我已经看到窗外的雪花在飘舞。火车一进站，我就看到一个穿黑大衣的男人，他就是向景云。我非常高兴我们又重聚了。他领我到“主大街”一个公寓里，他告诉我，这个公寓是威斯康辛大学一个教授的家，他俩都是共产党员。这一对夫妇，因为寒假，出门旅游到别的城市去了。我们一进到他的起坐间，就发现他家壁炉里的火光与暖气，似乎在表示欢迎宾客的到来。我们共同坐下，享受晚餐，那是景云早就准备好了的。第二天早上，景云从他住宿的家中来到我这里，邀我一起去法院。办理结婚手续。法院说：“你们必须在十天以前在报上登出你们结婚的消息，如果没有人反对，你们在检查身体后来法院结婚，假如你们需要一个宗教的婚礼仪式，可以在法院办完婚礼以后，再去举行宗教婚礼。”所以，我们又去公理教会的礼拜堂，斯旺牧师他非常仁慈，允许我们元旦下午三时，在他家中客厅里举行婚礼，当我们准备结婚的消息见报以后，一位新闻记者来采访了我们，然后在报上发表一篇长篇通讯，题目是：“她在US演讲宣传抗日，他在UW攻读博士学位。”十天平安的过去了，我们在法院里结婚了。法院里一位管理结婚手续的官员，叫我们举起手来，口中念念有词，我一个字都没听懂，然后他就宣布：“你们结婚了。”元旦那天，我穿上红色的丝绒旗袍，戴上珍珠的耳环项练，戒指，手镯，因为我的英文名字是珍珠。这些手饰，是1936年我们准备在汉口结婚时，我的父母送给我的。我还戴上一朵珍珠的胸花，那是景云送我的结婚礼物。当我正要离开公寓去牧师家举行婚礼的时候，一个姑娘，斯泰娜，她是景云一位好朋友海默好维支的女友，走进来了，问我：“你有没有旧的、新的借的蓝色的东西？”我回答说：“我的旗袍是旧的、袜子是新的、但是我没有任何东西是借的，也没有蓝色的东西。”她立刻把她自己的蓝色的手绢送给我，并把她头上的发夹插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说：“这是你向我借的，婚礼完了以后，你要还给我。”我不明白的问：“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她淘气地说：“这是我们美国的迷信与风俗。在婚礼中的新娘子，一定要有旧的、新的、借的、蓝色的东西来保证婚姻的幸福。”也许我们真的应该谢谢斯泰娜，我们的婚姻是幸福的。虽然经过了许多的坎坷和烦恼。但我们在一起的生活总起来说是美满的。
根据中国的迷信，我结婚的那天，有一个很不好的兆头，在婚礼举行前，一颗珍珠从我的手镯上跌落到水池中，并且被水冲走了。我当时思想里动了一下，说：“一颗珍珠落水啦！”但是幸而好，这个不好的兆头，从来没有实现过。
婚礼有五十个客人参加，他（她）们都是景云的老师和朋友，根据美国的风俗习惯，这种仪式叫做安静的仪式。婚礼是在牧师的客厅中举行的。牧师站在一个低的台子上，台子两边插着中美两国的国旗。牧师当着大众，问了一些是否能够患难相顾，疾病相服侍的问题。我们都发誓承诺了。婚礼后，牧师夫人以一个很美的茶会，招待了我们的客人。在结婚的证书上，四位证人，两人是景云的教授，另一位是我们的好朋友王宜权，还有一位是景云的房东老太太。她爱护景云，像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主婚的牧师夫妇送了我们一个很中国式的银制盘子。上面雕刻着：“松、竹、梅、岁寒三友”象征着：坚忍、纯洁、持久。我在大学时的好朋友邝荣禄，在康耐尔大学的宿舍里，燃起两根蜡烛，为我们的婚姻幸福祈祷：“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婚礼。感谢上帝！请主接受他的祈求！”
在我们蜜月还没有过完，我就被加拿大的青年团和联合教会邀请，去加拿大东部为中国抗日宣传。当火车靠近加拿大边境时，乘务员要我拿出护照，他去帮我签证。我是非常惊奇，从美国入境加拿大竟是如此容易的事。难怪美国与加拿大为三千里路无国防而骄傲。
第二早上，我们的火车溜进多伦多车站。空气非常的冷。火车一停，我就看见艾伦。路根，头一个冲向火车的门口。他问的第一句问题就是：“你结婚了没有？”我说：“结婚了。在新年元旦的那一天。”他立刻泪流满面。我吓了一跳。我看到来欢迎我的中国代表们在站台上站成一条龙。加拿大的第二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就在中国代表的后面，闹成一团。我看到艾伦把他的大衣毛领竖起来，遮住冷空气也同时遮住他的眼睛，我就放心了。
一对老夫妇是从日本回来的传教士。邀请艾伦和我，上他们的车，他把我们开向多伦多市的男青年会，他们欢迎我的会就在那里举行。来欢迎我的代表们的车子，就像一条龙似的，跟在我们车子后面。欢迎会是很大的，充满了激情。新闻记者们在青年们中间串来串去。当我再去加满我怀中的咖啡时，我发觉艾伦仍旧泪汪汪的，我真为他着急。就很快地离开了他，以免引起新闻记者们的注意。
我在加拿大的演讲与在美国的没有什么不同。我注意到，他们的组织力量没有美国的强；但是他们的热情比美国更诚恳。我在汉默顿市第一次演讲以后，第二天的晚报就说：码头上的工人，拒绝运军火上开往日本的船只。在安大略州的最后一次演讲完了以后，主席宣布：除了对伤兵难民的捐款与医药以外，还有什么实际的帮助。马上会场上听众要求组织医药队，去加强白求恩的工作。白求恩是加拿大的外科医生，他自愿来到中国红区，帮助红军医治伤员。加拿大的人民对他感到非常自豪。
在某一个城市里，我演讲完毕后，听众中有一个人就开车送我去白求恩住宅去参观。在另一个会议结束以后，我会见了白求恩的姑妈和表弟。他的姑妈就是不能理解，我在中国为什么没能见过白求恩。直到他的表弟向他姑妈解释：中国土地似乎和加拿大一样大，有世界1／5的人口。不可能在这样广阔的土地上，每一个人能会见每一个人。在加拿大的华侨也非常热情，一个豪华中国餐馆的老年老板，待我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生怕我才从中国来，不懂西方餐桌上的规矩。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我，当晚上，欧托瓦市长领全桌的人，向我敬酒的时候，我不要站起来，他说，假若我有出错的地方，我就给中国丢脸了。——我感谢他的关切，他的关切代表了所有的国外华侨对我们这些代表们的希望。他问我想吃什么菜？我告诉他说，想吃中国的大白菜，他就叫他的仆人到屋后的菜园里去摘了来，用大虾烧出来，吃着真是香呀！西餐那能比得上，吃的文明是中国第一。
有一天晚上，我到一个礼拜堂去演讲，时间订在八点。时间到了，一大群听众也到了。虽然那天晚上是狂风大雨，但会场里仍然是座无虚席。开会的时间到了，会议就是不能开始，我问会议的主席为什么？他就支吾其词。我想我还是不要再问了，以免他难为情。时间已到九点，开会的时间已经过了一个钟头。此时风雨也已停息，但是，没有一个听众离席回家的。九点半了，我就被他们请上台演讲。掌声雷动，久久不息。听众们以他们的长久的等候表示他们的诚恳，来听中国的消息。我一开始就讲：“我带来全世界1／5人民向你们的祝贺。”他们立刻抱以热烈的掌声。我说：“中国一百年来被世界认为是一个东方的睡狮。现在这个狮子醒了，它发现它的周围，是一个沉睡的世界。中国不仅仅是在为他自己战斗，而是为了全世界与法西斯战斗。但是，他是单枪匹马，孤军作战。我现在不要求人们给我们任何帮助，但坚决要求你们不要再继续帮助日本。现在加拿大和美国每天都在运送军火给日本，你们是在经济上支援那个你们在道义上痛责的日本。”我这一段话刚刚落音，听众的掌声比外面的雷声还要震耳。他们集体举手高呼：“中国万岁！”“打倒日本！”他们是站在公理的一边，没有人再说：“管它错或是对，这是我的国家。”我的演讲完毕以后，听众没有一个站起来回家。他们唱了又唱，一首又一首的圣诗，祈求上帝为人类驱逐不公平。把和平和正义洒向人间。
暴雨又开始了，人们在互道：再见！礼拜堂旁边的一间小屋里，艾伦在帮助我穿雪靴。他说：“珍珠，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后的一次相聚。我认为，你这次在加拿大旅行宣传演讲是一次很大的成功，我恭贺你，明天一早，我就要赶回汉默顿去上班了。你也要回到威斯康辛麦地生城去了，我愿你一路平安，可是我们这一生也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你是否可以与我一同去喝一杯咖啡！这可能是一种最好的辞别的方式。”他边说，他的眼泪一边滴在我的雪靴上。很多的新闻记者，都站在他的身后。我说：“不管这次有多大的成功，功劳都在你的身上。是你工作的努力，才有我这次旅行宣传的实现。当你再看到加拿大的代表们，和加拿大青年团和联合教会的朋友们，把我衷心的谢意传达给他们。现在让我们一起去喝咖啡吧！”
当我们的汽车停在一家咖啡店的前面，它正要打烊。但是他们的待者，非常友善地欢迎我们进去。我们似乎有很多的话要说，但是又一个字也说不出来。这个长久的沉默，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我看到每一张桌子，它们的椅子都摆上了桌上。待者们应该回家休息了。我们只好说后会有期！他说：“让我们互吻，再见！”这次的别离，是充满了甜蜜的忧愁！
我要给我的丈夫一次可爱的惊喜。所以我没有事先告诉他：我要回来了。但是，事情转变成了他给了我一次惊奇。而且是不快乐的。
火车是黎明前到达麦地生城的。当我到达我们的住所时，太阳刚刚升起，我打开房门，所有的窗户，都是紧紧地关严了，一股香烟味扑鼻，我发现满屋子书与文稿在桌子上、地板上、书架上、窗台上堆得满满的。床上睡着一个人，他身体的周围也堆满了书。房屋中间有一个字纸箩，里面堆满了香烟灰与香烟屁股。
“哎呀，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光棍能够如此糟，他的房间，能够如此乱七八糟。”景云这个人，平时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非常整齐、干干净净的，所以我想象他的房间，一定应该是整齐清洁的。每样东西都是放在有序的地方。
他醒了，他发现我站在那儿，动也不能动，因为地板上再没有一个空间能够让我踏上第二步。他连忙爬起来，可是找不到他的眼镜。从我站的那个地方，可以看见他的眼镜挂在他床脚下的钢丝网上，还正在摇晃着，而且，那个地方，绝对不是他自己能够挂得上去的地方，一定是还有一个别人替他挂上去的。我指着那个眼镜告诉了他。他低头一看，大骂：“这是谁做的鬼事？这一定是隔壁房间里那个混蛋——王宜权！”王宜权是他在威大最好的朋友。当我们亲自质问王宜权。他赌咒发誓，不是他！看起来，是真诚的。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很好玩呀！他用不着扯谎赖掉。一直到今天，他们两个都已去世多年，还是没有人知道，那是谁干的事。这真是一个终身的谜！
（待续）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