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朝前后
1947年秋我离开故乡黄家湾到无为县城读初中，第一次离家单独生活，那时我不到十三岁。
县城离家二十公里，全程沿丘陵与圩区之间一条乡村土路往東北方向走，经过四个桥：沈家桥、谢家桥、虹架桥、龙家桥，到了最后一个桥，离县城就不远了，远远可以看到城西宝塔：西门锥子。
初次到一个陌生环境难免有些胆袪，又是农村去的新生，什么优势也沒有，新老学生是有等级的：一学生，二先生，三老爷。老生比新生要高人一等，三年级则是老爷级的人物，新生是要仰视的。好在表兄叶伴松（显志）在读高中，他人缘好、成绩好、长相好，是我们这一辈人中佼佼者，和我不同姓却同辈，都是“显”字辈，有他这位“三老爷”同校，我底气也足些，不怕人欺侮。
学校住集体宿舍，吃伙食团，固定八人一桌，和家里大不一样，一切都很新鲜。饭菜千篇一律，早晚稀饭,一盆煮得很烂的黄豆当菜；中午干饭，一盆豆付青菜，上面漂一层几小块猪油渣。盛菜的家伙是粗糙的陶器，跟几千年前出土文物一模一样，当地人称它为“洋锅子”。
十几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早上一顿稀饭到第三节课肚子饿得咕咕叫，四节课下课铃一响，老师走下讲台，学生就一起飞快冲出教室，到寝室里拿了碗筷，再冲进饭厅。
衣服大多由学校附近家庭妇女帮洗，一早寝室院外就有许多中年妇女送来洗过的干净衣服，同时把脏衣服带走。家住城内南门花荫塘的卢家大姐怕我人小衣服洗不干净也不知道，叫我衣服换了就送到她家附近一位大嫂洗。
我自小接受能力快，记忆力强，求知欲旺，虽是农村孩子，功课是不在话下。英语老师是个大胖子，人称吕大肚子，名子实在记不得了，罪过。他说我自小在长江边长大的，天天看的是万里长江，视野开阔，所以聪明。路上碰到我经常发出像朗颂一样口气：“啊！长江边的孩子！”国文老师把我一篇远足作文读给同学们听，当读到出发前：“饭吃得饱饱的，鞋拔得紧紧的。”充满童趣，全教室的人都笑了。
县中生活很简单，读书、玩、看热闹，学生们按成绩好坏，分优、良、中、可、劣五等，绝无进步、落后之说，那时就有：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书读得很轻快，玩得也惬意，考试前还有便宜占。
一位与我床连床、头对头姓潘的城里同学，家里有钱，平时举止穿戴高人一等，看不起农村孩子，念书不用功，成绩也自然不好，一到考试就犯死相了。晚上一熄灯，他睡在床上手伸到我枕头边，糖果糕点就送来了，我照收不误，早上还给我打洗脸水。考试时我当然给以回报，座位并排，考完后有意迟点交卷，让他抄答案，老师发现了，也只会找他，不会找我。每到考试前，城里不求上进的小开们，只好向我们这些土头土脑的乡巴佬低下高贵的头，乡下学生也感到知识就是财富，拿知识换零食。
进城后我最高兴的是雨天不用走泥泞的道路，农村道路是原生态的，和千百年前老祖宗走的一样，一下雨一脚踩下去老深，拔出来都难。穿的是布做的钉鞋，鞋底上钉上许多防滑的铁钉，形同小蘑菇，制作时鞋底、鞋帮遍处涂上桐油，第一层晒干后，再涂二层、三层，直到能防水为止，铁硬的，穿在脚上好不舒服。
县城里全是石板路，千百年来被独轮车碾成一条条深深的沟，不论多大雨，一双胶底力士鞋就能对付，走起来比晴天还开心。撑一把油纸伞，脚下吧吧水声，伞上沙沙雨声，很好玩。我到县中给显邦哥写的第一封信就是告诉他雨天穿力士鞋走石板路的快乐。显邦哥当时在子良大爷永康木号帮工，之前在南京做过几年学徒，见过大市面，收到我这封信，不屑一顾：什么名堂。把原信退给我，还批评了几句。
看热闹，孩子们谁不喜欢看热闹,有些热闹并不好看，过后还难受，天黑学校门前常解送犯人，沉重的脚镣拖在石板路上，一步一声，清脆、淒凉，熄灯后好久睡不着，几天耳朵里还有那种响声。
东门外有个刑场，和同学一起去看了一次处决犯人，再不想看第二次了。有一个人整个一张脸和头分了家，不像脸，像一张画了扭曲五官的白纸，家人围着哭，烧纸。人对人怎么可以这样？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国军在西乡抓了两个共军俘虏，我也随大家看热闹去了。结果出人意料，哪像俘虏，简直是两条好汉。两个壮实的青年军人，满不在乎坐在一间小屋里，精神焕发，满面红光，穿一身整齐的灰色军装，没有帽徽和符号，和我在抗日战争中见到的新四军、游击队有天壤之别，那时军装不齐，武器不全，还有用木制假枪凑数。眼前俘虏没有一点可怜相，看出这支队伍的强大，使流里流气的国军黯然失色。
1948年寒假，学校举行晚会，地址在校内孔庙大成殿，演出剧目一个是《咖啡店之夜》，三、四十年代都市男女感情故事；一个是《过年》，说的是一个乡村保长在除夕夜被上司和老婆逼得两头受气的故事。事先校长不主张搞这个活动，怕国军伤兵闹事。果不出所料，演出不久，近台的一个伤兵用拐仗勾台上女学生演员的脚，台下男学生挺身制止。伤兵出言不逊：“老子在前方流血牺牲，玩玩女学生有什么了不起…。”话末了，双方干了起来，一时场上大乱，观众都争先恐后撤离现场。我缩在人群中，抬头一望，板凳、椅子在空中乱飞，人声嘶叫，很快大成殿里空无一人，留下一地的鞋、帽、围巾。
在县中我还见过两位名人，一位是号称中国装甲兵之父的徐庭瑶，一位是抗日战争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司令，时任安徽省主席李品仙。
一天我与几个同学在大成殿打乒乓球，校长李昆陪一个穿一身考究中山装的的人在殿内指指点点。此人五十岁上下，短发、魁梧、气质高贵而神态随和，说话声音很低，谈校舍、设置，校长好像有求于此人。打球的学生们看到跟没看到一样，谁也不在意他俩，过后我问一位姓李的同学此人是谁，他不经意地回答：“徐庭瑶。”我大吃一惊，同学们都笑我少见多怪，怎么连他也不认得，这位名人也实在太普通了。过去我只听到过他当年穷困落魄的故事，听到过民间艺人在说书时提到他，往往和蒋委员长连在一起的。
李品仙的出场则充满火药味，战区司令嘛。来的那日，学生们出东门数里叫小王家渡的地方列队相迎，国军要员摆架子是耳闻目睹，这次却更不寻常，有点阅兵的气氛。
不知等了多久，一队威风凛凛、精神抖擞的全副美式装备的军人从东面向我们走来，为首是一个单兵，手掣卡宾枪，枪口朝下，个子不高，广西佬大抵如此。神态严肃，以近乎正步与齐步之间的步伐缓缓走来，身后不到十米，几十个武装整齐队伍随后，肃静无声，再后面就是不成队形的文官。李品仙出现在文官队伍中间而稍后，一个瘦癯的半老头，斑白的头发，神态随意、不兴奋、不疲惫、又不失威严。
回县城后，稍事休息，即给学生讲话，当时全国内战打得热火朝天，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国军败局已定，他的讲话却置身度外。政治、时局、国事一句也没有讲，只要求学生要好好读书，修身养性，一为养家活口，二为服务社会。大概在安徽日子久了，话不难懂，比他下面那些兵们的道地广西话好懂多了。
广西人在安徽印象不好，民谣：养儿子老蒋的，养女儿老广的。我只眼见一半，老蒋抓壮丁，百姓卖壮丁见过，女儿跟老广做老婆没见过。
1948年底，内战逼近长江，放寒假后大家都不知道下学期子丑寅卯。我随表兄王显劳从县城乘汽车到襄安，帆布当蓬，客货两用,土路颠得厉害，第一次坐汽车很兴奋，到襄安天色将晚，在《福刚祥》酱坊吃晚饭，一火锅上顿吃过的蹄膀让我大饱口福。
天色已晚，兵荒马乱，我一人不敢回家，正好遇到玉墀大伯，由他领我和另一人的三人小队伍摸黑走到凤凰颈，到街尽头联防区门口，黑暗中传来哗啦一声枪闩声，哨兵厉声高叫：“干什么的！”“行路的，回黄家湾，”玉墀回话，他儿子虽在军统当官，此时也不抵用了。哨兵又喝道：“拉开距离！”黑暗中我也不知道距离如何拉法，只希望他不要扣枪闩让我挨枪子。我自小夜视功能就差，小心翼翼，高一脚低一脚总算过关，心里直嘀咕：这哨兵太不给面子了，他们头头当年还是黄家木号《合兴祥》里帮工的小伙计呢。
官摆架子，兵吓唬老百姓，那时都是这样，好像不摆架子就低人一等。
每逢双十节，学生们就在体育场集中开会，台下人齐了，台上却一个官也没有，只有一个手拿喇叭、指挥站地位置的人在台上张罗，学生八时入场，九时台上官员才开始陸续入场，十时到齐，官员到场前后与职位大小有关，县长、参议长最后压台。等会时，小贩们趁虚而入，在场下卖花生、糖果等零食，会场成了市场。官们讲话全是老生常谈，无非三民主义、礼义廉耻之类。开会时间不长，等会实在难受，上面太阳晒，下面肚子饿。
1948年夏天长江发大水，显煜带我到联防区了解水情，哨兵面熟，很客气让我们进去。我不禁想起几月前冬夜过关时，被哨兵拉枪闩吓唬的情景，走廊里一个办事员模样的兵对着电话连声呼叫：“哈罗，哈罗！”
主任何文学一身短打，精神抖擞，热情接待我们，他说昨天去了现场黃氏滩，水情严重，江堤难保，他建议立即向国防部申请派几艘军舰来，不破堤时挡浪，破堤时堵口。这小子口气不小，小小联防区主任，不过科级干部，对驻地防汛竟然打起国防部主意。
此人原不过是黄家《合兴祥》木号小伙计，为人聪明，机警过人，抗战初期和族兄显觉一道奔西安我五爷处，被安置在国军中服役，先和日军打，后打内战，他说在战场上打得兴起就脱光衣服，只穿条短裤，赤膊上阵，不穿衣服干仗麻利，反正在子弹前面，穿不穿衣服都一样，后来在内战中兵败，娶了个北平女人，回家混了个县大队长，后任凤凰颈联防区主任。
闲谈中他忽然想起一事，猛的一按桌上的响铃，把我吓一跳，进来一个亲兵，一个立正聆听：“乔大爷家公子来了，到馆子里安排中饭”，显煜说：“不了，你忙，我们马上就走”。他随手拉开抽屉，抓起一把乱乱的钞票往桌上一撒，对亲兵一挥手：“去买糕点。”亲兵把桌上钞票两手一拢就出去了，不多时提了一篮糕点来，酥糖、桃酥、细沙饼，堆了一桌，主人也不示意请客人吃，继续叙谈。一会我们告辞出屋，走廊里办事兵电话还没打通，“哈罗、哈罗！”直叫。出门上路，显煜问我：“你怎么不吃？”“大家都没动，人家也没让我们吃，我一个人好意思吃吗？”“人家是摆派头的”，显煜笑了。
1949年初国军逃跑混乱之际，一日何文学之弟何文来到我家面见乔大伯，慌张说：“我哥哥不见了。”乔大伯当时对此不置可否，来人走后，他说：“国民党完蛋了，何文学溜了。”何文学是何等精明之人，他能束手待毙吗？几日后，何文来又告诉乔大伯：他哥哥已从台北來信。
何文学在家乡也是个角儿，建国前去台湾，后为台宪兵司令，官至将级，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回国，受到高规格接待，家乡人说：他不走，十条小命也完了。
在家乡何是国军中混得好的，他的庇邻戴家兄弟是在共军中混得好的，他们同为贫苦农民出身，又皆有老母，两位老母在战乱中为儿子几经荣辱，历尽艰辛，共产党执政后，村民言：“何奶奶下台，戴奶奶上台”。这两家谁也没有打倒谁，谁也没有解放谁。
1983年3月12日五爷在台湾病逝，何文学，此时早已改名为何建军，对五爷以晚辈之礼守灵，照片中西装革履，已过中年，送给五爷的挽联是：
昔日受恩深，爱我何殊亲子弟；
今朝悲永诀，思公几欲断肝肠。
情真意切。守灵人还有戴安澜的弟弟戴子庄，是五爷《泥途诗稿》序作者。
五爷未去世前，何文学曾表示愿意出资让五叔与六叔在台湾一见，身为国军髙官的五叔或许认可，身为共军高官的六叔哪敢！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五爷从海外托巴西一亲友捎信回家，联系人是香港龚无为，在杭州六爷家中，六爷见到这封信大惊失色，说这封信肯定是港台特务所为，龚无为肯定是港台特务组织代号,叫我千万小心。我听了心里万分难受对六爷说：信中五爷说他数十年孤身海外，思念家中亲人眼都快瞎了，你却怀疑这是港台特务活动，官方却在宣传什么祖国统一、炎黄子孙、血浓于水，多虚伪。特务能知道老屋西南角有棵大榆树？特务能知道女佣显道二姐？特务能知道弱智侄女显碧？…说着我声音哽咽，泪不能禁，六爷沉默无言。后证实龚无为是旅居香港老乡，早期中共天津市委负责人之一，多年来热心为海峡两岸亲友传递书信的可敬老人。
1948年底，战火逼近长江，国民政府收场，改朝换代，家乡并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动荡。
抗日战争结束后，共军北撤，国民政府接受政权，这之前，国、共、日伪三方在地方都不同程度占有一席之地。日本投降后，表面好像国民党掌握了政权，共军虽然北撤，农村共产党组织依然存在，半地下进行活动。乡保长中有国民党无共产党，农民中有共产党却无国民党。乡、保长们名正言顺，收税要捐，对身边共产党心知肚明，都是乡里乡亲，政局又捉摸不定，双方都给自己留条后路，不做过火行为，互不得罪，得罪谁日子都不好过。离家不远的六洲，游击队与还乡团结仇、动刀子，堕江的事时有耳闻。
共产党接管政权时国军早跑到江南，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百姓平平安安过日子，不同旳是把保、甲改为行政村、自然村，換了一套人马，任务是支前，为战争服务，所谓阶级斗争则是从反覇、镇反、土改开始的，国军退守江南，共军云集江北，一攻一守，诸多的江心州还在国军手里，那里是芦苇产地，又是双方交火的前沿阵地，时值芦苇收割期，沿江百姓多以编芦蓆为生，如今谁敢到炮火中去收割芦苇。少数胆大农民冒险去江心洲打探，国军让他们传话过来：“老百姓放心去割芦苇，保证他们安全，江北是觧放军，我们也是解放军。”国军和老百姓的关系远不如共军与老百姓融恰，等到败局己定再学人家，太晚了。
1949年春，五爷、六爷两同胞弟兄, 同在四川作战。五爷在胡宗南部战败被俘。六爷在林彪部，在战场仍不改文人气息，给乔大伯信中还引用了李白《蜀道难》中的诗句：“ 蜀道难, 难扵上青天。”极言行军之艰苦。五爷在重庆歌乐山战俘营中给乔大伯信中说不久将回乡务农，六爷意见他不必回乡，由他设法联系，另作安置，五爷好像并不领情。两弟兄相约在沙市一见，约定之日，六爷、六婶同去江边迎接五爷东归之舟，两弟兄竟失之交臂。据后来五爷说：六爷负约。而六爷说：当日五爷所乘轮船没有停靠沙市，直接东下。其中究里今日已无法证实。后五爷改道去香港，抵港后托一国民党潜伏人员在镇江面见乔大伯，留下一句话：“你五弟已去香港。”旋即消失。
抗日中两弟兄一致对外，抗击日本, 同为抗日救国志士；内战中两弟兄兵戈相见，各为“蒋匪”、“共匪”，先是五爷在四川被六叔所在部队四野战败被俘，三年后五爷在台湾接管六爷所在部队入朝志愿军战俘，真是风水轮流转。
渡江战役前，国共双方对掣长江南北，天天隔江炮战，全家为躲避炮火，暂居离前线约五公里曽祖父看坟人家居住, 站在高处可见江中军舰游弋，炮声隆隆。一天早上我与显硕正在观战，忽然一颗炮弹带着撕裂空气的啸声向我们飞来，两个人掉头就跑，炮弹越过头顶，在前面不远的什么地方落地爆炸了，到底是孩子，你能跑过炮弹吗？
为躲避战火，我和显硕二人还到襄安卞家四姐处暂住，他家狐狸特别多，人兽共居，夜里听到屋顶上如人走路的脚步声，有时还在帐子外摸摸你的脸，种种怪异，不可思议，以后我多次向人讨教这狐狸行为怎么和人一样，没人能说得清。
渡江战役后，一时无学可上，显邦和显煜在年初已去凤阳华东革命大学学习，我和显硕人小出不去，在家干杂活，除种屋前屋后一点农田、菜地外，还打渔、劈柴。借了人家一张不大的旧网，先在旱地上学撒网，我技术和力气不如显硕。网要仔细检叠好才能撒开，看似简单却是力气活，左手拿住一圈圈网纲、网頂，高高举起，同时弯下身子用右手自下而上有条不紊、一把一把检叠网脚，姿势特别蹩扭，初学者一会就腰酸臂痛，力不能支，难度不亚扵日后文革中走资派被斗的姿势。才学成半坛醋，网只能撒开一半我们就下河干起来了，他撒网我划船，配合黙契，不用语言、不用手势、不用眼神，两人如同一人，知道什么地方下网，什么地方停船，想法完全一致。这看似难以理觧，说穿了一点也不奇怪，自小生长在这里，春夏秋冬，水涨水落，对村子附近旳水下情况如同村前村后地面上一样清楚，哪里深、哪里浅、哪里平、哪里陡、哪里有块石头、哪里有个树根，什么水下藏什么魚，两人一清二楚，显碩在冬季也能叉到深水里底层魚。根据鱼在水中活功习性，鳊魚、鲢魚属中层魚，一入网手上纲绳就有感觉，有的跃出水面触网想逃；鲤魚、黑魚、鳜魚属底层魚，入网后则从网脚下往泥里钻，水面上泛出一股股浑水，叫人髙兴、紧张又有趣。有时他用推网捕虾，我跟着拎笼子，跑遍了附近王家圩、胡家圩、新成圩的沟沟荡荡，最常去的是王家圩，那里鱼蝦较多。用的漁具最多是撒网，其次是絲网、推网、魚钩、刷耙等。
二十年后显硕在江西庐山与鄱阳湖之间一家化纤企业上班，我在安徽华阳河农场当右派，两人只有一江之隔，难得一聚就下湖打魚，重温童年乐趣。
1950年春天，患精神病多年的四婶去世，病情严重时几年都被关在老屋西北角靠紫竹林的一间房子里，由女仆谢三姐照管生活。逝世后，全家和病人都得到解脱，因死得突然，棺材还是临时借的，请来道士做法事，超渡亡灵。乔大伯不信这个，他这样觧释：“我自已弟弟（指我父亲）去世我都不请和尚、道士，嫁到黄家的姑娘后事要办好些，免得人家议论，也让她娘家人看看”。
我第一次有机会亲历了当地办丧事的全过程，极富人情味，如“粑墙纸”，相当于现在讣告，介绍死者生平，六十岁以上的为红纸，正贴；六十岁以下的为白纸，斜贴。享年称：“在阳光下”，大概是道家对阳寿的提法。“孝名单”上罗列了家人以及所有沾亲带故的与死者的关系，出殡前由道士在灵前高声吟唱，近似现在公布参加追悼会人员名单。
念颂的经文除规范的内容外，还可由人点唱一些道家故亊，如《唱粲》，说的是一个姓粲的真人，母亲在人世作恶多端，糟踏粮食，不敬鬼神，死后在阴间受到惩罚。几子到阴世经过千辛万苦寻找母亲鬼魂，替她赎罪，使母亲藩然悔过，以劝世人积善行孝，类似佛家的《木莲救母》。道家诵经音乐悠扬悦耳，乐感和节奏现在我还记得，有时还哼它几句。
四婶娘家来了个舅妈，我划船去渡她。环溪村是一个小岛，四面环水，不论何方来客，都要渡河，没有专人摆渡，船在此岸，自已动手划船；船在对岸，只要向对岸人吆喝几声，不论生人、熟人、过路人，都会帮你把船划过来，把人渡过去。平时渡口在村东子良大爷屋边，对岸就是黄家湾。那次舅妈却是从南边对岸江堤下叫渡的，我要多划些路。渡船宽、笨、稳、慢，载人多又安全，就是划起来较弗劲。
舅妈和我熟，虽是奔丧，脸上毫无悲戚之情，她告诉我四婶不在了，这恐怕是她最后一次来我家，要好好看看这个地方，从上船到上岸进家，一路问这问那，我一一介绍。
上岸后系船于河边柳林下草滩之中，穿过柳林，上坡就是约一亩见方的场基，坡傍几棵桃树，未经修剪，树身高大，场基南边几棵碧梧，本来很大，沦陷时被日本鬼子砍了，几年功夫根部又长成新树。场基东边几棵柿树，再往东不远是一片三十多棵梨树的梨园，是我家最大的成片果园，柿树与梨园之间是一片废旧的花园，两棵高大的梨树和一棵枣树荫遮半园，树下花木凌乱无几，只有三间茅屋和巨石架空的花台和散落废弃的花盆，显示往昔的规模和雅致，这里战前为父辈待客之所，家乡沦陷之前，父辈多奔赴抗日前线，少数留守，家业凋零。茅屋早已沦为堆放杂物、躲避炮火（土墙防弹）和男佣住所；场基西边是一行樱桃和李树。西南角有棵高大榆树，一人难合抱，树冠浓荫郁蔽，为村中树王，是五爷小时手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五爷从台湾来信还问起这棵榆树。
场基北面座北朝南，高踞于巨石砌成屋基之上的就是我家宅第，呈正方形，人称“一颗印”， 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青砖灰瓦，以天井为中心，前后两进，有两堂、两厢（东厢为厨房）、八室，两廊。用现在的提法是两厅十室，约四百平方米左右，有南、北、东三门通外。
站在正门前七级青石台阶上，除屋后的紫竹林和石榴园看不到外，村中景色一览无余。宅东桃柳依依，树外有荷圹、草滩、芦苇，1938年春日机轰炸，两颗炸弹就落在这里，离房屋不到十米；宅西一排高大白杨，树外为菜园，西去不远有一东西走向小土山，人称“大包”， 平时长满比人还高的杂树野草，密不透风，除冬季柴草砍光后无人敢上去，日本鬼子投降退兵时全家就躲藏在这里，再往西小岛越来越窄，终成一个尖尖，叫“木排咀”，消失在西河（当地人称天河）里。
舅妈一路上和我有说有笑，豋上门前台阶，踏上平台，刚进大门，透过前堂、中门、天井，就能看到后堂里高架在丧凳上的棺材，她忽然哇的一声大哭，把紧跟身后的我吓了一跳，过后我问人：“刚才还有说有笑，怎么一下就大哭起来？”大人对我说：“娘家人看到棺材，不管生前关系如何都必需要大哭，这是规矩。”
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乡间也有隆重的游行队伍，队伍里高举国家领导人的像，农民们不认得宋庆龄，老人说：这不是女大将就是女宰相，佘太君式的人物。游行队伍里还有传统节目，如“出五昌”，故事内容是：一家弟兄五人趁母亲不在家，把家里一条狗杀吃了，正吃时，母亲回来了，告诉儿子们他们吃的狗是自己的父亲，五弟兄当即用歺桌上的歺具自杀。民间重大活动队伍里都会有人扮演这五个恶鬼，有的肚子上扎进尖刀，露出肠子；有的脸正中砍进菜刀；有的用酒壶砸开脑袋；有的用菜盘子剖开面部,狰狞可怕。为防止他们作祟害人，后面还紧跟一位金面王灵官，执锏压阵，小时候怕看又爱看，现在这种活动可能失传了。
共和国成立之夜，我与显硕在金子埂塘里捕蟹，收获颇丰。
1950年春未，一位叫张汝昆的小学同学在芜湖高职工科读书，他建议我也去那里上学，不用交学费，有助学金，吃饭不要钱，成份不好、成绩不好可以上农科，这消息对我太重要了。乔大伯认为这不现实，初中才上一半能考取高职吗？可他也没法子不让我走。
夏天我跟一个姓沈的贩蛋商人趁小民船从襄安启程，由凤凰颈大闸出长江驶向芜湖。
张汝昆以后命运很惨，父亲因富农被镇压，生前我见过，是个勤劳壮实的庄稼汉，会点武术，能使三截棍。他自已也在文革中自杀于武汉。
少年受辱
1950年夏，我考取了芜湖高级职业学校，第二年改为芜湖农校，前身是安徽二农，战前与苏州农校、金华农校同为国内三大农校。我入学时，已破烂不堪，饭厅还是草房子，为了吃饭与求学，我选择了当时最不为人看好的园艺专业，我什么学历文凭也没有，凭什么报名呢？显邦兄和我到处找人想办法，先找梧亭大伯内侄金探真为我办了张同等学历证明，再找当时在芜湖高职任教的李昆，李昆是我读初中时无为中学校长，经他帮忙拿到了准考证。
李昆在无为中学当校长时没有架子,也未见发脾气，那时还没电灯，晚自习时住校学生全部在饭厅围桌而坐，大厅里点了两盏汽灯照明。一天晚上自习时间到了而汽灯故障点不着，黑灯瞎火，学生们等得无聊就用拳头敲桌子，一时响声震屋，突然汽灯亮了，校长也出现了，多数学生看见校长来了罢手不敲，少数几个学生敲兴正浓，没看见校长，继续在敲，我也是其中之一。这几个学生被叫到校长室听训话，校长说：“你们想过没有？敲坏一张桌子，政府摊派下去，乡长、保长们不收你几张、十几张桌子才怪呢！”
1948年冬，内战逼近长江，寒假前一个春季班毕业生出墙报，李昆校长题诗一首：
雨雪纷飞逼岁残，骊歌高唱泪栏杆。
赠君一语君需记，珍重前程蜀道难。
当时兵荒马乱，天寒地冻，大雪遮天，人心惶惶，莫之所所,明为放假，实为散伙，气氛尤为悲凉。
1961年我在鸡冠山，遇一姓王的年青劳改，他告诉我：肃反时他与李昆同号房，李被毙了。杀一个旧中学校长，我不太想信，后来在无为中学校史上得到证实，确有此事，说他畏罪潜逃，什么罪，没说。
考芜湖高职时录取比例是多少记不准，只记得有一个“六”字，不是十六分之一就是二十六分之一。
我自知考试成绩差，初中念了一年半，失学一年半，这一年半又是社会大变革之时，改朝换代之际，身处偏僻农村，社会上发生的事一概不知，旧的丢了，新的不知道，估计难及格，而竟意外被录取了，说明我不行，更有不行者。
自考上农科专业就和土地、庄稼、森林打了一辈子交道，对职业我一点也不后悔，大地蓝天待我不薄。
学生生活是愉快的，玩得好，吃得好，成绩也不错，称不上尖子，也在前五名左右，还是遗传学课代表。按园艺科学程安排，先学花卉，再学蔬菜，最后是果树。记不得是第二学期还是第二学年，园艺改农艺，改学稻、麥、棉。今天除了记得什么小叶冬青、豆瓣黄杨、矢车菊、大丽菊等覌赏植物名称外，什么都全还给老师了。
第一年跟据学生家境评助学金，分甲、乙、丙三等，从二年级起，学费、伙食费全免，零用钱由显邦兄供给，他那时在芜湖北内街一家国营商店里当会计。
在老家只能看到三国、水浒、唐诗、宋词等传统文学，在农校开始接触五四以后新文学和延安文学、苏联文学和西方文学，印象深的有：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记》，柔石的《二月》，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等；苏联文学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通一兵》，喜欢普希金的诗，莫泊桑的小说，对宇宙与生命科学科普读物爱不释手。
家里果树多，也关心这方面知识，还抄了些梨树防风技术资料寄回家。
入学那学期末，军校招生，我报考了海军，从小在长江边长大，喜欢水，在电影里看苏联海军那蓝白相间的海军服、平顶帽、黑飘带、军舰、大海，很羡慕向往。反映海军生活的《蔚蓝色道路》、《怒海雄风》到今天还有印象。
妈妈知道了，不同意，说我不是她亲生的，我如参军走了，人家会议论她不疼我。妈妈和显芬五姐两人来到芜湖，把我带回老家。
在芜湖，我陪妈妈看了场《难忘的一九一九》，说的是俄语，这是妈妈第一次看电影，也是我和妈妈同看的唯一一场电影。
在农校三年中，发生了几件不堪回首的事，其中有两件够我受用一辈子。反胡风用着它，肃反用着它，反右时用着它、文革中每晚敲锣认罪的还是它，像紧箍咒一样放在档案里。
1951年暑假，家里梨子熟了，大人让我去离家十公里的泥汊大姑母家送梨子，泥汊是我小时最喜欢去的地方，舅舅家也在那里，一路上小河流水，杨柳依依，芦蓠茅舍。背一袋梨子赶到姑妈家，正好吃中饭，饭后有些累，正想休息一会回家，忽然同一院里乡政府来人叫我：“指导员叫你去”。大姑母脸色一沉：“不好，麻烦来了。”
走进办公室，坐在一张方桌对面的一个大块头，猛的一拍桌子，大喝一声：“站好！”我一下全懵了，自小哪见过这个阵势，对方既非长辈，也非老师，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凭什么如此无理。几年后我才知道，这就是政治，就是阶级斗争。他严厉的问我是干什么的，知道这一家是干什么的，我满不在乎的说我是学生，到姑母家送梨子来的。他又大声喝道：“不老实，未经批准，私自到地主家，来人！把他綑起来送走”。 我被吓呆了，真是祸从天降！这时一个工作人员，后来知道是乡长，来打圆场：“指导员，一个学生走亲戚嘛，叫他写个检查走人算了。”他送我到姑母家，姑母全家在隔墙偷听，一切都明白了，催我赶紧写检查，写什么呢，姑父是老知识分子，他教我：就写不应该不经人民政府批准，私自到地主家，几句话的检查交出后，那边回话：赶紧走人。
我委屈、羞辱、惊怕，高一脚低一脚赶回家，谁也不想告诉，倒床就睡，哪里睡得着，脑子里一片空白，嗡嗡的响了几天，也嗡了一生。这就是我党给我上的第一课。
共产党干部怎么可以如此对待一个共产党的学生！这位指导员无非是以绝对优势过了一次无产阶级专政的瘾，比起往后的日子，一碟小菜也算不上。日后回想起来我还感恩不尽，如果当时这位指导员写一份证明材料说我在土改时到地主家进行反革命活动,交到学校，塞进档案，那我就成了现行反革命，镇反、肃反时毙了也不亏，有根有据，阿弥陀佛！几年后听人说这位指导员也被整扒了。
有初一就有十五，我又见识了一次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亊,三反、五反时，学校组织一次学生参加斗争不法米商的活动，好像在一个粮食仓库里，白白净净的一个中年老板站在中央，背对着主持会议的干部，周围围了一圈也是老板，第二圈是职工，最外层是学生。场面激烈，愤怒，有个人揭发他坐过飞机，义愤填膺旳吼道：“坐飞机是什么人！蒋介石打共产党才坐飞机，你不是蒋介石一类人是什么！”乖乖！这就是阶级斗争，不理解，不理解。
1952年初，学校佈置寒假回乡学生要配合中心工作做宣传，宣传三反五反政策，我是当地回乡学生负责人，把学校布置的任务向乡领导汇报，利用乡里开群众大会机会宣传三反五反有关政策。当晚就收到一份份检举干部贪污、浪费的材料，这些材料是真是假学生们哪搞得清，只有转给上面。
有个姓王的卖豆腐老头，趁这个时候到政府去要债，请政府还他豆腐钱，被认为无理取闹关了起来。学生们跑到乡政府要求放人：哪有买豆腐不给钱还抓人。於是乡政府和学生两家成了对头。事情反映到县里，县委书记林杰批示地方政府要支持学生宣传三反五反，更引起地方领导反感。这件事后来被乡政府定为我煽动群众反对地方干部，是反革命行为，向学校告状并存入档案，成了我日后每次运动都炒来炒去的“反革命活动”。事隔半个多世纪，这份“反革命”罪状恐怕还存在我的档案里备用，阶级斗争不提了，余威还在，基因犹存。
1953年夏，我毕业了，按惯例，毕业班要印一本《同学录》，内容为每个同学的家庭联络地址。毕业后劳燕分飞，天各一方，只有家庭住址较稳定，便扵日后相互联系。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各种规章制度处于新旧交替，建国之前的东西属旧，建国后属新，这《同学录》当然算不了革命行动，领导不支持，学生意见也不统一。但名字倒是有了，上届毕业班搞的叫《五二通讯》，这届顺理成章叫《五三通讯》，最后没有搞成，我属反对派，一向散漫惯了，一切组织、通讯、结社与我无缘，平时买东西宁可不买也不愿站队受罪。
1955年反胡风，紧跟肃反，不知谁出于什么“动机”、“目的”（这是历次政治运动常用语言）告密，说《五三通讯》是反革命组织，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同学们经长期审查后，被否定了，我因为在反胡风中为胡风鸣不平，加以我1952年初在家乡宣传三反、五反，与地方干部产生矛盾，档案里塞进了“反革命”活动材料，为了把我这个“反革命分子”划得更有份量，于是林业厅把这个根本不存在的《五三通讯》定成了我一个人参加的反革命组织。
1955年反胡风时为胡风辩护是我亲口讲的：“胡风要是反革命为什么不去台湾？”省委书记曾希圣在省直机关肃反动员大会上定性的：说这话的人不是认识糢糊就是别有用心的反革命分子。 我当然属扵后者，铁定的；1952年宣传三反、五反与地方干部产生矛盾也确有其事，说是“反革命活动”，只能属栽赃或无限上纲，尚不属捕风捉影或无中生有；这参加“反革命组织”《五三通讯》只能属：说你是不是也是，为我一个人特设的反革命组织。
还有一个近似相声的笑话，现在年青人打死也不会相信。1953年分配到安徽森工局的芜湖、凤阳两农校几十个学生学历不高，自视不低，却以国家人才自居。我先在歙县，后在屯溪，再调杭州，最后在合肥落难，城市越去越大，心理却越难以平衡：学农的不去农村搞农业而放在城市里，实在是耽误了大好青春。
几个“好乡恶城”的同学根据多数同学意愿，到图书馆、新华书店找材料，证明把我们放在城市是如何不合理，浪费青春，只有到农村才能大展鸿图，写好集体请调书往省里、中央寄，那时还沒有“上山下乡”这个词，称之为：“归队斗争”。后来部门领导认为学生们不服从分配、不安心工作，要求下乡专业对口，虽闹得人心烦，但也不能算多坏的事，于是分批分期将这批学生调离城市。在杭州几十个同学中只有一个姓李的愿意留在杭州不走，大家都看不起他，认为他胸无大志，留恋城市。
这些中学生们由城到乡，由工到农的愿望满足后，一辈子在农村里一身汗，一腿泥，默默为农业服务终身，没有一个后悔，只觉得当年太幼稚可笑。
官们咽不下这口气，利用肃反运动背靠背偷偷的在几个积极要求下乡务农的学生档案里塞进黑材料：不服从国家分配，无理取闹，搞归队斗争，记大过一次。这是1955年林业厅五人小组的决定。
这个处分决定当时没对任何人宣布，我是在时隔七年后、1962年回单位甄别，才在档案里看到，否则，我一辈子也不知道我还有过记大过处分。不过那时我已经历过坐牢一年和劳教四年之刼，经历了反胡风、肃反、反右、大跃进等政治运动磨难，见惯和亲历了批斗、牢獄、饥荒、死亡，受尽人间侮辱和摧残，看到这迟到的小小记大过处分，根本就不往心里去。
这些超前十多年响应伟大领袖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广阔天地练红心的中学生们，红心没练成之前，先来个记大过处分。
（待续）
文章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