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土改回到上海以后，一个传言在互相的耳语中传播：“副市长潘汉年成了一个有问题的人。”
后来，听说他曾经是一个国际间谍。他1955年下狱了。他完了，上海儿童福利局也完了，我的儿童福利事业的前途也完了。1977年他死于狱中，1982年他平反了。而且，有一部电影叫潘汉年，也开始上映，为他洗冤还他清白，但是，这一切都太晚了。一个冤死的革命战士。他曾经为国家带来过功勋和可能将要带来的更大的贡献，都因为毛主席的一句批语：“此人不可信用”。从此就被送入了监狱。直到后来，毛主席又说了一句话：“像潘汉年、胡风这样的人可以不杀的嘛！”(见毛选第五卷)才没有被处死。
大约是因为我是潘汉年安置在民政局的。我则从一个高干降成一个普通干部专员，副科长，工资从176元降到70元。虽然这是违反了共产党解放前夕广播的“在蒋介石政权下的工作人员只要加入革命队伍，职称工资不变”。但是我只要不离开我的专业（社会福利行政和地方行政）我也就满足了。其实我与潘汉年非亲非故毫无关系。
由于我做的是社会救济工作，所以就请所有的区政府决定一个在饥饿线上的人民最低生活标准，要区政府去作调查：在上海，一个人，一个月最低要多少钱才不会饿死？以此为据来决定上海的救济标准。第二步，设法使受救济的人如何以工代赈，来养活自己，不要完全依赖政府的救济金。第三，与工厂的厂长经理们联系，请他们把加工业务，留给受救济的人，使救济户能成为真正的用工资养活自己的人。我们科里人员，逢年过节前夕，分散到各区作救济户抽样调查，调查那些救济户如何去利用工厂的废物，例如，将工厂里的煤渣中检出可以燃烧的，去卖钱。还有，将那些布角料收集起来，做成布娃娃卖钱。等等。所有的区政府做这一项工作都做得很好。这些都是我们指示各区政府去做的实事。在1952—1955年，我在职期间，我们做到了没有一家挨饿的，而且没有奶吃的婴儿也都有奶吃了。那时上海最有名的一家牛奶厂叫“可的”牛奶厂，因为有钱的洋主顾们都回国了，他们厂的牛奶就都抛弃了。我们指示各地区政府救济组联系这家牛奶厂免费供应给那些缺奶的救济户。那些送奶工人，也非常高兴做这种工作。每早他们送奶到棚户区，他们就会大喊：“某某大嫂，政府给你们送奶上门啦！”这样也同时为人民政府增添了光彩。1957年上海民政局作了一个儿童福利的社会调查。当时，我刚刚离开这个工作岗位不久。我正改做行为问题儿童的教育，那次调查的结果是上海一个弃婴也没有了，与十年前的调查结果(即1947年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刚成立时全上海平均每天有800个弃婴)有天渊之别，也是与我这多年来的上海的救济福利工作分不开的，但是那些积极分子不许让我知道，因为我已定为准右派，成为斗争对象了，这个调查结果是调查中的一员她曾经是我在金陵大学的学生，用斗争我的口气在斗争会上巧妙地说出来的，我很高兴我这几年来的工作是有成效的。
一天，一个警察领着一个外国女人到民政局来，请民政局接受，据说她已经饿得晕倒在街头。这个女人，现在正在“来访接待室”坐着，没有人懂得她嘴里的语言。因此我就主动地前去看她。她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德国犹太人，穿的很朴素。但是举止文雅，除了她的母语(德文)，还能说一点法文、英文、俄文、但是都说得非常蹩脚。我能够勉强地听懂她的“破英文”。她当年在德国是一个左翼作家曾被邀请到苏联去接受斯大林奖。由于希特勒的统制，她就留在苏联。在莫斯科，她遇到一个中国共产党员，一位有名的舞台设计师。她出示给我他的像片。他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国青年男人。他俩在莫斯科结婚。当时参加婚礼的有许多中国共产党员。夏衍，也参加了这个婚礼。现在夏衍是上海文化局局长。因此，我马上电话与他联系。夏衍说：他记得克莱罗与她的丈夫。他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舞台设计师。他是一个好同志，后来被新疆的盛世才暗杀掉的。克莱罗告诉我，她们结婚四个月，丈夫就被派去新疆做地下工作。新婚夫妇从此一别成永诀。虽然人家告诉她，她的丈夫已经被谋杀了，但是她始终不相信。她怀疑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需要她丈夫做秘密工作，才谎称他死了。她深信她的丈夫此时一定在台湾做地下工作。他为党工作是秘密的。他只能让别人以为他已经死了。后来希特勒攻占了苏联大部分土地，纳粹分子就把她送进了集中营，她没有丧失她的希望，获救以后，她请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把她送到中国，当她一到上海，那时上海还是国民党的天下，所以她不敢说出她丈夫的名字，上海善后救济分署就把她安排到同济大学教德文。当共产党的军队靠近上海时，她未经请假，就私自跑到北京，她想当然，她丈夫一定会在清华或燕京的校园里。她听说，那里是进步分子与外国人的避难所。她没有找到她的丈夫，也没有钱生活，只好又回到上海。但是同济大学已经把她开除了。一个地下党员帮助她住进上海市中心一家庙宇里，等待机会再去寻觅她的丈夫。她又跑了一次北京，依然毫无结果，只好又重返上海。这次这家庙宇只给她住，不供饮食。她被警察带到民政局来的时候，身无分文，而且是饿晕在街头。我把她的故事，说给民政局荣军处处长听，希望她是他们处的工作对象。这位处长是一位善心老者，他听完这个故事后，就哭起来了，他说，她不是他们处的工作对象，但是他愿意帮助她。他立刻从口袋里抓出一大把钞票要我给她，度过眼前的暂时困难。我即刻把钱交给了那个德国犹太女人。因为她是一个作家，所以想帮助她。我就打电话给统战部，统战部答应第二天来对她进行测试，看看她的语言、文字的掌握能力有多少？考试完了以后，考官说：先暂时将把她送到外国语学院的图书馆工作。下一个学期可能要请她教德文。我听到后，觉得很高兴。一个有用的人，政府把她摆在一个有用的地方。第二个学期，她果然成了外语学院的德语老师了。
又一个学期过去了。我收到她从广州寄来的信。她被派到中山大学教德文了。她在信中说：在她宿舍的门口，有一张“荣军家属”的纸张贴在那里。她非常高兴，因为政府终于承认了她的丈夫是荣誉军人。她在广东期间，用德文写了一本小说，名叫：“牛郎织女”，这本书就是写她和她丈夫的故事。这本书在广州也出版了。世间有一种传言，说的是在一年内的某一天，织女星会从银河上走过去。她也感到她也和织女星一样，命运不给她和她的丈夫在一块。她在信中还说，她还不如织女，织女至少每年还有一天能见到她的牛郎，她却永远也见不到她的牛郎了。她用德文写了一首诗，叫做“一同吃稀饭。”她想念她的丈夫。因此，她幻想着，她与她丈夫一同用中国的稀饭吃早点。
1961年，我从甘肃劳动改造回来，去广州看我的母亲。我利用一天的空间，乘公共汽车去中山大学看她(克莱罗.布朗)。公共汽车上有两位中山大学的女大学生在谈话。从她们俩的谈话中我发觉，原来克莱罗已经死了。而且死了很久了。
政治浪潮的高涨，1949－1957年间，中国经历了一浪又一浪的政治旋涡。头一个运动叫三反：我与我丈夫都很平安地过去了。但是到了反胡风运动时，由于没有人读过胡风的文章，因此，讨论就成了背报纸，报纸怎么说，“讨论”的人就照样学舌，而且连一个形容词都不能改，甚至连一个相同相似的词都不能使用。我曾千方百计的找到了胡风的“万言书”偷偷的看，发觉它并没有反革命。但是我在讨论中，一点都不敢讲。我觉得一个民主的国家，人民要有自由的思想，如果一旦自己的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有不一致的地方，应该有权说出来，以求得大家的帮助，走向正路，而不是一有疑问，一说出不同的意见，就变成众矢之的，马上就被推到敌人的位置上，被批评被斗争。所以每个人只好背报纸，免除麻烦。把毛泽东思想囫囵吞枣，这怎么能改造思想？这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一个户籍警，对我家的一位年轻保姆很感兴趣。我们家住愚园路，房子处在一座花园中央，花园外围用竹子编的墙。邻居们很容易看到我们家的花园。我们两夫妻白天都在办公室，孩子们在学校和幼儿园。我母亲住在楼上，但她从来不下楼，因为她每天早上都要拜佛，诵佛经。所以，那位户籍警与年轻保姆在花园里打情骂俏的情景，邻居们都看得清清楚楚。邻居们认为她们是谈恋爱。我曾关照过她，要她小心点，不要让邻居们说闲话。很可能保姆将我的话告诉了户籍警，他就很不高兴，虽然我是一片好心。
我的三弟媳早在上海解放初期就去了香港，她临行前，曾电话告诉我，她有些带不走的东西，要存放在我家里。我同意了她，并且请她自己把它们放在我家的阁楼上，我后来也从来没有去看过她的箱子，也不知道箱子里有什么。
几年过去了，有一个礼拜的早晨，我吩咐这位年轻力壮的保姆，去把那口箱子搬到楼下花园里晒一晒。我就陪我丈夫看电影去了。临走曾吩咐保姆，晒完后，就将它们搬回阁楼。
在后来一次运动中，工作队的队长，几次找我，要我主动交出家中非法的物品。我想，我家中不可能有非法的东西。后来他直说了：“你家里有一把手枪！”我想，有两次，我与丈夫半夜起床，用电筒照着在花园里挖土种花。那是因为我去医院看病时，在医院里偷了一点麦冬花回来放在门后边，后来我就把这件事忘掉了。午夜忽然想起来，怕这些花第二天会死掉，我就喊醒了我的丈夫，与我一同起来把那些偷来的花，去种在花园里路的两旁。第二次是我丈夫出差北京带回来一些不同种类的玫瑰花和专养玫瑰的土。一回到家就把它们放在玫瑰花床上，进房以后，他就把这些花的事忘得精光。他也是半夜醒来，叫我一起去帮他去种花。所以，也许是被邻居看到，怀疑我们是在“埋枪”。除了这两次事件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是像躲藏武器。还有就是我的父亲，他是军人，很可能退休时，带了枪回来，他逝世以后，可能把枪交给了母亲，母亲在这次运动来时，害怕了就叫涂妈(家中一个老佣人做了几十年了)把它埋在地下。这一切都是我的猜测。不过我的妹妹与妹夫都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们曾亲耳听我父亲在退休时说过，他本可以带枪回来的，但是他没有带，要是带回了枪，现在穷了也可以卖一点钱。因此家里不可能有枪。我把我的这些怀疑与推测都如实地告诉了那位工作队长。我也感到，那位工作队长对待我是友好而信任的。但是我实在交不出什么武器。直到一天，这位工作队长从民政局带来了十几名队员，对我们家进行搜查。我就当心这些人中间会不会有人对我栽赃。我就不停地跑来跑去。忽然有一个人大声叫喊：“找到了，找到了！”我看见一支非常美丽的小手枪，从我弟媳存放的雨靴中找出来。这使我不能相信，队长告诉我，包枪用的塑料纸都在，里面有一张纸条。这张纸条上是我弟弟的笔迹。上面写着：“明明一岁生日。干爸爸赠。”我告诉这位队长，我知道也认识这位“干爸爸”，他就在我屋后一家钢笔厂工作。我请工作队长去对证，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时，有一位警察在我耳边说：“你不要着急，这把枪是一把无用的枪，它里面是没有机器的，是一付空壳。”我这时注意到了年轻的保姆，我忽然想起当天晒衣服的事情。我告诉队长，这口箱子存放在我家已有三、四年了，因为是放在阁楼上，我从未动过。前两三个月，我曾经吩咐这位保姆去翻晒过，以及翻晒后的经过，我自己出门看电影去了，这方面保姆可以作证。这时我看到这位保姆有一种非常难为情的表情。我对这位队长说：“如果这把枪真是我藏在雨靴中的，我就不会叫这个保姆独自一人去晒衣物了。”根据这位保姆的表情，我大约可以肯定，这件事情是这位保姆告的密！我的良心是坦白的，我的心境是平静的。
那天，是我在民政局发工资的日子，我照常去领了工资，并且去买了一只我母亲喜欢吃的烧鸡， 买了电影票，请全家人吃了晚饭去看电影。我心里知道这个保姆会觉得奇怪，怎么我还是与平时一样，欢天喜地的领着一家人去看电影！我也写信通知了我在香港的弟弟，请他告诉民政局，这把作废手枪是他的，以及它的来历。我的弟弟也从香港亲自写了回信。并且申明他原来有三把枪，离开上海的时候，其中两把已交还了原单位，但还是保留了一把，因为那把枪太可爱了，不过如果有这个需要，他可以现在就回来交还这把枪。
自从这次运动开始，我就靠边站了。除了要我写自传，还要我坦白罪恶。由于我实在没有可写的，只好看水浒与红楼梦。我心里一直为共产党可惜：有才的人不用，每月照发工资，白养着他。老是要他朝“后”看。
“枪”的问题解决了以后，民政局就派了我新的工作。1956年的夏天，民政局要把顽劣儿童从孤儿院中分别出来另外教育，办了一个第二儿童教养院，收容这些三不管的儿童，就是家庭管不了，学校管不了，派出所也管不了。因为他们不满18岁。派我任这个儿童院的副院长，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正院长李敏，是民政局副局长的夫人，我听说她曾经是一个出色的游击队员。她当时仍在另一个职位上，一时不能前来主持院务工作。全院的工作人员，多来自其他儿童院中多余人员。第一个来报到的是一名很能干的青年，我就请他做总务主任；后来两位女性；一位是有多年小学教育的经验，还有一位是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过社会福利工作学的。我安排第一位做教务主任；第二位任训育主任。训育主任担任着管理儿童生活和个案工作。我们这个儿童院开始的时候就这么几个工作人员。我们用两个礼拜，首先谈论如何教育这些问题儿童，使我们思想一致。只是可惜，当时民政局派来的工作人员实在太少，后来的工作人员，并没有都参加过这个思想讨论会。我们讨论的结果是，首先要对这些孩子们有真正的爱，与真正的人格的尊重。因为他们长期地失去了这两样东西。另外，要求这些儿童，遵守规章制度纪律。这是两个原则。从这两个原则中，订出我们儿童院的组织与规章制度然后我们就把那些接受过来的破破烂烂的家具，加以修理油漆。我们把这一切都做好以后，就开始收容儿童。并且通知那些送儿童来的院、所，不要告诉儿童，他们是属于顽劣儿童一类的，也通知我们的人员，在接受的时候，要尊敬，热情有礼貌，要使这些儿童感觉到来到这里，是他们新生活的开始。我们早上是文化教育。但是由于教育程度参差不齐，有时只好将两个年级合并在一起。下午根据他们不同的兴趣，分成：编织、机械、园艺、京剧、等小组，由他们自己挑选。这些孩子们的确非常淘气，一来就显出许多顽劣的行为。例如，他们偷吃彼此的儿童牙膏，我们只好在白天对生活区加锁。但是不中用，他们用一根铁丝，就能开所有的锁。这个会开锁的儿童还亲自表演给我看，还告诉我他会偷表，还会修表。这启发了我，请了一位师傅，教孩子们学机械方面的知识。在教育孩子的方法上我们正副院长的分歧很大。
这里有几个特殊的个案提出来做为例子：
第一个例子：两个孩子(一个十六七岁，一个十二三岁)偷逃出去以后，又主动回到院中。按照院规，对他们教育以后，仍旧可以收留。但是正院长带来的那个共青团厨师胆敢坚决不许守门人开门放他们入院，在我大怒之下他才开了门，在处理问题上，我们正副院长有了分歧。我认为可以继续收留；正院长坚决认为他们已属于盲流，应该遣送还乡参加生产劳动。由于是正院长，所以我只好服从了她的处理办法；
第二个例子；这个孩子今年十七岁，过去曾在社会上做过“爷叔”，但是在收容进我院一年多以来，一直表现很好，没有做过坏事。我认为可以教育好，但正院长认为既然是“爷叔”就应该抓起来。后来这个抓人的场面搞得非常大；派来几十名警察，把整个儿童院的操场围了起来，硬是在所有的学生与老师面前，把这个孩子用手铐铐走。
第三个例子：这一个孩子刚满十八岁有肺病。平时不爱说话，讲家庭历史，也不合群，穿着整齐爱干净，非常规矩。正院长认为他属于有国民党特务嫌疑的家伙，但是我去与他谈过几次话，除了性格内向，看不出其它毛病。因为他患肺病我把他与同学们分居常常去与他谈话交朋友。至于后来，我们的院长将这孩子作了什么处理，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已经被调回民政局接受批斗了。
为了搞好这些问题儿童们的教育转化工作，当时我曾听说在上海华东师大有一位肖孝荣教授，他开的教育心理学这门课，教得很有内容，为了能去听课，我向民政局请求，同意我每周听课两次。后来，我与教授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这些孩子们是如何变成行为问题儿童的？二是，应该怎样帮助他们教育转化？他同意派出四位学生来跟院里的孩子做朋友来帮助我们院里的孩子改正思想行为，还预备以后多来些大学生来当大哥哥交朋友，在谈天玩耍中帮着改变我们这些问题儿童改变思想行为，协助我们做好教育转化工作。但是后来也因为我离开了问题儿童院，这项工作的结果尚不得而知。
在她(正院长李敏)还没有来上任以前，我就听说她还要带一个副院长来。我心里纳闷：不是有我这个副院长，为什么还要带一个来？而且更奇怪的是：她对我像前世仇人。根本不听我的工作汇报，而是把各个组组长召来向她汇报。一个短时间以后，她警告我，要我注意那个孤僻的孩子，要我马上弄清楚那个孩子是不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第二件事，她警告我，对那个曾经做过“爷叔”的孩子宽容就是对整个孩子的不利；我的意见是，本院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属于幼年起就没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一个孩子应该得到的温暖。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坏行为，可能是对社会的报复。他们自从进院，我们从来不提他们的过去，使他们感觉到应该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从来也没有在我们这里犯过大错误，我们院对他们以热情，并要求他们严守纪律。这是经民政局批准的。这位院长批评我：“总而言之，你对他们太松了。他们会忘记自己是顽劣儿童而来院的。也不会改正的。”她说她自己是个游击队员，她为她自己的战争经历而自豪。我很尊重她的经历，但那与行为问题儿童的教育是两回事。
现在想起来，这一切事情，早已在民政局决定了我是个准右派。所以院长一来就带来一个副院长，所以一个共青团员的年轻厨子才敢对我极端无礼。
忽然间我听到院子里有奇怪的声音，四层楼的屋脊上坐着一排大约有十个孩子，他们嘻嘻哈哈地要院长出来，我在想，我已经要辞职了，由正院长来管吧！我已经在整理行李，准备离开儿童院，要去民政局了。这几天雨下得非常的大。院子中间积水较深，孩子们用木板搭起桥一样的东西。院长走过时孩子们在跳板的两头跳，就把她整下水；而我走过时，孩子们就扶着我，我知道这样做，只能增加我们正副院长之间的矛盾！我院规定，晚上21:00上床，22：00熄灯。每晚21－24时有一个值班老师，看学生睡得安静他就回家。轮到我值班的晚上，学生就特别安静，守规矩，当李敏值班时，学生们中间就不断地有人从寝室里到厕所，沿途又笑又谈，甚至睡在床上，也要笑一笑，叫一叫。只要她一来就无声，刚走就闹，闹得她一夜不得安宁。
（待续）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