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春天，“暴风雨”从天而降。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祸水的泛滥。它就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中，有48万知识分子牺牲了，自然，灾难也牵连到他们的家庭。把家属也加进去，这个数字就不可想象了。这个大风暴在中国大地上滚来滚去，滚了十年。挑起全国的青年们，大、中学生和低层干部，来反对他们的老师与行政长官。他们的口号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叛乱冲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积极分子搜查反动语言与文字，代表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的文章，书籍与物件。他们抄人家的家。 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被江青赶得靠边站了。她的跟随者是大、中学校的学生和一些低层的干部，他们的话是法律。在中国，到处都是旋涡。第三工校(我丈夫工作处)，第七中学(我工作处)这个地方的红卫兵来我们的家许多次。拿走了我们的“四旧”珍贵的古画、古字画、艺术品、以及我的首饰。后来，我的皮大衣，银行存折，都算作四旧，被他们拿走了。被拿走的字画中，有一卷是副总理黄炎培亲笔题写的送给我的一首诗。这首诗是为了纪念我和他在上海共同办理的一个伤残儿童重建中心。他出房屋，我出专家，物资以及资金。黄炎培是当今周恩来首任总理时的副总理。这样的一幅字画，也被作为“四旧”抄了家。解放前，我们曾与上海中山医院合作，帮助过一些伤残子弟免费接受身体检查，及减费治疗。并在我们的中心受职业训练，我们又和一些工厂合作，安排他们的工作，例如，行走不便的就安排他开电梯，总而言之，利用他身体的非残疾的部份干工作。黄炎培的那首诗，是这样说的：
养之致用到伤残，足补大同篇义完
敏勉卅年人望浅，不图青眼出红颜
这些红卫兵居然都不知道“黄炎培”是何许人也，连他的亲笔字也被当成“四旧”一扫而光。后来，他写送给我的这首诗与那些古字画，被送到造纸厂，完全销毁了。我刘家曾祖，大书法家刘玉璋公的家训四联，也被烧毁了两联。我们曾听说中央有了命令，凡不属“四旧”的东西，可以归还，我们去三工校和七中找到他们保存“四旧”的仓库。第一天去看还有些非四旧而有价值的东西存在，第二天去，那些东西就不见了。其中有我一对玉制的镇纸以及景云留作纪念的不曾开口的匕首。可见偷窃者大有人在。最后，归还了存折，但是，粮票被用掉一些，皮大衣被用刀片割成条状。这些红卫兵，想去抄谁的家，就去谁家，谁也不敢阻止，阻止就成了反革命。
这种毫无法制的作风，难道是我们新中国的新文化！是谁把这些青年人培养成这样的人？，他还应该向这些孩子们的父母亲们道歉，因为每一个父母亲送他们的子女到学校都是为了成材的，而他却鼓励他们去抄家，去随便偷抢人家的东西。
希特勒还要花钱建集中营；我们中国却是任何一间教室、一间破房、商店工厂的房屋都可以成为拘禁人的监牢。红卫兵可以用任何东西做刑具，对这些被关押者进行酷刑。这些都成了法律以外的东西，法律管不着的。罪犯这个名词，是有法律根据的。但是，牛鬼蛇神这个词，谁能给它下个具体的定义。谁也不能！只能说：“天晓得！”并不是因为谁犯了一个什么罪，红卫兵就可以审讯他。似乎是：一个人只要和外国人、资本家、地主、国民党员、或者是有高学历的，或者是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音乐、艺术方面有特殊成就的，或者是摘帽右派就被定名为：牛鬼蛇神，这也是法律所管不到的。红卫兵有特殊的才能把上面这些人所说的，所写的，扭曲成为“反动”的，这就是他们被找出来的“错误与罪行。”
第七中学的运动领导张书林是从外面派来的，他掀起了这个“运动”。他也许最多不过小学毕业文化程度。他一来到学校就把学生们组织起来，研究老师们的行动语言，来找茬。尤其对我这种“摘帽右派”头上容易找。不论找得对不对，人都不敢说话。所以，他找出了我的大罪三条。第一条：控诉我把贫农认为是差一等的人，原因是有一天我在班上解释POOR，我说它表示贫穷以及差的意思，Poor Farmers就是贫农，My English is poor，表示我的英语很差。经这位革命领导一分析，我就成了在教育学生说：贫农是差一等的人。第二个罪名：当学生在读反苏修九评中，英文文件中：“The party”是中国共产党的简称。我要学生注意到：这个英文名词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简称。但是经过这位革命领导的革命分析，我这样说的原因是当学生们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时候，我要他们喊“long live the party!”，就是我意图教学生们在秘密地喊国民党万岁。我就辩论说：我从来没有参加国民党，今天国民党早就滚蛋了，我会忽然爱起它们来了吗？真怪！他的这种分析，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形而上学唯心的是反唯物主义的。第三个罪：“pretty”这个字不能用来形容男人，只能用Handsome man，虽然这个pretty是用来形容女性的，但也可以用来形容小男孩。这位理论渊博，幻想力超人的革命领导张书林同志，认为我是在教室里教学生“黄色”的东西。我问他如果你是我你将如何解释pretty这个字，他似乎没有听见一样就走开了。人们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诚然也！
在文化大革命的早期，红卫兵发动对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就叫他们“牛鬼蛇神”！把我们从老师中挑出来，关在一个存放煤球的房间里。这些牛鬼蛇神是哪些人：校长、语文老师、体育老师、生物老师、全是女教师。然后抓了两个男的，一个是教务主任，另一个是十四岁的初中一年级学生一个小男孩，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一位将军的司机。他们两个男人关在另外一间房间。我们这些人，根据法律不够资格下狱。只能根据什么诗意发作时的所建立的名词“牛鬼蛇神”而关押起来。红卫兵简称我们为“牛鬼”。不许我们睡床，只许睡土地。因此，我们的被褥，都是潮湿的。每当去厕所，必须请示红卫兵，他们也不厌其烦的押送我们去厕所，我们算是狱囚，互相不可交谈，一天24小时，都有红卫兵看守着。有时，我们的家里为我们送来饭菜，有一个男孩子红卫兵就要吐口水或者小便在食物里。幸运的是，一位女红卫兵偷偷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们。一般地这些“好”经验，都是从北京红卫兵那里传来的。这些对“狱囚”的行为，超过了封建时代。文化大革命中，对罪犯的判刑，是与反右时相同，早在被抓起来前就决定了的。
有一天，举行了一个斗争会。斗争会上的牛鬼蛇神是双手捆绑并吊起来，身体被强制弯下去。有时跪在地下几小时。当他们的回答不合乎语录或积极分子的理想时，就要大喊“打倒”的口号。常常，这个被告，就要被打倒在台上。甚至流血，也没有人敢露出同情。这种审问，并不是要查清事实，而是要显示运动的威风。“罪”，早在被抓起来前就决定了，“刑”也早在审判前就决定了，红卫兵即使是搞错了，也不负法律责任。常常斗争了几次以后这些“牛鬼蛇神”也找不出具体的罪行和罪名。别人和自己，都不知道是犯了什么罪。只是带着“牛鬼蛇神”罪名而已。所以，红卫兵有一个大自由的天地来实现他们的权，来对付这些“牛鬼蛇神”！这是心理上非常残酷的刑罚，多少知识分子就这样自杀了。这个牛鬼蛇神的名词，是对人权的极其不负责任。也这样训练出一批不负责的红卫兵。
有一天在斗争会上，红卫兵要我承认我的丈夫是国民党故意留下的密探。这不是事实，我当然不承认。主持大会的哪个红卫兵他的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他因为要表现自己与高级知识分子的父亲划清界线，就重重地抽了我一个嘴巴，当场打落我的一颗牙齿。
从那个时候起，就天天给我苦刑，逼我讲出我丈夫的“罪行”。有天早上，他们让我站在四张课桌的中央，每张课椅上坐一名红卫兵，只要我说“不是”就有一名红卫兵踢我的膝盖头。直到现在(90岁)，我的膝盖仍然发痛，尤其是冬春天的夜晚，半夜醒来，疼得不能动，我得想法让它慢慢动，才能动。医生说，他只能治病，不能治伤。他说，他知道的唯一办法就是“保暖”，无论气温高低，都要用厚棉花包住膝盖。当我头一天晚上，从家中被押解到学校的“监狱”里时，被一名红卫兵从背后一拳打来，使我扑倒在地。致使咳嗽数日不愈。这是红卫兵的规矩：初进“牢门”，一定要给一个“下马威”。这不分明是封建王朝对囚犯入狱时的规矩吗？在学校监牢里，红卫兵每天早上都要提审我。在牢门前，红卫兵要将我的手捆在后面，两手的前臂被绳索捆死，以致整个身体折成90度。这样的捆绑方法，使我的腰和肩都很受害，况且一捆就是几个钟头。这种刑法，红卫兵叫“坐喷气式飞机”。我想，他们自己也知道这种刑法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一再嘱咐，不许向外传说。但是，全中国的牛鬼蛇神都受同等待遇。这种苦刑，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当时，我们时时刻刻都被红卫兵押解着。我们没有见过外界任何人，我们不许接见任何外界的人。
我们这些牛鬼蛇神被送到农村一间大屋子里，在屋子周围的农田里劳动。我被命令早晚清扫厕所。这原来是农民的工作，他们需要粪便做肥料。我对自己说：“我不应该对这种工作厌烦，因为我们并不比农民生来高贵。我们是靠着农民的劳动而生存的。他们该干，我就不该干吗？”这么一想，我就能在黎明与午饭后，去把女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我自己看着，也非常喜欢。我相信一个人，做了一点为人民的好事，尽了他的力量，总会感到快乐的。在白天的时候，我跟农民一起在田里工作，农妇们都喜欢我。有一家子，一个老奶奶，母亲和孙女儿三代人，悄悄地跟我说：她们家里今天蒸了大肉包子和糖包子，是花生与枣泥的馅。请我去吃了，真是好吃啊！六甲乡的农民是昆明一个富裕的农村，“臭烂尸，臭皮蛋”这里的农妇们就是这样称呼那些女红卫兵的。
1967年当运动的注意力转向了政府的高干，红卫兵也不管我们了，他们一天到晚忙着去斗争省委书记、省长和一些大官们。我们就自己自动走出了监牢，回家了。我跟着当时的潮流，带着我的女儿，去武昌、北京、青岛、上海乘火车串联。但是我们是买了票的。目的是想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在这个运动中是怎样过的。上海是最特别，在最热闹的街道例如南京路、淮海路的商店里，里面都是一点光亮都没有，玻璃窗上，贴满了大字报。反正当时，也没有逛商店的人了。所有的牛鬼蛇神都似乎没事了。只有高干们火烧屁股，江青在和他们过不去。
在武汉、北京、上海我所有的亲戚和朋友(除了两家以外，他们是共产党员)，其它人家都多少程度不同的受到冤枉和磨难。由于我自身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不愿意在他们家多住，以免使他们受牵连。所以，我就很快地回到了昆明。
有一天，我与一位图画老师邂逅街头，她是一位一贯很正直的女人。她警告我：不要以为现在风平浪静，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平静而已。1968年十月的一天晚上，我们所期待的那个大风暴又来了。红卫兵又一次半夜三更冲到我们家。这次运动的领导人已经改为解放军某部的参谋长，他是驻七中的军代表。他们又把我押送到学校。第二早上，我在操场上扫地，遇见这位解放军的团长，我们曾经在一起学习过，所以认识。他见到我在那里扫地，假装奇怪地对我一笑，问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没有理他。
一天晚上，没有星光月亮，天极黑。牛鬼蛇神们被命令到操场上来排队，两个人一排。我与女校长排在一起。队伍排好，就由红卫兵命令我们在操场里跑步，一路跑，一路喊打倒自己的口号。还叫自己拿着脸盆，一边敲盆，一边喊口号：打倒自己。我就看见红卫兵的队长，躲在一个大树底下，正在指挥这场“游戏”。用树叶遮住他的脸，生怕我们认出他来。因为天空确实很黑，我就与女校长两人离开了队伍。跑到一个建筑物后面去躲起来，安静一下。这时，这位红卫兵队长，正在命令改变节目：要求，牛鬼们互相对殴，我们俩人只听到打得一团糟，后来，又听到在喊我们两人的名字，我们只好立刻从隐藏的地方跑出来，被一位红卫兵命令脱下自己的鞋子，互相打对方的嘴巴。我的鞋子是皮底鞋，这要打在对方的脸上，如何吃得消。我只得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红卫兵在那里喊：“重一点，重一点。”这一次我只得假装把鞋子打飞出去了，假装到处找鞋子，就不回队了。我只听见红卫兵在那里说：“让我来打给你看看”。这时，哨声响了，表示此场结束，改换新的节目。新节目叫做“天女散花”。我们在院子里跑，红卫兵就用各种各样的球，打我们。另一组红卫兵专门拍手。完全是把我们当成猴耍。孔子曰：“士可杀，不可辱。”红卫兵就是要“辱”你。我正在跑的时候，一个篮球正好砸在我的背上，把我打倒在地，顿时我就喊不出声音来。椎间盘脱出，从此二十多年来，一走路腰就痛。医生说：如果年轻，我可以开刀。但当时我已年近60，医生不敢给我开刀。
我每天早上都要受审，但他们又得不到所要的口供。所以，他们就动手打，以致我的肋骨被打裂四根。从此，每晚睡眠时非常痛苦，尤其是翻身时，但是我每次看医生，红卫兵都事先警告。不准说是被红卫兵打裂骨的。不过医生看到每天都有红卫兵押送，他也就知道了，这是红卫兵的政绩。有一天，当红卫兵暂时离开时，医生悄悄地问我：“你有没有公费医疗？”我说有！他就说，我给你最好最贵的药！他是昆明最好的最有名中医伤科。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去看病时，发现他正在扫街。我就知道我的好运不长了。因为他也已经落入牛鬼蛇神这个荣誉圈子里来。后来，这位医生完全失踪了，原来，医院里的红卫兵把他送到乡下去劳动了。农民一见到他，如同见到天上的活神仙，许多农民的老伤都给治好了。后来，虽然医院要他回去，但农民却不同意。他自己也愿意把他的余生贡献给农民，因为在那里，他享受到敬爱。几个星期以后，我去复查肋骨X光片。管X光片的人说：七中的红卫兵早已把它拿走了，说是：牛鬼蛇神不可以治疗。我想不出这是一个文明国家的哪一条宪法，哪一条法律。多少年后，我的肋骨也自然而愈。
有几天，我已经再也不能忍受这种苦刑，我全身都受伤了，由于经常受到踢下肢的苦刑，因此，从腰部开始直到踝骨，全部淤血，两条腿整个儿变成黑色。我心里想，生在这样一个没有理性的社会，不如一个禽兽集居的环境。太没有意思了。我决定自杀。我秘密地写了一个纸条给我的儿子向凯：“凯，你爸爸虽然在国民党政府中有一个高的职位，但是，他没有做过愧对共产党的事，并且，还在地下党陈定候的领导下，完成了三大任务，我可以为他作证。你应该永远地相信你的父亲。妈字。”
当时向景云已经关闭在他的学校里。家里只剩下两个孩子。他们学着他们的爸爸，每天把中药煎好，放在热水瓶里，给我送来。并且把头一天的空水瓶带走。我就假装说：空水瓶的手把要断了，我就借着用布包手把的功夫，把那张给向凯的纸条，裹在布里。他们只要一到家，就可以找到这封信。三十多年后，我偶然在向凯的皮夹子里面，发现了这封信还藏在那里。我忽然明白，我的儿子向凯他仍然如此珍惜我们苦难经历中的痕迹。
每天早上，我的任务是扫操场。这天早上，我拿着清洁工具出来时，假称扫把不好，要回去换一把，押送的红卫兵同意了我回去换扫把，我注意到监牢的窗台上有碎玻璃。我把那些碎玻璃集中起来，用冷水把它们一口吞下了肚子。我心想，我今天一定能够死了。我甚至不敢吃饭。害怕饭粒会破坏玻璃的作用。但是，肚子一点也不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非常失望。
又有一天，我发现有一根玻璃瓶盖的塞子，它大约有一个手指头粗，半根指头长。我就把它藏在我的口袋里。又有一天，我在扫操场的时候拾到三块带锯齿形的铁片，每块有3～5公分长，1～2公分宽。我又把它们拾起藏在衣袋里。我又一次进行自杀：先是吞玻璃瓶塞，吞了许久，才把它吞下去；接着吞三根铁锯条，更困难，它们会自己慢慢地回升到喉咙口来，但最后还是用手指硬把它们一根一根地塞下去了。谁知，仍旧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了几天，我借故去医院检查肋骨断伤愈合的情况，请医生检查我腹腔中有没有异物残留。但医生什么也没有发现。我真的一点也不明白！
当我八十三岁时，在美国纽约，有一位肠胃医生为我作了检查，确实什么也没有。这位外国医生还夸我：八十几岁人的肠胃，比二十几岁人肠胃还健康。
有一天，我利用红卫兵押我回家取冬衣在路上走时的机会，看见一辆小汽车正要冲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有意滑跌在车前面，但是那车一点也没有伤着我。
又一天晚上，1969年十二月三十日一群红卫兵，命令我们牛鬼蛇神们站在毛主席的肖像前，我是最矮的一个，所以排在最后，这群红卫兵们就把各种垃圾向我们头上身上扔，由于我身上没有一点垃圾，被一个红卫兵留了下来，命令我站在毛主席像前，由她来单独执行对我的体罚。她抽出前面带有铜头的皮腰带，对着我劈头盖脸地抽打起来，打了大概有一百多下，打到后来，她自己都打累了，累得她把皮带都甩了，坐在一块石头上喘气。我原来自认为我的头大约早已开了花，血流满面了，谁知，居然一点事也没有。既不破也不疼，也没有流血，当时，当皮带打到我头上时，我也不过只是稍微有点感觉。这位对我执行鞭刑的是我们学校初中二年级女学生钱亚云。后来我就返回监房，看见所有的人都在哭，因为她们已经都被垃圾打得遍体鳞伤。我躺在铺在地上的床上想：千年来的“尊师重道”这个思想是被打倒了，而代替的一个新的思想是：打师、辱师。学生自己也莫明其妙老师是犯了什么罪。谁也不知道这是根据马克思的唯物论的那一条？我怀疑，不知道要怎样一个哲学家、心理学家，才能够从思想深处挖掘出这个道理来。我们这些平凡人无法了解人性以外的事。
有一天晚上，红卫兵把学校大门锁起来，操场上布满了红卫兵的哨兵。我们这些人从窗户里看出去，看不清楚。有红卫兵来到我们隔壁房中，提审那个十四岁的小男孩。并且喊着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党的小狗！”然后把这个小男孩抓到操场中间，大家一齐动手打他一个人。一百多人打一个人，操场上的脚步声，吼叫声震天动地。这些红卫兵是被训练着去打、去杀、去压迫那些弱者。道德教育，在这里一扫而空。理性与仁爱，全被忘记了，人变成了猛兽，充满了仇恨，残酷与无知。这个挨打的小男孩的爸爸，曾经是国民党一个将军的司机。而且，远在孩子生下来之前，他爸爸就已经是那个将军的司机了。将军的罪恶，与他的司机有什么相干？与他司机的儿子又有什么相干？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在写我的这本自传时，当年这些红卫兵也都是中年人了。他们都应该有了自己的工作和岗位。如果今天，他们能认得清，当年是在被欺骗，那中国还有救！如果到今天，他们还认为那种乱打乱整人是对的。那中国就可怜了。不过，我们今天改革开放了，文化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欺骗是不那么容易了。文革浪费了我们这一代，毁了我们的下一代。因为我们所有的学校从1966年都关了门，到1977年，才开学，但是没有上轨道。这十年多来，文革对教育的毁坏是空前的。
前面提到那个在操场上被红卫兵打的小男孩，早已遍体鳞伤，他们把他从操场上抬到他睡觉的地方，他不能动，不能说话。第二天早上，他的哥哥从另一家工厂来看他的弟弟，哥哥没敢表示任何怨恨。只是带药，菜饭来给他吃。因为红卫兵不许他(小男孩)就医。因此，他哥哥只好天天来给他上药，喂药。这已经算是红卫兵的厚爱了。根据国际法：医生是救死扶伤的。只有红卫兵的法律剥夺了人的医药之权。所以当九十年代在新加坡、非洲、欧洲、美洲，发现任何不道德的事，华侨们都会认为，这是那些从前当红卫兵的人干的。今人啼笑皆非。
当我被关在七中的时候，我的丈夫关在“工校”，两人不准互通消息。有一天，我丈夫得到一天的假期。由他们的红卫兵，通知我们的红卫兵，说他可以来看我。我们的红卫兵就告诉了我们的革命老师中的积极分子老师。这个老师告诉我，当我丈夫来时第一不准互相说英语，否则将重罚；第二不准告诉景云，你在学校受的刑罚。那天下午景云来了，我将一封预先准备好的控诉红卫兵罪行的报告，藏在热水瓶的手柄处，我只用很短的一句英文，告诉了他：“东西在热水瓶的手柄处。”这些动作，都是用非常隐蔽的办法完成的，还用英语说了一句：“我遍体鳞伤！”这两句英语都未被那位自称读了十年英语的积极分子老师发觉。我家里人收到我这封控诉信以后，就把它送到昆明市教育局。谁知教育局早已被造反派夺了权。根本无人管。我女儿兰兰当时是高中二年级学生，但是她不是红卫兵，因为她是黑仔子，不准参加红卫兵的。
兰兰因为避免学校红卫兵找她的麻烦，所以每天出门，都把落地窗帘拉开，卷到左右两头，一旦红卫兵来了，她就藏身于卷着的窗帘子里面，红卫兵找不到人，也就走了。凯凯当时已从建筑学校毕业，分配到郊区工地工作。后来风向转变，红卫兵注意力集中到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身上。从前那些高干子女的红卫兵，现在都已比较收敛。
兰兰有一天冲上七中大门口办公室，拍桌打板凳，叫党委书记，把从刘德伟家里搜走了的像片本子交出来。拿到这些相册后，兰兰就把它们存到她的朋友家中，兰兰从此每隔一天来探视我一次，第二天去探视她的父亲。发工资时，她去代领。并且买了好吃的菜送到我的监房里，以及他父亲被关的地方，给我们吃。兰兰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凶神恶煞地，居然镇住了那些红卫兵。并且说，以后每个星期六要来接我出去洗澡。后来，我与景云都风平浪静地回家了，什么事也没有了。
这样过了半个月，“工校”又来了一群红卫兵，大喊向景云下楼，要对他宣布“十大罪状”。全宿舍十二家人家都围着天井站着，静听。他们中间有一个红卫兵，以权威者姿态与声调，宣读“罪状”。忽然有一个人从群众中冲出来，抓过“十大罪状”的纸，当场就撕得粉碎，丢在地下，并且大声地吼：“全是谎言，你们给我滚。”此人竟然就是兰兰。她又抬头向着楼上的房间大喊：“同志们，下来吧！”楼下人群中居然也有呼应“揍他们！让我们一齐揍！”这群红卫兵一个个吓得掉头就向大门外跑，我就赶快去关大门，正好那位队长回头来取他的自行车，兰兰又冲过来，警告那名队长：“你不要以为你出去和进来一样容易。”我认为再给他们多留一分钟我们的空城计就会露馅了，赶快让他走了，关上了门。这一次的胜利，是兰兰使用的“空城计”。当她把这群红卫兵都赶走以后，大家都捧腹大笑。“这恐怕是唯一的一次，神圣的红卫兵被打败了！”还有一个加了一句：“是被一个姑娘，用空城计的战术打败的！”我们谢了那位在人群中响应我们兰兰的工人，是他帮了兰兰的大忙。我们肯定，这帮红卫兵第二天还会来的。兰兰嘱咐我和她爸爸早睡早起，要我俩一大早就去五华区医院门诊部，去坐在那里看报，看小说，她自己整夜写大字报，反对那些红卫兵说谎话，破坏运动。黎明时，她将写好的大字报贴在墙上，贴满了弄堂的墙壁。然后，她把红小书装在口袋里，锁上房门，大大地打开窗帘，等红卫兵来挑战。红卫兵用的是轮流战术，四个人一队。他们带来的大字报，没有地方贴。每四个人一班与兰兰对辩，这种情况搞了三天。他们的辩论都是根据毛主席语录。他们常常要翻书，但是兰兰却不要。他们不能战胜兰兰。这种辩论引起了全院的厌烦。所以这些红卫兵只好去请公安局评理。公安局也早都厌烦这些红卫兵，就要兰兰写出她撕了的那些红卫兵写的大字报上的论点再贴出来。兰兰就用一张小纸片，写出一篇小字报贴在很不显眼的地方，结束了这场战斗。
1969年的除夕，红卫兵都回家过年了，留下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交给革命教师来管。他们要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红卫兵办公室。我们在清理中，很惊奇地发现，各种各样的刑具，是准备在我们身上使用的。有一种刑具，是用铁丝编成的鞭子，而且上面布满铁丝钩子，因此，这种鞭子打人，是先勾破你的衣服，然后勾掉你皮肉，这些刑具，告诉我们，他们虽然还是童年，但却早已失去童心，成为野兽，从残酷中寻找乐趣。因为：公、检、法都靠边站了，谁来负责社会治安，没有治安的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铁钩鞭子打人是生与死的问题。社会上既然没有了治安，我们就应该站起来，自己维护自己的安全。学校的老师们为我们着急。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些危险的刑具，丢掉。第二是，牛鬼蛇神们必须立刻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能够到哪里去呢？自己的家不能去，亲戚朋友的家不敢去，去了他们也不欢迎。正在我们无路可走时。有人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新年中有一批新的解放军，换走旧的解放军。积极分子老师答应将刑具问题报告新的解放军。昆明的军队分为两派。一派是“炮派”，另一派是“八派”。两派都崇拜毛主席，但是他们是仇敌。原来领导我们七中的，是“炮派”军队，现在将改为“八派”，听说领导上认为“炮派”在七中工作做得不好。新年以后，“八派”即将到任。
一天早上，“八派”的领导军官，要我去他办公室，他说“你是代课老师，根本不在编制。你应该到家里去参加居委会的革命活动。”原来“炮派”搞错了，现在由“八派”的军人带我回去，参加居委会的运动。
一天下午，七中的新军宣队的“八派”队长，告诉我到铁局巷居民委员会找居委会主任去那里学习，今后不要到七中来了。
到了居委会，付主任姓刘，是一位慈祥的老大妈，她就喊我：“刘同志！我看见你多次了，与你丈夫在这里走。你们看上去都是文雅而有学问的人。来与我们一同学习政治，你应该非常谨慎。应该小心选择你的词句，我不愿意看见好人被抓出来，在斗争会上被斗。我做姑娘的时候，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我能够区别好坏与黑白。你一定要好好注意你自己。”我听完这位主任的话，心想军代表大约没有把我在七中的情况介绍给她。同时她大概也知道，知识分子都是站在灾难的边缘的。我知道，在居民委员会“学习”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会在一个专制性的居民委员会的主任领导下，与一群不看报不读书的家庭妇女们“学习”。她们都是“一呼百应”的举手机器。听说，现在正在居委会挨斗的，是一名高中毕业的新娘子，这个女子正在找工作，还没有找到。就由于她说错了一句话，年轻的居委会主任，就在她身上大做文章，树立她(居委主任)在任期中的功绩。
一天开会了。会场搭在一个大屋(机关宿舍)的天井里。与会者自带小板凳。年轻的居委会主席站起来领头控诉她(那位新娘)的罪状。她们都是云南人，说的都是云南话，说得很快，我不能十分听懂。但是，每一个与会者都要站起来批评那个台上的被斗争者。批评者站起来大声批评，引用毛主席语录，一次次地举起拳头，做出理直气壮的姿式，没有沉默(不说话)的自由。我当然也得表演一套。我发觉，在这里，居委会允许被斗争者辩护，也可以引述毛主席语录。现在这名新娘子，就在台上用毛主席语录为自己辩护，虽然她手中没有“红小书”，但是她能背诵得口若悬河。她的辩论，常常击败台下的批评，使得这位主持者居委会主任，只好说：“禁止‘反革命分子’用毛主席语录。”并宣布散会。说明她们已经感到失败了。
消息传来，我丈夫所参加的五七干校中间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可疑的人物，但又找不出他们的具体罪行。这种人如果放出来，就会把资本主义思想散布在人民之中，这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有害的。所以要把他们的户口迁到山上，让他们过独居的生活。我心里考虑：这些“修仙的老头”们中间，一定会有向景云。
我们派出所的户籍警与居委会主任告诉我：越南的战争，马上要打到昆明来了。所有的老弱病残，一齐要疏散到滇西，也要住在高山上。这个要疏散出去到高山去的名单中，第一名就是我。我就向居委会请求：“我是不是可以在高山上与我丈夫住在一起？”他们说：“不可以！”一定要服从居委会的安排！不久以后，我又听说：从五华区(即我居住的区)我又要被疏散了！原来，思茅五七干校已将向景云划为“历史反革命。”因此，我就成了反革命家属，理应被驱逐出昆明。(也就是美其名曰“疏散”)。这是我的子女亲自去五华区公安局询问的结果。她们两兄妹从公安局走出后，凯凯已经走不动路了，靠在路边的柱子上；兰兰也知道，如果真的父亲被划为反革命，她们兄妹俩就前途无望了。她发现，她哥哥此时两颊苍白，嘴唇都乌了！她就对她哥哥说：“你站着别动，我进去对那位警官说一声，马上出来！”她进去问：“你们说我父亲划为历史反革命，你们手上有正式的公文吗？”警官回答说：没有！兰兰再问：“你们消息是从那里来的呢？”警官说：“是工校的一名在思茅五七干校的女干部口头传来的。”兰兰很坚定的说：“那不可靠！我们一定要等正式公文有白纸黑字，有公章，才相信。”警官只得点头。兰兰出来以后，把这个胜利的消息告诉了她的哥哥。凯凯马上在远离居委会和三工校的地方，租了一间房子。他的朋友也答应决不告诉别人。他们兄妹俩的意思是准备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他们就把我隐藏在那里，对外宣称，我已经去了上海。同时，我们也写信给上海，请我们的亲戚们相应地造一封假信寄来，说明上海我的舅父病危，需要我去上海照顾。我后来，就等到了这封从上海来的信，拿着信去街道办事处找军代表，说明情况，要求去上海。年轻的军代表同意了我的请求。批准了我可以马上去上海。我那时心里想：我一生中，在困难中，总有人帮助。
五七干校要停办了，其中那些年老的，又找不出他们的错误来，只好命令他们退休。
向景云拒绝在退休上签字，他与干校的领导辩论，他说：（一）你们没有找出我的罪行；(二)我经过学习后，思想上有进步；(三)有精力、有兴趣为人民服务。结果：向景云胜利了。因为云南省政府有一位高干赵守义曾经来五七干校视察，后来在讲话中提到向景云，说他过去没有问题。现在的学习也很好。因此，同意他回昆明等待分配工作，并且将他过去的工资全部补发给他。向景云后来被分配安排到省农机研究所资料室做资料翻译工作，虽然这对一个土地经济学专家来讲是太可惜了，但比教ABC要好些。1974年，我们全家从工校宿舍搬到农机所宿舍。房屋较好也比较安静。我们的儿子，女儿都结婚住出去了。我就决定做一名家庭妇女，在家中开私馆教英文，不收学费，只接受友谊。因此我有了很多学英文的学生，其中有亲如已出的男女两个学生李齐白和唐美华。李后来做到了省农业厅外事处处长，走遍了欧美多次。唐美华出差美国做外贸工作，他们关心我这个90多岁的老人如同自己的父母。当时我愿意我们世世代代都不教书了。我在家中教自己的儿女学英语，但是我儿子拒绝学英文。他的俄文不错，可以借着一本字典看俄文小说。人各有志，我也不勉强他，虽然我知道英文的用处要比俄文多得多。他在学校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但是，三次高考都不能被高校所录取，因为，她妈妈是一名脱帽右派。尤其是第三次的高考成绩很好。也托人去查了他的高考成绩单，据说，完全可以被名校录取，至少，云南大学是不成问题的。我儿子想主修航空工程，很想考取省外的有关大学。但等公布录取名单，却任何学校上面都没有他的名字。虽然他从来也没有开口说一句怨言，为的是怕我这个妈妈难受，他后来上了半工半读的建筑工业学校，毕业后又读了云南大学(夜校)的数学系。我从小就崇拜的共产党，现在共产党居然做出如此封建的行为，把父母的错，株连子女。一个政党，自己的心胸如此狭窄，把相信自己的人，也写在敌人的名单里，削减能帮助党重建新中国的人力。把封建主义，也混在共产主义里面。我为马克思悲痛。我这儿子有志气，封建主义的株连压不倒他。他在不断地自学攻读土木工程方面的书，因此他在实际工作中质量最好，曾十一次获得国家和省级一等奖（一次全国建筑科技个人奖，四次是建设部所颁发的奖，四次是云南省建设厅所颁发的奖），当上昆明市建设局总工程师，管理市和市所辖的14个县的土木工程工作。退休以后，当建设局修筑昆明最繁华的南屏街地下通道时，又请他来帮忙，那时他已在云南官房建筑集团任总工程师，他只好利用中午12点到2点、和星期六全天来担任。假设当年党不实行株连，他可以到名牌大学主修土木工程，今日不是能更好的为祖国建设服务吗？
2003年4月的一天两位中年男人走进了我的起坐间，向我鞠躬敬礼说他们是37年前文化大革命时昆明七中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当时做了对不起我老师的行为，内心愧疚了很多年要找老师赔礼道歉而找不着。现在是在春城报上发现老师仍在昆明，今天是代表全班20多人来请老师原谅并请老师吃饭。当时的班主任也将在座，表示欢迎。这个惊喜也令我感动。我去了，二十多位学生都是四五十岁为人父母了，他们起立致敬。有位女生代表大家说了些肺腑之言，我感动得泪往心上滴。我想当时的无知、盲从及所受的害远胜于我们老师们，又有谁来向他们道歉呢！孩子们很可爱，孔子说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中国前途有望了！
（待续）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