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昆工”执教的时候，我成为云南省民主同盟会的会员。1958年，因为我被错划为右派，因此，被上海民盟开除。我对民盟在国民党时代的精神和工作都非常敬佩。因为它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民主而斗争和反日本侵略的组织。但是，解放以后，它已经不是一个政党了。它成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组织，专门学习如何支持和拥护共产党政府。
1983年，我被邀请参加云南省政治协商委员会，我参加了它的五、六两届。我大部分时间都被分配在教育委员会。我在那个期间，我说了我心里想说的话，我拥护我真正赞成的提案。
1987年，我七十六岁，按照规定，我退出了省政协。
从1987年至1993年，我与我丈夫，共同度过了一个安静的晚年，我们也十分爱惜我们的团聚，因为我们知道前面的日子不多了。我们从来不谈我们在政治运动中所受的痛苦，特别是我们俩因彼此的原因所定的那些冤枉罪。说了，也不过是徒然的不快活。我们两人每天早晨练气功，和太极拳。这些活动，确实对我们心理和生理有很大的帮助。每天早餐时的谈话，是我们最大的享受，我们交换我们在报纸上的一些对事物的意见。我们从历史转到现在，又转到全世界。电视上的每一次网球赛，我们是绝不错过，即使深夜也如此，尤其对于张德培特别钟爱。我们不仅仅钦佩他的网球技术，而且我们的思想就飞到亮亮身上，亮亮是我女儿的第一个儿子，他已经毕业于美国的阿瑞宗那州大学。
（University of Arizona），并且又考入该大学的医学院，他是一个很好的网球运动员，从高中起，就每年在网球运动中获奖，我们在幻想中总认为亮亮将来会与张德培一样，在网球运动中出色。所以，每当张德培打败了，我们就很难过，好像是我们孙子打败了。景云一直是一个网球能手，他的右臂粗于左臂。即使深夜有网球赛，我们也会互相喊醒。
我每个月都很节省开支，以便储蓄一点钱，在景云身体好的时候，陪他出去旅游。但是景云不坚持身体锻炼，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听古典音乐，和现代民歌手的演唱上，还阅读《时代》杂志，和《民族地理》杂志上。但是因为他抽烟，而得了肺心病，越老越重。我有时，暗地里失悔，我一生的时间多半都花在工作上，而没有花在家中对亲爱的人的健康上。虽然我们结婚五十八年，其中十七年是因为学业、工作、和政治原因而分离。假如我不是个职业妇女，我就不至被划为右派，也不至于被惩罚到乡下劳动，我也不至于离开我童年的孩子们，在他们正需要一个母亲来照顾他们的健康与教育的时候。我的丈夫也不至于在他肩上压着又做妈又做爸的责任。我热心于社会福利工作。结果是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对人民只是杯水车薪，对自己的事业，在社会学方面，没有研究出什么行为问题儿童的根源与治疗的办法。在社会福利的实际工作方面，也没有帮助儿童跳出火坑，我一生的辛苦是浪费了。真是后悔莫及呀！
景云到晚年的时候，喜欢看一些园艺方面的书，教我如何培养花。我们都喜爱古董和手工艺品，但是我们没有钱，只好收集一些我们经济能力范围内的东西。他虽然老了，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尽力贡献他的能力，有助于农业经济的事。我也总是在支持他。在我们前方的生命确实是太短了。虽然我很感谢他总是在支持我的工作。但是我很后悔我不是一个很体贴的妻子。我多么愿望，我能从头到尾，重活一次。
1993年6月12日凌晨三时，他与世长辞了。看着他睡在医院的床上，我默默无语。一个浪费了的生命！古语说：“不以成败论英雄。”在我的心目中他还是一个英雄。
景云44年在人民政府诚诚恳恳任职，没有功劳，但也无过错。只是1959年妻子错划为右派，他不肯离婚而错误地免了他的校长职务，44年中从来不许他参加评级。他以为是因为他在旧社会职位是次长级（等于今日的副部长级）。而当时华东工业部军代表主动允诺他：于解放前夕他不计自己生命和全家生命的安危干成功三件大有益于党和国家的地下工作，因此保留他原有的职称和工资待遇，这样已经够高了，所以免了参加评级。谁都没料到在他去世后举行遗体告别会的头一天，发出的讣告上白纸黑字的写着他的级别是按他44年来从来没有变动过的工资（从刚解放一直到死都没有变动过一分钱），经过一天一天地贬值，从副部长级已落到副厅级了。请问44年从不升级，人死不能开口时，给他连降几级。这不但不合当年军代表主动亲口当着当年地下党领导陈定候（解放后任上海保密局局长）的面所许诺的话。当年解放未成功时在红区广播电台中所许诺的“凡在蒋介石政权中的官员们只要参加革命一律官职不变”。
他离开校长职位34年后，他的学生还从四面八方除台湾和西藏以外都有校友会代表来参加丧礼，虽然丧礼距他去世的日子只有五天，他们都赶到了，参加丧礼和火化。又八年后校长夫人我九十大寿，他们从来没见过她的面也有十多人来昆祝贺，这些举动说明向景云是位好校长。政府如何这样待他？令人莫解！我们无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都相信共产党是说得到做得到的！当军代表允诺景云这些话时，他回答说，我只要能回到我的专业“土地利用经济就满足了”，据说军代表也答应了，但是他一辈子也没回到本行，真是死不瞑目。
解放后，前几次的政治运动确切是很好。我们革命的成功，经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才取得的。我们要铲除几千年的贪污腐败，需要在时间上有一个更长的长征，我们需要与政府合作。但是从反右起那些运动确实伤害了人民。可是，确实是我们现在的共产党政府，提高了我们的国际地位；也是我们现在的政府，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它，把儿童的九年义务教育，在努力进行中；也是它，正在努力消灭贪污腐败。所有这些努力，都需要时间。在向好的目的进行中，常常出现一些黑暗，政府也是在努力消灭它们。这些几千年来的政治和社会上的疾病，不是一夜之间可以消灭的。我们必需与政府合作。
我们有几千年古老的文化，是一个统一的国土，绝不能分开。我们这占全世界1／4的人口，都是中国人，是绝不能分开的。我们只能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改进我们的国家，绝不能脱离我们的国土，分散我们的民力，那是羞耻的。
当前我们最重要的是稳定，是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稳定必须建立在公道、公平、公正上面。老话说，不公平就产生反抗。反抗不论对与错，都是人民的声音，政府必须聆听。这样，政府才能更好地了解人民的感情，而变得更聪明些。它就能知道如何更有效的处理每一个情况。要不然，社会就会残废。人民的声音，不是能压抑的。一压抑，它就会转入地下，就变成鲁迅先生所说的“地雷”，那就危险啦！我们这个国家，门户都开放了，新的思想不断地流入，这样的情况之下，不可能使每个人想得一样。一定要使每个人想得一样，那是自欺欺人。
在这里，我想说一个故事。抗日战争时，昆明处在祖国的西南角上，被认为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方，仍在封建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当一名警察听见户内有打架之声，他必须进入制止。假若里面有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这是打老婆！”警察就会转身回头走了。因为这种事情，当年是被认作是一个家庭的私事。外人不可干涉。
抗日战争时期，从中国的北方、东方还有中国的中部来的学生，他们在西南联大读书，他们就会一脚踢开门冲进去，给那个打老婆的人，一顿拳脚。在这些学生的思想里，是女权受损的问题。既然是女权问题，那就不是家庭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人类问题。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敢打老婆了，因为警察会进门干涉的。
言论自由，今日也是人权之一。人权不是仅仅属于某一个国家的；人权，是国际性的，当人权在某一个地方受损，世界上的人都可以干涉。世界已经进步到这样一个程度，中国必须与世界齐步同进。现在，再也没有像打老婆那样的事了。所以，当有人来干涉我们的人权问题时，我们不能说：“这是我们的内政，你不能干预。”这样我们是不能得到人类的同情的。
据我所知道的，我们今日的确有几件紧急的事需要做：那就是道德教育。
第一：目前最是燃眉之急的一件大不道德的事：人人都赚钱，而不在道德的基础上赚钱。共产党好像一个时期只做一件事，例如“大战钢铁”，“阶级斗争”，现在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治理国家有很多方面的事，“经济”、“钱”是很重要的事，但只是天下很多件事中的一件事，不能用一件事替代其他的事。其他的事应该怎么做还是要怎么做。
现在城里买官卖官，乡下卖选票，有官位的就贪污受贿，把贪款存到外国银行，商人偷税漏税，贩毒卖假，拐卖小孩，女人卖淫，连医生也收受红包，教师高价卖知识。
发展经济，不能不顾一切不顾道德。经济之上，还有社会的公德。商业道德、为官的道德、医生的道德、教师的道德。
第二：不爱国。我们青少年时因为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等所受的耻辱，牢记在心，立志救国。现在的青少年连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所受的奇耻大辱都丢到脑后。以为世界太平。事实上，日本仍在作重返大陆的美梦，美国时时要遏制中国。留学生一去就留在外国；我们当年去100个就回来100个报效祖国，即使有不回来的也是极少数。
第三：对公益的爱护也应该从小就给他们深入的教育，免除长大后的贪污腐化糟蹋公物。我记得我小时候爸爸说“这是公家的东西”，跟现在我听见年轻人对我说“这是公家的东西” 这句字面上完全相同的话，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前者是你要爱惜后者是你可乱花没关系。
第四：民主思想的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今日农村的干部就是以传统的封建思想和为人处世那一套风俗习惯来执行他的管理工作。孩子们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也就学习了这样一套。我们中国人民素质不提高也就永远不可能实行民主。
第五：我们虽有九年义务教育，但是乡下的穷人连书费文具费都出不起，莫说保险费了，只好不送孩子上学了。长大后不是一个有素质的公民，而且对女儿认为不上学没关系，将来长大出嫁不需要识字，能做饭干家务就行了。基层政府应该有人专门负责强制九年义务教育的工作。学生流失扣老师的工资也是完全不应该的，责任应该在基层政府。
第六：人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都要成家生儿育女的，都会有后代的。做父母的教育孩子是一个重大的工作，但是现在学校教育里就是没有设《亲职教育》这门非常重要的课。谁都是糊里糊涂就当起父母来了，对于应如何培养儿童的身心毫无清楚的知识。青年的人格形成父母完全无知。应该由教育部门组织学者尽快编写《亲职教育》课的教材，编入初中的教科书。因为有许多青年没有机会读高中和大学，能个个都上初中就了不得了。这门旧社会燕京大学就有的课程，我们今天就更需要这门课程。
第七：国家给青年婚姻自由，但是没有教育他们恋爱的道德。甚至有男青年对他喜欢的女青年说你不答应和我结婚我要杀你全家。女青年就吓得答应。
第八：在乡村中我国几千年所重视的孝道无形中已经不为一般人所注意了，老年人的体力不行了，不能耕种自己的田，儿子媳妇耕种，他们就认为收成是属于他们的，老人是包袱，老人甚至多添一碗饭都要受儿媳的横眼，他们没有养老金，日子不好过。有这种事——老人吃不饱，老人只得出来讨饭，即使儿子是村干部都不以为耻，村民们也司空见惯，高兴给点，不高兴不理，谁都没去想想这种事情的严重性。我看过小学的教科书，只有应该听父母的话，爱父母的内容，并没有儿女应该孝敬父母的内容。孝敬父母是人性的美德，是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好的地方，我们要保住自己的好东西。儿女即便认为父母说的话有不合时宜的地方，也应该体谅到父母的动机总是爱儿女的。
第九：古圣先贤的经典中虽然有不适合今日的东西，但仍有许多不朽的宝贵财富，例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孟的教导，是圣经里没有的。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文化渊源久远的国家，不读自己的文化，只读西方的东西，等于中断了自己的文化。学者们不要专门挖古坟找文化，为什么不在自己的经典中多挖一些好东西，作为强民之道来复兴中国。我们的中华文化支撑了我们五千年，为什么就不能再支撑下去，支撑到中国的复兴。现在很多西方学者在努力研究汉学，要编一本我们古圣先贤的道德教育理论，教育部和文化部应该把国内的汉学家组织起来做这个工作。我希望编一本语录，先外国汉学家出版，不然够丢脸的呢！
第十：民主是今日世界的走向，我们中国不能落后，今日我们的一党执政多党参政有他的必要性和苦衷。共产党的目的，是要尽力为中国人民服务。似乎他们不可能放松，把国家交到另外一个党的手上去。它不能肯定其它的党有能力把其经过艰苦斗争换来的现在的人民的幸福保持下去。但是，我们的人民也不忍心看到共产党的努力所换来的希望落空。我们也害怕看到我们的政府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失去人民与其它的党派敢于互相批评与监督的机会而步入歧途，人民也就会太伤心了。作为一个制度来讲多党是好的，但是无论有多少党在选举中我仍然会选我们的共产党。我想象全国多数人民也会跟我一样。
1993年12月，我女儿向兰与她的丈夫唐一华接我去美国与他们共同生活。以消除我在昆明的孤独。我在那儿将近六年，从亚里桑那州转到纽约州的北方，后来又转到马利兰州盖城。那里距离华盛顿D.C只有20分钟汽车路程。
我已九十高龄，身体，精神都很健康。子、女、朋友、学生都很爱护我。我相信，上帝给予我的长寿，必定是有使命要我去完成。我必须参加一个组织，来帮助中国现在正在进行的希望工程。这个组织应该是——帮助贫困儿童，完成他们的小学及初中的九年基础教育。因为教育，是民主之本。因此，我自愿募捐来帮助云南民主同盟所办的南林小学中的贫困儿童。但是，我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美国出版的中文报纸上天天都有国内官员的贪污腐败，他们把捐款用来为自己的豪华生活消费，使得一些原来捐款的爱国华侨，失去了他们的信心与爱国热忱，不单自己拒绝捐款，而且奉劝别人也不要捐款。我是民盟的盟员，我爱儿童，我一定要战胜那些贪官污吏的营私舞弊的手段，把钱送到儿童他们学校的会计手上。我们不能因为有贪污就不帮助那些贫困儿童，那是因噎废食。
美国马里兰州盖城基督教华人宣道会的长乐老人会，有一位虔诚的教徒，汪尚钧先生，他看见我在募捐时被攻击的情况，他就向我建议一个可行的计划，就是：他在美国的朋友多，他负责捐款，我回中国去找真正需要资助的儿童。另外还有一位女士名叫沈陈文钧愿意与汪尚钧合作。半年以后，他们组织了一个“崇爱教育基金会”在马利兰州政府中立案登记，而我回到中国后，去寻找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儿童，并且要使得这笔捐款能逃过贪污者之手，到达那些被帮助的儿童的学校。我们两人同意并商定了这个计划。我1999年七月回到昆明：世界上最好的春城。四季如春，民心朴实。我一到昆明，就与一位年轻的朋友江祝林联系，他是江汉章的儿子，江汉章是我大学一年级的十二位友人中的一位好朋友，后来他成了一名牧师，解放初期他还被选为人民代表，后来受诬告，冤死狱中。几年后平反了，可是人已经死了。现在，我找到了他的儿子江祝林，江祝林现在是云南基督教协会和基督教三自革新委员会的副会长。他对云南基督教传道的那些乡村非常熟悉。他发现他们有传教士传教的云南最贫苦的乡村之一是武定县东坡乡，那里的人民住在山上，只要一个礼拜不下雨，他们的庄稼就要干死。而那些在河边的庄稼，又怕下雨，只要下一个礼拜的雨，就会淹死。他们那里又缺乏其它生产资源可供政府帮助开发。所以政府建议他们搬家。但是，他们爱自己祖祖辈辈的老家，不肯搬迁。
这个东坡乡有一个中心小学，这个中心小学的校长，还要管八个完全小学，(一到六年级的住读生的)，以及二十六个教育点，(它们是一到三年级的走读生)。现在全国的小学和初中都是义务教育，但是，现在有些贫困家庭，连课本费，保险费，文具费、杂费，等等都出不起。这位校长，他一共有二千多学生，每一学期平均都有六十名学生因贫穷而退学。
昆明三一圣堂的靖牧师原来是东坡乡副乡长，对该乡情况十分了解，介绍给我该乡中心小学校长李文春是热爱儿童正直清廉的人。我就和东坡乡基督教事务所所长毕洪珍联系。李校长又介绍了尤发荣老师一位活泼，干事极其认真，爱护贫苦学童的青年教师。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崇爱教育基金会云南执行委员会。经选举决定毕传道为主席，李校长为副主席，我是崇爱教育基金会驻云南代表、兼执行委员会文书，三一圣堂的牧师钟世源为会计，江祝林为顾问。我们五个人都是义务工作者，共同工作。从1999年起至2004春，五年来帮助了贫困儿童助学金662人次，实际是219个小学生，及10个初中生。用了国外捐款相当于361088元人民币，又用了国内捐款16000元帮助另外10个初中生和一个高中生。高中生本来不是崇爱教育基金会的工作对象，因为乡下难得有高中生，他又是我们帮助的初中毕业生考取了高中的，舍不得不帮助。我们就用国内的捐款来帮助这个高中生。
我们的受助孩子与捐助人直接通信，受助孩子写给捐款人的信由我们集中寄给汪会长，汪会长再转给捐助人；捐助人写给学生的信，由汪会长集中寄给我，再由我转交中心小学的校长，再转交给学生。汪会长在美国还在不断地召集友人加入我们的基金会，使每年的捐款能增加。我们要努力地支持我们的这一项工作，直到我们的政府能供给我们的九年基础教育完全彻底免费的时候为止。我们今日的工作对我们中国来讲只是杯水车薪，但是总比袖手旁观孩子们失学好。我们的政府目前还不能把力量深入到每个角落里，国家是国民大家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我们现在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的基金会暂时只能帮助七十一个小学生，十四个初中生和一个高中生。我们还在吸收更多的人，参加基金会，使我们的经济情况更好，更多地去帮助贫困儿童受教育。
由于政府目前还没有能力包下所有贫困的适龄儿童的教育，各种助学基金会是应该存在的，一直到政府能完全包下所有的贫困儿童义务教育为止。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有的贫困村有几个基金会在捐助，而有的贫困村一个捐助的单位也没有。我们捐助的村就同时还有南京的“爱德教育基金会”在捐助。政府应该协调，使捐助的面更广泛。
我在美国参加的太极拳组织，中外人员共计四十人，他们全部参加了“马利兰州崇爱教育基金会”的活动。我虽然一天比一天老，但是我仍然保持着对这个工作的热心，因为它使我感觉到每一次的付出，就是生命价值的一次提高。我还感到人生是一串“取”与“予”的过程。“取”与“予”如能得到平衡才有心灵的平静和愉快。从呱呱坠地起我们就从各方面取得我们的需要，及至成人还是在“取”，而“予”的机会不多，衣食住行都要靠别人的劳动。自己有益于人的贡献太少。所以我们要在“予”的方面努力。这是我九十高龄还要工作，助贫童的学业的原因之一。
年轻的时候想取而未取得的，老年时上天还给我机会取得，我满怀感激。例如我在燕大的时候想再读一次中国近代文学史和唐宋诗词研究而不可得。今日云大教授周真，我当年的高足，帮我取得教授们的同意，成功了。在芝加哥大学想读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关系，没时间。现在我又如愿以偿了。我同时也旁听了中东国际关系课程。我的老师是二十多年前我的好学生肖德，也是今日云大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他是我现在最好的老师，假设我明年还活着，我要学当代英文文学，这也是我垂涎了60年的一种学问。我现在只是生怕没有这样一位教授是研究过这一专业的。当时就是因为燕大没有开这一门课的教授。在中日战争中我又东奔西走，以后又忙社会服务行政专业了。其实我从小就热衷于文学的。总之这几年来云大的课程让我感觉到世界又更开阔了，人生更美丽了，我活了一辈子等于活了两辈子。我感谢云大这一学府！我老年还在“取”，因此我更要努力于帮助贫儿的学业这一工作，使我在“取”与“予”上得到平衡。
作为最后的一句话，我要说的：我要感谢上帝，给了我幸福的这一生，虽然这一生有过许多艰难困苦，但是它们都给了我力量与教训。我有最好的父母和教父母和好老师。他们不但给了我知识与学问，而且也培养了我的道德与对人的爱心。我的丈夫，他是我人生路上的战友。今天我坐在他遗像下面，还感受到他陪伴的温暖。我享受着我朋友们的真情与我学生们的敬爱。我的子、女与孙辈也很孝顺，也很支持我的工作，尤其是我的女儿向兰。我的堂弟妹们都待我如同亲手足。我的堂弟诗人化铁帮我共同把这本书从英文翻译成中文，他不远千里来到昆明与我合作。
我生活在一个我们的政府正在天天改进的时代；尤其是在今日胡景涛与温家宝领导下，我感觉到我在精神财富里，是一个百万富翁。为以上这些幸福，我感谢不尽，我祷告，祈求天上的父赐给我更好的健康，智慧与生命的能力，做好我力所能及的这一点工作。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我从初中起一直都在教会学校读书，教师们大多数都是美国人，他们品德之正直，热忱的爱心，让我感到真挚的爱是没有国籍的。既长，读世界史，发现美国有个爱黑人的总统林肯，爱穷人的总统罗斯福。虽然美国参加了八国联军，但是它把战后的赔款做了中国留学生教育资金和建立清华大学，提高我国青年教育之用，所以我一直在七十多年的生命中，都以为他将是国际民主和世界和平的领导者，但是在我九十多岁的今天，美国发起伊拉克战争，使他露馅了，原来他也不过是一个满怀自私的意在称霸世界的小丑罢了。做出比恐怖主义更恐怖的行为。那么这个领导国际民主和世界和平的重任，在我的思想中就自然而然的落在我们中国的肩上了。我们中国拥有世界上第三大的国土，四分之一的人口，几千年来有孔子以仁德治天下的传统。我们郑和下西洋带去带来的只是国际友好，互相尊重，毫无歧视和侵略的思想。再给我们五十年吧！我们一定能提高我们人民的素质，发展我们的经济，巩固我们的国防，提高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与所有的国家友好相处，我们一定永远不称霸！而坚强地负起领导世界走向国际民主和世界和平的道路，前进！进！
（连载完）
来源：《一粒珍珠的故事：一位世纪女性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