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聚首南京
经过这次朱叔叔的事，爸爸再也不敢托人了，等到暑假弟妹们完成学业后，和祖母四人买飞机票到达南京，住进海外部宿舍－－位于南京鼓楼附近的三多里。 二、三、五、八姨也都已回到南京。五姨在重庆时已和五姨丈结婚，生有一子叫重华，现已一岁多，他们到南京后没有房子住，正巧我父亲得到海外部分给他的两室一厅的一套房子，在广州路专为公教人员盖的公教新村里，我们就和五姨两家挤着住，五姨新婚，住了一间卧室，祖母和德逑妹，永明弟住另外一间卧室，爸妈的大床就放在厅里，还有一张两层架子床，永辉弟睡下铺，我睡上铺。那时请了一个佣人叫佩姐，她也有一张床在通向厨房的过道里。后来五姨丈的母亲(我们叫太亲婆)带着一个比我大一岁多的侄儿阿刚也由香港来南京团聚，他们就挤在我祖母的房间里。不久五姨又生了一个儿子名重光。
妈妈则因外婆气喘病又加剧，只好买了两张木船票，在路上经历许多困苦，历时个多月才最后到达南京。外婆身体更差了，白天晚上都只有坐靠在那里不断的喘着气，以前我给她捶捶背就会舒服些，现在也不见什麽效果了。妈妈、二姨、三姨轮流守候在她的身边。
在我们还没有搬到公教新村时，我的外婆终因病重不治，在三多里去世了，记得那天我一人靠着墙角哭了许久，但是我想，还是这样安祥地去了好；确实，在灵堂上我看到外婆安祥地躺在那里，脸上的浮肿已消去，经过化装还十分端庄美丽呢。在我们搬到公教新村后，母亲就和二姨、三姨扶灵乘木船回到广州，外婆安葬在蔡氏山坟。
在这个暑假里，我进了三多里附近的中华女中暑期补习班，因为我在立人中学没有修完二年级下学期的课程。中华女中是个教会学校，我很喜欢教会那种乐於助人的品质，所以虽然进的是补习班， 但我已和学校的嬷嬷混得很熟，我们搬家了，但是我还是要舍近而求远，在这个学校升了初中三年级。德逑永辉也愿意跟我读这个学校，这时德逑读初一，永辉弟在附小。我们每天来回要多走一个半小时的路，中午妈妈给钱在附近餐馆吃碗肉丝面或阳春面。我们总是三个人拉着手，一起上学，一起回家。
10.做曲奇饼乾
在初中三年级的寒假里，学校组织做曲奇饼乾义卖活动，收入用以帮助交不起学费的同学。我得到妈妈的支持，就去做了半个月的小工人。这里不是个正规的工厂，在空旷的山坡上，只有用洋铁皮搭成的拱形房屋一座。白天，这就是饼乾的加工厂，我们在这里面合面，压面、用模具刻出曲奇饼乾的各种形状，然后一块挨一块地放到烘盘上，再把烘盘送到大门外的一辆烘烤车上，烘成黄黄的冒着浓浓奶油香味的曲奇饼乾，等温度降下来，就拣出来装成一袋袋，这就是制成品了。晚上，我们这十几个小女孩和一个指导老师就睡在白天当桌子的大木板上。南京的冬天比较冷，有时还飘几朵雪花，我们都没带够被子，只有两个人睡在一起，靠体温互相温暖着。这样一来，本来互不相识(没有来自同一班的)倒一下子变得亲热起来。白天，在用模具将饼乾刻出形状时，手最容易冻，老师就让我们把烤盘送去烘烤，在烤箱车上一会儿就暖和过来，我们又再替换着干其他的工作。艰苦的工作我们都支持下来了，没有一个提前回家的，我们看到那麽多的曲奇饼乾，能使濒临失学的同学回到学校来，心中有说不出的满足。
我带着十来包烘好的曲奇饼乾回到家里，妈妈买了一包分给大家吃，都说又香甜又酥脆。第二天妈妈带我去华侨招待所，她在那里当会计，妈妈的同事们也一人买了一包，我的义卖任务就完成了。当我拿着一叠钱交到学校管财务的嬷嬷处时，我是多麽激动啊！
11.反饥饿 反内战
在中华女中，我很喜欢画画，是美术老师王木东的得意门生，他曾把我的画送去参加南京市中学生画展。他还组织了一支写生队，有我和苏常等近十个中华女中的学生，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的大鬼、小鬼及老胡，王木东先生经常带这支写生队到中山陵一带写生。妈妈给我买了全套的写生用具。妈妈任何时候都是支持我的。后来 爸爸知道了，他说：“一帮女孩子跟着一帮男孩子整天在外面跑，不行。要画可以到海外部去画，那里风景多好！”我想，到海外部去画多没劲，但我又不愿违拂父意，只好不再去画画了。但是，通过中央美术学院的大朋友，又认识了一批新朋友，我很喜欢和他们聊天。其实，当时我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我觉得国民党贪污 腐化，发接收财，换金元卷，把国家经济搞得一团糟，民不聊生，还要打内战。但是在我接触到的国民党党员中，我又觉得有许多好人，例如我的父亲，海外部派他以专员的身分到澳洲去视察，每到一处总有不少侨胞送礼，他从不拆开，总是在走后又将这些礼物寄回给人家。他这趟美差回来，除了肚子见长(要我蹲下给他解鞋带换拖鞋)外，还有两大收获，一是永辉的集邮册上多了许多澳洲邮票；二是他给妈妈买了一个小小的钻石戒指，记得爸爸说：“十几二十年夫妻了，从来没有给你买过首饰，这是从差旅费中节省下的一点钱买的。”他亲自给妈妈带上。妈妈很高兴，脸都涨红了。但她深知父亲很容易被人欺骗，她把戒指送去鉴定，果然是假货。在海外部同事们中，上上下下都称我父亲为大哥，是因为当同事们遇上困难时，只要有求于他，他就让妈妈卖东西也得帮。但是当我在中央大学参加过几次晚会后，我还是站到了反对国民党、同情共产党的行列中，我觉得“反饥饿、反内战”这口号很得人心。
大朋友们想开一个管夫人民歌演唱会，来募集“反饥饿、反 内战”活动的基金，他们不知从那里得知我母亲在华侨招待所当会计，让我去求妈妈将招待所大礼堂免费借给他们开演唱会。我答应他们去试一试。当晚我就求了妈妈，第二天她带回好消息说招待所的领导同意了，只是同事们都希望分得一些票子。这自然也是没问题的。我当时的个子已经长起来，比妈妈还要高出半个头，我抱起妈妈转了一个大圈，妈妈满意地亲了亲我。
管夫人民歌演唱会开得很成功，许多民歌都很动听，我尤其喜欢其中一首“古怪歌”，现在还能唱出来：
古怪多 古怪多 古怪古怪多
太阳西边出呀 月亮东边落哟
天上的梭罗地上栽呀
河里的石头又滚呀滚上了坡哟
滚上坡哟
这首“古怪歌”，改填其他的歌词，也很容易上口，当时很流行，讽刺贪污腐败、物价上涨以至独裁专政的内容都有，老百姓是在借此发泄对现实不满的情绪。
12.演出“悬崖之恋”
在高一的下学期，学生会组织各班自导自演话剧。我们班的历史老师龚春霖，是中央大学的学生来此兼课，他给我找来一个剧本“悬崖之恋”，剧情大概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年轻太太，爱上了一个革命青年的故事。因为我是班上的文体委员，所以我征求全班同学的意见，大家都很兴奋，一下子连女主角都物色好了。大家一致推举我的好朋友郭白蘅演女主角，我则当上了只有一句台词的老工人。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海报都已发出，就等着看我们的精彩演出了。
一天，教导主任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说这剧本选得不好，令同学整天都谈恋爱什麽的。我说这个剧名及剧本都早已报给学生会，现在已排练好了，演出的海报都已贴出去了，怎麽能说不演就不演了呢？我的拒绝使教导主任脸都气青了（同学们管她叫母老虎，都说要惹了母老虎就等着吃苦头吧）。果然没几天，有堂圣经课高锡安先生没有来上，也不知是何人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教导主任推开门，站在门口就叫：“陶德坚，站起来，为什麽上课时大声喧哗！”我觉得好委曲，大家都在笑，我的笑声也不是最大的。但我不吭声，咬紧牙关忍着快要脱出眼眶的泪水。教导主任关上门就走了，我在课堂上站了半堂课，同学们不知这次教导主任为什麽专找我的岔子，我也不解释。
“悬崖之恋”终於演出成功了，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心中一块大石头终於放下了。
有一天，班主任吴毓东先生把我叫到她的卧室，将高一下的成绩单给我。吴先生是我最喜爱的老师，她没有结婚，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女儿。吴先生告诉我，本来教导主任一定坚持给我的操行评为丁，品行为丁的学生会受到勒令退学的处分。吴先生说：“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替你争了，连高锡安老师（教化学和圣经课）都说你在圣经课上从来都是很守纪律的。”我终於忍不住了，抱着吴先生大哭个痛快。回到家中，我把初三结业时中华女中给我的操行甲等的特大奖状也找了出来，和这份品行丙下的成绩单放在一起，又大哭了一顿，妈妈因为演出及圣经课的事都已知道，现在回家见我又哭成泪人，也就没有多责备我。
13.回广州
一九四八年冬天，高二上学期刚读了一半， 由於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的许多部门包括海外部决定迁至广州，爸爸妈妈便又得筹划把一大家子人搬回广州的事了。一天妈妈对我说：“我听你最近整天都在哼着母亲回头见的歌，是不是你舍不得老师同学想留在南京呢？”我看着母亲臌胀的肚子（她又怀了孕），瘦得连头都支持不住的脖子上冒着青筋，我怎麽能说得出口？不！我在妈妈最需要我的时候一定要留在她的身边。我接着妈妈的话说：“不！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广州。”妈妈见我这样就放心了。其实我知道妈妈主要怕的还不是没人帮她，她是不放心把我一个人留在南京。
于是我到学校和老师告别，记得见到高锡安先生时，我对他说，我舍不得离开老师和同学，高老师高兴地说：“好呀！你完全可以留下来，很快就会解放了。”我说：“我们一家大人都是国民党…”，高老师摊开双手说：“那就跟他们去广州吧！”
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人匆匆飞回广州，是妈妈快要到预产期了。后来父亲又费了很多劲才又给祖母及佩姐买到飞机票，佩姐到我们家做家务的条件就是等我们从南京回广州时一定要带上她，爸爸妈妈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尽管当时这几张飞机票花光了这两年多来的积蓄。剩下一点点钱，母亲拿来做了一床里外全新的大被子，用苹果绿底色上加些许黑白条子的细布做成被套，拆洗很方便。这是全家最好的一床被子，后来成了我唯一像样的嫁妆。
到广州后我们全家又住进了蔡家，广卫路十九号三楼。这时蔡家仅剩下这一栋楼的产业了；第一层租出去开商店，第二层租给好几家房客，第三层住着蔡家一大家子人，我记得当时是三外婆当家，操持家务。六太婆、九太婆及六婶婆，还有二外婆、十舅舅、十三舅、十四姨，四姨及四姨丈带着他们收养的义女怡璋也住在这里。
住进广卫路后不久，妈妈在广州市妇产医院生下永强弟。永强刚生下来时满脸皱纹，皮包骨头，像个伯爷公（广州话即老头儿的意思）。母亲产后的身体也很弱，在医院多住了两天，我每天将三外婆做好的姜醋蛋、猪脚等广东人给产妇吃的东西送去，妈妈吃的很高兴，这时我就抱着比我小十六岁的小弟弟，无比的欢悦。
祖母由南京回来也住进了蔡家，和三外婆相处很好，尽量帮三外婆做家务。后来二姨、三姨也回来了，因为楼大，挤惯了的我们也不觉得什麽，就是每次开饭都坐满两大桌，三外婆是够累了。
寒假过去，我和德逑、永辉跟十三舅、十四姨都去观音山脚下的市二中读书，永明弟则上了附小。每天这六个人的小队伍都等齐了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路上有说有笑，很是高兴，十三舅已不是原来的淘气样子，我们只差半岁，所以比较谈得来。
市二中和中华女中截然不同，中华女中可以因圣经课上喧哗而差点我的把品行评为丁等，给予勒令退学处分；而这市二中的学生上课时有些男生还吹口哨、嚼口香糖、吸烟，女生也有嚼口香糖和织毛衣的，真是两个极端。
一天，有个负责墙报的同学要我为墙报写篇文章，我答应了。当晚我执笔疾书，一下子就写成一篇“救救我们的大地母亲吧！”文章假借一个梦境，我伏在地上听见了大地在哭泣，向我述说连年在战乱已使她体无完肤的痛苦，我跑到观音山上，大声疾呼，不要打内战了，救救我们的大地母亲吧！同学们对我的文章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仍一致惊讶我的写作速度。其实有这种想法已经不是一日了，在南京我们高喊反内战！主要是认为国民党要打内战，不得人心，现在看来到是共产党打内战步步进逼，没完没了。我又觉得，干吗非把人逼到海里去呢。
14.去香港
国民党决定迁去台湾，陈庆云部长已决定不再跟着去了，他的儿女早已在美国，他打算和太太也移居美国。我父亲作为他的私人秘书，跟了他十几年，现在也该决定向何处去了，去美国只有极有钱的人才能办到；去香港这麽一大家子的生计又何以维持；去台湾爸爸妈妈都不愿再作此打算了；留在广州，爸爸妈妈又有些害怕共产党不见容。正在这左右为难时，陈庆云送给父亲一笔为数不算太少的钱，说用这些钱也许能够在香港做点小生意。爸爸妈妈喜出望外，于是妈妈租了一艘大木船，买了一些二手便宜家具，带着祖母及我们姐弟五人在四、五月份来到香港，搬进了九龙旺角花园街某号二楼，二房东住了靠后的一厅二室，我们住了靠前的二室一骑楼，两家共用厨房厕所，月租五百港元。这里的室都是没有窗的，靠电灯照明，祖母及永明德逑住中间卧室，爸爸妈妈带永强住前面的卧室，我和永辉住在白天当厅，晚上可以席地而睡的骑楼上。这骑楼是广州香港等炎热地区的一种特有建筑形式，骑楼下是开敞的人行道，行人可避骄阳与风雨。骑楼建在二层以上，又可多争取建筑使用面积，它三面是墙，仅临街一面完全开敞，通风很好，晚上打地铺睡最为凉快，我和永辉都很高兴当了厅长。谁知乐中有苦，一晚在听到狂风暴雨的喧啸声的同时，我一下子觉得我随着席子被水漂了起来，原来是骑楼的排水管道来不及渲泄这场暴雨，所以一下子就积了好几寸水，全家人都起来将水一盆盆一桶桶地泼到大街上，我和永辉赶紧去换了全套衣服，缩进我们在过道的双层床上。
过完暑假我和德逑进了附近的德明中学，我已是高中最后一年了。永明上了附近的一所小学，我每天上下学接送他。他每天上学时都穿得乾乾净净，等到放学时只见他手上、脸上都是墨，像只花脸猫。我见他这个样子常要忍俊不住，一边走一边替他擦。问他是不是又和同学打架了，他说：“是，他们欺侮我。”我说：“ 圣经上说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给他打也许这样他们就不打你了。”但永明嘟着嘴说：“那就打得更凶了，只有和他打，不给他占着便宜。”永辉在父亲多方托人情之后进了香港喇沙书院，这是香港几间最好的男中之一，进了这种名校，将来升大学，找职业都是有保证的，因为在学校全部授课均用英文，永辉只能又从中一上起。在香港，是每个月交一次学费，我和德逑、永明这种学校，每个月也要交几十元，永辉的学费更是多至数倍。
这时五姨一家早已到了香港，住在他们的祖屋衙前围村，五姨丈原是香港大学毕业的，英语好，在半年前就已当上了新新公司总经理，在他的经营下公司业务有了很大的发展。二姨三姨也陆续来到香港，并找到工作，二姨教小学，三姨教幼儿园。我们这一大家子又团聚了。
15.永强
我的弟弟永强生下来就喝一种特制的鱼肝油奶粉，这种奶粉很粘，要先放少许水慢慢压匀，才能冲出不带奶粉粒的奶。在这调制的过程中会散发出强烈的鱼肝油的臭味，但永强很喜欢喝，他喝了这牛奶不到一个月就不是可怜的“伯爷公”了，后来更长得白胖可爱。所以这种奶粉虽然比一般奶粉要贵上一两倍，妈妈还是从不作其他选择。永强只要一看见我，就伸手要我抱，只要我做完功课，我就抱他喂他。
一天我突然想到永强都一岁多了，住在这楼上一直没出去玩过，我兴冲冲告诉母亲，我要抱永强到附近的公园去玩。妈妈说永强这麽重，你一个人抱不了的， 我不理，抱着就走，一口气走到公园里，在没有树没有花的花园街尽头，我们终於找到了鸟语花香。这时才感到累了，抱着永强坐在棵大树下的长椅上，这里多美啊！谁知永强却哇哇大哭，使劲搂着我，显出十分害怕的样子。我紧紧地抱住他，他还是哭个不停，一定要离开这里，等我们走开一段距离后才安静下来。我指着公园里的花草树木一样样教给他，当我指着树说：“这是大树，多好看啊！”他又哇哇大哭把头藏在我的怀里。啊！永强怕的是这树呀！永强从生下来就住在楼里，都一岁多了，才第一次看见树，所以害怕成那个样子。我只好把他抱回家，在把他抱上二楼，爬完笔直的楼梯时，我喘得心都快蹦出来了。妈妈怪我不听话非要一个人 抱他出去，我则求妈妈给他买一辆小车子。
一天，我放学回家就看见永强坐在一辆咖啡色的小车上玩，妈妈买回车后还把他放在车上推去照了一个像。我多开心呀！从此我放学做完功课后，只要天气好，就推永强去公园走走，虽然因为是便宜货，这车推起来吱吱咯咯响，但终究省力多了。
16.无证摊贩
花园街的另一头，是一个熙熙攘攘的菜市，出家门不到一百步，就可以买到鸡鸭鱼肉，蔬菜水果，以及许多肩挑的小食，如鱼生粥、云吞面等等，非常方便。我每天上学都要经过这里，经常遇见抓无证摊贩的警车(在卡车上架个大钢架，上面钉上铁丝网)，又高又大的印度警察把抓住的小贩连人带东西往车上扔，煮粥煮面的沙锅打翻流淌满地，一会儿就抓满一车，威风凛凛地鸣着警笛开走了。这种场面，每天照例要上演两次，但无证摊贩永远有得抓，抓也抓不完。每次碰到这种情景，我总是愤愤不平，他们都是因为穷，才领不起证，现在把他们抓了，生财工具也打坏了，他们不是更无能力来领证了吗？我对那些粗暴的行为十分反感。
一天，我上学去，在衬衫口袋上插了一支西菲利牌炮弹型的 钢笔，不知谁送给爸爸的，爸爸给了我，我早想有一支漂亮的钢笔插在衬衫口袋里。我正走在市场的边上，一只手在胸前一晃，只听叭的一声，不好！我的钢笔！因为我正为胸前的钢笔而得意呢，所以反应也较快，一下子就把这只手抓住了，并夺回了我的钢笔，我还抓住那只脏兮兮的手没放，原来，抢我钢笔的是个只有十一、 二岁的男孩，我正想要训他两句，看见警察向我们这边走过来了，我突然想到那警察会不会把这小孩抓走？不知怎的，在我挥手叫这小男孩赶快逃走跑时，竟将我心爱的钢笔又给了他了。我真后悔，我怎麽在急忙中竟又把好容易夺回的钢笔给了他呢？一直到现在我都无法解释，但是那脏兮兮的小男孩满脸惊讶的表情却一直留在我印象之中。
17.考乡村师范
在德明中学，语文老师经常出些有趣的作文题，“人为什麽要吃饭”就是其中之一，我很喜欢这个题目。我认为吃饭是供给人生活以必需的营养，是因为人要活着，才必须天天吃饭。所以，吃饭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人为什麽要吃饭和人为什麽要活着是等义的；许多革命家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的，你要是问他为什麽要吃饭，他会回答你为了革命；资本家以赚钱为目标，他们拼命赚钱，大吃大喝，但是，当他生意失败，他甚至跳楼自杀而不再吃饭了；我活着的目标是救人，我自小看到许多人间的苦难，我希望我活着能帮助一些人免於苦难，我为此要吃饭，如为此需要我不吃饭也甘心情愿。”语文老师批道：“既然如此，准你吃饭。”
当时都在为即将毕业而考虑自己的前途，我很清楚像我这样 的条件，在香港要上大学是绝不可能的，毕业后唯一可以升学的机会是投考乡村师范。这乡村师范开办还不久，是专为香港的乡村学校培养师资的，考上了还有一定的生活补贴，将来工作又有保证，还可与我的“救人梦”相结合，所以对我很有吸引力，那时父亲又托了熟人，我觉得我一定会考取的。
但是我忘了根本的一点，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香港政府是 效忠英国女皇的，他不会愿意看到他的公立学校成为中国教育救国论的实验场所。所以，当我在口试回答提问“为什麽想当一名乡村教师”时，我说：“中国积弱多年，没有做好国民教育是一个重要原因，我愿意从基础做起，让乡村的小孩都成为有教养、有文化的人，为中国的富强打好基础。”就这样，我被取消了进一步考试的资格。答应替父亲帮忙的那位叔叔对我父亲说：“没想到她会发表这样的高论，我实在是一点忙也帮不上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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