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又搞运动了
稍微稳定的日子没过多久，清华开展清理思想运动了，每人都要检查自己有那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并写成材料，一个人常常就写有几十条甚至几百条。清华大学的蒋南翔校长是一贯主张应当灭掉资产阶级思想的。那时在教学工作之外，作为社会工作，我当了党支部的宣传干事，经常给清华大学的校刊写点报道建筑系情况的稿件，清华过去早就有过校刊，这是近几年重新创办的，名叫“新清华”。新在那里呢，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一向是其重要内容，这时自然更少不了对这个运动的反映。
一天，党支部书记要我写一篇批评刘致平教授不肯“下海” 的文章给校刊。因为刘致平教授曾把参加教学工作称为“下海”，而他不愿放弃他的研究去教学。我就按照这个要求写了，用带有讽刺味道的笔调批评刘教授不该把教学工作当成苦海。其实我对刘教授了解很少，有关情况都是他人提供的，我哪里知道刘教授是以研究见长，本应多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他是梁思成创建的营造学社的成员，这个学社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成果举世瞩目，其中就有刘教授的重要贡献。后来刘教授离开清华，调到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建筑史研究所。若干年后，我见到刘教授在这个研究所完成的中国古代建筑巨著问世，就想到我写的这篇文章，如果当年他真的放弃了自己的研究，能有这些成果吗，深深为自己当年的作为感到欠疚，一直想能有机会向他当面道歉，希望能得到他的谅解。
一九五五年，全国从批判胡风的上书言事，清查“胡风反革 命集团”开始，展开了全面的肃清反革命运动（简称肃反运动）。一时，阶级斗争的弦又绷得很紧了。我们党小组的葛如亮，是从上海同济大学派来进修的教师，在多年以前和胡风有过交往，党支部要我们开会帮助他，这会几乎是天天都开，开了不计其数。说是帮助，也就是敦促他快交代，但我们当时对他和胡风之间究竟有什麽样的关系并不清楚，只是党指向那里打向那里。葛如亮最后也没有交代出什麽问题，但还是受了处分才回到同济大学去的。又过了好多年，才听说他与胡风仅是普通的交往，并无什麽不可告人的问题，仍旧在当他的党员，而什麽“胡风反革命集团”后来也查明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九八五年我出差到同济大学，特意去看望他， 为过去的事向他道了歉。他说：“我知道你们是什麽都不知道跟着嚷，所以也不怪你们，我们还是好朋友。”得到他的谅解，心里好受一些。但是我想，我为什麽会那样跟着嚷呢，还是值得自己深思。记得在这清理思想运动开展前不久，我参加了清华大学党委办的预备党员（就是原来的候补党员这时按修改后的党章改了名称）学习班，在那学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共产党员要做党的阶级斗争的驯服工具，党指向那里就打向那里。这种你只管指，我只管打，反正打错了也没我的事，长期成为中国社会的通病，而我这样修养的结果，更越来越成为没有头脑也不负责任的工具了，当然，这是后来的认识，那时还以为这是自己的组织观念加强，阶级觉悟提高了呢。
29.森华的诞生
春华才八个月，我又怀上了第二胎。我急得不得了，世龙倒好，反而说：“生了个女儿，再生个儿子，多好！生吧，迟早都要生的。”我说：“你倒说得轻巧，孩子的事你不管，你知道我的负担多重，曹昌彬他们又该笑话我说：别人到工地去生产实习，你在家里生产实习了。”着急是一回事，孩子要生下来就得好好迎接他。
这时原来答应分配给我的住房终於有了，我们搬进了二区六 十号这套用工棚改建的平房，每套面积只有三十几平方米，分隔成两间居室和一个厅，还有厨房厕所，标准很低，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终究是自成一体可供一家人团聚的住宅，对我们这个小家来说，是满可以了。在这里我们一住就是十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我和世龙都被关押起来的时候，留在家中的两个孩子被逼迫迁出，才失去了这个虽然简陋，但一家人终得在此团聚的小屋。
我因为是第二次生育了，有了经验，产前比较小心谨慎，一 直平安地到了预产期，经医生检查，估计将在第二天生产时，我就提前住进了医院，傍晚溜回家吃了晚饭，再自己一人慢慢走回校医院，到了晚上十点三十分，进了产房，十一点就顺利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这孩子生下来不会哭，医生把她倒提起来，打了一下小屁股，这才哇的一声哭出来，声音十分洪亮，还踢了我一脚，湿湿的、凉凉的感觉我一直保存到现在。我想这准是世龙盼望的儿子了。没想到与此同时，医生说：“恭喜你了，是个八斤重的大闺女。”我对生儿生女都无所谓，只是世龙该失望了，他可能还会让我再生个男孩吧，万一又生了个女儿呢？同事们开玩笑叫我乾脆生四个女儿叫春华、夏华、秋华、冬华，可不能再生了。对，无论如何都不能再生了，两个女儿两朵花，多好！
第二天早上，世龙到医院来，当知道又生了个女儿，有些失望，说：“名字我已想好了，就叫森华吧。”“森”是取夏日草木茂盛欣欣向荣之意。他不给孩子取名夏华，显然是不想生四个女孩呢。他也没有问清楚是什麽时候生的，就急急忙忙走了。他去报孩子的户口，生日报成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比实在的生日晚了一天。
森华和春华打小就不一样，春华很少哭，要哭也是细声细气的。而森华则不同，无论是肚子饿了，尿湿了，冷了，热了，总之她感到不满意就会大声啼哭；如果目的未达到，就会一直哭到脸涨红也不肯休止。她的哭总是那样理直气壮的，因为世龙冷淡她，我就更多怜爱她，呵护她。这时我们把春华叫做小华，把森华叫做小妹，这两个乳名一直叫到现在。
小妹生在夏天，外婆寄来的那些衣服都用不上，我给她缝了个小兜肚，整个身子都光着，也不包尿布，放在只垫有一层布的藤床上，任由尿水往床下的大盆里流淌，只要将湿了的垫布换一下就行了，这样省了好多事，整个夏天，小妹都没有长痱子。
小妹的身体长得很健壮，眼睛特大，嘴特小，两道眉毛都只长了半截，从长像到性格，都像个男孩子，再加上世龙在小妹出生前已买了许多男孩的衣服备用，所以在两三岁以前，一直打扮成个假小子。小华是个好姐姐，从小就知道爱妹妹，她们在一起玩得很好。
小妹出生时，家庭经济情况已有了改善，世龙的工资增至七十八元，我的工资也有五十六元了。这时我们给照看小华的阿姨秀芝将工资加到每月三十五元，请她多看一个小孩，她也高兴的答应了。秀芝来我家已一年，就是三外婆来看我那次，小华患的是中耳炎，她在托儿所老生病，我决定不送托儿所了，还是请人照看， 世龙的同事介绍来的这个农村姑娘，虽然缺少带孩子的经验，但人很老实，有她带着以后，小华少有生病，所以我们还是找她来同时照看小妹。到小妹快一岁时，这秀芝要结婚另找公家的工作，不能再为我们带孩子了，正好此时世龙的母亲摘了地主的帽子，可以离开所在的农村了，世龙把她和小妹妹世珉从四川的老家接来北京同住，有婆婆(四川人管祖母叫婆婆)亲自带着，我们就更放心了。
小妹三岁以前很少生病，性格比小华活泼得多，她的独立性较强，什麽事都要自己做，不愿让别人帮忙，她最初学会的几句话中就有一句是“自GER GER”（北京土话即自个儿的意思）就是说什麽事她都要自个儿来做，一岁多，就要自己穿鞋带，穿来穿去，有时坐在那里就穿上个把小时，嘴上还要嚷嚷“自 GER GER”，好玩极了。世龙开始宠爱起小妹来了，而且显然有些偏心。
30.进修
成立工业建筑设计教学研究组，纯粹是由於一九五三年初来了位苏联专家阿西莫夫，按他的意见建立的，我分配到清华时这个教研组刚刚组建，需要进人，所以到了这个教研组。
清华建筑系的创建人梁思成是以研究中国古建筑闻名的，现 在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即将展开，梁先生希望能将他多年研究的成果运用到这些建筑中去，如给新建的大楼也加上个故宫那样的大屋顶；他曾多次写文章提倡，而也有人真的照此盖起了大楼。梁先生这种想法被称为复古主义思想，受到批判，那是后话，当时梁先生的想法在社会上还很有影响，阿西莫夫来了更是大为赞赏，因为 他认为这与苏联提倡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是一致的。梁先生的原意，还仅是着重在宿舍、 宾馆、礼堂、办公楼这类习称为民用建筑物的设计中；阿西莫夫则把它扩展到工业建筑也应该追求具有民族形式，还把这追求民族形式提到发扬爱国主义的高度。他 曾亲自指导清华建筑系的学生做过这样一个设计，我到清华时，阿西莫夫已经走了，但我们教研组作为教学材料蓝本的示范图，就是这批在阿西莫夫指导下作出来的设计。
对我来说，不仅工业建筑设计没有学过，民族形式的工业建 筑更不清楚。教研组别的人看来在这些方面也不比我强多少，所以只能比照阿西莫夫留下的示范图，照猫画虎地教给学生。而到了一九五五年，上面发现这种给建筑物加上个大屋之类追求民族形式的作法，要多花大笔的钱，不是还处於经济落后财政紧张的中国所能采取的，于是把这种作法称为复古主义加以批判。一天晚上，我们建筑系的十几个党员教师，被彭真找去谈话，谈话中说这种复古主义已在基本建设中造成巨大浪费，是反党的行为，你们这些党员怎麽还能视若无睹。回来后党支部就组织写批判文章，我也写了一篇；《新清华》准备用一整版来发表这些文章，排版后的校样都打出来了，不过后来这一版未印出来，对复古主义也没有提到反党这样的高度。但工业建筑设计显然不能再用阿西莫夫留下那些蓝本来教了。怎麽办？为了找到出路，教研组派了许多人出去进修。
我和李承祚被派到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地点在离清华有十多公里的百万庄，我打算到他们的总图科。总图科能了解到工程设计的全面情况，按照当时根据苏联的保密制度制定的条例，是属於密级很高的部门，象我这样有复杂海外关系的人，一般是不能进入的，是清华的校长蒋南翔写了亲笔信担保，我这才开始了在总图科的进修，也就是和他们一样工作。这时是一九五六年，苏联已在批判斯大林，中国共产党也在强调经济建设，一时不那麽总讲阶级斗争。
从清华到百万庄有公共汽车可坐，但是得走十多分钟才能到 达上车的地方，中间还得换一次车，来回需要约三个小时；李承祚骑自行车去，少用一半以上的时间。世龙就把我们当时刚有的一点积蓄，几乎是全部，拿出来给我买了一辆价值一百五十六元，崭新的墨绿色飞鸽牌女式自行车，是当时国产自行车中最好的一种，这辆车在一九六八年我和世龙都被关押，小华小妹无人照应，避到青海西宁她们的永明舅那时，还卖得七十多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那时家里没有钱，也没有比这自行车更能卖出钱来的东西了。
有了车但我还不会骑，於是买来就学，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世龙把车推到新林院这个教员宿舍区内的操场上，在后面扶着车让我练，居然，半天下来我已可自己骑着走而不用人扶了，但我还没有学会下车，只能等到车子减速后，让两只脚垂在地上，利用脚底和地面的摩擦作用来使车子停下。
买来车的第二天，我就骑车去上班了，当时这条路上，汽车 自行车都没有现在那麽多，我小心翼翼歪歪扭扭地骑出去，好远也没事，慢慢胆子就大些了，发觉骑快些还稳当点，正在得意时，从横路上拐出一辆马车，糟了！我 车子的前轮被马车的鞭稍缠着了，还没来得及反应，我的车已撞到了马车上，擦掉了前轮挡泥板上的一块漆，幸好我两脚落地没有摔倒。一辆新车第一天用就被我弄掉一块皮，多难看呀！我心疼得要命，要知道这是当时世龙和我最值钱的财产了。
回到家，我告诉了世龙，他没听清楚，还以为我脚上擦掉了 皮，便漫不经心地说：“不要紧，过两天就长好了。”我说：“没听说过，自行车擦了皮还能长好的。”这时他才赶紧跑出去看车，我生气了说：“你不心疼我倒心疼车啊！”世龙说：“皮破了几天就长好了，车坏了就再也长不好了。”他后来找了些漆来涂上，但终究留有一个明显的疤痕。其实，我当时虽然嘟着嘴，心里也同意他的看法。
在总图科进修约有半年，接触了生产实际，学到不少本领；我因提出过一项改进方案，使这项工程能节省大量土地和施工费用，还得到了三十元奖金。
进修结束回来不久，党支部书记通知我，我已被批准转成正 式党员了。并对我说，出於统战的需要，要我多给父母去信，并打听陈庆云的下落，问有无可能争取他回来。我终於又可以给爸爸妈妈写信而不必耽心划不清界限 了，我多高兴啊。虽然还不能敞开胸怀地谈，中断了三年没有通信也无法解释，但我相信爸爸妈妈都会理解我的处境的。此后我常与父母去信了，但都只限於谈大好形势等等。我从妈妈的来信得知陈仍住在美国，每年还在互寄圣诞节贺卡，向党支部作了汇报。
31.世龙笔耕
一九五六年，对我们这个小家庭来说，“形势”确实是比以前好了许多，不仅我和父母恢复了联系，，世龙的母亲和妹妹还顺利地把户口迁到了北京；我们的工资也又一次提高了，世龙达到每月一百一十元，我也有六十多元，世龙还开始经常有些稿费收入。
世龙从小就比较擅长也喜欢写文章，一度想当新闻记者，高 中二年级时就考上了政治大学的新闻系，但因他父亲希望他远离政治，应去学科学技术和进名牌大学，高中毕业后才另考进北京大学地质系。但他始终未能忘情於写作，到北大后一直在课馀写点文章投稿，通讯、游记、学习心得、工作经验都有；学得一些地质科学知识后，又热衷於将这些知识写成通俗的文章介绍出去。抽调出来专门作青年工作后，文章写得少了，但到了一九五四年夏天，他不当团委副书记了，转到学院的教务部门，一九五六年时任教务科长兼任这个学院的教务秘书，协助分管教学的副院长管理全院的教学工作。这时的工作性质要求他对地质科学及其相关的学科都能有基本的了解，并应能掌握地质科学新的发展。好在他是大学三年级快结束时才出来工作的，大部分主要功课都已学完，多次出野外实习，作青年工作后，因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很重视青少年长知识，要求团的干部应成为有文化修养，知识面很广的人，这正合世龙的心意，一直努力学习科学文化，到地质学院后，更是抓紧地质学的学习，如苏联专家给教师和研究生讲授普通地质学，他也去听，而且是让其他事情让路，从头到尾听到底。
在转入教务工作以后，上下班有制度，不象过去当团的专职 干部那样没有工作时间的界限，干起来没完没了。但是他下班后与家人一起休息娱乐的时间仍很少。他那时下班回家的标准程序是：先对孩子们唱“小山羊，好乖乖，快开门来……”两只手放在头上比做山羊犄角的样子，就算是和孩子们玩过了，於是立即坐到书桌前伏案疾书，什麽声音他也听不见，什麽事你也别想他会搭把手，饭做好了，还得催好几次才吃。等稿子写完了，誊清就是我的事了。都说世龙的文章写得好，但这字实在写得不怎麽样，又乱又难认，我看惯了倒也抄得顺当， 有时还帮他画点插图。
一九五六年是世龙笔耕初获丰收的一年，除了在报刊上发表 了一些文章，还为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写了一本给初中学生看的《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很快就出版了，这本书通过一些故事讲述地质工作在经济建设中怎样起作用，大概还能受到小读者的喜欢，初版印刷了一万五千册，发行后很快就买不到了，但未及时重印，可能是因为书中讲述了地质学家谢家荣发现淮南八公山煤田的故事，而谢先生在此书出版后不久就被打成右派了；过了三十多年，这本书被收入《童年文库》再次面世，并且重印过好几次。
《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是出版社约他写的，先前世龙也间 或写过一些普及科学知识的文章，但都是短篇，常用笔名，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事情是在头一年，当时已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央领导，发现可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图书奇缺，於是极力推动这些读物的创作与出版。他们主办的中国青年报写信给一些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者，请他们谈谈自己的意见和为少年儿童写作的计划，世龙也收到了这封信，随即写了回信，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的这一期中国青年报上，用了几乎是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八封回信，世龙的信也在其中，标题是“应当写出“十万个为什麽”来”， 因为世龙在信中谈了自己的写作打算后，提出“应当介绍的知识还有很多，譬如‘海水为什麽是蓝的？’‘沙漠中为什麽有绿洲？’‘地为什麽会震动？’……真可以也列出个‘十万个为什麽’来，这就不是一个人短期内所能完成的了。”建议广大的科学工作者都来写。需要指出的是，这八封信的作者，除世龙外，都是发表过许多作品，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作家和画家，由老作家冰心打头，世龙能列名其中，自然很受鼓舞，而来约他写稿的人也多起来了，此后可以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他已发表了八百多篇文章，出版了十来本书，而也为此给我们这个家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
一九五六年，除了写普及科学的文章，世龙还在教育、青年问题等方面也发表有文章；如在教育部主办的《高等教育通讯》上发表的“教学大纲应当百家争鸣”“教学计划中的一个根本问题”，表达了他不赞成应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的意见，和对按照苏联模式制定教学计划的质疑。在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的“这样批评是否恰当？”用地质学院的实例，提出了一个使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中国青年长期感到困惑的问题，这就是究竟该怎样处理关心政治与钻研业务的关系。当时世龙虽已不是团的专职干部，但仍然在教务工作之馀兼管青年 教师中团的工作；这年上面号召青年向科学进军，但他发现在青年教师中谁要多花点时间学业务，却又常被视为个人主义，斯大林那种科学家也应是政治活动家的要求，在中国还很有影响，世龙是不赞成这样去要求的，在他去参加了胡耀邦召集部分高等学校团干部的一次座谈会后，《中国青年》杂志派了一位记者到地院调查研究，最后和他合写出这篇文章，用他一人的名字，以来信的形式发表，对把钻研业务看成个人主义等等问题提出质疑；本来是想由此引发全国性的大讨论，但后来没有这样作，只是请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长杨述和他的夫人作家韦君宜合写了一篇文章，“从‘脱离政治’谈起”作为回答；而且这篇文章没有亮出杨述的真名实姓，用的是“萧文蕙”这个笔名，世龙的信和这篇文章同时发表出来就算完事，答案已有了，大讨论自然也就不必进行，有点草草收兵的味道了。当时我哪知道，这向科学进军即将夭折，一场政治风暴就要刮起来了。
《打开地下宝库的钥匙》的稿费有好几百元，因为这本书有 几万字，又赶上一九五六年时讲知识分子政策，稿酬标准有所提高，世龙第一次得到这样多的稿费。这年中国青年报上提倡女青年穿花衣服，城里举办服装展览会，世龙陪我去看，我还买来一件海蓝色呢外套，有同事说这颜色太俗，但是世龙喜欢，他说那时他住在铁道学院的办公楼上，每天早上总是要临窗远望，希望能看见我的身影，我那时早上起来经常穿着二姨给我的那件风雨衣，从宿舍去食堂吃早点，这件风雨衣也是海蓝色，使他远远就能认出。一九五六年，是我们这个小家难得的一段宁静与温馨的日子。
32.曹昌彬事件
一九五六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曹昌彬、宋元谨、廖景生、顾岱琳、李风顺等几个老同学约我到他们宿舍去聊天。他们告诉我，最近经常聚会，“青梅煮酒论英雄”，议论有关系里的问题，想约我也参加。原来，他们认为这时的建筑系党支部书记刘小石有宗派主义；刘小石本人是清华毕业的，因此对清华毕业的亲，对外校分配来的疏远；提到工作成绩就是讲他们这些人，我们这些外校来的人好象不存在似的。还问我是否有同感。
我说，他们同学多年，自然会亲近些，就好象我们同班同学 在一起不是也更亲热些吗。这几个老同学中，宋是党员，其余的都是青年团员，因此我又说：“我们都是党团员，有意见就该通过组织系统提出，而不应背后议论，犯自由主义；不过作为党支（部）书（记），也应多到群众中来听取意见，有了沟通，问题才容易解决。”我答应将他们的意见反映给刘小石。
不久我就将曹昌彬等人的意见告诉刘小石，刘小石也觉得是个问题，答应去找他们谈谈，直接和他们交换意见。
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老同学聚会竟成了沉冤二十余年的一场大灾难的发端。
在我向刘小石反映了曹昌彬等人的意见后，好多天不见动静，我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天，我们建筑系教师中的党员突然被召集到党委副书记刘冰的办公室，这刘冰在清华，是地位仅在校长蒋南翔之下，专管党务，实际在主持清华日常工作的实权人物，平时我们这些普通党员多是在听报告时，看见过坐在主席台上的他，难得像今天这样坐得很近听他讲话，我想不出他要说些什麽，只觉得大概是发生了什麽与我们有关的严重事情。
大家都坐定后，只见刘冰概括了他所知道的曹昌彬等人提意见的情况后，声色俱厉地说，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支部居然被人攻击为宗派主义，这是一种反党的行为，是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作为建筑系的共产党员，要对曹昌彬反党小集团作坚决的斗争！
听到这番话，我给吓懵了，同时懊悔：要是我不向刘小石反 映那些意见，不是就不会把事情搞得这样糟了吗？。反党小集团？不！曹昌彬他们不过是有些不满情绪，决不是在反党。我觉得当初是我反映的曹昌彬他们的意见，我有责任把问题解释清楚，散会后便去找到副教务长里分管建筑系工作的陈舜瑶，她也是党委副书记，过去我作为支部的宣传干事曾多次向她汇报过工作。我向她将那天晚上的情况又原原本本地汇报了一次，并再次表明了我的看法，即他们背后议论是不对的，但他们不是要反党。陈舜瑶在态度上比刘冰缓和一点，但还是认为这就是反党，开导我说，看问题不能离开当前整个阶级斗争的大形势，曹昌彬他们这种想法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共产党党员必须站在阶级斗争的高度来看问题。又说，刘冰同志有很高的水平，他一下子就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关键，对曹昌彬事件已经作了结论，定为反党小集团。你不要再纠缠在老同学的温情之中，要站稳共产 党员的立场，千万不要滑到阶级敌人一边去。
被陈舜瑶这样一说，吓得我再也不敢吭一声了。
在批判曹昌彬反党小集团的会上，我怀着一种犯罪的心情愧 对曹昌彬他们，他们是信任我这个老同学才找我去谈心的，当时我总以为，要是不告诉刘小石，不是什麽事都没有了吗？现在他们背上了这样大的罪名，我还得在会上批判他们，否则我就失去了共产党员的立场。记得我在会上语无伦次地发言说：“曹昌彬老笑话我在家里生产实习，这也是对党员的不满。”
在和曹昌彬等人被定为“反党小集团”差不多同时，还有研究生英若聪、梁友松、熊明等也被定为“反党小集团”；这些研究生都是业务上的尖子，他们是因为比大学本科毕业生多读了两年的研究生，在毕业后仍和大学本科毕业生拿一样的工资不公平，为此曾集体到党委去请愿，没想得了个“反党”的帽子，这事也是刘冰处理的。
这两个“反党小集团”都出在建筑系，被称为“曹昌彬事件 ”和“研究生事件”，在那些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人看来，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不过，奇怪的是，在批判一阵之后，并未对这些人作组织上的处理，而通常对戴上反党帽子的人，是要从党或团的组织中清除出去的。回想起来，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大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世龙还和地质学院其他五位教授去中南海怀仁堂听过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对知识界作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正式公开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来在匈牙利出现反抗苏联及共产党统治的事件后， 毛泽东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随后又到处讲话，号召人们向党提意见，帮助党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按照这些报告和讲话的精神，不仅是我，系里许多人都想到 了把曹昌彬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是不是过头了呢？曹昌彬他们自然更是想不通，现在不是党中央也在号召大家反对宗派主义吗。但是他们反党的帽子没有人给他们取消，尽管工资照发，工作照旧，党团员照当，心情总不能舒畅，经常借酒浇愁。由於他们处於这种状况，整个建筑系教师团支部好久没有能大家轻松愉快地聚在一起。当时我正担任这个团支部的书记，和副书记薛恩伦商量，看看我们从青年团的角度能作点什麽，和缓一下因这次批判带来的紧张气氛。商量的结果是组织了一次去香山春游。这时许多知识分子都以为，像春光一样明媚，知识分子的处境也即将变得前所未有的美好呢。
在这次春游中，曹昌彬他们又喝醉了。
曹昌彬这件事我也告诉了世龙，他一听就说，这当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并说现在看来，党内也是存在着矛盾的，不能一有不同意见就看成是在反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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