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反右派
一九五七年初春，按照上级的布置，我们党员开始学习毛泽东的《关於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准备进行整风。这时建筑系的党员增多，已扩建成为一个总支部，下面设有好几个支部了；我所在的党小组有六个党员，当时小组长陈乐迁等三人外出进修，要我代理组长，组织这次学习。学习要联系实际，一联系我就想到了所谓曹昌彬反党集团，觉得他们应该是属於人民内部矛盾。我在党小组会上谈了自己的体会，我说：“毛主席发表这篇文章很及时，匈牙利事件之所以发生，与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有很大的关系。毛主席说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曹昌彬他们对刘小石有意见，尽管那些意见不对，背后议论也不好，但终究仍应属於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不应该定成反党小集团；反党应是敌我矛盾的性质了。而如把矛盾的性质搞错了，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激化成为对抗性质，那就不好了。我认为这次整风，在我们建筑系就应该对曹昌彬事件重新审查，给予解决。”在党小组会上，另外两位党员蔡君馥、林爱梅都同意我的看法，，便推我代表她们在建筑系工会举办的帮助党整风的鸣放(也就是提意见)会上发言，我就把那天晚上曹昌彬他们和我谈话的内容及党小组会上大家的看法重述了一遍。 这个鸣放会没想到过了没几天，情况就变了，原先是号召大家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现在变成要警惕阶级敌人借整风之机向党进攻。曹昌彬等人的事情，又被摆了 出来，大会小会批判，声势比上次更大。我感到纳闷，我一直没搞懂这阶级斗争，为什麽明明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是差不多一年前的事，怎麽和当前的形势联系起来，又成了敌我矛盾呢？但是我只能把这些问题闷在肚子里，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中度过了这场反右斗争。眼看着曹昌彬、宋元谨、廖景生、顾岱琳、李风顺五个老 同学都定成右派，除宋元谨带着帽子送回天津大学外，其余四人均被逐出清华，送到不知什麽地方的建筑工地劳动改造去了。英若聪等三位研究生和曾登台发言的周卜颐教授，都落入了右派的行列。
对我在反右中的言行并未立即就算账，直到一九五八年，大 跃进已经开始，我正带着学生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作设计，突然得到通知，要我回校参加支部会，到会上才知道，原来这个会是对我在反右期间的问题进行处理，会上宣布，给我以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还有一些人显然是经过准备的发言，对我展开批判，并要我深挖思想根源。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而且怎麽挖实在也挖不出有什麽不好的动机，我确实是认为共产党好，并希望它更好，才总是实心实意说出自己的想法的。我仅仅说了一句：“我真真是想党能把事情做得好一些的。”就大哭起来。此时已成为总支部书记的刘小石算是给解了围，说：“让她回去再想想吧。”接着就宣布散会。
世龙得知我受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后，并不介意，大概是他 见的多了，只要没划成右派，受点处分不算什麽。他在长期不能入党后，对组织上入不入党已淡然处之，认为是不是在那里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并不取决于在组织上是不是入了党，只要自己真正去作就行了。有些入了党的人，并不见得就是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他终究比我见识广而且成熟，不象我容易轻信盲从。
34.设计第二通用机械厂
确实，党内的处分对我没有多大影响，按照当时的政策，象我这样的人，在政治上不能用了，但搞业务还行；对想入党作官的人来说这自然是不利，但对我来说无所谓，本来就是搞业务的，现在还是搞业务，无非是不作支部宣传干事这类工作罢了。开过这个宣布处分的会后，我就又回到设计院继续带学生作设计。
我们在这里设计的是北京市第二通用机械厂（以下简称二通），一个生产重型机床的现代化工厂，设计这样大的工厂，是不简单的，当时清华建筑系已和土木工程系合并，改称土木建筑工程系，统一调配原来两个系的力量，才接下了这个任务，由原建筑系的教师殷一和和原土木系的教师罗福午总负责，投入教师十多人，高年级学生数十人，浩浩荡荡地进到这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 计院，这叫做“大兵团作战”。我因曾在这个设计院进修过，和他们比较熟，便让我在指导学生之外，与设计院联络，协调工作进度。
教师带领学生出来作设计，是想用它来代替原有的课堂教学，被称为真刀真枪做设计。当时全国都在“大跃进”，高等学校过去那套办法被认为是脱离实际，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学生被培养成无能的精神贵族，教育要革命。上面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要求高等学校培养出“又红又专”即政治业务能力都很强，劳动化了的知识分子。怎样才能办到呢？走出校门，到生产现场去，用完成生产任务来代替课堂教学，同时参加体力劳动和接受工人师傅的教育，被认为是最正确有效的途径。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长期兼任教育部部长，是这条教育方针的强有力的推行者，对清华的知识分子还曾提出过“红专化合”的更高要求，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屡屡创 造经验，全国闻名，真刀真枪作设计就是其中的一项。这次我们去完成设计二通的任务，设计院自然不敢怠慢。
清华承担的设计任务，包括二通全部建筑物，工作内容分为建筑、结构两大方面，我负责指导建筑组的几个学生作煤气站的建筑设计。当时正是上面提出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并提到称为“总路线”的高度的时候。
真要能做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那自然是很理想的，但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慢工出细活，一分钱，一分货；想质量好却怕花钱花时间，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实际上是办不到的，结果是往往就注意了省钱和赶时间，质量的好坏常被摆到一边，也许是这个“好”难以计量，而省了多少钱或多少时间，以及产品的数量，都很具体，便於拿来大肆宣传，而上面大概也就是喜欢听这些。但这多快省的数量其实也是有限的，后来无限膨胀下去，许多地方出现虚报成绩说假话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那时，谁要抱实事求是的态度，讲点注意质量注意安全之类的老实话，就很可能被插上“白旗”，离“右派”也就不远了。我们这个“大兵团”的活动自然也摆不脱这股当时席卷中国社会的潮流，特别是清华大学，在这种时候，总是在争取扮演得风气之先的角色。因反右中严重右倾而刚受到处分的我，虽在个人得失上不那麽在意，但总是想这回该吸取教训，不要再犯错误了，对上面的精神努力紧跟。
在煤气站的建筑设计中，我也是就想到省钱，采用了低标准 的开敞式，即厂房不盖屋顶没有外墙的方案。设计院的老总（总工程师）们，对这个方案本来是不赞成的，但这多快好省的分寸实在不好掌握，在我摆出这个方案可以作到又好又省的根据后，他们勉强地通过了。我由於过去没作过这样的设计，曾和教研组主任张昌龄教授到唐山耀华玻璃厂等处，考察他们的煤气站，其中就有开敞式的，我们了解到用这种设计，不仅建筑成本低，空气中一氧化碳的含量也少，认为可以采用。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这些煤气站设备落后，没有空气调节装置， 自然是用开敞式空气好些，而象二通这样现代化的工厂，就不应还用这种办法了。
方案通过后没多久，煤气站就破土动工了，我和学生都住到 了建筑工地上，甲方即业主的代表对煤气站采用开敞式设计强烈不满，还说：“将来请陶老师来我们煤气站当几天工人，你就知道头顶烈日，冒雨操作是什麽滋味了。”我也后悔起来，但已经开工，再想加屋顶和外墙也不行了，因为结构组在计算结构的时候，是按开敞式计算的，没有把这荷载计算进去。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结构组的学生在复核中发现，煤气站的主体框架在他们作结构荷载组合时有重要遗漏，已施工达到一层高度的框架必须推倒重来。这框架虽建了还不到半截，但也花费了许多人力物力，眼看着它在轰隆隆的爆破声中被炸掉，令人心疼。不过，在这推倒重来之际，将我们原来提出的开敞式改为封闭式，不正是个时机吗，问题 就这样解决了。
设计二通仅干了几个月，离全部完成还差得远，这新组成的 土建系，又揽下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十周年的纪念工程中的国家大剧院和科技馆的设计，这是蒋南翔校长亲自抓的重点项目，就在我和学生搬到工地去住的时候，除我以外，负责设计二通的全部教师和学生的大部，都抽调回去了，他们大多转为参加这些新的重点项目。二通就留下我一个教师带着十几个建筑组及结构组的学生，负责完成煤气站和一个金工车间的设计，而结构设计不是我的专业范围，我一再要求无论如何再派一个结构组的教师来，审定结构方面的设计，但当时二通已不再是重点，一再要求也无用，幸好留下的同学很负责，听了我的意见，认真复核，结果发现了遗漏主要荷载的问题，及时将已建成的部分框架连基础都炸掉重来，否则等到煤气站建成使用，这遗漏便会成为一个祸根潜藏在那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当时我对系里把大批教师学生抽调回去，使参加二通设计这 件事虎头蛇尾；罗福午他们回去的时候，把煤气站和金工车间以外未完成的任务和遗留问题，全都推回给第一设计院自行解决，人家意见很大，而他们回去时还得到学校的表扬，是不满意的。世龙对清华这些作法也不以为然，不仅是因为把人抽走，我的负担过重，他还认为这是蒋南翔好大喜功，抓剧院不过是想树碑立传，而中国现在也不到盖这样高级的国家大剧院的时候，对二通这样的工程倒是更应该重视。他们作地质工作的人，常到农村和偏僻的山区，对民间的疾苦比较了解。我一向是特别相信校长蒋南翔的，甚至有点崇拜，不过这次我没和他争论，但事已至此，我也只能硬撑下去，这二通的工地远在离清华有二十多公里的石景山附近，我住在工地，坐公共车要换几次车，跑一趟得好几小时，幸好这时骑自行车已经熟练，我便有空就骑车回家，虽然是劳累不堪，但总又一家人在一起了。就这样又坚持了两个个月，直到我的任务完成。
这二通的厂房不久全部建成，现在还在那里。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花了许多力量，但那些图纸随即被束之高阁，中国经济困难的时期到来了。
35.抢救小妹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从二通的工地回到学校，这时大家仍在忙着完成那些设计任务，我则到山西省太原重型机床厂去收集资料。
谁知，到了机床厂，厂部和生产车间都已关了门，原来正赶上他们停止正常工作，全厂职工连家属都在大炼钢铁，叫做会战。他们本不是炼钢的，没有现成的设备和原料，便在靠近围墙的地方建了一群“土高炉”，一切能干活的劳动力都动员起来，连我这外来的也不例外，。招待所组织我们这些人去砸废钢铁，幸好干了两天这会战就结束了，我马上去办好各种手续，取得资料，急急忙忙赶回北京。
回到家中，只见家门紧闭还上了锁，小华一个人在外面玩，看见我就大哭着扑到我的怀。我问他婆婆和小妹到哪儿去了？她说：“爸爸说小妹都要死了，他 们去医院了，不让我跟。”邻居告诉我世龙和婆婆带着小妹去儿童医院了，托他们帮着照看小华。我急忙把买回的一辆玩具汽车给小华，让她去和小朋友玩就匆忙乘公共汽车到了儿童医院。在急诊室找到世龙，但见小妹躺在一张小床上，嘴唇干裂着，鼻翼扇动着，困难地吸着气。“小妹！小妹！妈妈来看你了！”我呼唤着她，她毫无反应。问世龙才知道他们一早就来了，医生当时就诊断为病毒性肺炎，现正等着空出病床住院。当我知道医生并未给予治疗时，我急了，也不知我怎麽一下子会变得母老虎一样，发疯似地拉着那急诊的医生的衣领，把她拖到小妹的床前说：“你们怎麽可以这样不负责任，都不省人事了，还不急救，让她在这等死吗！” 那医生也觉得不对，赶紧叫护士给打了针，又去催住院部，不久就住进了病房。我抓住住院部的医生问：“有救吗？有救吗？”医生说：“送来太晚了。我们尽力吧。”随即给小妹打针，输液，在头上放了冰袋。我一会儿将冰袋翻一个面，因为头又把冰袋给烤热了。这样我一直守在小妹旁边，直到下半夜，我突然发觉小妹的头凉了下来，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还以为小妹不行了，没想到小妹睁开眼睛叫了一声妈妈，啊！会叫妈妈了，你又会叫妈妈了，好孩子，你知道妈妈有多着急吗？ 护士过来看见，说是退烧了，啊！小妹有救了，我紧紧搂着她，给她喝水，喝奶。该吃药了，小妹，要吃药啊！吃了药才能治好病，病好了才能和姐姐和小朋友玩呀！我就这样耐心地劝说着，小妹从小就有个性，她干什麽事都必须出于自愿，是不能强迫的。我劝她吃药，往往要说上好久，直到她点头说吃，她就乖乖地把药吃了，那时她才三岁多，挺大的药片也咽下去了。病房中其他病孩的母亲说：“你也真是，对那点大的孩子讲那麽多的道理，把药片化到水里一下子灌下去不就得了。 ”其实我看他们那样也不是个办法，往往弄得孩子大哭，而且药还洒得到处都是。我认为还是用尊重孩子的办法比较好。
我陪了两天后，婆婆替我又陪她住了几天院，大体上好了，回家后又继续休养和治疗了好长一段时间。而在这以后，好几年一到冬季就得肺炎，后来吃了中医研究院的药，加上她学会游泳，身体锻炼得强壮些了，才没再得过肺炎，到冬天不用提心吊胆了。
36.婆婆当会计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确也着实红火过一阵子，往常就在家中做饭看孩子的教职工家属，许多人也有了工作，虽然大多是临时性的。她们去工作了，这孩子谁来看，饭谁做，就成了问题。二区家属委员会的主任蔡大妈，领头办起了二区的家属托儿所，和一个家属食堂，离我家都近，一两分钟就能走到。
说起这家属委员会，现在叫居民委员会，别看它不起眼，在中国的社会组织体制中处於最底层，它的成员大多是些大妈大嫂，管的不过是油盐柴米酱醋茶之类生活琐事，但在当时，中国城市居民没一个人不在它的掌握之中，它是中国共产党能维持严密统治的重要细胞；因此它的主事者，一般是由那些被认为最可靠的人来担任，在高等学校中，多为工人家属，或跟着共产党进城的干部家属（大多是农村妇女），她们文化程度不高，但很忠於自己的职责。这蔡大妈的丈夫就是一位一直在清华工作的老工人，但她并无那种歧视别人的政治优越感，相反倒依然保持着中国传统妇女宽厚的美德。这家属委员会对你的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来历都是掌握的，蔡大妈当然知道婆婆被划成过地主，但她没有在乎这一点，到是看重了婆婆在这些家属中，是难得有的能写会算的人，於是聘请婆婆到食堂当会计，小华小妹也就去上这家属托儿所和在家属食堂吃饭，每人都拿些饭票，自己去买饭，爱吃什麽就买什麽，婆婆在那还可以兼顾她们两姐妹。大家都高兴，尤其是婆婆，好象一下子年轻了许多。
婆婆的文化程度其实也不算高，她没有上过新式的学堂，只是在家塾中读过几年书，大概有相当小学的程度。要说起来她也是出身於一个书香世家，父亲还曾留学日本，但是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有时她看见我和小华小妹的亲热样，还曾勾起童年缺少母爱而掉下眼泪；她的父亲在续弦后不久又去世了，她也没有读多少书就出嫁了。在陶家，一直是世龙的祖母当家，她这当儿媳妇的主要是做家务还得处处小心，她从来没有掌握过这个大家庭的经济大权，但土改时还得承担责任，被划为地主，失去了全部财产，从原来的大院搬到风雨飘摇的破草屋去住，和农民一样下地劳动了几年，农民们认为她改造得好，给她摘了地主的帽子，也就是说她也有公民权，和其他人一样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了。这时世龙的大妹已进大学，弟弟已进中等专科学校学习，她带着世珉来到北京，世珉一来就顺利地进了清华大学的附属中学初中部。世龙曾受他父亲的嘱托，要他照顾留下的家人，现在算是都安顿好了。婆婆此时的心情也特别好，在老家，尽管外人看来她是世家大族中有身份的少奶奶，实际上只有很少的钱能由她支配。她跟我说过，那时每年她在为这个大家庭养蚕之馀，又养了少量归她所有的“私房蚕”，这当然得靠她超负荷的劳动，但她还是只要这年大家庭养蚕她也一定养，因为这些蚕的茧子卖得的钱，是她零花钱的重要要来源。
婆婆来到北京后，我们全家的伙食便由她管了起来，那时我 们每月扣掉房租水电及供给世龙弟妹上学，和间或购置点衣物后，六个人每月的生活费用还有百元左右，发工资后就交给她全权处理，她已觉得比过去满意得多了，现在自己又头一次有了工作，钱虽然少，每月不过十几元，但终究是自己也和别人一样拿工资啦！我还记得她第一次拿回工资时，乐得合不拢嘴。
这年年底，婆婆被家属委员会评为优秀家属，领回一个大奖状，我和她还因婆媳关系好，共同受到家属委员会的表扬。
但是，这样的好景不长，家属们又逐渐回到家中做饭看孩子了，来食堂吃饭的人一天天少起来，市场上的东西也越来越少，食堂很不好办了，坚持了一段时间后，终於停了下来，婆婆在当了不到一年的会计后，只好又回来管家里的这个食堂了。
37.小华学代数
在婆婆当会计正当得高兴的时候，小华也升到幼儿园的大班，这个班设在老清华留下的一座四合院“古月堂”。我没出差时便接送她上学和回家，一天，在他们还未放学的时候，我悄悄地躲在他们教室的窗外，看看她们在干什麽。一看，正巧是邻居王老师在给他们上课，黑板上写着：
4－X＝2
王老师问：Χ等於多少？有些小朋友高高地举起了手，小华也举起了手，但只举起了半截，还有半截藏在桌子下面。真好玩，她是又想举手又怕老师看见呢。放学后我用自行车把她带回家，我问她为什麽只举半截手，是不是还不大会？她说是。我又问她：“你原来有四颗糖，现在只剩下两颗了，被你吃掉了几颗？”她说：“我吃掉了两颗。”四减二等於二她是会算的。我便告诉她老师在黑板上写的Χ就是代表你吃掉的糖的颗数，因为不知道你吃的几颗，要你算出来，就用这个Χ来代表。小华说：“我就是不明白这Χ，老师干嘛不像你这样问我吃了几颗糖？”这该怎样回答呢？给孩子是说不清的。她那里知道这是幼儿园也在紧跟大跃进，当时贫困落后条件下生活了许多个世纪的中国人，谁不希望马上就变得富裕幸福呢，现在上面告诉他们，这样的日子就在眼前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许多人民公社已经吃饭不要钱了，只要你们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什麽都会有了。在这种形势下，幼儿园又那敢落后呢。那时，诚实善良的中国人，对上面所说的一切，都是笃信不疑的。
小华学代数时，才四岁半，五岁半时从幼儿园大班升入清华附小。
38.研究防微震
一九五九年，中国许多地方已经出现生活用品供应紧张，日子不好过了。但是在北京，特别是在清华，终究是首善之区，生活还在照常运转，原来接受的那些生产任务，也还得完成，学校里仍是一派忙忙碌碌的景象。
我从太原回来后，参加了清华自己的一项工程设计，这项工 程是学校生产和研究精密仪器，结合进行教学的基地，当时像这种具有高新技术的项目，都被认为属於国家机密，所以用了个代号9003来表示。我去参加也仅是为了解决这个项目中一个特殊机房的防微震问题。这个机房是为安放光栅机而建造的，这个光栅机要求周围的环境平稳安定，如果震动的频率在两赫兹以上、震动幅度超过十万分之一毫米时，它就要出废品。我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如何使周围的震动不影响光栅机的工作。两个即将毕业的学生杨良为、吕筱瑗分配来随我工作，把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他们完成了毕业设计。后来他俩毕业走了，而我由此开端，继续投身这防微震的研究，直到文化大革命。
要解决这防微震的问题，首先得察知这样微弱的震动的存在，需要灵敏度很高，能够将震幅小到十万分之一毫米的震动测出的仪器，当时全中国一台这样的仪器也没有，好在清华终究是基础雄厚的高等学府，我在校内现有的仪器中，找到一台丹麦造的拾震仪和一台荷兰造的声频记录仪，在给它们加上一些补充装置后，居然得到能测出接近这样微小震动的效果。
我在建筑系上学时，从未接触过这些仪器；有关的的基础知识，在建筑系的课程中也不占重要位置。我的研究课题，已不属于於建筑学的范围，实际上是改了行，只好从头学起。改装仪器时，得到这方面的专家来晋炎的指导；仪器装配起来后，理论力学教授李方正，又帮助我们标定。随后又到防微震研究开始得比我们早的上海光学仪器厂去学习和收集资料。
和我一起去上海的，除了杨良为、吕筱瑗和清华另外两个学生，还有其他单位作这项研究的同行。当我们到达上海光学仪器厂时，正赶上他们停下正常生产，全厂人员都在昼夜不停地制作超声波发生器，原来这时上面有人以为超声波妙用无穷，几乎是万能的，一声令下，全国都搞起来了，这个工厂自然不能落后。我们进了厂，才知道要看的机房被定为绝密一级，带来的介绍信不足以证明我们可以进入这机房。厂方劝我们，你们来了这麽多专家，正好帮我们研究一下如何将超声波用于防微震，别的事等搞完这超声波再说。听到这样的安排，同行的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的力学专家王光远教授就火了，搞什麽超声波防震！愤然离去；他的助手们和其他单位的人也跟着走了，就剩我们清华五个人。我想，客随主便，既然来了，不妨先跟着干一干。
我们利用带去的仪器，帮他们测量了在超声波的冲击下，原 有环境震动情况的变化，结果是毫无效果，这不仅是王教授，连我们和厂方参加这一测试的人员都已料到的，得到这个结果，他们很高兴，因为不管是否有效，反正超声波他们已经用过了，而且是有外来的专家参加作出的结果，他们可以向上级交差了。这一来，我们和他们的关系融洽了，他们说我们现在是合作研究，因此可以和他们的工作人员一样进入机房，原要求的那套保密审查也就免去了。这样我们就和他们一起研究这光栅机的防微震问题，着实干了一阵子，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 厂方采纳了我们的改进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也得到了希望得到的资料。
就在准备返回北京的时候，我突然发起高烧来了。幸好杨良 为同学的家就在上海，接我到他的家中住了两天，高烧有所减退，我便赶快买了火车票马上回家，急急忙忙没有买到卧铺也走了，谁知在火车上体温又猛然升高，杨良为找车长为我争取到一个卧铺，到北京后他把我送回家中，这时我仍高烧不已，世龙立即雇了辆三轮车把我送到地质学院斜对门的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生不能判断这是什麽病，但烧得这样厉害，还是把我留下住院。在医院，高烧持续了三天，第四天在未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高烧自然退去了，我好象睡了一个大觉，人也精神了，什麽事都没有就出了院，而到最后医生也没查出我是得了什麽病。我想，这可能是在上海时太紧干了几个通宵。在校内工作到深夜也的确是经常有的，他特别对那种为了赶什麽献礼，或为了某要人来参观而加班加点，最为不满。当时清华园内每晚都灯火通明，叫做挑灯夜战，这是从农民那里借来的新词，干到晚十二点，便能领到一份餐卷到食堂去吃一顿免费的夜宵，一般学生都要夜战到这时吃完夜宵再去睡觉。我作为指导教师，当然得随之夜战而且我也是希望早点完成任务，那时年轻，也不觉得体力有什麽不支，所以常是差不多凌晨一点才回家，。世龙对我们这种作法一直不以为然，他说青年人是长身体的时期，不能让他们这样熬夜，前几年上面一直在抓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还提出过健康第一的口号，怎麽现在又这样搞，他总以为是蒋南翔好大喜功，但清华的事他管不了，於是每到晚上十点钟 就跑到建筑系系馆我们的工作室旁边的窗下大叫：“陶德坚，该回家睡觉了！”学生们也带取笑地连连催我回家，使我真不好意思，回去的路上我嚷嚷着叫他别管我的事，有时他叫了我也不回去，但他却象个标准闹钟，不管我回不回，到时候必叫。
没想到他这样要别人注意健康，他自己在这年夏天出了一个多月野外就带着痢疾回来了，随后又发现得了黄疸型肝炎，在地质学院的隔离病房住了三个月，出院后又继续休息了三个月，他到的是北京的远郊区，离北京不过百里左右，但景况已和北京城内大不一样，人民公社前一阵很红火的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曾去一个这样的食堂交钱吃饭，仅有玉米糊和很少一点咸菜供应。好在这肝炎没有痛苦，只要求好好营养和好好休息，他落得在家不上班，正好不参加这年秋后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
经过反右倾，认为前一阵存在好大喜功问题的意见，受到了批判，虽然大炼钢铁不得不中止了，但还不能说是得不偿失，自然像挑灯夜战这类事还应肯定，清华园内忙碌如旧，这时我完全不担任教学工作了，改作仍然拿薪水的在职研究生，继续我的防微震研究，同时还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和英语，张昌龄教授成为我的导师。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系主任吴良镛教授(这时建筑系又和土木工程系分开了，吴先生接替梁先生担任建筑系的主任)告诉我，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的所长王大珩邀我前去研究光栅机的防震问题。王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光学专家，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是当时全中国唯一拥有光栅机的单位，他们这台机器，造成已有半年，但一直未能生产出一块合格的光栅，他们认为关键是受到环境震动的影响，邀请我去，是希望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张昌龄教授得知后，也愿前往，我更高兴了，说走就走。这时已入冬，世龙想到东北天气冷，特意给我买了一件粗呢的厚大衣。
在光学机械研究所，我们第一次看到这光栅机的工作情况。 光栅是一块刻有许多细微的平行线条的平板玻璃，光栅机的作用是刻划这些线条，它需要在每毫米的宽度上刻出五百、一千甚至是两千条线，而且应当是粗细一样，绝对平行，因此在刻划时，刻刀与玻璃之间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稍有摆动，刻出的线就会产生偏差；如果刻的是两千线的光栅，偏差达到十万分之一毫米，这块光栅就报废了。
仔细观察了光栅机的运作后，我发现，原先以为要使防震基 础的隔震效果达到二赫兹以上、震幅不超过十万分之一毫米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频率低的情况下，刻刀与平板玻璃将同步运行而不致产生相对运动，这个分析如果是符合实际的话，一般最简单的压缩式防震基础也有可能满足要求，尤其是这个研究所的光栅机是刻五百线的，是属於精确度要求较低的一种，应当更好解决。於是我设计了一个自震频率为二赫兹的压缩式防震基础，在有弹性的泡沫垫子上面再放一块混凝土板就可以制成，建议不妨用它来试试，王、张两位前辈都表示同意。制作这种基础的材料容易得到，买来普通的床垫就可以用，新的防震基础很快就装置好了，光栅机换了新的防震基础，马上开始试刻。
试刻用了整整一天一夜，喜讯传来，第一块合格的光栅刻出来了。虽然还只有五百线，但精度更高的光栅机那时他们还没有，眼下的应用没问题了，我们的长春之行，算是圆满结束，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为这件事开了庆功会。
回到学校，校刊约我写了一篇报道我们这次长春之行的文章，定名为“打破框框，按辩证法办事”。发表时，党委副书记何东昌给改成“跳出框框，按辩证法办事”，说这框框总是要有的，不能破。他这话的意思至今我也还不明白，而我们究竟用了多少辩证法，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不过，不管怎麽说，我这防微震研究，从外行到居然能解决点问题，总算有了些进展，来找的人也多 了，我更是一头扎进了这个项目的研究里，对社会上的事很少关心，那里知道，前所未有的困难，已悄悄来到我的身边。
（待续）
来源：《风雨人生——陶德坚回忆录》（https://taodejian.word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