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艰难岁月
这日子越过越紧，其实在世龙得肝炎的时候就开始了，当他回到家里休养时，我想给他增加点营养，肉蛋这些东西就不好买了，但还可从家属老太太那里买到一些自产的鸡蛋，能够对付过去。到了一九六○年的冬天，连家属的鸡蛋也买不到了，商店里货架上的东西还是摆得满满的，但首先是食品越来越少，大众常用的日用品也渐缺乏，终於连糖果糕点都买不到了，食品店的货架上尽是瓶装的桔子水，偶尔还能用粮票买到一点桃酥；百货店的货架倒是始终不空，但许多商品要用按人定量发下来的购货卷才能买到。那时购买粮、油、肉、棉花等生活必需品，都要这种按人定量分配的票证，而粮食的定量也减了。好在我们一家人食量都不大，原来的定量吃不完，现在减了也还不至于闹饥荒。这时也不可能象过去那样挑灯夜战了，北京市提出要按热量办事，下班后不再开会或工作，我也能有较多的时间照顾一家人的生活；世龙也有更多的时间笔耕，这一年他在报刊上发表了八十多篇文章，人民日报还为他辟了一个专栏。这些文章几乎全部是介绍科学知识的，用科学来说明人不能 用主观意志代替客观规律，显然是有感而发的文章也有好几篇。文章发得多但稿费没增加多少，因为“大跃进”中有人提出应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这稿费就是其中一项，几乎取消，后来幸得保存，但金额大大降低，一篇文章往往才几块钱，不过在这困难时期也不无小补，一部分是吃掉了，还有他的大妹回到老家得了重病，亏得有这笔收入才救了她一命。
世龙在营养上向来舍得花钱，但好一阵是花钱也买不到肉蛋 油，后来是隔壁的邻居俞先生发现在西单附近的绒线胡同里面，有一家四川饭店，在那里可以买到馄饨，价钱是贵一点，但总算有些油水，世龙下班后便常去买一些回来大家分着吃；后来那里又有高价的炒菜出售，他就几乎每天花五元钱去买回一个肉菜。
婆婆也动脑筋，买来桔子水代替糖，掺进玉米面中蒸成窝窝头，还将桃酥压成粉来做包子馅，又养了十几只鸡，都是买小鸡来养大的。有了这鸡，小华小妹间或也能有鸡蛋吃了。此外，按照政策，清华和地质学院每月分别给我和世龙补助一点黄豆，有时还发点其他营养品。我们一家在这困难时期，大家的健康都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应该是万幸了。
但是仍有不幸的事发生，这就是小华继世龙之后也得了肝炎。
事情是在世龙得过肝炎回家休养的时候，他的病情虽已好转 但仍有传染性，我把他安排在里间住，对小华小妹说，爸爸得的是传染病，你们两人不能到里面去。我仍然住在里屋，但我注意出入换衣和用消毒药水洗手，并没有染上肝炎，小妹绝对不进里屋去，也没有事；就是小华忍不住，她总要进去看望一下爸爸。不久，小华的眼白变黄了，皮肤也发黄了，大便变白了，我一看这典型的黄疸型肝炎症状，赶紧送到地质学院医务室诊治，正值那里还有三个女孩也得了同样的病，地质学院就把她们四人都送到西苑中医研究院住院，因为治疗及时，医院的条件又较好，小华住了一个多月就康复出院了，以后也没有复发。
但是这年冬天小华又得了流行性感冒，再次住进清华的校医 院，就她自己，没要人陪，我一下班就去看她。一天，护士对我说，小华的食欲不好，每餐只吃一点点。等护士走后，她悄悄告诉我，她是节省着吃，怕把（医院的）粮票吃光了，人会饿死的。啊！还不到六岁的孩子，我的好孩子啊，多麽可爱的孩子啊！我紧紧搂着她说：“妈妈这里有好多粮票呢，你在长身体，现在又生着病，需要很多的营养，你一定不要舍不得粮票，喜欢吃什麽就吃什麽，吃得下多少就吃多少。”她高兴地点头答应了。我怕她再省着吃，特意多换了些医院的粮票给她。在那个年月，生活真是艰难，孩子们懂事也早了，这也许还为她后来在北大荒度过更为艰难的八年打了基础。
小妹小华连连住院，亏得当时地质学院自办了一种小孩统筹医疗的制度，实际就是一种医疗保险，每个孩子每月交一两块钱，如生病，看病乃至住院的费用都包了。
在这个时期，我早已不当党支部的宣传干事，但既然还是党 员，总得让我作些社会工作，於是派我担任建筑系的保健干事，主要工作是了解大家的健康情况向上反映，并将学校发下来的营养品分配给需要的人。在工作中我了解到，系里的青年教师是最苦的，因为他们正在长身体，处於食量最大的时期，但定量减了，食堂给的分量又时有不足，不少青年教师都患上了因营养不良而出现的浮肿病。
记得有个应在一九五九年毕业的学生张祖荫，是个高大汉子，平常一个月要吃五、六十斤粮食，现在他的定量仅及他的需要一半左右，真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他是因为参加那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重点工程的设计，没有按时分配出去，这时还留在学校，但已担任了建筑系的一些教学任务，并已搬到单身教员住的宿舍，正好这宿舍旁边有些空地，他便自己开荒，种了一点粮食作物，希望能解决一下吃不饱的问题，但结果是没有收到粮食，本人倒成了典型受到批判，因为上面认为他的这种行为有损人民教师的形象。
张祖荫受批判后，随即被分配到内蒙古去了，我对他的遭遇 很同情，但也无能为力，只好在他快要离开时，让婆婆买了点肉，做了几个菜，还煮了一大锅米饭，我们一家人为他饯行。这顿饭我们全家人很快就吃完了，还剩下半锅米饭，张祖荫问是否能全部给他吃掉？我说当然，今天请你来，菜是不多的，但饭就是准备你吃个够。张祖荫听了很高兴，就吃完一碗又一碗，直到把饭锅刮得乾乾净净，菜汤也一扫而光。我有点担心，他会不会吃得太多撑坏了，因为不久前就有过这样的事，有人趁夜间躲在海淀百货公司食品部里，吃了过量的桃酥，第二天人们发现他，已不能行动，就是要水喝，而喝了水后就死了。但是张祖荫若无事然，松了松腰带，笑着说：“再有两碗我也能吃下去，不过，今天我真的吃饱了，好久没有这麽饱过了。”文化大革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再见到张祖荫，他还记得这件事。
40.妈妈来看我
在这生活艰难的时期，我虽未因营养不良得上浮肿病，但长期过度劳累，终於体力也感到不支了。经常低烧，失眠，盗汗，体重减轻到只有八十斤即不到九十磅；还有血小板数量减少，到了腿上常有紫癍出现的程度。
到了一九六二年春天，血小板下降的趋势，因我吃了些桂元肉和红枣等生血的补品，已有好转。但其他症状仍然存在，低烧的原因也查不出来，校医建议我到北京郊区的小汤山疗养院住一个时期，并由他们联系了床位。这个疗养院内有温泉，在治疗慢性病上有特长，因此床位很紧，需要排队，我被安排在这年的夏天，时间是三个月。
妈妈知道我住进疗养院，又不清楚究竟是得了什麽病，放心 不下，执意要来看我，三姨和她同行。十多年没见到妈妈了，我多麽想见到她，但是作为共产党员，母亲回来的一切，我都必须向党组织汇报，我和母亲见面能说些什麽呢。想来想去，还是只好象写信那样，就讲大好形势吧。其实我还有好多话压在心头，多麽想向她倾吐啊！
因为在治疗过程中不许离开疗养院，我在小汤山长途汽车站 等待来看我的母亲，她到北京后就住在我的家中，第二天就到小汤山来了。从清华到小汤山要换三次车，一路顺利也得两个多小时；最后一程是开往农村的长途汽车，车上的座位不那麽舒适，道路质量也差，晴天尘土飞扬，而今天正是烈日当空，我充满着欠疚和渴望的心情，翘首远望，等待又等待，终於等到母亲从车上下来了。看起来，母亲老多了，还是那样瘦小，我禁不住一下把她抱在怀里，有多少话想说啊，但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还是母亲先开了口，问我身体现在是不是好些了。到了病房，许多病友都来和我母亲打招呼，问长问短，渐渐我也恢复了常态，问了爸爸及两个弟弟的近况后，又向她一一介绍了世龙、孩子、婆婆和小姑的情况。经过交谈，这才知道妈妈这次来，为了省钱，和三姨合买了一个卧铺，原准备轮流睡，不料到了晚上卧铺车厢关了门，母亲在普通车厢进不去，坐了一夜，这都是为了我，使我深深不安。那知还有使我更不安的事又发生在这天晚上。
黄昏时分，我按规定把母亲送去探亲家属招待所，工作人员说要等待一下才能安排好床位，要等多久也说不清，在母亲的催促下，我回到了自己的病房，正好同屋的病友去别处看电视了，我一下子扑到床上，蒙上被子痛哭起来，真遗憾，真抱愧啊，虽然见了面，仍不能倾吐衷肠！
第二天一早去招待所，才知道昨晚妈妈没有得到正规的床位，是临时的加铺，被臭虫蚊子搅得无法安睡，妈妈啊，我这做女儿的怎麽连起码的安排都没做到！妈妈对此倒是并不介意，和我在疗养院缓步漫游，一起进餐，她看到这里的医疗条件不错，我过得也很好，说我“象一只快乐的小鸟”，在母亲的眼里女儿总是长不大的。就这样又过了一天。到了晚上，我想，说什麽也不能让妈妈再去那招待所了，便和同屋的病友商量，问她可不可以到别的病房去暂住一晚，通情达理的她欣然答应，这晚妈妈就睡在我的床上，我无言地紧紧搂着她，直到她很困了，才分别在自己的床上入睡。一觉醒来，妈妈需要回到清华去了，永明弟这时在青海西宁上大学，他知道妈妈要到北京，趁暑假赶来北京，就要来到我们家中，还有三姨、八姨不住在清华，但都已在北京(八姨从青岛 来接三姨去她家度假)，母亲自然不能在小汤山久留。
说来也巧，世龙十多年未见面的弟弟世鸿，这时分配到长沙一所技工学校当教师，后来也趁暑假到北京探亲来了，真是难得的热闹，可惜我正在治疗过程中，不能外出。经过争取，他们考虑到妈妈是从香港来的，作为特殊情况，准我回家三天，再一次和妈妈团聚，也见到了十年未见的永明弟，可惜三姨已随八姨去了青岛，世鸿已回长沙，我都未能见到。
三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我回小汤山去了，妈妈也在这天乘从北京到广州的火车回去，世龙和永明送她上车，世龙说，看见妈妈还是坐着走的。
妈妈在北京有许多事要办，永明还象小时候那样对她很依恋，和她形影不离地一起出去；在家中的时候，妈妈有空就帮婆婆作家务，看到两个外孙女非常喜欢，一个一个给她们洗澡，小妹说外婆给我洗澡比你洗舒服。原来妈妈是将肥皂抹在她的手上给她们搓洗，而我是将肥皂直接抹在他们的身上，妈妈给她们留下的感觉，保持了很久很久。
为了远道而来的这些亲人难得的聚会，世龙特地请妈妈和三姨、八姨还有永明、世鸿等到绒线胡同内那家四川饭店去，为她(他)们饯行。我的全家都去了，遗憾的就是我缺席；后来妈妈在地质学院西门外五道口商场的一家饭馆回请，我也未能参加。
一九六二年的夏天，中国濒于崩溃的经济，在当局采取了一 些比较符合实际的措施后，正在渐渐恢复过来，只要肯花钱，有些在当时称为“高级”的食品，不要票证也能买到；象四川饭店那样的“高级饭店”，酒席也能办了。世龙认准了那里的菜肴做得好，特地请大家前去品尝，果然吃得不错。五道口也有较“高级”的饭馆，那还是一九五六年强调重视知识分子时从城内搬来的，现在又开始供应较好的饭菜，世龙可以不必进城，就在这里买些肉菜回来改善伙食，妈妈也能在这里宴请他们了。
总之，妈妈这次回来还是赶上了一个较好的年份，一九六二 年，在共产主义马上就要实现的梦幻破灭，和经历了缺衣少食的三年艰难岁月后，中国人正从乌托邦的狂热转向务实的思考，上面的政策开始有所改变，政治上多少有些松动，外面来了人，也不必那样紧张了。在经济上，多少采用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办法，老百姓的生活多少有些改善。这年稿费的标准也提高了，世龙又出了一本书，所以敢到高级饭店去请客。妈妈这次来，给我们带了不少衣物和食品，那时香港人回国都是这大包小包的带，人们都知道国内的生活很苦。但是她在回来后，看到我们的生活还可以，而她无论是在清华还是在疗养院，接触到的人，也多是对她抱友善的态度，这些都使她感到宽慰。妈妈到我家住下后，世龙没有及时去报户口，这是不符合当时的规定的，而妈妈的到来，家属委员会的蔡大妈早就注意到了，她前来看望，提醒世龙赶快去报户口，并说报了户口就能得到特殊供应的粮食， 包括有较多的大米。当时北京定量供应的粮食，大部分是玉米面这类粗粮，大米和白面合起来不到一半，而且是以白面为主。能得到较多的大米，是少有的照顾了。 蔡大妈的到来，只能使人感到她的善意。世龙赶紧去报了户口，也真的有特殊供应的大米，这使永明返校时，能够带一包大米回去。在西宁，比北京更不容易得到大米了。
因此，这次妈妈来看我，虽然因赶上我正在住院治疗，和我这身为共产党员的女儿不会处理这党与父母的关系，总还背着入党时划不清家庭界限的包袱，不能敞开胸 怀，使她感觉到这里面仍有难言之隐，产生过不该到北京来看我的想法，但看到我一家和谐，孩子聪明可爱，仍感到是不虚此行，放心地回香港去了。
41.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一九六四年的初夏，按照上面的指示，婆婆离开北京回到四 川省安岳县的农村去了，据说是因为农民对好多过去的地主被子女接进大城市不满，要这些人还回农村去劳动。这时婆婆年事日高，当时农村劳动一天没几个钱，劳动所得远不足她的需要，我们每月汇钱去供她开支。老家的农民对她并不苛求，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安然无事。婆婆回农村的第二年，一九六五年的春天，世珉又“上山下乡”，到宁夏生产建设兵团去了。她与我们一家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然后互道珍重就告别了；世龙则一直送她到火车站，看着她离去。
世珉离去后不久，世龙到山西参加地质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了，我的原来热热闹闹的家庭，一下子冷清了下来，好在还有小华小妹相伴，她们都在清华附小上学，学习成绩和品行都很好，每学期都有奖状拿回来；在课外活动中的表现也很出色，两姐妹都是跳皮筋的能手。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姐妹双双被选去天安门广场参加组花活动，全清华附小只有十个学生可以去参加，陶家姐妹就占去两个，确有点突出了。
这时我突然发觉，过去整天忙工作，对孩子关心得太少了，不知怎的，孩子们一下子就长大了；小华已有十一岁半还多，小妹也已满十岁。
在小汤山疗养回来后，我因体力仍很衰弱，实在无法完成研究生应达到的要求，已不再当在职研究生，仍回到教学岗位，在教学之馀，继续作一点防微震的研究工作。这时我承担的教学任务较少，且已教过多次，无需花那样多的时间备课，大部分时间用在整理论文，绘制各种插图，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家中无人照看孩子了，也就不再派我去外地出差。这样我们母女三人就有了较多的时间在一起亲热。
中午我懒得做饭，时常带孩子们去附近的饭馆用餐，我们最喜欢吃的是炒扁豆，碧绿脆嫩，很下饭。晚饭我还是自己做，我的厨艺实在不高明，婆婆来北京前，我只负责煮饭和洗菜切菜，以及饭后洗碗，世龙愿意掌勺，他从小喜欢在厨房看大人做菜，而我的祖母从不允许我们进厨房，所以虽为广东人却不会做广东菜， 只是跟世龙学了些四川菜；婆婆来后，这麽多年我没有下过厨房，也就做出什麽就吃什麽了。星期天我们母女三人多半要去动物园、天文馆、自然博物馆等地，去得 最多的是动物园，玩累了就在茶馆沏一杯茉莉花茶，买碟花生、瓜子之类消磨一整天。
一九六六年春节，世龙挤上火车坐了一夜，在除夕前总算赶回了北京，全家得以团聚了十几天，不巧他又得了盲肠炎，不能出去玩，等到病好，他的假期也满 了，又赶回山西。到他完成了在四清工作队的任务，回到学校，已是北京的初春，吴晗的“海瑞罢官”已在报上批判了一段时间，他在山西就注意到了；回来后不久，批判“三家村”也开始了，这“三家村”指的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说起这吴晗和世龙也算是有一面之缘，那是在两年前，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组织，为了编一套自然科学小丛书，请当时主管北京市文教工作的副市长吴晗出面，邀请了十多位科学家去讨论这套书该怎样编写和编辑委员会如何组成，地点就在绒线胡同那四川饭店里面，会后有宴席招待。世龙开会回来说，菜好吃极了，地道的四川味，是他吃过的最好一次筵席。这次被邀请去的，除世龙外全是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象茅以升、严济慈这些人，世龙是以擅长写作普及科学的文章而受到邀请的。现在吴晗受到批判，邓拓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的《燕山夜话》，也成为批判的重点。这究竟为什麽？不能不引起他的关心，在赶着整理完为自然科学小丛书写的第二本书《地震》的稿子后，不见他在下班后写文章了，吃完饭就急急忙忙地去清华大学的工会阅览室，那里陈列出来的报刊多，他是想尽量多了解些全国的情况。
就在世龙敏感到有什麽大事要发生的时候，我正一头扎在业务堆里，忙着为北京光学仪器厂设计一个刻一千线的光栅机的防震基础，对政治上这些事，没有在意，我从来就是只想到，跟着党走，就不会有错，自己不用操心。
到这年五一节，我和世龙结婚十三年了。自前几年国家发生经济困难后，这个节日已不再组织统一的活动，真正是放假了。这天天气很好，难得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决定全家去香山游玩，小华小妹玩得很高兴，小腿真有劲，大家一起登上了香山的最高点“鬼见愁”，世龙入北大地质系后第一次登山，就是来的这里。我们坐在山石上向远处眺望，休息了好久，一群穿着军装的天真快乐的女孩子，从没有路的地方也爬上来了，但登上这顶峰的人终究不多，周围是那样宁静，北京初夏 的风吹拂在脸上，是那样使人感到温柔舒适。谁能知道，一场腥风血雨的政治风暴正在袭来，我们这个美满的家庭就要遭受前所未有的磨难，四个人这样幸福地团聚 在一起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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