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68.2.21
尽管井岗山兵团拒绝了清除“陶德坚之流”，但四一四派始终盯着这些人，红教工中许多人已不敢出来参加活动，仍然经常聚在一起的只有张家廉、侯虞铿、朱起鸣、 来晋炎、林贤光、曾昭奋和我这几个人了。我们人虽少，但心里很清楚，是那些人不择手段地诬陷我们，以达到把我们孤立起来再一个一个地收拾掉的目的。我们应该让群众了解真实情况，不能没有自己的声音。经过商量，决定建一个红教工广播台。我们得到同情红教工的职工和学生的支持，把生物馆的顶楼作为播音室，来晋炎负责设备的安装，其他人一起去架设线路。建成后由朱起鸣担任播音员，林贤光负责搜集消息，其他人和我写广播稿。为了防备四一四派把我抓去，我就住在生物馆，这里是团派控制的地区，生物馆顶楼要经过几道门才能进入，如有情况还可及时广播呼救。好在这时世龙又常在家中，做有好菜时便由小华小妹轮流送来，小华还每晚到生物馆来陪我，真是难为她了。当时她才十三岁，在晚上来爬上这生物馆的顶楼，她一定是害怕的，但是她告诉我开始有点怕，多爬几次也就不怕了。看得出她是在使我宽心，故意说不怕了。我的好孩子，妈妈没能照顾你们，反而要你们来照顾，我真不是个好妈妈，我欠你们的太多了。就这样紧张地度过一天又一天，一九六七年就这样过去了，世龙那里也没有新的情况，清华的两派都忙于在社会上活动，而中央文革中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已一个一个倒了。还听说，谢富治已把陈里宁又抓了起来，说他不止是反对刘少奇，而且反对毛主席；这就是说涂改毛泽东的书又成为问题了。谢还向群众表白，他对毛的忠诚是无庸置疑的。听到谢富治这样的表现，我心中有了不祥的预感；当初秘密逮捕陈里宁，后来无罪释放陈里宁，都是谢富治干的，陈里宁不再抓起来，他是不能安枕，我是知道这些内情的人，他能放过我吗。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林贤光从井岗山总部的动态组拿来头天江青、康生等人接见天津文艺界的讲话记录，这些讲话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天津市打算召开的一个文艺座谈会，和《新时代的狂人》这台戏，称之为“黑会”和“黑戏”。还说陈里宁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坏人将这一事实掩盖起来了。会上点了天津市原公安局长后结合进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的江枫、原天津市委宣传部长王亢之、原天津市文联主席方敬和作家孙振，说他们是坏人。在讲了这些以后，康生特别叮嘱：你们不要忘了清华大学的那几个坏人。这明显是指我们这几个出头清查陈里宁被秘密逮捕和送到精神病院这一事件的人了。在当时，那康生经常说这人是特务，那人是叛徒，而一经他点出，这个人的罪名就定死了，无需任何证据，也无从辩白，因为康生的话就是证据，就是结论，许多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也经不起康生一句话，何况我们这些草民。
就是这个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康生、江青等发表的讲话，使我们面临灭顶之灾了！
在生物馆顶楼上，我们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看看还有没有挽救的办法，总不能坐以待毙。因为江青在会上没有讲到陈里宁的问题，而陈里宁放出来后还到过北大，支持过聂元梓，我们还幻想是康生、谢富治蒙蔽了她，如能让她了解到真实情况，也许我们还有救。于是由我连夜赶写出一份叙述陈里宁事件始末的详细材料，写出后仍由我立即送到聂元梓的办公室，一位女秘书接待了我，收下材料，答应很快就交给聂元梓。
材料送出后，我们就解散了红教工广播台，将器材收好，相互道别后就各自离去，我回到家中，世龙已知道这些情况，此时他也没有主意了，只能等着这无法抗拒的打击的到来。
在家中呆了没几天，一个早上，两个学生进来要我跟他们走，我认得他们是团派的，心里安稳一点，便跟他们去了。他们把我带到丙所，要我交代与沈孝宇的关系，原来是一个招待所，现在是团派保卫组的所在地，晚上则把我关在院子中的一个四面都钉有木板的岗亭里。这岗亭本是他们用来关小偷的地方，只有一米见方，中间放了一张小课桌，就没有什麽空的地方了，我就蹲在课桌上面过了一夜。这是三月初，北京的早春天气，夜里还很冷，如果坐着，两条腿悬下，一会儿就会冻僵；我蹲在上面，可以用自己的体温暖着两条腿，使身体暴露在外面的面积缩到最小。但是，这样蹲久了腿又会发麻，我便隔一阵就站立起来，活动活动身体，然后再蹲下来缩成一团。就这样来回变化姿势，不觉得就到了天明。
天亮后我离开了这丙所，并不断的转移，大概是怕四一四派来抢去吧。当时这种被上面点了名的人，各派都要抢着去抓，以表示自己最能紧跟，何况我早就是他们想打倒的人。
到了晚上，这些团派的学生将我押上了一辆大卡车，在清华园游街示众，一路上高呼打倒陶德坚的口号，我看见大字报栏上全是打倒陶德坚的大标语。游完后又把我押到大礼堂开批斗我的大会。在后台，几个参加过红教工的工人为我准备来一块大钢板，上面写有我的姓名并被打上一个大×。这钢板上还钻有两个小洞，用钢丝穿过去，用来挂在我的脖子上，这是很折磨人的刑罚了，但是他们在将钢板挂上去时，显然是有意将我连在棉大衣上的棉帽子垫在钢丝的下面，我会意地从内心向他们致谢。接着是另外一位也是参加过红教工的工人把我押上台，可能是他想在公众前表现一下和我划清界限吧，凶狠地一把将我推倒在地，要我跪着，我就势坐在地上，胸前的钢板也落地斜靠在我的身上，那人又猛然将我的头按下，我的脸正好擦到钢板的边缘上，鲜血马上流了出来，我不顾血在流淌，仍尽力昂起我的头，这时热血象蚂蚁在我脸上爬似的，慢慢爬过我的脸，一只一只落在钢板上，后来不觉得有蚂蚁在爬了，这是脸上的血已凝结，只觉得热辣辣的。此时的脑袋是空空的，别的都不想，只求能维持现在这姿势不再折腾就心满意足了， 因此这个会究竟批了我些什麽，一点也没听进去。
批判会结束，他们把我关在卡车里，在清华园内绕来绕去， 最后把我送到荷花池旁边的用单身宿舍改成的肝炎病房里藏了起来，可能是关在这里不容易被人想到吧。他们怕别人把我抓去。果然，四一四派始终未能抓到我，但是听说把世龙和红教工核心另外几位成员抓去斗过一次。在此以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未能和世龙见面，连他的消息也很少了。
过了没多久，朱起鸣、侯虞铿、来晋炎也被团派抓来，关在生物馆的二楼，我也被转移到那里。团派还成立了专案组来审查我们的问题。在专案组工作的是些学生，他们在看我的档案时，发现按我中学毕业证书上的年龄计算，我后来报的年龄少了一岁，他们认为这是我隐瞒了一年的经历，结合到三姨两次来北京看我，便怀疑我可能是个派遣特务，趁文化大革命出来兴风作浪；这一年隐瞒下来的时间，正好是用去受特务训练了。如果他们这设想得到证实，那他们不仅和我划清了界限，还立了功哩。因此极力从这方面追问。我告诉他们，过去计算年龄多是按虚岁，即比现在按实际年龄计算要大一岁，我的履历是连续的，每年都有证明人，你们可以仔细查考。这些学生终究还不象“万山红”及其背后那些人可以不顾事实去捏造，查了一阵没查出什麽问题也就不再查了，我们也被撂在那里，好久没人来过问。后来才知道，这时清华两派的斗争已升级到武斗，到七月二十七日，上面派来了由毛泽东的警卫团8341部队和北京市几个工厂抽调出来的人员组成的工人和解放军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军宣队)再次夺了清华大学的权，我们也被这新来到的掌权者接管了。
在工军宣队到来以前，我们四个人就这样关在生物馆二楼，一人一间房，互相不能通声气，过起了近似牢狱的生活，每天早上被放出去倒尿盆和打回一壶冷水，一日三餐都是看守从食堂取来后，交给来晋炎分配给我们，因为他被认为问题较小，对他比较放松。主食尽是玉米面做的窝窝头，经常是只有很少一点淡而无味的白菜萝卜，偶尔有点别种剩菜混在里面，特别是夹有小片肥肉时， 吃起来就觉得其香无比，回味无穷。有时来晋炎家里给他送来点大头菜之类的咸菜，他也分些给我们，那就是顶好的伙食了。
别人见不到，来晋炎因负责分配伙食，我还能见到他，见面时也不能多说，只是说无论如何要多吃点窝窝头，把身体养好。说起这窝窝头，要把它吃下去，已是一件难事，何况要多吃，所以才这样互相勉励，因为这不是平常吃的那种虽粗糙但还乾净可口的窝窝头。这窝窝头是用保存得不好，长有许多小虫的玉米面做的，拿来后，只要把它弄碎，放在凉水中一泡，死了的虫子和它们蜕下的皮就浮上水面，聚集成厚厚的一层，而我平生最怕这虫子。对我来说，需要用水泡洗两次，才能勉强咽下去；开始还一吃就吐，后来渐渐习以为常，不在意了。
这是在四、五月间的一天，世珉带着小华小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孩子们都长高了，还有点拘束。世珉在去年已和永明结婚，现正怀孕，因她仍独自在宁夏，无人照顾，这次是去广州德逑处生育，顺道去地质学院探望了世龙。原来在我被关起来后不久，世龙也被王大宾派人把他单独拘禁在地质学院的学生宿舍里了，这是当时上面提出要反击右倾复辟，保卫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王大宾等趁势收拾地质学院一大批对他这个革命委员会持不同意见的人，高元贵被诬陷为组织力量阴谋颠覆红色政权的罪魁祸首，世龙和刘普仑等一向支持高元贵的干部自然都不能幸免，听说有十多人被关了起来。世珉去看世龙时，这场闹剧已由王大宾等取得全胜收场，高元贵和世龙都被分派到地质学院的煤场去劳动改造，并住在那里。世龙的存款已被冻结，工资也被取消，连两个孩子算上，每月只发给三十几元生活费（我的工资也早已不发了）。当时也没说得这样详细，只知道小华小妹已自己独立生活好久了，二区六十号的住房也已被人强迫两个小孩搬出，现住在六区简陋的工棚里，永明已托人不久即把小华小妹接到西宁，世龙还打算把她们的户口也迁到永明那里。听到这里我就急了，要世珉立即把户口本拿来给我，我不相信现在这种状况会永远持续下去，总有一天会查明真相，恢复我们的自由，如果孩子们的户口迁出北京，那就再也回不来了。
小华告诉我，小妹作主，已将两辆自行车卖了，用这些钱作旅费到舅舅那里去，还说小妹为这些事操心，头发已白了几根。我多可爱的孩子！妈妈对不住你们，害得你们流离失所，幸好还有舅舅可以投靠，到舅舅那里去吧，永明好弟弟，你在这时能把小华小妹接走，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52.工军宣队进校
工军宣队进校前夕，红教工被关押的人，除我外都放回家了。工军宣队进校后，原校党委所有成员除蒋南翔外，都和我一起关进生物馆二楼的一间大屋内，由于他们全是男的，便用屏风隔出一个角落，让我住在里面。
工军宣队来了后的一个变化是，我们这些人每天早晚都要向 东方排好队，手拿“红宝书”即《毛泽东语录》放在胸前，跟着念看管人员规定的那几条语录；然后每一个人都口中念念有词地向毛主席请罪，最后是将“红宝书” 高高举过头顶，并有节奏地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再一个变化是，把蒋南翔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我则是在开蒋南翔的批斗会时拉去陪斗，压力减轻了。
第三个变化是，伙食改善了，不用再吃那有虫子的窝窝头，对我最实惠。
到九月份，更使我高兴的是，小华小妹从青海回来上课了。听说地质学院也已进驻了工军宣队，王大宾那个革命委员会已被夺权，世龙也放回家了。后来才知道他被放回没多久，就又被工军宣队更严格地关了起来，因为他那颠覆红色政权的罪名虽然不能成立了，但这工军宣队认为他发表讲太阳里有黑子这样的文章，便说他在影射攻击三面红旗并进而攻击伟大领袖，过去那些整他的人是闹派性也没水平，没有抓住要害，现在最忠于毛主席的的工人和解放军就不能放过他了。当时我还不清楚这些，总以为这回真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派人来了，我们该得到正确的对待了吧。但渐渐感到，清华这号称毛直接派来，上面是江青在抓的工军宣队，也就是那麽回事，在他们管制我的期间，还出现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在生物馆集中了一段时间后，我搬到了土木馆，和土木建筑 系被审查的人关在一起。一位姓郭的工人（人们称他为大老郭），负责管理这些人，专为我开的批斗会不少，斗别人时常常还拉我去陪斗；那时的批斗会犹如马戏表演，被批者如是名人，看客才有兴趣，展览的名人越多，越能吸引观众，所以这些斗争会常常是台上站了一大队。我在清华这时已是大大有名了，所以许多斗争会都要求我出场，我也习以为常，反正现在是工军宣队，得讲点政策，在台上不会再有人按我的头，我只要站着就行了。至于那些批判发言的内容，我是一点印象也没了；我敢说那些上台发言的人也早已不记得他说了些什麽。
记得有一次是批斗梁思成先生，梁先生久患肺气肿这个难治的病，现在越来越重了，根本无法起床，是用平板三轮车拉来的。批斗会上，他卷曲着身子扒在平板车上，我作为陪斗就站在他的旁边，我清楚地听见他的喘息声，每喘一下，他全身都要颤抖一阵；听到他那嘶嘶的哮喘声越来越沉重，我的肺好象也要爆炸了。但没有人管这些，发言批判他的人，照样若无其事地在那里揭发批判，只有阵阵口号声盖过了梁先生的气喘声。我跟着他难受，时间好象过得特别慢，好容易挨到散会，梁先生又被原车拉走了。
一天清早，土建系师生去参加秋收，我们这批关押着的人也 参加劳动，并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队伍集合时，每个人都要把红宝书举在胸口，突然，和我们一起关押着的吴良镛先生被揪了出来，原来，他忘了带红宝书。工宣 队大老郭翻着吴先生的背包说：“吃饭的餐具带得很齐全，连消毒用的酒精都带了，为什麽最重要的红宝书你不带，这是什麽问题？打倒吴良镛！”吴先生低头弯腰不断地说：“我有罪，我认罪！”队伍出发了，到地里抱麦子，我长期被关在屋子里，能有机会在这田野里活动一下身体真好。中午休息吃完自带的午餐，现场批斗会就开始了，吴先生倒霉，成了这场批斗会的主角，我和其他受审查的人站在一旁陪斗。这些被斗的人中，只有我一个女的，一大帮农村的孩子发现了我，批斗会一结束，他们就围上来，向我吐痰，甩鼻涕。我赶紧去追队伍，他们还是围着我不放，鼻涕、浓痰继续不断向我袭来，幸好我穿的棉大衣是连着帽子的，起了保护作用，但脸遮不住，满脸都粘的是这些脏物。带队的工宣队员大概也看不下去了，赶开了这帮孩子，我才得到喘息的机会，找了些麦秆初步清理一下，再用毛巾把脸擦乾净。回到土木馆后，脱下棉衣，才发现帽子及大衣上全布满了鼻涕浓痰，我一边刷洗，一边呕吐，这真是比哪一次斗争会都更难受的一次。当时我还想，都是些不懂事的孩子，我能说他们什麽呢？现在我倒觉得，这种情况出现在当时中国的土地上，并不是偶然的，中国文化表面上讲仁义道德的，其实还有实在的一面，鲁迅先生看得最透，这就是吃人！我深为此而悲哀。这些孩子也不能说是不懂事，正是因为他们懂得对阶级敌人要无情打击才对呢，多年来在中国不断地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谁能说没有成效呢。
这个大老郭还负责我的专案，每次谈话都要叫我竹筒倒豆子，就是说应把所有的问题一股脑儿地都交代出来。我说我的问题就是为陈里宁翻案，这件事我早已将整个过程详详细细写过多次了，再没有什麽可以倒的了。他老是说：“你不要和我们绕弯子，你的豆子还没有倒清，象十三局这样的事情我们是清楚的，你还有更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没有交代出来。”我十分纳闷，还能有什麽更重要的呢？从他多次说我当初回国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不相信我是爱国才回来的，慢慢也明白了他的用意，是又在设想我是派遣特务了。等他又找我谈话，又要我竹筒倒豆子的时候，我就说：“你们怀疑我是特务吧？”他装着心中有底的样子说：“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材料，只是想给你一个自己交代的机会，但是你老给我们绕弯子，现在又想来摸底，底是你摸不着的，不过今天你总算露了个头，只要你肯彻底坦白，我们还会给你一条从宽的出路。”我原来是老老实实地对待他们，他们不信，一次又一次地谈话没完没了，一时想到，不如就给他编个特务的故事便对他说，这回我要竹筒倒豆子了，这大老郭一下子对我态度变得非常好，又重复了一次他那些讲政策的套话。而这以后，看守我的人，从原来的一班两个，增加到一班四个，上厕所都有人跟到蹲坑旁。
这个特务故事怎样编呢？我想，一个特务肯定有联络暗号，我的暗号就叫零三吧，联络人自然是我的三姨了，反正三姨在香港，他们抓不到她。特务自然要刺探国家机密，我这辈子接触过的机密无非就是光栅机；对了，听说这光栅是导弹发射装置中起自动控制作用的元件，这就可以和国防挂上钩了。于是这个特务故事就编成了，虽然现在看来故事的漏洞很多，但大老郭得到我用这个编造的故事写成的材料时，真的当个宝，当时我心里还觉得真有趣。但事后不久就感到不该这样恶作剧，尤其是我看到工宣队中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队员，很象当年参加反贪污工作的我，我当时就和他现在一样，真心实意盼着张振武交代出好多问题，然后给他宽大处理。我想，当时张振武还是老老实实地没有耍我，没有给我找麻烦，我现在怎麽耍起他们来了，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于是找到大老郭，告诉他我是在胡编乱造，并承认这是我的错误，要求收回交给他的我写的这些东西。大老郭说：“你想翻案，办不到！你给我们闹了个真真假假，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你的交代，有真的部分，你是收不回去的；也有假的部分，要蒙蔽我们也不那麽容易，这份材料可以退给你，你要重新写。”我再次郑重地对他说：“这份材料全部是瞎编的，我已讲明白了，信不信是你们的事了。”我知道，当时他们认准了我是个特务，那就由他们去查个水落石出吧。此后无论他们怎样追问，我都是这个态度，再没有说什麽。这样僵持了半年多，一直是每班四个人，每天三班共十二个人，二十四小时轮班看守着我。
一九六九年夏天的一天，大老郭找我去，对我说：为了查清你的问题，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每天派这样多的人守着你，也是为了怕你寻短见，可见组织上对你是多麽关心，等等。虽然他矢口不说他们怀疑错了的话，但我心中明白，这是他们查清了我毕竟不是什麽特务。果然，看守的人随即减少了一半，到九月中，他们放我回家了。
53.各自东西
一九六九年九月，大老郭终于下令让我卷铺盖回家了。我的家已搬到老六区二号，这是临时建筑的工棚中的一个房间，面积不过十几平方米，屋内有一水池，能住人的面积就更小了，但我们一家四口终又能团聚。小华小妹都已长得比我高，孩子们争着告诉我，是她们两个把家搬过来的，当时我和世龙都被关起来了，邻居复员军人李家的两个男孩欺侮她们，把门上的玻璃打破，往家里扔沙石和煤灰，有个校警又找学校管房的人让他搬进这二区六十号，而要两个小孩搬到六区去。搬家的时候， 没人敢去帮她们，难为两个孩子，把那麽大的床拆开，将家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放到三轮车上，小华不会把住车把，是小妹把住，小华在后面推，就这样分了多次，一趟一趟全运到了六区。因为房间比原来小了许多，东西放不下了，她们就把沙发放到大床上。
他们还说，搬来那天晚上，清华两派就打得很厉害，从主楼 那边还传来了枪声；她们吓坏了，但所能作到的，也就是赶紧起来把窗关上。这六区住的都是工人，工人的孩子不欺侮她们，还和她们玩。她们这时早已是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小妹学会了一手发馒头的手艺，馒头蒸得又白又松。小华说她们还在冬天储存了大白菜，因为只能放在房外面的小煤屋里，冻起来了，她们就每天切一截，再买一角钱的肉煮来吃。那时清华除了还管我的伙食外，是什麽钱都不发给我了，小华还告诉我，他们是每月从地质学院领来每人十六元的生活费，省着点花，在那时还能维持，星期天两人就骑车出去玩。小妹喜欢吃冰棍，遇到小妹不高兴，小华就买根冰棍给小妹吃，小妹就高兴了，小华自己却舍不得吃。听到这些，我的眼泪直往肚内流。所幸的是，她们两姐妹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能这样互相关心照顾，小妹有主意，小华爱妹妹，后来又有永明接到青海，避开当时清华越来越残酷的武斗，在那个年月，能够平安无事就很不错了；世龙也是亏得那时被关在地质学院，否则那些抓不着我的人难免不去整他，就这样还有人造谣说世龙在清华参与了武斗，清华的工军宣队还派人去调查过呢。
我听他们说呀说呀很兴奋，但是我自己什麽话也说不出来，自从我向大老郭宣告，再没有什麽可以交代的了，就很少说话，说话似乎已不习惯，这次回来说话时，听着自己的声音都有一种陌生感。
这时世龙的问题说是已弄清楚了，给他“落实政策”，最后 就是因为他发表过太阳上有黑子这类普及科学知识的文章，判断他在攻击伟大领袖，定为敌我矛盾，也就是说他是属于敌人一类，不过没给他戴帽子，叫做帽子仍拿在“群众”的手中，如不老实，随时可以给他戴上，这算是从宽处理了，开始发给大部分工资，也可以回家，但因常集体去参加工厂农村的劳动，在家的时候仍不多。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回家的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们全家四人 到天安门广场去照相，因为小华很快就要初中毕业，上山下乡去了。在照相时我发现，大概是很久没有笑过，我脸上的肌肉僵化了，经过努力才使自己做出笑脸，但总有些不自然，和孩子们照，和世龙照，都表现不出欢乐的样子。但是，我的心是甜的，我的心在笑，看到小华小妹两姐妹这样亲，长得这样好，都是漂亮的大姑娘了，我真高兴。以前是我骑车带她们，现在，因我好久不骑车了，这次出去，从老六区到南门，还是小华骑车带的我。
小华这时最耽心的是，这次上山下乡不知会把她分配到哪里。她知道大多数人都会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但听说也有少部分人会到内蒙、云南等地插队，她怕因为我的关系，不能和大多数同学一起到建设兵团去。我更是提心吊胆，只能祈求上苍不要因我连累了小华。终于有一天，小华回来高兴地告诉我，她已得到通知，分配到建设兵团了。谢天谢地，我们赶快为她准备行装，她得到一张买木箱专用的票证，世龙拿去海淀买回一个大木箱。但小华一定要把这大木箱留给小妹，自己只要了那个我从香港带来我的祖母留下的破旧的漆皮木箱。那时 日用品奇缺，象木箱这样的东西，一般买不到，只是因为小华她们这批青年要上山下乡了，才特制了这批木箱，供她们凭证购买。
（待续）
来源：《风雨人生——陶德坚回忆录》（https://taodejian.wordpres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