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胡合江（父） 笔录整理：胡川徽（子）
第五章 1959，悲惨家乡，灾难空前
可笑荒谬的忆苦思甜运动，变成对1959年大饥荒的控诉
所有的灾难，无论是当年的太平天国长毛动乱（因为解开头发，不扎清朝人的辫子，感觉头发很长，因而得名），还是日本鬼子进中国、还是国民党共产党内战、还是闹土匪、还是之后的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家和我们村造成的灾难，都无法与1959年的大饥荒相比。这是一个共识，甚至是无法类比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曾有一段时间要求大家提意见，结果我们那提的意见，全部集中在这一个问题上，甚至发了最大洪水决堤破圩的1954年，也很少人提起，可见1959年的饿死人灾难，绝对是空前惨烈的。解放前，我们的村庄虽然也是穷困，但是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的乡村自治，无论谁统治，也没有大面积的群死群伤。只有1959年，永久性地改变了我们的家乡－－金河埂村。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候要求农民搞“忆苦思甜”，典型的歌曲就是“月亮在白云花般的云雾里穿行，我们坐在高高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然后就是想想现在的好日子，回忆解放前的苦日子，要感谢党和政府。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怎么开展这个活动的。但是在金河埂村，忆苦思甜总是变味，将解放前变成了1959年，农民一开口就是“那时候那能吃上饭啊，连汤（稀饭）都没得喝，饿死好多人啊……”，结果队长和支部书记赶快打断，别说了别说了。忆苦思甜在我们那总是开展不了，不了了之。由于经历了1959年的惨烈，我们那的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宣传很不感冒，反而没有其他地方那么激进。我想单干（土地联产承包）的政策之所以从我们那附近最早试点施行，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江西文革比较激进，闹的较凶，很多人集体上去打批斗对象，又有人要告我爸爸是富农身份，于是我爸爸连吓带怕，又从江西折返回安徽。
1959年大饥荒我村非正常死亡数字，约60-80人，凄惨案例，不忍卒读
按照我父亲的口述，我们金河埂村1958年大约有180人，饿饭之后还剩下80多人，跑掉了大约20多人，也就是说大约60-80人左右非正常死亡（精确数字有待考证）。严格地将，多数不是直接饿死，而是极度缺乏营养，最后患上浮肿病而死，或者因为拉不出粗糠、体质太虚而死，或者因为由此导致的各种疾病，抵抗力下降而死，部分是在“反瞒产私分”的过程中拒交粮食被打死，部分是偷公社的粮食（藕、蚕豆、秧苗、麦苗等）被打致死，也有部分活不下去自杀的，还有个别的是长期没饭吃，春节突然发粮食，身体承受不住吃多了撑死等。用专门研究者的分类，这些就是非正常死亡，我们老家人一概说成饿饭饿死。由于我爸爸前期去修路开矿（那虽然饿不死人，但是也吃不饱，一样挨饿），后期直接跑到江西，很多我爸爸的说法，来自村里面的人，如胡合金等。一些经历过饿饭的人，经常做同一个梦，就是醒来床边就有一碗白米饭，扭头就吃了一口。这个梦如此简单，如此卑微，但是就是那时候很多人唯一的梦想，这个梦想是如此遥远，很多人直到饿死，也没有实现这个梦。他们在饥荒时，说如果那天不饿饭了，就总要装碗饭放床边，要随时可以吃。结果真正大饥荒过去了，也没有人这么做。凭着我父亲的记忆，可以直接记录的非常死亡案例有：
金华均家，死绝户，包含夫妻2个和儿子。
陈正云家，死绝户，包含4人。
胡保炳家，死绝户，儿子胡合银，解放前胡保炳在芜湖码头扛包（重体力活），苦把苦挣赚钱买了20亩田。曾经夸口说：我不干活，20亩田，也不会饿死。结果不但自己饿死，儿子也饿死。
胡合江家，死绝户包含夫妻2个和儿子。这个胡合江和我爸爸同名，不是我家。一个村庄，大量同名，是因为那时候取名有固定格式，即“姓+辈分+名”，实际上只有后面一个字可以取，农村人没文化，就在“海、江、河、山、福、禄、寿、喜、金、银、铜、铁”等吉利字眼转来转去，造成大量重名。
胡太根，这是我祖爷爷的亲兄弟，靠着亲戚从芜湖带来的轮船上的饭票，吃了很长时间，但是最后依旧饿死。
胡合山家，胡合山先饿死了。他的老婆去偷藕，被发现追到家中，她将藕藏在马桶中，上面盖上屎，每次都这样，人走了在拿出来洗洗吃，也就蒙混过关了。这样他的儿子二宝子也就没有饿死。很多人因为饥饿过度，眼睛发花，在偷藕的时候，在泥水田边，一头栽下去，就永远没起来。
王开青家死绝，王开青是王开山的哥，王开山仍在。
不朽动人传奇：为救娘家单丁，姥姥王瑞芳终身未嫁
王开胜家，小名二牛子，他的奶奶、爸爸、妈妈、伯伯、姐姐等等全部饿死。王开胜的爸爸自幼养尊处优，吃不了水草，将水草中的米粒漂出来吃，最后还是饿死。王开胜的妈妈偷藕给他吃，结果被抓到，拖到食堂暴打，后活活气死。一大家人死的只有王开胜一人，最后他已经出嫁的姥姥（姑姑）王瑞芳从江苏苏州（那里饥荒不严重）回来，丢下自己家人和孩子，养育王开胜，终于保了这家一脉没有绝后。而王瑞芳老人因此终身未再嫁，是为我们那个地方不朽的传奇，深深感动整个村庄。他家也是文化大革命后单干政策第一个买自行车的，第一个做砖瓦房的，其他家多是草屋和泥巴墙的房子。他们在圩埂上练骑自行车，这个我的印象也比较深。
天才方仲永胡合友之子早夭，眼睛被老鼠吃掉，爸爸反复追忆之梦
胡合友家，死绝户。胡合友的爸爸，其实是我爷爷的堂兄弟。有关这家人的死绝，我父亲极为痛心。胡合友死于春节，1959年，很多人已经饿死了，平时大家都已经是濒临死亡。大年三十突然发了4斤米饭，结果平时饿的厉害，突然吃饱，身体难以支撑，于是而死。这种死亡的也有好几例。我本人也有类似的经历，1995年我因言论被收容审查45天，正值春节，平时只能吃盐浸泡的生菜（未煮），和下等的米饭（不够），完全没有油水。结果春节突然吃了一顿肉，结果很多人不适应拉肚子，非常惨重。当然也有可能吃了死猪肉或者母猪肉。胡合友的儿子当年5岁，聪明绝顶，非常可爱讨人喜欢，用安徽话就是“心疼八拉”地，当地非常出名，路上见到我爸爸，总是会主动甜甜地叫“二爷”（我爸爸排行老二）。这个小孩在他的爸爸死后，为了去公社食堂找饭吃，跨不过小河沟，可以自己绕过很远也去单独找饭。但是最后还是找不到吃的，不知道没了爸爸妈妈他的那份被人扣了，还是当时食堂已经停开了，总之时活活饿死。死在家里，眼睛都被老鼠吃掉了。由于我爸爸极喜欢这个孩子，一直做梦梦到，相同的梦持续很多年，都难以开解。
爸爸的大哥、我的大伯胡合海之死，爸爸一生难解的悲伤
胡合海（大伯，也有本村的同名）的死，是我爸爸描述次数最多了。几乎每次描述，我爸爸都老泪纵横。说的次数多了，我妈妈总是不让他说，说过年要喜庆，总是搞得很凄惨不好。1959年冬天，村里面已经开始饿死人了，大伯去铁矿上看我爸爸，我爸爸让他吃了一顿稀饭，同乡胡太年也给大伯吃了一碗。这是我爸爸最后一次见我大伯。大伯看到矿上有饭吃，和我爸爸说，在老家干重农活，也吃得没这浪打浪（形容稀饭没有什么米，就是一点水汤）的稀饭好，你要好好干，回家就可能饿死。我爸爸想将大伯留在矿上，但是没有办法。走的时候，我爸爸预感十分不好，已经哭了起来。当时饥饿死人的消息已经传开了，我爸爸非常害怕。大伯回去后不久就饿死了。准确地说，大伯是因为吃屋顶上稻草中的稗子，不能消化，不能拉出来，腹胀而死。稗子本来不能吃，即使是磨碎成糠，猪都不吃，要混合一些米粒，才会喂猪。大伯就是吃这个而死的。临死之前，二姑姑（二姥）回来，大伯当时20岁，正值壮年，因为平时饥饿无营养，已经无力拉出这些粗糠，奄奄一息。大姥先用棍子掏，后用手指帮大伯将屎抠出来，但是大伯还是虚脱而死，听说是肠子已经坏死了。写到这里，我几乎无法继续打字。那个同乡胡太年的哥哥，有一些劣迹，后来时常偷东西，甚至是偷我家的，但是念在他弟弟曾经在我大伯死前送过一碗饭，我爸爸感恩这碗饭，从来没有和他计较过。
极端言论层出不穷，难以平复的心理创伤
我们那有一个光头秃子，名字叫胡合金，我也记得很清楚，不仅仅因为他是光头，而且他家后来也是养鱼鹰的。鱼鹰走失在圩埂上，是我给找到抓回来的。胡合金家也死了人，他一直愤恨在心，很多饿死人的具体情况，如何吃那些最肮脏但是能活命的东西，是他讲给我爸爸听的。他胆子较大，直接说：“哪天天安门上毛主席像倒着挂，我死了也眼睛闭得铁紧（铁紧是安徽话，就是非常紧，安心而死的意思）”。
第六章 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的人？
我老家所在的无为县，饿死20-30万，超过南京大屠杀
我们安徽无为饿死多少人？杨金声在《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中记载：“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县饿死82278 人，1960 年饿死126524 人。1957 年底，全县总人口为982979 人，1960 年底只有662557 人，减少了320422 人。再加上1961 年饿死的人数，无为县总共饿死人应当在30 万以上。”这个数字可能不包括新出生的人口（加上这个，就饿死更多的人）和逃亡外地的人口（减去这个，就没有饿死那么多）。谢贵平调查的结果是，全县饿死20 余万人，占“大跃进”发动时总人口的20％。死亡率在1/3-1/5之间，这个死亡数字和比例之疯狂，甚至超过了所谓的“南京大屠杀”。
我父亲不是专家，也无法掌握这些详细的资料，但是我们金河埂村180多人，饿死80多人（保守数字也是60多人），逃亡20多人，活下80多人的数字，大致误差是不大的。我们家当时4人，大伯饿死，大伯的童养媳后改嫁，我爸爸和叔叔在外地炼钢铁和修铁路，因而没死。从我们村死亡人数来看，杨金声的数据，是可信的。
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的人？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不理解，很多现在的人也不理解。有一些人说3年大饥荒饿死人是谎言，也有一些人说饿死没有那么多人，有一些人说是自然灾害，还有一些人说是苏修逼债，还有一些说这只是上面领导善意的政策失误、是下面领导素质不高的人执行太疯狂等等。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不但查阅了杨继绳的《墓碑》，曹树基、王维志、金辉、Kane Penny、Jasper Becker等人的相关著作，还直接详细地询问了我的爸爸，于是得到了一个相对真实的粗线条。
第一点，虚报粮食产量，强行征收粮食。
1958年刮起大跃进风，赶英超美，到处放卫星，说各地亩产超万斤等等。那个年代，还没有杂交稻，虽然说我们那土地较肥沃，但是亩产一般就是三五百斤，现在也很难过千斤。说亩产超万斤，各个地方的官员必需完成这个上报指标，报少了要批评，甚至撤职，算是犯了错误。于是大家竞相浮夸，浮夸的结果，就是上缴征粮，按照老百姓的说法，上级吹牛得奖状，下级吹牛要交税。没有交那么多粮，就是被“瞒产私分”了，是很严重的罪行，轻则批评撤职，永不录用，重则批斗至死，株连一家。没有收获那么多粮食，却数倍地上报，于是公社里面的存粮、谷种、饲料都被迫上缴，公社仓库没粮食，大食堂也就没有，时间一久，自然就开始饿死人了。这个是大批饿死人的最直接的原因。
第二点，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瓦解农村饮食自给自足的基础。
1956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跑步迈入共产主义社会。先是要求取消单干，入“入初级社”，紧接着“入高级社”，后就实行大锅饭大食堂，成立人民公社，在我们安徽叫法是“大呼隆”，就是将所有的粮食、工具、牲畜、田地，几乎包括所有财产，全部上缴。然后集体到公社大食堂统一吃饭，统一耕种。家里的锅碗瓢盆也砸掉大办钢铁，说留着也没什么用。大呼隆并不是自愿的，按照我爸爸的说法，一开始，也有很多人抵制，但是上面的人将建国后各种公共费用，例如打仗、修水利等钱，也算在老百姓头上，要农民偿还。这是天文数字，自然是不可能还得起的。1958年，我们那为了彻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实行大跃进、大锅饭、大呼隆，对不执行的地方干部，称呼为“社会主义的拌脚石”，实行大逮捕。政府逮捕邢修章（原生产队长），要求其他全部干部都要写入党。邢修章用我们那土话，说了一句“牛B套了头——不干不招（不行的意思）”，就这一句话，让他坐牢2月，生了大病回来。胡合胜、陆大成、单长发，严少生大概5个人，反对搞大呼隆，全部遭到坐牢和批斗。
借社会主义改造之名，行抢劫全社会财富之实，所有人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现在建立了《物权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反拆迁的浪潮在全国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但是在1956-1958年，那时候没收几乎全部私有财产，这些财产尤其是土地，甚至是百年几百年祖先的积累，就这样几乎没有任何补贴就被夺了去。在这之前，民国国民党时期的货币，几乎成为废纸，而共产党的中国，也经历了几次类似现在朝鲜的货币改革，就是将解放前的钱，按照100等高数字的兑1等方式，将民间的钱彻底洗干净了。就这样，几乎所有的人家都不可能有什么可观的积蓄了，连续发生这些事情，将老百姓真正搞得一分不剩，一穷二白的，无论你曾经是富翁、还是贫穷，现在都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了。大呼隆能够轻松征收一个人的全家财产和土地。共产主义不是打土豪分田地，也不是均贫富按劳分配，实际上是先打土豪分田地，随后就收回，然后是共同贫困，这就是至今也没反省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对乡绅资本家地主是灾难，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是灾难，没有人从中得益，这才是真相。就是当时的各种政策，现在想起来，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农民家不仅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了粮食、甚至没有了吃饭的锅碗瓢盆，公社大锅饭一旦没有粮食，大饥荒就不可避免了。
第三点，政府拒绝开放粮仓救助，拒绝国际援助。
各个年代、各个国家，都有大量的储备粮，用于可能的灾荒，1959年政府也是有储备粮的，而且也不少。那时候，公社里面存粮很快就被吃完、浪费完，粮食调上去了，却没有再派下来，大饥荒开始了。大饥荒开始后，我们那各地都有饿死人的情况。各地百姓和干部纷纷向上求援，要求派粮。但是一方面上级认为下面有存粮，被瞒产私分了，拒绝放粮，另一方面，中层干部们邀功请赏，虚报自己的地方没有饿死人，将死亡案例当做“浮肿病”应对了事，导致下情不能上达。执意要求放粮的干部，遭到上纲上线的批斗。
拒绝国外援助，但是却铺张浪费地大笔援助外国，穷人接济富人，可笑可叹
实际情况是，各地国家粮库，仍旧存有余粮，如果真放出来，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这些粮食有些在粮库里面积压太久而霉烂掉；根据其他文章和现有资料显示，很多被转调无偿送给了其他国家，当做援外了，以显示中国的慷慨。连我爸爸都知道一个小道消息，就是周恩来将一个援助阿尔巴尼亚的粮食数字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觉得太少，直接在数字后面加几个0，他也不知道阿尔巴尼亚一个国家的人口，比我们一个无为县差不多，他也不知道每加一个0，代表是多少的粮食，这样的人居然还是最高领袖，简直跟猪一样。而且直到现在，我到很多湘菜馆，和很多农村家里，还有很多中国人居然仍旧对这个人膜拜有加，甚至一些祖先曾经受到迫害致死的后代，依旧捧着那个罪恶根源人的画像名字吹捧尊敬，我不知道这是数典忘祖，还是认贼作父，网络上将这个人当神的，大有人在，实在是让人心寒。在中华大地遍地饿殍的时候，国家粮库拒绝放粮，恰恰这时候却掀起了大规模外援粮食。中国缺粮饿死人的消息传到西方，很多西方国家要求无偿援助中国，这包括我们的死敌苏联和美国，但是都被拒绝，甚至批评他们造谣惑众恶毒重伤，然后造人民安居乐业的假象给全球人民看。加拿大当时有和中国建交，将粮食运到中国，上级不让卸下来，直接转送给阿尔巴尼亚等国家。根据我爸爸的说法，无为当地出了一个大官，在中央都有关系，曾经掌握兵权，当时强行要求放粮，冲击了粮库，最后被批斗。根据其他资料推断，可能是无为籍的省委书记张凯帆。
第四点，很多劳力修铁路，修水库，开矿，大办钢铁，导致劳力缺乏，土地荒芜歉收。
1958年开始大跃进。毛泽东认为，赶英超美的关键是钢铁产量，于是在全国掀起大办钢铁的运动，主要劳力调去炼钢，还有大办水利、修铁路等，于是农村很多地方抛荒。各地起来很多小高炉，炼不出钢，甚至将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和铁质农具拿去熔炼。大办钢铁的同时，还在全国超前地修建各种交通道路尤其是铁路，还有各种水利设施。很多现在看到的铁路和大型水库，加高堤坝，就是那时候建成的。由于缺乏工具和技术，炼铁成效很微，修建铁路和水利也很缓慢，不像现在这么快。农村的劳力被抽调后，农田的活没人干，田地大面积荒芜，造成这3年大幅减产。一方面大幅减产，一方面还虚报高产，一来一去，公社里面没了粮食，大饥荒就更加惨烈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调去修路开矿造水利的劳力又是幸运的，这部分人的粮食虽然也很少，但是还不至于饿死。我爸爸和我叔叔就是这样幸存下来的。
意外的消息，制度的宿命，前苏联30年代也有大饥荒
根据我爸爸的描述，根据一些俄语翻译的转述，修铁路和开矿的一些技术指挥是苏联人，大饥荒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全撤走。从农村到矿上探亲要饭吃的人，给他们看到了。一些人也将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也给点吃的，当然这是很危险的，是给社会主义中国和当前大好形势抹黑，但是这些还是让苏联人知道了。不过出人意料的是，那个苏联专家说，他本人就经历过苏联30年代的大饥荒，他说你们是从农村一个一个走过来的，当时他们国家的人逃荒，是几个人相互绑着搀扶着才能走，早就饿得不能走了，他还说你们饿得还不算厉害，和他们国家大面积饿死人还差很远，饿死人少，那不是社会主义，你们还会继续饿下去。我爸爸很早就知道苏联老大哥也不是那么光鲜，30年代竟然也有大饥荒，而且可能不会比中国好，这也是很诡异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被宣传的卫星上天的理想国家，中国学习的对象，甚至是仿效的模板，也饿死人，而且更严重，应该预示着中国难逃此劫。以此类推，那么之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70年代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现在的主体社会主义国家朝鲜，也一样大批饿死人，就很容易理解是为什么了。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时由于1959年的冬天和1960年的春天就开始饿死人，导致剩下的人体力虚脱，无法正常继续干农活，进一步造成之后连续2年种植面积下降，收割效率下降，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继续加重的大灾荒的烈度。
第五点，胡搞蛮干，不懂农业的人分管，误掉天时，甚至没有及时收割，晒干，造成极大的浪费。
很多农村的主劳力调去开矿、炼钢、修路、造水利了，那么很多农村的种田人就显得不够专业，尤其是一些政治思想浓厚的人，不懂农业，但是更喜欢蛮干，喜欢“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自己种过田，深知种田要讲究天时。24节气和农历的划分，其实就是农业的基础。什么时候种植，什么时候收获，是很精密的，那时候没有大棚，要想一年水稻俩熟，小麦油菜一输，就要准时播种，准时插秧。早了，种子就被冻死，晚了，一年只有一季。双抢的抢收抢种，是老家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情。抢晚了，第二季的水稻就无法灌穗成熟，那就废了。一到双抢，我们老家人就和打仗一般，没日没夜的干，亲戚邻居朋友相互之间无偿帮忙，只是请吃一顿饭，双抢时候，是一年中天气最热，正是三伏天，中午也是不休息的，妇女小孩老人将饭送到田间地头。但是那些政治思想浓厚的大老粗，不讲究这些，政治思想挂帅，该播种时开会，该收获时开会，随便耽误几天，一年的收成就泡汤。很多第二季稻插完了，霜降就来了，于是颗粒无收。根据我爸爸的描述，一些稻晒在圩埂上，下雨也没人收，白白烂掉。政府的船等在河边，为了防止瞒产私分，有一些稻谷刚打上来，带水就被直接运走。而一些稻没有晒干，就放进仓库，造成霉烂。这批败类，也是加重我们那大饥荒饿死很多人的重要原因。
第六点，传统乡土情结浓厚，导致很多人不愿意逃荒，造成饿死人情况加剧。
大面积饿死人，在我们那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在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和大型战争的时候，也绝对没有这样惨烈的高死亡比例，这就造成了我们那的人较少出去逃荒，外地逃荒历史传统较少，这点和安徽阜阳、凤阳的相比有一些差异，和安徽绩溪人喜欢到外地做生意也不一样。后来我到广东潮汕地区，那里也是人多地少，人对老家的眷恋也很深，但是他们有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谋生的勇气，无论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偷渡，无论是翻山越岭还是浮游大海，都无所畏惧，让我好生敬佩。根据我爸爸的说法，我们安徽无为人具有浓重的传统乡土情结，很多人不愿、也怕到外地去。总觉得我们有这么多的水田，有米吃，有一定的优越感。出去干活，田稍微远一点，看不到自家的树头，就会伤心。解放前一些人在上海赚了大钱，迟早也要回到安徽老家。老家多数人的想法，就是在外面赚了钱，回家多找一门媳妇，多买点田地，然后就可以养老了，没多少人想一直在外混下去。这就是我们安徽无为人的真实想法。也有部分人，一辈子也没去过外地，就是到含山县的运漕镇上去过，县城都没去过，芜湖上海只是说的跟神梦一样，没有亲眼见过。饿死人了，但是多数人仍旧是逆来顺受，几乎是等死，也不愿意逃荒。
第七点，当地政府派人堵住人员外流，导致更多人死亡。
老家的人虽然多数不愿意逃荒，但是还是一部分胆大的，和曾经去过外地的，开始去逃荒。但是一旦逃荒，就带出去饿死人的消息，对地方上的政绩有影响。用现在的话，玷污党政机关光辉形象。于是，各地的“维稳”也就开始了。那时候没有维稳的说法，但是和现在堵截上访的是完全一样的。我想现在的“截访”，就是源自那时。堵截人去逃荒，加大了死亡的数字。按照其他一些书的说法，最后连堵截的人也饿死了，人口就大批逃亡，但是已经比较晚了。我们那里在1959年没有什么公路，但是道路却非常清晰，就是顺着河道走，或者直接上船，就能去芜湖，然后就可以去江西了。
感谢江西，华林胡氏兴盛之地，安徽等各地饥荒百姓避难逃荒之地
江西一直是安徽无为、含山、和县等地人主要的逃荒目的地，因为那地多人少，尤其是山地多，当地人不排斥外地人，政府也接收外地人。说到这，我真的好感谢江西人。我们华林胡氏先祖就起源于江西奉新（也有说是高安，在两县边界），大兴时期也是在江西，每次遭难，历史上每次逃难，躲避逃荒的地点也是江西，连现在我家，也是两度去江西，真是没有江西就没有我们胡家。1983年冬天，我10岁，随我哥哥在江西短暂讨饭，江西人多数比较慷慨，不像现在讨饭也很难，这里我再次感谢一下江西人，在全国各省人之中，江西整体民风要好得多。江西当时的宽松政策，不但是安徽人的避难逃荒之地，这里也收留了来自河南、湖南、湖北、四川、浙江等地的饥民。
第八点，独特的圩区平原，冬天缺乏野菜等，导致生存更难。
很多对存在大饥荒饿死人事实提出异议的人这样问，为什么不吃各种野草，和其他东西，有饥饿，也不一定会饿死这么多人。我为此问过很多各省很多地区的人，各地饿死人的程度不尽相同。除了各地政策执行的差异之外，地形对饿死人的烈度也有一些影响。各地都觉得安徽讨饭的人比较多，这是因为安徽水灾确实比较多，山区人虽然不富裕，但是也饿不死，平原圩区平时是鱼米之乡，一旦水灾，就非常严重了。在山区，山比较大，人比较少，大饥荒来了，山上树木野草动物多，总是能找到代食品，所以饿死人的比例较低。而平原圩区就大不一样了，到了秋冬，田地里面的东西收干净，偷都很困难，水塘里面的水草都死了，草也不长，树皮也干枯了，就更容易饿死人。多数是夜晚去偷公社小麦的秧子，和韭菜的感觉差不多。平原地带，到了冬天，就是绝望。即使是偷，圩区平原，没有山区的地形树木掩护，也很容易被抓到，一眼就能看很远，躲都没地方躲。我们家乡独特的圩区平原环境，使各种“代食品”也很少，而且逃到山区的路也远，首先就要过河。所以导致饿死的人，比山区更多。
在其他一些书里，说山区比平原饿死人多，饿死人多人少我们且不论，究其更容易活命，我私下里认为山区还是容易些。说山区更容易饿死人，可能是哪里这个政策执行更久，或者是石头山和荒山，而不是平时见到的有绿化的山，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第九点，此前经历过若干酷烈的政治运动，导致各级领导和基层农民有深深的恐惧，不敢反抗，坐以待毙。
饿死人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之前已经经历了残酷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枪毙了很多民国时期的农村管理层和富有者，因为给他们套上了“国民党残余试图复辟”，“大地主恶霸”的大帽子，随之而来的还有划分成分和反右派，让知识分子和农民都深深恐惧，集体丧失了反抗的斗志。三反、五反，主要是借助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的口号，划分成分和打成右派，就是借助人为地将社会割裂成各个阶级，激化矛盾，鼓励那些曾经的无所事事的懒汉暴民、现在说成是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走到前台充当打手，将各种土匪、前国民党、民国时期的政府公职人员（包含更多的非国民党）、日伪军整体镇压，避免他们反抗。这个活动，现在官方承认扩大化了。其实，这个扩大化我看是有意的，是要借助这个托词，将独立的良心知识分子、和乡村自治的领袖士绅，这些原来社会建构的核心抽离掉，才能建立新的政权和他的威慑。
借助一个口号，打掉消灭真正反对者，今昔相比，何其相似
那些走上前台的打手，就像现在农村的治安联防队员一样，就是社会混混和渣滓选出来的，就像现在城市里面粗暴执法蔑视人权的城管。借助一个口号，实行另外一个目的，是这个做法的核心，就像现在网络扫黄打非，我看那黄色网站基本没事，非法诈骗还是密密麻麻，电视购物和广告诈骗明目张胆，但是就是要用“扫黄打非”的名义，去封锁政治越界的网站，像谷歌、维基百科、牛博等，就在这些口号下，成为牺牲品。用传统的话，就是杀鸡骇猴，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引蛇出洞。农村士绅和城市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甚至大批作为反动派镇压后，良心就消泯了，罪恶就再也没有反对派出现。这是形成大饥荒当时却很少反对消息和反对力量的原因，甚至这个极端灾难竟然延续三年之久。
第十点，制度之祸，执行错误政策的整体，每个人都怕自己担负责任，缺乏反省机制
执行一个政策，仅仅靠一个人发动，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一定是一个团体、一个执政党的共同政策，这是极权制度的必然，将所有人的责任推给毛泽东，那也是不对的。于是每个人都怕自己负责任，所以敢于推翻这个政策的人很少，导致延续3年，四川是5年多，最后导致死亡数字继续加剧扩大。共产党的体系，是层层向上的金字塔权力结构，在每个阶层，也是需要服从多数的，只是有时候多数人的意志，会被少数更强势的人的威胁所绑架。用我们家乡人的说法，“他们是一起的。”共产党人说“批评和自我批评”，其实这在体制内，前者很容易，后者不可能。很多干部本身就是种田的，那些亩产万斤谎言这么简单，路上到处都是饥民和死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但是极权制度导致他们不敢说，即使这个谎言被拆穿了，也要尽力减淡、转嫁，或者继续封锁。
制度之祸，本文主要诉求的核心，民主与专制的抉择
一句老话，民主也有不好的，但是民主有不断纠错进步的机制；专制也有好的，但是专制一个小失误，就能害死人，尤其是专制没有自己纠错的能力。如果不是中国文化中有人命大于天、民本思想，如果1959年不是离1949年很近，那么这个灾难可能更大。如果不形成民主机制，不彻底反省，这个不但导致饿死更多的人，也会导致后面各种灾难的接踵而来。后文我还要对此进行分析，这也是我写本文的主要原因。关于其他更深层的原因，如中国文化中的弊端，马列斯毛极权共产主义的本质等，我想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就不加以深入阐述分析，留待其他人去挖掘探索了。
第七章 驳斥关于大饥荒的是自然灾害的谎言
官方对于饿死人的实情，是承认的，但是对于饿死人的原因，以及饿死人的数字，却一直在编织谎言，这个主要谎言，就是自然形成的灾害，苏联修正主义逼债，浮夸风导致的高征粮，饿死的是1600万，而不是3000万人等。
苏联逼债不是原因，明显借口，嫁祸他人，无稽之谈
苏联逼债根本不是原因，根据杨继绳《墓碑》中转述的周恩来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三年灾害期间，援助外国的费用数字，远远大于还苏联债的数字，说明苏联的债并不庞大，尤其是苏联债的数量，不及当时巨大军费开支的零头的零头的零头，也不足以影响到全国性的三年大饥荒。浮夸风大跃进的确是导致灾害的主要原因，但仅仅是说浮夸风大跃进，似乎是有“好心办坏事”的借口嫌疑，虚饰的技巧真是高明，逃避了整个政策决策的重大渎职，逃脱了制造这个灾难的历史审判，并且试图继续保有权力，在历史上留下好的名声。
饿死数字和比例，我们无法考证，但是绝对巨大惊人
至于究竟饿死的是官方说（默认，没发布）的1600万和1700万，还是国内外非官方研究人员得出的2200万、2900万、3000万、3700万、4500万，甚至是6000万，我作为一个业余写文章的，自然无法亲自去检验。但是根据各种资料的对比，我认为3000万的主流说法，是有他的根据的，是比较真实可信的。数字的出入，我觉得主要是那几年该出生的人没有出生，这个数字比较大；逃亡的数字占一定比例，这个数字也比较大，故意漏报死亡人数以逃避政治责任、并且骗取多于计划的粮食，这个数字嫌疑是最大的。从我们金河梗村来看，1958年约180人左右，1962年大约80人，逃亡大约20人，饿死人应该在60-80人之间，这几年饭都没得吃，女人都绝经了，男人都饿软了，哪有生育的心和能力啊。这个死亡比例高的吓人。全国各地比例不一样，无法去类推，但是从我们金河埂的数字看，已经足够让人震撼了。
上面大数字和大政治我无法说清，在这里我主要讲讲气候，根据前面我们分析大饥荒的成因，结合我爸爸的说法，以及其他文章的说法，我再重复分析一次。
托词自然灾害，嫁祸于天，真相是老天怜悯，格外开恩，风调雨顺，好于常年
关于是不是那3年遇到了重大的自然灾害，金河埂村的答案肯定是没有。
“三年自然灾害”，这是官方最常见的说法，就是将巨大的人口死亡灾难推给老天爷。前面我们已经交代过我们安徽巢湖、芜湖、无为相关的情况。我们那基本不怕旱灾，只怕水灾，而水灾发生严重的年份，根据水文资料和我们的口头记忆，分别是1931、1954（特大）、1969、1983、1991等，在条件不好救灾不力的过去，一般每次因洪灾而死亡的人口，无为县约在600人左右，也无法和三年灾荒总人口饿死300000人左右相比。
按照我爸爸的说法，那三年不但不是自然灾害，恰恰那三年气候好于常年，可以说用风调雨顺来形容。水稻生长需要软涝的水田，还要有相应的株距。按照我爸爸最典型的说法，那年老天爷格外开恩，“一颗稻种撒在田埂上（本来应该在水田里），都能直直硬硬地长，还长得又粗又壮，稻穗满满的。”天可怜见，就是这样好的天时，竟然饿死了人。如果真有老天的话，老天已经足够仁慈帮忙了，你们这样诽谤老天，难道不怕遭到天谴吗？？？
荒诞低劣的谎言，而今朝鲜重复饿死人的灾难，就是照妖镜
连续三年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一看就像谎言，而全国范围内连续三年发生重大自然灾害，谎言之卑劣低下，简直不值得去拆穿，但是在言论控制的岁月，竟然也让那么多人相信。朝鲜现在宣传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现在，年年都有大的“自然灾害”，据说也饿死几百万人，因此每年向韩国、中国和国际社会求援，要求援助粮食，这肯定也是谎言。朝鲜的北边中国东北，朝鲜的南边韩国，没看到大的自然灾害，就朝鲜中间老有自然灾害，而且连续这么多年，是不是很荒诞？要知道，我们也曾经这样荒诞过，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相信，没有揭开盖子。现在大家听我这样说，很容易理解是朝鲜的极端制度导致的。以此反推，就知道“三年大饥荒”主要因为“自然灾害”，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就算有“自然灾害”，也无法造成如此巨大的人口死亡。按照农村传统说法，天不可欺，昭昭在日，胆敢得罪至高无上的老天爷，是要遭到雷劈的，那些撒谎将责任推给上天的人，真实胆大包天！
中国四大米市之首发生大饥荒，令人扼腕叹息
我们那农村有固有的应对粮荒机制，很少发生粮荒，除非大规模的战争。应该说，我们村会饿死人，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前面我们说过，我们虽然属于巢湖，但是离芜湖更近，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甚至居首。我们那是长江的古冲积平原，不同其他地质，算是非常肥沃，按照我爸爸的话，甚至不用化肥，只用一些农家肥，就能生长很好。土地平整，四四方方，极为适合耕种。一年两熟，主要的作物就是水稻，其次是小麦、油菜和棉花，大米、面食、油料、衣服能自给自足，没有种其他经济作物的传统。之后我用GOOGLE谷歌地球再看我们那地形，谷歌地球居然真的详细拍摄了我们的村庄，纵横的田地，交叉的灌溉沟渠，清晰的河道，各种船只，我老家的位置，甚至强悍到能依稀模糊看到我叔叔的坟头，真是让我很感动。谷歌图像显示我们那果然是笔直四方的，和我现在住的江西，田面积小而弯曲，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点有点像东北大平原，但是南方水乡，农业灌溉系统远远比东北发达。上游的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通过裕溪河（运漕河），带来足够的水源。根据爸爸的说法，我们那的普通老百姓，解放前经常将多余的粮食，贩卖到安徽的芜湖，江苏的扬州、苏州、无锡，甚至是上海等地。这个遗风，可以从传唱很久的划拳曲（就是喝酒猜拳，每次之前要先说唱一个段子作为开始）中，可以看出，这个曲词是这样的：“一根扁担晃悠悠，我挑大米到苏州，苏州爱我的好大米啊，我爱苏州的花妞妞，花妞妞啊花妞妞，魁五手啊花妞妞，哥俩好啊花妞妞……”，可见我们那稻米之充足，甚至需要经常外调。在我在安徽的最后几年，即1978年至1983年，我亲自看到含山县山区的人，经常开船顺水而下，将他们的红薯拉到我们村，易货交易大米，我们那大米的数量和质量名声之响，可见一斑。由于我们那盛产水稻，我们那的男人娶老婆总是相对抢手，山区的姑娘很愿意嫁到我们这。我的妈妈和婶婶来自四川，算是直接的例子。
传统的防粮荒机制失效，在“万恶”的旧社会，也是不可想象
由于水灾频繁，我们老家的人，对付水灾有常年的经验，那就是拼命的节省存粮。宁可吃陈粮，也绝不寅吃卯粮。家家户户都将存粮放在第一位。按照父亲的回忆，我们家那解放前多数人家都有水田，不像后来1958年划分成分，分为大地主、地主、中农、贫农、佃农，真实情况不是那么一回事。有一些人非常节省，买了一些田，有一些人比较懒惰，卖掉自己的田，土地兼并不是很严重，和解放后渲染的阶级仇恨不相干。我们那有部分人去了芜湖、江苏、上海，即使现在也是去这几个地方的人多，解放后很多女人去北京当小保姆，增添了我们村去外地务工的种类。解放前，每次遇到灾荒，亲戚、邻居、村庄之间的相互接济，是一个常态，而在芜湖、江苏、上海等地的接济，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灾荒饿死人，即使在“万恶”的旧社会，也是不可想象的。
综上所述，三年大饥荒源自自然灾害，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毛泽东说的大跃进是“十个指头，九分成绩，一分失误”根本就是恶意造谣，刘少奇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是扯蛋。根本就是100%的人祸，100%极端政策导致的人祸！
（待续）
转自凯迪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