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29 日下午4时许，吉化公司招开的摘帽大会结束后，就在染料厂老文化宫西侧的门前，电石厂负责管理“右派”的人，把该厂参加大会的“右派分子”们，除刚被宣布摘掉帽子的浦晋龙之外，召集到一起宣布通知：在国庆节假日之后，马吉卫、张家驹、洪钱林、贺大中、郭玉甲、韦少瑜六人去染料厂报到，具体如何安排听从染料厂决定；另外二人吴仲簿，周世昌仍在原处劳动。
按当时国务院的规定，每年法定假日共7天：元旦1天，春节3天，五一节1天，国庆节2天。但因1959年是十年大庆，所以这年国庆节放3天假，加上星期天共连休四日。1959年10月5日，周一，早8时我来到染料厂人事部门。我们六人被带到供销科，科的一位领导让我们暂时在仓库劳动，整理库存物资。两天后，即10月7日，将我们转到一个叫做“运输排”的单位。
第一节 “运输排”的组织机构
得知，“运输排”是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设立的为本公司所属各单位的“右派分子”集中改造场所，有几十名“右派”和数名其他历史上有过某些问题的人，即所谓“五类分子”，被集中在这里接受监督劳动，进行改造。
运输排这个特设单位的任务很不一般：其生产劳动任务是给这个厂的硫酸车间运送硫铁矿石；政治任务是监督“右派分子”们的劳动，督促他们的思想改造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向，向上级汇报。在组织上运输排设有排长，下分三个班，有班长和副班长，均由下放干部担任；以后又增加了排政治指导员，由厂党委下派的专职干部担任，他们构成领导管理层；此外，每个班里还有所谓的“反坏右”小组长，其人员是由排的领导从“右派分子”中指派并经上级领导同意的，他们的任务是领头干活并执行所谓“互相监督”。这被称之为“自我管理”。
运输排的纪律严紧，要求苛刻。每日早6时30分上班，先是政治学习；8时开始劳动，午休一小时，晚5时收工；之后以班为单位开总结讲评会，完毕之后下班。在总结讲评会上，人人都要讲自己当天的劳动表现，思想活动，认罪态度等，个人讲完之后给自己打分，五级分制；然后大家提意见，再给评分，最后确定该人的分数；犹如自报众议，貌似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但却充满着批判与斗争气息。是啊，既然是武器就免不了会有火药味。这样的总结评比会每天要进行1小时左右。下班以后每人要写“改造日记”，内容包括自己的思想动态，对所见所闻的事情之看法，对劳动改造的认识等等，总之，就是对当天的以至以前的一切情况之全面反省汇报。次日一上班就交给班长，供领导检查和批阅。——据说以上这种管理模式是源于吉林省长白地区修筑长白至临江公路的劳动大队（又称土建队）所用之手段；当时这个土建队的劳动力成员多是吉林省各地的“右派分子”和其他历史上有过“污点”的人，集中在这里劳动改造。
当日，运输排排长余士杰（回族，南京人，染料厂供销科科员，曾加入过国民党，属于一般历史问题）把我们分配到三个班里，每个班二名。我和韦少瑜分在第一班，班长王绍贤（染料厂供销科科员，不知何因下放到此），副班长何凤池（南方人，因历史问题下放到此劳动，据知，1962年企业减员时自愿下放回家乡）；另有“反坏右”小组长郭万岐（化公司机械厂材料员，“右派” ），大家叫他大老郭，是干活能手；班里有十多名“反坏右”人员。洪钱林和张家驹分在第二班，班长祝洪筠（染料厂电气技术员，不知何因到此劳动），副班长阎师傅（未知其名字，工人，据说因拿了厂里的什么东西而到这里劳动，没多久便调回）：“反坏右”小组长杨家湛（上海人，1954年上海财经学院毕业，“右派”，工程公司职员）；二班里有十多名“右派分子”和其他人员。郭玉甲和贺大中分在第三班，班长姓罗（名字记不起来了，也不知因何下放到此劳动，湖南人），暂无副班长：“反坏右”小组长牛国良（染料厂工会干部，“右派”，1959年11月24日摘掉“右派分子” 帽子后任第三班的副班长），还有一个“反坏右”副小组长于明（染料厂职工，“右派”，在牛国良当副班长以后，当三班的“反坏右”小组长）；三班里有十多名“右派分子”；还有一名下放干部姓关，兼任全排的材料员，也在这个班里，不知他是什么原因下放到此。以上是我们到运输排劳动之初所知的概况。
运输排地址位于染料厂厂区内铁路专用线7#线和8#线附近，这里距离硫酸车间较近，而且硫铁矿石用火车运到这里卸下。一座大土屋作为一班和二班的休息室，用餐、开会均在这里；屋里北头一个火炕供二班用，南头三条长凳供一班用。另有一座小房，一半供三班用；另一半是给那些作为领导的排长、指导员、班长等办公用。后来，又盖了一间小房给领导们专用，倒出来的那一半屋子就也给三班用了。据说，运输排坐落之地，原是一个小村屯，名叫龙瑞村，因建厂而被占用。我们在这里劳动和学习一年有余，主要的集体改造活动都是在此发生的。
为了忆述在运输排劳动改造的“右派朋友”们（不能称同志，还不时兴叫先生）的往事，现把他们的名字列出：
王仲贤、牛国良、于明、李振清、杨清江、原根荣、俞敦熊、吴宝善、董承嘉、刘锡文、齐正文、管炎、贺大中、刘耀华、陈禹廷、方井太、董惠福、杜志坚、单惠民、郭树森、赵爱民、马吉卫、康云生、石碧山、洪钱林、周明远、梁兆业、常玉芝、林济民、王增荣、孙荣国、唐煜、李然、胡政和、周成福、陈迺义、彭旭时、吴以义、郭万岐、路达辉、郭印、于才、杜兹明、郭玉甲、傅连城、张家驹、杜振南、韦少瑜、戴煌复、于成汉、陈昂、黄延蔓、李慎学、吴明先、刘国、邱文郁、崔怡涛、宁佩英、冯德荣、李正莲、李原凯、赵欣然、李永实、李玉璞、徐光、金波、孔庆中、王丰贵、王世宽、董家洪、袁洪武、林大年、马文儒、费文中、张文学、王育仁、杨家湛、刘洪吉。
此外，还有两位于1959年9月29日第一次摘帽大会上就已经摘帽了的“摘帽右派” ：许心幼和姚正明，在摘帽前和摘帽后也都曾在运输排劳动过，但摘帽后不久他们便回原单位恢复原来工作。
以后得知，在染料厂内还有另一处“右派分子”集中劳动点——该厂苯胺车间铁粉工段。在那里接受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算是生产工人，三班倒。那里的劳动环境很差，粉尘四扬，一个工作日下来如似黑人一般。所说的铁粉就是铁质物件在车床上切削下来的螺旋状铁屑，在生产苯胺的旧工艺中用它作为还原剂（目前的新工艺改用氢气作还原剂）。在这里劳动的“右派分子”们我没有接触过，也不知有多少人。因此本回忆录未涉及他们的往事。
第二节 “改造日记”
前面已经提到，在这里被改造的“右派”每天下班后，必须写“改造日记”。内容包括自己的思想动态，对所见所闻的事情之看法，对劳动改造的认识等等，总之，就是对当天的以至以前的一切情况之全面反省汇报。次日一上班就交给班长，供领导检查和批阅。下面是我的“改造日记”部分摘录。
日记正文
1959年10月7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是我到运输排劳动的第一天，是我第一次投入到集体改造之中，也算是加深改造的初始。
这头一天，也真巧，偏偏赶上我拉肚子，干活没劲，还总上厕所；心里担心别人说我是故意偷懒。我真的不敢懈怠，拼死也得硬撑着。幸好有我以前在电石厂装卸队劳动时的基础，干起活来还不逊色。
今天对我深有触动的是，这里的劳动强度太大了。硫铁矿石很重，在铁路线两侧装运矿石更费劲，下面是路基石不能混杂在里面，铁锹难以插下去。撮起来端入筐中，好一会儿才装半筐，抬筐的人抬走了，装筐的人稍喘口气，等抬筐人回来了再接着装；可是抬筐的人也不轻松，一百多斤重的担子抬走几十米远，还要小跑似的快走，肩头压得红肿。装筐的人腰痛，抬筐的人肩痛，这是今天我的体验。
今天拉肚子太厉害，不得不去开点儿药。于是去找班长说明情况请一会儿假。初到染料厂不知道卫生所位于何处，恰好一位好心人，我们班的彭旭时，他主动领我到卫生所。
在这里第一天，我的印象最深的是，觉得气氛压抑，大家只低头干活，无言无声，我对于大家来讲是陌生人，可以理解，但其他人之间也无话可言，这是纪律吗？
班后会的活动对我的印象更深，大家提意见都很尖锐，虽然没有人对我提什么批评，可是听到提给韦少瑜的意见，好严厉呀！对我触动很大，要引以为戒。会上，大家给我评4分，我觉得高了，我会努力，要对得起这个分数。头一回写改造日记，请领导批评、帮助。
说明：
以上是我的第一天的“改造日记”。为交给上面领导看，要把所想到的全写出来是写不完的，况且也没有时间多写。晚上7点到家，餐后写完已是10点钟。以后我将把所列出的各篇日记中没写进去的一些不能忘怀的记忆补叙于后，以作补充。
下面是对第一天的事情的补充忆述：
在班后会上的气氛使我惊奇又毛骨悚然。会议由“反坏右”小组长主持，班长在一旁监听着。开头有几分钟沉默，我当然更是缩在后面见识见识场面。有人开头了，一个，两个……韦少瑜发言，表示干活出力了，能够尽其所能，还说些其它方面的感受，自己给自己打4分。话刚落音，群起发言。先是一位名字叫董家鸿的人（“右派”，上海人，某大学机械专业毕业，工程公司技术员）发言，说：“韦少瑜今天表现得很不好，作为一名土建队员（韦少瑜曾去长白山土建队劳动，看来这位董家鸿也是在土建队的）本应有好的劳动表现，起到土建队员的表率作用，但是很让人失望，劳动松松垮垮，不能全力以赴地劳动，这说明改造态度是有问题的，我给他2分。”接着又有人发言，说法类似，结果被评为2分。
随后又有别人给自己讲评和打分。我不能总不讲啊，我在想：对老韦如此，这是杀鸡给猴看呀，怎样出场呢？我硬着头皮发言说：“我初次到这样的集体改造环境中进行劳动，这对我的改造是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的。刚才听过讲评会上大家的发言对我的触动很大，集中改造这种形式对我们大家或许是有益的。今天我的劳动效力不高，拉肚子没劲，还总跑厕所，又去卫生所耽误不少时间影响劳动，我表示不安。我给自己打3分”。
之后，大家提意见。好奇怪，居然大家都说我干的不错，给我评4分。
事后我在想，老韦自报4分给2分，我自报3分给4分，好有趣呀！这种戏剧性的讲评真让我捉摸不定，我并不为4分而欢喜，倒是很不安，下一步该如何走啊？！。
这样的班后会让我联想起当年我被打成“右派”时挨批斗的场景。那时，是于运动之中，人们为了自保才言不由衷啊，而今大家彼此彼此，何苦呀！我在苦想：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正义不见了吗？怎么自己整自己这么在行！
日记中提到的彭旭时，四川人，1957年吉林大学数学系毕业，是戴着“右派”帽子毕业的大学生。那时与我们共同劳动的戴着“右派”帽子毕业的大学生还有杨清江，王增荣，傅连城等。在五十年代后期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标准是46元，而戴着“右派”帽子的毕业生只给29元生活费，而且暂时不发毕业证。一个独身汉，住独身宿舍，吃集体食堂，29元生活费确实不宽裕。
彭旭时的特点是：对当上“右派”不服，而且毫无掩饰地不服。认为自己没有错，更没有“罪”，确有玩世不公的心理。在大学里他是好学生，数学系学生会负责人，只因积极参加校内“整风运动”而当了“右派”。正是因为心中不服，才戴了全程二十一年的“右派”帽子，直到1978年中央11号文下达后，才得以解脱。1979年3月获得改正。
虽然“右派”帽子压得重，可是彭旭时生活得很风趣。有一次中午在公共食堂站队买饭，队排得很长，卖得很慢。就像5分钱的馒头7分钱的饭1毛钱的洋葱炒鸡蛋再加6分钱的豆腐，卖饭人不能一下子喊出钱数。老彭打趣的说：“哪怕让我老彭去卖饭也好，保证一口清，卖的快，要比让我‘哈腰挂’有用”。他还挺有风趣地表演起来，别人说什么菜几角钱几个馒头几两饭，他一下子就算出来，逗得站队买饭的人们哈哈大笑。也可看出他对重体力劳动的怵意。确实，他经常因劳动不随人意而被批评。（他所说的“哈腰挂”是指我们劳动中抬重物时喊的劳动号子，意思是指重体力劳动。）
因经济窘困，他常常衣着破旧。记得1959年12月天冷雪大，他的鞋子破得露脚趾，大家要帮他买棉乌拉（棉胶鞋），他说，我有钱，只是没有时间去买。这是真的。想一想，早6点半上班，晚6点才下班，商店也该关门了，连星期天都没有，一个无家的独身汉没人帮。后来王绍贤班长开恩，让他中午去买。
老彭很诙谐，说自己看破红尘，自称“阿空”。我还特好跟他开玩笑叫他“花空”师弟。是啊，他真的终生未娶！想不通啊，“改造”会使人心灰意冷，连婚姻之事都不想了。记得在“右派”改正后，他在吉化公司第四中学任高中的数学教师；1984年4月的一天我到他的学校看他并要给他介绍个女人，他说：“我早已无此心，年已五十，时光已过，要女人做嘛！待我退休后回家乡四川，终身一人无牵无挂，度此一生，岂不更好”。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日记正文
1959年10月8日 星期四 晴
今天是我参加集体劳动改造的第二天。拉肚子已经稍好些，力气大了，劳动效果也比昨天提高。今天大家给我评5分，以后我要更加努力。
午餐时，听到三班休息室有呼喊口号声，不知发生甚么事。稍后，王班长来到我们屋，让我们吃完饭都过去，参加批斗会，于是大家全去了。我见到一个人站立着，个子不高，站立在炕沿边；身边炕上放着剩有半下饭的饭盒，显然这个人还没有吃完，就挨批起来。有人在讲什么不老实呀，要认认真真改造啊，等等。我因为不了解情况，便猫在人后没有作声。下午干活时问别人，才得知，此人叫陈迺义，因何被批不知。我认为不论他犯了什么错，应该让人家吃完饭再说，我不赞成吃半架饭就让他站起来接受批判。这是我的想法，写在日记里反映给领导。
昨天的改造日记发回来了，班长批语：“改造不仅要劳动好，更要重视思想的改造，要敢于暴露思想深处的丑恶一面，才能脱胎换骨。”我一定努力去做。上面所写的对今天三班发生的事情的看法就是我的真实想法，又不知是否也算是丑恶。
说明：
对这一天的事情的补充忆述：
我在这一天日记中所提及的陈迺义，是一位比我还年轻的1956年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是工程公司的职员。他被定为第六类“右派”，是受处分最轻的，即保留公职、保留原工资、保留原职务，只戴“右派”帽子。他刚刚毕业一年，原工资也只有48元。（这里说一句，全国工资改革后，1956年大学毕业生工资标准为55元，中专毕业生为48元；而从1957年起，大学毕业生工资改为46元，中专毕业生改为38元，此标准延续多年）。据说，这样的小知识分子是够不上“右派”资格的，也就是说中专毕业的不够“右派”标准。这是中共自己立的规矩。可是像他这样的“右派”在“运输排”里还真不少。确实弄不明白。
要说陈廼义这个小伙子还真有趣，小小年纪便已娶妻生子，1960年有一次和我夸口说，他有儿子，而我的孩子是女儿。讲起儿子如何如何重要。他家是农村，或许观念如此吧。
更有趣的是，他把当“右派”与入党相提并论。他说：“我入党不够条件，当‘右派’也不够资格，可是我却当上了”。在那当时，“右派”是咋回事儿，小小年纪明白吗？说你是你就是，是也是一个糊涂“右派”。我看，还不过是个“阿Q右派”，在上司让他签字画押时还恐怕名字写得不工整咧！
日记正文
1959年10月9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我充满信心地劳动，心情上已经没有压抑感了。我会做到党所指示的那样，认真劳动，老实改造，重新做人。昨天的讲评会上大家给我打5分，我觉得很愧疚，今天给我评4分，我心安，我会继续努力改造的。
昨天的改造日记今天发回来，王班长的批语说：“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你的这种思想是危险的。”
今天在班后讲评会上，王班长把我昨天的日记中所反映的思想（即对昨天中午三班批判会的看法）公布出来，让大家帮助我提高认识，我很感激。大家的帮助是有效果的。有人说我是温情主义，也有人说我是同情被批判者，还有人说我的立场有问题，更有人说我与被批者是“一丘之貉”，是同样的人……种种，种种。我听着，思索着。我深受教育，提高了认识。
我表示：诚恳地接受大家的帮助并且非常感激。自己的立场站的不对所以才表现出对坏人坏事斗争有温情主义。今后一定提高认识加强思想改造，更要认清自己的身份。至于用词不当方面，以后我一定注意。
我在昨天的日记中所写的关于对三班批斗会的看法，其实如果在头一天的日记批语中，王班长若是不那样的鼓励我，让我反映思想，我也不会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出自己对这个事情的真实思想和看法。应当说，我是诚实的。
说明：
下面忆述这一天发生的一件奇事：
在这一天的班后会上我成了“靶子”，被大批了一顿，那就是日记中所写的那样：“今天在班后讲评会上，王班长把我昨天的日记中所反映的思想（即对昨天中午三班批判会的看法）公布出来，让大家帮助我提高认识”。
在大家批判之后，我表态说：“由于自己立场站的不对，所以才表现出对敌斗争有温情主义……”。——这是我在检讨中最初的原话。
我自己觉得认识态度还算不错，可是我的这几句虔诚的话，又招惹一场第二次批判。
在我表示完态度之后，副班长何风池批判说：
“马吉卫，你说你对敌斗争有温情主义，你是什么人？你是‘右派’，是人民的敌人，你与人民为敌难道要斗争到死吗？对你这样顽固脑袋，人民不要你的温情！”
几句严厉的词语，使空气骤然紧张。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惹恼了这位“下放干部”。我等待着更多的严词厉语。
寂静，沉默！
同一个房间里的第二班已经开完会走人了。
终于有人打破寂静。“反坏右”小组长郭万岐发言，他说：“老马在认识上有所提高，是好的，但在讲话中没有认清自己的身份，不应该说‘对敌斗争有温情主义’。咱们自己还没有回到人民队伍中，‘敌’‘我’之说不恰当。我们是相互监督的自我改造。”
还是老的“被改造者” 经历深，为我解脱，给我台阶下，使我走出尴尬局面。当时也只有他这个“反坏右”小头头才能起到这个作用。别人没法发言，是顺着副班长何风池继续批我哪，还是替我辩解弄个“包庇”罪哪？所以只能采取沉默。
我猛醒——原来问题出在“敌”字上。我不能不识抬举呀，不能让大家陪着我饿肚子呀，于是我补充检查，改口说：“……我对坏人坏事斗争有温情主义”。
这场批判结束了。时间已经晚7点。
其实，这位副班长的本意是说，你马吉卫是“右派分子”，是人民的敌人；你说对“敌”斗争有温情主义，那么这个“敌”岂不就是人民吗？
真是让人绕弯子啊！这位副班长弄得大家哭笑不得，但又不敢不顺从。
天性被扭曲，个性被压抑，思想被强制。为什么人们一定要违心地硬得那么行事呢？
在那个年代，“右派”是最下等的人，什么人都管得着你，谁的话你都得听，阿斥、骂声都得忍着，就连反革命也都欺负你。
这是我到运输排以后第一次受批判，才仅仅来了三天；但这还不是最后的一次。正是因为今天挨了批，才被评了4分，其实活干的比昨天好。
前面说过，写“改造日记”是在运输排改造中的一项“必修课”。谁若是没交这个“作业”，在班后讲评会上他就会没有好果子吃，那就要比小学生挨老师板子还要难堪。所以我们每个人，那怕是不睡觉也要必须完成它。正因为这样，它的分量很重，数量很多，难以全部列述，仅以上述三天的“改造日记”作为例子，写出来，在以后的忆述中，我将把内容有意义的“改造日记”穿插在当中。
（待续）
来源：民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