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1年10月16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在1961年11月1日，和与我同时摘帽的同一单位的洪钱林同志被调回电石厂。在调令单上注明：马吉卫工资46元；洪钱林工资72元。当时对工资恢复到多少没有关心，想的是只要摘帽就好，精神压力小了，心情好就行了。
后来得知，电石厂摘帽的人的工资恢复情况：浦晋龙63元（原工资90元降至43元），周世昌43元没动（原工资85元降至43元），贺大中54元（原工资85元降至43元），吴仲簿46元（原工资66元降至43元）。
有人说，上面曾有个说法，摘帽以后工资恢复到原工资的70%。核算一下，他们恢复后的工资确实符合这个数，除周世昌外。
1962年夏天的一天，我在市内东市场长沙街见到浦晋龙同志，谈话中说到工资的事，他问我恢复到多少，我回答他说46元，他惊奇地问：“怎么才给你长3块钱哪？”
1963年10月，我借调到天津永利碱厂参加援助阿尔巴尼亚弗罗拉碱厂的翻译工作，要带着工资关系去，在借用单位开资，须开工资介绍信和公出介绍信，于是我到吉化公司人事处办手续。正好是李孟海（他是在“运输排”时的指导员）负责管调派，他得知我的工资恢复到46元时，他说：“我们原来以为你的工资是按职员标准，不知另有翻译的工资标准，是当时弄错了”。
在1964年5月电石厂党委组织一次干部轮训班，我所在的那个班的班长张国书师傅（中共党员）对我说：“周世昌摘帽以后一分钱没长，他第二次遭烖，还说他有不满情绪。你可别提工资的事。”
第一节 在小电石车间当倒班化工
我回到电石厂时正值秋冬之交，厂里正集中力量储存秋白菜。让我在铁东菜窖摘了三天大白菜，11月6日周一，人事科将我分到一车间，即小电石车间。车间主任曹忠显分配我到电炉工段第四组作吊料工。
这个岗位的工作职责是砸电极料和给电石炉供焦炭和石灰。
第一个任务，把40x15x20cm的大块电极料砸成核桃大的小块，两台电炉每班共需大约600－800公斤电极料。砸好的电极料装到铁桶里抬到吊车下面，由吊车工吊到四楼，装到电极筒里。再一个任务是，将焦炭或石灰放入吊斗里，吊到四楼分别放入焦炭贮斗内或石灰贮斗内，供电石炉使用，每班这两种料各大约需要吊运16—20料斗，共40来次。第三个任务是清扫2－4楼的卫生，每层楼面积约400平方米。这就是每天的工作量。可以说，实际上就是倒班力工。
共有两台电石炉，称甲乙炉，每个组操作一台电炉，各设有一个吊料工，每个作业班是两个组，两名吊料工，互相协作。我是三天在甲炉，三天在乙炉。
电极料是黑的，焦炭是黑的，石灰是白的，黑白粉尘交合；开放式电石炉，烟尘飞扬；一个工作日下来，张飞见李逵互相不认识！
下班以后，没有半个小时洗不完这个澡，长此以往，眼窝里黑眼圈洗不下去，成了熊猫眼。工人们都如此，咱有啥例外的。
在此环境中我工作了22个月，直至1963年8月。
在1963年秋，全国调一次工资，我仍按一车间的人算，将我的工资由46元套级为技术员级别48元。
此间，有一件事使我很想不通：车间民兵连没有我的名字。在1962年，张榜公布车间民兵连名单和班排划分，没有我。我正是年富力强，不到30岁，就是基干民兵都有份。我去问车间书记袁振邦同志为何，他笑而不答。我没再深问。后来我探索一下，有人跟我解释：“历史上有过问题的人，不能当民兵。” 啊！我明白了。但我在想，“右派”摘了帽子不是就回到人民队伍中了吗？不再视为敌人了，享有同等权利，对此又该作如何解释呢？是否是怕这些人“贼性”不改，再调转枪口对付人民？可叹！可叹！回想起来，我倒是有点不自量，何必去问哪，自讨没趣！让书记为难，只能以笑回答。
在1962年4月10日我的父亲病故，享年66岁，我请假回家奔丧。
第二节 电石厂职工学校
1963年8月的一天，一车间新任书记于云海找我说：“老马，你到厂里的职工学校去当老师去，跟邵技术员（指原一车间技术员兼副主任邵杰）一起。就这样，我到了电石厂职工学校。学员是本厂的工人。因为正直困难时期过后，原来停产的车间的工人集中管理，乘机进行培训。我在学校教初中三年的数学。
这个职工学校，实际就是多余职工临时集中管理所，就连学校的校长、书记都是编余人员；我们这些老师也是编余的技术人员，邵杰当我们的教员室主任；在这里认识许多新同志，也有老同志；韦少瑜也在这，只是他不讲课。我只讲了两个月的课就去天津永利碱厂参加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建设碱厂的设计资料翻译工作去了。
1964年5月，我在天津的任务完成后，又回到职工学校。在这里一直到1965年1月我被分配到电石厂七车间（电解车间）为止。在这段时间里，基本上都是作零星的劳动，没有上课。
第三节 参加援助阿尔巴尼亚工作
地处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曾在新中国的外交领域占据特殊的地位。上世纪六十年代，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曾令两国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友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毗邻”。阿尔巴尼亚成为我们的“同志加兄弟”。
早在两国建交之初，中国领导层对阿尔巴尼亚领导层就作过表示：“新中国愿意力所能及的对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尽一些国际主义义务”。此外，中国领导人还曾谦虚地称：“中国虽大，但像个动作慢的大骆驼，阿尔巴尼亚虽小，但像一支迈步快的小老虎”。中国还赞扬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阵营最西边的“前哨阵地”。
初时，阿尔巴尼亚是将对苏关系置于外交的首位的，对苏联的评价高于任何一国。阿对苏的提法，对阿苏关系的定位太低三下四了。据中国前驻阿大使范承祚回忆称：霍查从阿共“一大”起，就不断在他的报告中称苏联共产党是阿劳动党的“妈妈”党；谢胡在苏驻阿大使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1960年2月14日）举行的招待会上曾当着苏。中。阿人士的面公开说：“中国是阿尔巴尼亚的兄长，苏联是阿尔巴尼亚的父亲，我们同父兄的关系都很亲。”当时，范承祚愤慨地表示：“你阿尔巴尼亚愿意给苏联当儿当女，是你们自己的事，凭什么把我们中国也降低一辈？”
而苏联方面对阿尔巴尼亚的态度却从来没有谦让过。赫鲁晓夫对阿指手画脚，颐指气使，出言不逊的情况成了家常事。
为主持正义，中国领导人不断地向世界宣示“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大国主义”，“反对老子党”，“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霸权行径”。其实这些都是针对阿尔巴尼亚领导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的自卑行为和前苏联领导人的妄自尊大行为而说的。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始，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导向有了转变。到了反对修正主义的火热年代，意识形态的争战，使中阿两国两党关系更加密切，为了对付共同称谓的“马克思主义叛徒”，阿尔巴尼亚成了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
顺便提一句，说起凭票供应的创始者并非中国。早在1955年3月，中国第三批赠阿物资，包括6500吨小麦，数千吨大米白糖奶粉等有关于国计民生的物资，到达阿尔巴尼亚后，阿《团结报》发表文章《伟大中国人民的礼物》中称：此举有效缓解了该国一百多万人口凭票定量供应粮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紧张状况。阿领导人感谢中国解决其燃眉之急。由此可见凭票供应办法乃始于阿尔巴尼亚也。我们对阿的援助是摸得着，看得见的，是解决实际困难的，是救命的。但就硬件而言，那时我们对阿的援助规模同苏联不可同日而语的。
从1962年起，中国开始对阿的全方位援助。就化学工业而言，当时，由化工部负责为其在化工方面作规划、设计、选址、建厂、培训、开车等等全部包干。首期一共建三个化学工业工厂：制碱厂、磷肥厂和氮肥厂。制碱厂由天津永利碱厂负责，磷肥厂由兰州化肥厂负责，氮肥厂由南京永利錏厂负责。永利厂负责的两个项目，是时任化工部副部长侯德榜同志为援助阿尔巴尼亚主动承担的援外项目，以发挥公私合营企业的先头作用。
上面说过，以前的阿尔巴尼亚“认苏作父”，甚至将俄语作为半官方语言，全民学俄语。到了六十年代，对阿援助骤增，恰好那时我国懂俄语的人多，便将俄语作为中间语言。一切设计资料、施工图纸、设备说明等全都译成俄文；到阿进行施工操作人员也有俄文翻译人员陪同。当年我们那些给苏联专家当过翻译的人，这回又派上了用场。于是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派我去参加这方面的工作。
我参加的是制碱厂的设计资料、施工图纸的汉译俄翻译工作。该制碱厂原设计能力1000吨纯碱和500吨烧碱。采用“侯氏制碱法”（侯德榜博士研创，即索尔菲制碱法的改进工艺）生产纯碱，用苛化法制造烧碱。这是根据当时阿尔巴尼亚的国情和需求而定的。
建厂工程我们采取两步设计，即技术设计和施工设计。以前苏联一般都采用三级设计，即在上面两种设计之前还有初步设计。我们节省一道工序，少了许多繁琐工作，而且质量更得以保证，减少不统一的设计点。为他们也应用了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
碱厂地址选在阿尔巴尼亚的西海岸发罗拉。这里原来是一个滨海小镇，当时人口不足三千。地处亚得里亚海南部边缘，接近伊奥尼亚海；而今已是阿尔巴尼亚的集工业和旅游为特点的较大城市。
该援阿项目始于1963年。我和我的夫人安娜四人次参与了此工作，时间延续了三个年头。
开始我先去参加了这个工作。1963年秋，我离开家，安娜带着我们的3岁的大女儿在家里。天津永利碱厂在天津市塘沽区海河北岸；距海河入海口大沽口10公里，距新港5公里处。我住在厂的招待所里，以后搬到与招待所临近的“援阿楼”住。厂援外办公室在厂区内，以后也迁至“援阿楼”里。所说的“援阿楼”，就是为阿方的实习人员特意盖的一座二层小楼，位于塘沽区上海道。当时翻译人员有十来位，都是永利碱厂本厂的人；外来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是学无机物工学的，制碱是我的本专业，这又是我发挥特长的机会，或许正因如此才让我来的吧？工作很繁忙，我吃住全在这里，所以也就没有上下班之说，囫囵个儿的干了。刚过三十岁的我，正值年富力强，工作进展很顺利，1964年春节前工作告一段落。
大年三十的早晨我到家。见我的爱人安娜正在楼梯口劈木柴，三岁的女儿娜佳（肇友）抱着妈妈的后腰一边晃着一边哼哼着叫妈妈，我心里又酸又痛又爱。扑上去搂住两个人，再也不想离开了！让安娜受累啦。
春节过后，天津永利碱厂又来调令让我再次参与此项工作，并特邀安娜也去。在元宵节之前我和安娜就出发了，因时间紧迫，我们只好把孩子放在沈阳我的大姐姐那里帮助照看。我们仍住在“援阿楼”，在二楼的一个房间。这时，大批的任务来到。又有从外借调来的翻译人员到这里，还是一个如火如荼的大干，再现了五十年代的那种火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为了尽一份国际主义义务而忘我工作。
按协议，施工设计资料要在1964年4月13日24时前交付。两辆解放牌卡车，满载装订整齐的俄中文的设计施工图纸和文字资料，于4月13日夜里，由塘沽快速驶往北京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
施工设计图纸和资料的设计翻译工作顺利完成，紧接着是阿方实习人员的接待和赴阿施工生产的指挥工作。我和安娜于1964年五一节返程。到我大姐姐家，远处就见到我们的女儿小娜佳穿着一件花围衫在门前扭呀扭呀的玩耍，我窜过去蒙住她的眼睛，用胡须刺她的后脖颈，使她又痒又痛，又哭又笑，好不有趣！
1964年秋，阿方实习人员到来，又有一些培训教材要翻译打字，安娜第二次去天津作援阿工作。这次只由她一人去。那时，我们的第二个孩子也接了回来，为了照顾孩子，妈妈特意返回我这里。此次任务时间较长，直至1965年4月才结束，达半年之久。安娜连春节都没回来。回想起这一年多的时间，断断续续三个年头，我们所作的是有意义的。
第四节 在电解车间当运盐工
1963－1965年三个年头，我国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使我国困难时期的经济恢复有了很大起色。电石厂的一些在三年困难时期停产的车间陆续恢复生产。七（电解）、八（烧碱）、九（聚氯乙烯）车间重新开车。
1965年1月，电石厂职工学校结束其历史使命，所有人员回到生产和工作岗位。我被分配到七车间（电解车间）盐水工段当运盐工。电解工艺是以工业盐为原料，电解盐水产生氢氧化钠用来制取烧碱，副产氢气和氯气。我的工作是第一道工序：运盐供给本工段的下步工序化盐用。这是个纯体力劳动，不要任何技术与技巧，倒班力工。这个活我干的时间不久，到这一年的6月末，因右手掌骨骨折而休假。
起初，我是抱着欢乐和希望的心情来到电解车间，因为我原来正是学无机化工，酸碱是我的专业，以为能有所结合，有个相关的岗位，发挥所长。只可惜，不是个人意愿所能左右，我作了运盐工。
1965年6月下旬，我因骑自行车摔倒，右手的掌骨被车把手扎在地上而骨折。在家休息了一个多月，8月初上班。
上班以后，因为我的手骨折未痊愈，我们的值班主任王师傅照顾我，让我给拉小推车运土的临时工发放木牌，每运一车发一个牌，以计算运土的车数，作为计件工作量的凭证。没过两天，王师傅跟我说：“车间主任姜福章说，不让叫你干这个活，让你还去运盐。主任还批评我不该让你干这个活。” 于是我就又去倒班运盐。但运盐工作量很大，手没全好干不了，于是把我调到醋酸车间。
过后，王师傅对我说，那时，姜福章主任说：“改造的人不能让他干轻活，况且他要是多发给人家牌，那么厂里不受损失吗？”啊，原来如此！我走到那儿，都让人家当贼防。
第五节 在醋酸车间当化工
1965年8月中旬我到了醋酸车间，在小乙炔工段排渣岗位倒班劳动。这个岗位的活，是将乙炔发生器排出的固体沙石放出来，用小推车运到废渣场。每班排两次渣，每台发生器每次能排出一小推车的砂石渣，共两台发生器，每班要运出四小车，这仍是个纯体力活。我在小乙炔工段一直干到1966年5月，小乙炔装置停产，大乙炔车间开车为止。以后我被分配到醋酸车间乙醛工段作倒班化工，这是一个有汞的环境中的岗位。乙炔气体在有硫酸汞的条件下进行水化反应生成乙醛，后者再氧化成醋酸。反应后的硫酸汞，沉积下来的汞泥再回收利用，车间里汞的蒸汽浓度很高。
我这个摘帽“右派”跟没摘帽的没啥两样，照样干苦力。摘帽以后到了三个车间，都是干着很重的体力劳动。干体力活我并不惧怕，我还年富力强，能干动，但为何不考虑我的专业呢？即或外语没有用，我可是学化工的呀，懂点化工知识吧，不比白帽子差吧，可就是不用我，就连稍微需要有一点点技术方面的活儿都不用我。电石厂的其他“摘帽右派”都恢复了原来工作。
第六节“四清运动”所闻
1965年秋，“四清”工作队进厂。此间，我经历了两件事。
（一）1966年3月某日，这一天我是上4点班。在上班时，车间领导通知我，让我次日下午1点钟来车间，去参加一个会议。
届时，车间的一位姓杨的政工干部带领我到电石厂的防腐车间会议室开会。当时，见到了其他几位“摘帽右派”也有人“陪同”参加。在参加此次会议中，我认识了一位新的“右派”（不知他当时摘帽否）——王隆浦。
王隆浦，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反右前在化工部沈阳综合有机化工研究院工作，工程师。不知何时调到电石厂来。此时，他在电石厂研究所工作。据知，在沈阳时，他是一位很有名望的老知识分子，这就难免要当“右派”的。关于他的事迹和“右派罪恶”我一无所知。在1979年错划右派改正后，他被调到吉林省政府农林水办公厅，任某部主任之职。
这次开会的内容是：讨论给白文郁摘帽子问题。
白文郁，1954年大连工学院毕业，原在染料厂任防腐技术员。1957年在染料厂戴的“右派”帽子，1961年来到电石厂。他是化工区有名的“大右派”之一，正如我在第五章中捎带提到的那样。
我在第四章第六节中曾提到：“除夕夜，还真有件事让人感动：深夜时分，染料厂党委书记陈裴（女）来到运输排看望这些‘右派’们。并且说了许多客话，赞扬我们的干劲，鼓励大家努力劳动好好改造。对大家确实有很大的鼓舞。这位书记与一位被打成‘右派’的一个技术人员的一段逸事还真令人感动，留在以后叙述。”我现在就来述说这段逸事。
1957年5月，中共吉林市委宣传部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组织召开了一次全市知识分子代表座谈会，召集了全市的各部门的较为有知名度的人参加。时任染料厂党委书记的陈斐同志特邀了白文郁一起去参加。在会上有些人发言。白文郁没有发言。陈斐书记让他也讲几句，白文郁本不想讲，但在书记的劝说下，也就讲了几句客话。
谁知，一个月后，暴风雨降临。后来，凡是在那次会上发言的知识分子全被定为“右派”。当然，白文郁也不能幸免。据以后老白自己说，当时在会上他啥意见也没提，只说了几句歌颂赞扬党的话。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都说了哪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放了些什么“毒素”。难道这就叫“引蛇出洞”？
对此，陈斐书记感到特别过意不去。她多次对老白表示，如果当时不劝说老白发言，不就没这回事了。正因如此，陈书记对老白格外注意，没有让他去长白山修路，也没有让他到运输排劳动，一直仍在防腐车间工作。
在1961年，陈书记调到电石厂任党委书记，她把白文郁也一起调到电石厂。这说明她仍然很关照老白。被陈书记带到电石厂的共有4人，除白文郁外还有赵欣然（“右派”），是位很有经济头脑的老会计，原是工资90元的一级科员，改正以后按离休处级干部待遇；冯锡瑞，后来任吉化公司经理；姜福章，就是在本章第四节中我提到的那位电解车间主任，后来升任到吉化公司副总。
1965年，化工部机构改革，将“块块管理”改为“条条管理”——指将原来的地方公司管理模式改成行业公司管理形式，取消各个地方的化工公司，成立多个行业性公司，比如，取消吉林化学工业公司，染料厂和电石厂划归新成立的原料公司管理，化肥厂划归新成立的肥料公司管理。此时，陈斐同志调任原料公司经理（驻地天津），白文郁便仍留在电石厂。这就是我要讲的那段故事。
此次会议，名义上是讨论给白文郁摘帽子问题，实际上是批判白文郁的大会。防腐车间全部人员参加，另外“特邀”我们这些“摘帽右派”与会。会议由“四清”工作队的人主持和掌握。先是由白文郁读自己写的《思想改造总结》，然后由防腐车间的人（早已安排好的）发言，列述白文郁的不老老实实改造的表现，还说他抵制改造，扬言“你们还能给我戴上两个帽子”等等。最后由“四清”工作队的主持人讲话。这位“四清”干部一开头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把“……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读成“幼雅可笑的”。弄得与会者哈哈大笑。这位干部总结性的发言中，断定“白文郁这样下去是永远也摘不了帽子的”。
其实，本来就不是，也不想讨论给白文郁摘帽的事，就是要整他一下，表明“四清”工作队对阶级敌人的作为。当初，自1959年到1962年和1964年共五次给“右派”摘帽，以后中央根本就没有再下令给右派摘帽子的事，“四清”工作队怎能会干这个事呢？！
（二）1966年夏，有一次厂里组织职工看内部参考片电影《陈毅答记者问》。全车间人员都发一张电影票，唯独没有我的。当时，车间管发票的人是车间工会管事的叫张喜久。和我在一个岗位劳动的有一位叫李义库的大学生问我说：“为啥没给你票？……我去给你要去”。后来就发给了我一张票。
原来是这样的：李同学向张喜久给我要票时，张回答说，不能让马吉卫看这个电影。李问，为啥？张答，马是“右派”。有正义感的李同学便去问“四清”工作队的人，“四清”工作队的一位姓万的同志是工作队组长，找到张喜久说：“你咋不给人家票呢？摘帽了就不是‘右派’啦，要同样对待。” 就这样，我看着了这部纪录片电影。我这是遇到好人了，又是遇到真正掌握党的政策的人啦。这虽然是个小事，可是对我这个“摘帽右派”来讲，是第一次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让我不能不感恩，也不会忘记。
（待续）
来源：民间历史